父亲与革大
父亲1950年四月由南昌来北京，到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简称革大）学习。之后，才分配到工作。从此，除了改造思想，参加各种运动，就是从不间歇地学习，无所谓实质性工作。换句话说，被养了起来。 到革大报到之前，他暂住于新政治学会。该学会于“小民革”解散后在北京成立，发起人均为“小民革”成员，江西小民革的几乎都已参加，只有包括他在内的三个民社党成员被排挤在外。学会的主任是林伯渠。王昆仑系副主任，掌控实权。丑媳妇总要见公婆，首要任务自然是拜见王老，并需交上自传一篇。自传事先他曾让朋友老钱过目，征求过他的意见。老钱是当初介绍他加入“小民革”的，自然比他有眼光。老钱看完说可以，他这才松了口气。但王老是老革命，大约在1934年左右秘密加入的共产党，觉悟当然与他们不在一个层次。看完后给了三个字的评价：“欠深刻”。其实，他何尝不想触及灵魂到底，可就是不知如何下手。那时，他心头的傲劲儿尚未退尽，还有些不以为然。因此，并没有将自传主动拿回来改正。看来，对共产党还是心不够诚啊！ 大约四月中旬，他进入革大学习。校长是刘澜涛，记得当时他还兼着华北局第三书记的职务。院里的名教授叫艾思奇，另一位是延安大学毕业的副教授。学院规模很大，是二层楼的洋房。由于对北京城不熟悉，学院的具体方位他一直没能搞清，只记得离海淀区颐和园很近。在那里学习了近十个月，休息的时候，他去过颐和园差不多十几次。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了，父亲生前记得最真切的是学院的伙食很好。看来，为吃饭伤过脑筋的，对吃的印象最是深刻。 学习期间，吃饭不要钱，但零花钱只给两三块，他不抽烟，可以勉强应付。记得进校的头两三个月他在大灶吃饭。虽是大灶，也是有荤有素，顿顿能饱，只偶有粗粮。后来，改为吃中灶，不但吃得饱，伙食还相当之好，顿顿大鱼大肉。 对现代人来说，每顿饭有没有肉已无所谓。可当时，若知道父亲顿顿都能吃到鱼肉，我这个天天喝稀饭的小馋鬼，不羡慕得跳着脚流哈喇子才怪！ 当然，印象深的不仅仅有吃，还有交代自己的历史与学习。这就像关帝爷当年过五关斩六将，并不容易，事后却可以尽情去吹。 成为正式学员前，首要任务就是书面交代自己的历史，然后是分班组准备学习。班级分高级班与青年班，高级班亦可称为研究班。他所在的即为高级班，还称为研究院的研究班。研究班的成员或是旧社会有一官半职的，或是有学历的大学教授、留学生之类。而青年班则是年纪较轻、大学肄业或高中毕业生等。当然，无论是高级班还是青年班，一个工农成分的都不曾有，起码是学生成分。总之，跟民主运动都多少有些关系，才有幸汇集于此。他碰到好几位自己当年的老师，有中学的，有大学的。 研究班又分若干班级，每班住一间房。由于房内面积颇大，内设十几二十张床都能放下，未设上下铺。学员睡觉、学习、讨论都在屋内，上课则在大课堂，所有的研究生集中在一处。每个班都有管理机构，设一班主任，一组织委员，一宣传委员，三人清一色是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 他所在的班级大约二十人左右，班主任是一位女党员，丈夫任校本部的处长。学员五花八门，有搞艺术的，有当过国民党团长的……岁数更是参差不齐，老的五六十岁，小的二十多岁，真称得上来自五湖四海了。有一点相同，清一色为历史比较复杂的知识分子。其中最年轻的学员是谢晋，艺术学校毕业，没什么历史问题，后来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导演之一。 迈进校门的第一次全体师生大会上曾宣布，汇集到这里的主要目的是让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实际是以审查他们的历史为主，并对这些旧知识分子进行洗脑。当时所指的马列主义主要是斯大林主义，重点是学联共党史。毛选则是从油印本中挑出一些文章来学习，重点学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授课的老师有几位是知识分子，例如教授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讲老师，就是前面提到的艾思奇。但他并不天天上台，有时也让助教替他上课。 近十个月里，父亲在革大学了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这些知识他过去闻所未闻，自然觉得颇为新鲜。然而，新鲜不是主要的，就是不信也得硬灌进自己的脑袋。进校门之初，领导已然对他们讲过，要拿这些新鲜的主义批判国民党、蒋介石和自己的过去，脱胎换骨成为新人，否则就得无情地被历史淘汰，走向人民的反面。 学校的领导绝大多数是劳苦功高的工农干部，几乎都是抗战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他们把凡在国民党干过事的都看成反动派。在这些老革命眼中，他参加“小民革”后做的那点工作比鸡毛还轻，他是不是反革命当然带着问号。 此种情形之下，他当然不敢以知识分子自居，更不曾有过外行领导内行的想法。对于革命来说，人家无疑是内行。而他闹好了是个外行，闹不好就会成为内行革命的对象。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学习期间他主要就是用新思想来批判自己的历史，将自己说得罪孽深重。可不是吗！家庭出身用如今的观点来看是反动的，服务的政权更属反动，把他定为反革命他都无话可说。 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他深知这次学习实际等于审干。经过审查、学习，才能发他文凭，有了文凭才会有工作，有了工作才有饭吃。民以食为天，他切不可等闲视之，只能够如履薄冰。 能拿到一纸毕业文凭，他确实费了些周折。一进大门，他就如实交代自己的历史。复杂了些，但他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全交代了出来。可是不行，领导仍旧让他反复交代，提醒他要忠诚老实，搞得他心里像揣着兔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好多天失眠。后来有个好心的领导提醒他，你在国民党军中的最高职位真是伪上校吗？要老实交代，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啊！ 他悚然一惊，这才想起，当初到江西田粮处找工作，他向铨叙部（相当予现在的人事部）上交履历时，将自己军中上校秘书的军衔改为了少将参议。在国民党政府中，为能得到高些的职务，挣到高点的收入，将自己过去的地位铨叙高一些，本属稀松平常。因此，他早已把这桩公案抛到了九宵云外。又不是自己的真实历史，他当然忘记了交代。没想到，竟引起组织上的怀疑。他只好连夜写出一个书面解释材料，第二天便匆忙交了上去。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总算得以平息，好歹安全过关。 或许由于在班里沾了年龄较大的光，或许由于参加过民主运动，更或许由于把自己批得一无是处，因而深得领导与学员们的首肯，他在学习后期竟被选为班长。学习委员则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参加过国民党，还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团长，后来又搞过进步运动。总之，两个人的历史都不怎么样，在感觉自己体无完肤、不可救药的同时，莫名其妙地被推选为了班干部。 他在革大毕业的时间为1950年底。此时，毕业的人几乎已经走光，只剩几个还没发文凭的。当时，他的心情用放在文火烤来形容最为恰当。真是做梦都想着快点离开，尽快能分配到一个工作啊！ 终于熬到文凭发下来的那天，告知他被分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工作（简称民革），天天乱跳的一颗心总算安放到了胸腔里。 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文凭。班里有一人就没有，这意味着他不能毕业。另有一个学习期尚未结束，就被带走审查。学员们都明白，审查，即意味着进监狱。高级班中凡不能毕业的，一律被投入高墙。后来听说，有为数不少已经毕业的，最后的命运还是进入大墙之内。总之，成为反革命或右派的不在少数。他没有进行过统计，也不可能进行统计。毕业之后，大家就一拍两散。除天性不喜交际，他的警惕性颇高，与这些人交往心存疑虑。毫无疑义，由于一贯地慎言慎行，他是这些人中的幸存者。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8 13:00:01编辑过]
| 
发表于 2007-1-8 20:5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