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发建：史学“科学化”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趋向

李旧苗

 

史学“科学化”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趋向
朱发建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 要]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蜕变的过程，其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史学实践上也出现了不少的“偏弊”现象。如何认识与评价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利弊得失，当今学术界并未取得共识。由此，也造成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诸多困惑。对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行程予以回顾与反省，可为21世纪史学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史学“科学化”曾为中国史学走出中世纪开辟先路，至今仍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21世纪中国史学如何承继“科学化”的传统，摒弃其中的极端因素，构建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范式，正是当今中国史学亟待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科学化 中国史学 趋向
　　[作者简介]朱发建(1964－)，男，湖南省慈利县人，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6)11—0146－07

　　中国史学在21世纪如何发展?时下谈论者甚众。当20世纪末学术史研究者提出重续“学统”问题之后，当今史学应继承何种学统仍言人人殊，甚至出现了“学统”之争，在史学实践中也形成不同的发展趋向。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不同趋向，与近代中国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陈平原曾说，学术史的研究在于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治学的方向感。小而言之，通过学术史的研究与反省，解决个人治学上的困惑；大而言之，可为整个学术界发展寻求方向。本文通过对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的回顾与反思，冀望能对今日治史者选择治史途辙有所启示，也有助于我们对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走向的认识。
　　
　　一、回顾：“科学化”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变革
　　
　　19世纪以来，由于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西方学术界兴起了“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史学从19世纪德国“兰克学派”就开始了“科学化”进程，至20世纪初达到高潮，英国剑桥学派代表人物伯瑞(J．B．Bury)的名言“历史是科学，不多也不少”，即代表了对史学科学化的一种乐观看法。时势所趋，“科学化”也成为中国传统学术走向近代的必然选择，正如罗志田所指出的，“思想学术的泛科学化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显著特征”。
　　中国近代史学外缘西方“科学”观念之吸引，内有传统史学走向近代化之迫切要求，自1902年梁启超提出“新史学”观念以来，即开始了史学“科学化”的行程。1919年“整理国故”运动初起之时，毛子水就说：“我们在现在的时候要研究学术，应当研究合法的学术。因为研究学术的最正当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广义的科学)就是合法的学术。因此，我们现在要研究学术，便应当从研究现代的科学人手。”史学是否“科学”，关系到史学是否能称为“学术”、即学术“合法性”的重要问题。1939年，杨鸿烈指出：“关于史学的‘科学性质’的鉴定很是重要，其情形颇有如《民法》上的‘妻’与‘妾’、‘嫡子’与‘庶子’或‘私生子’等等的身份证明显然有优劣高低的差别，所以假如说史学没有成为‘科学’的资格，那么史学就根本没有研究的价值。”“科学化”因之成为近代史家挥之不去的情结。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家辈出、流派纷呈，史学思潮迭兴、潮起潮落，各家各派全都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开始了其“科学化”的行程，故许冠三认为：“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史学’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素质为职志。”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也正是中国史学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蜕变过程。
　　将近代史学的变迁放在“科学化”进程中来看，以近代史学与传统史学相比较，无论在历史观、史学观、史料观、历史材料的解释、研究方法、治学态度与精神、课题选择，以至史学论著体裁、表述方法、引文注释形式等方面，已是完全不同型态的一种“新史学”，借用科学史家库恩的说法，完全可称为一场史学领域的“范式革命”。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相对于清代以前的传统，20世纪中国史学是一种崭新的新史学，不论观念、方法或写作方式，都达到革命性之改变的地步”。而这些变化中诸方面，皆与“科学”引入有相当的联系。对近代以来受西方“科学”影响、初步成型的“科学史学”的治学途辙及学术成就如何评价?目前研究者还是见仁见智，大致而言，学者们基本肯定近百年中国史学在“科学化”进程中取得的成就，但对近代“科学化”史学不同取向也时有非议与批评。
　　桑兵曾针对时下史学研究风气言道：“今人论近代学术，常就主流一线的声势着眼，则胡适的科学方法影响最大，傅斯年的史料学成就最高。其实，深入一层看，第一流的学人大都在胡适的十字真言笼罩之外，并且对其方法的科学性不以为然，而被划进史料学派的不少学人，与傅斯年的主张在若即若离之间。即使号称沐浴胡适科学方法的曙光进入学术殿堂的新进，究竟是顺势抑或得道，还要另当别论。”以“势”论学术高下固然不足取法，近代第一流学人多不在十字真言笼罩之下且有相当成就固然属实，但不能以此否定胡适“科学方法”的作用。治史成就大小与个人学养深浅有关。近代一流学者大多旧学深沉，且善于汲取西学新知，并不拒斥自西方引入的“科学方法”，只是对胡适以诸子学说附会西学、古史辨“疑古之过”略有微辞。近代倡导“科学治史”者，其学术成就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亦有偏颇之时，但似不能以此认定其轨辙非正。以治学成绩而论，“科学史学”成立时间之短，新范式确立之后的学术建设与积累亦非一蹴而就，以“草莽初辟”者成就之微与“循旧辙”者易于成功相较，单以成绩论当然有高下之分；但是，从“新史学”建设之需要而言，“科学”的新史家主要致力于更新史学观念、引进科学方法、开拓史学研究的新方向，并取得有目共睹之成绩，若以此而论，则两者贡献可能只在伯仲之间。以学者类型而言，有“但开风气不为师”、“大刀阔斧”而治学“疏阔”类型学者，有“旧学深沉”、沉潜缜密、日积月累成其专精之学者，其中高下论评，只能见仁见智，难为划一。
　　近人对“科学史学”评价褒贬不一，原因还在于近代国人对“科学”的多重理解，及史学科学化进程中多重路向的分裂，常有执一偏之见而是丹非素、出主人奴之议，后学们见仁见智，造成时下治史者在选择治学路向上的困惑，也是无可如何之事。熊十力曾说：“大抵学问家，各欲完成其系统，则不能不偏。而宏通者，则常留心偏见之减除，而于自家系统之中，势又不能泛滥，则唯有慎重立言之分际，常留余地以处人，此其所以为通也。”可视为通达之论。揆诸史实，近代“科学史学”的倡导及其实践，对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确实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功自然不能轻易否定，其得失成败也可再作论评。
以治学方法而论，科学史家推重的“科学方法”确是简单，或许算不上高明，如“假设一证明方法”、“历史演变方法”、“剥皮主义方法”、“史料比较方法”等，初学者一听就懂、一学就会，胡适作为“科学方法”的传教士，或许正是“为中人说法”，故不避简陋；顾颉刚自述其治学方法时，也称自己所了解的“科学”知识并不高深，正是这不高深的“科学方法”才能深深吸引初涉学术的青年学子，从而壮大了新学术的队伍，成就了“新史学”的事业。而反观陈寅恪等人推重的“了解之同情”治史之法，时人能欣赏者少，能熟练运用者更难求，没有深厚的学养恐怕绝难领会其中精义。以境界高下而言，后者固然高出前者，但若我们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看待其不同作用，则大可不必扬后贬前。前者只为初学者说法，难以言深，在知识、学养不足的情形下，更容易为普通学人接受、效法，其功劳在于输入科学新方法，为改造传统史学研究创辟先路，故先学习、再模仿，流于肤浅，亦是历史常态；至于继起者局拘此一境界，只能由后来者负不思进取之责，不能以此否定先驱者的功劳。后者能融会中、西学方法，但中、西学融会贯通非一朝一夕可成，其“取法乎上”，只能为具天资者说法，难为一般人仿效，能欣赏者或不乏其人，而能承继者却寡少，熊十力即叹其所倡“证会”、“体认”之法难为浅学者所了解，原因还在其法必须具有深厚之中西学素养，将中西学术融会一心，而具此素质者少之又少，故有成者不多，盖达此境者实在不易。
　　治学之方，在循序渐进，“取法乎中”可为初学者入学之门径，然治学者不必固守此境，当寻求更高境界，中西古今融会贯通为治学最高境地，学者实不能不悬此为鹄的，否则真是“取法乎中”而至于等而下之了。近人多言“史无定法”，治史者要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结合个人学养、性情，选择其中已被前贤证明有用而又适合自己的“方法”，并须不断求进。今日治史者如何选择途辙?以个人而言，各人禀赋、学养、识力各有其限，兼通古今、融会中西显然不是常人可及，要在辨明近代学术流别，悉各家各派利弊，各循前贤故辙，细心体会、取长补短，方可免入歧途，或即能有所成。
　　
　　二、省思：近代科学化史学之偏弊
　　
　　近代科学化进程中的“新史学”，可以说是成败兼具、利弊皆存。前人于其“偏弊”处多有批评与反省，当代学术界对史学科学化的反省，港台、海外学者已先行一步。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籍学者郭颖颐已有《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一书，回顾并反省了近代中国“唯科学主义”思想的起源及其流衍。此后，港台史家不断有批评科学化史学的声音。
　　1979年，余英时从近代史学派别的分裂与对立上谈到：“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先后曾出现过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有两派：第一派可称之为史料学派，乃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工作；第二派可称之为史观学派，乃以系统的观点通释中国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主要任务。从理论上说，这两派其实各自掌握到了现代史学的一个层面。史料学是史学的下层基础，而史观则是上层结构。没有基础，史学无从开始；没有建构，史学终不算完成。所以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合则两美，离则两伤的。但是在实践中，中国现代的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由于各趋极端，竟不幸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史料派鄙史观派为空中楼阁，而史观学派则又讥史料派为支离破碎，不识大体。”对史料派与史观派之偏弊皆有批评。王尔敏重点分析了傅斯年一派的“科学史学”，他说：“若沉下心情单纯思考‘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命义，显然它是反映时代思潮的一个信仰。这个命义的广大背景，是民国初年以来的思潮主流泛科学主义。这一思潮影响到史学界，则成就为科学派史学。”这种科学史学范式“范铸一时代之著史风格。自民国初年以来之史学专论，无论研究对象、问题选择、撰著程式、讨论方式、引括形式、注脚格式，大致全有一致风格。”受其影响，“望风承流者之依附，造成史学界之学派主流。”对史料学派治史取向及造成以考证为宗尚的风气，他批评道：“他们笃信科学治史是不错的，但却迷信史料的神圣意义。因此他们循着二条假定之最高目标努力，一是要求资料齐全，这是量的最大极度。资料必须充足，是史家所应该做的努力，他们相信资料不全是无法写正确的史书，但若要求齐全，则将始终是一个理想目标，永远不能达到。这样要求使他们永远做着抱残守缺工作，他们笃信这是科学精神的实践，却丧失了对历史统一性与全盘性的了解。二是他们主张一点一滴的累积，这是量的最小极度，做历史研究，固然需要精细，而这种信念却使他们永远辛勤的钻牛角尖，使他们抛弃大问题而只从～点一滴的细小问题解决。蒋廷黻曾指称这种研究态度，可以使他熟读汉书中的每一字句，而却是不懂得汉代历史。”对以“科学方法”治史的史料考证派提出相当严厉的批评。
　　大陆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或受港台史学家对科学化史学批评的影响，或缘于思想解放，或针对时下治史取向与风气的评论，或20世纪末出于对近代史学各家各派治史得失的总结，对近代史学中“偏弊”的批评因缘而起。王学典即对近代史观派与实证派史学做过较为深刻的反省与批评，各文集中收入其《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书；张书学所著《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也从史学思潮的角度分析了近代“科学史学”理论上的困惑。其他治近代中国史学史者对此也有较深刻的反省，比如桑兵即指出：中国近代受西方“科学主义”影响的科学史学派各有所偏，以“考古派”与“释古派”为例，史料考证派乘“科学主义”思潮之东风而大兴，但他们只言史料考据、忽视显现民族精神的治史宗旨，其弊在“琐碎”，傅斯年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力图将国故材料以科学方法索引条理，令王国维担心误导后人一味找材料而不读书，“时至今日，中国文史之学的最大隐患即为支离”；而对“释古派”以史实填充外来观念之弊指斥尤厉，“至于不同派别的释古派，以及热闹一时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更加削足适履地取舍史实以适应外来解释框架，流风所被，等而下之者名为史观实乃史抄，陈寅恪断言外来理论若不与中国国情调适，必然难以持久”。流弊所及，今人读懂史料能力远不如前人，“因而治史一味要求方法模式，忽略文献本身的解读，从中发现史实及内在联系，往往以格义法解读文本，并将自以为读懂的部分史实抽出，甚至按图索骥地找材料，附会于现成的解释框架，大量未读懂的史料则弃置不顾”。于是，清代经学末流“字未识而微言大义已出”之弊变相盛行于当代史学，史实脱离相关语境，历史和文化的内在联系被割裂，格义附会的东西愈是自成系统，而与史实真相相去愈远。两派各偏一隅，皆偏离中国学术大道。
　　“言义理者凿空，谈考据者琐碎”，可以说是今人对科学化史学中两大流派之“偏弊”的定评。衡以中国传统史学所谓“事、文、义”三要素，或近人言“考据、义理、经世、辞章”之没准，近代科学化史学各派别皆有所偏，是无可讳言的。但这种偏弊并非各家各派与生俱来的“原罪”，而是在近代史学变迁中的一种复杂“反应”，或因要与传统史学彻底划清界线，故意发出过激的“反传统”主张，如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即如此，否则以傅之聪明，竟连今日初学史者即知的常识却不知?史观派有鉴于传统史学缺乏“条理、系统”，及考证派的“琐碎”，极力提倡“义理”、史观、理论，何尝不是出于“纠偏”的愿望而又有“凿空”偏向?“史料考证派”固失于“琐碎”，而其长亦在“实证”，史学研究应以史料为基础，虽为陈词滥调，但对时下治史风气而言，确实有必要重申史学工作的“基本纪律”。史料的整理、考证为任何史学研究的第一步工作，对史料的重视与材料的扩充、真伪的辨别、考订，如胡适倡导的“国故整理”、顾颉刚的“疑古辨伪”、傅斯年的“史料学”研究，皆是近代科学化史学超越传统的“文学化述史”与“玄学化义理史学”之处，也是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问的基础，不能因为前贤有对“史料考证派”过于“琐碎”的批评，而否定他们在史学研究上所作出的贡献，甚至认为史学不必做这种基础性的工作。但将史学局限在“史料学”、事实学范围之内，如傅斯年宣称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在今日确是已陈之刍狗，史实的说明、解释应是史学工作中应有之义，因解释的需要，借鉴各种学科理论、历史观来统合零碎的材料，指导治史者透过现象发现本质，尝试对历史作出条理化、系统化说明，解释事实间的因果关系、揭示出历史发展规律，近代社会科学化史学与“史观派”之起，在当时确是起到纠“考证派”之偏的历史作用，也取得了不俗的一成绩，但“史观派”失于“凿空”，也是无可讳言的事实。理论、史观对治史有益，可以作为历史考察时的一种思想线索，但从理论推导出的结论仍只为假说，需要有坚强的史实为依据。治史仍须从史料出发、而非从理论出发，否则即如章太炎所批评的“以类例断成事”，“虽燔炊史志犹可”。
　　治史以史料为基础，桑兵从“史料”解读方式角度，提出治史的三重境界：“史料为史学基础，所谓发明，即贯通新旧史料，揭示所含之事实、联系与意义。欲通史料文献，须知字义、故实及寓意。就此而论，治史有三重境界：一为从史料外面看，日望文生义，格义附会；二为从史料里面看，日信而有征，实事求是；三为从史料上面看，日虚实互证，了解同情。所谓‘虚’，一是其事不能具体实证，须由相关语境显现；二是所证并非实事，而是社会常情变态及个人心境，由此可以从事与情两面把握作为历史活动中心的人。后一境界须处处由第二重演进，最忌凭义理凿空演绎。”以此而论，近代学者中，陈寅恪之冶学境界确实要高出胡适、傅斯年辈一筹。但古往今来，青史留名之史家成百上千，能历此境界者究有几人?治史者不可不鉴。依愚拙之见，才高学深者不妨悬最高境界为目标，中材之人仍当遵循前贤故辙、谨守一家一派师法，明各家派之利弊得失，遵守史学工作“基本纪律”，做到“信而有征”，殊几可言治学，至于甘居下流或不自知者，则未可与言学。
　　
　　三、前瞻：史学如何沟通“科学”与“人文”
　　
　　随着“科学”在近代的发展，尤其是“唯科学主义”思潮的流行，科学与人文两种知识间的分离趋向也日益增长。科学与人文的相分，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呈现为所谓“两种文化”的对峙，并逐渐引向二重知识、二重文化、二重领域的疏离和对峙。这种疏离和对峙，不仅导致了文化的冲突，而且也引发了治学路向上的分裂，近代的科学史学与人文史学彼此对立的情景即是明证。在经历了漫长的分离和紧张之后，如何重建统一已成为史学现代化进程中不能不正视的问题。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出于对“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反省，再度引起史学家对史学能否成为“科学”、以及如何沟通“科学”与“人文”的讨论。从史学的“人文”性角度作出反思的港台史家有杜维运，他在评论西方汉学家的中国研究时说：“国人治史，不重方法，西方汉学家用西方的一套方法，以重建中国历史，借西哲的精蕴，以发国史的幽光，应是令人兴奋的事。惟中国学问，如天马行空，飘忽无踪，单凭方法，实不足羁系之。方法以外，灵活的运用，直觉的了解，诗意的体会，极为重要。方法易学，直觉的了解，诗意的体会，却不是一蹴可几的。不知中国的社会背景及民族的习性，即不足以语此境界，西方汉学家的致命伤在此，西方汉学家重建中国历史的困难亦在此。”其对西方汉学家的批评，亦即对近代以来效法于西方汉学的中国“科学史学”的论评，其论评的视角已及于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人文”特性。大陆史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开始重新讨论史学的“科学”性问题。进入90年代后，相关话题的讨论渐趋热闹，并引发出激烈的争论，如老一辈史家何兆武与庞卓恒之间的争论。学术发展即在争鸣，“何庞之争”引起了史学界较多人士的关注，使有关史学“科学性”的认识渐有进境，且有超越前贤及同时海外学者之势。何兆武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先后发表了《历史两重性片论》、《历史学两重性片论》、《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等论文，专门讨论了历史是什么，历史学研究对象的特性、历史认识的特点以及历史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问题。杨国荣从人文学科的“科学”与“人文”性及其沟通角度，将这一讨论推向更深层次。他在《科学的形上之维》一书中，对近代中国的“科学主义”思潮形成、流衍过程做了系统的梳理，揭示出中国社会在由传统向近代的转换中，“科学”地位是如何不断提升及误置的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科学与人文、知识与价值、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等方面的多重紧张关系，并从人文学科研究角度，提出了化解这种紧张、沟通科学与人文的可能性及可能的路径，该书虽非专门讨论史学的“科学”与“人文”性问题，实已涉及人文学科研究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对史学界思考本学科性质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历史学是研究“人事”的学问，就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而言，人及其生活世界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本身既是自然界的一种高级动物，又是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就人本身而言，人类的生活世界也展开为多个向度，既有为生存繁衍进行的多种社会实践，也有其思想意识活动构成的精神世界，人化世界不同于自然世界，自然界是自在的存在，人化世界则是已进入人的知行之域的存在。正是人化世界的这种多重性特点，造成人们在看待人类历史本质上的分歧。持“科学主义”观念的学者，往往将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外在于研究者自身的客观世界，因而将其作对象化处理，认为可以“科学”的方式，通过纯“客观”的研究来把握这一对象世界；人文主义者则强调人化世界不同于自然界，“科学”的研究可以解释、说明人化世界的部分内容，而不可能解释全部的人事活动。在认识世界的方法上，科学家注重实证、实验方法及逻辑推理，人文学者更重直觉体会、领悟；在研究目的上，相对于“科学”主要着重于对事实的认知，人文的解释总是渗入了价值的关怀。
　　正是缘于对人的生存世界的两种截然不同认识，在近代形成了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的对立，并引发了两种文化、两种知识的分裂。杨国荣指出：“从整个社会范围看，科学与人文的对峙则往往引向文化的分裂及主体间的隔绝。如何扬弃两者的分裂?科学主义试图以科学净化整个知识和文化领域，其结果是使人文学科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这种以科学的霸权消解人文学科的进路，不仅未能超越科学与人文的对峙，而且使之进一步趋于紧张。”实际而言，“人的存在并非仅仅只有一个向度，人敞开及构造世界的过程也并非仅仅指向科学的世界图景。人化世界作为广义的意义世界，既可以表现为科学及其物化形态，也可以取得人文的形式。从宽泛的意义上看，人化世界无非是进入了人的知行之域的存在，人对世界的把握并不仅仅限于科学认知，意义的追问和探索总是多向度的。以解释、评论、规定为形式的人文研究和探索，同样作用于人化世界的构造：正如科学以事实认知的方式融入了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的过程一样，人文探索以意义的阐释方式参与了化本然界为人化世界的过程。以人化世界的形成、解释、评价及规定为内容，人文探索从不同于科学的另一方面展示了人的存在方式”。这种对人化世界(亦即历史世界)多重性的理解，为消除近代以来“科学”与“人文”世界的分裂与对立铺平了道路。
　　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的近代史家，实际上是把历史看作是外在于“我”的对象化世界，主张将其作“客观化”的处理，因此强调历史研究的绝对客观性，极力排斥主观因素的“干扰”，以为通过史料的发掘、整理、辨别、比较、考证，即可显现历史的本相。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主张不用多说，社会科学化史家力图在历史中寻找与自然界相似的或不同的规律性，也正是“科学主义”思想在史家身上的反映。而不认同“科学化”史学的近代史家，虽然不反对运用“科学”知识解释历史材料、借鉴“科学方法”更新研究手段，且多认同“客观”研究态度，但对将历史看作与自然界同样的研究对象总是心存疑虑。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缘于德国西南学派区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观念，对史学是否是与自然科学相同的“科学”进行了初步反思，“科玄论战”后史学界相关的争议，对以自然科学为目标的史学科学化趋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反省，何炳松、陈训慈等人已有历史学非“科学”的观念。尤其是《学衡》诸子，大力宣传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使史家们意识到历史学的“人文性”，于是有张荫麟“历史学是科学兼艺术”的主张。30年代，朱谦之通过对历史哲学的研究，提出“文化科学”的概念。时至40年代，在《思想与时代》杂志的推动下，国内学者介绍萨顿“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渐有钱穆等史家沟通“科学”与“人文”的“人文科学”主张。但由于思想资源的限制，中国近代史家对此认识的理论深度仍是有限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此认识渐趋深化。何兆武关于历史学“两重性”的论述已超越了近代史家的认识，他认为：“历史学是一种人文知识(Geisteswissenschft)，而不是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意义上的那种科学。作为学术(知识)或科学(Wissenschaft)，两者有其共同的科学规范、纪律或准则；但作为不同的知识或学科，历史学的性质便有别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性质。历史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乃是客观存在；但对于历史现象的认识、理解和表达(这是历史学)，则是历史学家心灵劳动(或活动)的结果，是要取决于历史学家的人生体验的。”他从历史的二重性上区分了史学研究对象的二重性，为说明史学兼具“科学”与“人文”二重性质提供了理论的依据，并据此区分了史学研究中处理对象的不同、在操作方法上也应有所区别的观点，其思辨的新颖性与创造性在此得到了发挥。
　　史学研究中如何沟通“科学”与“人文”?历史学研究的是人类生存世界，其中包含以科学眼光构造的“科学世界”，也有人文学者眼中的“人文世界”，近代人两重世界相互对峙的观念，在破除了“唯科学主义”的迷思之后，已有交互融会于一体的可能。杨国荣指出：“作为人的不同存在方式，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无疑各有其合法性。无论是以科学世界消解人文世界，抑或以人文世界消解科学世界，均与存在的多重向度相悖。人的存在具有不同的向度，但这种向度又是同一存在的相关之维。从现实情形看，作为存在的相关之维，科学与人文具有互渗和互补的一面。人文观念往往为科学活动提供范导性的原则；同样人文学科也并非完全隔绝于科学，作为人文解释对象的人文世界，往往首先呈现为科学的世界图景；人文解释则相应地要以科学的视野为背景。”正是这种融会两界的新世界观，使历史学融会“科学性”与“人文性”有了现实的可能。但如何实现这种可能，当代史家仍需进行不断地探索。
　　近代史学中的“科学”话语与“人文”话语，确是两套不同的话语系统，两者在对史学研究的态度、方法、目的、操作方式上存在不小的差异。时至今日，两者之间的紧张也未消除。如何打破横亘在双方之间的隔阂，重建“科学”与“人文”统一的史学，仍是当代史家面临的难题。杨国荣提出：“科学与人文的沟通，最重要的是两者之间保持深层面的对话。通过两种文化、两重领域的这种对话，人文观念不断地渗入科学领域，使科学的运作与人文意义的追求及理想的价值目标保持一致；另一方面，确认科学的价值，理解科学的世界图景，也有助于化解对科学文明的恐惧与抗拒心态，避免回归自然等浪漫、空幻的追求，以历史主义的态度面对文明的进步。总之，科学与人文固然各有分界，但作为知识形态，两者又有互融与趋近的一面，从广义的文化角度看，两者则是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相关并互补的方面。”通过两者的对话，至少可以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相互理解与沟通，为实现统一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途径。
　　史学界在这方面致力探索的学者也有许多，桑兵从治史方法上提出，陈寅恪等人倡导的“了解之同情”方法，就是一种能较好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治史方法，“由上溯宋代学术精义所创同情式述论史学，沟通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超越乾嘉考据和域外汉学，解文本以通史实，由史实以明语境，因语境而知人心，扬各家之长而抑其弊，且与中国史学特性相合，最宜于匡正中国研究的时弊”。这种方法在具体历史研究中体现为“语境”分析法，“所谓‘语境’分析，即由前后左右书与前后左右事相互参证发明。其一，将合本子注法，由单纯比勘文献进为揭示史实，读通所有相关文献的全部情节含义，与了解相关人事的上下左右关系；其二，通晓文献的情节含义和有关人事的语境，则历史人物言行所由生的心境逐渐显露，而文献背后的潜意，即作者的思想也将透出纸背。此法精要，在于读史书与治史事相统一，证有形之事实与显无形之精神相联系，究个别人事与晓民族大义相贯通”。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人文性”，中国传统学问深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其中仍有相当丰富的人文资源可供今日治史者借鉴，我们应认真研究，发掘出更多的资源以丰富当今的治史方法，我们相信，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范式，终会有实现的一天。
　　步入21世纪，中国史学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史学何去何从?或如黄进兴所言：“倘若中国史学并无意一味绍述固有传统，又不愿陷入西学的轮回之中，大概只有做出‘别有特色’的中国史学。我们必须重新省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历程，从中创发量材适身的研究途径，以求真正地提升中国历史的理解。”诚哉斯言!

《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