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了上海跃进电机厂 1966年4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601工厂的四清运动结束,清查出家父蔡鸿璋有历史问题,主要是在抗战胜利之初,做了三个月国民政府余姚县长的私人秘书。而笔者本人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与班级里的右派分子打得火热,还发表过右派言论,因此不适宜继续留在该厂工作,决定清洗出去,调到一般的民用企业工作。5月5日,我到财务科领工资,科长说工资关系已经转到跃进电机厂。如此情况之下,我只好到上海跃进电机厂报到。 走到周家嘴路959号,就是上跃进电机厂,因为没有介绍信,我在厂门口徘徊,心想不知找哪一个部门?门房间的一个工友见我在门口犹豫,问我要干什么?听说我是前来报到,他马上要我出示介绍信,可是我没有介绍信。他说有哪一个人报到时不拿介绍信的?他以为我是神经病,或者是故意胡闹,一定不肯放我进去。我说你如果不相信,可以找王世杰问一问。可是那个时候他还不认识王工,反问我王世杰是谁?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有一个年青人走过来,说王世杰是他们动力科新来的工程师,问题总算得到解决。 王工从里面出来,还没有到门口,老远的看见我就问: “老蔡,你为什么到今天才来啊?我们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哩!”说着就招呼我进去。我回头对门房间的工友说: “没有错吧!我是来报到的。现在可以进去吗?” 看门的工友没有说话,只是挥挥手叫我进去。 在动力科刚刚坐下,一个戴眼镜的小姑娘风风火火的跑进来劈头劈脑就问:“蔡丹宙!你怎么到今天才来?”我一见到她就有点反感,因为自从参加工作以来,不管是崇明,还是静安或虹口区,除了那个身高马大的601厂中校厂长,都是叫我老蔡或蔡老师的,几乎是没有人直呼我的大名。今天碰到这个黄毛丫头,她的年龄跟我在向新中学教书时的女中学生差不多,竟然直呼我为蔡丹宙,听起来非常不舒服。我正想站起来问她:“你是谁?”王工马上向前一步,摆摆手说道: “这一位就是人保科里的小唐同志,你还是先跟着她去办理进厂的手续,办完了手续再来谈吧。” 在人保科,小丫头再一次盘问,为什么到今天才来报到?我回答她说: “我是请了探亲假回乡去的,你不相信,可以打电话到601厂问王厂长好了。” 这个丫头真的是抓起电话筒就问,几分钟以后,只见她放下话筒,好像找到了什么真凭实据似的,非常神气但有点鄙视地对我说: “你们的王厂长只批准你十天假期,你为什么要停怎么长的时间?” “我在家里住了十四天,这是国家统一规定的探亲假期!回上海以后,我仍旧天天到601厂上班,移交手续总是要办的吧?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再打电话到技术科找成祥生,就是他接替了我的工作。或者问王坤或何承曾都行,他们都是见证人,见到我天天上班。”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相信这三位老同事,一定会帮我的忙。而且在事实上,我的移交工作确实是在我探亲回上海以后才办理的,只是时间很短,因此我非常有把握地对她说: “我不管!你们厂长只批准你十天,就算给足你十四天,还有十多天你不来报到上班,你自己看怎么办?是不是旷工?要不要扣工资!?”她怒气冲冲地对我说: “我一天也没有旷工,是天天上班的,要你去问你不问,却要扣我的工资!┅┅,好吧,你想扣就扣!但是我一定会到上面公司里去告你的!” 她没有再说话,只是把手中的文件往写字台上一摔,气急败坏地跑出办公室。我不知道她去干什么,但也不便走开,只好呆坐着等待。 回想自从大学毕业,已经调了几次工作。但每次调动,不管是像市或区教育局那样的中转机构,或者是最后的接收单位,接待我的人都是客客气气的。特别是接收单位,首次接待的,如向新中学里慈祥的老太太校长,静安区业余工学院的老好人校长,还有601厂的那个人高马大、威武雄壮的中校厂长,都是单位里的主要领导人。可今天不知是为什么?却碰到一个像雌老虎一样凶的小妞。难怪俗话说,“大王好见,小鬼难挡”啊!不过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似乎隐约地感到,事情有点不妙,我只是满腹的疑惑和纳闷,但是不知道究竟在哪一个环节上出了纰漏?我想不通为什么这个与我素不相识的小妞,会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我? 后来终于慢慢的弄明白,原来这个思想觉悟很高的小妞,已经是把我看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因为从她的眼里看来,从炮兵工厂调到跃进电机厂来的五十多个人中间,几乎没有一个好人。不是资产阶级,就是各种各样的业主,有的还小偷小摸,或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都是一批从军工厂里清洗出来的丢人显眼的垃圾货。尤其是这个蔡丹宙,明明是一个应该坐办公室的技术员,总支书记却要他到车间劳动,如果不是犯大错误,那才是怪事一桩哩。对付这种垃圾,就应该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有什么好客气的?小妞的这种想法,完全是符合当时的时代逻辑,也代表着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看法,只是他们的思想觉悟没有她那么高,不肯当面去得罪一个人,而是把想法藏在肚皮里,没有直接表露出来,才保持着表面上的一团和气。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一个技术员,为什么却突然要下放到车间去当工人呢?这是601厂和跃进厂的两位都是姓黄的总支书记电话协商的结果。原来跃进电机厂不久前有许多职工支援三线建设,厂里突然少了许多员工,听到601厂要调来大批人马,真使黄书记喜出望外。可是后来当他在名单中发现还有四位干部,心里就有点嘀咕。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一线生产工人当然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因为经过内迁,厂里许多岗位没有人。但自己来厂之后,也常以伯乐自居,相中了不少千里马,正好趁此机会要把他们一个个的拉上来,如果外面调入的干部多了,岂不是要减少提拔自己人的数目?于是抓过电话与601的书记商量。601的书记,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在电话里大有你不要烂菜皮那也别买小黄鱼之势。两个人的谈判,真有点像当时小菜场里的交易,顾客排了长队要买新鲜的小黄鱼,营业员就一定要把那些卖不掉的烂菜皮也搭出去,否则你就别买紧缺的小黄鱼!想不到我们这四个所谓的干部,在两位书记的眼里,已经变成了被人厌弃的烂菜皮。 不知跃进电机厂如何处理这批烂菜皮?且听下回分解: 二、机壳组里的劳动 前回说到601厂和跃进电机厂的两位总支书记大人进行电话协商,如何处置四个烂菜皮的问题?最后得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第一位是副厂长藏云生,说起这个人,来头可是不小。在战争年代,他是解放军某一个独立营的营长,解放初期转业到上海地质局属下的一个机械厂,成为党政大权一手抓的显赫人物。到六十年代初期,工厂被炮兵接管,因为他不是一个现役军人,只能屈居为副职。眼见小字辈的人爬到自己头上,心里总有点不是滋味。由于以往的工作使他独立惯了,成为副职以后,经常要与总支书记闹别扭,所以四清运动结束时,因为工作之需要,把他请出601厂就成了上上之策。 对于这样的一个重量级人物,跃进电机厂是一定要接收的。因为他既有身份又有能量,脾气又火爆,如果推来推去,惹得他发起火来,恐怕要弄得两位书记都不得安生。何况电机厂刚刚内迁了一个姓顾的副厂长,调进来一个也正好合适。 第二位是人保科长钱金龙,也是共产党员,从独立营的时候起,就是跟藏云生的。开始的时候,他只是个通信员,后来成了一个什么干事。藏云生转业到地方,他也跟着到了地质局,在所属的机械厂里就做了人保科长。这个人也不能不收,因为他是藏云生的人,601厂的群众都知道他是藏副厂长的亲信。如果不要他,藏云生的面上就过不去。 第三位是机械工程师兼技术科长王世杰,说起这个人,也有一点来历。他原是国军里管理军车的一个中尉军需干部,部队起义后,他被编入藏云生的独立营。当解放军接收起义部队时,起义人员要填一张履历表,填表的时候他耍了一个花招:把自己的军衔写成少校!他原以为级别提高了,可以多得一点工资待遇。可是后来的事实却与愿望相反,不但待遇没有提高,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几乎成了一个专业运动员。因为白纸黑字是自己写的,少校就是一个中、高级军官,每次运动都必须审查一遍!可怜的王工啊,真的是做了一件偷鸡不着蚀把米的蠢事! 跃进厂里的黄书记原想不要这个人,因为他是一个国民党“少校”,推掉他的理由也名正言顺。可是后来有人汇报厂里需要改造浴室,没有人画图纸搞设计;厂里原来搞电机技术的人员不愿意干,自己相中的千里马好像还没有这个能耐,于是就把这个少校工程师收下来搞浴室,也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 最后一位是搞电子技术的蔡丹宙,据说他自大学毕业后先到崇明围海造地,而后在静安区教书,在1964年,当炮兵在上海筹建601厂的时候,硬是把他从学校里挖了出来。因为他学的是电子学,在601厂就搞炮兵用的通信仪器。黄书记说上海跃进电机厂是生产电动机的,以机械加工业为主,根本不需要电子技术,所以实在无法安排他的工作。 到了这个时候,只好由601的书记做出让步,他说如果实在没法安排,就把他作为一个普通工人吧。跃进书记得到了这个许诺,只好勉强答应。但接着想,如果真的把姓蔡的当工人使用,心里也有点顾虑。因为四个烂菜皮的介绍信是写在同一张公文纸上的,蔡丹宙的名字下面好端端写的是一个技术员,明明是国家的一个技术干部,虽然是芝麻绿豆的一个小小技术员,但硬是干部编制的。你凭什么叫他做工人呢?如果他不肯工作,甚至闹将起来怎么办呢?凡事总得要有一个说法啊! 这时正好我赖在老厂里不肯来报到,这不是无故旷工吗?这一下正好被跃进书记抓着了把柄,心想你姓蔡的竟敢如此大胆和目无法纪,一定要严加惩处,以禁效尤。于是书记大人下定决心,指示有关部门:如果蔡丹宙前来报到,就先把他下放到车间劳动再说。黄毛丫头奉了书记大人的命令,立刻鸡毛当令箭,就在我的面前大摆威风了。 这里要交代一下,两个黄书记在电话里的秘密交谈,怎么会让我这个不该听到的人听到呢?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冥冥之中是有机缘巧合。到1967年初,张春桥和王洪文发动了所谓的一月革命,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曹狄秋到各基层所有党政机关的大小官员,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被统统打翻在地,跃进电机厂当然也不例外。靠边以后的厂政治部主任叶冬明,有一次到我所在的生产小组参加劳动,一字不漏地泄露了这个秘密。 我在人保科等待了大约半个多小时,进来一个高个子的中年男士。看见我就说: “你是老蔡吧?我叫张定华,是劳动工资科的。刚才听了小唐的汇报,知道你已经来报到。我请示了总支黄书记,请你到二车间工作,你看怎么样?” “随你们的便吧!”在这时候,我当然还不知道两位书记先生达成的秘密协定。只是心里有一股气,从一开始就不愿到电机厂来,赖在601厂不走。一直要等到拿不到工资,才非常不情愿的前来报到。当时我还在想:到了跃进电机厂,至少有一个像样一点的领导人,先找我谈谈话。到那个时候我再提出专业对口问题,可能还有一点希望。可没有想到遇到了一头雌老虎,然后又是一个不温不火的男人,听他的口气,知道不是一个能担责任的领导。算了吧,反正在这个厂里,做什么工作都是差不多,二车间和其他部门又有什么区别呢? 张定华把我从虹口区带到杨浦区,在眉州路300号门口停下来。我抬头一看,有一块厂牌,上面写着《上海跃进电机厂第二车间》字样。到里面找到车间主任秦毛棣,张把我交给了他就想回去,临走的时候还丢下一句话: “老蔡,我们厂里是每月十五日发工资。” “我现在就没有钱了,还有十天要吃饭怎么办?”我一听就急了,拉着张定华说: “这个,请秦主任给他在工会互助金里借一点吧!”张想挣脱我的手,对秦说: “他还没有参加互助金会哩!”秦对张说: “那就只好请你帮他办一办啦!”张尽力挣脱了我的手,一改原来不温不火的样子,像狡兔一样快的逃跑,好像是怕再次被我缠住不放。 其实过日子的钱,还是有一点,只是刚才那头雌老虎扬言要扣我的工资,我想装得穷一点,使他们下不了这个狠心。在那个年代,穷总不吃亏的。不是常常听人家说吗:“共产党不怕你凶,就怕你穷!” 秦主任不问我到底有没有吃饭钱,就把我带到一个大车间,在许多车床和堆积如山的机壳的夹缝中找到瞿友根,用手指着我对他说: “这一位是601厂调来的蔡丹宙同志,现在派到你们组里,你给他安排工作吧!”毛棣没有拖泥带水,交代完毕就走。瞿友根是机壳组的组长,听他的口音,就知道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浦东本地人。他见我瘦骨伶仃,就用手指了指身旁的一大堆机壳,然后拍拍我的肩膀问: “你拿得动这些机壳吗?” 瞿友根看着我的样子,恐怕我拿不动这些机壳: “我试一试吧!”我一边回答:一边就走到机壳堆旁边,用双手小心又非常吃力地捧起一只大机壳。 “好!把它放到这台钻床的平台上。”瞿友根指着安放在大车间墙边的一台钻床说: 我刚把机壳放下,他就过来说我安放的方向不对,边说边把机壳翻将过来,再上了夹具把它夹紧,然后开动钻床在机壳的一块出线平面的中间部位钻了铜钱大小的两个大圆孔,再在这块平面的对角方位,攻了两个M5的螺孔。然后回头问我看清楚了吗?见我点点头,他就继续说道: “明天下午两点半,你来上中班,就这样打孔,完成一只机壳就是一个工分,八小时要打480只。你是新来的生手,可以适当照顾,三个月之内,打360分就可以。但是三个月以后,一定要打满定额。我们机壳组分早、中、夜三班,这个礼拜做中班,下礼拜就是夜班,再下一个礼拜就做早班。早班每天早上六点钟上班,到二点半交班;中班二点半上班,到晚上十一点下班;夜班十一点上班,早上六点下班。”瞿友根像阿宝背书一样,把所有的事情很快地向我交代一遍之后,就去开动他的车床,因为他也有自己的定额,同样要每天完成艰难的480分。 我好像是落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这么沉重的机壳,不要说是还要打洞和攻螺纹,就是一天把480只机壳上下搬动一次,我也受不了。这么高强度的劳动,即使是在崇明围海造地,也决没有如此沉重!不过后来我发现,这样重的机壳,只是其中的一种规格,有的规格比较小,甚至非常小。瞿友根要我搬的,是厂里生产功率最大的一种电机。我想这大概是他想先来给我一个下马威吧! 读者如欲知道笔者如何摆脱困境?且看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