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日期：2007年1月12日
出处：南方周末
作者：吕明合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的言论一经刊登，让他成了关注焦点。在社保案余波未定时，发表此番言论，其真实含义为何？
2006年12月31日，采访的部分内容被新华网以《复旦大学教授张军：让上海成新特别行政区》为题转载。随后迅速在全国各大门户网站和网络社区传播，引起网民热议。 1月6日晚，站在风口浪尖上的张军，在复旦大学一间狭小的咖啡馆里，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内文导读： “两个上海”的冲突 值得关注的问题 上海可以有限复制香港体制 “中央对上海的政策不会改变” “两个上海”的冲突 记者：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构想？ 张军：多年以来，上海的经济发展，一直走的是所谓东亚“新兴市场经济”的早期模式，靠改进政府的效率来推动。上海的治理模式，在改革初期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很多领域，上海的经济保持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加大了外资引入力度和基础设施建设。上海在这种模式下，主张效率导向、管理导向，达到了很高的治理水平，这是优点。 上海政府的治理水平和效率，相对全国是很好的。但这个“好”靠什么？不是靠体制，而是靠一批精英的管理团队，靠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实际上，几十年来上海的体制和天津、和其他城市一样，没有根本的不同。上海的成功主要靠治理而非法律监管，这决定了在没有良好的法律监管体系下，它不能克服、也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单位，它要承担一个省政府要做的所有事情。它要解决地方的就业、解决GDP，它什么都要有。 记者：你说有“两个上海”的定位在不停冲突，具体怎么理解？ 张军：确实存在“两个上海”的概念。上海既是一座向近代梦想回归的城市，又是一个财政联邦主义中的地方经济体，只是三十分之一；它想做“远东第一都市”，又是中国现行行政区划中的普通直辖市；它的理想是成为大陆能站到国际竞争队伍里的唯一大都市，但现实中，它只不过是行政区划里的省级政府；它想发展金融和贸易，成为轻型的上海，但它又要发展制造业，解决GDP问题，向重型的上海迈进。 这20年来，上海一直生活在这种矛盾中，一直在不停地冲突，始终不能实现转型，反反复复，非常痛苦。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痛苦？ 张军：这样的痛苦，源自政府治理模式和考核体系，它决定了地方政府的产业选择的矛盾。 在现阶段，发展服务业和发展制造业是不同的。因为GDP和政绩观的需要，发展制造业，更符合地方政府的目标，但如果GDP作为考核政绩的重要因素，上海就不可能放弃一些东西。能提高GDP的投资项目就会被拦在上海，而不是周边地区。至少在这点上，上面可以改变政策。 这样上海才可能成为金融、航运甚至IT等行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全球交流平台。才可能实现它的辐射功能，才能实现泛长三角地区更均衡的发展。 记者：大家很关心陈良宇案件对上海经济到底有无影响？ 张军：我觉得这个事件对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的。 记者：你觉得有哪些影响？ 张军：最大的影响在于它会促使投资者冷静下来。我们有一百个理由看好中国经济，却没有一个理由不谨慎。 现在大家关心的并不是陈案本身，更多的是联想：上海的经济会怎么样，在这里的投资安全吗？大家会想搞清楚，上海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城市？而上海不是香港，上海就是上海。这是一个中国的城市，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城市。 记者：有可以佐证你观点的事实么？ 张军：比如很多大项目的投资者一旦把政治因素考虑进来，在选址方面可能会有新的考虑。已有的投资者，在追加投资时也可能会转移重心。 也许是巧合，比如“空客”的项目，就没有选择有飞机生产史的上海，而是选择了天津。而天津没有任何生产飞机的历史，上海却是中国生产飞机的中心。 还有，上海2006年的投资增长放慢。去年的投资大概只增长了10%左右，前几年都是20%到30%啊——这值得关注。 记者：你提出在上海借鉴香港的体制。为什么是上海而不是别的地方？ 张军：上海是一个如此有希望的城市，如此特殊。中国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城市来替代它的地位。 从历史上说，上海的学习能力也特别强，它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它所特有的开放性海洋文化的传统也一直没有被割断。如果不是上海在一段时间内的停滞，香港甚至东京可能都无法形成现在的地位。 记者：你说上海要借鉴香港，是指复制香港的特别行政区体制么？ 张军：我并未主张照搬香港的特别行政区模式，也不是说一定要搞什么特区体制。只是觉得上海发展到了一个历史关头，应该适当探索，寻求如何走出现有的行政管理模式。 我提出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给大家一个想象空间。现在不是要做，是要谈，是要研究、考虑可行性。中国目前的行政体制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但上海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突破口。 记者：您觉得上海在哪些方面可以借鉴香港呢？ 张军：我觉得至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概念下，有许多和我们体制并不矛盾的方面可以复制，至少值得讨论、研究。 比如，香港的金融、货币政策，与国际接轨的法治，更好的监管机构，廉洁保障体系。具体地说，如落地免签、自由港、外汇完全可自由兑换，这些东西，都不涉及政治敏感问题，都可以借鉴。 记者：你觉得实现这样的体制改革有多大可行性？ 张军：我认为可行性还是有的。在现有的体制框架没有改变的条件下，还有更大的突破空间，可以作更大的改进。 中央提出“四个率先、四个中心”，要上海走在中国的前面。这个概念，本身就代表了倾斜的政策，给上海创造增长的空间，包括在二级政府层面上的制度设计。 事实上，上海市政府向中央要政策的思路已开始转变。上海已考虑不再向中央政府要一个具体的政策，而是报一个综合改革的方案。 比如，现在的浦东新区，在现有模式下已发展到一定高度。上海这时就会考虑能不能让政策更灵活一些，更突破一些，搞一个深度的综合开发实验。 在陈良宇案前，这个新的综合开发实验区已被国务院批准。但当时开发区的改革方案一直只有粗的框架，没有细化到具体的政策。这就给了大家一个想象空间。 在实验区方案公布后的会议上，韩正市长曾强调要加快对方案细则的研究工作。 记者：能介绍下这个方案么？ 张军：这会是个更大胆的东西。现在这个方案还没有一个细则，但当时大致的方向，包括的设想很多。包括了金融政策，也牵涉到政府体制的改革方面。 比如，上海一直采取保税区模式，能否推广到保税港，将来能不能做香港那样的自由港。在金融方面，可能会学习一些包括香港在内的西方比较发达的汇商制度。另外，也包括上海能否在行业法规的设计方面，借鉴国际的法律制度。 有一点很明确，上海的地方官员已非常清楚，包括“世博会”的影响都只是一时效应，“后世博”时代的上海靠什么，game over以后怎么办？确实是个很让人焦虑的问题。 记者：有人觉得陈案后，中央的上海政策会发生改变。你怎么看？ 张军：我觉得中央还是会肯定上海的经济，不会有政策改变。我相信这样做也是明智的决定。就目前来讲，还很难找到一个城市可以替代上海。在亚太地区、远东地区，上海做得好的话，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经济的发展历来如此，你不能想象，如果英国没有伦敦，英国的经济会怎么样。而中国经济的领头羊肯定不是北京，也不可能是别的地方，包括天津。 | 
发表于 2007-1-12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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