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志馨 项小米
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个人的名字时常会被提起，他就是担任过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项南。出身于闽西革命世家的项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等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他的一生如此的富于戏剧性：顺境和逆境循环往复，升迁与沉浮相互交织，毁和誉并存。青年、中年、老年，就这样度过了风雨人生。今天我们请来讲述项南故事的是他最亲密的人：他的夫人汪志馨和女儿项小米。
一
1918年，项南出生于闽西连城县，他的家庭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革命世家。项南的父亲项与年，是闽西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项南的女儿项小米的记忆里，爷爷项与年是家中最神秘的人。
项小米：我们家人对于我爷爷的了解特别少，那时候就老讲地下工作，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特科，其实他是特科的。后来呢，就问我爸爸，我爸爸也不知道。
项南在少年时代就与父亲项与年失去了联系。此后一生中他们也是聚少离多。然而项南同他父亲一样，也辗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2年，项南在苏北革命根据地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汪志馨。
汪志馨：因为我在上海就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从读书会里面，他们挑选人到苏北去，就正式参加革命了，接待我的就是老项，他在盐城县政府里面当秘书，去的人都是他接待的，接待了以后，再分配到下面。接待我们，他了解一些情况以后呢，就分配我到一个区里面，这个区叫东垲区，不久他也到那个区里去了。到那个区里去当区委书记，我当宣传委员，那就在一起工作了。
1954年，36岁的项南成为团中央的宣传部部长。随着工作的变动，项南全家来到了北京。在项南的女儿项小米的记忆中，那是她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一段岁月。
项小米回忆说，那时，父亲项南在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领导下工作，也是胡耀邦的一个重要助手。他为当时团中央的建设起草了很多文件。
1956年，中共八大结束后，为了筹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项南起草了一份关于青年团工作的文件，文件里提到了扩大自治权，扩大民主生活等问题。这个著名的《十点建议》，却在两年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那时，项南的妻子汪志馨也在团中央工作。1958年，那场针对《十点建议》的大批判，至今留在她的记忆中。
1958年，项小米还只有5岁，可是她也隐约地感受到，家里的生活已经与以往有所不同。
项小米：所以我们小的时候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只知道我爸爸反正是出事了，而且受完处分，这是我们后来知道的。那个处分非常重啊，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完了下放，还行政降两级，还全国通报，完了以后还到那个，我们北京周围有个叫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的，到那儿去劳动。
二
项小米：他到那个中阿友好公社后认识了好多的当地农民，养鸡的、养鸭的、喂牛的。这些人都跟他特别好，我觉得说到底，他可能还是个农民的儿子吧，就是他骨子里头，就对农民、对土地有一种亲近感。
项小米回忆说，在公社里，父亲项南学会了开拖拉机，并且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的农业问题，就此与中国的农机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1年，项南还没有被平反，当时的农机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大胆起用了他，任命他为办公厅副主任。
项小米：他搞农业机械化，那是我大了以后才知道的，他也是做到最好，他写了很多的关于农业机械化的，像论文式的那种理论的文章，当时都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了，都是很大很大的整版整版地登，有个笔名叫王植，非常有水平的文章，后来他们结集，给他出了那本书，我觉得他那时候是很有水平的，很爱动脑子。
在一本中国农业百科全书里，能看到项南的名字排列于中国农机专家的词条之下。然而正当项南准备为中国农业机械化努力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文革”开始了。
项小米：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我爸爸，就是大概“文革”第二年吧，就给关起来了。关到八机部，那时候叫八机部，就是农业机械部。
一年多的牛棚生活之后，项南被发配到了远在黑龙江依兰县的五七干校，而此时的项小米早已随同母亲到达宁夏的干校，在那里参加劳动。
项小米回忆说，1970年5月，她的父亲项南恢复了工作，调回北京，后来被任命为一机部农机局局长。
1976年，中国进入多事之秋，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历史转折。就在这个时候，担任一机部副部长的项南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那就是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考察。这次考察，让项南提前认识了资本主义。
项小米：就是1975年左右，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党内，也开始有了一些要打开国门的呼声了，还没有明确地提到改革开放，那个时候也很难得的，就是他作为农机部的副部长，带着代表团曾经出访过好几次，德国、美国、法国，他都去过。他那个时候给政治局讲他出国的一些见闻，包括他出去，带一个小摄影机，到美国他就拍电影，把片子拿回来给政治局看。我记得那时候有华国锋，华国锋还是很支持他这么做的，就是我爸爸把那个片子拿来放，完了以后就写考察报告。我记得有什么欧洲几国考察报告，美国的考察报告，都是印成书给他们看。
项小米回忆说，也是由于当时能够走出国门的机遇，让她的父亲项南，对当时他所从事的农机工作，有了新的思考。
项小米：他那个时候，就去国外考察，在北京市周围，引进的什么机械化养鸡，机械化的割草，机械化的喂牛，都是他干的。所以我们那时候经常开玩笑，我们说北京市的市民那时候能吃上这么多的鸡蛋，鸡蛋供应能够这么充足，我觉得都应该感谢我爸爸，那是他最早引进来的。
他提出来，就是要大规模地引进机械化的操作，比方说养鸡、养牛这些东西，他就提出来很多，比方说多少多少人的粮食和牛奶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中国还要这么原始的、这么多人，这样集约化的去劳动什么的。但是那个时候呢，他只是局限于对农业机械化的一些思考，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是他当省委书记以后，我觉得他一下子，他的眼光就跳得更远了，他干了很多事情，都是咱们国内没有的。
1979年2月，项南出任农机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并且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受到了重用，但是身上仍然背着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项南没有急于要求组织上为自己平反和落实政策，而是集中精力抓农机工作。
项小米：后来中央领导同志说，项南的这个案一定要翻，完了以后才委托团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因为是在团中央受的处分嘛。等批了以后，我父亲才被平反。
项小米：我记得就是给我们每个人的档案里都夹了一份，我那时候在部队嘛，给我们每个孩子的档案里都夹了一份材料。
从40岁蒙冤受屈，到花甲之年获得平反，项南的人生已经走过了21年。在项小米的记忆里，获得平反之后，她的父亲项南却显得格外的冷静。项南此时未必意识到，随着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他的命运又将出现新的转折。
三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正酝酿着新的政治气象。而刚刚获得平反，时任农机部副部长的项南，也意外地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
1981年1月14日早晨7点半，一列45次特快列车抵达福州车站。一位身穿旧式棉袄，脚登黑布鞋的长者出现在了清静的月台上。他就是时年62岁的项南。这次项南被派往福建担任福建省委的常务书记。从这一天起，他的名字便和福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这些字眼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据项南回忆：1980年的冬天，中央领导同志把他找到中南海，说福建省是一个侨乡，有几百万华侨在海外，但是福建省的省委书记，福建省的省长，没有一个是福建人，华侨感到很遗憾。所以中央考虑，要找一个福建籍的同志，会讲福建话的，了解福建情况的人，到福建去主持工作。
就这样，项南成为主政福建的“封疆大吏”。他谢绝了福建省委的盛大欢迎仪式，而是静悄悄地登上了去往福建的列车。从11岁起，项南就离开了故乡福建，在50多年之后，他重新回到了这块土地。然而，当时的福建，基础建设之落后，经济之困难，都超乎项南的想象。由于海峡两岸的长年对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时间里，福建一直被牢固地定位为“海防前线”，几乎没有建设。
项小米：一个他，一个任仲夷，这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最前沿的两个省委书记。当时为什么把他放到福建，把任仲夷放在广东？这是两个地理位置最特殊的省，一个（广东）面对着香港、澳门，一个（福建）面对着台湾，而且当时福建的工业基础是最薄弱的，比广东，那根本没办法比，福建没有任何的工业。我记得我爸爸去的时候，我说爸爸，福建什么工业都没有，他说好像记得，就三明，就是福建的一个深山里有一个火柴厂，这是福建的工业，我去的时候，当时福州有一个7层的楼房是当时最高的一个建筑，叫华侨大厦。
初到福建，项南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调查研究上。项小米回忆说，3个月的时间里，父亲项南差不多跑遍了全省的每一个县市。
项小米：他特别喜欢跑出去，因为福建是山路嘛，到处都是山，就在山路上跑来跑去，看到一个农民在山上种地，他就把车一停，坐那儿就跟农民聊起来了。聊完了农民也不知道他是谁，反正就觉得这个老头不错，就跟他聊。而且我记得他好像跑出去以后回来，他老有很多的心得，他就说，这个事情对，就应该这么做。
1981年底，以项南为首的福建省委在全省落实了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项南提出，福建不能孤立地进行粮食生产，更应该发挥依山靠海的优势来发展农业。他把这种做法，称作是“唱山海经”。
项小米：他说这个山林啊，都开荒，都砍柴，都给搞秃了，他说就把它包给农民，一包包它个几十年，结果就那样。这些东西，好多都是他坐着车到外面去听农民讲，完了以后他就回来决定的事情，他特别喜欢这样。
在项小米看来，父亲项南主政福建，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但是当时中国的具体政策环境还并不乐观，项南却已经在福建举起了解放思想的大旗。
项小米：他在福建的好多社论是他自己写的，《福建日报》的社论是他自己写的，我记得有一个社论，一共39个字吧，好像是说为什么有些单位，就是那个罗织冤假错案，为什么有些单位长期搞不下去，有些人自己屁股上有屎，不妨回去想想看。这社论就这样，还评上那年的好新闻，还得了个一等奖。他特高兴，他有时候还跟我说，哎，不光你会写啊，我也会写。我记得特别清楚。
可是，这个在工作中解放了思想的项南，工作作风却依旧没有改变。即使是在自己女儿的眼中，项南也显得“顽固不化”，太过“马列主义”。
项小米：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要求，有的时候可能都近乎到苛刻吧。他到了那个省里以后，省里原来有一个特供的小食堂，就是给这些省委书记们一些特殊的供应，什么肉啊，鸡蛋啊，或者说一些老百姓买不到的东西吧，他去了就给停了。我觉得他也挺武断的，他就是反对一切特殊化的东西，就是刚才我说的，什么警车开道，他就烦这个。因此他的秘书跟我们讲，你们能不能跟你爸爸说一说，有些事情还是随和一点好，要不然他脱离群众啊。他的秘书那意思就是，他脱离群众，不是脱离底下的群众，是脱离那些省委书记的群众，省委书记有四五个呢，你弄得别人怎么过呀，人家的脸上怎么看啊。他根本不管那个，所以我估计他在党内，可能出了名的也是这个铁面无私。
当时他那个小车是个尼桑，后来咱们国家改革开放有点钱了，省里觉得可能太寒酸了吧，就给他们配了大概六辆奔驰，上来就让他给扣了，又是发了一顿脾气。那个尼桑不是还能开吗，为什么要换奔驰呢？他就把那六辆奔驰全给封了，可是这车，你用它也是那么多年损坏，你不用它，封到那，它也是那么多年就损坏了。有时候秘书不敢跟他讲，就跟我们小孩讲，就说劝劝你爸爸吧，不要太过了，脱离群众啊。我们跟他说，他根本不听。他说，就是不好，影响太不好了。
四
项南初到福建上任，福建的干部和老百姓都在打量观察这位新书记。还有人拿项南的名字做文章，说，项南项南，项项都难；也有人说，项南项南，向着困难。在福建搞特区，在当时的环境下，项南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尽管中央领导人对经济特区作出了原则性的支持，但是在具体操作上，要靠自己摸索。而摸索，在那个年代，就很有可能犯错误，甚至付出代价。项南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没有止步。在给中央党校的一位学者信中，项南这样说：后退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允许的，主要是人民不允许。
早在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市，各自划出一定的范围区域，试办经济特区。1980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项南主政福建之时，正是特区建设刚开始的时候。
项小米记得，她的父亲项南曾经多次跟她提到过“特区”最独特的地方。
项小米：我曾问我爸爸，什么叫特区？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特区就是一分钱都不给你。就说别的省，都有国家政策，或者给你钱，你要拿这些钱去做什么，做生意，完了以后就搞城市的建设，特区是一分钱都不给你。
项南提出要引进外资进行特区建设。可是这样的设想，既没有中央政策的支持，当时的福建，也缺乏引进外资的资源环境。
比如，80年代初，项南就提出，要在福建修建一条由福州到厦门的高速公路，改善特区的交通状况。项小米说，在当时的中国，父亲项南是第一个提出“高速公路”这种设想的人。
项小米：当时所有人都笑话他，有的人，包括专家来论证说，这个修高速公路要花多少钱，要占多少农田啊，就是觉得，我父亲这个设想是不对的。所以当时可以说是省委否决了他的提议。但是现在通过了，他退下来以后有20年了吧，现在回过头又去修高速公路。后来好多省都开始搞了，事实证明，高速公路的确是应该修，可是比他提出来已经晚了很多很多年。
除了交通，项南把福建的通讯与国际接轨也提上了日程。
项小米：我爸爸也是第一次引进了国外的程控电话，当时国内是不同意的，因为要花很多钱，但是我爸爸说，这个是方向，程控电话的声音特别清晰，说现在国际上已经都用程控电话了，如果我们福建想吸引国外来投资，外商打个电话这么困难，谁还来投资啊。
有感于外界对于福建、对于特区了解的太少，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项南决定开展公关宣传。1981年，在项南的建议下，几十位港澳记者应邀到福建参观访问，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首开先例。在这次访问中，来自港澳的记者们，第一次听说福建要利用外资，在厦门特区建设一个国际机场。
项小米：我们国家那个时候还没有从国外贷款做事情的，从资本主义国家贷款，那是根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就提出来从科威特贷款，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科威特有一个王子，有一个亲王，跑到中国来了，特别想跟中国做点什么生意，我父亲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因为福建没有钱。但是你从国外贷款，这可不可以，这个（在当时）就是一个未知数。
除了投资来源备受争议，在厦门修建机场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反对意见，他们主要是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
项小米：就福建怎么能修机场呢，福建面对着金门，面对着台湾，那炮打过来，不一下就把你机场给打了。我记得我爸爸当时为了修这个机场拉了杨成武，杨成武是军区司令，他们跑到北京，又找国务院，又找军委，就是修一个机场，就不知道有多少困难。我记得我爸爸当时特别有智慧的一段话，我爸爸说，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们要怕金门，就是金门，究竟是金门怕我们，还是我们怕金门？所以后来他就提出这个，结果后来真的就是每一层、每一关都是这样批下来的。后来就是用的科威特的贷款，修了这个厦门的国际机场，而且修的速度特别快。
从1982年1月10日动工，到年底机场主跑道提前建成，厦门国际机场的这次工程，创造了中国混凝土机场跑道当年开工、当年建成的高速施工范例，在当时被誉为“特区速度”。
项小米：福建除了一条鹰厦铁路，还有了一个机场可以跟境外直接往来，而且还是国际机场，国际上的飞机都可以直接落到厦门。有了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有了这个程控电话，后来福建的招商，一下子就很快都来了。
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项南和他的同事们，为吸引外资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中日合资的福日电视机厂，中美合资的厦门烟厂，成为当时福建引进外资的企业样本。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对于特区的政策尚不明朗，这些引进外资的企业引发了种种争议，甚至有人把经济特区比作旧中国的租界。
80年代初，一场围绕福日电视的争论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福日电视机厂是改革开放后福建第一家中外合资电子公司，也是中国最早的中外合资企业之一。但是，中国最初阶段与外国合作的项目，几乎难免被划上是否是卖国主义的问号。福建与日本合资的这个项目更不例外。有人说它是殖民地性质的厂子，是向日本投降，是打击民族工业。铺天盖地的帽子，就这样落在福日这个不大不小的合资企业头上。
原福建省机械工业厅厅长施今伟后来回忆说，搞合资企业，当时确实有很大的风险。今天看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在当时却会引起轩然大波。现在我们说项南站得高看得远，但是谁又能知道他当时顶着多大的压力。
五
1983年底，种种不利于经济特区的传言不断袭来。经济特区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中央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项南多次向中央提出将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并设立自由港，但是迟迟没有答复。这期间，项南与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时常通电话，互通信息，互相鼓励。两个沿海开放省份，就是在这样惨淡经营的气氛中走进1984年。
1984年１月，广东、福建两省得到了这样的通知，邓小平同志即将南巡。通知中说，邓小平要去几个经济特区走一走，看一看，主要是休息。然而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和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都认为，邓小平的南巡，另有深意。项南作好了汇报工作的准备。
项小米：最早的时候，特区只开放了厦门的那个叫湖里的加工区，那个特区。邓小平视察厦门的时候，我父亲陪着邓小平在湖里加工区走了一圈，另外陪着他乘坐了一个快艇，环着鼓浪屿绕了一圈。
在鼓浪屿的游艇上，借着汇报工作的机会，项南向邓小平提出了扩大厦门特区的设想。
项小米：我爸爸就跟邓小平汇报，提出来能不能够把这个（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当时邓小平视察完了，回去以后，很快地就扩大到了厦门全岛。而且当时我记得我父亲还跟他提到了，就是能不能够把是沿海的城市都给它开放，不要光广东和福建这样两个特区，不够。后来回去以后，我记得，很快地中央文件就下来了，就是开放14个沿海城市，我记得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
项南也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厦门应该建设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自由港，人员自由往来，货物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甚至提出过发行特区货币的想法。项小米说，也许是因为过去常常走出国门的关系，她的父亲项南有很多想法，远远超前于时代，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同时，对于新生事物，项南总是格外关注。正是因此，闽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吸引了项南的目光。
项小米：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爸爸当时就老跟我们讲，他说福建哪有什么工业呀，就还是那句话，特区又不给你钱，但是，历来福建人很会做生意，就通过那种原始的资本的积累，比方烧瓷砖，就有了钱了。那这么多的钱他们就是要搞企业，支不支持他们？我父亲就认为，就要坚决支持他们。你不支持他们，福建你还能搞别的吗，国家又不给你钱，你能搞什么呢？所以我父亲对乡镇企业历来是非常热情的，而且我觉得他倾尽全力去支持他们。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乡镇企业到底该不该办，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项小米：实际上在我的印象里，中央对这个乡镇企业究竟是应该扶持还是要控制，还是有很激烈的争论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报纸上经常在登，有一段叫“关停并转”，所谓“关停并转”，全是冲着乡镇企业去的。
就在闽南的乡镇企业逐步发展之时，一场晋江假药案引发了全国的议论。
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触目惊心的晋江假药案》。此后不久，晋江假药案逐步升级，矛头指向了福建的乡镇企业建设。面对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批评，项南坚持认为，假药案应该处理，但是绝不意味着今后不再搞乡镇企业。
项小米：我父亲给晋江提了一句话，叫“乡镇企业一枝花”，就在这种风口浪尖上，我父亲去了晋江，他就认为乡镇企业必须得扶持它，我爸爸说，既然你栽花，它就有可能长虫，你要给它捉虫，而不是要去把这个花给掐掉，他就是这么看这个问题。而且我父亲认为，这样的一个小事情，你如果处理得不好，它会影响到一个大的方向，影响到福建整个乡镇企业的局面。
所以晋江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后来是保住了。
就在晋江假药案之后不久，1986年春，项南接受中央的决定，离开了福建省委书记的岗位。但是晋江人从来没有忘记过项南。
1986年，67岁的项南从福建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6月2日，项南和夫人还有他的老母亲，一同乘坐46次列车离开福州，告别了他工作5年的家乡福建。当天晚上，在北上的列车上，项南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话：离开后，自然是有人高兴有人惋惜，但前者毕竟是极少数。是非功过后人会去评说。
杨志栓是项南生前最后一位秘书，从1994年起，他伴随了项南人生中的最后岁月。在他的记忆里，项南在北京的生活，清贫但是并不平静。1997年11月10日，项南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直到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分钟，他还在坚持着工作。
（文稿来源：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栏目，编导孙威）
《纵横》2007年第1期 | 
发表于 2007-2-1 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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