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父亲的性格 大陆解放后，两岸隔绝几十年，音讯不通，因此，这以后的事，就只能根据我手头所收集的资料来写了。
首先我想写上我个人的看法：自1946年起，三十年间，父亲在台湾得到了一个能够认真进行研究工作的良机，得以发挥他的专长。现在回顾，依他的性格，如果留在大陆，那么，从一开始批“孟德尔、摩根学派”起就可能要倒霉，然后，逃得了五七年，也肯定逃不过六六年，最终的结局肯定不妙。
由于父亲为人耿直，容易得罪人，但看抗战八年中，他换了五所大学就清楚了。后来得以在台大三十年，原因是什么？我想，主要是一条，父亲是参加接收台大的一批‘元老’中人，而且又是台大植物系首任系主任，这样的地位可以‘保护’他。他可以对学校许多事不满，但是，在植物系内，还是可以受到足够的尊敬，使他所做的研究工作可以少受干扰。
台大医学院一位名誉教授（姓名不详）在“特别值得一记的几位台大教授”一文里说：“于先生一方面思想前进，可是有的地方却又非常固执守旧。最矛盾的地方，他一面标榜择善固执，讲求真诚，另一方面其不喜清华北大派，一至于不论是非只知唾弃。他可以翻脸不认人，当面叱责，所以有好几位校长，教授都与他吵过。凡是他看不入眼的人，只要小有错误，他绝不缄默，不是当面问罪，即是口诛笔伐。他的性格虽然有点怪，可是做起研究来，却非常严谨。他的专门是植物学，但对农作物的品种特别注意，尤其于改良水稻品种的研究，花费的时间，投下的劳力，都非常人所可想象。除了环境的追究之外，有关遗传的探讨，尤具远见。他在研究十余年之后，居然发见了一种耐热耐旱，并可缩短栽植全程，提早收刈三星期的良种。这在一年二作的台湾地区，非常有利，使农民可以利用多余出来的一个半月，改种其他蔬菜之类的东西，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尽管他与钱思亮先生为了小事争吵不止一次，钱先生仍然推荐他为国家讲座教授。可是以后续聘的时候，审查委员中有一位居然把他的论文，评为六十分，颇不公允，但亦不能置之不理，幸好全体审查委员开会时，通过送请常务委员会议决定，方告无事（钱思亮先生为五位常务委员的召集人）。”
“日本国立大学也好，私立大学也好，教授发表论文除日文以外，凡具国际水准的论文，大都写成德文，送往德国发表，尤以医农为然，光复以后，因为英语几乎变成国际语文，能阅读英文书刊的人口，几乎占全世界知识份子百分之七十以上，连我的德国友人，亦改用英文撰写论文，他很坦白的说道：‘学术性论文发表的目的，在与世界各国作同样研究的人交换知识，原无种族国藉之分，看的人愈多愈好，全世界懂德文的人口太少了，我为什么要用德文写？’我自来台以后，就改用英文撰写论文，四十年来未曾写过一篇德文论文，可是我们于景让先生，他不是不会写英文论文，也许写起来比他的德文还要更好一点，但是他固执到赌咒也不写英文文章，表示只要论文有价值，还怕没人看。”（载于‘閒话台大四十年’）
这一段文章形象地说出了父亲为人的各个方面——正直、固执，说实话，那年我看到这一段时，心里一直在好笑，原因呢，是笑我自已，我也就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
父亲的固执有时甚至到了不讲理的地步，他是日本留学生，但是他对日本却有着一种天然的反感，我看到过一篇文章，说他写论文时坚持不用日文，这与他的经历应该有很大关系。台大植物系李学勇教授在“与自然同在的植物学家——记植物系先驱于景让教授”一文里提到了一件事：
“当台大接收伊始，尚有部分日本教授未及遣送，仍留校任教。研究室之图书仪器也仍令日人自行保管。适有某系某日人，私自将所保管之图书携出转售，于公知悉后，遂怒斥日人偷窃行为。不但收回该批图书，且也予其他日本教授给以警告。故当时留用日人对于公敬畏万分，劣行得以收敛。良以于公早年负笈东瀛，对日人狡黠个性与侵华阴谋，了解甚深。尝谓：‘惟留日者抗日愈坚，救国之情愈奋也。’”
这种性格的人，可以说是一种缺陷，但也可以说是一种美德，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性格的人在‘官场’里一定‘吃不开’。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丁祥云于1973年为我父亲所赋之寿联中有云：
著作等身，不红，不黄，不黑；
经纶满腹，亦文，亦理，亦农。
这或许是对他最好的评价了。 十、父亲台大三十年的工作 日本投降后，父亲去了台大，一开始所做的是台大的重建事宜。台大图书馆的整理，建立台大植物系，这些在前面引文“杜鹃花丛之后的人物——于景让”中都已经提到。值得说一下的是，除了台大的重建外，父亲的目光还放到台湾的重建工作上，王梓良先生在“大陆杂志”第五十五卷五期上的“悼于景让先生”一文里提到当年父亲“课余整理日人留下之农林实施与研究成果，先后发表台湾之米、土地、水利等专著于台湾银行季刊、丛刊，使我农业工作人员对于改进本省农林，得有价值之参考。”这与缪端生先生寄给我的父亲治丧委员会名单后面的附记“周宪文京大同学，台湾银行研究室主任，曾邀请令尊编著台湾之米，之土地，之水利三大篇，为洋洋巨文。”相符，这应该是台湾光复——回到祖国怀抱后，为台湾重建所应做的基础工作之一了吧。
至于学术上的成就，我是外行，下面写下的只能是门外话，愿有识者指正：
一、中国农、牧业史的研究：父亲在两本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关于中国农作物的起源的研究论文、对中国古籍中涉及的动植物的研究论文，涉及面很广。以至到三十年后的现在——二十一世纪初，仍然有关于他在这方面工作的报道，不久前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播放电视剧‘汗血宝马’，四川有报纸说关于汗血马有三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就是父亲一篇论文中的说法——是血丝虫病的表现。
据台大毕中本教授对我说过，由于当年台湾和大陆隔离，父亲无法了解那三十年间大陆方面考古的成果，他的研究工作不能不受到影响，有一些结论现在看来未必正确。
二、对水稻光作用的研究。
台大植物系李学勇教授在“与自然同在的植物学家——记植物系先驱于景让教授”里提到：
“直到来台后生活安定，于公乃再从事作物遗传研究，致力于水稻光周期遗传机制之探讨。多年来与姚润德教授（现任教加拿大）合作研究，前后有‘水稻光周性之研究’论文七篇，发表于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汇报’。对水稻其他性状之遗传论文多篇，分别发表于‘日本遗传学杂志’及台大植物系‘研究汇报’等，颇受学界之注意。”
三、水稻良种的培育。
父亲曾经培育出名为‘台大一号’的水稻良种，可惜的是，该品种杆高，而台湾又是台风很多的地区，因此，最后无法大力推广。
1964年 7月28日台湾征信新闻报为此发了一篇报道“神农巧夺造化工，宝岛喜见稻梁丰——收获量增加一半，栽种期缩短两周，最新稻种定名台大一号，于景让教授等实验成功”，报道内说：
“一种全新的台湾水稻品种已经实验栽种成功，其收获量能较台湾原有的最佳蓬莱稻种高达百分之五十强，而且其耕种期要缩短两周之多！
此为本省光复以来，水稻品种改良的最大贡献，将来全面推广此一品种，不仅对本省稻粮的年产量有极可观的增加，由于其耕作期之缩短，间接对里作的农产品的增产亦有莫大裨益，附带影响对本省农作物的耕种程序，亦将有打破传统的大变革。
贡献此一新品种的功臣，系台湾大学植物系于景让教授等多人，积十年研究实验的心血结晶；而今年实际获得新种收获成果的农民，是新竹县湖口乡的农人余业能余业璇兄弟。
此一新品种暂时定名为‘台大一号’，它与本省原有的优良蓬莱稻种‘台中六十五号’栽种比较，其产量在同一地区竟多达百分之五十，换言之，其实际比较收获数量，以新竹湖口一带，黄土高地的土壤，栽种面积，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台中六十五号’每甲收获六千多台斤，而新品种‘台大一号’每甲收获量最高达一万一千四百六十台斤，更有甚者，其栽种收获期可以缩短两周之多。这一新种的培育成功，打破了一般传统的看法‘早熟的农作总是产量较低的’。
‘台大一号’蓬莱稻新品种的可贵，不仅产量超越旧种高达百分之五十，而且提前收获期，在农业上直接间接的贡献，皆是极有价值的大进步！
于景让教授，致力于稻种研究多年，而此一新品种由配交的育成以迄今年第一季试种的收获，历时七年有余，共同与于景让教授研究改良稻种的人，前期有姚润德教授。姚教授目前正在多明尼加担任农业技术指导团的副团长，另一位助理人员黄文森（目前是非洲象牙海岸的农耕队员）。后期是由陈春吉、黄进华两位助理，协助于教授培育出对本省农业有莫大贡献的水稻新种。
此一研究工作，早期在台大本身有限的经费下进行，自四十八年起获得农复会的经济支持，现任农林厅长张宪秋，对此新种的栽种成功，极表重视。
此一新品种‘台大一号’现已由农复会分发各农业实验场，作更进一步的区域实验，以备来年作全省性的新种改植。
由于今年试种‘台大一号’的地区系在新竹湖口，属于桃园高土区域，黄土土壤系省内较劣的土质，而收获量如此之丰硕，故于景让教授对其它地区的栽种远景，乐观而有信心，在较佳的土壤上，其收获量无疑的要比湖口地区为高。
实验栽种此一新种的农友余业璇（毕业于中坜农校）昨天他以兴奋的口气告诉本报记者说：‘几十年来没有如此惊人的丰收，我们试种改良种不只一次，这一次于教授给我们的新种，在田里抽穗成熟时，其丰满累累的稻穗令全乡所有的农友惊奇，老远的也赶来观看。目前，新竹农会、湖口乡公所以及邻居农家已经交换了三千多台斤去做种子，二期稻作大家都要种新种了！’”
四、其它品种的培育。
何炳棣教授在回忆胡适先生的文章中还说他在一九五八年在胡适先生家里吃到了父亲培育的无籽西瓜：
“1958年九月初至1959年八月底是我和适之先生接触最频繁的一年。这一学年的首尾四个月，他和我都在纽约。我是充任哥大东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任务是完成《明清社会史论》的研究。胡先生因口述自传，经常来所录音，由唐德刚整理翻译。即使胡先生返台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期间，我也于1958年十二月奉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之命，飞往港澳洽购一个五万多册线装书的私人收藏，返美途中曾在南港中院院长新居作客六日 (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晨) 。据胡先生面告，我是他的第二位海外留宿客人，第一位是半月前离开的第一届院士陈省身先生。第一天晚饭一桌三人，另位是前任院长朱骝先 (家骅) 先生。在这饭桌上我初次品尝了于景让先生成功育出的无籽西瓜。”
五、植物学词典的编纂。
这是他晚年的最后一件工作，可以说，他死于此事。
黄启颖先生在“恩师于故教授景让”（载国立台湾大学植物学会‘植物苑’10期）文中说到：
“近八年来，老师感于国内科学有中文化之必要，所以首先着手于‘植物学词典’之编订。这是一项非常繁重之工作，但是老师觉得这是一件有益于国家推展科学之工作，所以明知其难为而为，独自担起此种繁重之工作。第一册已由国立编译馆与中正书局发行，第二册预定本年刊出。老师为力求资料之完整性与精确性，不论昼夜，不计寒暑全力以赴编校此书，备极辛劳，很少休闲，终于去年九月初患脑溢血而急诊。老师在住院期间，仍念念不忘编校此书工作，所以住院后第三天他神智较为清醒时，即吵着要出院回学校来继续工作，乃因医师鉴于老师若是不长期休养则有中风，是致生命危险之虑，所以连哄带骗，加以师母以‘死谏’相逼，终使老师勉强同意住院三周。老师出院时，医院虽然极力规劝他要抛开一切事务，充分在家休养，可是老师‘忠言逆耳’，常常瞒着师母以看病为籍口，前来学校继续编校工作。老师病笃当天早上，仍然穿好衣服准备前来学校，乃因脑溢血忽然恶化而仙逝。老师的治学精神就犹如校长在老师的治丧委员会会中所叙述的‘于教授为学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我看来，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好归宿正是“鞠躬尽瘁，工作到最后一天”，父亲正是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我是把这一归宿‘引为骄傲’的。
我还想说的一点是：这三十年中，父亲得以有条件作出这些工作，与培英女士的‘内务’劳苦有很大关系。其实，真正中国传统的知识妇女，是以‘相夫教子’为主要任务的，培英女士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十一、稻种事件 下面要提到的是父亲所做的另一件事——稻种事件。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可参见附件。 【附件：与‘植生**号’有关的资料 “昆山文史”文“海峡两岸科技交流中的一件往事” （作者：朱健伯） 在海峡两岸一些热心朋友的帮助下，两岸科技学术交流中的一件往事，历经三十多年后，终于有了真实的证据，可以公之于世了。
当事者，一为罗宗洛教授，1946年去台湾大学（简称‘台大’）任第一任校长（代），大陆解放前回大陆，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简称‘植生所’）所长；一为台大植物系的于景让（字师竹）教授，祖藉昆山，1946年与罗宗洛一起去台大，曾任台大图书馆馆长，台大植物系主任。两位教授是先后留学日本的同学，于先生在1977年因脑溢血去世于台北，罗先生于1978年因病在上海去世。
六十年代初期，罗宗洛先生曾经收到两批水稻种子，第一批是一位日本妇女带给他的，当时她没有说出托交人的姓名，只说，罗先生一定清楚是谁。第二批是由一个日本代表团的一位友人亲手交给罗先生的。之后，罗先生曾多次与植生所有关人员谈及这些稻种是于景让托人带回祖国大陆的。罗先生理解到这是寄物人的一片赤子之心，故而在收到第一批稻种后，即转交给当时的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华南农学院教授丁颖先生，在海南试种，结果如何，情况不明。
罗先生接到第二批稻种后，为了不负友人之托，就在植生所龙华农场进行繁殖。1966年文革开始前，在植生所工作的唐锡华，倪晋山两位先生，受罗宗洛教授和植生所党委书记程国藩的委托，将繁殖的品种（不是一个稻种）暂定名为‘植生1-22号’，分送几个大区农科院或水稻所利用。据唐锡华先生说，这批种子在台湾能作第一季稻又能作后季稻种植，亩产量约可达一千斤以上。当时因文革开始，无法了解‘植生’系列推广利用的情况，后来从资料上曾看到‘植生14号’等在云南等地有一定面积的种植，究竟发展到如何程度则不大清楚。
文革期间，罗宗洛先生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直到1972年处境才有所好转。其后，于景让教授之子于劭去看望他时，每次都要向于劭提起稻种的事。1978年初，罗先生得知于教授去世噩耗后，曾向于劭表示，一待恢复植生所所长职务，他会写一亲笔材料并加盖公章，说明此事。不久，罗先生病重住院，于同年10月去世，这一证明材料因此而未能留世。1990年，于景让在台大的友人给于劭寄来两篇记念于教授的文章，其中一文提到，六十年代初，于教授在台大培育了‘台大一号’水稻良种。这样，可以肯定，于景让先生寄来的种子中，一定有‘台大一号’在内。
昆山农业局高级农艺师何兆熊先生曾经说起一件事，六十年代，他在江苏省农林厅工作时，曾经听到有一批引进稻种的事，据说定名为‘科情 3号’，但已无法查实。如此事属实，这‘科情 3号’很可能是由丁颖教授经手的第一批种子中的编号吧。
从‘台大 1号’到‘植生 *号’（可能还有‘科情 3号’等），可说是海峡两岸科技交流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大陆，台湾本是一家，两岸人民同流着中华民族的血液，作为一个正直的学者，在培育出水稻良种后，总希望能得到更多推广，造福于民族，和朋友们分享这份快乐。这大概是于景让教授所以能甘冒一定风险，从台湾寄来祖国大陆以自已辛勤培育的水稻良种的原因吧。当时，因和台湾科技学术界有联系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罗宗洛教授，在处境相当困难的条件下，为两批种子的培育，推广作了很大努力，这也是因有一颗忠于科技学术研究和朋友委托的学者之心，因而促使他这样做的吧。 唐锡华先生两次来信 于劭先生：
收到你30/12/93写的信，知道你想知道令尊生前托人带回稻种后的一些情况，根据我与倪晋山先生一起回忆，答复如下：
一、第一批稻种据倪先生从罗宗洛先生生前告知，在从一位日本妇女手中收到后，是交给当时的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丁颖先生（他当时也是华南农学院教授）利用，以后情况不明。是否就是以后的‘科情三号’等，则不了解。
二、第二批稻种似乎是罗宗洛先生从一个日本代表团的一位日本友人手中拿到，后来这批种子曾在本所龙华农场繁殖。后来在66年初大四清前夕，我受罗宗洛所长及当时的党委书记（程国藩同志）的委托将它们整理编号（植生1-22号）后，分送几个大区农科院或水稻所利用，后来由于运动开展，无法照顾或了解，只知道它们在云南省有一定面积推广利用（大概是二个编号），后来究竟发展到如何则不大了解，这些稻种的特性与‘科情 3号’等有一定的相似处，只是由于杆较高，沿海地区有台风，难予直接利用，可能作为育种时的亲本。
三、当时罗宗洛先生也曾推测到这两批稻种是你的父亲于景让先生托人带回国的，而且也理解到于教授的一片赤子之心，因为这些话罗宗洛先生曾与倪晋山先生等道及，但当时迫于形势未公开说明。我是为了保存这批种子，所以才设法编号后发送各水稻研究机关利用，做了一点具体工作。
胡兆熊先生不知是否尚在川大（还是川农？），不知他如何知道‘科情’系列稻种就是你父亲托人送回的？
你的经历有些曲折，但愿你能在昆山教育界发挥你的数学专长，承继令尊服务教育事业的精神。祝
新年隹吉
唐锡华 94、1、7 于劭先生：
春节前收到来信（12/1/94） 后，曾将该信（及附来你记念罗宗洛先生文章稿）交给倪晋山先生看过，对你的遭遇及为令尊生前曾将他育的稻种辗转托人带回上海的事费了不少调研时间和精力，为了记念令尊和罗宗洛先生尽了不少力。附来的文章中，第 2页第 3行‘定名为植生 *号’，我经手这第二次令尊托日本友人带回的种子是22个，我繁殖后暂定为植生1-22号，不是一个稻种。至于第一次我没有经手，是否‘科情 3号’则不得而知。当时第二次我只知这批种子在台湾既能作第一季稻又能作后季稻种植，亩产量均可达到一千斤以上。我在大四清运动前散至各大区农业育种机关，后来从资料上曾看到‘植生14号’等在云南等地有一定面积种植，因为他们似属中杆类型（不是矮杆型），所以沿海地区可能不宜直接利用。至于第 3页中提到令尊在重庆大学时的同事……，我与倪先生均记得令尊是在广西大学工作过，没有在重庆大学做过事，可能是何兆熊先生记忆有误。
何兆熊先生处请代为问候，你们在昆山是否常谋面？我在重庆时知道他曾与我父亲一起工作过，我姊姊在杭州大学生物系（教授），哥哥在上海冶金局（高级工程师），他们均已退休或离休，承关注，请先代致谢。可能何兆熊先生是在重庆青木关教育部实验农场与家父曾一起工作过，详情记忆不清。以后有暇当再写信给他。余不一一。即祝
春安
唐锡华启 94、2、21 附：何兆熊先生的亲笔叙述 景让老校友由台湾寄回稻种一事，曾在省农林厅种子工作的同志处耳闻过，定为‘科情 1号’，其来龙去脉则不清楚。
何兆熊 90、8、8】 这里还要写下一些附件三中没有的东西。
1、 再三思考，这两批种子中是否有‘台大一号’在内，是有疑问的，也很可能就是父亲在日本‘考博士’期间收集的种子（父亲用这些种子培育出了‘台大一号’）。
2、 为了这两批种子，罗宗洛先生吃了苦（因为和台湾方面有联系这一罪名在当年是不小的），附件里只写到“文革期间，罗宗洛先生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其实，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是文革的重灾区，罗先生当时被关押多年，直到一九七二年才‘放’了出来。正是那年三月十二日他参加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见报后，我才得知了罗先生的下落。文革中，自罗先生1972年出狱到1978年，我每年春天要去沪看望罗先生，罗先生总要提到此事。据罗先生说，他早已将此事告诉上海警备司令部（当时管对台工作）。
3、 还应该说明的是，在大陆落实上述材料中，所遭遇的种种‘艰难’也许是人们所难以想象的。
稻种一事，罗宗洛先生在六十年代就告诉过我母亲，文革中，在公社有关人员调查父亲的事时，母亲提到过，不过，根本引不起一丝反响，一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文革中正仪‘革命派’对父亲的‘封号’）当然只能做坏事，能做什么好事？
那时，应该说，我的‘组织性’还是很强的，既然有关方面向母亲了解父亲情况，而且要去了父亲照片，因此，一九七八年初我去上海时，从罗宗洛先生处知道父亲去世消息，并看到陈兼善先生在美国为此事发给罗先生的信，我在回正仪时，连家还未回，就到正仪派出所向他们说明了父亲已死亡的消息。结果呢？接待者（一个姓韩的小青年）只说了一句话：“你来说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我无言以对。
为了落实有关材料，我给殷宏章教授（宗洛先生一九七八年去世后任上海植生所所长）写过信，无回信；我请以父亲为‘引路人’的中共退休高官罗俊先生帮忙，罗先生缓拒了。
一九八八年，我回北大参加同学聚会，遇到了高中同班石罗兄（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当时他在上海台办工作，我说起此事，石兄很爽快地说：“我帮你想想办法。”石兄倒是真的帮了忙，回昆山不久，昆山统战部电话找我，要我就去。他们给我介绍了在场的一位，说是苏州台办副主任，那位副主任问起了稻种的事，我如实说了，还说有关档案应该存在上海警备司令部（这是罗先生说给我的）。接下去他继续追问：“还有什么材料？”我回以：“我所知都说了，你们只要去上海警备司令部查一下就清楚了，我又没有办法去查！”双方不欢而散。
最终的落实，是‘出口转内销’的喜剧结果——1990年，我与台大毕中本教授联系上，来往信函中问及毕是否知道此事，毕回函（1993年12月21日贺卡）。我即去信倪，唐两位，承两次复信谈及情况。
事情弄清后，仍然无法公开此事，承朱健伯（退休前为昆山市委统战部长）先生盛情，以他名义在“昆山文史”上发表此文，后来“华声”月刊也转载了这篇文章。
呜呼，‘出口转内销’，‘人走茶凉’，悲夫，此其哉。 五、附言 我无意对父亲的一生作出什么结论，更何况我对他其实所知不多。
我只想说，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可能有着这样的缺点，有的缺点甚至于可能十分严重，但是，在他们身上，也同时有着历史所给予他们的某些特点：爱国、热爱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甚至愿意用自已的生命来完成他们所热爱的事业。 这里我还想写下一些与整个文章无关的事。
宗洛先生是有恩于我的。
高中念书时，我没有申请助学金，到了高三时，母亲已经无力供我读下去了，只好让我给罗先生写了一封信，说父亲还有一些日文书可以出让，请罗先生帮助解决。罗先生回信说和图书馆联系好了，可以收购，但价格不高。我送了书去，不久，罗先生寄了钱来，信里特地说明，书价很低，他估计不够，又给添了三十元钱。
1972年罗先生出狱‘见报’后，我去上海看望罗先生，罗先生夫妇热情地招待了我。罗先生问我，经济上有没有困难，有困难就开口，他说：“经济上我还是有办法的。”但是他没有像一些人家对待‘穷亲戚’那样，去就给钱，我对此的理解是：他尊重我的人格。
那时我在正仪农村，政治上所受冲击倒是不大，只是穷得要命，有时连买酱油的一分钱也拿不出来。虽然我很想把这说给罗先生，但我开不了口。我只给罗先生说，现在还不需要帮助，真需要时我会开口的。
后来有两次，我实在没办法了，这才开了口。一次是住房到处漏雨，不修要塌；另一次是结婚，两次我都开口要了五十元，罗先生也不问我什么，只要我开口要多少就给多少，当时我很清楚的是，即便我加上几倍的要，他也会给的。
1978年10月宗洛先生去世。1979年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组织上’给了我五百元钱的补贴。拿到钱，我就去了上海，要把借的那一百三十元钱交给罗师母。师母没有收下，她对我说：“你拿回去，这样做会让我伤心的。”
1977年，罗先生去北京参加了“全国科技大会”，为了我的‘右派’问题，他特地找了方毅，问方毅，像我这样的问题能否安排工作。方毅给了答复：“应该是可以的。”罗先生回上海后，写信把这件事告诉我，对我而言，这是报春的第一个信号。
——全文发完—— | 
发表于 2007-1-10 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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