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台灣史記（连载）

李旧苗

戰後台灣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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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灣史記(卷四) -- 前言 & 第一章

許介鱗教授
日本國立東京大學政治學博士
台大教授兼台大法學院院長
中華民國前國策顧問


前言

我在台大政治學系唸書時，仰慕日本尊重人權的憲法精神。 1960年代留學日本，在東京大學攻讀憲法，其間有印象極深刻而心情很沈痛的記憶，讓我感到日本這個國家為什麼這樣不尊重人權？

1967年在日的台灣留學生柳文卿，因為參加台灣獨立的政治運\動，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台。柳君不願意回台，在東京羽田機場，咬自己的舌頭抵抗，血流滿地，慘不忍睹。日本官員還是抓住柳文卿，硬把他遣送回台。過了一年的1968年，台灣留學生陳玉璽，從夏威夷轉到日本法政大學研究，又被日本政府強制遣送回台。陳君不是獨派也不是統派，他只在美國參加反越戰運\動而已，他被遣送回台之後，坐了四年的冤枉牢，直到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之時，才被釋放出來。日本政府就是這樣協助國民黨政權，政治迫害台灣留學生，而被政治迫害的台灣人如驚弓之鳥，生涯一直纏綿著不安的情緒。

當時強制遣送台灣留學生的是佐藤政權，他對當時反越戰的日本學生運\動也命令鎮暴警察鎮壓。但是諷刺得很，「鎮壓反戰」的佐藤榮作，竟得了1974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日本不尊重人權，從日本政府把外國人都當罪犯看待，也可以得到佐證。居住日本的外國人都必須捺指紋，但是依日本的法規習慣，從古代到今日，只有那些作奸犯科的罪犯才必要捺指紋，因此強迫外國人捺指紋，就是把外國人都當罪犯看待。從我留學的1960年代開始，看到很多外國人和日本的人權主義者，不斷的有反對外國人捺指紋運\動出現，日本也略加修改辦法，但至今強迫外國人捺指紋的原則沒有改變。日本國憲法強調尊重基本人權，但是教科書寫的是一套，日本的實際情形又是另一套。

日本有一個「新歷史教科書製造會」的團體，會長是電氣通信大學教授西尾幹二。這個團體對日本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不滿，特別對記述日軍強制徵用「從 軍慰安婦」提出抗議，說日本應該超越「自虐史觀」，又對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記述為侵略戰爭不滿，說這是戰勝國美蘇的歷史觀，必須加以修改而製造新歷史教科書(1)。

這位西尾幹二教授，於2000年3月台灣總統大選前，帶著他寫的一本厚厚而又廉價的『國民歷史』，由新聞局官員陪同來拜訪我。我誠\懇的告訴他：「台灣沒有什麼identity（同一性），台灣有的是variety（多樣性而富於變化）。」日本的媒體常千篇一律的報導，台灣人都是支持台灣獨立，只有少數的外省人才支持中國統一，這種同一的看法是非常偏頗的，台灣的多樣性富於變化才是比較健康的。我心裡明白，「新歷史教科書製造會」的西尾幹二、小林善紀這些人，是來台灣尋找日軍強制徵用台灣慰安婦是「自願的」證言，用來方便竄改日本歷史教科書充當工具，另一方面也在調查李登輝之後的台灣，李登輝路線是否繼承下去的問題。

我的論點：「台灣沒有什麼同一性，台灣有的是多樣性而富於變化」，顯然的不能讓西尾幹二教授滿意，他回去日本之後，又寫了一本『怎麼可以容忍擊潰國家』，內有一篇他的「台灣紀行」，對我的出身和學問隨意捏造竄改。

首先，西尾幹二教授說我是屬於客家人，在本省人之中是旁流的少數派(2)。這是他對我的出身無知而隨便的捏造竄改。我的祖籍是福建省晉江縣泉州，我的祖先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前就移民來台，要說我是道地的「福佬人」也可以，因為我沒有半點客家人血統。我可以用閩南話背誦「總理遺囑」，但是我也會講客家話，因為在日本統治末期，我隨父母從新竹逃難（疏開）到中壢客家庄居住。就因為我會講客家話，就可以捏造我是客家人嗎？那麼我會講日本話，我就變成日本人了嗎？我會講英語，我就變成美國人英國人不成？ 為什麼不贊同他們的主張，我就被捏造為客家人？

西尾教授強調台灣的人口2300萬人中，本省人佔86％，其中84％是閩南人，14％是客家人，「高砂族」（指原住民）只有2％，西尾教授甚至把外省人完全排除在台灣人之外。我雖然是佔多數的閩南人出身，可是我認為把「福佬人」當著主流多數派，客家人看成旁流少數派是一種偏見，更不要說如何的歧視原住民和外省人，這明顯是一種「多數暴力」的論法。

其次，西尾教授又捏造說：「許介鱗研究室所擺設的日本書籍，多數是左翼系的社會科學關係的書，最近的親台灣系而壓倒日本媒體的書一本都看不見。(3)」西尾教授其實不是拜訪「許介鱗研究室」，他拜訪的是「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室」，院長室內所擺放的日本書籍，沒有一本是左翼系的社會科學書，都是親台灣系的台灣專家贈送給我的書，因為當代日本已經沒有什麼左翼可言，來台灣大學訪問的都是保守派學者啊。西尾教授為什麼要這樣顛倒是非？不贊同他們主張的人，就給貼標籤說是左派？

對一個認真做學問的人，西尾教授不敢正視。他說許介鱗是「留學日本取得學位的人」，卻不說許介鱗是留學東京大學取得法學博士的人。他沒到過「許介鱗研究室」，我的研究室滿牆壁的書櫃擺放各類的書籍，他從來都沒有機會看過，卻不肯老實的說他到的地方是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室，拜訪的是許介鱗院長而向他請益。他害怕的是，許介鱗的學術權威壓倒了他。然後捏造許介鱗是客家人，台灣人之中旁流的少數派，許介鱗是左派馬克斯主義者。對一個認真做學問的人，竟可以這樣污衊，也可見他們竄改的日本教科書是什麼貨色了。

在台灣總統大選前，的確有很多日本的媒體記者、台灣研究學者、戰略專家、政客們，紛紛來台視察，他們憂慮的是選舉過後李登輝路線是否繼續下去？有些台灣專家和記者，毫不隱瞞的對我透露：「李登輝時代在歷史上，是日台關係最好的時代。」「日本人都可以輕易的接見總統，世界上恐怕很難找到對日本這麼友好的總統。」他們擔心「李登輝以後，日本可能就沒有這麼方便了。」

我曾經是李登輝的外交智囊之一，也是對日工作小組的一員，召集人是當時的外交部長錢復。我們也做了不少推展對日外交的建議，有的是立即的建議，有的是比較長遠的大計。例如我建議，李總統接見日本外賓時，儘量避免直接用日語交談，最好經由翻譯轉述，才不會給日本人留下言質把柄。但是李總統聽不進去，無論如何屈就都沒關係，可能出自一心一意想訪問日本的心切。於是，駐日代表處的首要工作，也都是為李總統訪日努力不懈，但結果是徒勞無功。

我當過二年的無給職「國策顧問」，實際上國策顧問是沒用的東西，對國策只顧而不得問，每個月要參加動員月會，聆聽官方枯燥的報告，我感到厭煩而乾脆不去。我覺得李總統缺乏歷史意識，也不瞭解日本人稱讚他的背後所隱藏的偷笑聲，真令人感到心酸可憐！因為畢竟是台灣人吧，總無法體會日本人隱藏在內心的微妙而奇特的的心靈世界。

在李登輝時代，我接觸了很多訪問總統府的日本人。總之，日本人的嘴巴說「很感謝李總統」，但是從他們的談吐眼神也露出「瞧不起李登輝」的傲慢。我認識的日本人當中，也有可以直接跟李總統熱線通話的，甚至指揮亞洲論壇研討會的人事，但是可憐的很，本地總統的智囊卻不能直接通話，必須經過總統府辦公室主任轉達。我發現李登輝缺乏獨立的人格為什麼對自己的國人這麼尊大，而對日本人就這麼親切謙卑？沒有獨立人格和自尊的國家領導人，當然被外國人瞧不起！

我是以「政治學」為學問，教了30多年的書，但是我一輩子從不參加國民黨，也不屬於民進黨，更不是新黨或宋黨。我不從黨派利益的立場去思考統獨問題，這樣會失去學問的客觀性和自主性。我不願當「權力的奴僕」，寧願當「學問的獨行俠」，立志做好學問，甘心以「陽春學者」為終生。

我不滿意「美國進口的政治學」，正努力確立「為學問的政治學」，適合台灣的「有血有肉的政治學」。我努力從台灣平民的立場，來看台灣的政治，看政治核心的「權力」如何運\作，看台灣的掌權者，特別是掌握最大權力的總統，到底為台灣人民做了些什麼？並用心留下記錄給後人警惕。

然而在我的腦海始終有徘徊不去的疑問，李登輝掌權的過程到底是怎麼來的？李登輝路線又是怎麼形成的？為什麼日本的台灣遊說者，這麼的擔心李登輝路線的後續發展？當然我也很關心日本右翼怎樣影響李登輝路線？最後我判斷李登輝路線會不會持續下去？這就是我寫『台灣史記』第四卷的核心課題，敬請各位批評指教！


（1） 新歷史教科書會編『新日本歷史始』，東京：幻冬舍，1997年。
（2） 西尾幹二著『國潰──憲法‧台灣‧教科書問題』，東京：德間書店，1917年，頁301。
（3） 同上，頁302。



第一章 「認識台灣」應從「認識日本」開始

英哲培根（Francis Bacon）說：「歷史令人聰明」（Histories make men wise），但是歪曲而竄改的歷史又怎麼能令人聰明呢？

台灣光復時，中壢客家庄流傳這樣的客語韻調：「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個個百姓生活真可憐‧‧」。在日本投降之前，生產米糖的寶島台灣，食用米糖得靠配給，布匹停頓進口，個個百姓民不聊生，就是「改姓名」為日本名的，也僅是多一點點配給，配給又時常間斷，除了去當日本兵有得吃穿以外，幾乎沒有多少家庭吃得飽穿得暖的。然而，現在還有一些「老台灣人」對日本歌功頌德，甚至跟日本右翼唱和，稱讚日本殖民地統治者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的政績。然而，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真可稱為「德政」嗎？

假戒毒之名，行斂財之實

以日本殖民政府的對台鴉片政策為例，這是假戒毒之名，行斂財之實。當時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在1894～95年甲午戰時服務於臨時陸軍檢疫部，得部長兒玉源太郎的知遇，戰後就任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即提出鴉片問題解決方案，主張台灣總督府享有販售鴉片的獨佔權。1898年1月兒玉就任台灣總督，即指派後藤為民政長官掌管鴉片專賣之事。 因此，殖民政府在台販賣鴉片的收入，在1897年佔在台總收入的30.9%，1898年佔46.3%，1899年佔41.8%，1900年佔32.4%。當時殖民政府的說詞是「要戒鴉片」，然而領取特許執照吸食鴉片的人數反而增加，1897年領有執照的鴉片吸食者50,597人、1898年增加為95,449人、1899年更增加為130,962人、1900年達到169,064人。

另外，從殖民政府的鴉片銷售量與收益多寡，也可以證明日本殖民政府乃假戒毒之名行斂財之實。 鴉片銷售量在1897年為87,345錢，收益1,631,887圓； 1898年為166,316錢，收益3,720,733圓； 1899年為204,504錢，收益4,662,604圓； 1900年為197,465錢，收益4,617,626圓。當時鴉片的銷售量減少，而政府的收益持續增加，是殖民政府斂財的證據。就是吸鴉片的人口，年年因死亡而減少，政府的獲利卻有增無減。販賣鴉片的利潤，並沒有像後藤所言，用在健康福利事業上，建設醫院也沒有給吸毒者應有的治療。販賣鴉片的收入，用最多的是警察費來鎮壓台灣人民的反抗。

台灣總督府歷年鴉片之販賣收入與支出
專賣局鴉片收入 台灣省歲入決算 警察費 醫院 社會事業費
1897 1,865,354 11,283,292
1898 3,438,834 11,619,038
1899 4,222,321 17,426,618 1,388,871 233,297 0
1900 4,236,689 22,269,695 1,387,928 265,169 0
1901 2,802,390 19,766,334 1,485,748 275,292 0
1902 3,011,440 19,497,579 1,664,168 251,505 0
1903 3,614,327 20,037,533 1,672,805 254,070 0
1904 3,721,570 22,333,115 1,681,250 252,117 0
1905 4,146,023 25,414,146 268,017 256,129 0
1906 4,402,959 30,692,173 310,020 276,393 0
1907 4,366,397 35,295,772 350,080 297,371 0
1908 4,638,115 37,005,764 381,463 325,533 0
1909 4,661,234 40,409,108 391,110 367,247 0
台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頁1040，頁983，頁987。

日本殖民政府專賣局歷年的販賣鴉片煙膏收入可觀，在辛亥年1911年增為5,231,856圓，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1916年更增為6,123,614圓，戰後的1920年達高峰6,956,790圓，盧溝橋事變的1937年1,802,848圓，爆發太平洋戰爭的1941年1,614,568圓，就是日本投降的1945年也還有509,256圓的販賣鴉片煙膏收入(1)。以毒梟的販毒途徑來說，台灣總督府專賣局是合法的大盤商，交付給地方廳是中盤商，地方廳銷售給販賣人是零售商，再由這些領有特許「執照」的販賣人賣給吸食鴉片煙膏的人。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吸食鴉片而死亡者眾多，但台灣總督府販賣鴉片煙膏的「販毒利潤」從未間斷過。

請軍入甕，格殺勿論

在兒玉總督與後藤民政長官的殖民統治時代，有所謂「歸順式場慘案」，「即對於雖表示投降各領袖，表面上善用甘言，許他歸順， 內心則企圖徹底剿滅，所以訂定是年（1902）年5月25日，約張大猷以下243人抗日分子， 分別6處， 聲言舉行歸順式。 即；一、斗六式場60人， 二、林杞埔式場62人， 三、嵌頭厝式場38人， 四、西螺式場30人，五、他里霧式場14人， 六、林內式場38人」，然後用機關槍，於6個地方同時全部殺戮（2）。 這種誘降， 欺騙殺戮的事跡， 日人製造口實， 僅說明為：「5月25日，在歸順式場妄動，所以一齊殺戮。（3）」 但從這短短的一句，亦可以反證日方的殺戮記錄。

又如1915年余清芳抗日運\動的時候，日軍警以誘殺詭計，將焦吧年附近的後厝，竹圍、番仔厝、新化、內庄、左鎮、茶寮等二十多村落居民3千2百餘人，不分老幼，依次殺戮（4）。 日人對於這種慘絕人寰的大凶殺，極盡隱密的能事， 例如秋澤烏川著『台灣匪誌』，除了喋喋不休的敘述「匪徒的暴動」和「聖恩的洪大無邊」以外，就沒有把前述的騙殺事實提起，但是從其文中，亦可以窺視騙殺的蛛絲馬跡。 例如書中說：「如此，殘匪的誘出終了以後，總督府認為他們之中罪狀最重，不能浴及大正4年11月的大赦恩典者，縱使是投降，如全免刑責則有枉國法，有傷國家威信，所以對他們必要嚴肅的處刑。」（5），抗日領袖江定等，就是這樣被誘降，然後處死的

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隔離政策

自從1912年中國革命同盟會的羅福星在台抗日革命，和1915年余清芳的抗日革命運\動以後，日本的台灣統治，除了施行匪徒刑罰令、治安警察法、治安維持法等鎮壓以外，還堅決的採用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隔離政策。例如1904年9月24日制定「支那勞動者取締規則」，取締來台的大陸工人；1917年台灣總督派遣警察特務4人到廈門各地，收集住在當地台灣人的情報資料；1921年3月30日制定「有關南部支那領事官之裁判法律」，以取締住在中國南部的台灣人；1923年1月30日制定「有關加入外國之政治結社之件」，禁止台灣人加入中國國民黨以及其他政黨；1938年9月16日制定「滿洲國及中華民國渡航證明規則」，限制台灣人到中國東北以及大陸各地參加抗日運\動（6）。

援助中國革命背後的陰謀\

殖民統治者後兒玉總督與後藤民政長官，也曾有援助中國辛亥革命之事。 不過這完全是為日本侵略中國的利益出發，利用1900年義和團事變之際，日本策畫派兵進攻台灣對岸的福建為其勢力範圍，敦促革命黨起事，然而陰謀\未能得逞，就背叛中國革命。

孫文為了革命打倒滿清政府，依1900年7月17日在香港的軍事會議的決定計畫攻取廣州， 與日本浪人共赴台北向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請教，日方即指導革命軍應趁義和團事變在廣東省惠州起兵，兒玉並約定會派遣日本陸軍將官以及運\送槍彈補給來援助中國革命。

其實，日方趁義和團事變中國危難的時機，另圖陰謀\。依8月10日日本內閣會議的決定，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在8月14日向二隻軍艦的艦長電訓：「必要時在廈門，為保護居留的帝國臣民，不可逸時機，將若干兵員登陸」。8月22日參謀\總長大山巖獲得裁可，訓令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有趁機佔領廈門的必要。8月23日，陸軍大臣桂太郎再以奉敕命令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準備派遣駐台士兵到廈門。

日本的廈門佔領計畫

如此，日方的廈門佔領計畫，即由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當日派遣到廈門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綿密地策畫。 8月24日，後藤新平命在廈門東本願寺布教所的日本僧侶放火，而偽稱這是清國人暴徒所，這時停泊在該地的日本軍艦和泉號上的海軍陸戰隊先行登陸。然而廈門的英國領事，知悉事件的背後有日方重大的軍事謀\略，於是聯合英、美、法三國領事，向日本政府嚴重抗議。當時英美各派一軍艦至廈門示威。 因為日本向廈門動兵，違反了英美列強把義和團戰爭限定在華北的戰略。8月27日，從台灣派遣的混成部隊，乘船開往廈門， 企圖從台灣出兵佔領廈門。8月28日，伊藤博文憂慮英美列強出面干涉的事態發展，即推動海相山本權兵衛和外相青木周藏，決定中止日方的出兵計畫。8月29日，英國代理公使向青木外相質詢日軍登陸的理由，日本政府即命令中止派兵。從台灣派去的軍隊就在廈門港外折回，海軍陸戰隊也在9月7日撤出。日本佔領廈門的軍事謀\略，因此挫折而未能得逞（7）。

另一方面，孫文不覺日方有佔領廈門的陰謀\與挫折，依先前跟兒玉、後藤之約，命鄭士良在惠州起義。鄭士良指揮在廣東惠州的三洲田山塞潛伏的80名革命軍，於10月8日起兵。革命軍在序戰大破清軍，兵士也增加到二萬人，起先佔了優勢。然而，孫文在東京籌措的武器竟是廢槍，以為可以得到兒玉總督、後藤民政長官的援助，全部落空。革命軍不久即陷入清軍重圍，史堅如等革命烈士飲恨殉難。

兒玉與後藤不履行約定援助中國革命，乃因日方企圖佔領廈門的謀\略受挫，哪裡還有什麼援助中國革命的「道義」呢？ 因此，廈門事件過後，台灣總督府即放棄行使武力佔領廈門的計畫，改變以經濟侵略的型態，組織「三五公司」對福建省經濟進出了。

義和團事變日本又分得賠款

在義和團事變時，日本加入歐美列強的八國聯軍進攻中國，日本派兵最多，但所得到的賠款名列後面。當時估計中國的人口4億5千萬人，每一個人賠一兩，中國共付4億5千萬兩賠款給列強，俄國分得130,371,120兩（占28.97％），德國90,070,515兩（20.02％），法國70,878,240兩（15.75％）， 英國50,620,545兩（11.25％），日本34,793,100兩（7.73％），美國32,939,055兩（7.32％），義大利26,617,005兩（5.92％）。列強之中，只有美國對中國示好，扣除美國軍民所遭受的損害賠償額，退還中國1078萬餘美元，充當中國學生留學美國的獎助金。前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就是用這一筆錢去美國留學的，追根究底還是中國人民的血汗錢，中國命運\真是苦難！

霧社事件日軍警放毒氣

對於日本的無情殖民統治，台灣的原住民在1930年10月27日興起震驚世界的「霧社抗暴事件」，日本軍警無法鎮壓，即進行毒瓦斯和活體實驗鎮壓。日本的統治者掩蓋投下毒氣的事實，說你能夠拿出證據嗎？台灣原住民是被毒殺被宰殺的人，怎麼叫死人拿出證據呢？但是逃過死亡線的原住民證言說，日本是如何卑怯的放毒氣，還解剖原住民的軀體取出肝臟來烘烤（8）。當時也有日本人拍照而留下照片，現在照片保存在東京大學中央圖書館特藏室，有原住民忍受不了毒氣之苦而上吊自殺的，還有日軍解剖原住民的照片等，慘不忍睹。日本對其統治的子民，竟如此殘酷的對待。而且，霧社事件的殘酷實驗，成為日本的「七三一細菌部隊」在中國大陸進行活體實驗和毒瓦斯作戰的殘酷行為的先鞭（9）。

歧視台灣人的教育政策

日本的殖民統治，完全的歧視台灣人，而沒有培養殖民地台灣的人才。以日據時期的高等大學教育來說，日本人與本省人學生的比率懸殊。就是日本統治末期，台北帝國大學的在學生，1940年本省人85名、日本人235名；1941年本省人61名、日本人196名；1942年本省人69名、日本人388名；1943年本省人69名、日本人384名；1944年本省人85名、日本人268名。其中，文政學部的學生本省人更少，1940年本省人只有5名(日本人81名)、1941年只有3名(日本人68名)、1942年3名(日本人166名)、1943年3名(日本人164名)、1944年只有2名(日本人30名)。（10）台北帝國大學等台灣的高等教育，皆以台灣人的稅金經營的，卻大部分收日本學生，而嚴格限制本省學生入學。 說蔣介石獨裁，也沒有像日本那樣在高等教育採歧視政策的。

依1940年10月1日戶口調查，當時台灣總人口數未達六百萬乃5,872,084人。本省人佔絕大多數5,510,259人，日本人不到一成312,386人，其他為外省人46,944人，韓國人2,376人，外國人119人(11)。當時台灣的高等教育，從統計可以看出，是專為人口少的日本人而設立。並且不設法律學部，怕台灣人學了法律，會依法來抵抗日本統治，當時台灣學生要學法律的，不得不出國留學去。

日據時期大學教育本省人與日本人學生之比率
台北帝國大學 台中農林專校 台南工業專校 台北經濟專校
本省人 日本人 本省人 日本人 本省人 日本人 本省人 日本人
1940 85 235 4 204 49 305 31 288
1941 61 196 1 160 51 319 73 284
1942 69 388 3 180 51 359 82 408
1943 69 384 6 274 68 566 108 399
1944 85 268 14 249 109 643 123 313
台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頁1214～1217。

日據時期的初等教育比較普及，但這是「奴才教育」也是差別待遇，日本人念小學校，台灣人念公學校，後來改為國民學校，教材內容不同。台灣人的國民學校，每天在上課之前，先要背誦「私大日本帝國臣民心感謝」（我們為大日本帝國之臣民，誠\心感謝）之類的奴化教育，還有「鬼畜米英」一類的思想教育，說美、英有如鬼畜那樣不人道。

戰前的日本帝國，稱美國為米國，德國為獨國，法國為佛國，俄國為露國，不像中國給外國「美麗之國」「有德之國」「法治之國」的美稱，而給「食米之國」「孤獨之國」「佛教之國」「露宿之國」的錯誤印象。日式教育，教學生肚子痛吃「征露丸」最有效，說這是日軍征服俄國必備的藥丸。日本投降後，藥名改為「正露丸」，去掉邊旁，尚留下日本侵略的影子。

當時國民政府的首都設在南京，日本式教育指著花生說，這是「南京豆」，只要攻進南京，就可以儘量吃了。又指著掛圖的臭蟲說，這是「南京虫」，在南京最多，必須趕盡殺絕。的確日軍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殺」，把中國人趕盡殺絕。日本人學生仗著統治者心態，時常欺負台灣人學生，動口就罵台灣人學生是「支那人」「清國奴」（chankoro），如果打架，不分青紅皂白，一定痛痛地修理台灣人一番。

日本以中國賠款「殖產興業」

其實日本近代的「殖產興業」「富國強兵」，是從中國奪取龐大的賠款而來。中日甲午戰爭的賠款2億３千萬兩（３千萬兩是歸還遼東半島所追加的），必須在馬關條約後三年內以金元支付，其值超過中國全年歲收的兩倍，強迫戰敗的中國在民窮財盡、舉借外債的情況下支付。此筆賠款，換算成日幣為3億6千451萬圓(12)。在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時，日本的國家預算只不過9千萬圓，可見這筆賠款的數目是多麼的大，對日本的「殖產興業」有莫大的幫助。

從明治維新到日俄戰爭的期間，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企業是在甲午戰爭之後設立的。日本著名的「八幡製鐵所」就是從賠款中抽出58萬圓創立的，其原料的鐵礦也是長期仰賴中國與朝鮮的進口，在盧溝橋事變後的1938年轉變為「日本製鐵」，戰後再轉變為「新日鐵」而稱霸世界了。

以中國賠款「富國強兵」

賠款的半數是用在日本海軍與陸軍的擴張費，這也是日本能夠「富國強兵」的本錢。其他賠款多方面利用為發展實業，充實運\輸通信等建設費用。因此，日本帝國的興起，是靠「一將功成萬骨枯」，中國大陸人民的血淚錢而來。

日本在當時能確立金本位制，躋身於列強之林，也應該拜中國賠款之賜。在1870年代，英、美、法等經濟先進國建立了金本位制，不以白銀而以黃金做為國際間商品與資金的計算標準。這時亞洲各國仍然採用銀本位制，隨時因銀價波動而冒匯率差價之險。日本即要求中國以金元（pounds sterling in gold）償付賠款，以此鉅額黃金為準備金，才能夠實施金本位制。日本從此跳出亞洲國家，進入世界核心經濟體系，在商品與資金的交易上，與西方列強並駕齊驅（13）。然而日本人感激提供賠款的弱鄰嗎？

台灣經營補足費1千2百萬圓

賠款之中，有「台灣經營費補足費」1千2百萬圓，換言之，日本據台後的經營，除了在台的稅收之外，還要靠從中國來的賠款補助。受日本教育的「老台灣人」，有人在感激日本中央政府對台灣經營給予補助，而不知這些錢是來自中國的賠款，跟日本右翼同調羞辱中國，真是悲哀。日本經營台灣，就算是投資，也是在殖民地「養雞取蛋」，被取蛋的老母雞，難道還要感激嗎？

其實日本近代的工業化，如果沒有殖民地台灣和朝鮮的提供米糧，也是很難迅速達成。日本山多田少，歷代都曾經發生缺乏米糧而引起大眾騷動的所謂「米騷動」事件。江戶時代的德川吉宗將軍，為了防「米騷動」，苦心於調節米價，增產米穀，被稱為「米將軍」。明治維新以後，「米騷動」不止，米價暴漲，生活困苦的大眾，要求廉價米糧，群起襲擊米店、富豪邸、警察等，時有所聞。

台灣的米糖援助日本工業化

明治政府實行「殖產興業」的工業化政策之後，產業人口移動，農業人口大量移入都市充當勞工，造成糧食更形短少，如果仰賴糧食進口，當時又沒有足夠的外匯購買。這時殖民地台灣和朝鮮的米，解救了日本實行工業化時糧食短缺的危機，並節省了日本不少的外匯。台灣產蔗糖從一八九六年起九五％以上輸往日本，台灣產米在盧溝橋事變前後的一九三五到三八年達五O ％以上輸往日本（14）。只台灣產砂糖一項，在日本銷售所課徵的消費稅，在一九一O年代初期，每年對日本中央政府有四千五百萬圓的稅收貢獻（15）。

日本因為擁有殖民地台灣來供應廉價米糧，才可以抑低國內的工資和勞動所得，加速資本的累積與工業的擴充，以較低的國際行銷價格，形成外銷工業的競爭優勢(16)。日本帝國的工業化，跟其殖民地經營息息相關，日本殖民台灣的目的，在於掠奪台灣的財富。受日本教育的「老台灣人」，如果對台灣的歷史認識不清，而一味的歌頌日本帝國統治，才真正是民族的悲哀。


台史公曰：台灣人之民族氣節何在？台灣受日本統治五十年，而不認識日本之統治實態，豈能大言不慚「認識台灣」，台灣人之民族氣節虧損矣！何來「獨立精神」？


（1）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台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台北：同統計室，1947年，頁1040。
（2） 台灣新生報社叢書編纂委員彙編『台灣年鑑』，台北：台灣新生報社，1947年，第28章，頁7。
（3） 鶴見祐輔著『後藤新平傳：台灣統治篇上』，東京：太平洋協會出版部，1943年，頁159。
（4） 湯子炳編著『台灣史綱』，台北：自印，1946年，頁183~184。
（5） 秋澤次郎著『台灣匪誌』，台北：杉田書店，1923年，頁295。
（6） 台灣總督府編纂『台灣法令輯覽』，東京：帝國地方行政學會，1923年。
（7） 故谷美子「廈門事件一考察﹍日本南清進出計畫失敗」，『歷史教育』第6卷3號。葛生能久著『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黑龍會出版部，1933年，頁647 -673。
（8） 阿威赫拔哈口述『阿威赫拔哈的霧社事件證言』， 台北：台原出版社，2000年，頁131。
（9） 藤井志津枝著『七三一部隊 日本魔鬼生化的恐怖』，台北：文英堂出版社，1997年。
（10） 『台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頁1214～1217。
（11） 同上，頁102。
（12） 安藤良雄編『近代日本經濟史要覽』，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頁68。
（13） Tobata Seiichi ed.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I, Tokyo: The Institute of Asian Economic Affairs, 1966, pp.104-107.
（14） 台灣省政府主計處『台灣貿易五十三年表』，台北：台灣省政府主計處、一九四九年、頁一八O、頁一九八
（15） 『台灣糖業概觀』第四九O號，台北：台灣總督府殖產局、一九二七年、頁二五四。
篠原三代平「經濟發展貿易關係」，小島清編『論爭 經濟成長日本貿易』，東京：弘文堂，1960年，頁3-27。

李旧苗

第二章 日本、美國都靠不住的

日本投降後還想染指台灣

號稱「神國」的日本也會戰敗，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很多戰犯得蔣介石「以德報怨」庇蔭，得以復活起來。蔣介石對日本政客，只要「反共」就拔刀相助，向盟軍總司令部寫信說，這人是「反共」的盟友，解除其「公職驅逐」令。戰敗後的日本，很是悽慘，在名義上說是盟軍實際上是在美軍佔領之下，直到1951年簽定舊金山「對日和約」，1952年批准之後，日本才得以獨立。

在舊金山對日和約會議，跟日本打戰最長而損害最大的中國未被邀請，理由是中國的政權分裂為北京和台北，不知邀請哪一方好。等到各國簽定「對日和約」之後，任由戰敗國的日本來選擇，看要跟哪一方簽約，真是荒謬到極點。蔣介石為了爭取簽約權，1951年10月15日由新聞局發表放棄日本的賠償，並極力對美遊說，爭取美國來對日本施壓，最後日本首相吉田茂才選擇台北簽定「中日和約」。

不論在舊金山的「對日和約」或台北的「中日和約」，吉田茂都技巧的在條文中說：「日本國放棄對台灣以及澎湖群島的一切權利、權限以及請求權」，但都避開說要歸還給中國。日本當時被迫放棄殖民地台灣，但不肯明言其歸屬，留下「台灣地位未定論」的餘地，將來可以染指，變成日本的一種「境外殖民地」，在經濟、文化、都有重新布置的機會。吉田茂後來也說，「日本政府只把領土權放棄，歸屬尚未決定」（1）。

曾經在台灣總督府任職的台灣專家井出季和太，對台灣的歸屬問題這樣主張：「以美國軍事基地為條件，用聯合國委任統治為名義，移交日本來民政管理，是最為合理的措施。（2）」當時日本的台灣專家，就這樣赤裸裸的表示，日本有不願意放棄台灣而重新染指的意圖。

日本取得琉球時才對釣魚台沾口水

戰後的日本，一直是追隨美國支持台北「反共」的。但是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於1971年7月15日向全世界宣布他要訪問中國大陸， 8月15日尼克森總統再宣布，美國停止黃金與美元的兌換，實施對進口課徵10％稅的防衛美元措施，讓日本政界大為震撼，稱為「尼克森震撼」(Nixon shock)。日本的佐藤政權，未能事先察知美中接近和美元危機，讓媒體群起批評其執政的無能。但是佐藤政權對日本的最大功績，就是向美國活動將琉球的施政權移交日本，並乘機對釣魚台沾上口水。在1970年以前，日本地圖都沒把釣魚台群島放在日本地圖之內，1970年代之後修改所有的地圖和教科書，一齊把釣魚台群島放在日本領土之內了。

佐藤政權退陣之際，盼望福田赳夫接班，台北也派財經界首腦人物辜振甫到日本「金援」比較反共的福田赳夫(3)，但事與願違，台北壓錯了寶，誕生了田中內閣。當田中角榮當選自民黨總裁而就任首相時，就無情的「切捨台灣」，從此日本外交大反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並拋棄了1952年簽定的「中日和約」。「中日和約」是「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國際法基礎，日本竟撕毀從前自己簽定的國際條約，但獲得北京政府同意放棄索取賠償。國家是不講究什麼「道義」的，唯「國利」是圖。

日本為模範的神話破滅

戰後台灣的政經發展，常常以日本為楷模。國民黨的一黨獨大，也學日本自民黨的一黨獨大，用「金權政治」來取得選舉的優勢。到了後期自民黨分裂，竄出「新黨」來，國民黨也分裂，跑出「新黨」來。現在由自民黨為主的執政聯盟當政，台灣也竄出什麼「團結聯盟」了。

在經濟上，台灣更是以日本為模範，而有一種「雁飛行」理論，流行一時。說東亞有最大的龍頭日本先飛，其後面是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四小龍」直追，再後面還有東南亞各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急起直追，最後面才輪到中國大陸來追趕，整個像「雁飛行」那樣，呈現亞洲地區經濟發展的動力。然而，冷戰結束後的1990年代起，日本經濟停滯不飛了，反而是中國大陸在大力飛行，變成從前「雁飛行」的倒反方向發展，日本的模範生也就泡沫化了。

日本經濟第一嗎？ 1991年泡沫經濟破滅，1992年開始經濟成長降至1％，到了1997年負成長-0.3％，1998年負成長-1.9％，1999年失業率達4.7％。日本怎麼好成為台灣的模範呢？日本金融業的不良債權，處理又處理，還是處理不完地增加，一般消費萎縮，只有倒閉和失業增加。台灣雖不想學，也逐漸步上日本的後塵。

從前，日本每當經濟不景氣時，就發動戰爭讓景氣復甦。現在日本給麥克阿瑟所訂憲法第九條「放棄戰爭」釘牢，不能再行發動戰爭，經濟復甦也就沒有什麼指望了。

日本在各方面都出了紕漏，很難成為台灣的模範。 日本的治安好嗎？ 一九九五年奧姆真理教在東京地下鐵釋放毒氣，造成乘客12人死亡，5500人受輕重傷，令受害者經歷畢生難忘的噩夢，這樣惡毒的行為可以成為榜樣嗎？ 日本官僚能力強又有操守嗎？ 最能代表日本官僚特色的大藏省，發生官員貪污賄賂事件，其他文部省、外務省也紛紛傳出貪贓案，日本官僚不足為表率。 日本的教育體制下的「教育媽媽」很完美嗎？日本專心教育的母親，因嫉妒鄰家小孩考上國立大學附屬幼稚園而加以殺害，當然也不可成為榜樣。顯然的，日本不能成為台灣的楷模。日本的政治外交，也都是一點都靠不住的。

另一方面，戰後的台灣總是脫離不了與美國的關係。 現在來看看台灣的安全是否可以靠美國？

美國可靠不可靠？

先說戰後美國的中國政策，有三個選擇： 一是美國撤手，讓中國自己解決； 二是無限地投入美軍和資金「反共抗俄」， 打倒中共，排除蘇聯勢力； 三是給國民黨政府美援，讓國府確立全國的統治力，援助國府與中共締結協定。 起先，美國選了第三條路，派遣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元帥（George C. Marshall），到中國調停國共內戰，他是二次大戰時美國軍事作戰的最高指揮者。

馬歇爾於戰後的1945年12月20日抵達中國， 很快地在翌年（1946年）1月8日與國共雙方交涉達成協議， 1月10日成立國共停戰實施班， 這是第一階段的停戰協定。馬歇爾以為國共已經協定停戰了， 3月14日就回去美國。 然而蔣介石恃賴美援的優勢， 破壞停戰協定， 在東北數處展開戰鬥。 4月8日馬歇爾再回到中國調停，但是戰火已無法收拾。 4、5月間國共在長春激戰， 6月馬歇爾再行調停， 國共停戰暫時達成。 然而蔣軍再舉全力攻擊共軍， 爆發國共的全面內戰， 共軍席捲東北， 戰鬥進入華北、華中、西北各地。 1947年1月3日，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召回馬歇爾回國就任國務卿， 美國的對中國政策， 也就改為撤手讓中國自己解決了。

馬歇爾就任國務卿後，創設國務院政策企畫室，任命著名的俄國專家肯楠（George F. Kennan）為負責人。肯楠在1946年2月，從駐在地莫斯科打長文電報給華盛頓的美國政府，分析史達林政權下的蘇聯，因實施專制政治的脆弱性，不肯輕易與西方國家妥協。其論點犀利而獲得馬歇爾賞識。1947年夏，肯楠以匿名，在『外交季刊』發表一篇文章「蘇聯行動的源頭」，主張對蘇聯的膨脹主義採取圍堵政策，耐心地等待蘇維埃體制的崩潰或變質。美國的冷戰圍堵戰略就是這樣形成，到了1991年應驗，蘇維埃體制的崩潰了。

美國的援助中斷

從戰後的1945年到1948年， 美國給國府軍援10億美元，經援10億美元，共投入美援20 億美元而不見有何效果。1949年3月美國參議院15名議員，提議追加15億美元援助國府， 但是國務院加以否決。美軍本身沒有投入中國內戰， 而美國資金的再投入又受到限制，這樣，一直依恃美國打內戰的蔣介石， 也就怪罪大陸變色的責任在於美國了。蔣介石過去依恃美國打日本得逞，但再依附美國打內戰的如意算盤就沒有成功。

馬歇爾到中國調停國共內戰一年多，無功而還，回國就任國務卿後，在歐洲推行「馬歇爾計畫」，非常成功。 這是為防止歐洲共產勢力擴大的歐洲援助計畫， 以美國挹注資金來維護歐洲的自由民主陣營， 功勳赫然。 他也是1951至53年韓戰時期的國防部長， 制止了南韓的變色， 因此1953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美國不肯直接介入中國內戰

當時，美國為何不肯直接介入中國內戰？ 第一、美國傳統有「重歐輕亞」的傾向，決定傾全力對歐洲各國施展馬歇爾援助計畫。第二、老蔣所支配的中國大陸地區，不論政治、經濟、社會情勢都極度惡化，美元不能發生阻止中共擴大勢力的效果，深恐美金的投入是一個無底洞。因此，美國將其遠東政策的重心，從中國移到日本和朝鮮半島去。

二次大戰時，美國與蘇聯是伙伴， 並肩對德、義、日的三軸心國作戰。 戰後， 為了戰敗國（德國、日本）處理問題， 美蘇加深對立。 美國到底要跟蘇聯協調合作， 還是要跟蘇聯展開對決呢？ 國務卿貝爾納（James F. Byrnes）主張對蘇強硬策， 商務部長華萊士（Henry A. Wallace） 主張對蘇友好策， 1946年兩者的意見對立表面化。 於是，總統杜魯門決定罷免商務部長， 採用國務卿的對蘇強硬策。 1947年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宣布， 為防止希臘、土耳其的共產化而展開援助，從此戰後的世界分為自由陣營與共產陣營的對抗，美國將採取圍堵共產主義的方針， 這就是有名的「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 也是戰後「冷戰」的正式開啟。

日本是「冷戰」的最大受益者

戰後在東亞，日本和台灣是「冷戰」的最大受益者。本來美國的亞洲政策，戰後是要扶助中國，抑制日本的，冷戰之後改為扶助日本， 抑制赤化的中國。

當「熱戰」的韓戰發生時， 日本首相吉田茂說這是「天佑」。 因為，美軍投入韓戰的特別軍需物資與服務滾滾而來， 這個「韓戰特需」使得日本的總體經濟結構產生變化，讓日本經濟起飛。為了支援韓戰， 從1950年到1952年間，日本全國擴建了20個機場，在戰況緊急時，日本9成的運\輸設施被美軍佔用， 於是日本全國的運\輸系統都被動員起來，甚至超過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的運\輸量。

從日本民間企業的訂單來看，「韓戰特需」持續5年， 從1950到1955年共得到16億1千萬美元（4）。 韓戰發生前的1949年底， 日本的外匯存底約2億美元， 1951年底急增為9億4千2百萬美元，增加４.5倍， 日本即從貿易赤字國搖身一變，成為貿易盈餘國（5）， 這就是配合美國反共策的「反共賺錢術」。1990年冷戰結束以後， 日本的「反共賺錢術」也就不管用，加上其他的因素，而陷入經濟長期不景氣了。

台灣的「反共賺錢術」

台灣的「反共賺錢術」，也是配合「杜魯門主義」的防堵共產主義， 而獲得經濟與軍事援助。1948年7月的「美華經濟援助協定」獲得4億美元援助，內分經援2億7500萬美元， 特種贈與1億2500萬美元。1949年12月蔣軍從大陸敗退，美國停止經援和軍援。 1950年６月韓戰爆發， 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到台灣海峽防衛中共軍對台進攻，並恢復對台的經援與軍援。經援到1965年6月為止，15年間共14億8000萬美元， 平均每年約1億美元。而軍援更長更多，達22億美元。

戰後，國民黨政府流亡來台之後，利用冷戰時期自由陣營與共產陣營的對立，美國對亞太地區的安全保障，台灣得以維持某種國際形象。然而從60年代末起，美國基於對蘇聯的戰略考量，開始改變對中國的外交關係。為了承認中國為一個中國的政策，美國停止對台援助，並逐漸減少軍售，使得國府面臨統治台灣的正當性危機。隨後的70年代，台灣被逐出聯合國，在國際政治舞台與外交處境，皆日趨孤立。

美國的「孤立主義」與「全面戰爭」

美國在傳統上，一方面有不願意參與戰爭的「孤立主義」存在，但另一方面又有不許納粹主義或日本軍國主義而參加「全面戰爭」的脾氣（症候群）。1950年代的韓戰和1960年代的越戰，可以說是美國以「反共十字軍」的心態所從事的宗教戰爭，但是美國似乎擔當不起「全面戰爭」的主角。韓戰和越戰的教訓，令美國改變政策，此後在亞洲不參與地上戰鬥的方針，而從1970年代開始與中國的共產黨政府和解。

善變的美國對中國政策

美國對中國政策的大轉變，始自尼克森總統（1969 ～72執政）。從此，美國歷任總統的對中國政策，往往有「善變」的不可靠性。

尼克森原本屬於比較支持台灣的共和黨。他在下議院議員、上議院議員、副總統時代，到過台灣，支持台灣，是一位精明的反共急先鋒。台北在1968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當尼克森和韓福瑞的政權爭奪戰時，經由陳香梅政治獻金「金援」尼克森，但是尼克森當選之後，台北還是阻止不了他要到北京訪問。

1969年7月尼克森在關島發表「尼克森主義」（Nixon Doctrin）的美國外交原則，即美國要在亞太地區維持友好關係進行緊張緩和政策，雖然仍維持核子抑制力，但縮小美國所扮演的軍事角色，並強化日本、伊朗等同盟國的軍事力。尼克森總統的政策轉變，乃聽信其總統特別助理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的建言，推行對蘇聯低盪，對中國接近的政策。

大財閥的智庫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轉變者

美國外交政策轉變的幕後演出者，即是大財閥所支助的智庫(think tank)。美國是資本主義極成熟的國家，大財閥的經濟勢力為美國社會的中樞，透過其對智庫的設置，將其財力轉變為政治影響力。智庫集合著名的學者專家，不以財閥個人的利益，而從美國整體的利益考量，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政策對美國有利。洛克斐勒財閥所運\作的智庫「外交關係評議會」（Counsel on Foreign Relations）就是季辛吉改變政治跑道之前的工作場所。

於是，尼克森在1972年2月實現訪問中國大陸，5月與蘇聯簽訂ABM限制條約與戰略武器限制條約（SALT I），並在1973年1月達成越南和平。但尼克森在1974年8月因水門事件辭職，由副總統福特（Gerald Ford）繼任總統。福特政權 (1974～76)， 繼續採低盪政策，1975年7月簽訂美蘇戰略武器限制條約(SALT II)。

人權外交的民主黨政權實現「美中建交」

其後的總統卡特（Jimmy Carter, 1977~80）屬民主黨，展開「人權外交」。然而美中建交，竟是由主張人權外交的民主黨政權在1979年1月實現。在美國不論是共和黨或民主黨都重視軍售，卡特政府在1980年核准約3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賣給台灣船艦空防用飛彈，1千枚拖曳式反坦克飛彈以及發射器等「防衛性武器」。當時台灣採購計畫的爭取重點，在於先進的美製噴射戰鬥機或FX型戰機，都未能如願。

共和黨政權也改善對中關係

接著共和黨籍的雷根(Ronald Reagan)當總統（1981~88），他曾在競選期間發表要與台北恢復官方關係的談話。雷根一上台，參議員高華德（Barry Goldwater）、赫姆斯（Jesse Helms）等，要求美國政府批准出售先進戰鬥機給台灣。國家安全顧問艾倫（Richard Allen）也是主張強化美國對台關係。但是國務卿海格（Alexander Haig）把鞏固北京的戰略關係視為最優先考慮。雷根終於不批准出售先進戰鬥機給台灣，但批准美國通用公司協助台灣研發「經國號戰機」（IDF），調皮的台灣學生稱之為 I don’t fly。 雷根政權的第一期，美國增強戰略武器與海軍，1983年3月發表戰略防衛構想（SDI），稱呼蘇聯為「邪惡的帝國」，強調反蘇反共的意識形態，全力展開與蘇聯的軍備競賽。但即使是共和黨的雷根政權，也在1983年修改從前偏重台灣的姿態，而努力改善美國與中國的關係。

雷根總統時代的副總統布希(George Bush)，當選總統接任政權（1989～92）之後，繼續前任的共和黨政策。 布希曾擔任美國駐中國事務所所長和中央情報局局長， 1989年6月4日發生天安門事件時， 美國率領各先進國認為這是重大的人權侵害事件， 而對中國施展經濟制裁，以及停止高官交流和軍事交流等制裁措施。 但是亞洲的東協各國包括日本，並未採同一步調。 中國也努力拂拭天安門事件的陰影， 而在亞洲建立全面的邦交。1990年中國與印尼，恢復1965年鎮壓印尼共產黨的「九‧三O事件」以來斷絕的關係。 接著新加坡也與中國建立邦交， 並沒有受天安門事件的影響。美國也就逐漸鬆緩對中國的制裁，但在另一方面美國加強對蘇聯的軍備競賽，讓蘇聯自行崩潰，終結了美蘇兩霸權的冷戰體制。

布希總統為了對競選連任有利， 決定出售F-16戰鬥機150架給台灣， 而激起中共批判布希政權違反「美中聯合公報」， 美國漸減對台灣武器輸出的承諾。 美國大選的結果， 強力推動軍售給台灣的布希落敗，民主黨的柯林頓(Bill Clinton)脫穎而出當選總統。

民主黨的柯林頓政權也是善變

柯林頓在競選總統的時候，批評布希政權的對中國政策軟弱，因此，柯林頓政權(1993～2000)的第一期，也揭示「人權外交」， 嚴厲批判中國將民主人士投獄， 鎮壓西藏的人權， 並且將人權問題與是否給予中國最惠國（MFN）待遇掛勾。 另外對中國向巴基斯坦出售中國製飛彈也採取對抗措施， 禁止人造衛星輸出中國。

柯林頓政權的初期，美國與中國的關係還很嚴厲， 但是美國經濟界批評美國政府漠視美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以及不關心中國市場。 1993年11月在西雅圖的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 柯林頓總統與江澤民國家主席會晤， 兩國關係改進而進入友善狀態。1993年底， 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態度轉變為「交往政策」(engagement policy)， 在各種層級進行政府間的交往協議。但是，1995年6月柯林頓政府批准李登輝訪美， 中國政府猛烈反對， 將預定的國防部長遲浩田訪美取消， 美中關係陷入低潮。 1996年李登輝競選總統期間前後， 中國發射飛彈到台灣海峽， 美國派兩艘航空母艦到台灣近海，當年也是美國的大選年，事態經由雙方對話急速緩和。

將「經濟」與「人權」分開

柯林頓政權下的美國戰略，是要將民主主義與市場經濟擴大到全世界，但對中國政策並未有多大進展。柯林頓政權在第一任期，對中國提出「人權外交」，中國認為這是一種內政干涉而提出反駁。但是受到美商憂慮失去十二億人口的中國市場壓力下，柯林頓政權終於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MFN），將「經濟」問題與「人權」問題分開看待。

1997年10月26日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美，使得美中關係有大幅的進展。在10月29日的美中聯合聲明，相互約定確立兩國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並且約定展開定期的高層元首互訪、設置熱線、能源環境領域合作、推進經濟貿易交流、核能和平利用合作、依核武相關技術的輸出而防止核武擴散、繼續人權的對話、培養法律專家、律師等法律方面的合作、軍事對話、科學技術與文化的促進等。從此，可見美國對中國態度有重大的轉變。第一、關於台灣問題，敦促兩岸重開對話，並對民主進步黨的「輕舉妄動」警戒。第二、美國表示即使是人權問題，亦同意平等對話。第三、在防止核武擴散問題，美國願意與中國實質對話。

美國的「新三不政策」

1998年初， 美國國務院官員在不同場合強調美國將向中國表明不支持台獨， 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等以主權國家為會員資格的國際組織， 不支持「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 亦即提出所謂的「新三不政策」。

1998年6月25日，柯林頓總統回訪中國大陸，使美「中」關係更加緊密。這次訪問團，包括國務卿、財務部長、商務部長等超過1500人，再度確認美中「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並同意三個聲明以及成立47個項目。這次會談，首次達成中國購買美國波音二七型飛機達22億美元的契約，簽訂總額31億2000萬美元的經濟合作、貿易交易。對於人權的對話，亦決定設置NGO（非政府組織）人權論壇，中國同意簽署聯合國的「關於市民、政治的權利公約」，並於10月5日正式簽訂。

6與30日在上海民間人士的座談會時，柯林頓證實了美國的對台「三不」政策。柯林頓總統公開表示: 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是「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等由主權國家為會員的國際組織。美國總統的此舉，乃無疑地公開斷定台灣不是「主權國家」。

美國認為，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最高潮時期，中國政府即使承受人民幣下貶的壓力，仍支撐人民幣不貶，表現出負有責任感的態度。相對的，美國對日本身為經濟大國而對金融危機的處理有努力不夠的批評。這一次柯林頓訪問中國大陸的歸途，並未順便訪問日本，因此有人認為美國已經不怎麼重視日本了，至少在經濟上是如此。

美國的世界戰略與東亞安全

1998年11月23日，美國國防部公佈「1998年東亞戰略報告書」，仍主張繼續維持東亞十萬人規模的兵力。對中國的部分，則以97年與98年柯林頓總統與江澤民國家主席的會談為主，一連串軍事交流及安保對話，基於兩國的各項參與，繼續建立長期的基本關係。美國的世界戰略是進行世界規模的市場管理與戰爭管理，美國在亞洲的介入是世界規模下安保戰略的一環。

1999年3月8日，發生美國指控中共核武機密間諜案。5月7日，發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軍「誤炸」駐南斯拉夫的中國大使館事件， 一時中國學生也興起反美運\動，中美關係陷入低潮，美國與中共的「伙伴關係」受到極大考驗。6月底柯林頓總統與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在紐西蘭奧克蘭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會面晤談， 9月誤炸賠償達成協議之後， 美中關係才重回正軌， 雙方並同意恢復高層互訪與軍事交流。

2000年美國與中共展開甚為頻繁的互訪活動。 不過美國對台灣的總統大選還是採預防性策略，促請中共勿重施1996年對台武力恫嚇。 在1月間解放軍副參謀\長熊光楷訪美前， 獲得中共同意派遣一支航空母艦戰鬥機群訪問香港，一方面顯示雙方恢復軍事交流， 另一方面也含有警示作用。 事實上美國與中共的軍事交流，已於2000年初正式恢復， 兩國並於7月上旬在北京重啟中斷的武器管制對話， 但是雙方在美方發展「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及美方企圖將台灣納入「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的問題上，仍是意見紛歧。

小布希主政後的新中美關係

2001年1月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權上任以後，獨斷的說要退出1972年的美蘇反彈道飛彈條約（ABM），並佈署引發軍備競賽的飛彈防禦系統（TMD、NMD）。前總統柯林頓說，中國是美國的「建設性戰略伙伴」，布希改口說中國是「戰略競爭者」，並且說美國不值得跟北韓談判。這樣，美國把包括中國、俄羅斯等，從夥伴變成敵人。

3月布希突然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主張增加使用化石燃料，使美國在造成地表暖化的溫室廢氣排放獨步全球。美國在要在未來二十年中蓋一千三百到一千九百座發電廠，完全不顧政府科學家所建議的節約能源措施。

4月1日，美中戰機在南海擦撞。之後布希說美國將「竭盡所能協防台灣」，在未與國會或盟邦磋商下打破了歷任美國政府刻意維持的對台「模糊」政策。新上任的共和黨政權受軍火商的影響，在對台軍售上有所調整政策。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影響力越來越減少時，美國需要台灣為一個棋子來牽制大陸，這是一種戰爭策略。台灣對美國的用處，就是把台灣形塑成一個「民主」模範生，來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發展，使大陸內部發生結構性轉變為一種不穩定狀態。

美日對中國政策的差異

美日兩國的對中國政策有點差異。美國為了對科技、金融、資源的壟斷，要求民主自由的中國， 強調市場經濟與政治多元化， 讓美商容易進出大陸。日本則太靠近中國大陸，中國的一舉一動皆影響日本，因此重視中國政治的過渡性與經濟的安定性， 而比較期望穩定的中國。

2001年7月15日美國國防部第二次成功攔截洲際彈道飛彈，為五角大廈研擬多年的NMD計畫打了一劑強心針。不過由於它違反美俄1972年簽署的反彈道飛彈協議ABM，引來俄國非議。

同一日7月15日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飛往莫斯科， 16日與俄羅斯總統普亭(Vladimir Putin)簽署新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強調兩國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雙方加強在軍事安全、軍事技術、金融、司法、打擊恐怖主義、防治污染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另外，雙方並簽署了「中俄元首莫斯科聯合聲明」，針對美國的NMD測試，聯合表示反對修改及破壞現有的反彈道飛彈協議ABM。在台灣問題上，俄國重申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共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為了對抗美國的霸權主義，中國、俄羅斯和北韓也可能恢復冷戰時期的聯盟，這些共產主義政權的重新結合，是否會帶給東亞安定和和平呢？

布希不顧禁武協定，片面發展飛彈防禦系統，引起全世界武器氾濫，又拒絕履行京都議定書協議，他所到之處，環保團體、民運\團體、婦用團體抗議不絕。然而布希政府之內，對中國問題顯然有不同意見。國務卿鮑爾(Colin Powell)希望美中關係有所改善，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則認為中國可能對亞太地區構成威脅，美國必須在亞洲維持強大軍力嚇阻。

美國霸權下的和平

戰後的國際社會是在美國霸權下維持和平（Pax Americana）。 美國資本主義國家的力量，來自於對科技、金融、資源的壟斷。 當然， 美國對世界資源的控制與壟斷，以及對科技（特別對軍火）的壟斷，帶給美國絕對的暴利。 美國並且利用傳播系統對全球的思想觀念操控，並且對全球金融系統掌控與調整， 以防止美國獨霸局面有所改變，因此需要全球市場的控制以及戰略地帶的掌握。換言之， 美國以其資本與傳播控制全球市場， 再由市場取得暴利來供給資本與傳播。台灣只不過是美國操控全球市場與戰略地帶的一個小小的棋子而已。

然而，現在美國的全球利益和其所承擔的義務，已經遠超過能同時保衛的能力。現在，美國要保衛其本土安全就成為問題，而海外利益廣泛，又如何來同時保衛呢？美國布置在全球的戰線過長了。美國要保衛西歐，要維護拉丁美洲的利益，又要承擔中東的義務，那麼東亞的利益和承擔的義務，應如何合理的盤算呢？

自從1945年以來，美軍在全球規模地承擔了大量的軍事義務，美國的武裝部隊伸展過度，美軍充當全球的「世界憲兵」，從一個熱點轉移到另一個熱點，疲於奔命。美國如果要保衛其所有海外利益，一國是行不通的，必定要有盟邦來幫忙。在西歐有北約盟國幫助，在中東是以色列為支柱，在太平洋一直是靠日本、澳大利亞幫忙。目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蒸蒸日上，而最大的投資者是美國。美國如果把前柯林頓政權對中國的「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拿掉，把中國從夥伴變成敵人，麻煩可就大了，韓戰、越戰是前車之鑑。但是美國每逢選舉，常造成對外政策的推回（set back）。

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注定美國衰敗

2001年9月11日，美國在紐約的世貿雙子星大樓以及華盛頓的國防部五角大廈，連續遭受恐怖份子以飛機衝撞攻擊，受創空前嚴重，傷亡人數遠超過珍珠港事變罹難的人數。美國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國家飛彈防禦系統」( NMD )的佈置，通通破了功。因為恐怖份子不是從外國以飛彈打來，而是在美國本土內發動攻擊啊。

美國要緝兇，罪犯已經自殺攻擊死亡，美國歸罪於阿拉伯富豪賓拉丹（Usama bin Ladin）為主謀\，可是賓拉丹本人否認，他所旅居的阿富汗政府，要美國提出證據來才肯交出罪犯。美國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小布希總統表達向暴力攻擊份子及支持的國家動武的決心。一旦美國盲目的向阿富汗等國發動戰爭，依韓戰與越戰的歷史經驗，戰爭必定進入膠著狀態，美國的處境更慘，軍費支出龐大，死傷者增加，而打擊恐怖份子的目標不但無法達成，反而激起全世界伊斯蘭教徒的敵愾同仇，到處遭遇反美襲擊。另一方面，美國國內的民眾消費銳減，厭戰反戰運\動興起，經濟衰退，社會不安，美國的衰敗徵候已經出現了。


台史公曰：宗教界有「他力本願」之語，即依靠阿彌陀如來之助力，達成本願。然則，依靠美國之助力達成「獨立」之本願，亦可稱之為「他力本願」。然美國衰敗矣，自顧不暇，何來餘力助汝耶？


(1) 吉田茂『世界日本』，東京：番町書房，1963年，頁141。
(2) 井出季和太『講和會議台灣歸趨』，東京：雨田居書店，1950年，頁218。
(3) 中野士朗『田中政權‧八八六日』，東京：行政問題研究會，1982年，頁71-74。
(4) 安藤良雄編『近代日本經濟史要覽』，頁154。
(5) 有澤廣己‧大來佐武郎對談「朝鮮戰爭日本經濟」，『』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１日。

李旧苗

第三章「台灣化」何去何從?

「台灣化」有人說是「本土化」，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概念。 「本土化」用英文根本就表示不出來（1）。 美國或日本的學者， 一碰到台灣媒體談「本土化」， 真不知道用外文如何表示， 結果都用「台灣化」來翻譯， 這樣意思就一目了然。 可是為什麼台灣的媒體偏偏喜歡用「本土化」來混淆視聽呢？

清朝時「本土」是指中國大陸

在清朝時代， 台灣的「本土」是指中國大陸， 說「本土化」是要將蠻荒的台灣「唐山化」的意思。 在日治時代， 台灣殖民地的「本土」是日本， 因此「本土化」是表示台灣島民的語言、文化、習慣等「日本化」。 現在流行「本土化」，乃在誇大自己的存在， 認為從兩蔣到李登輝、陳水扁政權，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受共產中國的統治， 而暗含要從中國大陸「獨立」的意思。 然而，外語皆以mainland表示大陸， main是「本」之意， land是「土」之意， 「本土化」不就是指「大陸化」嗎?

其實， 台灣省籍人士要求「台灣化」也是有其道理的。 國民黨過去在台灣的一黨控制， 採中國各省代表的體制， 限制台灣住民參與中央政府的種種措施， 使得台灣的反對勢力興起「民主」訴求時， 同時包含「台灣化」的要求。 蔣經國在1970年4月訪美遇刺之後， 開始考慮任用「台灣省籍」人士的政策。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案，「中華人民國」取代「中華民國」於聯合國的國際社會，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台灣的正當性受到質疑。 兩天後的10月28日， 國民黨臨時中全會立即決議：「中央民意機構，應依民主憲政體制再加充實，以加強其代表人民監督政府之功能。」

執政官員的台灣化始自蔣經國

翌年（1972年）5月22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提名蔣經國為行政院長，6月1日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李登輝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謝東閔任省主席，張豐緒任台北市長，執政官員的「台灣化」開始推行。「小蔣訪美遇刺」，加上「台灣被逐出聯合國」， 促成了「台灣化」政策的推出。然而，中國國民黨的台灣化， 台灣政治體制的台灣化，是李登輝領導台灣以後推行的。

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李登輝就任總統之後， 行政院長等重要職位，在俞國華、李煥、郝柏村內閣時期， 多數乃由大陸籍人士佔據， 當時李登輝政權尚未穩定， 要推行「台灣化」的時機可以說尚未成熟。7月8日李登輝就任中國國民黨主席之後，7月14日新任國民黨中常委者，本省籍16人，外省籍15人，本省人的比重首度超過外省人。

1989年 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公開上演。 光復後不久的「二二八事件」， 大陸人（其實是蔣政權）殘殺台灣人的情景， 經由銀幕歷歷呈現在台灣民眾眼前。 1991年3月由本省籍企業家高清愿等捐款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的官方機構， 李總統兼任主席，召集眾多人馬，但目的為什麼，很是模糊，也許要建立台灣為文化中原吧。 7月3日李總統宣示， 亡命國外或在海外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而列入黑名單的人士，准許回國活動。 同時，對於從前推行台獨運\動構成「叛亂罪」的刑法第100條，也開始著手修改， 92年5月修改完成公布實施。 從事台獨運\動的黑名單人士彭明敏， 即在92年11月回國。 民進黨系的「台灣人權促進會」說， 在1993年「台灣已經沒有政治犯存在」， 台灣變成言論自由的樂園了。

拉攏民進黨「台獨派」與黨內「中國派」對決

1992年12月立法委員選舉， 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得票率第一次超過三成，台灣的政治生態也開始流動化。 國民黨主流派 ( 李派台籍人士 ) 在「台灣人意識」之下， 策畫與民進黨進行合作。 於是在國民黨內， 本省人為中心的主流派與外省人為中心的非主流派， 發生龜裂現象。

然而很弔詭的，此次選舉支持李總統而「台灣人意識」較強的國民黨主流派， 反而有挫敗之感， 例如支持李的最大集團「集思早餐會」的會長林鈺祥等落選。 有人歸咎挫敗的原因，乃是國民黨主流派的票源流入在野的民進黨。 從此，隨著民進黨內強硬的獨立派勢力抬頭， 選民似乎也被迫去區分票投「台獨派」或「統一派」的二大派。 其實說「統一派」是不公允的，因為在台灣根本就看不到有人主張立刻統一的，所以說是「中國派」比較合適。 李總統的策略為， 拉攏民進黨的本省人「台獨派」勢力， 與黨內的外省人「中國派」對決。

政治體制的「台灣化」

由於黨主席李登輝的運\作，在1992年3月國民黨大會選出的33名中央常務委員之中， 台灣省籍佔了多數的23名。 畢竟李主席掌握提名權， 欲在國民黨中常委決議起用台灣省主席連戰為閣揆。 對於李的主流派挺連， 郝為首的非主流派雖然心裡不甘願， 但也沒有外省籍的有力閣揆候選人， 就算郝推薦司法院長林洋港組閣 ，他也是台灣省籍。 不論連或林被提名， 都是台灣省籍， 如此總統和行政院長都勢必變成台灣人了。 在中國國民黨的「台灣化」後，政治體制的「台灣化」就變成必然的趨勢。

針對李、郝兩派間的爭執，適時給與強力奧援的，就是在野民進黨的公開支持李所推薦的連戰。立法院擁有對總統推薦行政院長的同意權， 而民進黨在立法院有50票的勢力， 國民黨非主流派總是不得不顧慮些。

李總統利用本省人為多數的民意， 將行政院長「台灣化」， 推翻了非主流派的抵抗之後， 如果再進一步， 在所剩三年任期推進總統直選的「台灣化」的話， 則可以期盼開創一個李登輝時代。外省籍的閣揆郝柏村， 雖然在軍中有實力，其治安手腕也相當受市民肯定， 但政治是現實的， 常常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在立法院改選， 國民黨落敗而民進黨大躍進之時， 即1993年2月1日立法委員161人就任之後，立法院隨即演出「打倒郝政權」的一幕。 2月4日郝柏村終於被逼上退陣之路， 提出內閣總辭。

下任閣揆人選為誰， 不用說操在李總統手裡。 為了立法院的同意權， 他即輪番接見立法委員， 為連戰組閣鋪路。 2月10日連戰就任行政院長，內閣首腦也「台灣化」了， 李似乎已經鞏固其在黨、政、軍、特的地位與實力。 故有人謔稱1993年就是「登輝元年」， 這是蔣經國逝世五年之後，政治體制「台灣化」的開端。

對外宣傳「主權獨立」，對內強化「台灣認同」

如此，在李總統主流派的「台灣化」主導下，代表傳統中國的國民黨勢力者逐漸退潮。 「台灣化」的國民黨政權， 在對外政策上， 開始宣傳台灣的「主權獨立」， 並追隨民進黨的後塵， 積極策劃如何進入聯合國及其外圍組織； 對內政策上，則開始強化「台灣認同」以及各種建構「生命共同體」的社會文化措施， 增強「台灣意識」， 以消除「中國認同」。 在教育政策上， 也要求加強「台灣史地文化的教材」， 在強化認同台灣這塊土地而「愛台灣」的名目下， 進行「去中國化」政策。

政治體制「台灣化」之後， 配合民進黨右派的「台灣民族主義」， 行政院文建會也從93年採用「社區營造」觀念， 「台灣化」從此擴大到社會社區每一個角落， 街上開始充斥了台語歌曲， 而很多歌曲是由日本歌曲改編的，日本人聽了曲調，以為又回到舊殖民地的故鄉。 在台北市內， 除了國語的公用語之外， 現在所謂「台語」 (其實是閩南話，排除客家話、原住民語言 ) 開始上了台面。

戶籍法也改變了

在戶籍方面的措施， 也開始有所改變。 當初採屬父主義， 即在台灣出生的小孩， 如果父親的戶籍曾設在中國大陸就變成外省籍， 而與台灣省籍有所區別。 在台灣生長的外省人第二代、第三代， 因父親的關係， 本籍算是大陸，成為外省人。那時，依國民黨政權的說法，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政權， 自以為在台灣居住的中國各省所有的人， 都支持「反攻大陸」的國策， 外省人將要「打回大陸」去，並以此為藉口不必將本籍改變。 在兩蔣時代， 依國民黨政權的這種統治觀念， 政府採用或晉陞公務人員（包括公營企業人員）， 才有理由讓外省人佔優勢， 這也是引起本省籍人士反感的原因。

當時為了表示國民黨政權代表全中國維持「法統」， 全省各都市的街道名稱，都抹殺本地的過去名稱，而仿中國大陸的名稱。 例如台北市街道名改為南京東路、西路， 重慶北路、南路， 中山北路、南路等。 如果街道太長， 還可以分成中山北路一段、二段、三段， 只有對獨裁者蔣中正不許分斷， 不可有「中正路一段、二段、三段」之稱。 因此台北市的「中正路」編號達好幾千號之長， 最後不得不將「中正路」改為「忠孝東路和西路」開始分段。 這種迷信，也用在其他公共設施的忌諱上。 例如公路汽車沒有八路， 因為避諱共產黨軍隊「八路來了!」

台灣光復40多年來將本省人與外省人區分， 而外省人優越的本籍地登錄制， 也在1992年6月29日戶籍法修正後廢止。 因為在台灣社會的兩千多萬人口當中， 在台灣出生的已達九成左右， 於是立法院修改戶籍法， 廢止從來的屬人主義，在台灣出生的居民戶籍， 都改為「台灣籍」。 只有在中國大陸出生的居民， 戶籍仍保留外省籍。這一次戶籍法修改之後， 只要申報出生地， 大多數的居民都變成「台灣籍」， 國民身分證也在1996年以前， 修改本籍地欄。 隨著政治體制的「台灣化」， 在制度上消除本省與外省的區別， 在戶籍上也消除了「大陸色」。 從台灣到大陸的人，也都被稱為「台胞」， 這樣原本可以大大的緩和省籍矛盾， 然而為何省籍問題仍然存在呢？

台灣還有少數民族問題

除了省籍問題之外， 其實在台灣還有少數民族問題。 1992年時，台灣有阿美族等九個以上的少數原住民族約34萬人， 由內政部山地行政科管轄， 每年的預算額約等於1人1萬元左右。 然而行政院設有蒙藏委員會的機構， 每年編預算約二億元， 看看台灣有多少蒙古、西藏人呢? 國民黨政權下的預算，按中國版圖的國策分配，不公平可想而知。

1993年12月李總統提出「生命共同體」的理念， 這與民進黨的「命運\共同體」觀念， 只差一個字， 內容也相彷彿。 這是繼承日治時代， 以至戰後國民黨政權時代， 百年來綿綿不斷的蔑視中國的「防共」「反共」思想為主軸。 內容強調命運\與共的「台灣意識」， 其實意圖區隔並消除從前的「中國認同」。 雖然李政權從兩蔣時代的「反攻大陸」退縮， 只在抵禦共產侵略的「保台」思維， 但這也是純粹「反共」「防共」或是「去中國」「反中國」的， 當然沒有絲毫「反日」或「防美」的意思， 倒是十分「媚日」「崇美」的心態。

崇拜岸信介的「反共」精神

國民黨主席李登輝與民進黨主席黃信介， 說起來都崇拜日本右翼的「反共」政治家岸信介。 黃信介的本名是黃金龍， 因為崇拜岸信介的「反共」精神， 甚至把名字改為黃信介(2)。 依日本產經新聞駐台特派員十多次面見李登輝而寫的『私錄李登輝時代』， 李登輝奉行岸信介的兩個建言， 一是用人口多數的台灣人， 二是建設台灣成為「王道樂土」。 什麼是「王道樂土」？ 這連老蔣都不敢胡言亂語的。 岸信介曾經嘗試在中國東北建設「滿洲國」成為日本的「王道樂土」， 可嘆日本「滿洲國」的「國破山河無」， 因此只好寄望台灣成為新的「王道樂土」了。

李登輝依日本右翼的思路， 利用總統所控制的統治機器， 將從前的「中國認同」轉換為「台灣認同」之後， 「愛台灣」、「認同台灣」、「台灣優先」、「台灣二千一百萬人民」， 成為國民黨主流派與民進黨「台灣民族主義者」合唱的共同歌曲、共同語言。這樣，外省人或不會講「台灣話」（閩南話）的，變成「不愛台灣」、「出賣台灣」的罪人。

「鄉土教育」取代三民主義

但是台灣的政治不論如何「民主化」， 還是依中國傳統的「帝王」意思行事。 遵循總統李登輝的意思， 考試院在94年7月發表公務人員考試從1996年起廢止考「國父遺教」和「三民主義」科目。 教育部也宣布自1996年起，地理、歷史教育實施台灣為中心的「鄉土教育」。 中華民國國民的「台灣化」， 從此開始如火如荼地推動。

日本電影的進口， 也從1994年10月1日開放。 從此， 日本的語彙概念、文化風尚（fasion），也捲土重來侵入台灣。 12月3日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 之後市長室的「中華民國」國父的肖像不再懸掛。 1995年9月15日， 李登輝總統以國民黨主席的身分， 提出「新台灣人」的觀念。

「新台灣人」是什麼？

李登輝問，國民黨在中華民國84年歷史當中，在大陸的時期和在台灣的時期，哪一個較長？ 然後說：「認同台灣，愛惜台灣， 為台灣努力奮鬥的人」才是台灣人， 我們應該提倡「新台灣人」的觀念。從此，政治家都喜歡唱「認同台灣，愛惜台灣， 為台灣努力奮鬥」的高調，但是一般小老百姓都發現，「新台灣人」往往是些「愛權力無上的人」，「愛金錢無上的人」。

台灣光復變成「終戰」

1995年10月25日台灣全島慶祝「台灣光復50週年」，然而在台北市主持的典禮，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光復」字眼不見，學日本叫做「終戰」50週年。 日本人是不願意稱日本「敗戰」才稱為「終戰」的， 民進黨又何苦學呢？依民進黨的解釋， 10月25日不是「光復」之日，雖脫離了日本殖民地統治，但陷入國民黨「外來政權」的統治，李登輝不也說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嗎？民進黨的意識形態受日本右翼的影響這麼大，思想又如何獨立自主呢？ 當天的「台灣光復50週年」典禮， 李登輝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分說，我們應拋棄狹隘的觀念， 以「新台灣人」的觀念， 為台灣的繁榮進步， 再創第二個五十年。 李總統當天也出席台北市主持的「終戰50週年」典禮。

1996年2月28日， 台北車站前的「台北公園」改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3月21日總統府前的「介壽路」， 不再以「為蔣介石祝壽」命名， 取台北盆地的原住民族名稱，改稱「凱達格蘭大道」。 然而翌年2月28日， 在2‧28和平公園內的2‧28紀念碑， 在副總統連戰開幕剪綵4小時後， 碑文遭人破壞，和平公園還是真不容易和平呢。

日本右翼的「反中國」言論

美國人比較不介意省籍， 只問你是「大陸來的」或是「台灣來的」。但是日本右翼人士很關心，到底是被日本殖民統治教育過的台灣人，或是大陸上有抗日傳統的外省人， 而以「善良的本省人」(台灣人)與「邪惡的外省人」(中國人)的觀念，挑撥台灣島內的省籍對立。李登輝與日本右翼人士頻繁接見，傾聽日本右翼的「反中國」言論，就是在總統退任之後，仍然被日本右翼包圍利用，受其「反中國」言論的影響。

1997年台灣改訂國中課本， 出版了『認識台灣』的教本， 其中對於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地統治”，給於正面多於負面的評價。日本人看了當然高興，日譯本成為日本的暢銷書之一。 日本現在反而受『認識台灣』的影響，也興起了一陣修改日本教科書的風潮， 欲將教科書中日本侵略中國等亞洲國家以及慰安婦等歷史事實抹殺。

日本右翼的新傲慢主義

日本漫畫家小林善紀本來為日本的部落民講話， 但被日本右翼收買後開始寫『戰爭論』， 讓沈寂一時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死灰復燃。他技巧地稱讚日本軍國主義並以煽動戰爭的漫畫，蠱惑無知的年輕人。他依日本新右翼的作風提倡「新傲慢主義」(新)，2000年11月出版『台灣論』漫畫冊，封面標示「新傲慢主義宣言」， 主角是極為「崇日」「媚日」的李登輝， 以及追隨李登輝「崇日」「媚日」的那些老台灣人（3）。

小林善紀出身於日本福岡， 福岡是日本右翼玄洋社、黑龍會的源流。 福岡的外海就是玄洋灘，與朝鮮半島遙遙相對，玄洋社就是以「征韓論」為矢志。 黑龍會是致力於發動日俄戰爭，要將黑龍江南北劃歸日本為主旨行動，小林善紀可以說是日本右翼精神的餘孽。 正像戰前的日本右翼，以幫助中國革命而引導日本侵略中國那樣， 戰後的日本右翼，宣稱「愛台灣」「單戀台灣」， 並稱讚李登輝「台灣民主化」的功績，來引導台灣民眾去「反中國」，並為日本教科書消除慰安婦等國家犯罪的事實。

李登輝建立「完全民主主義國家」了嗎？

『台灣論』漫畫在開頭，大力稱讚李登輝是建立與中國相反的「完全民主主義國家」(Perfect democratic state)的偉大總統。台灣真的變成「完全民主主義國家」了嗎？ 但是李登輝聽了此小右翼吹捧的話，也就飄飄然起來。 之後李即向此小漫畫家誇耀台灣總統如何打擊台灣的官僚，「我去告訴他們官僚如何進行欺騙，我怎樣識破。」 試想想， 剛卸任的國家元首， 竟可以這樣隨便地向日本小右翼透露自己的屬下官員行政， 那麼「國家的行政機密」在那裡？國家元首卸任後， 給他22名隨從人員保護， 為的是他掌握「國家的行政機密」才護衛他， 不是讓他當帝王般的特權者亂講話。 就是歷代帝王也是「君無戲言」。 李登輝不斷地洩密「國家元首才可以得知的機密」給日本右翼， 為什麼台灣人民還得納稅去保護他？ 他又有何資格享受這些特權？

李登輝最不智的是，向這個小右翼透露說， 2000年總統大選時， 李登輝曾經拜託許文龍要支持連戰， 但許不同意， 認為「陳水扁更適合當李的思想繼承者」， 選戰結束後兩人再度見面， 李登輝對許說「你的判斷正確」。 李登輝竟率然向這小右翼洩露「連戰被背棄」的內幕。 卸任總統的私人談話，就這樣以漫畫當笑話傳開！

酒酣耳熱，陷親日的「老台灣人」於不義

有些親日的「老台灣人」熱誠\地宴請小右翼吃飯， 漫畫中又以請他吃飯時的私人談話， 暴露老台灣人「媚日」的行徑。 這也是用漫畫的繪聲繪影的手法，陷害這些親日老台灣人於「不義」。

這些親日的老台灣人，大都是受日本教育的李登輝友人，喜歡包圍在李登輝左右。小右翼即利用喝酒吃飯的無意間， 引導這些台灣商人吐出「媚日」言論， 來否定日本在盧溝橋事變、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的種種侵略， 並且舉出「霧社事件」「高砂義勇隊」，乃是台灣原住民佩服日本而志願為日本「祖國」奉獻的表現。 例如小右翼在漫畫中指出， 奇美公司老闆許文龍說： 盧溝橋事件其實是中國共產黨惹起的， 日軍當時也重視人權， 能成為慰安婦是出人頭地。 台灣偉詮電子公司老闆蔡焜燦說：他對「中華」兩個字實在沒有好感， 南京大屠殺、慰安婦根本沒這回事。 淡水高爾夫球場老闆何既明說：如果要接受中國統治的話， 還不如當日本奴隸快活些。 台灣機械輸送公司董事長彭榮次說：二二八事件所表現的「台灣人精神」， 就是日本遺留在台灣的「日本精神」。

對陳水扁總統設計圈套

小右翼最惡毒的地方， 是對民進黨的陳水扁總統設計圈套。 他在漫畫中，毫不忌憚的描述他進入總統府，向陳水扁總統進行近距離的誘導發問， 「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什麼？」 但是陳總統不願正面作答。 小右翼急了， 說他自己最討厭中國的霸權主義跟領土擴張主義， 一再追問陳總統曾經提出「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兩岸應該進行進一步談判」是什麼意思？ 他強調一般日本人很容易誤解為台灣願意接受中國的統一， 希望能讓更多日本人瞭解台灣跟中國乃是截然不同的國度。 小右翼的企圖， 是要套出陳總統的「反中國」「台灣獨立」的言質。

然而陳總統非常慎重不肯正面作答， 以「您畫一本漫畫要多少時間」叉開話題。 小右翼即在漫畫中說出內心的話， 「原本希望藉由語氣的強化， 讓陳總統願意藉由我來傳話， 沒想到還是沒能成功。」 小右翼感嘆，「陳總統的態度原比想像中來的慎重， 一直不願意針對中國的問題正面回應。」 的確，陳水扁比李登輝要精明得多了，沒有陷入小右翼所設計的圈套。

漫畫『台灣論』的散播， 結果引起曾當過慰安婦的老阿嬤們怒吼， 有八十歲年紀的十位老阿嬤親自出來控訴許文龍、蔡焜燦， 「你們是畜牲還是禽獸？」竟如此羞辱自己的同胞姊妹？ 許文龍是生意人又當了國家的「資政」， 又何必去牽扯慰安婦的傷痛而陷於「不義」呢？ 許文龍不得已發表道歉聲明， 然而慰安婦老阿嬤仍不甘心被羞辱， 要求許文龍親自出來道歉！ 另外，許文龍的奇美公司在中國大陸的鎮江工廠也被波及而有關廠的傳聞，許文龍真是倒楣。蔡焜燦在日本出版的書『台灣人與日本精神』也因小右翼台灣論的渲染， 遭日方原出版社停止出售， 他經營的電子公司也遭抗議杯葛，也算無妄之災。彭榮次則暴露了台灣高鐵改採日本新幹線系統他在幕後牽線的臉孔。那時「日華議員懇談會」副會長村上正邦，一再來台與李總統會面，遊說台灣高鐵採用日本新幹線系統，現在因另一收取不當政治獻金案被日本司法機關以收賄罪逮捕起訴。

原住民委員會主任委員尤哈尼，代表原民會及台灣原住民對小右翼表示嚴正抗議， 並表達原住民「萬分的憤怒」心聲。 原住民立委林春德批判， 「霧社事件」是原住民抵抗日本殖民政權統治， 「高砂義勇隊」更是原住民被日本無端納入國家機制充當軍夫的迫害， 正是殖民政權欺壓原住民的見證。


台史公曰：「台灣化」之正當性，乃在建立台灣之主體性也。 若以日本之殖民統治、日本之皇民化為榮， 又如何「獨立」「建國」耶？ 日本右翼「愛台灣」， 乃愛台灣人變成為日本帝國捐軀之「高砂義勇隊」。 日本右翼表示關心「台灣之認同」， 其實乃在挑撥台灣人族群之間對立之感情也。漫畫『台灣論』引起台灣民眾公憤， 此乃表示當權者雖刻意進行「台灣化」， 台灣人思想仍不似日本定於一尊，呈現多樣性而富於變化，甚健康也。


（1）「本土化」的英文， 有人想用indigene的indigenization來表示， 則成為「土著化」或「土生化」的意思； 如果用local的localization來表示，則變成「地方化」的意思。 想要脫離「野蠻洪荒」而進入「文明先進」的諸公， 恐怕又不樂意「土著化」或「地方化」的稱呼吧？
（2）郭承敏「秋霜五Ο年 --- 台灣、南京、北京、沖繩 ---」， 那霸市：社，1997年，頁54。
（3）中文版翻譯不忠實， 錯誤百出， 封面宣言「新」就是「新傲慢主義」，可是翻譯為「新傲骨主義」， 讓人誤以為媚日是「傲骨」精神。台灣論的開頭稱讚，李登輝總統是建立與中國相反的「完全民主主義國家」基礎的偉大總統，譯者顛三倒四的誤譯為「建立與中國完全相反的民主國家基礎的人正是偉大的李登輝總統」。小林『台灣論』，東京：小學館，2000年，頁6； 小林善紀著‧賴青松， 蕭志強譯『台灣論』，台北：前衛，2001年，頁6。

李旧苗

第四章 台灣擺脫得了大陸的影子？

台灣與大陸的關係何時陷入逆境？ 首先是在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進入聯合國之時。 在此之前，台灣因為虛構代表全中國， 而得到聯合國、 世界銀行、 國際貨幣基金會等的經濟援助。 至於統治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則被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被封閉於「鐵幕」之內， 成為歐美列強「圍堵」促使崩潰的對象， 而不被放在世界經濟發展之列。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之後， 也要等到1979年元旦才得與美國建交， 鄧小平就在這一年開始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 並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主動地提出兩岸「三通四流」的要求。三通就是通商、通郵、通航，四流就是經濟、文化、科技、體育的交流。台灣在國際社會，兩岸交流，越來越被動了。

1979年12月10日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 同一天國民黨召開11屆4中全會，蔣經國首次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書面致辭，正式放棄「反攻大陸」的口號。1980年3月中國積極呼籲兩岸交流，公佈「購買台灣產品的補助規定」，免除對台灣產品的關稅，優先進口台灣產品等。但是台灣當局宣布「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的三不政策，拒絕與大陸往來。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vs.「一國兩制」

1981年9月30日中國大陸的全國人民大會常務委員長葉劍英，發表「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俗稱葉九點）， 首次對台灣提出「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保留軍隊」、維持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等統一架構， 但是國民黨仍堅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政策。過了年後的1982年4月2日， 國民黨12全大會正式通過「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1984年12月19日，中英簽訂「香港前途協議」，香港鐵定1997年回歸中國，隨後鄧小平對台灣提出「一國兩制」的建言， 保證比香港更有利的條件給台灣， 即台灣保有軍隊， 可以堅持獨自的外交政策， 維持資本主義政治和社會體制， 但台灣當局視此為統戰伎倆， 認定對岸的和談策略是併吞「中華民國」的策謀\。

1987年9月16日，蔣經國指定黨副主席李登輝，擔任國民黨大陸政策專案小組召集人，負責審議到大陸探親的問題。10月14日黨通過開放探親結論，次日行政院通過赴大陸探親辦法，11月2日台灣正式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開放大陸探親是蔣經國責成李登輝開辦的。

第一位訪問中國大陸的部長

1988年元月，李登輝繼任中華民國總統並代理國民黨主席。台灣最高領導更換為台灣人，台灣對大陸的關係如何調整，李登輝對大陸政策的掌舵，充滿難逢的「機遇」。 此後，經過了李登輝時代干支十二年的歲月，台灣的「海基會」與大陸的「海協會」也有過前後二十次的談判，但是成果統統歸零，回到當初的原點。世界各國各地都在增加跟中國大陸的交往，台商也不顧政府的阻止前往，唯獨台灣政府在堅持「戒急用忍」策。 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僅「台灣海峽」一水之隔， 從地緣政治來看， 台灣恐怕無法逃避大陸的影響。

1989年4月7日中華奧會與大陸奧會，同時發表台灣將以「中華台北」之名參加大陸的競賽和會議。4月12日中華民國體操隊，戰後第一次參加在北京舉行的亞洲青年體操競賽。同時，財政部長郭婉容也率團赴北京，參加亞洲開發銀行總會，這是自1949年國民政府流亡台灣以來，第一個腳踏中國大陸的部長級高官。

李總統籲請美國對中共制裁

6月4日中國大陸發生天安門事件， 李總統與東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島嶺雄， 在總統官邸共同觀看西方所製作「天安門事件」的電視節目， 此相當的影響李登輝其後對中國的看法與政策。 在天安門事件之後， 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致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負責人丁大衛，籲請美國政府加入對中共譴責並且考慮實施制裁。 當時，李總統建議美國布希政府對中共實施制裁的紀錄， 乃由美國的喬治華盛頓大學利用美國「資訊自由化」， 把35份有關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文件解密，從這批解密的第四部分第十六份檔案中發現的。亞洲各國的領袖對「天安門事件」，沒有像台灣那樣建議美國對中共實施制裁的。

台灣當局為了迅速獲得大陸方面的訊息， 6月9日准許開通台灣與大陸之間的電話，10日再開通台灣與大陸之間的通信。 從此大陸方面的資訊， 不再專屬於國家安全局或國訪部情報局的專利， 一般平民也可以接觸得到了。 這是「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台灣人民意外獲得的利益。

對俄國可直接貿易，對中國堅持不可

1990年2月18日，在蘇聯崩潰之前，台灣當局也開放對蘇聯的直接貿易。對俄國可以直接貿易，但對中國大陸到頭來一直堅持不可。

3月21日李登輝當選第八任總統， 4月24日開始學美國採總統府發言人制度， 由總統府副秘書長邱進益擔任發言人。 從此，李總統除了本尊之外，還可以運\用發言人，直接間接地指揮掌控大陸政策。

4月27日行政院成立「大陸委員會」。總統要越過行政院直接指揮陸委會的趨向顯然。 5月15日李總統發表談話，說中國的統一交涉， 應以「對等政府的立場」為基礎。 5月16日國防部長郝柏村說， 現在「一國兩府」才是現實。 5月20日李總統就職演說， 表明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在近期內終結「內戰狀態」，這是他任期內對大陸放出的最大的「善意」氣球。李總統並任命策士蔣彥士為總統府秘書長， 同時給民進黨主席黃信介等27人特赦。 李總統的大陸政策轉變，同時也是對台獨派的綏靖政策。

10月7日李總統邀請朝野各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在總統府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委員包括民進黨主席黃信介， 研商制訂「國家統一綱領」， 10月17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開始運\作。 11月21日李總統指示成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12月25日李總統宣布，在1991年之前終止內戰狀態的「動員戡亂時期」。

李登輝派遣密使

然而1990年以後的幾年之間， 也是李登輝展開兩岸密使的關鍵年。1990年李登輝派總統府秘書室主任蘇志誠\，秘密赴香港邀請南懷瑾回台。 同年9月8日南懷瑾回台，見李登輝於其官邸書房。 1991年2月17日李登輝再派蘇志誠\為密使， 在南懷瑾香港寓所與中共人士會談。 7月李總統指派中視董事長鄭淑敏為密使， 與中共領導人楊尚昆和王兆國會談， 鄭淑敏回台後按協商好的時間， 派海基會秘書長陳長文去北京談判。 據法國費加洛報報導，為什麼北京當局對法國湯姆笙公司軍售拉法葉戰艦合約採取寬容態度，也可能跟李登輝派密使去協商有關。當時陳長文又擔任軍購拉法葉戰艦合約的代表律師。

92年5月李總統密派尹衍樑到北京與王兆國會談。 李登輝派遣密使之事， 當時的行政院長郝柏村，以及負責兩岸交流的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都不知情被蒙在鼓裡。當時有立法委員郁慕明，不知道從哪裡獲得情報，把密使一事曝光， 然而應對立法院負責的行政院長郝柏村，以及密使的當事人都加以否認。 人們也認為這是一件天方夜譚，怎麼可能發生「密使」這種事呢？

然而事隔九年政權交替之後，李總統的親信蘇志誠\卻說， 他當密使與中共方面接觸，前後多達三十餘次。人們所關心的所謂「國家安全」，只繫於一人的身上。2001年6月20日監察院公布兩岸密使案調查報告，肯定密使的正面功能，符合時局需要而沒有違法違失，他們只是代表李前總統個人和對岸溝通，根本沒有觸及國家安全及機密的議題。監察院的監察委員，都是李總統時代由總統提名任命的，難怪調查報告的內容，為李辯解多於事實調查。監察委員沒把約談內容公開，更不要說把真相交代清楚，密使的事實真相到底如何，令人更啟疑竇。

「國家統一綱領」隱藏不統一主張

91年2月23日，總統府國家統一委員會通過「國家統一綱領」。此統一綱領有雙面作用，一方面做姿態表示台灣領導人是維護「一個中國」的統一，讓對岸產生錯覺，並安撫國民黨內反主流派的中國心結；另一方面統一綱領有近程、中程、遠程的設計，也讓人深感遠程的內涵「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似乎含有「根本不可能達到」，而意涵這是「不統一綱領」之妙。 另外，把可促進統一的「三通」，放在「不否認對方為政治實體」及「在國際間相互尊重，互不排斥」之後，這是要求「中共先容許台灣某一程度的獨立」，然後台灣才願意追求統一。由於前者顯然不可能，事實上等於在延宕統一進程。 9月29日李總統乾脆表明：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國名為「中華民國」， 不必統一也不必獨立。

92年8月1日李總統主持國統會， 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涵意說明， 把一個中國解釋為「中華民國」，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說國家統一必須在一個「自由、繁榮、而民主的中國」大前提下才能成立。 這樣就把中國統一的兩岸關係， 鎖定在難以銜接的位置上。

辜汪會談只是照劇本演一場戲？

1993年3月11日李總統指派總統府秘書長邱進益，為海峽交流基金會秘書長兼副董事長。4月7日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邱進益，與大陸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在北京會商敲定「辜汪會談」。 4月27日代表台灣的海峽交流基金會辜振甫董事長，與代表中國大陸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汪道涵會長，在新加坡會談， 此即第一次「辜汪會談」。鄭淑敏在當時否認有密使一事，事後『商業周刊』提出密使的照片為證時，就改口說她曾與中共領導人會商，「辜汪會談只是照著劇本演一場戲而已」。

海基‧海協兩會的會談， 採取民間組織的形式， 不代表政府談政策性問題， 議題限於偷渡者的送還，海上走私的取締合作，漁業紛爭的處理等實務問題，並簽訂促進經濟、科學、文化交流， 公證文書的相互認定，掛號郵件的相互補償， 兩會的定期協議等事務性協定。

1993年2月9日李登輝會見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時， 即追隨民進黨表明台灣要加入聯合國。5月17日，外交部稟承上意， 作成「中華民國與聯合國」的宣傳冊， 6月25日成立超黨派的「全國各界支援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 開始運\作。中共見台灣當局有搞「二個中國」的意圖，即提出「台灣白皮書」，照例主張「一個中國」，強調要「維護其主權與領土的完整」。台灣決定參與聯合國的動作，所產生的後遺症就是使剛開始的兩岸體育交流，部長級訪問中斷。

千島湖事件破口大罵

1994年3月31日在大陸千島湖，發生載有台灣觀光客24人與當地導遊、船員八人的遊覽船「海瑞號」起火，全員被燒死事件。 李總統從情報機關掌握了有關千島湖事件的特別情報，心生傲慢，於4月9日破口大罵「中共的行為是土匪」。 接著4月13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對「海瑞號」的火災，提出15項質疑， 要求北京當局合理的說明事件的真相。 第二天4月14日，李登輝再批評「中共不是文明國家」， 而非難共產黨的獨裁體制。李恃其掌握對方的情報，就可以不必慎言，認為這時候必須對中共大發脾氣，對方才會乖乖聽話，你如果不表態， 對方把你當傻瓜。「我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後， 決定對北京開罵的」， 這是李向日本產經新聞特派員吉田信行所說的話。

「江八點」與「李六條」的真正含意

1995年1月30日， 江澤民發表「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談話， 堅持在「一個中國」「一國兩制」架構下，提出八點的和平統一方針，稱為「江八點」，成為中共對台政策的綱領。李總統命令其智囊在春節期間不休假的研究對策，經過二個多月後的4月8日，李登輝才在國統會發表「建立兩岸正常關係，塑造統一有利形勢」的談話，提出建立兩岸正常關係的六點主張，稱為「李六點」回應。

中共領導人江澤民的提議是， 先就「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 然後再談「和平統一」問題， 並以「台灣當局」稱呼國民黨政府。 其次提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想法， 願意以李登輝為談判對手， 但不需藉助國際場所， 而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中國人的事， 仍然反對「台灣獨立」、「分裂分治」， 反對台灣「擴大國際生存空間」， 但不反對與外國維持經濟、文化關係， 也不承諾放棄武力。

李登輝這方面則強調「兩岸分治」的現實， 主張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想藉助國際力量來緩衝兩岸直接進入政治談判， 而不改變其「台灣為主權國家」的論調。 如果「台灣不是主權國家」的話，他的國家元首， 貴為中華民國總統就失去意義了。

以牙還牙的「戒急用忍」政策

在「李六條」出爐二個月後， 李登輝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演講， 觸發中共的文攻武嚇， 在台海進行三次導彈試射軍事演習， 同時全面中止兩岸的兩會交流。 李登輝以牙還牙， 即刻提出「戒急用忍」政策， 限制台商對大陸的投資。李以為大陸急需資金發展， 用「戒急用忍」政策可以給中共一點顏色看。 然而大部分的台商不領情， 不理政府的「戒急用忍」政策， 我行我素地照樣去大陸投資。因為資金要往那裡去呢？一定是往有賺錢機會的地方去，阻止也阻止不了的。

依1997年1月10日的統計，中國大陸在1996年的粗鋼生產1億35頓，成為世界第一，日本降落為9.877萬頓第二。 2月19日鄧小平去世，江澤民接班，在大陸確立第三代領導人地位。中國大陸的經濟，蒸蒸日上。

依李的「戒急用忍」策，3月18日經濟部宣布違反規定投資大陸業者，依兩岸關係條例課徵300萬元至1500萬元， 如超過期限而不停止者連續罰款。 3月24日， 國府的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所投資中美銀行（在紐約）的股權，因違法而被美國政府處罰款500萬美元， 沒收1730萬美元。

4月19日廈門的盛達輪出航到達高雄港外投錨， 事實上給48年來兩岸禁止直航打上終止符。 然而4月21日， 李登輝發表談話說：「通航不是直航」。 7月1日， 英國將香港主權歸還中國，李登輝說「台灣不是香港， 不適用一國兩制」。

李登輝的主張 or台灣的主張？

1999年5月22日， 李登輝發表新書，將他「個人的主張」僭稱為『台灣的主張』。 有兩種版本， 兩千本有編號的珍藏本訂價每本一萬元， 平裝本訂價三百五十元， 第一刷印了十萬冊， 銷售目標為六十萬冊， 結果如何不得而知。只知政府各機關採購此書大量贈送，在舊貨攤堆集沒人買，但在日本成為暢銷書之一。畢竟李登輝著『台灣的主張』，雖然不合台灣人的口味，但很投日本人氣味。

『台灣的主張』有一捉刀人，是日本PHP出版社的江口克彥，他在李總統大溪的別墅訪談三天，整理出日文稿， 再交給遠流出版社編印。遠流即請靠筆耕餬口的魏廷朝翻譯， 然後再經李總統及其家人添筆後出版。日本版早先印好，李登輝要求台灣版先出，於是台灣版五月出，日本版六月出，以掩飾『台灣的主張』是日本人原創的實情。因為日本人怎麼設問， 就註定要怎麼回答了。

『台灣的主張』最受詬病的部分， 是論及兩岸關係以及對大陸的前瞻時，李登輝主張中共當局應將權力下放，擺脫「大中華」的束縛，讓各地方擁有自主權，劃分台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等七個區域，互相競爭發展。 此「中國七塊論」被中共批評是「分裂中國」、「破壞統一」的言行，認為其敵視中國的態度，將激起大陸民眾的反對而不利兩岸關係，更會將台灣人民推進災難的深淵。日本學術界原本對中國存有分為七塊、十塊、十二塊、十六塊等說法，這是日本人從戰前到戰後的主張，現在竟變成『台灣的主張』了(1)。

「特殊兩國論」引起美國施壓

1999年7月9日， 李總統接受「德國之聲」訪問，說兩岸自1991年修憲以來， 即定位為「國家與國家關係」，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此即為「特殊兩國論」。 此特殊兩國論的提出，事先並沒有知會美國， 然而台灣是否能安全存在，必須繫於美國的支持。 美國柯林頓政府，基於對北京的「交往政策」，對李登輝此舉並不高興，曾派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來台，會見李總統要求其收回兩國論， 並積極對台北當局施壓， 促使兩岸進行會談。 李總統不願收回兩國論， 但不得已派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訪問大陸， 辜奉命主張「中華民國的主權」存在， 並透露「李的國家主權觀」沒有讓步餘地。 李登輝的「特殊兩國論」， 不但激怒中共，也讓美國痛感李是「製造麻煩的人」( trouble-maker )。

自從李登輝當政以後，政府的大陸政策讓民眾看起來像變色龍那樣，從當初的「國家統一綱領」變色，最後變成劃清台灣與中國的界限。李只想藉國際的力量，特別是美國與日本的反共勢力，在國際間維持兩蔣以來「台灣的國家主權」地位。但是現在冷戰終結了，「反共」已經不流行了。

李登輝以日本與美國百年來所培育的「防共」、「反共」的民粹主義， 套入中華民國半世紀來的「反共」國策， 想靠美國、日本等外力來達到台灣與中國劃清界限的願望。但是這樣下去的話，那麼兩岸關係將因「台灣的民族主義」與「中國大陸的愛國主義」敵我相對， 在兩岸狂熱的民眾運\動下， 也有可能演變成「勢不兩立」而交戰的悲劇。國共鬥爭的慘劇，這一代台灣人有誰願意再領教呢？

東協各國對中國的態度

東協各國對中國的天安門事件並沒有苛責或制裁的行動，中國在天安門事件之後，也陸續與東協各國進行協調合作。中國判斷國際情勢，從1980年代初亞洲四小龍興起，到了80年代中期，東協各國與四小龍變成牽引世界經濟成長的主角，中國必須加入亞洲成長的陣營。中國在1991年7月變成東協外相會議的區域外對話國，並參加亞太經合會議(APEC)領袖會議，1994年5月，東協設立該地區安全保障而協議交換資訊的「東協地域論壇」(ARF)時，中國也成為會員之一。1996年中國成為東協擴大外相會議的主要會員，即從區域外對話國升格為全面對話的伙伴。中國技巧地恢復亞洲各國的信賴與尊重。

就是中國與越南的關係也逐漸修復。 在90年代中葉進行撤除地雷作業， 斷絕的中越鐵路也17年來再行開通。 懸案的國界確定，也在1999年12月簽訂「陸上國界條約」， 2000年12月簽訂「東京灣臨海劃定協定」，中國與越南的領土問題，只剩下西沙和南沙群島尚未解決。

大陸投資熱漸成氣候

目前中國大陸確實正在轉變為「世界的工廠」， 無論鋼鐵、水泥、化學肥料、電視、洗衣機、冰箱、空調等，生產量都高居世界第一位。

中國大陸的轉變， 是因為大陸沿海的教育水準高，人力資源（Human captal）的儲存量豐富，終於突破美國的圍堵而導入外資發展的結果。從前，大陸在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限制下，人力資源受限而不易發揮， 自從「改革開放」以後， 個人逐漸能夠發揮能力了。中國大陸有豐富的勞力、巨大的市場、而且對技術的消化能力很高、市場的競爭又劇烈，因此世界上的很多財經智庫推測， 中國在十年內將變成電子部門最強的生產基地。

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現在最想投資的市場是中國大陸。 依最近日本政府系統的國際協力銀行的調查， 今後三年間最想投資的市場， 答第一位中國的有65％， 第二位美國41％， 第三位泰國24％， 中國大陸獨佔鰲頭。 各國對中國大陸的投資， 在2000年度比前年激增了51％。 特別是台灣政權交替後， 台商對大陸的投資非常熱絡。

廣東省東莞市台商4000家台胞超過4萬人

例如， 廣東省東莞市是世界可數的電腦生產據點。有台商約4000家進入投資。東莞市的產業集積度很高，零件的95％可以在當地供給。台商增產的大半再在當地投資。台胞的長期居留者已超過4萬人，因此從2000年9月開辦台商子弟學校，從台灣聘請老師，使用台灣的教科書，從幼稚園到高中，共有700名學生在此學習。 因子弟教育問題獲得解決，台灣企業家往大陸投資更趨熱絡， 更加促使中國大陸成為世界的生產據點。

另一方面， 中國企業從90年代開始也向海外進出，其在海外投資生產也逐漸上了軌道。例如，四川省綿陽市的「長虹電子」向俄國投資生產彩色電視，江蘇省泰州市的「春蘭」向俄國投資生產空氣調節機， 山東省青島市「海爾」到美國投資生產冰箱， 福建省廈門的「廈門華僑電子」在南非投資生產電視，廣東深圳市的「康佳」在印度投資生產彩色電視、音響、洗衣機等。

如此到2010年， 中國將廣泛的確立「世界工廠」的地位，這是時代潮流，不是李登輝用「戒急用忍」策可以抵擋得住的。對於「戒急用忍」策，民進黨政府沿襲至今，對大陸政策沒有方向規畫，使得大企業雖逐漸潛入大陸市場，卻無法積極開展，而進入大陸的中小企業，終難敵日、韓、美等大企業的競爭。

台灣對大陸經濟的依賴，遠大於大陸對台灣的依賴。 美國為主策畫的世界貿易組織WTO，正在推進全球貿易自由化，禁止會員國彼此間設立貿易障礙。北京和台北加入WTO之後， 台灣的大陸貿易管制政策也非改不可，台灣的「戒急用忍」策也就壽終正寢了。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

國民黨淪落為在野黨之後，對大陸政策大有改觀。 2001年３月26日，由國民黨副主席蕭萬長領銜，與20位重要企業負責人籌組「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在圓山大飯店舉行成立茶會，冠蓋雲集。 總統陳水扁、國民黨主席連戰、 行政院長張俊雄， 以及近千位新舊政府團隊和工商界人士共同參與，朝野氣氛非常熱烈，凸顯「後李登輝時代」的來臨。這是擷取「歐洲聯盟」發展的經驗，在「全球化」與「區域合作」的潮流下，朝野獲得共識，認為中國大陸是個不可迴避的對象，兩岸藉由「經濟統合」逐步走向「文化統合」、「政治統合」，用和平途徑來建構兩岸人民對「和平共榮」願景的共識，共同化解長期橫亙海峽兩岸的障礙。

李光耀在其『回憶錄』如此批評李登輝： 他深深沈浸於日本歷史和文化之中，對大陸無論歷史、文化，或者是現有的共產黨領袖，他都不放在眼裡，並且以日本栽培出來的菁英的視角看待中國的一切。他根本瞧不起中國的領導人。對於「台灣何去何從」，李光耀這樣忠告：「海峽兩岸的炎黃子孫，應朝向建立彼此都能感到自在些的關係，不要刻意強調雙方的差異，而需要時間致力於縮小兩岸在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差距。（2）」


台史公曰 : 「戒急用忍」，猶如螳臂擋車， 徒手堵海也， 豈不謬哉？


（1）「分裂中國的理論故鄉」， 『亞洲周刊』 1999年5月24日-30日， 頁16 – 18。
（2）李光耀著『李光耀回憶錄』，台北：世界書局，2000年，頁660、頁664。

李旧苗

第五章 民進黨「改宗」不痛也

「改宗」是宗教信仰的改變，英文稱為conversion ， 譬如異教徒改信基督教就是。 政治上的改宗是政黨信條的改變， 如民進黨「台獨黨綱」的改變。


新而獨立的「台灣共和國」

民進黨當初是信仰要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共和國」， 現在執政了繼承了「中華民國」， 即宣布不必也不會宣佈台灣獨立， 這算不算「改宗」呢？ 從無視中國的威脅，激烈的「台獨」主張，轉變為注意台灣安全、重視與大陸正面交往的政策，這算不算「改宗」呢？ 的確民進黨有很多改變，從反體制的體制外運\動，進入體制內的選舉競賽運\動之後，也從訴諸肢體的立法院抗爭行動，轉變為政黨競合的議會政治，從所謂族群分歧的緊張對峙，改變為提倡族群合作的「全民政治」。

民進黨在1987年11月10日的黨員代表大會決議：「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在1988年4月17日的黨員代表大會再決議：「台灣國際主權獨立，不屬於以北京為首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 任何台灣國際地位之變更，必經台灣全體住民自決同意。」同時依陳水扁建議，通過「四個如果」的決議文：如果國共片面和談， 如果國民黨出賣台灣人民利益，如果中共統一台灣，如果國民黨不實施真正的民主憲政，則民進黨主張台灣應該獨立。

李登輝時代台獨運\動漸趨頻繁

1989年開始，島內台獨運\動漸趨頻繁。世界台灣同鄉會第一次在台召開，民進黨獨派人士組成新國家連線，標榜新國家、新憲法、新國會。9月13日，堅強的異議人士，前高雄縣長余登發遇害。9月27日，流浪海外的異議人士，前桃園縣長許信良以漁船偷渡入境被捕。

1990年3月14日，在野黨主導的要求民主化示威、靜坐，持續到22日。其間的3月18日，民進黨聚集二萬人要求改革國會。民進黨的這些要求民主化的示威、集會，攻擊老國代的保守勢力，算是對3月21日李登輝當選總統的側面掩護射擊。 李登輝在當選後的4月2日，與民進黨黨魁黃信介會談致意，黃信介誇獎「李總統英明」，朝野相談甚歡。

10月7日民進黨四全會決議：台灣事實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及外蒙古。台灣未來憲政體制及內政、外交政策， 應建立在事實領土範圍之上。過了一年的1991年10月13日，民進黨五全會通過所謂「台獨黨綱」，即「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舉決定。」

然而，民進黨內的各派系林立， 其中美麗島系與新潮流系， 一直在政策路線上有相當不同的主張。譬如「台灣獨立」或「住民自決」? 對國民黨杯葛或協商? 改革中華民國體制或在體制內改革? 走群眾運\動路線或議會主義路線? 常有意見不同的爭執。

民進黨內的美麗島系與新潮流系，因國際觀不同， 對與中國大陸交往的態度，也就出現很大的差異。

美麗島系對大陸的想法

美麗島系人士，接受美國的日裔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的想法， 認為冷戰結束後，歷史走到終點， 西洋的民主政治體系是最高的價值， 最後的目標（1）。 台灣和亞太地區尚未完全到達此目標，目前仍然陷入冷戰之中。但世界上很多國家，已經體認「互相合作」總是比衝突或戰爭有利。

台灣今後的走向，應加入自由民主政治體系， 依經濟「互補互利」原則，達到政治自由化的目的。 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既然經濟比較密切，可用「以經圍政」的戰略對付大陸。 兩岸在經濟上的「互補依賴」， 可以促使北京在政治上改變態度。 目前台灣最大的危機， 來自國際上的孤立與台灣海峽的軍事衝突。 時間對台灣是有利的， 隨著時間的發展， 台灣與大陸的經貿關係愈加深， 北京政府自由化的可能性也愈高。 台灣過海去大陸投資， 對台灣本身可以增強經濟基本面， 因此兩岸繼續發展經貿關係， 可以使對岸政府更自由化， 並改變對台灣的基本立場，降低對台灣的敵意與兩岸的緊張關係。

美麗島系人士對中國大陸的態度， 往往較敢採大膽「西進」的策略。 因為他們認為台灣處於淺\碟式島嶼經濟，必須尋求廣大市場。台灣過去是依賴美國市場， 現在美國市場設限， 而有轉移到中國大陸的傾向。以後台灣的資金流向大陸，乃是經濟市場的自然法則。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必定是經濟決定政治， 因此擴大兩岸「互補互利」的經貿關係， 必定是順應時勢潮流的。因此認為大陸政策， 在短期應努力保障台商的利益，長期則仿歐洲共同市場成立歐洲共同體至歐盟的經驗， 這樣亞洲也可以成立「亞洲共同市場」、「亞洲經濟共同體」， 甚至也有形成「亞洲政治共同體」的可能。

依美麗島系人士的想法，在美國主導的「國際新秩序」架構下，美國自己已開始不把中國當成敵人，因此台灣政府應出面談判說服中共出來領導亞洲成立共同市場，藉此國際共同體的建立， 使台灣前途獲得更多的多邊保障。 台灣在「亞洲共同市場」的角色，在於聯合亞洲四小龍與日本，共同協助開發中國大陸的經濟， 並聯合亞洲華人社會的經濟力， 作為台灣與中共談判的籌碼。這樣，台灣即可以在亞洲共同市場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成為中國大陸發展外向型經濟， 帶動中國進入海洋世界的基地， 因此台灣產業「西進」是必然的經濟法則。 1998年2月， 民進黨內的中國政策大辯論，美麗島系許信良所提出的「大膽西進」主張， 其經濟戰略即以投資中國市場為主軸， 帶動台灣產業升級， 並以經濟整合和經貿「互相依賴」牽制中共， 降低中國對台灣的敵意。許信良退出民進黨後，參選2000年總統大選時的主張也是如此。

新潮流系的大陸政策主張

相對的，新潮流系的國際觀顯然比較悲觀，認為歷史還沒終結，特別是在亞洲，在冷戰後期的不穩定國際情勢下，今天的同盟國會變成明天的敵對國。 國際情勢目前是無政府狀態， 國家是國際體系中最有權力的獨立自主體。 就經濟而言，各國將以「經濟國家主義」為主，台灣應建設為經濟戰鬥體的國家。 如果中國大陸要走「經濟國家主義」路線，台灣將面臨北京經貿政策的威脅，遭遇大陸的進口限制等難題。

台商投資大陸， 應小心北京會改變其外資法規， 就是起先放寬外資來投資， 但以後改為限制外資， 那麼要把投資的資金送回就困難了。 新潮流系較不重視外來的威脅， 只擔心台灣本地「國民意識」的消蝕。 時間對台灣越來越不利， 中共會不斷地加強外交壓力， 降低台灣的國際地位。 台灣越快獨立， 成為主權獨立國家較好。 台灣與大陸保持距離是最有利的方法， 應避免太過分地依賴大陸市場， 而被大陸市場吸進去。

新潮流系人士認為， 美麗島系的主張是經濟冒進主義， 亞洲共同市場或亞洲經濟圈的戰略構想， 只幫助中共進行經濟改革， 卻減少了台灣獨立的契機。 故兩岸關係應先確立「國與國」的關係， 必須中共承認「台灣主權獨立」， 而台灣內部應持續教育民眾凝聚形成「台灣國民意識」， 否則投資大陸將使台灣經濟整合於「中國經濟圈」， 台灣將被中共所併吞掉。 因此主張台灣的區域經濟發展， 應降低對中國大陸的依賴， 而選擇東南亞國家為產業外移的方向。 台灣應建立以日本 – 台灣 – 東南亞的產業垂直分工模式， 藉以增加日本與東南亞國家對台灣的支持， 台灣的區域安全才得以保障。新潮流系的這種主張， 跟國民黨在李登輝時代的「南進」政策，「兩國論」，「戒急用忍」很是雷同。

美麗島系 vs. 新潮流系

大體的說， 美麗島系比新潮流系隨和，在兩派系對決的關鍵時刻，還能夠妥協，接受新潮流系的台獨主張。因為美麗島系近似利益集團，組織較鬆散，意識形態不突顯，有較高的彈性和務實性。在民進黨黨員代表大會上的爭議，美麗島系人士對新潮流系所提出的激烈台獨主張也就讓步，卻反而能使美麗島系在民進黨內擴張勢力，成為第一大派系掌控民進黨的主位。

然而，民進黨的大陸政策，一直無法得到全黨各派的共識。不像國民黨內的主流派壓倒非主流派或驅逐非主流派，將主流派的意志和觀點完全體現於黨內， 成為國民黨的政策。 在民進黨內各派系紛擾的情況下，中間派人士如陳水扁 ( 在籌組正義連線以前傾向美麗島系 )、謝長廷 ( 在籌組福利國連線前傾向新潮流系 )， 經常扮演黨內思想衝突的「和事佬」角色。這也是陳水扁、謝長廷適應環境的「善變」性格和策略，可以主導民進黨的大勢與方向。

既然，民進黨兩大派系的大陸政策沒有共識，也就缺乏具體而整體的意識形態。 民進黨繼承李登輝的「反對外來政權」與「台灣主權獨立」主張， 但這不能算是一個完整的意識形態。民進黨內對歷史解釋沒有得到共識，也沒有未來的理想社會藍圖，因此也沒有共同的長期目標。民進黨的「台灣主權獨立」，是一種口號，不是意識形態。 正像李登輝也喊「一個中國」那樣的口號， 當「中華民國」總統就是當台灣的「國家元首」， 這跟「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一樣， 一點兒都不感到矛盾。

1999年5月8日， 民進黨黨員代表大會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承認「中華民國」的國號。其自圓其說的理由為：「台灣， 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 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投方式決定。」 這樣，可以避免黨內分裂，並可以因應總統大選勝利時從國民黨奪取「中華民國政權」的需要，一方面不修改「台獨黨綱」以迴避台獨爭議，另一方面以「公民投票方式」敷衍台灣獨立的問題。稱之為「決議文」，就是「改宗」的前兆。

民進黨從信仰「台灣獨立」，漸漸地「改宗」不談主權和領土的問題。 因為談這些，總是沒法跟北京合作或妥協。 北京不願意放棄武力解放威脅，民進黨和國民黨也不願意放棄國家主權的立場，但都必須保障台灣海峽的安全與和平， 避免兩岸的軍事衝突，以及台灣住民的生命危險。因此，民進黨的領導人也就追隨國民黨的說法，寧願說台灣 ( 中華民國 ) 已經獨立半個世紀了， 不考慮「宣佈台獨」。

陳水扁宣布新「四不政策」

民進黨籍總統陳水扁，在2000年5月20日就職演說有「四不政策」， 一不宣佈台灣獨立， 二不推動公投入憲， 三不推動兩國論， 四不廢除中華民國的國號， 如果再加上不廢除國統綱領， 則變成「五不政策」了。 陳水扁更強調「兩岸是一家人」， 應相互扶持， 才能「家和萬事興」， 他說這是他向中國大陸表示「善意」。

陳水扁總統在2001年元旦致詞時，再揭示新世紀的六大施政課題， 並在大陸政策方面說， 海峽兩岸人民源自於相同的血緣、文化及歷史背景， 這是兩岸民間交流始終不絕的原因。 他將積極恢復兩岸對話，同時逐步檢討推動兩岸「三通」與經貿關係正常化， 進而塑造永久和平與穩定的兩岸關係。陳水扁總統是在思考如何改變關係，還是他一貫的修辭修飾？

陳水扁政權或許對開放「三通」尚有些猶豫， 但外在的因素已不許其再躊躇不前了。台灣與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 WTO )時，拒絕三通就違背WTO有關港口開放與貿易自由的基本前提。 雖然民進黨追隨國民黨的過去，仍認為「三通」是台灣與大陸協商的籌碼， 開放「三通」等於立即失去籌碼，但昔日保守的國民黨人士，今日反而變成在積極推動兩岸之間的交流。

建國黨的創黨主席背棄黨

另外， 曾經不滿民進黨的台獨主張太曖昧不夠徹底， 而以「台灣獨立建國」為宗旨的建國黨， 其創黨主席李鎮源等二十三人， 在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總統之後的2000年4月7日， 以「建國黨的階段任務完成」為理由， 宣佈集體退黨。 建國黨成立於1996年10月6日， 主席為李鎮源。 建國黨決策委員劉明松對此抗議說 :「建黨的是你們， 退黨的也是你們」， 建國黨主席鄭邦鎮也表示「遺憾」。

李鎮源不久即就任新政權的有給職「資政」的官職。建國黨的首腦人物棄黨「改宗」痛嗎? 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也就任有給職「資政」， 畢竟意識形態一斤值多少錢？

現在連民進黨主席謝長廷，可能要想改宗了。 謝長廷在立法委員時代的1993年7月19日，曾擔任民進黨大陸訪問團團長， 帶領民進黨團員訪問過大陸。八年後的大陸形勢完全改觀，謝長廷貴為執政黨主席想再訪問大陸，中共說不承認「一個中國」不給你去。 民進黨的大陸政策如何改變， 現在也要看黨主席變化的風向。謝長廷說「民進黨不排除統一的選擇」，這跟陳水扁總統保留國家統一委員會，說「統一非唯一選項」那樣， 台灣掌權的政治領導者， 都不得不為適應環境，開始有一點點「變色」。然而卻讓一般老百姓看不出，執政當局和執政黨究竟在講什麼？要帶領台灣到哪兒去？。

民進黨人必須深思，幾百年的台灣史與幾千年的中國文明史， 具有命運\共同體的關係， 台灣日常使用的「漢字」是從大陸傳來的，就是有所謂「台灣文學」也是從大陸文學脫穎而來。 為什麼一定要仿造日本右翼「反中國」，而不能從中國文明史的感受或利害關係去思考問題呢？

民進黨取得政權之後，必須學習更宏觀的更理性的思維，不然就拿不出明確的方向或願景，來領導台灣島上的人民。 因為缺乏共同的價值觀和方向感， 也就失去凝聚台灣島民的向心力， 無法建立基於「信任」的社會連帶感。遂至讓台灣人民與大陸對岸，都不知台灣當局究竟要做什麼？要帶領台灣到哪兒去？而跟北京政府也失去對話的依託。 這種沒有方向感的漂流現象， 也表示許多執政黨人，並無人格深處的真誠\信仰， 只著重高明的政治包裝技術。

「逐步開放」和「有效管理」？

2001年8月26日，陳水扁政權所領導的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通過兩岸經貿政策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配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進度逐步開放「三通」。這顯然是對李登輝和民進黨頑固派死抱「戒急用忍」的一大突破。然而，台灣人民和大陸對方，對「有效管理」和「逐步開放」的政策轉變尚心存疑惑。只是阿扁政權已經擋不住大企業的大舉西進，台灣也不得不引進大陸的資金與人才了。


台史公曰 : 獨立建國論者， 每每以美國之獨立建國為典範， 殊不知美國之獨立建國，代價何其高也。 蓋白人於美洲開拓新天地，如其電影小說傳誦，先屠殺並驅趕原住民「印地安人」，再從非洲捕捉「黑人」為奴隸役使。 換言之， 白人捨棄歐洲舊大陸，於美洲新大陸進行慘無人道之「種族大換血」，此為獨立建國之基本條件也。 其後，不論拉丁美洲、非洲、亞洲， 進行獨立建國者，孰能仿美國耶? 自十九世紀以降至今日，從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獨立建國者，不受列強操控而淪為附庸者幾希?

李旧苗

第六章 「建國」與「盜國」

「國家」的概念，在近代以前與近代以後，是完全不同的。

「國家」本來是指君主

歐洲的「國家」( state )概念， 是從拉丁語tare ( 立 ) 為語源而來，指地位、身分、財產之意， 故國家本來是指「君主的地位、身分、私有財產」。 就是中國古典的「國家」， 也是指皇帝個人。 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民莫非王民」是也。

因此， 當今的國家觀念，在18世紀以前的歐洲並不存在。十八世紀末，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後，才出現當今的「國家」政體。在此之前，除了少數元老院或市民尚保持「共有財產」之外，其他都是君主的私有財產。此財產，包括父王遺留下來的領地領民，王妃嫁來時帶來嫁粧的領地領民等等。當時君主的領地領民是零散分布的，因此也就沒有明確的疆界。因為領地的領民，並不一定住在同一塊連續土地，也並不一定說同樣的語言。

美國獨立‧法國大革命後才有「現代國家」觀念

但是時代的演變，產生了近代「國家」體制。 美國獨立革命拒絕國王存在， 法國大革命殺死國王以後， 從前的「同一國王的領地領民」的認同也就沒有了。 沒有國王的龍首， 也就無法團結起來保衛家鄉。這時就產生一個新的虛構概念，來以代替國王的一統。亦即，認為以一個疆界所包圍的領土， 並說同樣語言的稱為「國民」( nation ) ， 即以「國民國家」( nation- state )的新概念，替代從前的「朕即國家」的舊觀念，進行「現代國家」（modern state）的統治。

為了保衛家鄉，「國民國家」或稱「現代國家」有徵兵的特權，國民有服兵役的義務。這是任何「君主國家」都敵不過的所謂「國民軍」制度。拿破崙的「國民軍」席捲了全歐洲的範例，促使歐洲的君主也為了生存，都不得不模仿採取「國民國家」的體裁。 從此「國民國家」的統治形態波及於全世界， 統治政體的「國民國家」化，變成「現代化」的主要核心。

再說， Nation本來也沒有「國民」的意思， 語源從拉丁語的nasci ( 出生 ) 而來。 然而「國民國家」的概念普及以後， 就有許多民族願意來歸順， 或被強迫歸化為「國民」， 成為「國民國家」的一分子。

中國與日本的「現代國家」觀念

在東亞， 中國古典有「忠君愛國」的觀念， 「國家」也是指君主個人之事。看電影「呂后傳奇」，就知道劉邦把國家視為私物，並強迫屬下百姓「忠君愛國」。 日本在江戶時代採「幕藩體制」， 在幕府大將軍之外，國家也是指各藩的藩主。 現代意義的「國家」觀念，是日本人在19世紀後半葉的明治維新以後，從英文state，法文etat，德文staat，翻譯移植過來。日本成立「現代國家」的過程中，即將北海道的愛努人，琉球群島的琉球人，強制合併為「日本國民」。台灣在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之後，台灣居民也有半世紀被迫歸類為「日本國民」。

日本帝國對殖民地的人民強迫施行「國民教育」，並認為台民是「日本國民」，但不承認台民為日本民族。在台灣的「日本國民」，被分為三個民族：第一類為日本民族，依日本的國內六法統治，第二類為漢民族，依「匪徒刑法令」等殖民地法統治，第三類為原住民族，日本稱為「蕃族」不需法律，高興沒收原住民族的土地就沒收，高興強暴原住民婦女就強暴，高興殺戮原住民就殺戮，都不需經過法庭審判，日本對付原住民族，可以完全無法無天。因此1930年發生霧社抗暴事件時，日本軍警甚至用毒氣來對付原住民的「日本國民」。

二次大戰日本戰敗以後，日本法院即不承認台民為「日本國民」，那些為「日本帝國」陣亡的台灣兵，不得享有日本兵的撫恤金。台灣人當「日本國民」只盡義務，沒有權利可言，這些「國民義務」除了納稅以外，還包括台灣人最討厭的「義務勞動」苦差役，勞動艱苦而又不付工錢。另外，「國民教育」也是義務，接受軍國主義教育，強迫台灣子弟洗腦，願意為日本帝國捐軀奉獻一切。

至於中國的「現代國家」觀念， 是跟「自由」一樣， 從日本移植而來。 中國翻譯的第一人嚴復， 對於Liberty 或 Freedom的外文字彙，翻譯為「群己權界論」， 認為群體與自己的權界就是「自由」。但是日本人翻譯為「自由」，這是「由自己作主」的意思，語意更為清楚。因此，中國的「國家」觀念， 說起來慚愧得很，都是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國家」概念的模仿品。

然而在中國的傳統哲學，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概念，其最高理想不在於「治國」，而在於「平天下」。亞洲地區在西方列強侵入以前，也沒有「國民國家」（nation-state）的觀念存在，一切以「天下太平」為理念。現代的國民教育，一切以「國家至上」、「愛國第一」為宗旨。這種國民教育，原本是為「盜國」的統治者設計的。

國家的本質是「惡靈」「怪獸」

英國哲學家霍布士（Thomas Hobbes）曾一語道破「國家」的真面目，國家是「惡靈」或一種「怪獸」（Leviathan）。就是在先進的美國或日本，在「國家」體制下，不是有「行政權優越」和由「政黨代行」的政治嗎？這是基於國家為「必要惡」（Necessary evil）的理論，任由「盜國者」操縱國家行政，幹那些讓人民傷心無助的惡事。

現代國家這個巨大的暴力機構，因技術的進步而不斷增強其破壞力和殺傷力。如今，國家正在從事準備戰事，可以在一剎那間奪去地球上二十億人口的生命。全世界的軍事費用，每年超過七千五百億美元。雖然「盜國者」都說國家的軍費是為國家的「安全保障」支出，然而「軍費」顧名思義就是為對付敵人，不是為建設社會繁榮，而是一種用在破壞和殺人的預算，「盜國者」竟然把國民的稅金浪費在這種可怕的目標上。

「建國」（盜國）有什麼好處？

為什麼要「建國」（盜國）？目的是什麼？ 因為國家獨占物理上的暴力裝置， 例如警察力、軍事力、以及監獄、刑罰等強制力， 還有一個龐大的官僚統治機構， 在國家管轄領域之內， 可以超越其他任何政治權威。 所謂「國家主權是最高的絕對的」， 就是表示一旦掌握了國家機器， 即可以掌控全國的資源，從資源分配的角度來看， 掌握政權（主權）就是掌握資源分配的權力， 也就是「盜國」。如果從政治角力的觀點來說， 就是全國資源分配權的爭奪戰。

「盜國」成功後的首要工作， 在於如何盜取國家的統治機器與構築「民族國家」（其實是國民國家）的神話。盜取了國家機器時，先要確立其主權以及其統治領域，並將國家權力集中於中央，獨佔使用國家的統治暴力裝置，以吸納掌握社會的資源。其次就是「民族國家」的構築，此乃透過文化、語言、傳統等來「教化」所屬人民的「國家認同」，也就是欲將「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改變為「台灣民族」的「民族國家」，利用「民族國家」的概念來激起國民的愛國情操。這是從國民教育的改變和施行著手，來形成類似西方進口的「國民國家」。

孫文與三井的契約書是盜國的範例

中華民國是經由辛亥革命， 在1912年元旦誕生， 這是打倒舊體制的「大清帝國」， 建立民國而稱為革命。革命的目的在奪取政權，若失敗則稱為「叛國」， 如果成功就是「革命」。革命成功可以進行權力裝置的重編， 掌控國家的統治機器， 掌握全國資源分配的權力。孫文為了「革命」( 盜國 )，不惜向日本的三井財閥借款1500萬圓，並答應「滿洲」的利權可以讓與日本， 然而日方中途違約，而使「革命」挫折。此孫文與三井的契約書， 現在尚保存於三井的金庫中。

革命黨打倒滿清，在南京建都，並請日人梅屋庄吉印製軍票250萬元，奈何老百姓不信此「中華革命軍義餉憑單」，因為當時國家的金庫，仍操在北京的袁世凱手裡。 南京的十七省代表，即使選出孫文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還是不得已得向南京參議院辭職， 拱手將「臨時大總統」權位讓給袁世凱。

為了打倒袁世凱， 三井的代表森恪提議，日方願意提供革命軍二個師團武器與現金2000萬圓， 代價即中方讓渡「滿洲」給日本。 孫文雖然應諾， 但是日方又食言不兌現， 使1913年的第二次革命再挫折。1915年末的第三次革命， 雖然迫使袁世凱的帝制運\動熄滅， 但從此中國即陷入軍閥割據時代。 「軍閥」就是清朝新軍將領為源流， 各憑武力獲得佔據地方的政治權力。直到1925-27年的「國民革命」， 用外籍的蘇聯軍事顧問團創立的黃埔軍校武力， 才打敗國內的軍閥割據勢力，統一中國南北。

蔣介石的「盜國」

日本是明治維新以後，形成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中國是大一統的大清帝國崩潰之後， 形成地方割據的軍閥政治。蔣介石的「北伐統一」，其實也是軍閥打軍閥，只是蔣軍冠以「國民革命軍」的名義打倒其他軍閥而已。 中國的全國統一，意外地還要靠日軍的大舉侵入大陸，日軍的侵略像戰車那樣，從中國東北、華北，將各地方的藩籬剷平，但是西南的軍閥，如四川的劉湘、雲南的龍雲、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服膺在蔣介石指揮下抗日。因此，中國的統一還要靠蔣介石以「抗日」的名義， 將全國各地資本家的財產以及其生產財，盡其所能遷移到西南大後方，根除各地方的傳統經濟勢力。 可以說第二次中日戰爭， 才是促使中國在自然環境上， 打破傳統的封建疆域促成統一。 然而， 蔣介石在戰後的國共內戰頻頻失敗， 將統一的江山拱手讓給共產黨， 逃亡台灣繼續其「中華民國」國家元首的美夢。 最後因「反攻大陸」不成， 而將國界限定於「中華民國」區區的台灣了。

在台灣，蔣介石將其所盜的國傳給兒子蔣經國，小蔣即使想傳子，因兒子都是扶不起的阿斗，最後將權位傳給沒有兒子的李登輝，以為沒有兒子的人比較沒有野心。李登輝當總統是蔣經國「恩賜的」。

李登輝「盜國」後「台灣民族主義」崛起

想不到李登輝「盜國」之後，改稱國民黨政權是「外來政權」，想假借「中華民國」總統的權力，建立以「新台灣人」為軸線的國家「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就是他的「中華民國台灣」存在而中共從未統治過的「二國論」理論根據。

其實台灣的住民， 除了原住民之外， 大多是從中國大陸來的移民。 但是1949年前後跟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的「外省人」， 與較早之前來台的「本省人」，國民黨政權當初給予明顯的差別待遇。特別在政治領域，中央政府的官僚統治機構的官員，主要都是任用隨蔣來台的外省人，本省人得以進入高階權力階層，是在1970年代蔣經國採「台灣化」政策以後，也就是本省人李登輝被登用之後才逐漸大量增加。就是在經濟領域，國民黨政權以大量的國營與黨營事業酬庸其高階退休人員，或提供給跟隨國府來台的「忠貞人士」工作機會。

這樣，國民黨與外省人的侍從關係，使得外省人大量集中於軍公教機構任職。 另外在文化領域， 外省人使用北京話為「國語」的優越性，讓日常生活不使用「國語」的本省人，在文化上處於相當不利的地位。1988年是一個轉機，李登輝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繼承總統權位，換言之「盜國」之後，才有機會改變外省人優越的環境，將在大陸創黨的「中國國民黨」轉變為本地的「台灣國民黨」， 並追隨民進黨提倡「台灣民族主義」， 而引起台灣島內族群的對立以及政治文化上的風波。

現在「盜國」必須經「民主」程序

但是在「美國式民主」為典範的時代，李登輝的「盜國」也必須經過一定的「民主」程序， 除了必須經由選舉的儀式來奪權之外， 關於財源的分配還得進行「政黨協商」， 而獲得國會的審議和同意。

然而現代的「國家」體制也有崩潰的時候， 那時西洋的政治制度也就癱瘓了。 在現代和未來的網際網路的時代， 一般市民根本無視「國家」的存在， 無限的擴大與國外的關係。 因為電子科技的發達， 使知識的學習儲存、資訊傳播， 無限的擴大活動範圍。 政治體制逐漸的變成不能對社會生活秩序給予原則， 而變成像休閒活動那樣可有可無的東西。 因為政治對現代社會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都無法解決，「國家」正像已過時的殘留之廢物。政治的用處，本來是對社會上生活的人們創造「共同的利益與連帶」，現在政治對「共同的利益與連帶」已不發生效用了，「國家」也就沒有什麼用處了。

國家主權遭受「貨幣主權」的侵襲

現在的「國家主權」，說起來可憐，正在遭受「貨幣主權」暴風雨般的侵襲。紙幣原本只不過是印在紙片上的數目字，現在「貨幣變成妖怪」，有時候稱為「外資」，有時候稱為「財團資金」，由投機者任意操縱，使得世界性的「金錢遊戲」日趨激烈，成為眾人投機的對象。如今，「貨幣至上」已經使「神的權威」喪失，造成國家的動亂。當「貨幣主權」侵襲到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就迫使庶民百姓浸陷於貧苦之中，更引發企業負責人自殺，政界貪污腐敗，官員墮落無能。處於當今物質和金錢如此多餘的時代，大多數的民眾卻為了沒錢而生活困苦或稅金吃苦，甚至為了無法付出房租或水電費而傷透腦筋。因此，目前居住在地球的人們，不但受「國家主權」作惡，尚且在「貨幣主權」的動亂當中喘息著。

先進國的企業在選擇「國家」

所謂「市場全球化」的統合， 也就是各國被統合於世界體系如WTO（世界貿易組織）內。 從先進國的企業來看「國家」， 這是美國的跨國企業利用「美國這個國家」來主導一個WTO世界組織， 這是由企業來選擇「開發中國家」的產業地位、優惠條件、設定地區等， 這是企業在選擇國家並迫使其政府在制度上進行改革。不信的話，你看！政府的經濟建設委員會，不是為了台灣加入WTO，不顧農民或工人的反對，全力配合美國跨國企業將法規制度進行修改了嗎？

除了「市場全球化」之外， 還有「全球人口的流動化」，衝擊「國家」主權。目前全球進行超越國界的人口流動， 除了出國觀光的人口越來越多之外， 還不斷的發生大規模的移民。 中東的動亂與移民不要說， 在東亞也有越南難民「拋棄國家」集體移民的例子，就是菲傭、泰勞也是「拋棄國家」到外國尋求謀\生之道。 因為國家不能提供國民溫飽，只好「放棄祖國」到世界體系的核心國家去求生存。

超國家的非營利非政府組織興起

在此21世紀，國家不論是從「國民國家」( nation-state ) 的角度或從「主權國家」( sovereign state ) 的觀點，皆有重新評估的必要。「國民國家」所劃定的疆域，無法解決全球自然界發生的災害問題。而且，國民的日常生活問題都需要決策參與， 必須委讓「地方自治體」來處理。此外，超國家的非營利組織（non profit organization）非政府組織（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比國家單位更適合處理全球化的經濟、資源、污染、以及安全保障等問題，例如亞太地區的組織或是全球性的機構，更適合處理這些問題。今日，無論是先進國或是後進國，都在挑戰「國家」的統治功能。 先進國企業，為了選擇其事業發展的投資地點，對每個國家的法規制度進行比較考量和選擇；後進國的國民，為了選擇更好的生存條件，拋棄自己貧窮的國家。

在全球化的經濟當中，國家政府漸漸失去了其自主權。像歐盟 ( EU ) 那樣的國家聯合，就是國家放棄主權，共同組成歐洲的政治、社會、安全保障等主權的核心權力。參與國際機構、國際企業及非政府組織的多數市民團體，也開始共享權力。國際性的行動標準，漸漸的凌駕國家或是地區性的主張。

非營利組織NPO•非政府組織NGO的角色與影響力， 在此半世紀之間爆發性的擴大。NPO• NGO的財富資源以及其專門知識， 遠超過規模小的國家政府或是公共的國際組織。各國的NPO•NGO，在事實上超越國境而相互連結起來。籠\罩全球的媒體報導所傳播的大量資訊、以及NPO•NGO在全球化世界中所推展的國際輿論總動員，成為新動力的展開。例如美國總統小布希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主張增加使用化石燃料，使美國在造成地表暖化的溫室廢氣排放獨步全球之後，引起全球環保組織人士的群起抗議，這對牽制美國的獨霸與解決問題，就有重大的影響力。 如果世界上的市民團體都起來， 跨越國界參加NPO•NGO網路的擴大， 必定能發揮空前的影響力。

電腦與電信革命促使「國家」的角色相對的衰退，相對的，民間的非國家行為逐漸抬頭起來。龐大的資訊收集與管理，促使民間團體的壓力衝破了政府從前的獨占體制，撕毀了從前尊重政府的判斷是正確的看法。傳真通信、衛星、廣播、網際網路， 越來越便利，逐漸形成超越國界而聯繫人們環節的網路。 數位革命、運\輸革命，市場機制的全球性統合，挑戰著「國家」主權的統治功能。

超越「國家主權」的新思維

有志氣的政治家，不必一直想要「盜國」，一再強調「台灣是主權國家」，因為台灣在亞洲沒有一個邦交國，在歐洲除了梵蒂岡教廷之外也沒有一個國家承認，「國家主權」云云只是統治者對內說說而已，對外不論列強和鄰居，都不承認台灣為「國家」，只是承認國民黨或民進黨統治的一個「地區」。

「國家」無路用，然而台灣的民間團體NPO•NGO，隨著電腦與電信技術的發達而推展，現在國際溝通的成本下降，NPO•NGO的活動力也就隨著成本下降而大幅增加。台灣的中小型企業或個人單位的NPO•NGO，在跨越國際的企業與企業提攜或合資經營，其間的進展與變化屢有所聞，因此民間企業的國籍也曖昧不清了。隨著生產國際化的進展， 資金、人才、資源、技術等生產因素，也跨越邊境或國界移動。特別是中國大陸的經濟開放改革的推演，加深了整個東亞經濟的整合，國家的所謂「經濟主權」也越來越形骸化了。

以國際形勢來看，美國「全球化市場經濟」的設計， 促使美、中、日三國的貿易、投資、金融，加深相互的依存關係， 而大幅度的動搖以國家為中心的經濟體系，迫使台灣為政者所強調的「國家主權」變成無能為力。在超越「國家主權」的思維之上，以民間團體NPO•NGO為單位的全球化活動， 才是台灣開展未來的動力。


台史公曰：政治家不以「盜國」為業，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則自然「天下太平」矣

李旧苗

第七章 「精省」乎? 「精國」乎?

台灣在歷史上不像琉球那樣有成立「國家」的紀錄。 只在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戰敗，清廷割讓台灣給日本時，曇花一現的成立「台灣民主共和國」。台灣仕紳於5月15日以「台灣士民，義不臣倭，願為島國，永戴聖清」電奏北京，5月25日台灣士民公議自立「民主之國」，推舉唐景崧為總統，年號「永清」，旗為「藍地黃虎」，惜因勢單力薄，不敵日軍，於6月4日瓦解。為期僅數天，未得其他國家承認，連清廷亦未予接受，並未完成「建國」的程序。

半個多世紀以後的1949年底，蔣介石將大陸的「中華民國政府」搬到台灣來， 台灣才成為像一個「國家」的體制。因此主張「台灣建國」的，應該感謝蔣介石， 不然台灣哪來「國家」？

清朝設「台灣府」成為獨立的一省

清朝在康熙二十三年 ( 1684年 ) 設台灣府， 統轄台灣、鳳山、諸羅三縣， 隸屬於福建省。 直到光緒十三年 ( 1887年 )，台灣才改為獨立的一省，下設三府、十一縣、三廳、一直隸州， 這就是「台灣省」的起源。 當時的府縣如次： 台南府管轄安平縣、鳳山縣、恆春縣、澎湖縣、嘉義縣； 台灣府管轄彰化縣、埔里社廳、雲林縣、台灣縣、苗栗縣； 台北府管轄新竹縣、淡水縣、基隆廳、宜蘭縣， 另外設有台東直隸州。這與當代台灣省的縣市劃分相彷彿。（1）

然而台灣設省八年之後， 甲午戰爭清廷戰敗，把台灣和澎湖割讓給日本。日本設台灣總督府為行政中樞，管轄「台灣殖民地」，「台灣省」瞬間不見了。日本對台灣殖民地的取得，解決了日本因農業人口外移工業區而產生的糧食短缺的問題，並擴大了日本政府的財政稅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依靠中國大陸與台灣的資源打戰，台灣依然是邊境的一個地方。

蔣政權移台才有「國家」地位登國際舞台

1945年日本戰敗， 台灣歸還中國，「台灣省」又見復活。1949年國共內戰落敗的蔣家政權流亡台灣，把「中華民國政府」搬到台灣，台灣才以「國家」的地位登上國際舞台。雖然「中華民國」所管轄領域，僅限於台、澎、金、馬，但蔣家政權宣稱不久將光復全中國，而代表全中國。

1964年彭明敏等準備發表「台灣自救運\動宣言」，主張「中華民國政府」與「台灣省政府」的行政機關太多重疊，應進行精簡，然而這種主張當時遭受迫害，蔣政權將之逮捕投獄。蔣經國去世之後，政治改革的主動權終於落在台灣籍的李登輝手上，他在當權四年之後的1992年進行修憲，台灣省的「省主席」從官派改為民選「省長」。1993年李總統指派宋楚瑜為「省主席」，1994年李總統全力挺宋當選「省長」。然而隨即再行修憲，改為總統直選，1996年李當選民選總統，即又開始著手「廢省」。試想，如果李登輝早知道勢必要「廢省」， 又何必來一次「省長」人民直選？如果是為了阻止宋楚瑜奪權而「廢省」，豈不是沒有先見之明？

本來是要「廢省」的

國民黨決策者最先的觀念是要「廢省」，因為省政府方面來的抵抗力太大， 最後才改為「精省」應付。精省的目的何在？有人說這是國民黨內李•連與宋楚瑜的權力鬥爭；有人說李登輝不願看到宋省長的民意基礎超過連戰；有人說這是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利益交換； 有人說這是民進黨與國民黨主流派的「台獨」構想，眾說紛紜。

李登輝以民選當選總統之後，依美國民主標準，『新聞週刊』（Newsweek）即以「民主先生」稱讚李登輝，讓李更下定決心「凍省」，這比「廢省」要好聽些。96年12月召開的「國家發展會議」，名為「超黨派」會議，實為國民黨與民進黨少數幹部的「政黨協商」會議， 在「黨政體制與政黨政治」議題上，未經充分討論即作出結論，決定精簡並調整省政府的功能、業務、組織， 同時凍結省自治選舉，取消鄉鎮市級的自治選舉， 鄉鎮市長改為派任等， 而朝向「廢省」方向啟動。

然而在另一頭，將被凍結的省府人員， 在12月31日由宋楚瑜省長帶頭，突然表明辭意以示抗議， 這是因省府自始至終被排除在決策核心之外， 而有不受尊重的怨懟。省議會也在97年1月3日召開臨時大會，且以國民黨議員為中心，決議無限期休會，甚至決議說要召開省獨自的「台灣省發展會議」。

97年8月下旬， 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李登輝連任黨主席。然而在選舉黨中央委員時，宋楚瑜省長以1696票榮登榜首，副省長吳容明第7位，秘書長蔡鐘雄第12位，顯示省政府的宋系團隊，在國民黨內仍保存相當實力。依97年12月的蓋洛普民意調查，宋省長施政滿意度高達八成， 而李總統則跌落至三成七。 「位高震主」， 這也是黨主席李開始厭棄曾經是「情如父子」的宋楚瑜的緣由之一吧？

財政惡化歸咎省府

98年3月，李總統的幕僚長即行政院長蕭萬長指出， 政府財政逐年惡化，以台灣省最嚴重，而將財政惡化的主因歸咎省政府。省政府則反駁說，其負債實際是6千1百億元，幾乎都是配合中央政策及法令而來。接著行政院主計長韋端在立法院指出，省政府民國88年度的8千7百78億債務是由省財政廳提出的。如此，中央政府聯手攻擊省政府。另外，為了爭食「精省」後的省屬台灣銀行和土地銀行，立法委員要求台銀和土銀的預算送立法院審議。起先，省府拒絕將台銀和土銀的預算送立法院審查，立院即決議凍結中央對省市的補助款，最後通過補助省府預算，以對台銀金融檢查並報告台銀和土銀預算為條件。

98年10月， 由總統提名任命的大法官解釋：精省後省失去憲法所規定的自治事項， 也不具備自主組織權，「省自非地方自治團體性質的公法人」。 大法官會議遵從主流的意見，再給反抗「精省」的勢力一大打擊。12月14日宋省長主持最後一次省政會議，晚間在南投縣立體育場舉辦最後一場感恩晚會。

三天後，李總統約見宋楚瑜， 並親自書寫「諸法皆空、自由自在」八個字贈送， 還徵詢宋卸任後出任有給職「資政」的意願。 李以「父待子」的高姿態，以為摸摸頭即可解決一切，想不到宋一點兒都沒有被「冷凍」的意願。李登輝與宋楚瑜，乃蔣經國學校卒業的兩位「大內高手」，為了爭權反目成仇。
李登輝不像一位總統或黨主席，而彷彿如日本傳說中的「刺客」。刺客的生命力乃在刺殺敵人，故不能擁有愛情與後代，這些人世間的牽掛，會使他無法完成刺殺的使命。為了刺殺一個敵人，李登輝豈止把國民黨的利害放在一邊，甚至連自己的利害都不顧了。李登輝對抗宋楚瑜的故事，已經不純然是政治，更像是戲劇或小說，讓觀者看了興歎。

俗語說「樹倒猢猻散」，反抗「精省」的勢力沒得用，省議會終於在12月18日，由議長劉炳偉敲下最後議事槌，壽終正寢， 共經歷52年7個月又18天。

中央直接掌控地方補助款

99年元月，立法院通過地方制度法，明定「省非地方自治團體」，同時通過「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地方政府增加630億財源，但由中央統籌款依公式分配， 如此中央政府掌控了不必經由省政府就直接補助鄉鎮市的權力。地方制度法之後，明定省政府為行政院派出機關，由內政部長兼任省主席之後，實際上各縣市都直屬中央，公文無需再透過省政府承轉。

同時，省營行庫的管理權也移交中央，第一波為台銀、土銀、合庫、三商銀、台企銀。 四月行政院核定「台灣省有財產所有權移轉國有及管理機關變更登記作業辦法」草案， 由中央政府吞食了台灣省政府的財產資源。 七月行政院中部辦公室正式掛牌運\作。

九二一大地震的考驗

九月台灣大地震，造成嚴重傷亡，行政院中部辦公室不知手措，未能迅速投入救災， 因為中央在實務方面缺乏經驗，只會指責縣市政府未盡職責，而縣市政府卻都在寄望中央政府的支援救助。 中央與縣市政府互相諉過卸責， 令災民和全國民眾痛感李連政權的無能。翌2000年3月總統大選，李主席推出的國民黨「連蕭配」落敗， 5月成立民進黨陳水扁政權， 國民黨主流的「精省」作為，反而方便民進黨的陳水扁政府來直接掌控鄉鎮市了。歷史真是諷刺而弔詭！

一般以為，主張「精省」的是改革派， 而反對「精省」的是保守派。但從資源分配的角度看，中央政府推動「精省」可以奪取省政府的財產，加強對縣市的控制，除了擴大其行政職權之外，因廢除省議會，也大幅度的擴大了中央立法院的預算權與立法權。 改革派以增進「行政效率」的改革為名義，但在實際上是進行「爭權奪利」之實。

中央接收省府資產四兆餘元利益多多

省政府財產，市值約台幣四兆多元。其中土地有三十八萬多筆，總面積七萬多公頃，公告地價6851億元，換算成市價約三兆多元 ( 約公告市價的4.5倍 )。省政府所擁有股票，若按每股面額十元計算，有兩千多億，加上未上市上櫃股票的淨值，股權總額達一兆元之上。此外，省政府還有源源不盡的年度收入，三十四家省營事業和公賣局，平均每年為省政府賺進七百多億元。這些資產、省營事業， 省每年收入，就由中央政府接手過來，再進行民營化賣給財團，所得利益歸中央所有。中央政府接收省府資產四兆餘元， 即使承受省府債務八一九三億元，拿算盤精打細算，還是利益多多也。

另外， 省府每年約有三千億元稅款收入，以及各種規費，交通罰款等三百多億元業務收入， 也成為各方爭食的大餅。這些省府收入之中，爭議最大的，就是統籌分配稅與補助款。

中央集錢，地方搶錢

1999年1月，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通過，中央的行政院主計處說，營業稅改為國稅後，未來中央預計保留營業稅六成為財源因應， 提撥營業稅的四成， 所得稅與貨物稅各一成，土地增值稅的兩成，統籌分配給地方政府，地方自有財源比率從62%增為65%，共增加600多億元。但是從此「中央集錢，地方搶錢」之劇本不斷上演。

與省政府存在的時代相比，現在各縣市反而都在喊窮，而向中央政府抗爭。就台北市與高雄市來說， 因為營業稅劃歸國稅，分配的比率從50%降為40%，即使增加其他稅收來彌補，稅收仍然比「精省」前少。就其他縣市來說，雖然獲得原屬省稅的使用牌照稅與印花稅， 並得到營業稅的補助， 但是新財政收支劃分法訂定鄉鎮市分配稅賦的比率， 強制剝奪了許多縣市的財源， 因而縣市所得到的稅賦增加並不多。

就中央來說， 雖說稅收在表面上減少， 其實是可以藉分配稅款給鄉鎮市來支配地方基層，目的本來在培植鄉鎮市的國民黨力量以包圍民進黨的縣市勢力。 想不到2000年總統大選， 演變為政黨輪替， 國民黨失去執政權， 改由民進黨掌握中央的統籌分配稅與地方補助款。 國民黨先失去縣市， 再失去中央政府， 現在對鄉鎮的供錢裝置再掉失，國民黨解體是否指日可待？

「廢省」解讀成「台獨」？

從民進黨的策略來說，與李總統的台灣國民黨主流合作，推行「廢省」或「精省」是非常的利多啊！因為依其台獨黨綱，可以將「廢省」解讀成「台獨」， 使民眾誤認這是「獨立建國」運\動的一環。在國民黨主流派的主導為幌子下，政府、民進黨、黨營媒體、學者輿論，可以充分利用來宣傳「精省」的優點，好像「廢省」是為著全民的利益，借力使力，達到其奪取政權的目的。

然而從台灣民眾的立場來說， 要「精簡地方」或「精簡中央」，換言之要「精省」或「精國」，哪一個對台灣人民有利，有加以深思考量的必要。

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從前的「國家」理念已經動搖。在十八世紀後期法國革命後才成立「民族國家」( nation - state )的概念，十九世紀人們追求「自由」， 二十世紀人們追求「獨立」，然而那麼多舊殖民地「獨立建國」， 並沒有帶給他們「自由」。非洲殖民地已經「獨立建國」了，現在喪失以「獨立建國」為理由來從事政治鬥爭，正在尋找著有沒有其他「代替物」為理由，來充當其奮鬥的目標。

先進國的企業，在「選擇國家」投資時，像非洲這樣的「國家」根本不能成為投資對象。 而後進國的國民，像菲傭不是在捨棄貧窮的「國家」往外跑嗎？ 資本家或腦力專家，為了「逃稅」，越來越多在超越「國家」移動，有財產就想逃稅， 有特別專才就想高價出售腦力， 國家根本沒法抽到資本家或有才幹者的稅。 國家的中央政府真是沒什麼用， 對社會各層人民生活的安全管理顯得沒有能力， 要應付地球生態的生命問題又嫌使不上力，「國家」已經變成不能適應「全球化」的僵硬軀殼。

「精省」過後中央人事更形膨脹

看看中華民國的這個僵硬軀殼。在蔣介石時代精簡的八部二會， 現在已經演變成繁複雜亂的怪獸。國家是「惡靈」的怪獸性質，真是表露無遺。在表面上，行政院仍維持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的八部， 以及蒙藏、僑務二委員會，但是另外還一直增設主計處、新聞局、人事行政局、研究考發展考核委員會、國家科學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文化建設委員會、勞工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公共工程委員會、體育委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原住民委員會、體育委員會、衛生署、環境保護署、消防署、海岸巡防署、故宮博物院、大陸委員會、經濟建設委員會、農業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青年輔導委員會、中央銀行、中央氣象局、國立故宮博物院、公務人員保障培訓委員會、台灣省政府、福建省政府等，其他還有屬行政院下的海峽交流基金會、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等、三、四十個單位。 而各單位，又分司、處、室、委員會、小組等，此複雜的行政組織， 消耗龐大的行政資源， 浪費人民辛勤奉獻的稅金。

原台灣省府員工有8萬多人，經過精省作業以後，到2001年只精簡了1千多人，幾萬省府員工繼續由中央各部會全盤接收。為此中央各部會，紛紛增修組織法或機關組織條例，讓原台灣省府員工變成中央各部會員工。於是，省府精簡了，中央各部會卻更膨脹變成怪獸了。區區的台灣，維持這麼龐大的衙門，真是「衙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

精省後不少部會所屬機關，從數個急增至數十個，看看內政部、交通部、農委會等，人多、權多、講話吵雜大聲，這是「減了省府，肥了中央」的結果。政治性酬庸的機關首長，甚少把心力花在改善業務，激發員工潛能，只知出國宴客、舉辦業務宣導，應付上層長官、民意代表、或新聞媒體，從此做官一路發，而造成行政機關元氣大傷，下級公務員士氣一直低落。

如果不是「精省」而是「精國」的話？

現在世界的民主化潮流， 是對中央集權弊病的糾正， 而往地方自治或地方住民自決的方向推動。 如果台灣的政治改革，不是往「精省」的方向而往「精國」的方向推動， 亦即廢止中央的三、四十個中央機構， 而由原省政府的民政、財政、教育、建設、 農林各廳， 以及社會、交通、衛生、警務、新聞、主計、人事、秘書等各處擴充，不知可以節約多少公帑稅金，減輕人民多少「官方刁難」的不方便。 就是從效率來看，無論行政、財政或統制管理， 人民都覺得以近鄰的「地方自治體」比較親切，比較有效率，中央政府衙門太高， 又養那麼多讓人民望而生畏的警衛， 對人民有什麼好處？
以瑞士的政治制度來說，是高度地方分權的民主立憲聯邦，中央政府首長只有七名，兼外交部長，副總統兼內政部長，運\輸交通暨能源部長，財政部長，司法警政部長，經濟部長，國防部長。這樣精簡的中央政府組織，讓瑞士人民的國民平均所得達2萬4,197美元（1999年）。

從前的政治秩序，將權力整然的編成金字塔式， 由上而下，國家中央決定，再經由省縣市，到達鄉鎮里鄰，形成「由上而下」(top-down) 的直線方式。如果「國家」精簡了，以前被限定權限的「地方自治體」，現在各自來決定政策，為社群居民的福利著想，不是很好嗎？權力空間的轉變， 將大大的改變決策的模式， 並注意到人民真正的需求，這才適合二十一世紀民主政治的潮流吧。


台史公曰：「精省」若為行政效率， 何以政府中央各部會皆未精簡耶？「精國」實乃台灣迫切所需也。以台灣之前途言，精省喪神，精國徒然，百姓哀哉！


（1） 安倍明義『台灣地名研究』，台北：武陵出版社，1987年版，頁35-36。

李旧苗

第八章 憲法越修越破碎

台灣什麼事都學美國，連修憲方式都學美國， 即修憲時憲法本文不動， 採另附加增列條文的方式。但是學要學得像樣，豈可學得亂七八糟。 美國憲法只有7條， 有不備的地方，以後逐漸增補，越修越完整。 中華民國憲法本來很完備，共有175條之多，現在政治人物為了政治目修憲，增修條文繁多，重重複複，越修越莫名其妙，越修越支離破碎。只讓眾多無辜考生，傷透腦筋。

台灣的憲法制定於大陸， 原是一部「好看而不好吃」的憲法。什麼民有、民治、民享的「主權在民」， 什麼人民有權‧政府有能的「權能區分」， 什麼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的「五權憲法」， 什麼中央與地方的「均權制度」， 乍看真是漂亮好看。 但是一般人民要好好地享用憲法卻很困難了。

憲法是「民主櫥窗」裝飾品？

1946年11月到12月制憲時，蔣介石排除共產黨、民主同盟等民主黨派人士參加，此部憲法又如何得到「全民共識」呢？ 一年後的1947年12月25日，正當國共內戰火熱時，開始實施中華民國憲法。翌1948年4月19日，蔣介石當選行憲後第一任中華民國總統，這樣老蔣好像掌握了「法統」，其所掌控的國民大會，在蔣當選的前一天4月18日制定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使得國民黨「民主憲政」的號召黯然失色。國府要撤退大陸之前的1949年5月， 在台灣實施戒嚴， 12月國府遷都台灣，在戒嚴體制下的台灣， 憲政是徒有其名的「民主櫥窗」裝飾品。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憲法， 到1960年3月， 由國民大會第一次修訂臨時條款，增列「動員戡亂時期總統、副總統得連選連任，不受憲法第四十七條連任一次限制」， 這樣蔣介石就不算「違憲」， 當選了第三任總統。 當時主張實行憲政， 反對老蔣連任的『自由中國』雜誌發行人雷震，即在該年九月被捕入獄。此後，蔣介石和蔣經國都決心在未來光復大陸前，不修改憲法。

蔣經國在1986年3月29日的國民黨三中全會，指示對「民主憲政的推進」。5月7日蔣經國 在國民黨中常會，指示與「黨外」溝通。9月28日民主進步黨成立時，蔣經國並未下令加以取締。其實，讓台灣地區解除「戒嚴」的是蔣經國，時間是在其統治末期的1987年7月，同時也緩和外匯管制，11月開放大陸探親，翌年（1988年）元旦開放報禁。換言之，蔣經國是獨裁者無疑，但是給台灣「政治自由化」，解除台灣的黨禁、戒嚴令、報禁「三禁」的也是蔣經國。

李登輝主導修憲

李登輝繼任總統之時， 權位尚未穩定， 在1990年3月總統選舉的政爭期間， 尚請台中企銀董事長蔡鴻文向林洋港「勸退」， 並且在國民黨與民進黨因憲政改革問題爆發示威衝突之時，又請養樂多公司董事長陳重光為媒介，會晤民進黨主席黃信介，進行政黨協商。

３月16日，台灣大學的學生數十名，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止臨時條款和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訂定改革時間表、召開國是會議的四大訴求。3月18日民進黨要求國會改革，號召2萬人的集會。這些政治運\動，都為李登輝的當選總統造勢。國民大會在政治改革的強大壓力下，3月21日舉行總統選舉，22日副總統選舉，結果李登輝與「沒有聲音」的李元簇，當選總統和副總統， 讓非主流陣營推出的林洋港•蔣緯國搭配，無招架之力。

另一方面，國民大會的「老賊\」代表，趁機敲詐， 將自己的大會出席費5萬2千元，一舉提高４倍為22萬元，才同意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這時，李充分掌握民進黨的動向，與國民黨的主流派合作，共同瓦解國民黨內非主流的殘存勢力。 4月2日國民黨主席李登輝與民進黨主席黃信介進行會談，敲定兩黨派的合作，即從6月27日到7月4日在圓山飯店召開「國是會議」。


國是會議由李總統可以完全掌控的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為召集人，任命25名籌備委員， 包括民進黨的黃信介等四人，共同推薦民意代表、學界代表、政黨代表、財經界代表、學生代表、海外華僑代表共150人，其中包括高玉樹、許信良、余陳月瑛、姚嘉文等在野人士，甚至還包括從事台獨運\動人士。

但是有些被邀請的台獨人士五人，堅持「台獨」教條，認為理念不合而杯葛出席。 因為國是會議是以「健全憲政體制」及「謀\求國家統一」為兩大目標，台獨人士認為，要著手修憲還可以，怎麼可以謀\求國家統一呢？

李總統在開幕典禮致詞 :「登輝確信， 憲政必須改革， 也必將改革， 中國必須統一， 也必將統一。」 當時的氣氛認為台灣社會正面臨「民主憲政」與「民族歸屬認同」的危機， 而李欲以國民黨政府體制外的「國是會議」，尋求憲政改革的方向，但民族歸屬認同另當別論。 國民黨與民進黨對於國是會議的五大議題， 雖然有歧見但也得到相當多的共識。

以金錢收買「萬年議員」退職稱為「寧靜革命」

以國是會議的「共識」為主導，1991年4月由資深國代為主組成的國民大會，第一次修憲增訂憲法條文10條，並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李總統表明，終結「內戰狀態」而不敵視中共。人民以為這是為調整兩岸關係，促進國家統一， 並因應台灣地區社會經濟的蓬勃發展而修憲。修憲的代價是以優厚的退職金，平均各領500萬元以及退職金的優惠利息18％，換取「終身職」中央民意代表的退職(1)。但是此例一開，以後每一次修憲， 為了獲得既得利益者的退讓， 都有利益的交換和輸送，這就是台灣實行「民主」的代價!

其後的實質修憲，即委由在台灣選出的新任代表擔任。李總統對修憲的掌握，自信滿滿，這是來自91年12月21日的國大代表選舉，國民黨取得壓倒性的勝利， 獲得71.2%的支持率。選區得179席，比例代表區得60席，海外華僑代表15席， 共得254席， 加上前回選出的非改選議席64， 共達318議席，超過一黨單獨修憲所必需的四分之三以上代表的多數。 這次全面改選，對佔多數選民的本省人有利。在改選325人當中，外省人只當選63人，本省人當選262人超過八成。

另一方面，民進黨在10月採決「台獨」黨綱， 並以「台獨」訴諸選舉，結果大敗。大陸的文匯報評「台獨派敗退」， 說民進黨制定「新憲法」的意圖受挫。台獨派制定「新憲法」的嚐試，此後即一蹶不振，無法取代「中華民國憲法」的正統性。

在該年12月11日， 監察委員15人退職， 12月16日國民大會代表469人退職， 12月25日立法委員80人退職。 1991年底， 第一屆國民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 全數退職。 這些資深中央民代以外省籍佔多數。 李總統以金錢收買「萬年議員」退職，自稱為「寧靜革命」。

修憲重點在「總統直選」

1992年年初， 李登輝聲明今年是修憲完成之年，開始著手第二次修憲。 修憲的重點在於「總統直選」， 然而這時也只能訂出總統、副總統由「自由地區」全體人民選出的原則。 因為總統選舉的方式， 究竟要採委任或直選的方式，未有定論。 李總統雖然在3月14日的國民黨三中全會提示「直接選舉」的政治任務， 然而非主流派卻主張代表中國大陸色彩的「委任選舉」， 而未能達成共識， 以至3月20日至5月27日國民大會的議論，亦未能做成決定。其間，民進黨非常配合李之意旨， 成立「總統直選聯盟」， 從4月19日進行六天的示威，要求總統直選，但國民大會未能做成議決。 國民大會從此每年固定集會，領優渥的出席費並常設化，而此利益交換也僅換取國民大會同意省長以及台北、高雄市長的直接選舉。

過了兩年的1994年4月24日， 黨主席李登輝所掌控的國民黨中央， 決議總統從下屆改為民選， 若直接由台澎金馬選出總統，即有「台灣總統」的含意。 7月29日國民大會秉持「黨意」修憲，總統的任期六年修改為四年，但是總統的選舉方式則有不很尋常的決定。不採美國由「選舉人」間接投票方式，也不採法國二次投票過半數當選方式，而決定由台灣地區全體選民「直接投票」，即使未達投票總數的過半數，也是由得票數最多的一組正副總統候選人當選。

如果出現沒過半數支持的總統？

這種選舉方式的設計，如果在多黨競爭情況下，可能就沒有一個政黨獲得過半數，沒有過半數支持的總統，稱代表全民的總統豈不是笑話？ 反過來說，有過半數的選民不支持總統，總統又怎麼來統合國民呢？。因此，歐洲或澳洲先進國的選舉，才要設計第二次投票，以獲得過半數支持才算當選。但是國民黨主流派為了排斥「異己」，民進黨為了僥倖贏得多數，都是為了「私利」或「黨利」贊成這種選舉方式，哪裡還有長治久安的遠見。但是這樣的修憲設計， 才讓民進黨有機會趁國民黨分裂時贏得多數，僥倖當選總統。

此次修憲，還縮小行政院長的副署權，這與李˙郝之間的軍權爭執有關。在1992年1月， 李總統欲晉升總統府參軍長蔣仲苓為四星一級上將時，郝行政院長認為一級上將的條件必需具備軍功或歷任參謀\總長的條件而加以反對， 並對總統的此項人事命令拒絕副署，當時李不得不做罷，因此心存限制行政院長的副署權。至於國民大會改為常設，並設置議長、副議長，目的在換取國民大會同意「總統直選」的原則。當時在國民黨中常會，非主流派的黨副主席郝柏村， 批評李登輝「一人修憲」。

「省長直選」是「總統直選」的前哨戰

1994年12月3日台灣第一次「省長直選」， 這是96年3月「總統直選」的前哨戰。民進黨喊出「中國五千年第一次選戰」、「台灣四百年第一次選戰」， 而展開「台灣人選台灣人」戰術，圍堵外省人的省長候選人宋楚瑜。這時，李登輝在國民黨中常會發出動員令， 在各地宣傳「為台灣打拼的就是台灣人」、「國民黨是愛台灣的黨」，而在「李登輝牌」運\作下，終使外省人的省主席宋楚瑜當選為第一屆民選省長，本省人的候選人陳定南落敗。當時媒體形容， 李‧宋「情如父子」。

「李登輝牌」挺宋楚瑜， 雖然打敗民進黨的「台灣人選台灣人」策略，但在台北市長選舉，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首次當選為民進黨主政的台北市長，而李之得意門生黃大洲慘遭敗北。市井傳說，這是李為了壓制新黨趙少康出頭當選的「棄黃保扁」效應。

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違憲？

1996年3月23日總統直接選舉， 李登輝‧連戰的國民黨主流，以得票率54%壓倒性得勝。當選的李總統再任命副總統連戰兼任行政院長，而引起在野的民進黨和新黨反彈。在野黨認為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是違憲，並請大法官會議解釋。 12月31日大法官會議做出的解釋， 語意模稜兩可，避開明快的解釋，而使問題更趨複雜。國民黨說依大法官解釋不抵觸憲法，在野黨說依大法官解釋是違憲，可見御用大法官左右為難，形同虛設。副總統是否可以兼任行政院長的問題， 變成總統大選後最大的爭議，最後因發生白曉燕案輿論譴責，才逼迫連副總統辭去行政院長的兼職。

以國家發展會議掩飾「政黨協商」修憲

總統直選勝利的李登輝， 從12月23日到28日召開「國家發展會議」，由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連戰擔任召集人，網羅政界、財界、官界、學界、言論界等各界人士， 有政黨代表42人、民意代表37人、行政官員33人、學者專家及其他賢達57人， 加上主席， 參加總人數達170人。會議規模越龐大，越能掩飾「政黨協商」的事實。這是以社會各界賢達開會的幌子，製造第四次修憲的契機，其實這是由國民黨主流與民進黨合作的策謀\。以政黨代表來說，有國民黨13人，民進黨10人，新黨7人，無黨派2人。新黨敵不過「國、民兩黨合作」， 乾脆退出。

三大議題的第一議題，就是「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 一方面在強化總統的權限近似總統制，以為將權力集中於總統， 即可應付香港歸還中國時的難題；另一方面廢止台灣省議會， 凍結省長選舉，改為任命制的省主席。 如此憲政體制的改造，等於將「兩國論」的精神入憲。會議的結論是「廢省」（即「廢宋」）、凍結國民大會代表選舉， 改為立法院一院制， 如最先的預期將權力集中在總統手中。李總統以為，「國家發展會議」得到「國、民兩黨合作」修憲， 即得到「台灣人」的共識。

李總統「精省」未與宋省長商量

1997年5月召開國民大會，進行第四次修憲。 李總統誘導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夜奔敵營」政治密會。 輿論報導， 民進黨的許信良與陳文茜對修憲的參與程度，遠勝於省長宋楚瑜、國民大會議長錢復、立法院長劉松藩。

修憲的內容為： 總統任命行政院長不需立法院同意， 總統有權解散立法院， 立法院對行政院得提出不信任案。 對於彈劾總統的條件拉高， 限定於犯內亂外患罪，實質上將彈劾權「去勢」。 台灣一旦出現如美國的水門案或菲律賓的馬可仕獨裁， 立法院根本無法提出彈劾。 至於「廢省」，因反彈太大， 改為「精省」( 即精簡省級組織 )，並以增加立委名額， 來彌補因「凍省」而被廢武功的省議員。 於是「中國的台灣省」就此被打上「終止符」的命運\。

對於凍省案，民進黨全體立法委員簽名，國民黨主流派議員也有五十名左右簽名。 民進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憲法第十章、第十一章凍結， 以達「廢止省政府」的目的。

如何「精省」，李總統事先未與省長宋楚瑜商量。宋省長因此在1996年12月31日提出辭呈。此成為「李‧宋心結」之始。自從李當任國民黨主席之後，過關斬將，廢了李煥、郝柏村武功之後，黨內無人敢對黨主席的意旨反抗。反李的非主流派，只好出走而成立「新黨」，留在黨內者只好默默無言或唯唯諾諾。現在只有宋楚瑜膽敢起來反抗，李即非給予顏色看不可。宋竟然提出辭職，尚且膽敢逼上「請立即批准」，見李顧忌輿論不敢立即批准， 即於翌年1997年1月21日自行復歸省長職位，揚言其辭意不變，此更增長「李仇視宋」「廢省即廢宋」的心結。

國民大會自延案內情

總統‧副總統既然不由國大代表選出，國民大會即失去了功能，本身也將遭到被凍結的命運\。1999年9月，國民大會自導自演第五次修憲，主要內容為國代任期的四年期間，遇立法委員改選則同時改選， 如此國代可延任到2002年6月底，這是自私自利的「延任案」，來換取國民大會的被凍結。 李一方面請連戰出任修憲小組召集人，暗地裡縱容一些學者去搞國代「延任案」。李以為修憲讓國代延任了，總統也得趁機延任，想不到遭到包括美國的國內外抨擊。最後只好讓國大議長蘇南成背「延任案」黑鍋，由國民黨開除黨籍，並辭去國民大會議長職。國民大會的自肥「自延案」要如何收拾，總得有人出面來應付，即請大法官會議來對付。

報復大法官的「復仇條款」

2000年3月，大法官會議公佈第499號解釋案，說國代延任案的修憲程序有瑕疵，失其效力。國大反彈，在4月開會作成第六次修憲。內容為：第一、國大虛級化， 第二、排除大法官終身優遇， 第三、增加立法院權限。 從此國民大會即虛級化， 轉變為「任務型國大」， 專司複決立法院所提憲法修正案， 領土變更案， 以及議決對總統、副總統的彈劾案。 此次修憲，國大除自廢武功，確立國會為立法院「一院制」之外， 也在報復大法官的釋憲。

在李登揮總統兼黨主席的強力操控下， 國民黨當局主導六次修憲，最後修成破碎不堪的憲法。 國大代表的任期最後只到2000年5月19日。 5月20日新總統就職以後，國大代表屆滿不得再行使職權。今後的修憲，改為「立法院提案， 任務型國大複決」。 然而在「任務型國代選舉法」制定之前， 新國代無從產生， 修憲機制也就出現很深的斷層、空盪。

將來修憲必陷入死胡同

即使將來「任務型國代」選出， 立法院還是唯一的修憲發議 ( initiative ) 機關， 並設有四分之三高門檻限制，修憲困難可知。而且還需要「任務型國代」的複決， 又需四分之三高門檻過關。 亦即，四分之三立法委員再經四分之三國大代表，層層如山的關卡， 未來的修憲必定陷入死胡同而走不出來。

中華民國憲法在台灣，經過李登輝時代六次刻意的修改，已是面目全非，體制紊亂，連核四廠停建與否的問題，都讓政治體制內吵得不可開交。 到底台灣的政治體制是總統制、內閣制、雙首長制， 至今爭論不休。有一笑話，考試院高普考試出題，問我國的政治體制是什麼？經由考試委員商討的結果， 無論答總統制、內閣制、或雙首長制，有理由都算答對。有人說行政院長是總統的幕僚長，所以是總統制；有人說憲法規定行政院長是最高行政首長；有人說總統與行政院長並立為雙首長。究竟行政權力的歸屬和分配如何，各黨各派都可引據憲法各自解釋一番，這樣又如何以憲法來規制政府權力呢?


台史公曰： 憲法乃國家之根本大法也， 其修改必經由國民參與， 憲法學者公開討論。 然則修憲過程， 憲法學者未能與問，國民更遑論參與， 而由一群趨炎附勢之人， 秉承上意，亂改一通，豈不哀哉！ 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憲法朝令夕改亦同。


(1) 李登輝•邱永漢「如此在台灣確立民主政治」，『中央公論』2000年10月號，頁76。

李旧苗

第九章 台灣改造計畫

千禧年總統大選，民進黨勝利而政黨輪替執政，總統換人做了。台灣的政治體制、 社會體制、經濟體制，是否有真正變革的徵候? 一個僵化的政府，跟不上民間的腳步與國際變革的潮流，不僅適應能力低、效能低、彈性低，而且體制肥胖， 行政繁瑣。 政府的施政應能回應人民的需求，政府的各項施政， 不是為特定個人、特定政黨、特定團體謀\福利， 必須稟持行政專業， 為全體人民服務。 陳水扁在選前誓言， 他參選是為「改革黑金」及「腐化的政治」， 當選之後要成立「清流共治」的「全民政府」。 那麼此「清流共治的全民政府」又如何設計呢?

政黨只代表部分的利益

西洋的憲政體制是分屬立法、行政、司法機關的三權分立， 孫文參酌改良， 加上考試、監察兩機關，號稱五權憲法。 現在民進黨執政了， 改革方案不外是將國民黨版的「五權」修改為西洋古典的「三權分立」。 然而， 不論是三權或五權， 統統被「政黨政治」腐蝕了。 因為政黨的目的在奪取政權或維持政權， 因此政黨「爭權奪利」的意志， 貫徹於三權或五權的國家機關之中。 政黨 ( party ) 本來就是部分的 ( part ) ，即使稱為「國民黨」或「人民黨」也是部分的黨， 而不是全民的黨， 稱為「激進黨」或「進步黨」也不一定是激進或進步。政黨的功能， 在代表社會的部分利益， 所謂「全民利益」只是口頭上說說而已。

直到今天，亞洲以西方的民主主義為典範推行民主化，然而金權政治的病根，卻反而愈來愈變本加厲。

西洋是資本主義體制，政治為資本家服務是理所當然。但是在東亞，官員有權力， 商人有財力，而有「政商分離」的好傳統。中國的傳統嚴禁官員經商以及「官商勾結」，實施官員避籍及輪調制度，以避免官員與地方惡勢力勾結。目前的公務員服務法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 但對民選首長及民意代表則尚無「排商」或「排黑」條款。

日本在德川時代， 統治者「武士」有權力， 但除了俸祿之外沒有財力， 經商的「町人」有財力， 但完全沒有政治權力， 如此「權力與財力分立」的結果， 維持了德川幕府三百年安定的社會秩序與繁榮。 就是在現代， 日本的中央官員雖然掌握權力， 但只限於當官的一代， 並且遮斷其發財的通路。 相對的是商人或企業家， 雖然掌握相當的財力， 並隨經濟自由化擴張其經濟地盤， 但是其政治影響力不及於中央的權力核心， 只能在地方維持其傳統勢力，其財力也因此才得以世襲傳下來。

防止「財富」與「權力」的勾結

台灣的政治改造， 應從人的原始慾望「財富」與「權力」的分離著手。西洋資本主義的缺點是「權力與財力的勾結」， 政治權力常為資本家服務。美國柯林頓總統在第一任任命的98名大使之中， 有38人是捐款的關係任命的，現任美國總統小布希也是看捐款的多少任名大使，並且因軍火商捐款的政治影響力而大力推動軍售。 陳水扁總統任命的資政和國策顧問，也可以數出有多少名是捐款的，有多少名是對台獨派「選票」支持的回饋。

如果真要改革黑金與腐化的政治，無疑的，妙方在於「權力與財力的分立」。 有權力的官員 ( 白道 ) ，應切實地公佈自己及配偶、子女的財產，並有「資訊公開法」讓人民查訊官員及其家族的財產，並阻斷其與有錢商人溝通之管道。官員不可接受商人的接待賄賂， 官員應從發財致富之路隔開。相對的，商人可以追求自己財富的擴大，並讓台灣經濟隨之成長，但是商人不可以從政變成官員掌握權力， 不可「官商勾結」一體謀\求私利。 「黑道」更不可以從政， 或經過漂白變成白道， 成為台灣特殊的「黑金政治」。

另外樹立專業的「權威」

除了官員的權力與商人的財力「權財分立」之外， 還需要建立「專業的權威」，始能形成「三權鼎立」的體制，來支撐「主權在民」的大鼎。在台灣，官員有權力， 商人有財力， 但都缺乏令人尊敬的權威。 其實， 各行各業都有其專家或英才， 在社會上應得到「專業」的尊重。 專業受尊重是因超越商人利益或黨派利益， 而為全島人民服務著想。 專業不是利用他在專業上的能力去累積財富追逐權力， 專業不是在幫他的主子弄權或賺錢。

現在擁有博士學位的專家很多，雖有豐富的知識，可是缺乏道德，心中念念不忘金錢和地位。現代的有智慧專業者，乃是具有行政經驗和政治經營的專門知識，又重視倫理觀與責任感的人。各行「專業」也忌撈過界，如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是化學或科學專家， 對教育、文建、賑災、政治外行，卻要擔任教育改革、社區改造、九二一災區重建、 跨黨派政治小組等工作，結果沒一件事情做好， 而諾貝爾獎得主也失去其權威性，得不到人民的敬重。

現在各機關首長掌握了該機關所有資源，只要不違法（卻未必合法），要怎麼作沒人敢過問。 因此機關首長的人事、財政及決策權也要有所制衡。各機關雖有另一個制約的人事系統和財政系統， 但為適應環境生存，都想盡辦法協助配合機關首長業務之需，早失去制衡的效果。因此各機關應該導入機關首長的「評鑑制度」，由專家委員的「義工」， 代表人民監督與制衡。以中央研究院來說，所有的員工都要評鑑考核，為什麼院長副院長不評鑑而成為學術領域的皇帝呢？同樣的，各大學的教職員工都要評鑑或考核，為什麼獨獨不對校長評鑑，而讓校長為所欲為呢？權與錢會讓人腐化，機關首長欠缺評鑑，也是台灣整個浸淫「腐敗文化」的原因。

要建立專業的權威，應有專業的「意識革命」： 英才不以權力或財富為意識取向， 專業人士要有「專業的驕傲」， 不阿諛或奉承權力者或財富者， 而是自尊自矜的有「愛心者」。 「專業的驕傲」，在於不屑為政商掛勾或黑金政治當媒介者。 各行的英才， 依其專業的權威，參與政府組織，擬定公共政策， 並監督公共事務的執行， 例如行政區劃、污水處理、地震土石流、老人年金、十二年國教、金融監理、原住民事務、社會治安、核四建造等問題。

如此， 官員的權力、商人的財力、專家的權威， 形成政治、經濟、社會的新「三權鼎立」， 這是超越政治體制的「三權分立」， 而形成社會價值的三權鼎立。 如果加上現代大眾媒體的傳播力， 則成為社會的「四權鼎立」。傳統上的帝王或總統，擁有權力、財力和傳播力， 但沒有權威或威信。 在蔣介石時代， 價值觀尚未分化， 掌有權力也就有財力、傳播力， 甚至恫嚇的威權。 但是在當今的民主時代， 價值觀已分化， 有權力者阿諛鉅商， 或可積點財力， 但完全喪失了權威， 得不到人民的尊敬。

糾正過去一黨通吃五權的病態

台灣未來的改造， 應克服西洋的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權把持，應超越從前「五權憲法」由一黨通吃五權的病態。 在政黨輪替， 由貧窮出身的阿扁當選總統之後，他繼承國民黨政權的舊體制， 尚不見有政治體制改造的新設計出現。

台灣政治體制改造的啟動， 在於選出一位「德才兼備」或「德高望重」的總統。如果「德才兼備」即是名符其實的實位元首， 如果只是「德高望重」則可以成為虛位元首，將一切權力下放。 台灣人民寄望「德才兼備」或「德高望重」的人來當總統， 成為全體人民的道德風範。 如果在2004年產生的總統有良好的榜樣， 不是政客而是「義工」， 當總統只是義務性的自願效勞，徹徹底底不享受特權的「公僕」， 台灣政治體制的改造就啟動了。 如果台灣在2200萬人口之中， 尚找不到一個「能捨」而「心如空」的才士，台灣政治體制改造的確沒有什麼希望。

謙卑心和仁慈愛心的道德風範

當選的總統要有「道德風範」， 自願放棄自己的私有財產充當救濟之用， 高額的薪水除生活必需費用之外，全部捐出救助苦難的民眾。 為了避免官商勾結， 以身作則奉公，不屑於政商私通款曲，或官官奉迎的打高爾夫球。 總統不享受特權的話，也不需要那麼多的隨扈保全人員，總統甚至可以坐捷運\上班， 這樣台灣才是真正的太平世界。 政治領袖要有謙卑心和仁慈愛心。 上樑的總統謙卑而正直的話，下樑的官員也就不受商人接待，不受商人賄賂，「黑金政治」自然而止。 如此可以逐漸扭轉世人有權就想發財，有錢就想冠冕頭銜的心態。

讓總統志願當「義工」

在總統志願當「義工」的風氣之下， 自然而然地也能廢除官僚政治的腐敗與特權。 首先， 應將肥大化的官員裁減， 不必任命那麼多官員來為其輔選者酬庸， 像領取部長級薪水的「總統府資政」、「國策顧問」、「戰略顧問」等， 都是國民黨政權遺留下來的酬庸壞習慣，可以免了。

為什麼裁減官員那麼困難呢？ 因為精簡行政官員的話，大官就沒有多餘的缺來安置其親友或酬庸其忠心耿耿的跟班，以及那些逢迎討好兼賀禮不斷的部屬。中國傳統說「有背景靠背景」，「沒背景靠逢迎送禮」。 如果會鑽營的人來卡位， 就以外行人領導內行人，弄成業務一團糟，倒楣的是無辜的百姓。 如果建立「政府各機關組織基準法」， 以及「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 行政機關的員額至少可以精簡30％以上吧。

其次， 不要每位官員都有座車， 讓人人爭相做官。 為什麼要讓中央部會首長都有賓士、寶馬、凱迪拉克等名貴進口轎車， 還有專用司機侍候， 讓地方官員效而仿之。 如果將官員的「公用車」集中管理， 每當官員外出皆有高級「公用車」輪流出場， 也可以疏解首都台北以及台灣各地的交通擁塞。 這是基於所有官員都是「公僕」的觀念， 各領域都有專家委員的「義工」， 代表人民監督與制衡行政官員。

「義工」不求報酬

衡量美國、英國，以至日本的趨勢， 願意參加「義工」的人口比率增加很多， 「義工活動」將成為下一個時代決定基本人際關係的主要因素。 「義工活動」的普及， 是以自己愛好為基礎的「良心工作」； 只是有心為社會服務， 不求報酬代價， 正可以糾正台灣大家「愛錢」而爭權奪利的風氣。 有人問：「新台灣人的性格是什麼？」 回答就是：「向錢看」，這不跟大陸的人一樣了麼？ 看看總統、副總統，都那麼愛錢， 誰不愛錢呢？

「義工」是不要金錢報酬的， 以自己的愛好從事活動， 目前以家庭主婦與退休人員佔多數。 因為他們有家庭儲蓄或退休金， 可以不計較金錢報酬，只要對生活覺得有意義， 對社會有些貢獻。 這樣的「愛心」「良心」， 正是目前台灣社會所需要的。 退休的技術官員、科學專家等， 有經驗有智慧者， 願意充當「義工」， 有「愛心」來從事「良心」工作， 社會應慶幸歡迎。 不要設計太多特權「官位」讓人覺得有利可圖， 人人為「卡位」而相互鬥爭。台灣必須改變政治信念與生態， 亦即從事政治不是當政客爭權奪利，而只是犧牲奉獻，良心服務公眾。 推舉「賢能而有良心的人」來參加政治， 並且經由各種機制的新設計，才能達到真正民主的境界。

「義工」不享受特權

有智慧專業者並不是專為「私利私欲」的個人主義者，而是具有「平天下」連帶感的人。至於「平天下」的現代意涵， 就是為「主權在民」服務。因此，權力、財力、與權威的三權，就成為鼎的三隻支柱，而共同協力支撐「主權在民」之大鼎，他們只是義務性的「義工」。總之，三權並不是要以享受「特權」為目的，而是要向大鼎的主權者提供服務的「義工」。政治體制的改造， 目前在行政權優越而擴大的風氣之下， 應先精簡行政機構， 導入「義工制度」的專業人員。在行政權優越而集中的趨勢下，行政機關與民眾日益脫節， 對民眾需求的反應越來越遲鈍。如果公共事務委託民間辦理可能效果更好。

陳水扁於台北市長任內， 將兒童福利部分工作委託公益團體辦理， 成為台灣官方事務「公辦民營」之始。 內政部的社會福利行政，如果委由慈濟基金會接辦， 教育部的育才工作或委由人本基金會接辦， 說不定比現在的中央政府行政官僚做的好， 而更能反映民意。

以教育部的育才為例， 問題多多，現在兒童、青少年犯罪不斷增加。 教育部有國民教育司、中等教育司、高等教育司、技術職業教育司、社會教育司、國際文化教育事業處等， 都依其「本位行政」， 而缺乏統一的育才政策。 而育才政策又必須與其他經濟部、法務部、國防部等各部會的行政工作協調配合。 如果精簡行政機構， 導入專家委員的義工制度，也可以糾正「本位行政」的弊害。 小而美的政府， 結合民間無窮的專業人才和資源，台灣才可以創造政治奇蹟。

另外，應推行政府的行政資訊公開透明化，讓全體人民透過電腦了解政府的施政， 則官商勾結或政府機關任商人宰割的不合理現象會逐漸消失， 機關首長酬庸式培養親信或安插親友的現象也可減少。 因為民眾可以利用通訊網路， 直接對政策議題或人事任用發表意見， 熱中於權位的首長一被網站批判， 多少總會影響其做官前途， 實具有防腐作用。

「行政程序法」自2001年元旦實施後，中央或地方政府訂定法規時， 需將法案上網公告， 且得依職權舉辦公聽會， 廣徵民意， 這就是「網路民主」的開端。 這樣， 總統是模範的「義工」、「公僕」， 尊重人民自動自發的精神， 自上而下可以成為「無為而治」的政府。 老子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此為政治的最高境界。

代議制無法充分反映民意

現代的民主政治是以歐美的代議制為基礎，因為有參政者眾多，不能像古代希臘、羅馬的市民那樣聚集於一堂來議論政治決定政策。因此， 由有參政權的市民， 經由投票選出議員或代表， 由他們來行使權力， 以為市民的意見就能經由代表的媒介實現。 然而， 市民選舉權的擴大， 政黨組織的發達， 利用媒體操作選民投票的技術更新，國會議員的腐敗與金權政治的病態層出不窮。

從政治理論推敲，由選民選出立法委員或國大代表的代議制民主，這種主張是站不住腳的。 西洋的政治思想家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在其名著『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就對代議士和代表採否定態度。他說：「主權不可能由他者代表，-----凡是未經人民本身承認的法律都是無效，絕不能稱為法律。英國的國民自認是自由的， 但這是個很大的錯誤，因為只在選舉國會議員的時候自由， 一旦議員被選舉出來，國民也就變成奴隸，不算什麼了。（1）」這就是憲政搖籃英國現實的政治寫照。

因為代議制的設計，不論是內閣制或總統制，都趨向於權力的下降過程，人民除了數年一次的選舉之外，都得受權力者的指揮擺佈。代議政治實無法代表選民， 況且民意代表容易與財團、利益團體勾結，形成「金權政治」。西方民主主義最嚴重的病根， 其實在於「金權政治」。 金權腐蝕了人權，金權歪曲了「權力分立」與「法治主義」的根本精神。

直接民主制的設計

新直接民主制的設計，注重於民意的提升過程， 經常的讓全體人民有表達意見及參與的機會，並且將非制度性而體制外的抗議示威活動， 儘量的導入制度化而體制內的政治參與。因此，直接民主制也是最周延的參與民主制。在這電腦與電信革命的時代，有必要重新構思直接民主制的可行性。 過去的間接民主或代議政治，將因通訊網路科技的革新以及大眾傳播媒體的發展而逐漸崩潰瓦解。

二十一世紀的直接民主制，是利用「全球資訊網」( WWW, World Wide Web )，由網民在電腦上直接投票，以取代傳統的選民到投票所選舉國會議員---立法委員的方式。 其實台灣在過去的選舉，各政黨的候選人也都使用過「全球資訊網」的選舉新招。 現在無論政府機關、學術機構、民間部門或一般民眾，都紛紛使用網際網路 ( Internet ) , 散播或獲得資訊，而逐漸進入網路資訊時代。自從90年代以後， 當局提倡電子化政府， 逐漸辦公室自動化、行政業務電腦化， 也有業務上網的單一窗口便民服務。 政府業務與資訊上網，形成政府網路， 為實體政府的延伸，而政府多數職能由電腦作業取代人工作業。
在這電子資訊社會， 因電腦通訊結合， 而資訊網路不受地理疆界的限制， 使得以往的「選區」地理空間概念將趨於瓦解。 網民的直接民主制， 將使現行的行政區劃的「選區」完全失去意義。 另外， 資訊網路也使國家的功能萎縮， 國界的劃分瓦解， 因為國內生產越來越多移往海外，對海外問題的處理，政府的司法權常常鞭長莫及。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切決策皆由市場決定， 則政策也可能變成賄賂與賣官的產物， 政府決策與司法，將變成出賣給標價最高的人。

注意強權勢力操控下的網路
在這政府機構、跨國公司，和國際傳播集團、掌控全球資訊網路的時代， 由於資訊的操作和管理、資訊的商品化， 使選民能獲得的資訊在表面上愈來愈多， 但要獲得真正不偏的資訊卻也頗不容易。看看今日， 所謂「自由市場」的普遍性，是否因投機的盛行而實際上「賭場化」了呢。
現在，國際金融市場變成妖怪飛舞。債券、股票、黃金、商品、期貨等，二十四小時不停地以秒為單位從事投機買賣。 金融市場的關鍵語為「全球化」、甚至「金融衍生商品」(Derivatives)的投機。 金融資本市場的投機，如果一旦崩盤，即陷入恐慌或不景氣。
投機資本為了追求利潤差額，為了轉嫁風險，如洪水猛獸般地構成市場投機。全球化市場的投機活動，變成國際金融資本的「賭場化」，甚至將各國當局的政策視為市場的一材料，玩弄「我賺你賠」的死亡遊戲。然而，在市場完全「全球化」之下，各國當局依然脫離不了「國民經濟」的架構，抱著弱體化軀殼化的「國家主權」不放。

「自由、民主」的歌聲在美國聽不見？

再說目前的「自由民主」社會，呈現著「富有」與「貧窮」的對比。以消費程度來說，富有者過剩的消費，貧窮者過少的消費，形成「浪費」與「窮困」的二極分化。 美國社會的過剩消費和財政赤字，無家可歸者（Homeless）的存在，兇暴犯罪的增加，家庭的離散，吸毒的蔓延，教育品質的低落，青少年的性虐待、勞動意願的減退等，都成為無可救藥的病理現象。現在又加上恐怖份子的襲擊，人心惶惶不安。世界上「自由‧民主」的歌聲來自美國，現在反而在美國聽不見了，美國是台灣建國的夢鄉嗎？

美國的大眾傳播媒體，一味的在如何招來讀者與聽眾，只顧為老闆謀\利賺錢，至於報導本身並不重要，而將重要的國際戰略問題、內政複雜問題簡單化。台灣的媒體受其影響，常常以二元對立的議題進行討論，來賓是各個黨派的代表。電視台為求收視率起見，主持人往往製造各方衝突的意見，讓來賓有尖銳的交鋒。 整個節目下來，看不出對公共議題有何澄清，看不到理性和平的思辯， 只增加社會上的對立與衝突。

隨著多媒體傳播的發達，美國的「好萊塢文化」，經由超級傳播線路波及於全世界， 影響所及就是社會上充斥了「性與暴力」（sex & violence）。 現在，一個新技術、新訊息，新爆發事件，即可動搖社會人心。純樸誠\實的傳統文化，隨著誇大的「消費文化」流行而分解。美國人的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生活的典範呢？

韓國「386世代」的例子

韓國在2000年選舉，有一個新機制的設計， 即所謂「386世代」， 30多歲，80年代進大學，60年代出生的人們為中心，組織「2000年總選舉市民連帶」， 公布賄賂、腐敗、無能的政治人物名單，展開其落選活動。這個「改變政治家」運\動上網以後，傳遍全國，最後約有七成問題政治家落選。台灣要改革黑金與腐敗的政治，一方面需學韓國，由網友發動「黑金政治家」落選運\動，另一方面由網友共同表達個人的意見， 綜合人們的意願來處理公共事務。

如果民主制是以全體人民為主權者的話， 在教育這麼普及而資訊這麼發達的台灣，人民甚至可以不必經由「代議士」的媒介，在立法、行政、司法的一切領域， 透過網際網路，或經由創制、複決的程序，直接參加政府的決策。瑞士的「權力共享」的直接民主方式，似乎可以提供參考。

瑞士直接民主制的典範

瑞士的直接民主制，建立在公民投票複決和住民投票複決，以及公民投票創制和住民投票創制。 聯邦的法或決議，各自治體的法或決議， 如有人民請求時， 任何問題只要有法定簽名人數就可以公投，門檻也不高， 聯邦、各州、市鎮鄉村任何階層，都可以實施公投， 這稱為「任意公投」。 但是修憲時比較慎重， 不論是部分修憲或全部修憲，獲釋創制案，必須在18個月內有10萬人以上的簽名。 人民任意複決案，則在90天內有5萬人以上的簽名即行。 對於重大政策，如果人民有異議， 可以經由直接民意創制、複決， 這樣可以避免立法院的「代議政治」權力過大，當損害全民利益時，也有補救之道。

現在臺灣的情況又是如何呢？政治不斷受醜聞污染，經濟因投機而泡沫化，社會面臨多媒體的新資訊發生動搖，文化隨著消費或時髦（fashion）而起分解，環境經人為開發過度而災害不斷。在這混濁的世界潮流裡，臺灣的政體改造要從哪裡著手呢？至少大家得想點辦法，共同推舉一位有道德風範的智慧者來領導，才有希望呀！


台史公曰：真智慧者，乃領悟了人類生命有限，而宇宙才是無限之道理者。人生不必一次，由前世至今世，由今世至來世，讓生命持續不絕。故智慧者，憂慮人類之未來，乃「先天下之憂而憂」之先憂者。新「三權鼎立」之創立，乃在官員之權力、商人之財力之外，另有智慧者之權威，以制衡前兩者之作為，三者共同協力維護人民之利益。此為21世紀新民主政治之精心設計也。


(1) Jean Jacques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o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ight, Translated by Henry J. Tozer, London: The University Press Aberdeen, 1948, p.187.

李旧苗

第十章 「選舉」與政黨衰敗？

在台灣， 選舉一方面固然是民意的表達， 但更重要的也是政黨奪取政權的工具。 台灣先行地方選舉而造就反對勢力， 反對勢力後來成長為民進黨， 他們也學毛澤東的「農村包圍都市」， 而有「地方包圍中央」的戰略。 因此，當一個縣市被民進黨攻陷， 像板塊般的國民黨統治系統， 就有一塊淪陷癱瘓， 而加速國民黨勢力的衰退。

以黨政關係來說， 在兩蔣時代是「以黨領政」。 國民黨幹部從中央到基層，大部分是蔣家天下的情治、軍人退役者充任， 當時台灣省籍充當幹部的人較少， 在選舉過程中， 黨工也勇於為國民黨候選人買票、做票。 1974年以後，蔣經國的救國團人馬潘振球， 宋時選等轉任黨務， 算是國民黨系統機器的大換血， 這時連地方的縣市黨部主委， 也開始起用救國團幹事、總幹事。 然而1988年李登輝當政之後， 先經由黨秘書長宋楚瑜操盤，宋奉命為方便選舉操盤，又將國民黨機器修理。 接著吳伯雄、許水德、章孝嚴到黃昆輝， 執行李的「台灣化」人事換血政策。

李登輝主政，民進黨氣勢大增

李登輝以本省人身分就任總統之後，以本省人為主體的民進黨氣勢大增，在1989年的增額立委與地方縣長選舉，民進黨一口氣攻下21席立委，6席縣市長的記錄。國民黨操盤選舉的第一戰將關中，當時為副秘書長，因選戰失敗而被免兼組工會主任的職務。李趁此機會指揮黨秘書長宋楚瑜，開始掌握國民黨內的實權。為了對付國民黨內的一些外省既存勢力，李策劃召開「國是會議」等，拉攏社會人士以及民進黨等本省改革勢力，來壓制國民黨政權內的所謂正統派。

1992年12月19日立法委員全面改選，總議席從125席擴大為161席，國民黨得96席（加上退黨再入黨者增為103席），民進黨50席（後增為52席），無黨派6席。國民黨的得票率降落為53%，民進黨則上升為31%，在野的議席數超過三分之一。國民黨內是以李登輝為主流，反主流派不滿李登輝攬權，推出12名候選人而當選11名。 其中，前環保署署長趙少康，和前財政部長王建宣，皆以無黨派高票當選，這些國民黨非主流派的牛刀小試成功， 給予他們從國民黨出走的勇氣，翌年8月10日這些非主流派，正式出走成立「新黨」。

KMT非主流派出走後「老店新開」

1993年11月27日統一地方選舉， 李登輝以「主席牌」親自出馬助選，強調國民黨是百年老舖的新裝開店， 商品店員都換了，服務品質變好，也有信用。 這也表示，國民黨的招牌雖然老，但是改裝而台灣化了。李登輝儼然是「老店新開」的老闆，「國民黨台灣化」的舵手。選舉結果， 在23縣市長之中，國民黨贏得15、民進黨6、無黨派2、新黨零。國民黨保持不敗，讓民進黨縣市長減少一席。 但在得票率， 國民黨跌落為47.5%， 第一次未達50%，而民進黨的得票率上升為41.0%。「國民黨台灣化」的另一效應，也同時提升了民進黨的得票率。至於新黨， 外省籍人士居多，在地方選舉總是敵不過本省人為主的政黨。

94年立法院通過「省縣自治法」、「直轄市自治法」並於7月7日和8日公布， 12月3日舉行省長、台北市長、高雄市長選舉， 以及各議會議員選舉。 民進黨的陳水扁，在台北市善戰得勝。國民黨的吳敦義競選高雄市長， 當時釣魚台爭議再起，吳敦義要親自去釣魚台「護土」， 日本外語大學教授中島嶺雄打電話給李總統， 李總統就親自壓住吳敦義不要去， 吳敦義聽話也當選高雄市長。 宋楚瑜與陳定南的省長之爭，國民黨的宋楚瑜得勝。

省長選舉後遺症是中央與省府爭權

以台灣省長的選舉來說， 台灣省占全國土地90%， 人口80%， 實行省長選舉的影響所及， 「民意」的動向頓時從地方提昇到全省。 然而新省市長上任之後， 卻引發省市的人事、主計、警政、政風四主管的任免權與中央政府的爭執， 省政府可否增設省政委員，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如何劃分，這些一連串爭議，種下後來省政府被「廢武功」的命運\。

1995年12月2日立委選舉， 國民黨獲85席，民進黨54席，新黨21席， 無黨籍4席。國民黨的議席數雖然維持過半數， 但只半數多2席而已。 特別是在台北市選區， 18議席當中， 民進黨8、新黨6、國民黨4，完全慘敗。在總得票率方面，國民黨未達過半數僅保46.06%、民進黨33.17%、新黨12.95%，在野黨勢力逐漸逼近國民黨。 選舉過後，政黨政治的「鬥爭場」轉移到立法院。

立法院長選舉促成「原住民委員會」

96年2月2日立法院長選舉， 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比數為80：80。 原住民立委蔡中涵等， 利用此關鍵性投票， 迫使國民黨在中央政府設立原住民委員會。3月23日總統直接選舉， 國民黨李登輝‧連戰配組的得票率，獲54.0%當選， 其次為彭明敏‧謝長廷21.1%， 林洋港‧郝柏村14.9%， 陳履安‧王清峰10.0%。 李在四組競選者當中， 獲得過半數支持，就能辯明他是代表台灣人的總統。至於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彭明敏‧謝長廷的參與競選，有不少旗幟、看板都還放置地下室，根本就沒有拿出來擺。因為民進黨早就料到李登輝一定當選，又何必白費力氣？

6月16日民進黨大會選出主席許信良，李總統即經由客籍的吳伯雄策謀\與民進黨溝通， 7月1日接見民進黨主席許信良。 如此經由國民黨與民進黨的黨魁合作，在12月23日召開「國家發展會議」，為「廢省」鋪路。國民黨的黨工想不到，「廢省」的趨勢會大大地影響此後選舉的結果。

選舉讓國民黨由盛而衰

97年11月29日舉行23縣市首長選舉， 國民黨大敗從縣市長15席降為8席，而且只在偏遠地區當選；民進黨縣市長則從6席倍增為12席，所贏都是重要縣市，其他3席歸屬無黨籍。

98年12月5日舉行立法委員選舉， 國民黨還是控制了過半數。 國民黨當初對台北市長選舉並不樂觀，最後由馬英九出馬，奪回台北市長寶座。 民進黨台北市長陳水扁，連任市長落敗， 弔詭地反而轉往「總統之路」。其中最吊詭的，莫過於高雄市長選舉。

剪接變造錄音帶的「選舉伎倆」

前高雄市長吳敦義代表國民黨競選連任，當初很有把握，然而民進黨籍市議員參選人陳春生，公布一卷錄音帶，指吳敦義與一名女子有曖昧對話，吳涉有誹聞要求吳退選。吳敦義控告陳春生違反選罷法，不得要領。吳敦義陣營反過來，也散播白冰冰非難謝長廷的錄影帶對抗。選情變幻無窮，吳敦義在高雄市長選舉意外落選，讓民進黨的謝長廷僥倖當選。事經二年半的2001年4月，美國歐文實驗室鑑定，民進黨員陳春生當時公布的錄音帶是經過剪接變造的，但巳無補於吳敦義落選了。台灣的選舉到這種程度，到底這是實行「民主」嗎？還是「選舉伎倆」？

這一次選舉，民進黨的得票率第一次居上達43.3%、 國民黨降為42.1%、無黨籍14.6%。 從選舉結果來看， 已經形成民進黨的「地方包圍中央」的形勢了。

命章孝嚴接黨秘書長的用意？

選戰失敗後， 國民黨秘書長吳伯雄辭職， 李主席任命蔣經國庶子章孝嚴接棒， 他有辦法掌控多數的台籍選民嗎？李主席的用意不明，只是黨內圈人憂慮，這是國民黨衰敗的前兆。不久章孝嚴莫名其妙的因緋聞案下台。

國民黨的衰敗，前次兩黨協商取消鄉鎮市級的選舉影響更大，國民黨又反悔起來想翻案。因為全省主要縣市長都是民進黨掌握，而縣市長影響鄉鎮市級主管的派任權，故改變主張鄉鎮市級選舉應繼續辦下去， 不然國民黨政權很難保持。 在另一方面， 民進黨開始展開「執政縣市長會議」， 形成「地方聯盟」對抗中央， 並進一步策劃奪取中央政權的準備。

選舉讓民進黨奪權成功

99年1月，立法院通過地方制度法， 7月「精省」的第二階段開始，行政院中部辦公室正式掛牌運\作。 2000年3月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總統， 5月就職「政權輪替」， 民進黨無論在中央與地方縣市都具優勢了。民進黨可以說是靠選舉起家的，執政之後還是一直念念不忘選舉。

國民黨先失去地方的縣市長勢力，再失去中央政權之後， 只在立法院的國會尚保持多數的地位，只好採取以立法院為對抗行政院的策略了。2001年12月的立法委員選舉， 變成國民黨與民進黨， 以及親民黨、新黨，多黨混戰的場面。美國的兩大政黨制，不論在台灣，在亞洲各地，都沒有複製成功的。

如果說李登輝對台灣的民主化有貢獻， 就是將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台灣政治生態， 改變為多黨競爭「政黨輪替」的局面。 但是從反李的非主流觀點來看，李推行「台灣化」的策略存有私心， 在於方便李奪取中國國民黨的資源。 對李不滿的外省籍為主的人士， 先行出走另立新黨之後，李即任命其心腹劉泰英掌握黨產，包括生產、金融、證券、文化、公共事業等廣泛的領域，約有80家的事業體。 依『財訊』 ( 1998年8月號 ) 的報導， 投資公司7家的資產總額，在1996年即達916.5億元。 劉泰英是跟台塑王永慶不同的另一類「經營之神」， 在全球經濟不景氣下， 能為黨營事業一年賺進一百億元新台幣， 而讓台灣善於理財或不善於理財者皆眼紅。

KMT中央越來越龐大，基層愈來愈弱小

在李登輝主政12年期間，國民黨的黨中央越來越龐大，而黨地方組織即鄉鎮基層愈來愈弱小。黨中央的財產也越變越多，雖然黨中間層的黨工仍由救國團出身者佔據，但黨基層的資源少得可憐，其微弱的聲音一直難達中央。

黨中央在選舉時的提名人選， 與現實社會的「正義」形象更加嚴重脫節。 依基層黨工詹碧霞所著『買票懺悔錄』，基層黨務工作嚴重縮水之後，人力、物力、財力虛弱， 無法與黨中央的「選舉必勝」策略配合。國民黨的整個編制與昇遷，成為「倒金字塔」式，上層龐大臃腫又本位，下層如肌肉萎縮症患者，平時人少事多沒經費， 選舉時髒錢又漫天撒下，選民眼花亂撿，像乾涸的小池塘， 漲滿一池髒水而排洩不良，把整個黨機器淹壞了。（1）

KMT不是列寧式紀律的政黨

國民黨的黨機器系統，分為中央黨部、省級黨部、縣級黨部、鄉鎮市區級黨部四級。 精省之後，省級和縣級合併，變成三級。最上級的中央黨部以黨主席為中心， 圍繞內圈的是中央常務委員， 包括辜振甫、高清愿、王又曾等大財閥，其外圍就是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等多數代表，雖然整個構成黨的最高決策核心， 但自從主流非主流對立後，黨內意見相當分歧。 有人說國民黨是學列寧式紀律的政黨， 所有黨的行政首長以及民意代表，都按照黨主席的指示，仰望黨主席的一舉一動，從事政治活動。但是從蔣介石以來，一直到李登輝，黨主席一人領導一切的做法是學自法西斯的「領袖制」，不是列寧式紀律的要求。

黨主席李登輝掌握政權，將「民生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比重改變，而偏向於資本主義之後，國民黨既得利益的「共同分贓體」也變形了。國民黨尊重「民生主義」時，尚照顧中間層的同志，但是偏向「資本主義」之後， 就乾脆捨棄貧弱的同志。位居權力核心的中央黨部，有黨產可以分贓，又掌握選舉提名以及政策決定權，地位崇高，權力也大，讓基層黨工看起來，真是「位高權重責任輕」。

KMT黨主席不負選戰成敗責任

中央黨部的下面是省縣黨部， 雖然是黨中央與黨基層的橋樑， 卻只能仰賴中央的鼻息，為黨提名候選人輔選打選戰。當然，中央組織工作會的選戰操盤作業， 必須靠省縣黨部提供資訊，而省縣黨部輔選的成敗，影響黨中央秘書長以及組工會主任的昇遷。國民黨每次選戰的成敗，都由黨秘書長或組工會主任負責， 至於最高的黨主席從來不負責選戰成敗。全世界的政黨，黨魁都要為選舉失敗負責下台，只有國民黨不必，真是稀奇。但是2000年3月總統大選，國民黨落敗喪失政權，這時李主席才被下層黨員臭罵好幾天，算是不甘情願地被轟下台，還辯解說本來是要等到9月下台的。

國民黨的下層黨工，是分佈於309個鄉鎮市的區黨部。由區黨部書記直接接觸選民，雖也傾聽選民的訴求，但常感無能為力，工作只是賣命替黨製造選票，也沒有什麼昇遷希望。說起來真可憐，沒有一個區黨部書記，因為表現好，而爬上中央組工會或文工會主任的紀錄。中央的黨官幾乎都是「天降」，享有權力的酬庸和分贓，基層根本沒有分享的機會。所謂「黨有、黨治、黨享」， 完全是黨上層的事。國民黨體制的不民主可見一斑。

「棄保效應」引發黨主席背叛說

以黨主席李登輝來說，當他想鞏固自己本身的權力時， 他會全力輔選國民黨候選人，如一九九二年的立委選舉，一九九三年的縣市長選舉；但是一旦有其他問題出現時，李主席可能有全然不同的考慮。例如一九九四年選舉，他為壓制新黨的趙少康，寧願背棄黃大洲而保薦陳水扁，民間傳誦這是「棄黃保陳」。「棄保效應」是台灣特殊的產物，是世界各國所罕見的，選民怎麼可以像狗那樣，由主人指示改變動作。

再說2000年總統大選，很多人包括連戰身邊的幕僚都暗地裡說， 李主席為了怕宋楚瑜當選，在最後一刻出賣了國民黨，詭異的「棄連保陳」，讓國民黨失去保持54年的政權。但對李登輝本人來說，如果對國民黨從來沒有強烈的歸屬感， 又何來「出賣」、「背叛」？

李‧宋關係是個人恩怨

連戰可說是李登輝在黨內的最後一位朋友， 當李登輝失去最後一位朋友時， 或許就是他必然離開國民黨的時刻。 李登輝自己恐怕不知道，台灣社會看待他和宋楚瑜的爭鬥，並沒有賦予是否「台灣化」的價值判斷。 雖然李登輝曾經有意無意地批評宋楚瑜，在三通、TMD議題上是「賣台的政治領袖」。不過大多數人，除了有濃厚省籍情結的南部群眾外，基本上把李、宋關係，看做是個人恩怨。

1997年2月，國民黨中央決定裁員， 規定基層黨工滿20年，應在2.28前退休， 如逾期不退休，就沒有台灣銀行優利存款。3月1日以後退休，則退休金一次付清，以後黨就不管了。黨主席李登輝所領導的黨決策中央，如此對待基層黨工，棄之如敝帚，讓黨工覺得黨真是「無情無義」，這也是2000年大選國民黨黨工不肯賣力，而大挫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對民進黨來說， 推崇李登輝的「民主化」功績，乃在於他將國民黨解體。

選舉的負面教育

但不論是民進黨或國民黨主流派，都展示太多選舉的負面教育效果，一直把省籍的舊創傷揭開，加深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隔閡與對立。政客為了爭取選票，常強調他們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並以閩南話演說，譏笑敵對的「阿山」（大陸人）不懂說「台灣話」（即閩南話），甚至說外省人會「出賣台灣」，迫使外省人也拼命學習講閩南話， 唯恐失去台灣籍的多數選票。

政黨為了選舉， 還不惜引進黑道。在1996年總統大選年時期，有百分之十的國民大會代表、百分之三十的縣市議會議員，是黑社會分子。況且，李登輝總統嘴巴說要「掃黑」， 又常不分青紅皂白為黑社會出身者站台，並出口保證說「這人是好人」，說「哪裡有黑？」「哪裡有金？」 這樣李儼然成為台灣「黑金政治」的首魁，而不覺黑金政治是「民主之恥」。法務部長一個一個誤聽李的話「掃黑」， 結果一個一個被迫下台，這又是台灣「司法之恥」。

選舉勝負最大的賭局當然是總統。因為省長不選了，其次是縣市長，再來是立法委員、縣市議員，不論黑道、白道都變成政治家。政治家經常與魔鬼握手， 例如國土規劃即有財團或特權混入其中，因此公園預定地可變更為住宅區或商業區，道路開發也可以捨直取彎，道路中心線可以偏旁設計，淡水河的自然曲折河流也可以捨彎取直騰出空地炒地皮，結果造成破壞生態，水患無窮，這就是人類唯利是圖的淺\薄知識。

事後監察院的彈劾，公懲會的申誡，都阻擋不了官員的厚臉皮。台北縣長尤清因賀伯風災被彈劾，台中市長林柏榕因衛爾康火災被彈劾，嘉義市長李雅景因八掌溪事件被彈劾，即使名譽掃地也是一樣，無動於衷。1987年台北縣長尤清被記過一次，1998年再被記過二次，現在尤清是新「綠色政權」的有給職國策顧問。

民進黨五十步笑百步

民進黨批評國民黨黑金政治，在人民看來，這是五十步笑百步。譬如在戰場逃跑五十步的，笑別人逃跑百步。台南市長張燦鍙，涉及運\河整治工程貪瀆及工業區開發貪瀆弊案被起訴； 新竹市長蔡仁堅，涉及新竹科學園區貪瀆弊案； 新竹縣長林光華，涉及湖口鄉中國工商專校用地變更涉索賄款3百萬元貪瀆弊案； 南投縣長彭百顯，因涉嫌處理九二一震災工程款貪瀆遭受羈押。以上涉案的四位縣市長，三位是民進黨籍，一位是出身民進黨籍的彭百顯。這證明了民進黨掌握權力，照樣會跟魔鬼握手。如果說有選舉就是民主的話，選舉的代價就是越讓政黨衰敗。

選舉的另外一個負面是公共支出的不斷擴大。解嚴至今，凡是由人民選出的各類民意代表和行政首長，在競選過程中，候選人時常提出各種社會福利支票以爭取選民支持，這叫做「政策賄選」。立法院全面改選以後，以社會福利支票換取選票的情形更為浮濫。政客往往在選舉之前，推出各種減稅方案，而罔顧財政赤字的惡化。立法院預算審議過程的公開，並不能保證其審議品質提高，立法委員素質參差而與財團掛勾，甚至與黑道勾結才是徵結問題，又如何期待其審議品質呢？

誰讓「陳青天」的招牌蒙羞？

進入21世紀台灣的第一次選舉，就是2001年12月的縣市長與立法委員選舉。 執政的民進黨要提名什麼人的「黨內初選」，在初始階段就爆出賄選傳聞。南部有意參選立委的某民進黨人士，傳聞準備砸下億元重金向黨員買票。因為地方樁腳操持「人頭黨員」名冊，「連票」集體綁樁、養「人頭黨員」的賄選傳聞自行揭開。民進黨標榜掃黑、肅貪、查賄起家，這真是一大諷刺。政黨輪替，現在連「黑金」都輪替了。法務部長陳定南卻宣稱，這是黨內初選，賄選「無法可管」，民進黨竟讓「陳青天」的招牌蒙羞。


台史公曰：或曰選舉即「民主」， 奈何人民不信，所見一切「錢主」也。 有朝一日，錢不能使鬼推磨時，台灣或許真民主矣。

李旧苗

第十一章 「劇場民主」總統大選

在印尼東編的巴里島(Bali)，在19世紀有過一個國家尼迦拉（Negara），以上演戲劇化的儀禮為目的，王侯貴族為團隊，祭司為演出者，農民是助演者兼管理舞台佈景、燈光、道具，並兼為觀眾。這成為巴里島文化特色的「劇場國家」（Theatre State）（1）。現代的民主政治，也宛如一個「劇場民主」（Theatre Democracy），有各政黨的團隊，總統候選人為演出者，民眾敲鑼打鼓兼看熱鬧的觀眾，共同演出「民主政治」的戲劇。選舉只不過是一個儀禮，極像政治大拜拜，民主不過是一個神話。

美國的政治學， 以「民主」為最高價值，一國是否實現民主， 端看是否舉行選舉， 給人民政治參與的機會，而選舉的勝敗則偏向於「民意調查」的技術。 因此台灣在大選前，就有一大堆民意調查機關，雇用以政治學為業的學者，競相發表民調結果，說某黨某人的支持率達百分之幾之類。但是2000年的台灣總統大選，證明這些民調全部是騙人的勾當。國民黨的選舉負責人，甚至還有「戰略性民調」的詭譎之辭。台灣的選舉，「民調」根本是陷阱，不可置信， 要看就得看「造勢」的情況如何。

美國政治學的選舉課程，在台灣根本不能適用。在美國這樣「政治商業化」的社會，問選民要投給民主黨或共和黨的民意調查，跟早上問民眾要喝果汁或喝牛奶，一樣的稀鬆平常。但是在台灣可就詭計多端了。在台灣的選舉課程，至少應改寫內容，教導如何「造勢」的一節。

砸錢與比人頭的「造勢」活動

3月18日是投票日， 投票日前的週末 ( 3月11日 ) 和假日 ( 3月12日 ) 是造勢的大好日子。 陳水扁在3月11日大雨天， 在台中造勢算是不錯。 3月12日在高雄造勢，據說聚集30萬人，空前成功。相對的連戰陣營，在3月11日中午有李登輝在高雄參加園遊會，總統兼黨主席為連戰站台，而在台北也有市長馬英九站台， 但策畫的大遊行和大集會造勢，在遊行當中開始下豪雨， 又無意間碰上9.21大地震災民團隊以抗議遊行來阻撓，以至遊行隊伍大亂，很多被徵召遊行的人，在遊行沿途就分散回家。

連戰陣營為了吸引年輕人，招來四組年輕的超人氣歌星演唱，演唱會的最後，還請馬市長穿牛仔裝上台，接著連戰、蕭萬長也換裝上台，載歌載舞。但是當天老天不做美，到了夜晚天公繼續下大雨，並且刮大風，從晚上七點開始的晚會， 觀眾只來一千到一千五百名，超人氣歌星的賣力演唱，對照寬廣的大會場，反而成為空寂的回響。造勢失敗，亦表示儘管花了錢，人氣不旺，缺乏熱忱。李登輝說「天公疼憨人」，民眾認為「連戰真是憨人」，憨人是容易受騙的。

3月12日星期天， 國民黨和民進黨都在高雄造勢。國民黨出錢出力拼命動員， 但聚集人數只有3、4萬人， 遠不如民進黨號稱30萬人。民進黨花多少錢不知， 但南部的人氣真旺。連戰陣營雖然有李主席偕同夫人上台，為了澄清「棄連保扁」的傳言，一再表明支持連戰，並批評陳水扁是「豎仔」（意思就是騙子）。但在李登輝演說當中，就有聽眾不想聽而陸續回家去，場面總是缺乏造勢的熱氣。動員造勢的優劣懸殊，帶領著好賭的台灣民眾，分別走押寶的方向。

儘管李主席南下為連戰站台， 然而在週末造勢之後，特別是在台灣南部，選票趨向民進黨的一股潮流不斷傳開來。 儘管李明白的表明支持連戰，但是不容易改變南部人仍相信李在騙人，實際上是支持扁的看法。

作「假民調」的絕招

在選戰終盤， 國民黨不論是「拉客人」的餘興節目演出，或是候選人親自演出，幾乎都人氣低落，喪失吸票的效用。相對的，民進黨陣營週末在台中、高雄為陳水扁造勢成功， 與連戰造勢失敗，成為顯著的對比，到週一民眾上班以後，即流竄了陳水扁會當選的觀測，但是政治學者的民調，一直是在造假。

以台大教授為例，很多教授從來沒接受過民調，但是有些教授一下子接受七、八通民調。接受民調的教授很狡猾，判斷是國民黨系統來的民調就答支持國民黨，民進黨色彩的民調就答支持民進黨，諸如此類，沒有一定答法。其他更有作假民調的絕招，民進黨為了分裂國民黨內連戰與宋楚瑜的票，在策略上囑咐受訪者，故意說支持連戰，提高連戰的聲勢，不要一面倒向宋楚瑜。

3月15日，連陣營為了爭取南部的票源，又在嘉義、新營，以大型巴士動員造勢集會， 但給人零落勉強而欲振乏力的印象。在選戰終盤，連陣營對於要如何造勢，意見相當混亂。 李主席的陰影和連戰自己的團隊之間， 有一道橫溝，讓人總覺得國民黨沒有統一的選舉活動組合。 國民黨在李主席領導下推行「台灣化」， 而「台灣化」則有台獨傾向； 連戰陣營卻展開，「陳水扁是台獨， 台獨是戰爭」的宣傳活動。 連陣營對陳水扁的「負面宣傳」， 反而讓台南人覺得，連戰與北京政府同調。

3月17日是選舉活動的最後一天，各路人馬的造勢晚會，非常熱鬧。選民爭看造勢大會的盛況，從此來判斷誰最後當選。連陣營依靠執政黨的優勢，支持的群眾也大都靠動員政府機關的公務員而來，缺乏自動自發的主動性與熱情，氣勢讓人有虛脫之感。 最重量級的助選員李登輝，又沒有全程參與，一直讓人懷疑黨主席擁護連戰的真心。

宋陣營「興票案」的效應

宋楚瑜在最後夜晚，請他在美國的兒子宋鎮遠回國站台，但是對興票案以及宋鎮遠在美國有五棟房子的事，始終沒有提出解釋，終於落選。宋陣營對於興票案發生後的危機處理，吞吞吐吐，掩掩蓋蓋，在數次記者會後，仍然無法給大家一個完整清楚的說明，讓民眾懷疑宋楚瑜是個很會「A錢」的人。

台北地檢署經過一年多偵察，對興票案以不起訴處分結案。依檢方調查結果， 興票案資金來源， 合計有11億零318萬多元。國民黨資金部分：宋楚瑜擔任國民黨秘書長兼華夏投資公司董事長期間， 設立秘書長專戶及福利基金專戶，接受中廣1億元、陳由豪1億元以及王又曾、梁伯薰等商界捐款共約3億6千萬元， 作為照顧蔣家遺族5957萬9千元及黨政運\作輔選經費7700萬元，這些錢都是依黨主席李登輝指示，檢方認為未逾越權限，也無違背職務行為，其中2億4838萬餘元仍提存在法院。在宋楚瑜資金部分：有5億8230萬多元屬宋楚瑜個人資產，計為競選省長期間各界捐款4億5121萬多元，台灣省選委會補助款1億498萬多元，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補助款2610萬元。檢方認為儘管匯到國外款項有3億8292萬元，但這些款項在宋楚瑜個人可支配資產內，即便在海外置產，因屬私人用途也未涉不法情事。
然而一般民眾認為，宋鎮遠年紀輕輕，只是前國民黨秘書長宋楚瑜的兒子，就在美國擁有五棟房子，對許多無殼蝸牛的普通年輕人來說，宋子真是特權階級的子弟， 又何必去支持同情宋楚瑜呢？

連陣營「蝴蝶」標誌換「青天白日旗」

連陣營為了拉住黨內的支持票源不要傾向宋楚瑜， 並且為了表現連戰與北京政府是不同調的，在最後關頭，捨棄原先的自由飛翔的「蝴蝶」標誌， 以「青天白日旗」充斥會場， 並齊唱「中華民國頌」、「梅花」等反共愛國歌曲，以及散發超保守的競選廣告。在李登輝領導下推行「台灣化」數年的國民黨，在選戰末尾倒過來，墜入古板的「中華民國」模式宣傳，讓人有時代錯誤的感覺。

陳水扁陣營則完全追隨李登輝的「台灣化」， 標榜「台灣人主權」的模式， 聲勢漸趨浩大；宋楚瑜陣營雖然因興票案觸礁，在「中華民國」與「台灣」的中間模式搖擺，努力博得「外省人」與「台灣人」選票。

連戰陣營一直籠\罩在李登輝的陰影下， 走不出去。李的陰影太大，連戰太謙虛，難以突顯出鮮明的個人風格。李登輝的「台灣的主張」蓋住「連戰的主張」，連戰變成沒有什麼主張了。在這求新求變的民氣之下，無法獲得民眾的青睞。

依中央選舉委員會的規定，競選活動應在晚上十點終止，但是三位主要候選人都違反規定，造勢晚會都持續到臨晨。如果陳水扁守法，在晚上十點就停止晚會造勢，是否能如願當選，也是一個疑問吧。在台灣，大家都不守法，守法的人定會吃虧。 一切以造勢當選第一，選委會開罰單算什麼?

台灣人民在最後一刻，從夜晚到臨晨，也熱烈的觀看造勢晚會的氣勢來賭注， 判斷誰輸誰贏， 燃燒生命力爭看選舉結果。 結果，推出陳水扁的民進黨派歡呼， 宋楚瑜派嘆氣、連戰派怨聲載道。

民進黨初選 vs. KMT不初選

人們都在議論國民黨的大選失利，跟黨主席李登輝不肯將權力下放， 黨主席一人決定「黨意」而背離「民意」有關。 李登輝所控制的國民黨中央，遲遲不肯舉行黨內「初選」， 深怕初選會讓宋楚瑜得最高票，爬到黨的總統候選人上座，而想盡辦法逼宋退出，宋一意出走自行參選，結果鬧得國民黨分裂為二，敵不過民進黨的團結一致。

民進黨以團結的黨，對付分裂的國民黨，學習美國兩黨的「初選制」來決定總統候選人，把許信良出走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凝聚黨員與支持者的共識， 推出陳水扁為黨候選人，維持民進黨的團結向心力。 另外，民進黨在選戰過程中，不費太多心力攻擊連戰，有時甚至稍微拉抬連戰，使國民黨一分為二， 讓連戰與宋楚瑜的實力相抗衡，而民進黨就可以坐收鷸蚌相爭的漁翁之利。

連戰慘敗之後，李登輝在基層老黨員眾人的各種羞辱中，還不肯交出黨主席位置，深恐宋楚瑜再回鍋國民黨來奪權，直到確定宋楚瑜自己組黨，無意回國民黨之後，李登輝才走下黨主席的歷史台階。

「南扁」「北宋」的偏差

此次總統大選，扁宋得票的分佈，也顯示台灣南北之間的差異。從來國民黨政權，偏重首都台北為主的北部，對於中南部的地方選舉，採取派系的利益分配和扈從策略。 扁連二陣營為了打擊共同的主要政敵，大事宣傳宋楚瑜興票案的「A錢」行為，以及外省人有「賣台」傾向。這種選戰策略，影響了投票結果，成為「南扁」「北宋」的偏差。台灣南部存在民進黨執政縣市的優勢，而南部「福佬人」也心存長期被北部政權輕視的不滿，而有「南部人才是正港台灣人」的意氣之爭。 另外，選舉制度設計的偏差，北台灣發生「棄連保宋」的效應， 而南台灣產生「棄連保扁」的效果。

客家人和原住民族的心聲

原本外省籍的宋楚瑜，除外省人之外，為什麼又能獲得客家人和原住民族的支持呢？ 客家人講客家話， 對閩南人稱「閩南話為台灣話」本來就存相當的反感。 客家人慣常的嘲笑養小老婆為「討福佬媽」， 而閩南人譏笑老婆紅杏出牆是「討客兄」， 閩與客之間常互相嘲諷。 客家人講「國語」似乎比閩南人標準些， 因此也鄙視閩南人而稱「福佬人」粗俗。 然而在台灣，閩南人佔最多數，南部閩南人在鄉下稱「草地」，缺乏國際視野， 而有「台灣化就是閩南化」的錯覺。 客家人也不滿民進黨開會都用閩南話，或在公式場合用閩南話叫嚷，而痛感「閩南沙文主義」的存在。

此外台灣的原住民族，也認為陳水扁所屬的民進黨，不過是一個「大福佬沙文主義」意識的狹隘政黨。 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從未徵詢過原住民族的同意。 當民進黨高呼「台灣人萬歲」時， 也從未尊重過原住民族「真正的台灣人」。 原住民族為了確保自身利益， 一直是投執政者國民黨的票。 這一次連宋相爭， 連戰與民眾不夠親近， 也不如宋勤跑鄉村山地， 因此在連宋的抉擇上投給了宋， 使得宋楚瑜獲得超過80%的原住民選票。原住民之中性情激動的，甚至有人為宋落選而傷心自殺的。

「賄選文化」+「抹黑文化」

此次大選也暴露了台灣「賄選文化」的極致。 什麼綁樁、賭盤、選舉飯、走路工、催票點、活動費等賄選文化， 皆一一出爐表露出來。 選舉錢滿天飛， 小自一包米一件夾克， 大至中央政府直撥鄉鎮的統籌款百千萬， 甚至成億上兆。 競選夾克還要看銀色比白色漂亮， 農會宣傳「鬥陣去」聽農發條例文宣， 實際是可以順手領米回家。 「走路工」一車車載去， 先觀光再聚餐，最後還有摸彩領獎。 還有一種「彩券募款」， 這是為大選賭盤的台灣式賭錢法， 只要押對人， 投完票就有大筆彩金待領。 現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還有「假賭盤真賄選」， 寓賄選於賭博的高招。

國民黨撒錢最多， 名目也多。 「工作費」給黨工基層， 去佈建「催票點」。「地方建設」的補助款，乃是因地制宜，看表態情況才發給。什麼「五八專案」， 進入警察機關，發完慰問金再發加菜金。基層建設的「建議權」，民意代表一人五千萬，由中央民意代表負責其選區的樁腳動員。政府的公共政策變成賄選工具， 而賄選機制也推陳出新，有不同代號的「專案」攻佔了公權力機關， 龐大的行政資源為選舉而浪費殆盡。

選舉的另一個不良效應， 不是給台灣社會團結的「愛心」，而是相反地激起「憎恨」的政治教育。 候選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文宣謾罵， 極力抹黑對方。 無論是「反李」、「反宋」或「反扁」， 都在負面宣傳之下， 加深台灣社會的人與人之間， 不同族群之間的對立和不信。 這種「憎恨」的政治教育， 增大了家庭之間、朋友之間的裂痕與傷感情。 有許多案例顯示， 家族成員或朋友之間， 因支持候選人不同而引起激烈的爭執和衝突， 有時甚至情緒失控傷害對方。 這在一方面表現台灣選民的政治熱情， 另一方面卻顯示「新台灣人」是如何不講理和不夠政治成熟。


台史公曰： 選舉之意義乃在政治上之統合也。奈何台灣「賄選文化」「抹黑文化」至極， 人性抹滅亦至極，而與政治統合背道而馳矣。俗語說物極必反， 台灣亦可能脫胎換骨， 人心轉而對賄選、抹黑無動於衷，從「憎恨」轉為「慈愛」， 不為金錢物欲所動， 亦不為政治意念操控，而相互尊重、溝通、合作，來形成公共事務之共識。拋棄選舉憎恨而轉為「慈愛」之美夢，何時成真？

(1)Clifford Geertz, Negara: The Theare State in Nineteenth Century Bali,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李旧苗

第十二章 「黑金政治」原是白道 + 黑道

台灣「黑金政治」的根源在那裏? 中國政治常有「貪官污吏」存在，民間痛絕之， 因此也就嚴禁官員經商以及官商勾結。 然而現在的台灣， 官員巧立名目經商者比比皆是， 不但如此，還與地方惡勢力勾結， 形成特殊的「黑金政治」。 故有人說，台灣是現代黑金政治的源流。

兩蔣時代「官高商低」

在兩蔣時代， 乃是「官高商低」為行規，就是在嚴家淦時代，商人要晉見嚴總統是多麼地困難，鉅商富賈頂多由總統府秘書長接見就很了不起了。 有人說，這是國民黨政府接收日本統治台灣的遺產， 控制了全台灣的生產工具， 不必求之於富商。 另外，國民黨政府在台灣進行土地改革，此雖有助於台灣的經濟發展，但在另一方面，也剷除台灣的地主有錢勢力，控制了所有的銀行與金融部門。 至於基層的平民，則限制工會和農會的自主性，以「御用」的工會和農會控制勞工和農民。並且以「國家安全」為理由頒布戒嚴令， 限制人民集會、結社、組黨、言論自由等等。 當時代表人民的國會也不能改選， 商人除了乞求官方放一馬之外， 官官相護，沒有什麼申訴管道。

然而1987年蔣經國解嚴， 1988年李總統上台之後， 中央民意代表開放民選， 企業財團也可以經由選舉管道， 或對政黨施予政治獻金等，介入中央政府的決策過程。 以1989年當選的83位立委為例，其中54人曾得企業或工商界財力支援。甚至有企業主本身或企業之代言人獲得機會進入國會， 直接為財團利益護航， 影響政府的財經政策。 鉅商如林挺生、辜振甫、許勝發等， 也擔任起國民黨的中常委。 企業團體如工商協進會、全國工總、工商建研會， 青年創業協會、青年總裁協會、中小企業協會、扶輪社、獅子會、國際青商會等， 也以團體名目介入決策過程。 另外， 企業團體又設置種種名目的「基金會」， 在避稅或逃稅之餘， 還可以用錢活動影響決策， 如台灣經濟研究院、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民主基金會等皆是， 台灣於是形成「金權治國」的狀態。

地方派系政治引進黑道

另一方面看看台灣的地方政治， 也有地方派系控制地方議會的傳統，或由地方派系掌握縣(市)與鄉(鎮、市)長職位。例如在1994年，台灣21縣市議會之中， 有14位議長、13位副議長具有派系身分。而企業勢力或財團，即透過地方議會的派系，分食地方的利益。「台灣人」地方政治的特色，乃在於派系競爭惡質，引進黑道勢力， 而讓黑道浸入地方派系體質內，即黑道經由漂白，合法化的進入地方議會。 以1994年當選的858名縣市議員為例，其中有63名曾被提報流氓具暴力傾向， 另有237名有違反票據法等一般刑事前科，總共佔議員總數的三分之一。 這些地方黑道，滲透建築業、農業合作社、棒球隊 、寺廟管理委員會、或在上市的常年股東大會， 朝夕興風作浪。

黑道故鄉鄭太吉的故事

其中最有名的，當是「黑道故鄉」屏東縣議長鄭太吉所流傳的故事。鄭太吉有殺人未遂等前科，感訓後當選屏東縣議員、副議長、議長， 其當選及連任議長期間， 涉及暴力、賄選等，傳聞不斷。最膾炙人口的故事是：「在縣議會開會時， 有議員對議案提出質詢， 議長即宣布休息五分鐘， 然後請此議員到議長室， 由其手下揍一頓， 再行開會時，問有沒有意見，大家都靜悄悄，議長即宣布無異議通過議案。」

黑道介入選舉的例子，時有所聞。最恐怖的一則故事：有黑道份子到選區的里長或鄉長府上，將一堆賄款和一把槍放在桌上，擺明賄款一定要收，但是開出來的選票未達幾成，就要給你吃子彈。

地方財團、地方官員、地方派系常藉助黑道， 串聯成「財團治縣」的特徵。 財團依賴地方官員與幫派，介入土地買賣及工程圍標， 地方派系政客依賴幫派，提供人脈並鞏固樁頭， 甚至槍殺或警告競爭對手。 黑道可以代表派系或財團， 競選民代， 形成台灣特殊的「黑金政治」。 以鄭太吉案來說， 過去白道與黑道「共生」，司法獨立也受政治綁標，延宕五年半的處理， 政權交替後，在新法務部長陳定南的速審速決指示下，鄭太吉也就伏法了。

黑道可怕，白道才是禍源

如此，大型財團運\用政治勢力取得經濟特權， 而造成台灣的財富分配懸殊，甚至連中小企業也難以生存。 財團享受政府特許下的區域性金融活動， 如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會、漁會，以及汽車運\輸業，而與地方官員勾結，換取如變更都市計劃來炒地皮那樣的經濟利益。白道與黑道勾結， 以白道掩護黑道經營非法的經濟活動， 例如勒索、恐嚇、賭場、應召站、走私、販賣軍火、圍標土地、公共工程等。 國民黨政府為贏得選舉，對於「黑金政治」常常說要改革，但李總統從未表現改革的誠\意，才讓不斷說要「改革黑金」的民進黨取而代之。

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說：「黑道雖可怕， 白道帶頭作弊才是禍源。」 台灣黑白兩道聯合綁標公共工程， 對台灣整體經濟構成嚴重傷害。 台灣如果沒有白道份子率先帶頭作弊， 產生「歪哥」示範， 黑道從何產生? 由於有龐大的不當利益可以貪圖，黑白兩道勾結， 共同綁標公共工程，而對民主選舉產生嚴重污染。

回扣有如「潤滑油」

目前幾乎各種形式的選舉， 都有買票的傳聞，甚至2000年的總統大選，還是有人買票。另外，民意代表的「關說」陋習，敗壞機關主管的決定，導致公共工程的弊端， 以及收取回扣的舞弊行為。台灣的公民營機構，都存在著收取「回扣」的情形，有人說回扣有如「潤滑油」，設法串通或討好主事者，以謀\求化解阻力或給予不當協助。陳水扁政府說要打破「黑金政治」，若能斷絕營私舞弊的管道，則民代與黑道向白道「關說」的惡習也能隨之清除。

公共工程白道操盤，黑道才有機會圍標，這是民間公認的事實。特別是台灣實施選舉民主之後，「養樁腳」買選票的風氣， 造成公共工程品質低落，這是不爭的事實。 因為不論中央或地方選舉， 為了贏得選票都要「養樁腳」， 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給錢買票，不然就是用間接的方法，即公共工程包給跟樁腳有關的人去圖利。這就是白道和黑道相互勾結的緣由。

「綁標」「圍標」的實情

如100萬元以下不必公開招標的公共工程，自然直接指定由樁腳來承包。如果是100萬元以上的工程， 可以透過洩漏底標的方式，讓自己屬意的廠商得標。 如果標價太低，可以讓其得標後，再以修改工程的名目，加碼加價。

如果公共工程價碼很高，就需要黑道介入 以「綁標」或「圍標」的方式讓其樁腳得標。 所謂「綁標」的實情，就是白道利用工程顧問公司指定特定的規格材料為工程設計，樁腳獲知之後先行準備這些規格材料，其他廠商即因規格材料不合而排除在外。在公共工程招標時，白道與黑道經常串連，黑道的「大哥」有辦法，從承辦官員獲得所有領標廠商名單，以收購標單或恐嚇領標的業者退出， 來「圍標」讓其屬意者得標。

以1996年4月爆發中正機場二期航站裝修工程弊案為例， 就是先「綁標」， 再「圍標」，而牽扯黑白兩道分食七、八十億大餅的例子。 白道就是民意代表與政府工程發包機關承辦人。當交通部等部會的預算審查案在立法院召開時，立委就單獨或聯合以吃飯之名開始關說。發包機關如台北市捷運\局、民航局、省住都局等承辦官員， 即配合民代開始綁標， 如限制建材、設備、施工法、技術等，給予特定廠商得標。

工程顧問公司的來頭？

發包機關的承辦官員， 在提列公共工程預算後，先找工程顧問公司或建築事務所，請其規劃設計工程並訂出底標，工程顧問公司的綁標有行情表可循。因為符合投標資格的公司越來越多，限定投標者資格的「資格綁標」益加困難，就改以「規格綁標」來限制。基於工程規劃涉及專業，無法對工程顧問公司提出質疑， 而幾家主要的工程顧問公司都有來頭。 如中華顧問工程公司與交通部的關係， 中興工程顧問社與台電的關係，中鼎工程公司與中油的關係等是。

顧問公司以高薪收容退休高官，而公共工程的業主是政府機關。 因此顧問公司的規劃設計， 業主是言聽計從。 工程顧問公司是設計單位， 又是監工單位， 等於球員兼裁判。 亦即工程由工程顧問公司設計， 由營造廠商承接施工， 再由同一工程顧問公司監工。如果營建廠商不聽顧問公司的話，顧問公司就可以驗收不合格回報業主，官方的業主就可以無法驗收而不付給工程款。因此，當顧問公司的設計有問題的時候，縱使承攬廠商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依然必須按圖施工， 換言之，工程品質在當初設計時就已經被綁壞了。

黑道變成代罪羔羊

為何黑道會來參與「圍標」，以二期航站裝修工程招標為例，該項工程實際的工程費約四十多億元， 而主辦機關的標價是七十億元，圍標成功的利潤將近二、三十億元，如此大餅當然值得黑道火併。

弊案爆發後，黑道實際上變成代罪羔羊，成為政府工程「掃黑」的對象。其實該掃的是那些公共工程的承辦官員與關說的民代， 也就是白道。 當弊案發生後， 媒體與檢調單位都指向黑道，但從綁標與圍標的過程來看，綁標部分是行政機關與民代的勾結，黑道根本無法插手; 圍標部分雖然是由黑道出面，以暴力壟斷， 也不過是白道的利用工具。 東窗事發，黑道成為白道的墊背，白道以行政裁量權或立法特權置身事外，只把黑道抓進牢裡。 故黑道問題的根源在於白道。

中華顧問工程公司，主管官員兼任董事

台灣有名的三大工程顧問公司， 中華顧問工程公司、中興工程顧問社、中鼎工程公司， 由官方出資， 承攬多數公共工程業務， 並有許多工程主管官員兼任董事。 中華顧問工程公司成立於1970年， 由國際發展基金會、交通部、郵政總局、台北市工程局、民航局、台鐵、公路局、基隆港務局、高雄港務局、台灣省公共工程局、中國工程師學會， 共12個單位認捐成立。 每年分食交通部的委辦以及補助預算外， 還囊括了全台重大交通建設的三分之一以上的設計、規畫市場。 而監督其設計品質的， 過去都是國民黨的主管官員， 這些主管官員又常是顧問公司的董事。 現在， 交通部長、內政部長、法務部長，都換成民進黨系的新臉孔， 就要看看新政府如何清掃「黑金」了。

比日本「自民黨政治」青出於藍

在日本自民黨政治被詬病，是因為存在「政官財」三位一體的體制。台灣在李登輝時代以後，也逐漸形成「政官財」( 民代、官僚、財團 ) 的鐵三角關係， 只是台灣青出於藍，再多一層黑道介入金權政治。所謂「政官財」三角關係，是政客向財團要選舉資金， 財團被官方規制企業經營， 官員在國會被政客嚴厲諮詢修理， 而變成政客怕財團， 財團怕官員， 官員怕政客，一種剪刀、石頭、布的三角連鎖關係。 這三角關係在李登輝時代猖獗起來，為了選舉又縱容黑道介入， 即變成台灣政治生態特殊的「黑金政治」。

在兩蔣時代， 財團只需巴結官員，李登輝時代「民主化」之後財團可以用豢養的民代政客，甚至黑道牽制官員。官員在戒嚴時代， 可以無視舉手部隊的民代。 民主化之後必須顧慮民代的喜好。 民代在戒嚴時代唯唯諾諾，民主化之後可趾高氣揚了。特別是在台灣的特殊環境之下，黑道之類還可以經由選舉的程序， 漂白變成民意代表， 吃定財團和威脅白道， 成為「黑金政治」之癌。 於是， 黑道圍標， 官商勾結， 追加預算，層出不窮。高速公路十八標案、台北市捷運\設計不當施工不良案、四汴頭工程弊案、八里污水處理廠弊案等，都是黑白道勾結，浪費公帑而被詬病的例子。

台灣黑道的利害，甚至達到國際化。 1997年7月14日柬甫寨的第二總理韓生說，台灣黑道與第一總理拉那立勾結， 雖然外交部和國防部都加以否定。 23日柬甫寨政府說台灣介入柬甫寨政爭，要求立刻關閉台灣駐柬甫寨的代表處。 29日外交部關閉駐柬甫寨代表處，同時要求柬甫寨也關閉其在台代表處。 因此台灣黑道也可以讓外交丟臉。

法務部長為何一個個丟官？

黑道是屬於法務部管。看看馬英九的法務部長官銜是怎麼丟的？法務部長廖正豪為什麼辭職？城仲模接任法務部長為何短短幾個月又轉任？法務部長如果認真「抓賄選」或「掃黑」，一定會碰上釘子，「抓賄選」「掃黑」無功不打緊，甚至會丟掉官銜。

國民黨政權常信誓旦旦的說要「掃黑」，為什麼都變成「玩假」的呢？ 因為被掃黑者，一旦去向李總統告狀，法務部長就得不到國家元首信任而該辭職了。

民進黨執政後，由陳定南接任法務部長，人民都在期待他有所作為。然而陳定南起初，好像有打老虎的魄力，但是漸漸也是變成雷聲大雨點小，例如對拉法葉艦弊案以及核四電廠佣金問題，似乎都沒有再深入調查的意向。特別是陳水扁總統親自下令成立的尹清楓命案與拉法葉艦弊案特別調查小組，召集人的檢察總長盧仁發，小心翼翼的向陳總統報告，觀察主子的顏色，台灣民眾都在看陳總統說「動搖國本也要辦下去」的話， 如何實踐？

千禧年總統大選， 人民選擇民進黨的阿扁來當總統， 是希望他能徹底解決「黑金政治」， 讓台灣的行政機器不會在黑道、金權治國的陰影下繼續往下沈淪。台灣人民的期待會不會落空呢？


台史公曰：台灣人民並非無知，皆知「民主」為何物，實乃財主、黑道、地方惡勢力為人民之主。蓋民主體制，權力誕生於選票之輸贏。國民黨政權利用地方角頭收買選票，甚至讓黑道漂白來擁護政權，而地方角頭回頭也運\用國民黨謀\利，形成共生關係，共同搞黑金政治，然失去民心甚矣，終至失去政權。民進黨政權豈可重蹈覆轍乎？

李旧苗

第十三章 「主權在民」的騙局？

當代的台灣不流行「三民主義」，而流行「唯我主義」( me-ism )。這個我，不是主體的我 ( I )，而是被動的我 ( me )。信仰唯我主義的「唯我世代 」(me -generation )，關心個人的趣味，並不很關心國家大事。而且個人的趣味，也是隨流行隨風尚在改變。

「唯我主義」的一小例

日本媒體曾經報導台灣，筆名為「小野」的李遠48歲，有大學三年級的兒子李中20歲。談到最近年輕人所關心的，是「自我愛」與朋友。他的兒子對時髦的流行， 身體的裝扮、 肌膚的保養等，相當關心。洗一個臉要花30分鐘，還要用各種乳液。也喜歡電影、電動玩具、個人電腦、網際網路。他們不喜歡厚厚的教科書或專業書籍，而愛看漫畫或戀愛之類的讀物。

這些喜好都很花錢，父母親很難一切供應，年輕人就得自己打工賺錢。譬如當便利超商的店員或餐廳打工，一小時100元，一天就可賺800元。 因此在台灣， 可以看到父母親在一樓吃陽春麵， 孩子在二樓吃昂貴的西餐。

年輕人比較沒有省籍情結，小野的父母是外省人，他自己是台灣出生的第二代， 但已沒有外省人意識。小野的妻子是本省人。現在本省、外省通婚者多的是，早超過省籍恩怨。然而2000年總統大選又挑起省籍意識，什麼「台灣人投給台灣人」。小野的世代還有「中國人」或「台灣人」的煩惱，但是現在年輕人只有「台灣人」意識， 而沒有國家意識（1）。

追求慾望的實現與滿足

相對於過去那種少數社會特權階級「炫耀式消費」的時代， 現代是大眾消費的時代，也是慾望膨脹的時代。特別是冷戰結束而社會主義體制瓦解之後，政治意念的對抗早被經濟繁榮的追求所取代。以西方工業先進國家為典範的「大眾富裕」「大眾消費」生活，成為人類共通的追求目標。追求慾望的實現與滿足，就是現代版「唯我主義」( me-ism )的特徵。 現代青年大部分追求的是個人無限膨脹慾望的滿足，亦即追求唯我主義的實現與滿足。

現代也是視訊媒體的時代。 大眾媒體已經從過去那種以文字( 報章雜誌 ) 與聲音 ( 電台廣播 ) 為主的大眾宣傳， 邁入以電視電腦螢幕為傳播主軸的視訊媒體時代。 由於資訊技術 ( I T ) 具有將真實的事物與幻想的事物同時編織在一個影像螢幕的技巧，可以將「真實的慾望」與「虛幻的慾望」揉雜合一，使慾望得以無限的膨脹。 同時，資訊技術可以將不同時空背景下的事物，不顧歷史性的齊頭並排羅列在單一螢幕上，並加以劃一地比較宣傳。 於是，青年人的思考也就日趨幻想化、簡單化、平面化、乃至非歷史化， 而無法揣摩複雜而巧妙的社會化機制。

缺乏自主性的崇拜偶像

當代視訊媒體經常報導宣傳「贏家」影像，例如張忠謀\或陳水扁的成功，或日本年輕歌星影星的成功，而深深地影響了青年的價值觀、人生觀、以及其所追求的「目標」。青年在「希望成為贏家」的模仿風潮中長大，而慾望民粹主義就是普遍地希望成為贏家的「他」或「她」的慾望。 換言之，這是一種「唯我主義」與「同他（她）主義」( he-ism or she-ism ) 的混合體。因此， 現代青年在追求唯我主義的同時， 也追求著近乎瘋狂的「偶像崇拜」。

然而這種唯我主義與同他(她)主義的交相混合， 本質上只是一種病態的「自戀主義」( narcissism )。蘊含「偶像崇拜」的唯我主義， 在實際上，缺乏主體性意識去對他人關懷， 也不在乎個人與群體之間如何透過相互尊重、溝通、與合作， 來共同形成「公共事物」。 這是一種欠缺公共性， 而又缺乏實質內容， 雖唯我主義而又自戀， 但經濟上不能自立， 政治上不能自主，思想上不能主體，乃是一種「欠缺主體性」的缺陷人。

追求的「變化」沒有方向

這種唯我主義的人，必須在經濟充裕而慾望可以獲得滿足的前提上方能持續， 但在社會上的現實是大多數人的慾望難獲滿足，心裡時常有挫折感。 當慾望難獲得滿足時，異端的青年人即以飆車或放火行為來洩恨。 在這種矛盾心情之下，一般的青年人即「追求變化」來促使慾望獲得滿足，這包括真實的滿足與幻象中的滿足。現代青年所追求的「變化」， 並沒有一定的方向感。 由於追求變化的動因，來自於慾望難獲滿足的不安與自戀的衝動，因而並不是「主體性」的實踐，也不是為改善社會或國家的理想， 而是在缺乏主體性的保守主義心態下， 為變化而求變化。

為個人慾望而自戀， 為變化而求變化， 就是現代青年「慾望民粹主義」的特色。 政治人物即充分地利用現代青年的「慾望民粹主義」，來達其「民主奪權」的目標。利用這些被動而「唯我主義」的青年，渲染「主權在民」的政治口號，因此「主權在民」就墮入一種騙小孩子的騙局。

「主權在民」的騙局

李登輝「主權在民」的大言壯語，內容只是推動總統直選，而在1996年實踐當選總統而已。 然而在其領導執政之下， 台灣並沒有完成西方水準的自由民主體制，僅建構其「台灣民族主義」的模式，利用大選直接訴諸民意的「領袖式民主」。此不但遠離古典西方自由主義的議會民主制、憲政民主制、法制國家的理念， 甚至滲有納粹的「領袖式政治」色彩。 歷史告訴我們，希特勒也是直接訴諸民意而攬權獨裁的。

這是領袖式民主

所謂「領袖式民主」，在戰前盛行一時，不限於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就是蔣介石也有「藍衣社」的仿造品。李登輝在當時日本軍國主義風潮之下，也約略領悟了「領袖式民主」的攬權戰略。因為由每一個人所組成的「人民」， 並不是有主體性積極參與的人民，被動地被驅趕去投票的公民，這是由統治者賦予「國民」的身分，被動員起來表達「贊同」的工具，讓統治者獲得統治的正當性。「國民」是由政府的戶政機關登錄，選票也是由戶政機關作成，投票組織也是由上而下動員作成，在身分上是透過「中華民國」國民的召喚而來。但廣泛的國民，從傳統社會解體出來，在唯我主義意識下缺乏社會的公共性， 欠缺政治的主體性意志， 也沒有給予機會參與政治議題的討論與決定。

李登輝式的所謂「民主」，與早先以脅迫為手段的獨裁體制不同的地方，在於經由「選舉儀式」獲得多數人民的同意，可以解釋說是有強大的「民意」為後盾。 但此「同意」的民主，卻是「領袖式民主」，一種民粹主義式的民主。這是動員「缺乏主體性」的國民，「愛錢至上」的新台灣人，獲得其「同意」而贏得「統治正當性」的一種裝置。

虛假的民主劇本

因此， 在民粹主義下，「主權在民」只是一個虛構，一套虛假的民主劇本，並沒有多大改變兩蔣時代以來的政治權力運\作，仍然是「強人政治」的典範。 雖然， 中國國民黨改貌為台灣國民黨，但國民黨政權仍然不是西方的分權制衡， 多元代議，社會多中心，或自主的民主體制。 只是， 民粹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有曖昧關係，既然能動員人民獲得「統治正當性」，也就炫耀「民主化」在台灣的進展，而李宛如是推行民主的教祖。

於是，台灣的「民粹式民主」， 使人民沈醉於執政者所構築的「假民主」之中， 並且漸漸迷失於統治者所建構的「台灣民族主義」之中。「台灣人投給台灣人」， 就是以省籍、族群作為政治鬥爭的手段，以利用本省人佔七成多數的「民意」，高唱「選舉萬歲」「公民投票」，企圖在台灣島內區分「台灣人」與「外省人」的敵我， 造成「台灣人愛台灣」「外省人會出賣台灣」的政治神話，形成社會對立與族群衝突。這樣凸顯「台灣化」為「民主化」的內涵，如此狹窄的「台灣民族主義」偏見，必然會抑壓真正的「自由」與「民主」。

教主性格的政治領袖

政治的鬥爭團體政黨，本來就有寡頭化的傾向，這叫做「寡頭制的鐵則」（The iron law of oligarchy）。政黨不論如何標榜民主或平等，為了爭奪政權，必須成為戰鬥組織，要有一個核心來領導。政黨組織增大之後，隨著社會的複雜化，更需要領袖的政治技術，以及為政治情報守密，從此政黨分為少數的領導者與多數的被領導者，這就是政黨寡頭化傾向的源由。
有點教主性格的黨魁，為實現「民粹式民主」的政治目的，以為自己個人的號召可以動員民眾層，即以「選舉」來合理化奪權的正當性。教主認為選舉總是需要花錢，既然有黨產與各個財團的強大財力支持，就能強有力地驅使選舉管道， 掌握較多數的民意代表來控制立法， 甚至利用黑道背景的立法委員來維持秩序。 從此，當權者與民眾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而決策落在自私自利的人們手中。

有「領袖式」性格的政治人物，在政權輪替而黨主席也下台之後，如果一直戀棧教主的權位，並有一群人包圍他，供奉他為「台灣之父」，再來還有自稱為「台灣之子」者，時時去拜訪請教教主時，自然有誇大其影響力的作用。但是教主所諄諄善誘的政團，因沒有黨產與財團的財力支持而在選舉破功時，教主的聲望將慘跌，難望有終之美。

代議民主制陷入貪污腐敗深淵

立法院的國會，各項法律案的通過，幾乎都在檯面下派系協商進行。立法委員之間，將認養的法案視為籌碼，互相綁樁，交換利益。利益談不妥，立法就停滯，法案審議不前。更有財團把立法院休會前的一段時間，視為法案大清倉，一個混水摸魚過關的大好時機，致使代議民主制陷入貪污腐敗的深淵。這樣的立法過程又如何說是代表主權者的民意呢？

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行政權集中於總統，各個官員顯得無能只仰望長官做事，立法權落入豬仔議員手中，司法權一直讓人民覺得不公正。統治者全體對國防、財經、失業等政治難題，都沒有解決的辦法，只知迎合財團或利益團體的要求，任由「民意代表」活躍決定。民主政治變成政客以「民意代表」謀\利，以及政黨滿足其支配欲與權力慾的工具， 自然引起人民對政治的不信任，終究懷疑起「主權在民」是一個騙局。

如果往好處看，戰後台灣的經濟發展，逐漸形成一股社會力量，變成相互制衡的多元社會。 人民的識字率、教育程度很高，而且群體中的個人彼此間，開始體會「利害與共」「相互歸屬」的意識。現在，加上資訊科技發達，每一個網友都可以經由網際網路，針對公共事務發言，不必花太多錢，就能把意見傳播給廣大的讀者群，而形成「網路論壇」，頻繁的討論和辯論，再進一步形成公共輿論的「網路民主」風氣。 以此基礎大家來構築一共同規範，構思網路直接投票， 以網路直接民主方式，取代「代議民主制」的立法院。


台史公曰：以拉丁美洲為例，雖贏得獨立而一切停滯不前， 政治不安， 經濟落後， 社會混亂， 實乃「民粹主義」作祟也。 朝野政客，為謀\私利私欲，善於利用「民氣」， 動輒直接訴諸「民意」。 然貧困之民意，只欲「變化」， 又無一定之方向， 遂由政治野心者帶領，迷失於街頭群眾之狂熱。 民眾雖略知「主權在民」為騙局， 然無法避免陷入衰敗之命運\，亦可悲矣！。

（1）「陳水扁新世代power」，『AERA』（東京），2000.4.10， 頁30。

李旧苗

第十四章 李總統訪美得失帳

戰後是美國霸權的時代。在亞洲，50年代有韓戰、60年代有越戰，蔣介石就利用美國霸權在亞洲反共參戰的時機，成為美日為軸心的反共黃金時代的中心人物。雖然是小小的台灣，蔣介石非常善於利用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與日本反共政治家岸信介、佐藤榮作之流的反共心態，因之台灣才能成為亞洲的反共保壘，在聯合國成為舉足輕重的一員。

但是70年代， 世界霸權的美國與中國接近，台灣即與日本、美國斷交，才由接班的蔣經國來支撐外交苦難的時期。在80年代蔣經國支配下的台灣，配合美國的意思推行經濟自由化和國際化，台灣變成海外投資的樂園（加工區），也讓台灣經濟逐漸輝煌騰達；而在80年代後期，台灣又遵照美國的意思推行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並由李登輝接班。1990年11月台灣總統李登輝獲得美國康乃爾大學傑出校友獎，其後歷經約五年時間活動，苦心地寫下95年5月以「傑出校友」身分訪問康乃爾大學的劇本。

台灣必須靠美國的保護傘

台灣在國際上以「中華民國」稱呼存在，無論如何，必須靠美國的保護傘，如果沒有美國的保護傘，台灣不用說，就是日本的政治也不能安定。即使是「自衛」， 台北和東京都必須向美國購買武器。但是日本向美國購買的，都是尖端科技的武器，可以提升其戰鬥力和戰鬥潛力，其採購單可以由日本作主，然而台灣的採購清單則由美國作主，完全為美國單方的利益考慮。同樣的台灣外交，說要擴展國際空間，無論是加入聯合國或任何國際組織，都要看美國的臉色，必須獲得美國外交政策的支持，台灣在外交戰線上的挫敗，也往往受美國改變對台政策的影響。

美國是一個典型的三權分立制衡的國家，而決定外交政策的就是行政機關的國務院和立法機關的國會。台灣對美國國務院使不上力， 就用金錢來買通美國國會的議員。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派遣「特別採購團」到美國各州，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中的參議員來自那州，再看他們的發言內容對台灣有利者為優先，發言不利的行程擺在後面(1)。

1993年4月，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阿拉斯加州參議員穆考斯基 (Frank Murkowski ) 修正案，允許增加對中華民國的防衛性武器銷售，認定「台灣關係法」的效力優於1982年的中美「聯合公報」。 翌1994年2月，參議院以92對8票通過「國務院授權法案」，確立台灣關係法中有關對台灣防衛性武器軍售部分，與1982年中美聯合公報的相關部分。然而國務卿克里斯多福 (Warren Christopher )，強烈反對台灣關係法優於中美聯合公報的條款。在參眾兩院斡旋下，決定讓步將穆考斯基修正案改為不具拘束力的「國會意願」形式通過， 並得柯林頓總統在5月1日簽署生效。

國務院為顧及中美關係的緊張與惡化，隨即發表聲明說穆考斯基修正案不具拘束力，而令讓步的參議員大為不悅。5月4日李總統在訪問中美洲途中，專機抵達夏威夷美國空軍基地，原擬在夏威夷過境一夜，但美國政府顧慮中國抗議，而只允許專機短暫停留加油，李總統為表示不滿乃未下機，在機上接見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白樂崎(Nat Bellocchi)， 告以台美關係不應受第三者影響。

卡西迪公關公司的運\作

李總統未下機之事傳開，美國媒體如華盛頓郵報、芝加哥論壇報，抨擊柯林頓政府失策。5月18日阿拉斯加州參議員穆考斯基與科羅拉多州參議員布朗，宣佈邀請李總統訪問阿拉斯加州與科羅拉多州。然而國務院仍然表示，邀請李總統訪美，不符合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和華府與台北的非官方性質。於是劉泰英全權主導的台灣綜合研究院，透過卡西迪公關公司(Cassidy Companies Inc.)為李總統訪美鋪路的遊說活動發酵。

台綜院在1994年與卡西迪公司簽訂合約，一年150萬，三年450萬美元。 卡西迪的公關業務相當不錯，先搜集有關資料，瞭解國會議員背景、思想與過去推動的政策，然後才接觸、遊說，而有很好的公關活動效果 5月20日美國七十六位參議員聯名寫信，邀請李總統訪美，國務院仍重申一個中國政策以及美國與台灣只有非官方關係。8月11日美國三十七位眾議員致函李總統，邀請他訪問美國。然而國務院僅檢討對台政策，同意「北美事務協調會駐美辦事處」改為「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並對台灣總統過境美國時給予適當禮遇。10月6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修改「移民與國籍技術法」，允許台灣總統及其他高層人員訪美，翌日美國眾議院也通過同法條款。卡西迪的公關活動，讓李總統訪美懷抱起希望。

1995年2月3日美國新任眾議院議長金瑞契(Newt Gingrich)，表示支持李總統訪美，然而國務院主管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羅德表示反對李總統訪美，僅同意李總統過境停留。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也表示，李總統訪美一事在今年 (1995年)不會發生。2月10日，民進黨立委許國泰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指出美國參議員穆考斯基所發起「邀請李總統訪美連署」，是我方以百萬美元委託卡西迪公關公司運\作。台灣當局以金錢雇用卡西迪為李總統訪美對美遊說之事在國內逐漸曝光，被遊說的美國國會議員贊成李訪美，而國務院官員反對之。

美國國會逼行政部門

3月6日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提出共同決議案，要求柯林頓總統准許李總統訪美。 3月22日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通過兩項決議文， 要求行政部門同意李總統訪美， 以及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3月27日康乃爾大學校長羅茲証實，由於美國國務院堅不同意，李總統將無法在六月中旬返回母校，他並認為主要壓力來自中國。

4月1日李總統訪問中東的約旦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但以色列要求延期訪問。 此次李總統的中東行四天，劉泰英也隨行，並居間促成訪問。 4月4日李總統在結束中東訪問返國記者會上表示：「中華民國必須走出去」。

4月5日美國眾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一致通過決議，要求柯林頓政府歡迎李總統到美國作「私人訪問」。 4月10日康乃爾大學校長抵達台灣訪問，並親自邀請李總統訪問母校。康乃爾大學稱「李登輝由友人」的台灣捐款人，捐了250萬美元給康大設置李登輝世界事務講座教授（2）。然而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在4月17日與中共外長錢其琛於紐約會面時，仍保證國務院不會同意李總統訪美的堅定立場，但加一句國務院立場並未能得到美國國會的諒解。

5月2日美國眾議院以396比0票通過決議案，促請柯林頓政府同意李總統來美「私人訪問」。翌5月3日美國國務院再次表示，李總統訪美是不可能的。5月9日美國參議院以97比1通過決議案，邀請李總統以「私人身分」訪問康乃爾大學，並敦促柯林頓政府儘速達成這項訪問。翌5月10日美國國務院再次重申，李總統只能過境，不能訪美。劉泰英表示，卡西迪公關公司的運\作是國會與媒體雙管齊下，讓全美200多個媒體發表社論，支持李總統訪美。 5月10日華盛頓郵報社論表示支持李總統訪美，13日紐約時報發表社論支持李總統訪美。

國務院同意以「私人身分」訪美

在參眾兩院排山倒海似地一連串邀請李登輝訪美決議案以及媒體輿論壓力之下， 5月22日美國國務院正式宣佈李總統將在六月以「私人身分」訪問康大。 翌日，中國外交部抗議李登輝訪美， 指責美國明目張膽地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 5月25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沈國放再次向美國提出強烈抗議，表示中國已決定終止解放軍空軍代表團與國務委員李貴鮮的訪美計劃， 而中斷中美間飛彈關連技術輸出規制 ( MTCR ) 和核能合作的專家協議。 5月31日， 日本媒體報導，中國已試射一種新型東風三十一型洲際飛彈，其射程可涵蓋英國倫敦與美國洛杉磯，但美國國務院對中國試射洲際飛彈的報導反應謹慎，不認為與李總統訪美一事有關。6月2日，美國總統柯林頓通知國會 繼續給中國最惠國( MFN )待遇。

6月7日李總統正式展開訪美行程， 李總統並在中常會上表示，「要面對現實， 向不可能挑戰」。 6月8日，李總統抵達美國洛杉磯， 在接見僑胞代表時說， 訪美過程好像登陸月球一樣艱辛。 我駐美代表魯肇忠表示， 李總統原定的中外記者會， 因行程緊湊將被迫取消， 改為新聞簡報。 康乃爾大學校長羅茲(Frank Rhodes)透露， 美國國務院要求康乃爾大學接待李總統，「不掛國旗， 不用國號， 不稱總統」的原則，但羅茲表示仍稱李登輝為「李總統」。當日，李總統抵達雪城與康乃爾大學， 參議員穆考斯基、赫姆斯(Jesse Helms)、戴馬托(Al Damato)三位在雪城接機。

6月9日李總統在康乃爾大學歐林講座發表「民之所欲， 長在我心」( Always in My Heart ) 的英文演講。審視李的講稿， 使用「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台灣」或ROC達18次之多。美國邀請李總統以「私人身分」訪問康乃爾大學，而李總統在演講中以「中華民國在台灣」， 突顯台灣政治實體以「中華民國」存在，並且強調台灣在和平政治改革和經濟發展的「台灣經驗」， 在亞太地區和世界和平有極深的含義，期盼兩國之間加強互利關係。如此李登輝的「私人訪問」變成「中華民國總統」在美國的演講，經由各國媒體傳播到美國、中國大陸、台灣，以及其他世界各地，以達到台灣問題國際化的目的。當天，國際媒體大幅報導李總統訪美之行，咸認為這是突破中共外交封鎖的一大政治突破。

惹起大學校園的紛爭

然而， 李總統訪問母校也引起康乃爾大學校園的政治紛爭。 該大學有台灣留學生224人，中國大陸留學生179人。大陸籍研究員向學校當局寫信，說康乃爾大學與中國有良好關係，李氏的訪問為「非政治行事」的私人訪問，如果不妥當處理，將會引起複雜的政治問題，招來嚴重的後果。另外中國大陸學生代表六人， 向學校當局詢問「非政治行事」的內容。 李總統取消在大學內的記者會，其實是大學內外的壓力所致。在康大李總統演講的會場前，有中國大陸留學生約一百人持「總統訪美製造兩個中國」的布條，另外有台灣獨立派約三百人持「一個台灣、一個中國」的布條對立。有的大陸留學生持「歡迎李登輝到北京私人訪問」的標示牌，而台灣獨立派則以「中國共產黨從未統治過台灣」對抗。在李總統演講前後，雙方對立約三小時，但沒有很大的騷亂(3)。

李登輝訪美的利益

看看李登輝訪美有什麼利益？ 當5月19日美國總統同意李登輝以私人身分訪問康大， 並由國務院通知我駐美代表魯肇忠當時， 李登輝的民調支持率為78%。 6月12日李登輝訪美返國舉行記者會後，其民調支持率昇高為83%。短短不到一個月，民調上升了五個百分點，對其在翌年的競選總統當然是有所助益的。

6月19日美國的『時代週刊』評論李登輝訪美，雖然說沒有得到一國元首的正式待遇，但這是美國1979年與台灣斷交以來，台灣獲得的最重要外交勝利。 英國的『金融時報』如此描述李登輝：「他領導台灣人民勇敢地對抗中共飛彈威脅。」 島內的民進黨，也稱讚李總統讓國際社會重新認識台灣的主權問題。當時的台北市長陳水扁，也表明這是超越黨派的全國民眾一致地突破外交困境。

有其利必有其害

但天下事盈虧消長難料，有其利必有其害，中國的強烈反彈開始發酵。首先中共召回其駐美大使李道豫，終止中美高層互訪等行動，迫使美國保証不再同意台灣首腦訪美，美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 美國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其次中共中斷海峽兩岸間的對話和協商，6月16日大陸海協會來函，推延第二次辜汪會談， 6月30日大陸海協會再以電話告知海基會， 延遲第四次焦唐會談。

7月18日中共新華社宣佈，解放軍將在7月21日起一連八天，向東海公海域， 即彭佳嶼東北東90公里附近海域，進行飛彈發射演習。翌1996年3月， 台灣的總統大選期間，中國解放軍再進行飛彈發射演習以及陸海空三軍的聯合軍事演習。但是這反而引起台灣島內選民的「敵愾同仇」， 而讓李順利當選總統。可見「元首外交」的操作，對內有提高「民粹」熱情的好處，但對外說不定會引起難以估計的負面影響。

97年10月下旬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美，約定兩國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關於台灣問題，敦促兩岸再開對話，並警戒民主進步黨的「輕舉妄動」。

1998年6月22日，國民黨的掌櫃劉泰英透露，由美國俄亥俄州民主黨籍眾議員崔菲肯特(James Traficant)主導，共有一百五十二位眾議員聯名上書，要求柯林頓取消北京之行的提案，這次也是卡西迪公關公司扮演重要的遊說角色。然而對美國的「金錢公關外交」， 終究還是擋不住美國總統願意去中國大陸訪問。

美國的「三不」政策

一九九八年六月下旬，柯林頓總統訪問中國大陸，公開的表示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是「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加入由主權國家所組成的國際組織。美國的此「三不」政策，成為此後美國的對台主要方針。這就是李登輝訪美的負面損失。

2000年3月，國民黨在總統大選失利，3月30日劉泰英交卸國民黨黨管會主委。 2001年6月27日李登輝再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這一次捐款宣布成立「李登輝科學研究中心」。依政府統計，台灣有12萬戶家庭繳不起孩子的學費，很多學童沒有午餐吃，大學也沒有好的研究設備，然而李登輝卻捐款給世界最富有的美國大學。從捐款的去向來看，李登輝是愛美國甚於愛台灣，不然就是很愛自己的虛名了。

李總統訪美之利弊得失，可以蓋棺定論矣。


台史公曰 : 李登輝強硬訪美得逞， 代價頗高，得失帳尚難估計矣。李以為自己出訪美國，必提高台灣於國際上之能見度，實乃提昇自己之知名度而已，對台灣人的尊嚴又有何貢獻？ 李不知「天道虧盈而益謙」之道理，只知勝而不知負， 然勝負之數， 未可逆料也。

（1）蕭全政，『政治與經濟的整合』，台北：桂冠，1988， p.154-156。
（2）James H. Mann, Aba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Alfred A. Knopf ,1988, pp.315-338.
（3）朝日新聞， 1995.6.10。
（4）TIME 1995，6，19。

李旧苗

第十五章 「務實外交」or「金錢外交」？
蔣介石對內可稱為獨裁者，對外則是傑出的國際外交家。如果誇大一點，他是二十世紀，甚至是曠古稀有的「國際詐欺師」。想想，他在1949年就丟掉了中國大陸，屈居於台灣島，然而可以讓全世界的國際組織承認，「中華民國才是中國」。這樣台灣代表全中國，到1971年「退出」聯合國，共達二十多年之久，這真是不簡單。騙世界列強一年或兩年或許可以，騙二十多年真是不容易啊！

這宛如「國王的新衣裳」故事，詐欺師對赤裸裸沒穿衣服的國王說，沒有慧根的人看不到新衣裳。在台灣的總統並不統治中國大陸，但是台灣有中國35省的代表，中國大陸的共產黨就要垮啦，中華民國才是中國，台灣代表全中國，這樣連續欺騙世界各國二十多年，列強也真是沒有慧根。

當然，蔣介石能成為了不起的「國際詐欺師」，背後還有蔣介石夫人等一群外交官的努力奮鬥。然而時移世換，即使配合美國的「反共」政策，也碰到世局的轉變，連「反共」的大本家美國，從1979年元旦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中國」

李總統時代的「務實外交」，如果是指遮斷兩蔣時代的「反共國策」外交的話，的確也有其時代意義。 李總統就任總統的那一年， 即1988年10月17日， 更迭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 沈繼承兩蔣時代的「反共國策」衣缽， 擔任過兩任外交部長， 乃台灣外交界之藏鏡人。 此外交界的「教父」下台之後，李總統即以「沒有聲音」的政治大學教授李元簇替代， 這是李總統展開「務實外交」的極重要前置作業。 10月30日民進黨主席由黃信介就任， 李總統不論內政或外交， 將可以得到在野黨的很好配合。

「務實外交」的重點在總統出遊

1989年1月就任總統一年之後，李登輝提出「務實外交」的理念。2月19日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訪台拜見李登輝，李‧李相敬如賓，於是李總統獲得第一次出國訪問的機會，從3月６日到9日，李總統伉儷回訪新加坡四天。新加坡跟台灣沒有邦交，而新加坡政府稱李登輝為「從台灣來的總統」，給予「國家元首」級的禮遇。李對於新加坡不稱呼「中華民國總統」，表示「雖不滿意， 但可以接受」。心想沒有邦交也沒有關係，只要務實些自已獲得「國家元首」禮遇，那麼管他是「中華民國」或「台灣」，都沒有什麼關係了。無論「中華民國」或「台灣」，他都是「國家元首」， 反正以國家元首出國，他即可享受外交禮遇。

李登輝訪問新加坡回來之後，6月3日在國民黨13屆2中全會上，提出「立足台灣、放眼大陸、胸懷全中國」的原則，並提出推進「務實外交」宣言。從此， 李即處心積慮地設法展開務實外交，其最重要的核心策略就是「元首外交」。他是台灣的總統，認為只要他走出去，就是台灣走出去。 然而李總統再得機會走出去， 要等五年以後。

台韓斷交，為何台韓一直不復航？

韓國政府在1990年代推行「北方政策」，1992年8月22日，韓國宣布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進行建交，台北當局立即宣布韓國與中共建交之日起，即與韓國斷交。24日韓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台灣即與韓國斷交。 韓國在政治上是欲經由北京向北韓尋求溝通，在經濟上也是對中國大陸的市場有所需求。韓國的外交可謂務實的，然而對台灣來說， 韓國是亞洲中的最後一個邦交國，台灣與韓國斷交的話，從此台灣在亞洲地域也就沒有邦交國了。

台灣為了報復，9月15日起封閉台北與漢城之間的航線。台韓之間本來有航約協定，但終止外交關係之後台灣當局也就結束航約協定，斷然斷航。直到1995年3月台韓才舉行多次恢復航權的諮商會議，但觸及航約內容時，韓國因為承認中國為唯一合法政府，不同意「領土」「主權」等字眼出現於航約，無法對中國交代。另外在復航談判上，台灣主張「先恢復部長級會議，後談復航」，而韓國則主張「先復航，將有助於恢復韓台部長級經濟會議」，台灣想藉著航約談判，與韓國建立官方關係，來突破台韓間的外交現狀。國民黨政府為此一直未能如意達成復航，換了民進黨政權了，還請韓國前總統金泳三來台，與陳總統會談，但台韓復航之事仍然沒得到解決，台灣的外交，怎麼個務實法？

「南向政策」在於反制中國？

東北亞的邦交全軍覆沒之後，李總統在1994年1月改提出「南向政策」來牽制台商往大陸「西進」，並且企圖以經濟來換取政治的外交目的，在亞洲尋找非邦交國，展開其「元首外交」。在檯面上，「南向政策」說是要利用台灣的經濟力，來推展與東南亞國家的經貿關係，但骨子裡，是一種反制中國的「反中國」策，目的在阻止台商往大陸投資而增長中共的實力。從此可見，李總統的「反共」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東協各國在政治上的立場是嚴守中立，在經濟上是吸取資金和技術，因此對台灣「南向政策」的回應，一直是政經分離。在經濟上謀\求台灣資金，政治上持守「一個中國」，不肯對台北有任何政治承諾。

2月李總統訪問菲律賓、印尼、泰國三國，率領外交部長錢復、經濟建設委員會主委蕭萬長等重要官員，以及其他民間財經界人士，共達40多人浩浩蕩蕩隨行， 名目是要支援菲律賓、印尼地域開發援助，以及展開對泰國的投資。

李總統雖然與菲律賓總統羅慕斯(Fidel V. Ramos)、印尼總統蘇哈托(Suharto)、和泰皇蒲美蓬(King Bhumibo Adulyadej)會面，各國也都給予李總統宛如「國賓」那樣的不錯待遇，但都被冠以「渡假」之名，變成私人性質的見面。台北的說詞是要打破北京的外交包圍網而稱「破冰之旅」，但是結果如何呢？台灣欲透過東協的幫助加入亞太區域性組織的希望落空，不但該年7月召開的東協年會未邀台灣參加，年底的高峰會亦未邀請李總統與會。

南向政策為何失敗？

南向政策的失敗，在於過份的政治化而缺乏經濟上的評估，憑恃台灣官方與黨方的資金，而最後沒能得到民間企業的響應與支持。最關鍵處，就是沒有好好地評估東南亞「人力資源」的狀態。的確東南亞在1980、1990年代的經濟高成長， 是以外來的投資與出口為主要導因，但是東南亞在「人力資源」的儲存量以及運\用方面，不及中國大陸的沿海各地。自從中國抬頭競爭之後，其「人力資源」的吸引力， 奪走了很多外資的去向，台商最後選擇將資金轉往中國大陸去，而使東南亞相對地沈淪。

以黨財力支援李登輝元首外交

且說外交政策的推行， 都要有相當的工作費或稱活動費， 如果沒有經費配合， 政策也就落空。李登輝推動「元首外交」的成功，除了有國家經費之外，還有充裕的國民黨資金配合。李登輝發動此「渡假外交」外交之前，成立一個「台灣綜合研究院」( Taiwan Research Institute )，在美國人士眼裡是一個很奇特的新機構，由其親信劉泰英主持。劉因兼任國民黨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而國民黨有30多億美元的資產，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政治組織之一， 這也表示乃由國民黨出資，以黨的財力輔助推動李登輝的外交攻勢。第一個動作就是在印尼總統蘇哈扥答應與李登輝見面之後，帶動台灣對印尼的投資。其後蘇哈托總統下台，被控多項貪污罪名。務實外交的結果，竟是如此。

1994年5月4日起， 李總統靠其掌控充裕的援助資金，又得機會訪問中美洲友邦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並轉赴南非參加新任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就任典禮，還順道訪問史瓦濟蘭王國。李此次出國，在途中過境美國夏威夷時， 遭遇美方不准入境的難堪。從此李登輝即一股作氣，全力推展總統訪美的「打開美國門戶」外交。

1995年4月，李總統訪問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與約旦，並登臨以色列與約旦邊境的西奈山，這是摩西（Moseh）傳授「十誡」的地方，從此遠眺以色列，只因以色列不給入境簽證。但是以色列對美國的「遊說外交」，可數世界一流，乃是李心目中所最羨慕學習的。然而，李總統一心嚮往日本，而對日施展的「遊說外交」，一直總是吃癟， 94年10月在廣島舉行的亞運\會，95年11月在大阪舉行的APEC會議，無論如何費力氣運\作，李登輝都吃了閉門羹。日本去不成， 則像美國這樣的完全資本主義國家，才是「金錢一到， 何事不成」。 如果美國去得成，心想日本也就可以去成了。

台灣「金錢外交」的公開紀錄

依在李總統時代的部分公開記錄， 台灣當局於1993年捐款給北卡羅萊納州參議員赫姆斯 ( Jesse Helms ) 所設立的赫姆斯中心225，000美元。蔣經國基金會捐款1500萬美元給柏克萊大學設立蔣經國紀念圖書館。又捐款200萬美元給馬利蘭大學酬庸李潔明（James Lilley）設立全球華人事務中心 ( Institute of Global Chinese Affairs )。1994年底以台灣康乃爾大學校友的名義捐給康乃爾大學250萬美元，成立李登輝世界事務講座。

李登輝的對美「金錢外交」，也是由劉泰英國民黨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全權主導，他可以超越正式的外交機關管道，直接付錢給美國的公關公司，遊說美國國會的政客，而讓外交部非常感冒。1994年6月，台灣綜合研究院與美國卡西迪公關公司簽訂每年150萬美元，三年450萬美元的合約。以金錢遊說美國外交，這就是對美「務實外交」的實體。1997年6月，台灣綜合研究院再與卡西迪簽約，也是每年150萬美元，為期三年，但每年檢討契約， 可以加碼算錢。1998年6月，劉泰英認定卡西迪能夠動員152眾議員，聯名要求柯林頓總統取消訪問北京，願意加碼以165萬美元與卡西迪續訂一年合約。但是對美國國會議員遊說的這種作法，也可以說是以金錢干涉他國的外交，難怪激起美國行政部門的的不滿，結果柯林頓總統還是照樣訪問北京。

美國大選也傳出政治獻金疑案

1996年美國總統大選，台灣也涉入政治獻金疑案。1996年10月17日『華爾街日報』和『洛杉磯時報』報導，星雲法師所領導的西來寺募款餐會，共募集給民主黨副總統高爾競選資金14萬美元，其中西來寺捐了10萬美元，印尼華僑「力寶集團」少東李白等人捐4萬美元。依照美國法律，寺廟和教堂屬非營利組織， 不能政治捐款。

1996年10月28日的『亞洲周刊』報導，柯林頓前任特別助理密道頓(Mark E. Middleton)於一年前8月來台訪問劉泰英，表示利用卡西迪的管道不通，願意提供直通白宮的管道， 劉則表示願意提供柯林頓競選資金1500萬美元。對此報導， 劉泰英宣稱要控告亞洲周刊，表示絕無提及獻金，此事乃某陳姓商人挾怨報復。 而總統府辦公室主任蘇志誠\向媒體透露，某陳姓商人即「領導公關」總經理陳朝平。劉泰英對陳朝平的誹謗官司，最後判決陳朝平無罪。

無論劉泰英是否曾向密道頓提出1500萬美元獻金，此一訊息均加深美國朝野對台灣「金錢外交」的印象。劉泰英運\用卡西迪公關公司對美國國會遊說，原本已造成美國國務院對台灣的不滿，此次又傳出劉泰英獻金1500萬美元給民主黨， 大選後雖然由民主黨柯林頓連任總統，但國會多數卻由共和黨掌控，台灣「金錢外交」的利弊得失，在這裡也甚難逆料。

台灣斷交頻仍

台灣於一九九○年與沙烏地阿拉伯斷交， 九二年與韓國斷交。因此，九五年六月李總統訪美成功，也可說是外交上的一大成功。然而北京卻隨即以飛彈演習， 降低其「元首外交」成功的氣焰，但是其訪美對國內總統大選，的確獲得「民粹」熱烈鼓掌的選利。

97年9月４日，李總統出席巴拿馬運\河世界會議，並歷訪巴拿馬、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巴拉圭的中南美邦交國。由於中國的施加壓力，致使出席該會議的各國代表團規模縮減，並迫使海運\相關人士取消會議，讓巴拿馬運\河世界會議遜色。

回顧台灣與中南美˙加勒比海各國的關係，皆以維持邦交為條件給予經濟與軍事的援助，而經濟面的「外交援助」雖能在某種程度穩住中南美各國的邦交，但是其代價也不貲。以李總統最後一次的「太平之旅」為例，除專用飛機等出訪費用之外， 在巴拿馬加工區建設的中小企業貸款先付出5600萬美元，再追加5000萬美元。宏都拉斯工業發展1500萬美元，薩爾瓦多工業區另議，中美洲五國經濟貿易發展基金2億4000萬美元，巴拉圭贈援179萬美元，貸款2000萬美元（1）。 從此亦可見台灣推展「金錢外交」如何花錢的一斑。

「邦交國」到底是什麼樣子？

中南美的邦交國，跟台灣隔得很遠，民眾不必說就是大學也很少學西班牙語的， 政府也沒有教導民眾瞭解中南美國家的文化或傳統，民眾根本搞不清楚中南美或非洲有哪些邦交國？這些國家到底是什麼樣子？而邦交國又變來變去， 好像只是當局者「打腫臉充胖子」的政治工具。

李總統訪問中南美或非洲的邦交國，除了花國民的一大把稅金，自己出出風頭之外，還有什麼成果呢？總統出國訪問，跟這些邦交國訂立什麼有利的條約或協定嗎？這些邦交國有沒有留學生來台留學？有沒有跟我們的大學締結姊妹校？有沒有什麼合唱團來台表演？這樣沒有國民來往的外交怎麼稱「國民外交」？只元首風風光光旅遊的「元首外交」有什麼意思？ 我們援助的錢用在哪裡？還有到底有沒有人拿回扣？這樣與民眾脫節的外交，又隱藏什麼污點呢？ 在民主化的台灣，外交為什麼可以這樣不民主呢？

中國vs.台灣，對美遊說金的比較

以對美國的遊說金額來說，1997年7月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估計，中國非法的對美選舉獻金不到10萬美元，加上其合法的遊說金額達32萬7千美元， 尚排不進前十大對美遊說國之內。台灣則排名為第五大對美遊說國，共計421萬7千美元，其中政府為143萬1千美元，其他為278萬6千美元，包括台灣綜合研究院付給卡西迪250萬美元。卡西迪在1996年遊說美國36名國會議員。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僱用了8個公司遊說，共花了92萬美元。依97年11月11日朝日新聞的報導， 在97年間訪台的美國現職參院議員有55人， 眾院議員122人， 州長8人。柯林頓在阿肯色州長時代， 也四次訪問過台灣。

台灣的「金錢外交」有時奏效，有時並不一定有效 一九九七年以來，建交與斷交頻仍。九七年建交的有聖多美普林西比亞、查德二國， 斷交的是剛建交不久的聖多美普林西比亞、巴哈馬、聖露西亞三國。九八年只見曼德拉先前保証「邦誼不變」的南非，以及中非、幾內亞比索三國斷交。

三億美元援助馬其頓

九九年「金錢外交」膨脹，1月27日外交部宣佈與歐洲巴爾幹半島的馬其頓共和國建交。馬其頓面積2萬5713平方公里，人口200萬人不及台灣人口的十分之一。 台灣與馬其頓建交的代價，當時甚至傳說達10億美元。然而馬其頓總統格力葛羅夫反對與台灣建交，因為中國對聯合國駐馬其頓的和平維持部隊的延期駐留發動否決權(2)。

為了打破台灣在歐洲無邦交國的紀錄(梵第岡教廷例外)， 李總統是相當煞費苦心。 1999年6月7日李總統舉行記者會， 宣佈政府將提供三億美元援助馬其頓北方的戰區科索沃。 當時美國對科索沃的援助也不過是1億美元，英國是6400萬美元，日本是860萬美元，台灣的大手筆立刻引起國際震撼。

外交部長胡志強原本只預定二千萬美元的援助，想不到總統躍升援助費為三億美元，讓外長尷尬不已。三個月後的9月23日台灣發生大地震，災民窮困潦倒而怨嘆，三億美元的大手筆援助約等於台幣100億元，政府有錢援助遙遠的科索沃難民，卻無法救助自己的災民。

總統獨斷地決定「金錢援助」而與馬其頓建交，但建交二年多來鄭博久大使始終無法向馬其頓總統遞交到任國書。2001年5月18日，馬其頓宣布與中國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隨即台北宣布與馬其頓斷交，並同時停止1億6千萬美元的經援計畫，從此亦可見台灣外交領導者的浮誇、虛矯、不務實。人民為什麼可以忍受這樣不務實的政府？ 這樣凱子的金錢外交？ 國家是「必要之惡」嗎？ 以國家建交之名欺詐，才是真正的罪惡。

申請加入聯合國「務實」嗎?

至於台灣申請加入聯合國是「務實外交」嗎？ 自一九九三年起，每年都有台北提供金錢援助的友好國，向聯合國大會總務委員會提案，替台灣說要加入聯合國，但到2000年為止已經第八次遭受否決，從未被列入聯大議程。中國和俄國反對不用說，現在連美、英、法在內的聯合國五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再度全部發言反對或表明不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案，在2000年總共有四十七國發言反對。現在民進黨執政改口說，從2001年起台灣努力的目標，成為聯合國的觀察員。台灣要加入聯合國，連門都沒有，又如何務實呢？

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大使海斯，於千禧年9月7日代表華府發言，重申美國一向支持「一個中國」政策，此政策建立在「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所謂「三公報」的基礎上， 並有「台灣關係法」規範對台關係，另外有「三個支柱」： 即”一個中國”，”兩岸對話”，”和平解決歧見”。 9月8日的柯江會談，美國總統柯林頓表示，美國一定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並敦促兩岸恢復會談，和平解決歧異。

美國敦促兩岸重啟對話， 然而陳水扁上台後， 仍沿襲李政權的「元首外交」， 花了兩億美元的「跨洲之旅」。 而陳總統剛訪問的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以及副總統呂秀蓮隨即訪問的瓜地馬拉等友邦，卻沒有為台灣參與聯合國提案連署， 更不要說為台北發言了。可見「元首外交」除了花人民的血汗錢，提高總統個人的名聲之外，對一般老百姓又有什麼效用呢？桃芝颱風肆虐台灣，政府沒錢救災，社會上又傳出繳不出房租，爸爸勒死兒女後自殺的。政府官員又要出訪友邦，窮百姓聽了真是難過。

「跨洲之旅」的花費多少？

陳水扁就任總統不到三個月的「跨洲之旅」，從8月13日起13天，以「鴻祥專案」之名，乘專機有隨行人員、醫療人員、財經界人士、媒體人士總共200多名，浩浩蕩蕩訪問中美洲三國多明尼加、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 以及非洲三國甘比亞、布吉納法索、查德六國，蹈襲李總統的「金錢外交」。 據報紙報導， 對多明尼加同意給480萬美元的援助， 尼加拉瓜外相說要1億元的援助，而駐尼加拉瓜大使蔡德三給陳水扁的機密報告，揭露尼加拉瓜總統的貪污腐敗，對哥斯大黎加也同意給1500萬美元的經濟援助，「元首外交」真是慷慨，慷老百姓稅金的慨。從前民進黨批評國民黨政權搞「金錢外交」， 然而陳水扁接掌政權之後， 還不是依樣畫葫蘆地搞「金錢外交」？

如果「金錢外交」不好搞，新政權就創新搞「草地外交」的玩意兒。2001年3月，陳水扁總統接待非洲布吉納法索總統以及多明尼加總統，打破應在首都台北接見的國際禮貌，改由高雄市與宜蘭市接待，並邀請當地的村里長參加。這是拿他國的總統來搞「政治地方化」的極致，完全以地方選票的考量來辦外交，而不顧國際慣例的外交大笑話。

外交機密費六十五億六千餘萬元幹什麼用？

在唐飛院長時，外交部2001年度 ( 民國九十年度 ) 機密預算送達立法院， 共計六十五億六千餘萬元，內分「國際事務活動」四十九億四千八百餘萬元，其中推動參與聯合國工作為三千六百多萬元 另一項為「對外貸款利息差額補貼」十六億一千餘萬元。通常對友邦貸款優惠利率為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以此估算十六億餘元的利息差額，台灣目前至少有五百億元以上的援外金額存在。

國際事務活動費也是變相的金錢援外費

其實「國際事務活動」也是變相的金錢援外費用，例如支持某些友邦國家的特定政黨或候選人，提供某邦交國王室的鎮暴裝備， 協助邦交國機場的整建工程， 雇用當地公關公司進行外交突破等等，這些都算「金錢外交」的變種吧。常以「外交」之名花大筆錢，人民根本不知道這種「金錢外交」有何用處？也不知道「外交援助」有多少回扣？一切以「國家安全」「國家機密」欺騙人民，奪人民知的權利。 在國內進行「掃黑」之際， 在國際上花大筆人民血汗錢更應該「掃黑」， 此即「外交掃黑」也。


台史公曰 :金錢外交乃「賄交」， 其籌碼實國民之稅金也。 揮霍無度， 對得起國民乎？ 國內對官員行賄， 大抵皆隱密為之， 乃因不合法不合義也。 國家稱為正義之化身， 主權之象徵， 豈可公然編預算對外行賄， 又欺騙人民稱「務實外交」， 而得「凱子外交」之嗤笑！

（1）中華民國總覽（1998年版），東京：台灣研究所，1998年，頁243。
（2）John M. Goshko, “ To Punish Macedonia, China Vetoes U. N. Mission,”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6, 1999。

李旧苗

第十六章 軍購的代價知多少？

台灣的三軍武器, 戰後在蔣介石時代，精打細算，大部分依靠美國的贈與，只有軍事裝備零星向美國購買。 從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到1978年的28年間美國軍援有無償援助31億1,337萬美元, 剩餘武器援助5億6,775萬美元, 實際付費向美國購買軍事裝備 10億887萬美元, 總共46億8,989萬美元（1）。

然而1975年善於經由宋美齡籠\絡美國的蔣介石去世，1979年元旦蔣經國所領導的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 翌年（1980年）元旦「華美共同防禦條約」（1954年以來）廢止。1982年中國與美國簽訂「八˙一七公報」，約定美國軍售台灣將逐年削減2000萬美元。但在李登輝當政的90年代以後，美國有逐漸無視「八˙一七公報」的傾向。

李登輝時代軍購費用激增

台灣的軍購費用在李登輝時代激增，1990年為5億1千萬美元, 1991年4億7千萬美元，1992年也是4億7千萬美元，但1993年一舉躍升12倍之多，達64億3千萬美元。這是因為美國總統布希在92年9月2日決定出售F16戰機150架給台灣，價錢高達40億美元（1架F16戰機約台幣6億7千萬元），並且11月18日又跟法國簽約購買幻象2000型戰機60架以及其他軍購35億美元， 故在1993年編列特別預算3,100億元。為此軍購，政府從1993年度起分九年從民間借款3,022億元, 並分15年期償還，利息即達2000億元以上，故本金和利息加起來軍購費用共達5,090億元（2）。

依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 ( SIPRI ) 的年度報告，在1996年度的台灣軍購達32億3,400萬美元，為世界第一。第二位是中國大陸19億5,700萬美元， 第三位是韓國17億2,700萬美元（3）。諷刺的是冷戰結束後，東亞的軍購市場居世界之冠， 而台灣是冠軍中之榜首。

美國的軍售台灣20年429億美元

美國在卡特總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同時，制定「台灣關係法」,而繼續對台灣軍售。美國的軍售台灣，從1979年到1998年共達429億美元。斷交時的1979年最少，約3千萬美元，1980年2億8千萬美元，1982年7億2千萬美元， 85年1億8千萬美元， 86年2億6千萬美元，89年4千萬美元， 90年1億1千萬美元，91年1億2千萬美元，92年145億9千萬美元， 93年109億美元， 94年2億3千萬美元， 96年7億1千萬美元，97年111億美元， 98年36億4千萬美元，20年間共達429億美元（4）。

依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在1998年6月16日的報告，1998年度的武器進口，台灣達46億5,600萬美元，仍佔世界第一。中國大陸則遠遠落後為第十二名，只有1億4百萬美元。如果從1994年到98年的五年間軍購來計算， 台灣的軍購也是佔世界第一，共達133億1千1百萬美元，遠超過第二位的石油大國沙烏地阿拉伯97億4,800萬美元，第十四位的中國大陸25億2百萬美元（5）。 台灣有這麼龐大的軍購花錢，就是三軍統帥李登輝傲視天下，目空一切的本錢。

軍購黑幕幢幢？

軍購常常牽涉種種黑幕，台灣對美國的軍購黑幕尚未見揭發，但對法國的軍購黑幕已露出端倪。依前刑事警察局局長楊子敬的回憶錄『軍購黑幕下的殺機』，尹鐸編著『揭開尹清楓命案之黑幕』，揭露海軍採購海測艦，獵雷艦及拉法葉艦的軍購弊端約略如次：

海測艦是一種海軍的情報探測艦，以交通部購買「海洋探測船」名義編預算十八億元， 又追加一億元達十九億元為底價。因交通部不贊成海軍的議價方式，主張採公開招標，海發中心即將底價降為十五億元，海總武獲室執行長尹清楓再將底價降為十二億八千萬元，開標結果是十二億四千八百萬元，由義大利F廠得標。僅此一艦的採購，差價六億五千二百萬元，這也是尹清楓擋人財路，引發殺機的原因之一。

獵雷艦四艘的採購，總經費八十八億餘元，零附件預算超過六十億元。新加坡向德商購買同型軍艦，一艘折合台幣為三億七千八百萬元，四艘獵雷艦總價應不超出十六億元。軍火界形容武器、船艦的採購生意，只做一次就像喝湯，但是後續的零附件生意，一吃就是幾十年，直到武器報廢為止，這才是真正細水長流的生財管道。

”拉法葉艦”醜聞

1992年向法國購買拉法葉艦六艘的代價為一百六十億法郎，依巴黎費加洛報報導，回扣金額為三十億法郎，約達五億美元之鉅，四億元分給台灣當時的國民黨祕書處，一億元分給北京中共中央委員會。依法國經手拉法葉艦售台案財務的法國興業銀行台北分行前總經理畢傑，2001年1月29日在法庭上公開作證指出， 這項軍售案是國家級的詐欺事件，非法佣金有25億法郎，其中8億法郎(當時折合台幣36億元 )酬謝促成軍售的台灣軍政官員，17億法郎流回法國。拉法葉艦售價，每艘10億6000萬法郎，六艘合計63億6000萬法郎， 原價不超過80億法郎，當初設定六艘總價為110億法郎，法國政府批准湯姆笙集團支付佣金25億法郎灌水，再改由法國延長全船建造追加25億法郎， 最後交易總價為160億法郎。

法國媒體報導，台灣購買六艘拉法葉的費用，比新加坡多花了一百億法郎，其所引發的醜聞已使國際間為之側目。不只是拉法葉艦採購有佣金，向法國採購的幻象2000戰機、馬特拉捷運\系統，都有佣金。拿那些回扣的官員，隨著法國媒體和法庭的揭露，是否心裡感到不安呢？

費加洛報又報導，台灣訂購的拉法葉艦，與湯姆笙電子出售給中國的「哈爾濱艦」，電子作戰系統完全一樣，因此台灣購得的戰艦可能形同敵人彈靶。 為了「國家安全」，花好幾百億的人民血汗錢去購買防衛軍艦，竟落為敵人彈靶，也真是諷刺。

現在，六艘拉法葉巡防艦全數送來後，因軸系滲油，海水污染，防潛氣幕被海生物堵塞，必須時常進塢排除。而且購進之後，在載體上東拼西湊裝上各式各樣武器，使得雷達感面積太大，破壞原有的隱匿功能。同時，電戰系統研製進度落後，海欉飛彈損及匿蹤能力，而且防空能力不足，其戰力嚴重受損，出勤率不高， 六艘全部滯留在左營軍港。

台灣空軍40年間摔下622架軍機

在空軍方面的購買軍機又如何呢？空軍總部在2001年2月15日公布的機密資料，自1960年起到1999年底的40年間，台灣空軍共摔下622架軍機，平均每年摔機15.5架。台灣的各大學，缺乏購買圖書的費用，甚至刪減期刊的訂購，對於提倡「知識經濟」的政府也真是諷刺。想想，摔機1架可以買多少圖書？ 何況一年摔機15架之多。就算不摔機，幾年以後武器還不是報廢？真是浪費！

至於向美國購買戰機、戰艦、戰車、零件等， 是否牽涉像拉法葉艦的弊案， 不得而知。只有消息透露，台灣當局很想要購買的四艘神盾級戰艦，兩艘由巴斯製鐵廠 ( Bath Iron Works ) 製造，其老闆通用動力與台灣綜合研究院都僱用了卡西迪公司，而卡西迪的主要遊說者之一，就是雷根總統時的國防部官員福特 ( Carl Ford )。他曾在美國參議院1996年2月7日舉行「台灣安全， 威脅及反應」座談會上作證，為因應當時台灣緊張情勢，散播一份備忘錄稱「台灣需要神盾及其他系統武器來抗衡北京急速增加的武裝」。

國防科技根本無法自主

其實，台灣政府的大量軍購政策，造成自主性國防科技根本無法落實。 研發武器的中山科學院地位日趨低落，人員流失近百分之五十，預算也只有過去的一半。想想，當台灣的IDF戰鬥機快研發完成，美國就決定出售F-16戰鬥機，造成IDF從250架量產減少到150架；當台灣天弓飛彈研發完成，美國就出售愛國者飛彈，造成陸軍對中科院研發的天弓飛彈失去興趣； 當台灣的雄風飛彈完成後，美國就出售魚叉飛彈來打擊台灣自主研發防衛武器的決心。政府龐大的武器外購，不但造成重大的財政負擔，也使得自主研發能力嚴重衰退，原先培養的國防科技人才，不是閒置就是流失，而對國內整體科技能力的提升，也並無任何助益。.

「蘭德報告」所透露的消息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 ( Rand的名稱是「研究與發展」R&D而來 )是美國第一個研究中國的機構，其研究報告「台灣國家安全、國防預算、武器採購程序」，批判李登輝總統的軍事採購決策。其批判重點為李登輝傾向以政治觀點考量採購某些武器，而並非依作戰需求。李總統在對美採購政策上，乃為了拉攏與美日締結同盟，對抗中共，並爭取台灣島內本省籍族群的支持，順應台灣內部日漸高漲的台獨情緒。李總統低估了中共對台軍事威脅的危險性，且過度高估美國可能提供台灣援助的意願與能力。李總統極力推動台灣參與美TMD，是因為李總統視美國販賣武器為決心與保証的象徵，可用來安定台灣島內的人心, 另一方面，透過美國對台軍售，凸顯美國對台灣的支持。然而，台灣軍方在部隊的訓練、維修、後勤能力都相當不足, 加上役男役期過短，部隊的核心士官不足，導致採購的高科技武器，無用武之地，難以發揮性能。

陳水扁在美國新任總統布希就職時，託立法院長王金平帶一封祝賀信，由美國在台協會轉交，傳達希望美國重新考慮出售給台灣神盾級驅逐艦的意思。美國的神盾計畫涉及49個州的1938家軍火商，可為美國經濟賺取215億美元。神盾艦事涉TMD計畫，美國才不會輕易賣給台灣。2001年4月24日布希政府宣布售台軍品清單，包括4艘紀德級驅逐艦，8艘柴油動力潛艇，12架P3獵戶座反潛巡邏機。當然，像神盾級驅逐艦的高性能武器並未列入清單。

為美國軍火商的「業績」？

冷戰結束以後，全球對軍購的需求急速萎縮，似乎只剩下中東、朝鮮半島和台灣三地，是最大的軍售市場。美國軍火商為了維持軍售「業績」，促使柯林頓時代對伊拉克、科索沃用兵，現在小布希政府對北韓及中共轉變戰略，也可從此窺見其一貫的軍售脈絡。美國對台軍售，無論種類、性質、裝備、數量乃至價格，現在全由美國賣方決定，台灣幾乎沒有選擇的餘地，更無討價還價的空間。

例如美國要賣的紀德級驅逐艦，據說是以前伊朗國王巴勒維所訂購，巴勒維1979年被迫出國流亡，宗教領袖何梅尼掌權後，就捨棄不買的軍艦。該艦是老貨，已服役19年，確是美國「出清存貨」的舊貨色，但每艘售價仍高達2億美元， 世界上只有台灣這種「凱子」才可能買。現在美國又宣布，未來將依台灣的需要，”決定”對台軍售的質與量，今後美國已無需事前徵求台灣的意見，便可主動決定軍售台灣的內容及範圍。

美國是全世界提倡「國家安全」最力的國家，可是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膽敢攻擊美國，美國根本就不需顧慮「國家安全」，需要的是「社會安全」吧。美國的國際政治學者，如果有一天到晚跑日本、南韓、台灣在提倡「國家安全」的， 很明顯的，這種人是在為美國促銷軍火，乃變種的軍售販子。

美國的軍產複合體

美國這個國家，是以「軍產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聞名。「軍產複合體」乃是戰後巨大化的軍部和軍事產業集團的結合，販賣各種不同種類的武器系統。在美國國會有特定的國防議員為代表，與選區的軍事產業勾結，串通國防部、國務院，形成一個複合體。但是販賣戰略武器的，不販賣坦克車，而分工合作。武器製造業者，因為在國會有一定的政治勢力向政府施壓，讓政府購買在軍事上沒什麼意義的武器，並運\用美國超強的國家力量， 向全世界推銷武器。

販賣武器也就是「販賣死亡的商人」（Marchant of death），利用媒體煽動恐怖感來販賣武器。最好的例子，就是煽動台海危機，對台軍售，讓台灣政府照單全收，並且是高價收購。看那波斯灣戰爭的例子，聯合國安全理事五國，販賣85％的武器給伊拉克。在兩伊戰爭共有46國販賣武器，其中有36國販賣給交戰國的雙方。

美國的一些最有影響力的共和黨籍參議員，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以來，一直在鼓吹「台灣的利益」。台灣人暱稱「金水伯」的高華德（Goldwater），長期扮演在參議院主張「台灣利益」的角色，高華德老了由參議員杜爾接手，杜爾退休後也成為註冊有案的台灣說客。在美國國會山莊的台灣說客，除了共和黨強力主張台灣利益之外，近年來民主黨籍參議員葛倫、賽門也同調支持台灣。較有名的是聯邦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羅特，在過去25年都支持台灣，為其家鄉密西西比州爭取軍火合約。在密西西比州羅特家鄉設有造船廠的李頓企業，在過去6年共捐給羅特11000美元，通用動力公司也捐給羅特7000美元，而李頓企業和通用動力是美國海軍艦艇的兩大承包商。

在李登輝主政之後，台灣特別成為各國軍售的大凱子，軍火商就是「販賣死亡的商人」，勾結高級將領，巴結政客玩弄，可以假裝不賣給你武器而提高售價，並給回扣釣凱子。 看看拉法葉艦售價，從60多億法郎變成160億法郎的天價，可得而知。台灣人民也真奇怪，可以容忍這樣的騙局？

TMD 與NMD

美國對海外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是美國取消「星戰計畫」後的一個替代方案, 部分技術也由星戰計劃轉移而來。依其說法，防衛目標主要在維護美國海外駐軍、同盟國人員、重要資產的安全, 藉此降低「流氓國家」如北韓、伊拉克左右區域局勢。這是美國整個飛彈防禦體系下的一個地區系統。美國另外還有「國家飛彈防禦系統」( NMD )，美國總統布希在2001年1月26日就職後重申，他將履行競選時提出的政見，部署NMD防禦網（7）。

美國是飛彈、衛星談判的要角， 無論是NMD、TMD都很昂貴，在亞洲之中，只有日本、南韓、台灣是美國軍售的凱子。當美國提出將台灣納入TMD系統構想時，李登輝總統迫不及待的立即表示贊同，但是TMD的實際部署, 還要費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完成。因此在TMD尚未部署之前, 中國可以先行對台採取攻擊行動。就算台灣加入TMD，從大陸發射飛彈到台灣只有5秒，許多攔截計畫根本就來不及運\作，仍然是防不勝防，台灣頂多變成美國本土防衛系統的前哨戰。

譬如國家的防盜系統

NMD譬如是美國的防盜系統，TMD宛如是台灣的防盜系統。美國說它的防盜系統可以讓台灣共用，而台灣的防盜系統全由美國幫你設計，台灣只要付錢就好。美國完全的掌握你的密碼、安全通路（美國艦艇、飛機在台灣領海領空的的安全航道），可是台灣的這個凱子客戶，完全不知道美國這個保全公司胡裡賣的是什麼膏藥，而被賣方予取予求，自由進出自己的家園來，也不知道保全公司會不會監守自盜或出賣客戶？由這樣的政府領導人當家作主，來維護台灣的安全，人民難道不覺心寒嗎？

依美國軍方的論調，在東北亞地區的最大威脅, 就是逐漸強大的中國，防盜系統是專門對付中國。然而TMD的研發和部署費用龐大, 美國幾乎已難以為繼, 因而尋找第三國的贊助參與。

美國是在1996年底，要求日本加入共同研究TMD構想。依日本防衛廳的初步估計,五年研究經費約200億日圓, 加上後續的發展, 以及更新目前地面部署的愛國者飛彈為具有迎擊導彈能力的新型飛彈，費用高達一兆三千億日圓到二兆三千億日圓，日本分攤下來，變成年度防衛預算的40 %，而且日本投下巨額經費研究開發, 卻一直疑慮日本不能掌握此防衛系統的情報主控權。

TMD，日本參加‧南韓拒絕

北韓於1998年8月31日發射彈道飛彈 ( 北韓稱是人造衛星 ), 飛越日本列島上空, 日本才決定參予美國所提出的反飛彈計劃TMD。日本認為TMD系統, 可保護駐日美軍, 亦有助於美日安保體制的運\作, 雙方合作開發TMD，則可加強美日防衛技術交流及美日安保體制的基礎。日本官方還說，TMD是被動的防衛性武器, 非以特定國家為目標。但到底是用在防衛性武器或攻擊性武器，其分別是在使用時判斷。何況美日都說, 先發制人的攻擊是最好的防衛。

南韓在金大中總統的領導下 認為日本對北韓採取先發制人的攻擊,可能演變成整個朝鮮半島的全面戰爭, 因此堅決反對美國和日本在還沒和南韓協商之前, 對北韓採取先制攻擊。本來，南韓在美國的壓力之下, 不得發展射程180公里以上的飛彈。南韓就以沒有財力為理由, 拒絕加入TMD。

金大中的陽光政策

南韓總統金大中是將朝鮮半島的「冷戰對峙」轉換為「協力合作」的設計師。他認為要對方脫下衣服，用凌烈的「北風」反而逼對方更扣緊衣服，不如用溫暖的「陽光」（sunshine）政策，讓對方熱起來脫下衣服坦誠\相見。南北韓迄今未簽署結束交戰狀態的和平條約，雙方依舊重兵對峙。金大中是一位有政治理念的政治家，運\用地緣政治的宏觀思維，先行安撫日本，主動與俄國交流，並得中國支持與諒解，於2000年6月訪問北韓，在平壤舉行南北韓高峰會。

金大中誘導金正日所領導的北韓，逐步擺脫孤立鎖國的桎梏，讓漢城與平壤協力合作，在美國的強大威壓下，取得東北亞區域政治生態的主導權。南北韓高峰會議後，雙方政府同意重建跨越南北韓停戰區的鐵公路，決定在板門店停戰村重設聯絡處，並安排戰亂離散家庭重聚。南北韓高峰會議的舉行，減低了北韓對南韓發動攻擊的可能性。不久南北韓雙方運\動員合作，在同一面旗幟引導下，踏進雪梨奧運\會會場。

將來如果南北韓統一，美國軍隊就失去了存在於南韓的正當性。歐洲的德國統一之後，美國在德國的軍事派駐也大為減少。韓國是美國在亞洲派駐軍隊的重地，因此美國決定就算在韓國統一之後也不能撤軍，而想辦法賦予美國軍隊新的任務。

地緣政治所隱藏的妙計

從地緣政治來看，由金大中領導邁向朝鮮半島的大和解有其特別意義。在美國主導的冷戰體系之下，北韓成為隔斷南韓與亞洲大陸來往的通路。南韓與北韓建立合作關係之後，不但可以早日促進「祖國統一」， 北韓也從原來的阻礙，變成南韓通向俄羅斯、中國大陸乃至歐洲大陸的跳板。同樣的，從中國大陸的觀點來說，如果能誘導台灣促成海峽兩岸的大和解，則中國即可打破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在太平洋西海岸布置的日本、琉球、台灣、菲律賓的防禦封鎖線，而向太平洋的海洋貿易方面發展。

台灣百年來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回顧台灣這一百多年來所扮演的角色，從1895年到1945年的半世紀，台灣扮演日本帝國殖民地內侵略大陸的配角，封鎖中國大陸的進出太平洋發展。 從1945年以後的半個多世紀，台灣成為美國反共政策的堡壘，一直封鎖中國大陸在西太平洋上的海洋出口。台灣封鎖大陸的軍費，初期是美國以美援支付，後來美國替你編一個「國家安全」的理論，令日本、南韓、台灣去支付。南韓因付不起軍費，而寧願要與北韓和解了，然而美國怎麼肯輕易讓南韓和北韓和解呢？

中共與俄國都反對美國計劃發展NMD。本來NMD構想，當初是美國擔心可能遭受伊朗、伊拉克、北韓等「流氓國家」的飛彈攻擊。但是這些「流氓國家」在何種情況下，又有何等能力來攻打美國呢? 難道美國真的怕這些國家來攻擊嗎?

波斯灣戰爭日本平白付出130億美元

美國在中東製造危機, 在1990年的的波斯灣戰爭，將美國庫存堆積如山的飛彈，如兒童電動遊戲般的亂發，不但讓阿拉伯國家的石油錢吐光，也讓日本平白的付出130億美元支援費用，日本從此步下經濟不景氣之路，而讓美國大撈一筆戰爭財了。

在東北亞地區，美國當然也巧妙的製造危機，方便美國「軍產複合體」的軍售圖利。TMD尚未部署, 東北亞各國已經開始軍備競賽, 而且國際關係更加複雜化。南、北韓在中國主導下, 舉行高峰會議, 南韓金大中總統進一步訪問北韓，獲得國民肯定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倘若南、北韓關係因而和解, 進而統一, 則美國以南韓和日本為軸的東北亞TMD防禦系統，不是露出了破洞嗎？

既然在東亞, 中國是美日TMD的假想敵。中國外長唐家璇說, 台灣若被納入TMD, 中國將不惜採取軍事行動。就北京的角度來看, 台灣若加入TMD取得防衛飛彈的力量, 在實際上就成為美國的準軍事同盟國, 無疑將成為新的「美台共同防禦條約」。中國認為，美國若轉移「愛國者飛彈三型」( PAC-3 ) 與「神盾系統」給台灣就是支持台獨。如果美國真的提供台灣建設長程預警雷達, 則無異於與台灣建立起事實上的軍事同盟, 這違反中美之間的三個公報。

2000年度台灣國防預算3537億元

在東北亞部署TMD,為了避免激怒中國，美日在公式上聲稱是針對北韓的飛彈威脅。如果是針對北韓的飛彈威脅，那麼台灣有納入的必要嗎? 李總統贊成台灣參與美國TMD, 完全是不顧費用高昂的「政治動機」,完全是要拉攏美日來對抗中共的策略。台灣在2000年度的國防預算是3537億元，為過去最高，比其前年的2654億元激增了883億元（激增33.27％）。軍費激增也是李總統的「兩國論」惹起，因此台灣海峽情勢出現危機，才需要購買新武器（8）。可見總統的「兩國論」放話，代價何其高？

美國總統布希就任之後，一方面要強化台灣的自衛能力，考慮向台灣出售先進的驅逐艦與各種武器、雷達系統，另一方面又鼓勵兩岸繼續針對統一問題進行和平協商，乍看起來美國政策互相矛盾，然而從美國向雙方販賣軍火謀\利來看，這是理所當然的邏輯。一旦美國的經濟成長大幅趨緩，軍事產業成為美國突破經濟不景氣的萬靈丹時，台灣海峽亦可能成為全球最危險而難以逆料的地區。

當台灣購買美製F-16、法製幻象戰鬥機後， 中國亦購入俄製SU-27與SU-30戰機； 當台灣購買美製成功級驅逐艦與法製拉法葉級護航艦後，中國亦購入俄製現代級驅逐艦。不僅如此，當台灣有意申購美製紀德級或神盾級驅逐艦時，中國亦開始了噸位達九千噸以上、具有神盾艦功能的東方級驅逐艦的建造。而當台灣擁有愛國者二型反導彈系統後，中國也購入俄製S-300pmu防空導彈系統。不但如此，中國還在海峽對岸大量部署具有戰略打擊能力的M族地對地短、中程導彈，構成對台灣的重大安全壓力。

台灣如果與中國大陸和解？

如果台灣學南韓，主動與中國大陸和解，這雖然不合美日的本意，則可以大量裁軍發展科技，而軍購的費用也就可以省下來了。依費加洛報報導，台灣從湯姆笙公司購買的拉法葉艦，與中共購買的「哈爾濱艦」，電子作戰系統完全相同，那麼台灣與大陸在政治統一之前，諷刺的很，不是軍事武器已經先行統一了麼？

中國大陸擁有核子武器布置各地，東風5 A大陸彈導飛彈可以直達美國、俄國、歐洲，東風11或東風11改良型、東風11M9短距離飛彈、東風21中距離飛彈都可以瞄準台灣，並將彈頭小型化，提高導彈的導航準確度， 可以精確瞄準台灣的重要設施加以攻擊。 如果中國大陸真要以飛彈攻擊， 台灣是防不勝防的。

台灣的幅員狹小，別說軍事攻擊、在社會的不穩定性、非正規的滲透，皆處於劣勢。中國大陸與台灣大小不對稱，台灣用軍購武器防衛，在大陸各地飛彈環視之下等於是螳臂當車，只能靠美國撐場面而已。在最後的關鍵時刻，美國到底會不會背棄台灣，只求阿彌陀佛了。

現在，全島有就讀國小孩童75000人無午餐可吃，繳不出保健費的有約82000件、還有小女孩因患慢性疾病沒錢就醫而病死家中的，當政者卻寧願拿人民血汗錢購買軍備，並將龐大的軍購案當新政府的政績，真是荒謬。


台史公曰：冷戰終結，唯亞洲持續於冷戰中，且東北亞乃全球軍備最過剩之地帶，為美國軍售之一大市場，台灣竟淪落為軍售市場之大凱子。 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 軍購者應以百姓之心是問！

（1） 中華民國總覽（1998年版），東京：台灣研究所，1998年，頁229。
（2） 中華民國總覽（1999年版），東京：台灣研究所，1999年，頁275。
（3） 同上，頁276。
（4） 同上，頁276-277。
（5） 中華民國總覽(2000年版)，東京：台灣研究所，2000年，頁191。
（6） 楊子敬口述、王偉芳整理『軍購黑幕下的殺機』台北：正信出版社，2000年，頁52 151。 尹鐸編著『揭開尹清楓命案之黑幕』高雄：自行出版，出版年月不詳。
（7） 「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 ( Theater Missile Defence )的構想, 是研發一種全新的飛彈, 可以在大氣層上, 將來襲的彈導飛彈摧毀。若未能攔截到來襲飛彈, 則以「愛國者改良型飛彈」( PAC-3 ) 於較低空域攔截。 另外美國的「國家飛彈防禦系統」( NMD National Missile Defence )， 是用來保護美國本土, 免受到彈道飛彈的攻擊。 TMD（謔稱「他媽的」）和NMD（謔稱「你媽的」）兩項系統計劃尚在研發階段, 其中僅愛國者反飛彈系統部署使用。不論TMD或NMD, 其效果尚有很多疑問。
（8） 中華民國總覽（1999年版），頁444

李旧苗

第十七章 財政虧空就來拍賣「公產」

在兩蔣時代，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遵守嚴格平衡預算法則，財政赤字很小。從1950年到1989年的40年間，中央政府累積的債務只不過1910億元，政府財政穩健，經濟成長誇耀全球。然而在李登輝就任總統以後，從1989年開始財政赤字突然增加，成為台灣財政收支的分水嶺，政府不斷地累積鉅額公債，到1999年增加到2兆4千億餘元。到2001年度更增加為2兆7千5百億元之多。

台灣推行「民主化」，表現在政府歲出的年年增加，大項目出現在1989年開始的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徵收、1991-92年度戰士授田憑証的收回、1989-99年度高性能戰鬥機的採購、1991年底第一屆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全數退職的退休金、1991年推動六年國家建設計畫、以及年年增加的社會福利計畫。

「民主先生」是花錢買來的

李登輝的民氣上升，如果從財政記錄上來看，是不斷地增加政府的財政赤字和累積公債堆砌而成。從此，政府的財政年年喊窮，這反映在政府支出迅速而稅收緩慢上。從91年到96年的政府支出，平均成長率為11.46％，約為稅收平均成長率的兩倍。這是打破過去蔣經國時代的「量入為出」原則，轉變為「歲出主導型」、「公債依賴型」的財政。

李登輝的最大貢獻，如果說是「民主化」的話，此「民主先生」也是花錢買來的。花錢讓政府債台高築，留下龐大的累積債務，並攀升至舉債上限，現在必須修法提高舉債限額，否則國庫也將跳票。

李登輝旗幟下的國民黨舊政府，在2OOO年5月20日交接前，趁機將預算超支，也讓新政府的預算緊縮。例如高達二千億元的地方補助款，僅剩八十億元餘款。國民黨政權利用在選舉過後長達二個月才交接的空隙，激增簽約發包案，還給「樁腳」人情債，兌現選舉支票。按行政院能彈性利用的預算，有行政院長的統籌分配稅款，地方補助款，及第二預備金。院長的統籌分配稅款143億元早已移為地方政府補助之用， 第二預備金170億元剩下80億元，地方補助款2000億元也只剩80億元。

財政赤字與債台高築

依照2001年1月3日通過的2001年度新政府總預算案，經過在野聯手刪除，歲出仍高達1兆5,755億元，歲入歲出收支短差近2,000億元，連同到期債務還本付出2,500多億元，則2001年度的財政赤字高達4,054億元，加上「九二一震災」災區重建所需經費1,060億元， 2001年的財政赤字超過5,000億元。

政府全年的舉債額度為2600億元， 財政部在2001年第一季發行1800億元公債，另外向銀行辦理長期借款800億元，政府舉債額度2600億元一下子用完， 只能盼望修改公共債務法，提高中央政府長短期債務的舉債上限，而政府總債務累積則達到2兆7500億元。如果加上各級政府累積債務餘額，則達到3兆元的債務，平均每個人負債13萬餘元。新政府只有又再累積債務，這些債務最後必須由子孫償還，阿扁政府看不出有什麼解決財政債務的能力。

政府在 2001年度1兆5000億元歲出，至少1兆元為必須的強制性支出，即債臺高築的利息負擔，總統府以及五院以下各級政府的龐大人事費用等等，所剩新政府能夠展現施政理念的支出有限。陳水扁政權的財經小組擴大會議，做出八項改善財經困境的利多結論，包括陳總統任內絕不加稅，金融營業免稅等保證。然而，經建會副主委李高朝說：支票太大，一年不加稅還可以，若四年都不加稅，如何推動重大建設。金融業百分之二的營業稅本來已編入下一年度稅收，若降為零則政府一下就減少3、4百億元的稅收，政府最後只有「賤賣公營事業籌資」。

還有陳水扁在總統大選時提出的「三三三專案」，即65歲以上老人津貼每月3000元， 三歲以下兒童就醫免費，以及首次購屋貸款利率百分之三，這些政策如果實施，至少每年需350億以上的財源。

然而政府的此「利多」措施，卻增加財政負擔。據粗估計，光是老人津貼160億、公務人員加薪210億、金融業營業稅免稅損失300億、再加上為股市拉盤的國安基金和四大基金虧損約1500億元，總計將增加2170億元的財政支出。 這麼大的國庫虧損，恐怕很難都靠賣掉公有土地或公營事業來彌補。

賤賣公營事業籌資

政府賤賣公營事業籌資，官方的美麗說詞是「公營事業民營化」。台灣公營事業的起源，來自接收日據時期日本帶不走而留下來的敵產。民進黨以前批評國民黨把公營事業當酬庸，安排國民黨退休官員或將官轉任，現在民進黨執政了，在公營事業民營化的潮流下，也在爭食此肥缺的大餅了。

台灣在日本投降當時，日本人企業在台灣殖民地的工業生產值，所佔的比率高達91 %，在這龐大的台灣近代產業之外，還有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關，光復後都被國民黨政府所接收。換言之，日本企業822家中，713家被接收，有的變成國營、省營等公營事業，有的轉為國民黨黨營企業。

國民黨政府依照「三民主義」的原理，沒收台灣的基幹產業為公營事業，例如， 電力、運\輸、通信、製鐵金屬、機械、造船、肥料、製糖、金融等產業為公營事業，在壟斷或寡占的形態下發展。特別在經營面有「黨企一體化」的現象。

黨企一體化就是在國民黨之內設置產業別黨委員會，而在各公營事業內也設黨部， 例如郵政黨部，鐵路黨部等等。公營事業的經營首腦，大半是由黨派來的忠貞黨員，然而他們對企業的情況或實務不甚瞭解，專事以黨的教條引導企業和員工。在實際上營運\企業業務的，是從下層奮勵往上爬的幹部和員工。 他們也大半是國民黨籍。如果沒有加入國民黨，則晉陞非常困難。員工的多數，對國民黨黨綱或三民主義並沒有多大興趣，只為了晉陞而加入黨的活動。

當初公營事業的首腦和員工外省人居多數，在李登輝時代由劉泰英為總帥，開始爭奪黨產起來，這就是為什麼有些外省人對李登輝恨之入骨。人性愛財，對殺父之仇可以忘記，但對奪其財產永生難忘。

公營事業因為經營不善，年年虧損，以工礦業來說，公營優越的地位江河日下。 在民營企業以輕工業為主不斷發展追趕下，以工礦業的生產比來說，公營事業與民營企業在1958年已經成為50對50之比，到了1998年公營與民營之比更達12對88的拉距。如以製造業來說，則成為6對94之比。台灣經濟成長的領航人是民間企業，而不是公營事業，從此也可以得到佐證。

蔣經國鼓勵投資高科技產業的效果

台灣經濟在80年代推行自由化，而國際化的關鍵則在蔣經國時代末年促成的。首先是在1987年修改「管理外匯條例」，大幅度的放寬法人或個人匯出外幣到海外，促進了台灣企業的海外投資。其次是開放大陸探親，台灣民眾可以到中國大陸旅遊，成為台灣企業進入大陸投資的開端。當時台灣廠商投資大陸，並未向當局申報，都算是「地下交易」，到1992年實施「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後 ;才給予台灣企業投資大陸的合法性。

蔣經國鼓勵投資高科技產業的政策，在90年代逐漸開花，電子、電機、機械類的出口額， 占了出口總額的一半。不但在中國大陸、甚至在東南亞，台灣企業的投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還有台灣企業併購日本企業或美國企業的。 1991年「獎勵投資條例」期限到，即改施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對於企業界的投資研究開發( R&D )、人才培養、國際商標的樹立等，給與優待措施。

李政權在1994年推行「南向政策」，獎勵台灣企業到東南亞投資，只有國營和黨營聽從去，大多民營企業觀望，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投資者損失慘重，政府只是叫叫而已，當然不負責理賠。李政權從1995年提出「亞太營運\中心計劃」，這也是因應97年香港歸還中國時，欲台灣取而代之成為東亞經濟活動中心的構想。

台灣要成為「亞太營運\中心」，亞太其他地區的人都認為是天方夜譚的一個美夢。因為台灣除了「加工製造中心」尚稱優勢之外，什麼媒體中心、資訊中心、轉運\中心、航空中心、金融中心，競爭力都差於香港、新加坡。特別是台灣當局，排除中國大陸於千里之外，又怎麼能夠成立「亞太營運\中心」呢？現在連台灣的「加工製造中心」，都逐漸移到大陸去了。

產業上游被KMT和國營事業壟斷

國民黨政府長期掌握政治上的人事與預算資源，以及公營事業的產業上游， 使其能獨斷自主，免於來自社會的壓力與影響力，並以其「忠貞酬庸」方式分配政治經濟資源給予忠於黨國的人。國民黨並以實施地方選舉的方式，逐漸與台灣地方派系勢力結合，形成政治與經濟「利益交換」的侍從關係。地方派系為國民黨贏取選票，而國民黨分配特殊壟斷利益給地方派系。

然而解嚴之後，急速上升的台灣地方政治勢力，不甘於被國民黨政權由上而下的領導，要奮力進入政治鬥爭場，擴張其派系集團利益。他們不滿台灣產業上游被國民黨和國營事業壟斷，經由中央民意代表要求全面民營化。

1996年國民黨主流與民進黨合作的「國家發展會議」，決議「國營事業的民營化」，1997年在國營事業85家之中選定47家民營化，並以2002年6月為期限實現民營化，不然國營事業就要關閉或出售處理。但是其中，也選定中國輸出入銀行、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中央銀行等16家， 因特別性質或經營上的因素不民營化，以及其他在5年內不能完全民營化的企業。

以民營化的進度來說，目前銀行業的民營化最為順利，另一方面製造業的民營化則進度緩慢。公營製造業因長年累積虧損，有些公營製造業沒有股份上市，因此要釋股給民營企業也沒有適當的買方，不能在股市出售政府的保有股。如果政府要出售其保有股進行民營化，必須先尋找買方的企業為替死鬼。

公營事業釋股並不叫座

公營事業要民營化，釋股並不叫座。1999年度中央政府預算編列國營事業釋股收入2600億元，卻因「低執行率」而未實現。例如政府編列上億元的中華電信釋股收入，但進帳遙遙無期。2001年不景氣，稅收必定短缺，政府仍然再編列2000億元釋股收入來裝飾帳面。

隨著台灣省的廢省，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台灣產物保險公司在1998年1月出售股權； 台灣人壽保險、台灣航業公司也在1998年6月出售股權；台灣土地開發信託投資公司則在1999年1月出售股權民營化。 台灣省菸酒公賣局本來預定在99年改為公司組織， 到2000年底進行民營化，但過了2001年夏天尚未公司化。 又因專賣法的廢止，今後包括外資的民間企業都可以製造威士忌、啤酒等酒類。

2000年制定電信產業管理原則，而預定中華電信在2001年民營化。但是此最具賣相的中華電信釋股，搞得烏煙瘴氣。2000年也修改石油管理法，讓石油製品的產銷自由化，中國石油也預定在2001年民營化。關於電力發電方面，在1997年行政規制緩和，已經認可了11家民營電力公司的設立，而在1999年有民營1家的二個發電所開始轉動，台灣電力也將在2001年民營化，特別是新政府政策急轉彎，下令停建核四發電廠，引起政壇的一大爭議，最後又改為繼續興建。

另外，有屬於國防部的漢翔公司，專門製造戰鬥機、軍用飛機，也在政府的國營製造業民營化方針下，今後也將步入民營化經營。依官方說法，民營化後可以導入外資，製造民用飛機，開拓市場經營。

而退輔會液化石油氣供應處、榮民氣體廠、岡山工廠、也都標售資產民營化。 還有高雄市政府的高雄銀行、台北市政府的台北銀行也都釋股民營化了。

過去在國民黨政府的產業政策下，國營、公營事業獨占特定市場，民營化之後是否能生存下去? 有一些公營事業在民營化後經營狀況更形惡化，因此也有公營事業的工會猛烈反對民營化，因為員工失去公務員資格以後，生活問題又如何解決呢?

國營事業都是虧損

目前在36家國營事業當中，只有中央銀行、台灣銀行、台電、中華電信四家有營業盈餘，其餘九成32家國營事業都是虧損。國營事業整體累積債務直逼7000億元。2001年度累積虧損，台汽277億元居首位，於2001年民營化；台鐵271億元居其次。2001年度國營事業預算，編列為2兆5300億元，被批評人事費用編列過高，未據實編列釋股預算，低編繳庫營餘等，看來拍賣公產也還有一段艱辛的路要走。


台史公曰 ：政府增加財政支出，拍賣公產， 窮了國庫，富了財團。此乃李登輝時代之傑作也

李旧苗

第十八章 社會犯罪與警政破綻

台灣的治安敗壞，社會充斥瀰漫著恐懼不安，電視新聞或報章雜誌報導的，盡是偷、搶、擄、掠、殺等等，民眾痛不欲生。近幾年來接連發生大型犯罪案件， 1996年11月21日發生劉邦友公館血案，桃園縣長劉邦友和縣議員等九名，在公館內被歹徒襲擊，八人死亡，次日立法院通過「組織犯罪防止條例」，可是治安敗壞仍無改善跡象。11月30日再發生彭婉如命案，民進黨婦女發展部主任彭婉如，從高雄的大飯店坐計程車後失蹤，12月3日遺體全裸被發現，有刀傷35處，慘不忍睹，血案迄今未破。97年4月又發生震驚世間的白曉燕命案。

只談國家安全，不顧社會安全

政治家談「國家安全」而不顧「社會安全」，人民覺得真是本末倒置！。為什麼「中華民國」斷交愈多，人民平均國民所得愈提高，而所得愈提高則社會愈不安呢？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國家或政府到底在幹什麼？ 掌控國家機器的上位者， 一天到晚在爭權奪利。經濟部長只關心核四，財政部長只關心股市，在下的老百姓也就望天悲歎了。

社會上有不肖財團勾結官員，向銀行超貸投機倒把或掏空資金，貧富差距自然加大。黑槍毒品走私猖獗，色情氾亂，網路犯罪等等，社會治安自然加速惡化。 是否青年人爭看日本的暴力色情漫畫， 或美國的暴力色情影片所影響，而墮入憤世嫉俗，好逸惡勞？為什麼有飆車族不分青紅皂白拿刀沿路砍人？為什麼有人在街頭連續放火？

總統一再強調「國家安全」，有國家安全會議又有國家安全局，那麼又將百姓所最關心的「社會安全」置於何地？「國家安全」像狼來了，喊多了沒人相信，可是「社會安全」才是日常生活中的切身之痛！

五萬民眾示威要求李總統謝罪

為了社會治安日行惡化，白曉燕命案發生後的97年5月４日，也就是五四運\動紀念日，有人民團體五萬人大規模遊行示威，將「認錯」二字的大腳印，正打在總統府上，要求李總統謝罪更迭內閣。

著名女明星白冰冰的女兒白曉燕，4月14日在上學途中遭歹徒綁架，晚上白冰冰接到歹徒電話，並找到曉燕照片及半截手指頭。經過十二天後的4月26日，各大媒體和報章雜誌第一次報導白曉燕案。白冰冰召開記者會，聲淚俱下，懇求歹徒釋放愛女， 而勾起全台父母親心酸的同情心。二天後的4月28日，在新莊中港大排水溝發現白曉燕的屍體，看得出生前受盡折磨的痕跡。

從綁架到發現屍體經過二個星期之久，警方真是「無路用」束手無策，而引起人民不滿治安敗壞，政府無能。當時又發生豬仔口蹄疫傳染，喜歡吃豬肉的民眾不敢嚐，政府的主管機關在作什麼？現在再加上人身安全的危害，國家政府有什麼路用？台灣真不是人住的地方！警政署長姚高橋，推卸責任說這是「掃黑」的反撲，甚至說是周人蔘電玩案的反撲，老百姓聽了真是氣結！

民間團體自發性地在五月四日、五月十八日、五月二十四日舉行大遊行，針對警政署長姚高橋，執掌治安的內政部長林豐正，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連戰，高喊「下台」「下台」「下台」。

之前的五月一日，國民黨中常會也檢討過白曉燕案，然而不反省執政黨的過失而大批反對黨，特別是批評民進黨的地方政府與媒體。說什麼白案發生在台北縣， 是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憑什麼罵國民黨? 而且歹徒林春生是民進黨的活躍分子， 為什麼不去罵民進黨? 李登輝主席進一步指出，不要被中共「統戰」了，中共就是要利用這樣的事件，使得我們的外交無法拓展， 如果將可憐與悲哀泛政治化，就是落入了中共「統戰」的陷阱當中。 李登輝的「民之所欲， 長在我心」， 對民眾來說， 變成「民之恐懼， 我不關心」，李登輝的我心常在關心中共的「統戰」和「國家安全」。從此可見，執政黨對治安根本沒有反省的顏色。難怪有立委批評 :「豬死了，沒有人下台；人死了，也沒有豬下台」，執政黨官員個個像頭豬。

白冰冰的呼籲「我最敬愛的李總統…」

白冰冰在記者會上呼籲：「我最敬愛的李總統，你在致力於國際外交的同時，請看看我們的治安。…」。人民選出來的總統，在表示「感同身受」之後，並沒有放棄他那昂貴的高爾夫球活動，那些隨行護從的大批警力，亦必須在總統或副總統揮桿結束之後，才能加入搜索受害人質的行列。試想，「中華民國」再多的邦交國，也比不上自己子女安全的重要，政府花費那麼多金錢人力投入外交工作， 讓總統、副總統風風光光的到國外旅遊一番， 卻對國內治安的惡化束手無策， 甚至以中共「統戰」的陰謀\搪塞，也難怪民怨沸騰到頂。民怨，最後迫使國民黨當局，先「棄林保連」，撤換內政部長林豐正，後來「保連」也不成，連戰的閣揆不保，改由強裝微笑的蕭萬長接任了。

維護治安是國家的第一個重任，這也是所謂「夜警國家」的緣起，不然人民要國家幹什麼？人民幹嘛要繳納那麼多稅金給國家？治安既然是國家最重要的執掌與責任，國家元首就可以專注揮打「高而富球」而馬馬虎虎敷衍嗎？ 當然在中華民國政府之下，警政體系是負責治安的政府單位，在上位者可以訓斥下位者而逃避責任。

軍隊、警察淪為維護政權執行統治的工具

在解嚴之前，不但是軍隊，就是警察，都淪為執政者維護政權而執行統治的工具。歷年來的警政署長、周菊村、孔令晟、何恩廷、羅張等，都是由軍人轉任，直到李登輝時代的1989年，才第一次由警察圈出身的莊亨岱出任警政署長。這該算是李登輝民主化的功績吧！缺乏「治安」的專業訓練，腦袋裡只有根深蒂固的「保衛國家」，其實是「保衛政權」的觀念。

解嚴以後， 社會運\動如雨後春筍盛行， 警察的主要功能持續在「保護政權」， 壓制群眾運\動，也特此成立了專門負責「鎮暴」和處理「集會遊行」的保一、保四、保五總隊。

當時社會上興起許多重大的刑事犯罪事件，如大家樂賭風、十信風暴、毒品槍枝走私等，促使政府開始重視警察打擊犯罪維護治安的職責。然而，從警政預算的分配來看，治安只佔13%而已。如果從人力分配來看，負責鎮暴的保一、保四與保五總隊約佔70%左右，負責海防的保七總隊只佔7%。台灣的海岸線很長， 海防警力少，而使槍枝、毒品走私和偷渡客等日趨嚴重。

警察常與黑道掛勾

更嚴重的警政問題是，地方官員和民意代表常與黑道掛勾，連維持治安的警察也常與黑道掛勾，以致執法績效不彰，吃案的情形頻傳，或變相收取保護費等，不一而足。其實，警察勤務繁重，休假甚少，過長的工作時間，惡劣的工作環境， 無法兼顧感情與家庭，也造成許多基層警察的種種悲劇。

台灣的犯罪案件日趨嚴重。從日常發生竊盜、汽車竊盜、侵害私財、強盜、搶奪、性侵害、擄人勒索、煙毒、殺人、放火、攻擊警察、甚至攻擊司法人員，以至到發生劉邦友公館血案，彭婉如命案、及白曉燕命案等大案，負責治安的警政系統， 無論在指揮調度，勤務規劃、以及危機處理各方面，皆露出破綻無能，無法防止危害而維護「社會安全」的警察業務。

警察沒有尊嚴

台灣的警官教育， 由中央警察大學負責， 設四年制與二年制警官教育： 前者招收高中畢業生，教育四年後任用為巡官; 後者招收服務滿三年的警員(巡佐)， 教育二年後， 任用為巡官。警官升遷雖有資績積分辦法，但常受機關主管意見左右，因此不巴結機關首長就只好潦倒，不良風氣瀰漫警察界。警察的養成教育缺乏競爭，人事晉用管道又閉塞，以致警察的學養素質不高，在社會也不受人民敬重，而喪失警察的尊嚴。

新型環境犯罪案

除了一般犯罪之外，台灣近年來有更嚴重的新型環境犯罪案 由民眾檢舉而揭發開來。大高雄地區毒水為患，傳來自來水水源高屏溪上游，遭人傾倒含劇毒的二甲苯、二氯聯苯等事業廢棄物，使得溪水惡臭沖天，溪裡溪畔動植物大量死亡。 經檢警偵辦發現，被傾倒的地點遍及北、中、南各地河川，高屏溪之外，大肚溪、濁水溪、大園鄉的溪流，亦遭傾倒毒劑。

據環保署統計，台灣地區產生的有害事業廢棄物達147萬噸，其中只有30%妥善處理，其餘任意棄置或非法處理。而且據化工廠員工檢舉，台灣西部許多化工廠，皆以高壓方式注入地下層來處理有機溶劑，嚴重污染土壤和地下水，比起有毒溶劑注入河川或海域更為可怕。因為地下水量有限，稀釋速度緩慢，毒性成分更高，威脅時間更長，而且其累積性也嚴重污染土壤及地下水，讓地方民眾發生病變，罹患種種怪病。

目前全台灣地區僅有20家合法的事業有害廢棄物處理業者，處理能力遠遠落後。檢警追查長興化工產出的二甲苯等廢棄物如何處理，查出是交由昇利廢棄物處理公司處理，昇利將處理工作轉包給無牌照的油罐車司機自行處理，他即在全省河床到處找地方傾倒，並且每車次都有「押車」人員隨同，擔任以「暴力」掩護犯罪的工作。環境犯罪者為了暴利，有組織化、集團化、暴力化傾向。寶島台灣， 現在還有一種「環保流氓」出現。

環保警察和稽查不到1000人

環保警察有90多人，加上全部稽查人員800多人，總共不到1000人，而且事權並不統一，「廢省」之後更少了一個協調執行機構。環境犯罪攸關廣大民眾的生命和健康，溪水污染有毒之後，千萬民眾飲用水飽受威脅。僅靠地方警察和檢察官偵辦，很難有效地嚇阻環境犯罪。

環境犯罪不比一般犯罪，人民認為政府無能，是因為官員各據本位，互相推委責任， 而不合作採跨部會合力來對付。譬如，經濟部在核准興建工廠時， 應嚴格審查其事業處理計畫、設備或場地以及事業廢棄物處理辦法。 環保署應追蹤其進口化學有毒品數量，每年每月處理的實際情況。 政府設立環保署、縣環保局、河川管理局， 但沒有發揮上下一體的監察功能， 刑事警察局、調查局、檢察官體系也沒有好好配合，讓這些危害全民「生命安全」的犯罪集團逍遙法外。

綠色執政，品質保證？

2001年1月14日，有希臘籍貨輪在屏東鵝鑾鼻外墾丁海域觸礁擱淺\，1100公噸燃料油污擴散，污染面積已達5公里20多公頃，嚴重破壞南台灣海洋生態環境，以及珍貴的墾丁國家公園的海洋生物資源，並威脅核三廠的出水口。10天之後的1月24日是農曆春節，春節期間陳水扁總統忙著向排列的2萬人發紅包或到處去向人群演講，卻沒有去恆春海域看台灣海洋生態環境如何遭受破壞。 因為海洋生物和海洋地質沒有「投票權」，因此也沒有政治家去關心，這是台灣實行「民主」政治的悲哀。

老兵哀嘆的說，如果是被民進黨批評為「獨夫」的蔣經國，說不定再忙也去看個究竟處理了。恆春海域污染事件發生了25天之後，環保署長林俊義才前去視察污染情形，竟以「天災地變」「國難」形容污染事件，交通部等行政機關也互相推諉責任，行政人員爭相以「相關法律細節未訂」「假期惹禍」等搪塞卸責。隨後環保署長還一再在大眾媒體面前辯解，但免不了輿論指責而最後被迫下台一鞠躬。

這是「天災」還是「人禍」？什麼是「國難」？好像人民已麻木不仁，不知所以然。只問「愛美麗的台灣」，「綠色執政，品質保證」，怎麼會變成這樣呢？民進黨執政之後， 除了治安之外，社會安全事件頻仍，不斷發生森林火災、漢他鼠患疫情、病死豬肉流入市面等等，綠色政權也暴露出危機處理的缺失。最後陳水扁政權只好將維護環境安全的燙手山芋環保署，交給新黨的郝龍斌去主掌了。


台史公曰：白曉燕命案發生， 政治領導者前門進白家慰問， 後門往林口高爾夫球場打小白球。 社會犯罪猖獗，百姓受害，大官大賈，有大批隨扈保護安全。 然環境污染及於飲水、空氣時， 亦一體危害大官大賈之健康矣， 豈可不警惕耶？

李旧苗

第十九章 大地震是天災? 人禍?

不考慮自然界的結構而惟利是圖的開發， 例如山坡地的開發營建， 會引起激烈的改變自然生態，打破自然界的平衡而引起災害，這恐怕不能只歸於天然的災害， 還應該計算人禍的災害。人類如果不充分的考慮自然生態或生態環境的保護，一旦發生災害，不論是颱風、豪雨、地震為直接原因的自然災害，其蒙受的災害嚴重性， 恐怕要以開發的結果所引起的人禍災害較大。例如採伐山林而引起的山崩、土石流、水害，在不合理的地形建造房屋的結果遇地震或豪雨所蒙受的大災害，開闢山林或興建汽車道路所引起的災害， 因水壩決隄而引起的水害等等都是如此。日本在1923年發生關東大地震而蒙受很大的災害，如果這是都市計劃的建造有問題，那麼這應歸於「都市開發災害」的人禍問題。

九二一大地震死亡2453人， 受傷8000多人

1999年7月29日，台灣全島的八成陷入歷年最大規模的大停電癱瘓，然而政府當局毫無緊急應變的能力。這可以說是九二一大地震前，對政府危機處理能力的預先測驗。9月21日凌晨一點多，台灣地區發生強烈地震。 震央位於南投縣， 規模達七˙三級， 台北市則四級， 造成房屋全倒或嚴重受損約十萬幢， 死亡人數2453人，受傷8000多人。10月22日嘉義又發生六˙四級強震，受傷254人。 從這次大地震，不但可以觀察政府的危機處理能力，還可以鑑定政府公共工程的品質如何，以及國家對人民有何效用？

依行政院研考會編纂的『九二一大地震紀實』，「震後十五分鐘內，蕭院長便趕往中央防災中心了解全國災情狀況，就地震災情處理做了九項指示及十五項重要決定，請相關部會盡速辦理。」第二天9月22日，總統決定於中興新村設立「九二一地震全國救災督導中心」，由副總統連戰出任召集人。中央銀行提撥郵政儲金轉存的一千億元供各銀行辦理災民購屋、重建、修繕貸款；房屋重建最高可貸款350萬、修繕150萬，固定利率3％，期限20年。

台灣危機處理勝過日本？

李‧連‧蕭政府體制，如此迅速的應變處理危機，比起四年半前日本神戶大地震時，村山富市內閣的處理慢吞吞，讓日本人羨慕不已，稱讚台灣怎麼幸運\有那麼好的領導者？而慨嘆日本的政治領導太差！

然而約半年之後，李總統推出的連˙蕭搭配競選總統˙副總統時，為何那麼的不得人望。當時支持連蕭的遊行隊伍，甚至遭遇北上訴怨訴苦的災民群眾的抗議和杯葛。依TVBS民調中心在地震發生第七天所做的評價，對政府救災的整體協調性不滿意者62%，政府救災效率不滿意者57%，認為政府救災系統不完善者達80%。

再看蕭院長15項措施的第二項， 救助及慰問金的發放， 死亡者每人50萬元， 重傷者每人20萬元，房屋全倒者每戶20萬元，半倒者10萬元。看起來政府真是體恤災情救災，蕭院長甚至在10月11日下令，在10月15日前完成受災房屋鑑定工作， 16日前把慰問金發放到災民手中，否則追究失職懲處。

然而地方政府卻不能遵照中央政府指令發放慰助金。第一不夠發，例如台中縣房屋慰問金需要45億元，只得30億元不夠發。 第二不敢發，只領到部分款項，錢不夠不敢發，怕不公而引起抗爭。第三不能發，鑑定房屋全倒或半倒的人情壓力太沉重，鄉鎮長、村里長扛不起，沒有鑑定報告書的話， 慰問金就不能發。 第四不准發，集集鎮長為加速重建速度，規定廢墟未清除完畢者不准發。

罹難慰助金「政治喊價」

依15項措施的第九項，中央銀行提撥郵政儲金轉存款1千億元，供銀行辦理災民重建緊急融資，貸款利率為年息百分之三，期限20年。然而對於重建貸款和房貸展延的核准件數卻很低。例如被劃定為禁建區又如何申請，申請貸款之前尚須申請建照，提出重建計劃書，還有戶籍或土地所有權狀等，種種申請手續，非常繁瑣而困擾。 因此到1999年12月底，受災戶本息展延受理申請8394件， 只核准2939件。中小企業重建貸款，受理申請97件，只核准5件。

李總統遲至9月25日才發布緊急命令12條，期限6個月，至2000年3月24日，期限剛好訂到總統大選過後為止。為了「緊急」應付非常事態，中央政府「在800億元限額內發行公債或借款，由行政院依救災重建計畫統籌支用」。這樣，政府可以不受預算法、公共債務法限制，甚至不受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建築法、土地法、國有財產法等限制，為了「緊急」事態，一切可以超越法規的限制行事。 翌日（26日），在總統緊急命令下，行政院將震災罹難慰助金從50萬元提高到100萬元，慰助金變成「政治喊價」， 可以朝令夕改加倍跳躍，但對總統大選是否有助益， 就很難說了。

地震發生之後，幸虧沒有下雨，災民在野外露宿的人達數十萬人。當時缺乏帳篷、也缺乏水，特別是缺乏大小便的地方，加上屍體臭味飄散，令災民深感不安。在地震地區居住的人，為防餘震來襲，很多人不敢住在家中，而選擇在戶外的汽車或帳篷過夜。

高官直昇機巡視闖禍

政府高官的巡視，常利用數量很少的運\輸工具直昇機，這反而延誤救災作業的行動。因為一名高官的出訪，要移動約百名的隨扈人員，當救災緊急作業之際， 當地人尚需「迎送高官」，災民真是氣憤的出口穢言咒罵。當時，有線電視尚未抽檢的影幕映出，李總統乘坐的直昇機著陸時，將災民的帳篷打翻，而有「歐巴桑」咒罵，李總統反唇罵出：「我不是只為你而來」的一幕對罵劇。民眾說，李總統真是沒有風度，還跟歐巴桑對罵。另外，還有李總統的直昇機刮倒樹木壓死五歲女童的事件，直到2001年7月法院判決駕駛員無罪，受害者父母至今怨氣難消。

連副總統的活動和談話，也連日的出現在電視和新聞，這是他「勤政愛民」的表現機會，相對的宋楚瑜在媒體出現的機會就少多了。國民黨中央本來考慮在9月22日給宋楚瑜處分，但因為九二一大地震而中止處分，同時也不得已中止選舉活動，但政治心態還是憂慮著大地震會不會影響明年大選。

賑災善後就是「用錢擺平」

觀看李總統在此時刻的一舉一動，從當初即考慮如何「用錢擺平」的善後對策， 籌碼就是用中央政府賑災建設債的籌款800億元，以為用錢就能解決一切。正像國民黨面臨選戰時，以為用錢就能擺平那樣的思考方式。然而災民的心繫於「人命關天」，一心一意在於如何救人 而不關心政府高官如何做秀。政府未將指揮系統制度化，各機關各行其是，行政命令紊亂，而不能發揮統一作用。因此救災如何，都要看李˙連關愛的眼神到哪裡，災民可以區分為幸與不幸。如果李˙連關愛而又答應，則一切OK如願以償，如果李˙連沒注意到，像偏遠的山區原住民則被棄置不顧。

李總統的「用錢解決」的一貫意志力， 使物資橫流、浪費、糟蹋。民眾受其影響，對於災害的「同情心」，即以現金和物資表現出來，根本不瞭解災區的受災者需要什麼，反正認為有錢就能購買一切，而踴躍捐款，捐款數量超過375億元之多。也有人將家裡的剩餘東西捐出，好像得到剩餘物資處分的場所。甚至也有個人開車將救濟物資送去，演變成交通堵塞， 物資送到了某處，堆積太多， 鬧成吵架，硬要對方接受。捐血也是太多人去了，缺乏裝血袋，袋袋充滿了捐血。這也充分表現台灣人的熱情。至於企業界的鉅額捐款，悉數交給中央政府的各機關， 到底能否到達災區難民之手，只有天曉得。但是最後，國民黨政府總是成為民眾非難責罵的對象。

讓國外救難隊救助人命

對於人命的救援，地震發生24小時之內， 已有日本的救難隊攜帶大批救難器材和搜救犬抵台，其後陸續有來自亞洲和歐美共13個國家派遣救難團來台， 聯合國也派人來台勘災。但是台灣當局對於從香港來的大陸救難隊則拒絕其入境。 對於他國來的救難「無條件」接受，對於大陸的救難隊則「有條件」限制，而以物資、人手都夠了不用來救助婉拒。 國民黨當局又把震災救難活動「政治化」了。

外國來的救難隊，日本隊甚得好評。因為儘力救助而尚不能救出人命時，最後日本隊即排列向災民叩頭道歉。美國的救難隊，以科學儀器偵察人命存否，如果沒有反應就撤手，對於期望家人「萬一生存」的民眾來說，美國人的作風有點太冷酷。

九二一大地震給李連蕭政權大好的表演舞台， 每天媒體都在報導他們的活動， 也是他們展示中央政府統籌協調的能力， 如何指揮地方政府承擔工作的行政力。 然而李連蕭體制所最憂心顧慮的，是千禧年3月的總統大選是否受其影響，因此一直拋出「利多」消息，提高罹難民眾的慰助金，計較災民重建融資的貸款利息多少，而缺乏「人命救助」為優先的概念，將「人命救助」的艱難工作，委讓外國的救援隊去執行。至於本地的國軍，有很多人手，也有推土機，但要從那裡著手，指揮官不敢下令就不會起挖，而沒有緊急救援的能力。但國軍拆除倒塌的公共建築物則行動非常迅速，在檢察官趕來搜集公共工程弊案的證據之前，早已把一切清除乾淨了，國軍反而成為湮滅工程弊案的幫兇。

慈濟功德會救援工作比政府強得多

李總統命令連戰為召集人的「九二一地震全國救災督導中心」，並未能發揮督導協調作用。例如物資的分配，因為缺乏統一的機構調配，有的災民多得可以開雜貨店那麼樣地集中堆積物資，有的地方房屋倒塌了也沒人去理。行政機關從中央的各部會到末端的鄰里組織，對地震災害的危機處理，赤裸裸的表現「政府無能」。

以民間團體的「慈濟功德會」來說，九二一地震在凌晨1點47分發生，2點即開始動員，清晨３點到6點之間，其全省各分會和聯絡處已形成十幾個救災中心和醫療站的救援網路，送給災民每人5千元現金，並緊急的分配糧食、棉被等急需物資， 比起政府機構的無能為力，真是迅速而組織性的展開救援工作。政府既然沒有執行統合協調能力，也缺乏救災第一線的人力設備，何不將救災工作BOT即「公辦民營」， 交給慈濟功德會等民間團體去做呢?

又以九二一重建教室來說，慈濟功德會建蓋一坪只要五萬元，而公家機關蓋教室每坪卻高達十萬元。 慈濟功德會認領了55所災區學校，用的全是鋼骨結構， 120年耐震標準，一所一所完工啟用，而教育部負責的到2000年底都還沒發包出去，從此亦可見政府的行政績效。

「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瓜田李下的嫌疑

民間震災捐款375億元之中，由中央各部會收受的超過130多億元，全數撥交「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運\用，董事長為政商龍頭辜振甫、執行長為前農委會主委孫明賢。事後傳出民間震災捐款，六成遭政府相關單位變相運\用， 包括災民勞農健保經費，倒塌房屋的信貸基金，甚至國防部九二一救災專案研究費用，都動用民間捐款。現在董事長辜振甫身體違和，陳水扁總統改派大陸工程的殷琪為董事長，殷琪的事業是營造，新政府為什麼要派營造商人為重建基金會的董事長，而引起人民瓜田李下的疑慮呢？

政權交替之後，接任基金會執行長的謝志誠\說，重建的錢幾被做規劃的人拿走。包括補助某電視台和消防署拍攝「向大地震學習錄影帶」一千多萬元，農委會水保局的「農村聚落重建調查規劃費用」八千八百多萬元， 原住民委員會的「原住民聚落重建調查規劃費用」二千多萬元，而災區「社區重建調查規劃費用」六億六千五百六十萬元，核撥一億六千五百六十萬元之中，有不動產公司包了五、六個地區的重建規劃，用四家不同名目的公司，承包不同聚落規劃， 卻共用同一個電話號碼。

官員牽涉震災弊案

九二一震災受創最嚴重的南投縣13位鄉鎮市長之中，已有６人分別捲入有關震災弊案中，連縣長彭百顯也涉嫌震災重建工程舞弊貪瀆案，遭遇南投地方法院羈押的尷尬場面。

九二一大地震過了一年之後，還有住在帳蓬的災民在風雨中瑟縮發抖，稍有風雨即土石流不斷。震災房貸只有二成災戶借貸，許多校園重建經費仍未撥下，地方重建工程給黑白兩道綁標，各類專戶捐款去向不明，倒塌大樓的建商責任及賠償尚在延宕。前此有救難物資被挪為選舉用途，現在又發覺某鄉長將救難物資納入私囊，甚至傳出外交部囤積救難物資讓其腐壞之事。 九二一大地震是天災， 如果不加上人禍，人民怎麼會那麼慘?


台史公曰：人類科技雖稱發達， 然亦無法預防天災也。天災若加上人禍，因經濟利益而破壞山坡地、森林、河川、以致破壞環境生態，所引起災害更甚也。 藍色執政接著綠色執政，災民求償無門，每逢大雨淹水，居民苦不堪言！此天災抑人禍？諸君必能判斷也。

李旧苗

第二十章 「台灣人」悲哀不悲哀?

日本的『朝日週刊』在1993年4月30日刊登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對李總統的訪問全文， 題為『場所的苦悶----生為台灣人的悲哀』（1）。此一文經過台灣兩家報紙轉載後，餘波盪漾，迄今爭論不休。「台灣人是否悲哀」？為何李登輝要強調「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日人套招的問題設定

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是以「遼太郎問，李總統答」的方式進行，而人類的問答對話，往往是「問題怎麼設定，就決定了它怎樣被回答」。問題在於司馬遼太郎這個日本人，為什麼採取這樣「套招」的奇特問法?

遼太郎為何來台灣會見李總統? 又為何關心台灣呢?在開場白中，遼太郎坦承: 「我個人深感¨¨ 惻隱之心，台灣的未來是我很關心的」，然而，此惻隱之心 ( 憐憫? ) 與關心，乃是以日本人的立場與利益出發，他隱約地暗示「¨¨當然我更關心日本的事情。」那麼，以日本利益出發的台灣觀又是什麼呢?

倘若我們從很有愛國心的日本人角度，來看待台灣的統獨問題，答案就很清楚。 依日本國的利益，最好的狀況是台灣獨立，最糟的是海峽兩岸統一，台灣海峽變成中國的內海，從而扼住海路依存度極高的日本國生命線。

奇特的台灣史觀

從這個角度來看，遼太郎乃是很「關心台灣」的日本人，看看他如何建構其特殊的「台灣史觀」。在訪談錄的前言，遼太郎先說台灣「自十七世紀以來， ¨¨ 是無主之地」。接著，有意無意地跳過明朝鄭氏與清朝治台兩百餘年的史實，而在「無主之地」後， 立刻申論「從一八九五年的五十年間， 台灣曾是日本的領土」。 這是一種別有心栽的歷史布局，一種「消除中國」肯定日本帝國對台灣殖民地統治的理論布陣。

的確，在十六、七世紀，荷蘭人、西班牙人佔據過台灣，西班牙人也征服過菲律賓， 以及葡萄牙人以武力鎮壓東南亞原住民，遂行其「東方帝國」事業。這種種暴力野蠻行徑，在「國際法」上的主張就是這些地方是「無主之地」!

一旦確立「無主之地」的理論，接下來判定能否「合法」領有該土地的國際法標準， 便是「先佔先贏」原則。這個原則，是一六Ο九年荷蘭人格老秀斯 ( Hugo Grotius ) 首倡，這是為當時的海權強國荷蘭，提供擴張殖民地的理論，其後逐漸演變為十九世紀列強進行全球殖民地大分割競賽時， 在國際法上橫行的理論。

台灣為「無主之地」？

依此「先佔先贏」的列強國際法原則，遼太郎先宣示台灣為「無主之地」，接著略過明鄭與清朝治台兩百餘年的史實，立即申論台灣乃是日本的領土，如此這般，日本「領台」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便告確立。這就是司馬遼太郎別有用心的設計。

為了進一步論證「無主地¨¨日本領土」此命題，遼太郎除了在對話中舉證兩名美國人於十九世紀下半葉認為「台灣島是無主之地」的說法外，還多次地否認「中國」這個概念的國際法意涵。如此一來，就可以否定開羅宣言中「日本必須將台灣與澎湖歸還中國」的規定。但是如果台灣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仍然是無主之地，則日本又何必與中國打甲午戰爭，逼迫「割讓」的國際條約呢？遼太郎的邏輯顯然有矛盾。

在「無主地」與「日本領土」之後， 為了證明日本帝國殖民台灣的正當性，遼太郎還故意舉「台灣人」所講的話，來論證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的「貢獻」。他說「邱永漢先生評：如果不是 ( 台灣曾經受過日本統治 ) 那樣的話，台灣島也一直如同鄰近的海南島一樣 ( 落後 ) 吧! 」

邱永漢的本名為邱柄楠， 當初以「永漢」為筆名出道，他接受日本殖民地的完全教育，如果覺得日本帝國對殖民台灣所作的一些「建設」應該感謝的話，就像牧場主人為了搾取母乳而把牛兒餵食那樣，被搾取的母牛難道還必須感謝牧場主人的餵養「恩澤」?

「中國」迫害台灣人？

在肯定日本殖民統治對今日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之後，遼太郎反過來編他的中國政治迫害台灣人的邏輯。他說：「戰後某一時期，( 台灣的 )人們曾經毫無緣由地處於遭受『國家』危害的恐懼中」，這是指台灣的白色恐怖時代。然而戰後白色恐怖的暴虐主體，乃美國冷戰策略所支持的國民黨政權或蔣家政權。但依遼太郎的邏輯，遂將白色恐怖的主體，由一個政權變成一個「國家」。什麼國家呢? 言下之意就是「中國」，因此白色恐怖背後真實的意涵與蔣家政權不當施政的意義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國家」的不義，變成「中國」壓迫「台灣人」的控訴，白色恐怖等於「中國」的壓迫。那麼日本殖民統治台灣，難道沒有白色恐怖嗎？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特高警察物語」

依日本特務高等警察寺奧德三郎的回憶錄『台灣特高警察物語』，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從珍珠港事變前夕1941年11月全面檢舉「台灣獨立陰謀\事件」，到1945年日本戰敗那年，日本殖民統治當局在台灣大肆檢舉叛亂份子，涉案嫌疑包括議員、律師、醫生、地方仕紳，乃至販夫走卒等，刑求偵訊如「水攻法」（倒吊嫌犯， 澆水於嫌犯鼻子），「鹽水針法」（以鹽水注射嫌犯大腿）等，並以自由心證定罪。當時的鳳山事件、東港事件，旗山事件，就是日本統治下活生生的白色恐怖（2）。

在日據時期的「高雄叛亂陰謀\事件調查報告書」，陰謀\團體的首領是林獻堂，全台各地負責人名單：台北 林呈祿，新竹 朱盛淇，台中 陳欣，台南 國江南鳴，高雄 陳啟貞；指導聯絡員 陳逸松、陳金萬；各州聯絡員 新竹 鄭添登、許振墘，台中鄭松筠、葉榮松，台南 歐清石、沈榮，高雄 吳海水、何景寮。例如律師歐清石就是被拷打折磨致死的。在日本治台時，不准「回歸祖國」不許「爭取獨立」，甚至刑求致死，日本戰敗時則態度180度大轉變，由日軍參謀\策劃「台灣獨立」，遼太郎為什麼不說呢？

「邪惡的中國人」與「善良的台灣人」？

接著， 遼太郎還提出好像不著痕跡的二分法。他露骨地說道:「很幸運\的是， 台灣能擁有世上最有教養且淡薄名利的元首。此人物原先被擔心是否能在利慾薰心的外省人政界當中綜理國事，但在幾次權謀\處理結果的表現上，解除了大家的不安」。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一種對李總統的拍馬屁手法，而隱藏著「邪惡的外省人 ( 中國人 )」與「善良的本省人 ( 台灣人 )」的二分法，這明明是在挑撥省籍對立的陰險招數。

遼太郎的觀點其實也有其來龍去脈可尋，從其一生的經歷就可以察看出來。遼太郎與李登輝總統同年，一九二三年生於大阪，本名福田定一。在大阪外國語大學，念冷門的蒙古語系，其後即依此背景，在戰爭期成為日本帝國侵略中國的尖兵，即日本兵上士，足跡踏遍中國東北 ( 關內人稱為遼東，日本人稱「滿洲」) 與內蒙古。

為了紀念他那段「滿洲進出」或「遼東進出」的「大東亞戰爭大時代」故事， 福田還特地取筆名為司馬遼太郎。「司馬」是取其效法司馬遷而不敢自況之意， 中間加上個「遼」字，以茲永誌不忘「遼東」。在戰中期那段歲月，福田曾一度與李登輝在日本陸軍預備士官教育班同期，遼太郎便利用這層關係，再加上其日本名作家的聲望，成為輕易踏入大多數台灣人民一輩子也難以進入的李總統官邸，甚至窺伺總統府的藏書，以他那充滿「大和民族」觀點的問題設定，來向李總統發問。

台灣是怎麼個「文明國」法？

訪談一開始，遼太郎就先大拍台灣馬屁，說台灣是「文明國」，而文明的標準是看晨間牛奶能否安全準時送達而定。這種奇怪的文明觀，其實是把台灣看成第三世界的落後地方，現在能送牛奶了，所以變成了「文明國」了。

台灣人愛面子，如果又內心疼惜台灣，一聽到日本人捧台灣， 自然會飄飄然， 而且很容易把來客當作可信賴與傾訴的對象，李總統也不例外吧。當遼太郎把台灣捧得差不多，充份達到親近與信賴效果後，話鋒一轉，他設計一種模糊的問句來刺探李總統內心的情緒。「¨¨想李登輝先生必是快樂但同時又很痛苦吧！換句話說，這是因為在台灣出生之故。」 這個問題到底在問什麼? 遼太郎露骨地表示要和李總統討論「台灣這個所在 ( 場所 ) 的痛苦」。

限期二年的「驅逐策」

然後，遼太郎先以表層的歷史故事讚美日本，說當初日本帝國派兵征服台灣時如何地「寬大」，如限期二年允許不願當日本人的台民回大陸。日本殖民政府果真的那麼「仁慈」嗎？ 其實這是假裝「人道」的極惡毒辦法，這是日本帝國祭出二年期限驅逐一切外國人，並切斷台民與大陸關係的狠招。二年之後，台灣的居民分為兩類，不是恭奉日本天皇的「臣民」就是外國人，外國人課重稅並限制居住自由。此後外國廠商紛紛從台灣撤退，台灣變成日本完全獨佔的殖民地。

另一方面，台民也從此失去來往中國的自由，要回去大陸故鄉探親，必須獲得日本當局的渡航許可。試想，當時的台灣居民，背鄉離井定居已久，除了少數怕被日本欺負而離開台灣之外，一般台民不是沒旅費回大陸，就是回大陸怕找不到工作，在台灣已經生根而難以割捨，不得已留在台灣「抗日」，或認命當日本「皇民」了。

台灣歸還中華民國有疑義嗎？

遼太郎再以此作為對比，暗示戰後中國接收台灣時，根本沒有問台灣人民的意願，巧妙地攻擊中國不寬大，沒有給台民選擇獨立的自由。台灣歸還中國，是根據開羅會議宣言、菠茨坦宣言、日本降書三個文獻，環環相扣確定：「日本所奪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shall be restored to)中華民國。」

然而，遼太郎避談日本投降第二天，就有日軍參謀\策動辜振甫等搞台灣獨立計畫的陰謀\，被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制止之事（參考本書第一卷第七章 戰後台獨的始作俑者）。回想台灣光復當時，不是全島歡騰地慶祝脫離日本殖民統治而回歸祖國嗎？ 林獻堂等仕紳不是組「台灣光復致敬團」，代表台灣人到大陸向明孝陵、中山陵致敬嗎？ 至於二二八事件以後，蔣介石政權的白色恐怖，都要歸罪給「中國」和「中國人」嗎？

追隨日本人說中國應分裂？

遼太郎再進一步推論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比『中華』此詞還要含糊不清的了‥‥『中國人』這三個字也是含糊不清的」。在否定「中華」與「中國人」之後，遼太郎接著提出他那中國應該分裂的看法。「我認為北京政府治理那廣大版圖確實不易‥‥中國將西藏、內蒙古收為國土，從居民角度來看實在是很奇怪。 ‥‥實際上內蒙古、西藏的居民好像非常痛苦。」弦外之音，就是蒙藏應該脫離中國而獨立。因此遼太郎接著說，「國家是有適當的尺寸大小， 像法國般的大小最適當吧!」 換言之，中國太肥大了，應該自斷肢體，或由「國際力量」促其肢解崩潰。

遼太郎有此「中國觀」是有跡可尋的。在戰前，日本的右翼和軍國主義者，就不斷地提出這種主張，並暗地裡扶持「滿蒙獨立運\動」。 女間諜川島芳子的養父川島浪速，就是專門煽動「滿蒙獨立運\動」的謀\略者。既然蒙藏都應該獨立，不消說，台灣更應該獨立。這就是遼太郎向李總統表明其「關心台灣」的本意，難怪遼太郎到後來乾脆說：「台灣已成為一個新的國家了!」

日本客人如何鼓吹台灣獨立？

既然要鼓吹台灣獨立，站在日本人的角度，最好的方法就是撩撥過去的省籍恩怨，以及許多上了年紀的本省人在漫漫生命過程中的痛苦記憶，再把這種恩怨與痛苦記憶，導向台灣內部的「統獨」內鬥。於是，遼太郎接著說 :「李登輝先生，您是在二十二歲時由日本人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民。聽說那時的知識青年無法安穩的睡，中華民國的憲兵之類的人會來襲，聽到敲門聲，以為有什麼事而探頭看，結果發現糟了，必須馬上逃命，經歷過那種苦難，現在好不容易終於獲得了今日如此高水準的自由與法治制度」。這是多麼扣人心弦的描寫，多麼高明的心理撩撥筆鋒，而且在撥弄仇恨情感之後，還不忘加上一句拍李馬屁的諛詞。

從李登輝總統那一代的生命史來看，戰後國民黨政權的白色恐怖與省籍上的差別待遇，確實是段難以磨滅的痛苦記憶。因此，當外國客人以譴責的口吻描述那一段不義的歷史時， 很容易引起李總統那一代人深刻的共鳴。 問題是， 戰後台灣史難道只有那種不義與仇恨嗎? 對於戰後台灣史，如果台灣人民只有遼太郎這種刻意把痛苦經驗全面化與極端化的記憶，那麼台灣人除了仇恨以外， 還有什麼?

遼太郎如此提起問題，在一問一答之間，就註定了這些問題如何被回答。於是， 李登輝總統「出埃及記」的神學話語、自吹軍事天才與台灣首席豬肉問題專家等驕傲， 乃至誇耀總統夫人「善理家計」等無關生民痛癢的回答，也就跟著紛紛出籠\了。

台灣已邁向「新時代」就是獨立

日本客人到台灣來，最想聽的，並不是李總統的自吹自擂，而是「台灣獨立」的承諾。在兩人對話的最後，日本客人還不忘再確認一次 :「在開頭提到『出埃及記』，是否就是意味著 : 台灣已邁向『新時代』嗎?」

台灣確實已邁向「新時代」， 誰會否認台灣已經進入新時代呢? 但「新時代」畢竟只是一種空疏的語言，重點在於新時代的內涵如何。然而，日本客人一開始就咬住「出埃及記」與新時代的關係，回答的李總統如果不想否認台灣已進入新時代， 或是早已沈浸在被吹捧而飄飄然的驕矜情緒中， 勢必跟著日本客人的語意回答 :「是的， 已經出發了」。李身為總統，終於放言摩西帶領他的台灣人民到應許之地，這是對岸中國大陸的領導者所不能漠視的。

「台灣人的悲哀」一文，如此透過日本人之手，呈現在台灣兩千多萬人的眼前， 大家都在討論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大家都在爭辯省籍情節與統獨問題，大家都在內鬥中自我消耗而樂此不疲。然而，竟然沒有人指出，日本客人司馬遼太郎，如何巧妙地操縱台灣總統的心理，設計台灣「獨立」的表態。

像司馬遼太郎那樣，從台灣的最高領導者，來傳播刺激「台灣人」的民族感情， 自然會引起島內的動亂不安，甚至危害兩岸之間的和諧。如果說台灣人悲哀，換腦筋想想，非洲從殖民地「獨立」之後，為什麼還有那麼一大堆的餓死者，你說非洲「獨立」解脫了悲哀了嗎？

琉球人的悲哀

現在來看看琉球人變成日本人，是否快樂呢？
琉球曾經是一個獨立的「琉球王國」，其首里城的守禮門有「守禮之邦」的匾額，表示琉球王國是愛好和平與守禮的國家。例如客廳的飾床間， 好戰的日本人擺飾武士刀，而愛好和平的琉球人擺飾三線琴。

從15世紀到16世紀，琉球王國以海洋貿易國，也就是中繼貿易國而興盛繁榮。 當時的那霸是一個國際港，乃是日本、朝鮮、中國等東亞國家， 與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東南亞地域的中繼貿易站。到了17世紀初的1609年， 日本的薩摩武士入侵琉球，但沒有完全消滅「琉球王國」，仍保留其與中國的冊封與朝貢關係， 這是日本貪圖「朝貢貿易」，從中國朝廷獲取賞賜的較高利潤。 從此，「琉球王國」在表面上保持獨立，實際上受薩摩武士和日本幕府的嚴厲統制。

到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明治政府在1872年廢止琉球王國改設琉球藩，1879年斷行「琉球處分」改設琉球縣。從此琉球人民化為日本忠誠\的「皇民」，然而琉球傳統，本來沒有日本天皇的歷史。

在1945年以前，日本政府使盡一切方法利用琉球，但都不願意為琉球付出代價犧牲。最悲慘的是太平洋戰爭末期，琉球成為日本唯一的陸地戰鬥的舞台。從1945年4月到6月的三個月期間，美軍登陸琉球戰鬥，美軍戰死一萬二千人，日軍戰 死九萬四千人，而琉球老百姓的死亡不計其數，總之超過日軍和美軍死亡人數的總和之上。

琉球住民的死亡，有被美軍轟炸而死的，有被日本「皇軍」強迫「集體自決」的， 村民悲慘自決的地方叫做「玉碎場」（3）， 有琉球人因講琉球方言而被日軍認定為「間諜」而遭慘殺的，有學生護士在野戰病院的壕內集體悲壯犧牲的， 有老人小孩被強制移送北部山岳缺糧地而餓死的。日本當局在琉球，起先召集17歲以上45歲以下男人，不久，連14、15歲中學生都不放過，不論男女皆召集而配屬於軍部。「沖繩戰」是琉球人為了「防衛本土」日本，而犧牲了琉球的四分之一人口，你說琉球人悲哀不悲哀呢？

就是在戰後，琉球的領土只佔全國的0.6％，而美日軍事基地設施的75％集中在沖繩（4）。目前，沖繩縣民的所得全國最低，升學率最低，儲蓄率也最低，離婚率最高，第二級產業的比例只有二成是全國最低，耕地不是水田而是旱田，勞動時間長而工資低，出租美軍基地的收入現在降為總收入的5％，故大部分靠觀光產業的收入。「琉球民」併入日本之後，一直是日本的「棄民」， 司馬遼太郎如果有同情心，為何不為他們悲哀而主張沖繩「獨立」呢？

朝鮮人的悲哀

現在再來看看朝鮮人如何地悲哀？
朝鮮半島在1910年被日本吞併， 之後日本禁止韓國人使用母語， 強迫他們學習日文。一些極端的右翼日本人把韓國人稱為senjin（鮮人），相當於西方人蔑稱日本人為jap。他們認為韓國人不能自治，非得被日本統治不可。日本一直害怕韓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在政策上一直是採分裂韓國政策，如果南北韓統一起來， 日本就必須修改政策對付。南韓的政府與人民也非常警戒日本，南韓的高鐵計畫就排除了日本，而選擇歐洲國家。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韓國人二十人無奈地切斷小指頭抗議。

韓國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後，悲哀的很，不能馬上獨立，南韓被美國佔領，北韓歸蘇聯附庸，在美國和蘇聯的超強主導下國家分裂。從1950年到1953年之間的韓戰，是韓國人被外力操縱而展開的一場「代理戰爭」（a proxy war），北韓人替蘇聯打，南韓人為美國打，真是悲哀。此骨肉間的戰爭， 南韓有225,000軍人陣亡， 375,000平民死亡， 390,000人失蹤。 北韓的傷亡更為慘重， 295,000軍人陣亡，405,000平民死亡，680,000人失蹤。他們的國人為什麼要互相對立慘殺， 至今離散的家族還不能夠聚集生活在一起，你說悲哀不悲哀？

菲律賓人如何快樂下去？

再來看看「獨立建國」後的菲律賓人快樂不快樂？
菲律賓在1521年由葡萄牙人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率領西班牙遠征隊登陸，後來以西班牙國王菲力普(Philip)命名菲律賓群島(Philippine Islands)。1565年西班牙人佔據菲律賓群島，開始其300多年殖民統治。1898年美西戰爭，菲律賓人得美國援助宣佈獨立，旋即變成為美國的殖民地有半個世紀。二次大戰期間，日軍於1941年擊退美軍所佔領的菲律賓，美國遠東軍司令官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落荒而逃到澳大利亞。美軍於3年後再奪回菲律賓統治。 戰後翌年即1946年的7月4日，美國的獨立建國紀念日，菲律賓獲得「獨立建國」，從此在政治上賦予「獨立」的地位、但在經濟上和軍事上，仍舊持續美國殖民地的性質。

當初菲律賓是亞洲國家中，最先推行工業化也是最先進的國家。 在1950年代，菲律賓的國民所得比日本還高。然而到了馬可仕(Ferdinand E. Marcos)政權時代（1965–1986），國勢逆轉，衰落不堪，菲律賓淪落為「亞洲的病人」。為什麼菲律賓「獨立」建國而衰敗，必須探究原因，這是人們所關心的。

馬可仕的出身依附美國

馬可仕在二次大戰時，當過美軍都情報員，獲得最多的美軍勳章。戰後從美軍民政官、法務部長起來，最後登上菲律賓總統寶座。其後連選連任，但在其再選過程，因財政支出、信用貸款、進口的不斷擴大，經濟失調，招來通貨膨脹，以致農村凋弊，都市治安惡化，社會運\動激進化，導致美國企業的撤資。

當初，菲律賓是世界的開發中國家中，獲得美國國際開發局（USAID）最多援助的國家。隨著美援的增加，美國商品也集中地投下，然而此開發援助的設計，先給美國企業帶來利益。開發援助資金，幾乎都投資在道路、灌溉系統、農村開發等基礎建設計畫，但是這些建設的大多數分佈於美軍基地周圍，或反政府活動鼎盛的地方，對菲律賓的貧苦大眾沒有什麼助益，一切以維持「國家安全」為念頭。

當初菲律賓與美國的特殊國際關係，給美國企業帶來利益。美國輸出入銀行，對於1977年在巴丹半島建設西方公司（Westing House）的原子力發電廠案，投下鉅額的融資。在其他的領域，如農業、服務業（特別是銀行業）、出口用電子品製造業等， 美國企業在1960年代、70年代進行大量投資。在這時期除了美國政府系銀行、民間銀行之外，國際金融機構的世界銀行，也與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合作，對菲律賓政府加強通貨、金融政策，以及經濟、社會開發計畫的種種勸告。 因此，本公司設在美國的跨國公司，在製造業方面也有很多的投資，而多數集中在農業第一級產品加工業。外資對菲律賓的投資和借款， 幾乎都集中在非基幹產業。 各種產業逐漸被跨國公司所控制， 而美國跨國公司在菲律賓的利潤，比在美國多獲二至四倍。

然而1978年12月第二次石油危機之後，發生世界規模的通貨膨脹， 而菲律賓的經濟危機也自1980年代開始。首先，菲律賓經濟所依靠的外資系企業，以美國關係企業居首，開始關閉撤資。到1985年初， 即總統大選前一年，菲律賓的完全失業率超過25％，通貨膨脹率也超過50％。 在這樣的經濟危機狀態下， 美系銀行也就盡可能地壓制對菲律賓的新規融資，並讓約10家大企業從菲律賓撤資回美國。1983年底有美國製罐、讀者文摘撤出，1984年有泛南航空、斯特羅絲公司撤資，在巴丹加工出口區內最大的廠商福特汽車工廠也關閉了。

日本的ODA是貪污腐敗結構

美國撤資之後，菲律賓依靠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簡稱ODA），然而日本對菲律賓的援助，更促使馬可仕政權的貪污和腐敗。日本ODA的實情流程如次：首先由日本在菲律賓的商社，替馬可仕政府製作ODA計畫，並向日本國內的政府有關單位說項，然後此ODA計畫交由菲律賓政府，經由日本駐馬尼拉大使館，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援助計畫。日本政府批准的ODA計畫，即完全由日本商社包工實施。這樣馬可仕政權的貪污腐敗結構，同時也牽涉到付給日本官員以及自民黨政客的回扣。最後馬可仕政權的貪污和腐敗，激起菲律賓人民的公憤，以「人民的力量」打倒腐敗的政權。然而，菲律賓從此一蹶不振，每況愈下。

現在菲律賓人的國民所得，平均每人1046美元（1999年），約為台灣的十三分之一。 菲律賓人淪落到大學畢業女生失業， 無奈到台灣當「菲傭」。 菲律賓「獨立建國」而依靠美日的下場，你說悲哀不悲哀呢？

台灣原住民族的悲哀

在台灣真正悲哀的，是住在台灣的原住民族。他們比李登輝所說的「老台灣人」( 1945年以前來台 ) 或「新台灣人」( 1945年以後來台 ) 的漢民族，更早定居於台灣，但被後來渡海來台的漢民族，驅逐到山地，而被稱為「蕃(番)族」「高山族」或「山胞」。

他們本來分佈在台灣全島各地居住，因受中國大陸來的漢人移民壓迫，以及日本五十年統治的影響，居住地越來越狹窄，被迫限於山地或離島。他們的土地被漢人或日本政府、國民政府霸佔。因為經濟上貧窮，男人在都市充當耗費體力和勞力的建築工人、搬運\工人、或海上船工，女人則淪落在都市角落賣春者亦不在少數。從台灣的原住民族的立場來說，不論是本省人或外省人，閩南人或客家人， 來台統治他們而支配他們命運\的都是「歹人」，原住民才是愛護台灣山水的「真正台灣人」。

當然，原住民也為了維護自己的生存權而努力奮鬥。然而原住民社會遭遇階級分化而擴大貧富差距，少數菁英份子被政府機關吸收過去，剩下大多數的原住民族青年，很多變成都市之中的多餘份子，留在貧瘠鄉間的山地老人，則靠子女寄回家的一點點錢過活。台灣的「都市化」現象，讓鄉村的年輕人出走流失，原住民的故鄉也變成「過疏化」和「階級分化」， 而喪失了原住民的文化傳承。

他們本來有自己的語言、文化，但經過「漢化」、「日本化」， 光復後「再漢化」的統治轉變過程，在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口當中，變成只剩三十多萬的少數民族，面臨逐漸失去自己語言和文化的危機。 他們幾乎喪失了原有的祖先土地，以及族人可以和樂共享的生活環境，僅靠著隸屬於漢族的「優勢文化」討生活。 這些「真正台灣人」才是悲哀呀！

李登輝受司馬遼太郎的套招說：「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原住民在想，李登輝有鴻禧山莊的億萬土地，為什麼還要悲哀? 看看他們破落的房子和家人，遭颱風土石流活埋，殘破的村落，瘡痍的大地，政府領導在做什麼？「真正台灣人」真是欲哭無淚的悲哀！


台史公曰：台灣原住民乃「真台灣人」也，實哀苦之餘民耳。 「老台灣人」，「新台灣人」， 若拾日本人牙慧， 亦真悲哀矣！ 嗚呼哀哉， 為人君者不察， 豈不可悲？ 君悲哀， 群臣悲哀， 百姓悲哀， 莫名其妙之悲哀， 與東瀛唱和， 豈不哀哉！ 「台灣人」走出悲調， 何日何時耶？ 哀莫大於只見利而心死。

（1）李登輝‧司馬遼太郎對談「場所的苦悶----台灣人生悲哀」, 『週刊朝日』，東京：1993年4月30日。
（1） 寺奧德三郎著，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台灣特高警察物語』，台北：文英堂，2000年，頁72～121。『台灣特高警察物語』附錄，有日據時期的「高雄叛亂陰謀\事件調查報告書」，頁188～189有陰謀\團體組織名單。
（2） 山川泰邦著『秘錄沖繩戰記』，東京：讀賣新聞社，1969年，頁143，頁161。
（3） 大田昌秀著『沖繩主張』，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頁４

李旧苗

第二十一章 「權力」與「魔鬼」握手

權力是制度化的強制力，狹義的說是國家的強制力，國家是合法壟斷強制力的機制。為什麼競選總統那麼熱烈， 就是因為就任國家元首即可合法的壟斷最高的強制力。掌控國家機器的政治權力，稱為「國家權力」，當總統即可掌控此國家權力。因此，權力關係必以強制力為基礎。

權力有強制力，權威不是靠強制力

與權力不同的就是權威，權威不是靠強制力，這是在一定領域內人們自發性的服從，並且有其正當性。人與人的權威關係，就是人們不用去判斷命令的當否， 即無條件的服從權威者。例如病患者服從醫生的命令，就是服從其權威。如果病患者不聽醫生的指示，這也表示醫生已喪失了權威。

在傳統上，獲得權力就等於獲得某種權威，帝王和其百官即是。但是當今的民主時代，如果強制力失效則產生權威的失墜。兩蔣時代與李登輝時代、陳水扁時代的差異在此。因此權威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由權力所支撐。但是以強制力為基礎的權力關係，和以自發服從為基礎的權威關係，是相當不同的。

為權力而追求權力，在基本上是病態現象。從古代到近代，政治權力是獲得社會地位和經濟財富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近代以後，人們在政治開放下， 有許多人熱衷於選舉。因為經由選舉就可以變成政治精英，同時也可以變成社會精英、經濟精英了。然而現代，隨著市場經濟的發達，政治和經濟在系統上分離， 為了獲得經濟權力，並不一定要接近政治權力，也可以保持距離，甚至可以遙控政治了。目前因組織系統的公私分化，權力和特權也傾向分離。現在擁有政治權力者， 可以隨之有一定程度的社會地位、名聲和財富，但只能在法定制度下享受特權，額外的特權將受輿論攻擊了。

中國和日本「權力和權威的關係」不同

中日兩國的權力和權威的關係，有很大的差別。本來在中國的傳統，權力和權威是分立的，有權力不一定有權威。權力者如果違背「天命」，就有夏、商、周、秦、漢、三國等「易姓革命」，而發生政權交替。日本的政體則迥然有異，天皇本身就是權威，沒有「易姓革命」的歷史經驗。明治維新以後，「天皇的權威」與「國家的權力」同一化，形成日本的「近代國家」( modern state )。然而戰後， 在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的壓力下，日本憲法規定「天皇是國家的象徵」，天皇有權威，但沒有權力，這樣權威與權力又分離了。

當代各國都是權威墜落而權力多元化。各國的總統或總理擁有權力和財力，但都缺乏權威。就是世界的超強美國的總統也是如此。人們對國家的意識稀薄化，連國家也喪失其權威，國家的政府事務委由那些處理行政的技術官僚去執行。相對的，資本主義化的企業，逐漸伸張其勢力於社會的各部門 成為每一個人最重要的上位組織。傳統的「士農工商」的社會秩序，依美國式的現代化， 轉變為「商工農士」位階的社會。美國的「總統」乃是商工大老闆在幕後推出律師（如布希）或明星（如雷根）當任的。美國的「士」，不論是諾貝爾獎得主或是大學的名牌教授， 只是企業鉅商「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人物，只差這個人大老闆要給多少錢報酬而已。

李登輝的「民主化」權威宛如公雞的啼叫

在兩蔣時代，台灣的最高統治者有權力、有財力，也有相當的權威。雖然因掌有生殺予奪的強制力而來的威勢，故可以說是一種假權威，故顛倒稱之為「威權統治」也罷。但到了李登輝、陳水扁的所謂「民主化」時代，即使有權力以及相對的財力，但已經喪失了其權威和威信了。李登輝沾沾自喜於美國的媒體稱他為「民主先生」( Mr. Democracy )，以為台灣的「民主化」是他領導出來的。但是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就譏諷說：「就好像公雞以為太陽的升起是因為牠的啼叫」，李先生的「民主化」權威，也宛如公雞的啼叫而已。

李登輝掌握了凌厲的國家機構，其權威尚且如此。陳水扁接班時民進黨培養的人才有限，並且民進黨搞派系的這些人與陳之「偏好」並非「情投意合」，因此找來了「香蕉學人」（皮黃心白的學者）、驕傲的商人，甚至是舊時國民黨官員， 拼湊為行政院的國家機構，其權威的墜落更是可想而知。特別是阿扁在競選總統的最後階段，聘請一大堆商人為「國政顧問」，如長榮的張榮發、奇美的許文龍、宏碁的施振榮、中華汽車的林信義、義美的高志明、台積電的張忠謀\、高鐵的殷琪等鉅商， 而當選之後，又向這些紅頂商人一個一個拜訪陳謝，並在媒體面前拍照大事宣揚，使民眾深深的體會「商高政低」時代的來臨。

政治家與魔鬼握手

現今的當政者，誤以為「現代化」就是資本主義化，「民主化」就是讓出錢的資本家老闆，真正的成為台灣社會的領導中心。政治家與商人握手，政治家為企業服務，確是西洋資本主義的精神。貧窮出身的陳水扁，在台大法學院修海商法，優秀的考取律師，從長榮的海商辯護起家，投身政界亦受商人的獻金坐大，心存感激資本家也是自然吧。但是貧窮出身的政治家，怎麼可以忽略廣大民眾的意願與意見呢？

政治家經常與魔鬼握手，即使政治家自己想做一點好事，即使他自己也知道這是不義不公不可這麼做，但是周圍不肯讓他這麼做，或非要他這麼做不可，正如與魔鬼握手那樣總是放不開。以政治為行業的人，都是跟潛藏於一切勢力中的魔鬼，締結伙伴關係。

菲律賓總統艾斯特瑞達的例子

菲律賓總統艾斯特瑞達(J. E. Estrada)， 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菲律賓是東南亞十個國家中歷經美國的殖民地統治半個多世紀，受美國民主思潮影響最深，而又仿效美國的政治制度，以直接民選產生總統的「民主國家」。艾斯特瑞達是以一個大學沒唸完的動作片演員出身，專門扮演好為窮人打抱不平的英雄角色， 因明星的正義角色而廣受大眾歡迎。1969年他當選老家聖胡安市市長，從此當選參議員、副總統、以至總統。在1998年他以百分之四十的得票率當選總統時，的確以懸殊的選票差距，擊敗另外八位總統競爭對手，這一切都是經由「民主」的選舉過程，挾大量貧民階級的「民粹」支持，登上全國最高政治領袖的寶座。 然而他主政僅兩年半，即因涉嫌貪瀆被迫下台。

艾斯特瑞達在當初，也想為菲律賓的窮人做一點好事，但是他和其近親與多達68家菲律賓公司有利益關係，其中11家公司是在他上台後開設的。政治家特別照顧企業，依照慣例，政府對外發包的合約與職務任命，常常用來買票以及酬庸競選時的資助與效忠。因此總統艾斯特瑞達，與菲律賓航空公司董事長陳永栽、 塑膠大王葛查連等企業大亨，來往過從甚密，因為這些人出錢幫他選上總統，後來均得派任等於台灣的資政或國策顧問那樣的閒差，不必做事而坐領乾薪。總統可以利用任命權，替自己謀\私利。在菲律賓，總統可以派任的政府官員多達全國官員的2%，一旦當選總統，大權在握，以為可以為所欲為。

因此在貪瀆案彈劾審判上，有証言說深夜有人帶著裝滿賭博業者賄款的公事包進入總統府；有証言說大筆金錢流入艾斯特瑞達的銀行秘密帳戶；有証言說總統以公款為他的五名情婦建造豪宅等。 彈劾審判的11位參議員，表決通過禁止追查艾斯特瑞達的秘密帳戶時，忍無可忍的菲律賓人民又走上街頭，發揮「人民的力量」 ( People‘s Power ) 逼他下台了。

秘魯總統藤森謙也流亡日本

其他的例子如秘魯總統藤森謙也(Alberto Fujimori)，雙親是日本熊本縣出身，以「正直勤勉」的日裔移民形象，以及他當選時秘魯即可獲得日本ODA援助的民眾期望，當選秘魯總統，卻被指控非法斂財1800萬美元，匯進日本銀行。最後這位由人民選出的秘魯國總統，竟棄職「總統權位」流亡日本，而日本政府拒絕秘魯的引渡要求，讓藤森逍遙法外。日本政府對在日從事政治活動的外國留學生，強制遣送回國坐牢監禁，對於違法斂財的日本後裔則拒絕引渡，日本政府的「權力」的確也是跟「魔鬼」在握手呀！

印尼總統瓦希德被罷黜

印尼總統蘇哈托的貪贓枉法事例不勝枚舉，下台後被人民控告多項貪污案， 但檢方以其健康不佳而撤銷多項罪名。然而繼任的瓦希德總統也涉貪瀆，國會審議他的按摩師和長年商業夥伴，涉嫌瓦希德總統利用名義，取得政府糧食機構的約四百萬美元資金。最後印尼人民協商會議無異議罷黜總統瓦希德，而由蘇卡諾的女兒梅嘉娃蒂繼任總統。

再看韓國，獨裁總統朴正熙被刺殺之後，不論是間接選出的總統全斗煥，或是國民直接選出的總統盧泰愚，都牽涉貪瀆案坐牢，後來才特赦釋放。這些都是政治家當權後與魔鬼握手的例子。

在台灣，權力與魔鬼也是會握手的。李登輝總統本來不想與魔鬼握手，他身為國家元首，本來也想做一點有益台灣人民的事，但是周圍不肯讓他這麼做，他或許也知道日本右翼有軍國主義傾向，但對日本右翼的美言稱讚，總是飄飄然的如醉如癡，正如與魔鬼握手那樣總是放不開手。

日本右翼世川良一冒充「國賓」幹什麼？

日本船舶振興會會長世川良一，是日本著名的右翼，戰前大力鼓吹日本軍國主義，戰後擔任反共組織名譽會長，利用在日本各地「競艇」賭博抽頭的收益每年約150億圓，向各國展開「慈善」與「服務」事業。例如對東南亞各地的災害必給捐款，又捐款給各國的研究所。但是大日本愛國黨總裁赤尾敏，說他的反共運\動只是裝飾，實際在於營利賺錢。世川良一在兩蔣時代，也利用日本船舶振興會的名義，捐款給台灣換取「國賓待遇」以及海關免驗特權來台，每次來台即攜帶約一億日圓的簽名支票在台北市黑市交易，每次交易獲得二、三成走私外匯謀\取「私利」（1）。當時台灣政府實行外匯管制，才讓他有機會謀\利賺錢。

四億日圓的「對台工作費」

在李登輝時代，日本船舶振興會將賭博抽頭的錢改裝成「日本財團」，英文不稱為The Japan Foundation，而稱為The Nippon Foundation，透過在東京的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等管道，派人向李總統遊說要捐助給台灣四億日圓，條件只要台灣的總統李登輝首肯。這四億日圓捐款據說是日本右翼的「對台工作費」。日本右翼份子慣常的手段，就是利用「捐款」的名義接見總統，然後設計影響總統的作風與決策，他們深知「錢能使鬼推磨」的道理。當初李登輝對此四億圓捐款也沒有點頭，不想與魔鬼握手，但是經不起一再誘惑而終於點頭，指定將錢交給他的密友何既明，存入「南海基金會」（2）。

出賣台灣人靈魂的人

接了日本右翼捐款四億圓的南海基金會，就用這個錢邀請金美齡回台到處演講，或派日語翻譯者到日本接受訓練。金美齡在日本標榜是「台灣人」第一勇敢，站在最前線讚美日本的殖民統治台灣，讓日本人聽起來都感到臉紅。為了抬舉日本右翼的言論，身為婦女尚且讓同胞的台灣慰安婦蒙羞而傲慢無禮。她揚言代表「台灣人」向小右翼小林善紀道歉，叫喊內政部長「張博雅下台」，甚至叫囂任命她為國策顧問的「總統下台」。她因為與魔鬼握手，喪失了人性，欠缺普通人的常識，但善於用化妝術變魔術，令一些人為她著魔。

如果「台灣人靈魂」是抵抗強權的話，她在台灣的獨裁政治時代，遠避台灣安居日本，以教日本話歌頌日本為業，而在台灣的解嚴時代，充當日本右翼的鷹犬， 還敢說她要代表「台灣人民」向羞辱台灣慰安婦的小右翼道歉，如此嚴重的傷害台灣人的自尊心，這不是在出賣「台灣人靈魂」是什麼？

日本右翼有這樣出賣「台灣人靈魂」者為領航，才有機會讓這樣的小右翼漫畫暴力份子，輕易混入總統府內，大搖大擺地向總統誘導詢問，並經由接受日語訓練的翻譯者，企圖灌輸給台灣最高領導「反中國」意識，以便鞏固海峽兩岸的分離對立，並製造台灣社會族群間的騷擾。

日本右翼專事對台灣總統「反中國」洗腦

其實在東京的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也是幫兇，專事邀請日本右翼份子來台訪問，甚至還以公費招待，安排進入總統府，向總統遊說進行「反中國」洗腦。日本右翼的洗腦論調都是千篇一律，先行讚美總統的英明，然後強調中國的霸權主義跟領土擴張主義，再歌頌台灣是民主的國家，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與大陸截然不同，兩岸的關係應該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讓總統覺得正合我意而心癢癢，誤認為這些日本人真是「愛台灣」而熱情招待，而不知來台的日本人那麼口口聲聲「愛台灣」，為什麼日本又偏偏跟台灣斷交，又不讓李總統訪日呢？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小右翼的漫畫集，稱讚李登輝與許文龍都是標準的「日本武士」，這是以「傲慢主義」曲解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依劍聖宮本武藏的『五輪書』（3），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是「二天一流」， 二天是天道與觀世音，一流為實心，人生觀是「萬里一空」。武士道心存的兵法，必須順天理合神意。然而李登輝終究抵抗不了魔鬼的誘惑，才喪失了天理與神之心。雖然李仍僭稱自己是基督教徒。

再說，有人批評李登輝是日本人，這也是不瞭解真實的日本人。像小林善紀那樣傲慢的日本人極為少數，一般的日本人都是很謙遜客氣、沈默寡言、談吐高雅而彬彬有禮，也相當尊重對方的意見，哪裡像李登輝那樣傲慢、多嘴、又喜歡聽人的美麗謊言。李登輝其實是典型的台灣人，「得意忘形」的台灣人，登上「權力寶座」 而被魔鬼不斷追逐的可憐的台灣人。

再舉一個權力與魔鬼握手的例子吧。台灣在1996年總統大選年，有一個惡名昭彰的黑社會老大，遭敵對者殺死。李登輝總統派秘書長代表總統親自送上總統輓聯表示哀悼，或許寄望藉此爭取死者手下的選票支持。當時的立法院副院長和其他地位顯赫的立委，都出席喪禮祭拜，甚至好幾個民進黨領袖也在場。這是台灣的一副政治家和魔鬼握手的活生生圖畫。

多嘴說出「飛彈是啞巴彈」而摧毀情報網

魔鬼有時也會讓權力者驕縱。1996年3月總統大選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中國宣佈將於3月8日到15日之間，在台海進行飛彈演習。就在演習展開的前一天3月7日上午，競選連任的李登輝公開宣稱， 中共的飛彈演習只是嚇唬台灣人，因為「彈頭是空的」，「是啞巴彈」。十四小時之後，中共於3月8日凌晨發射兩枚飛彈，分別命中台灣南北海域目標區， 果然是啞彈。李總統的英明判斷，讓人民的選票大量投向他這邊而當選總統。

然而軍情局派出的老情報員張志鵬哭訴，由於李總統的炫耀心態，導致他在大陸佈建的情報網被破獲。我方策反的中國解放軍將領劉連昆、劭正忠等人被處死， 他逃命回到台灣，其人員有的被拘禁在大陸，有的亡命歐洲。李總統為了贏得選舉，公開透露情報人員冒著生命危險取得的情報，促使大陸的中共警覺徹查，而摧毀國防部軍情局長年佈建的情報網。

政治家必須懂得謙虛，即使與魔鬼握手，在人民面前謙虛，還是可以稱為賢君。 李在其『台灣的主張』，藉日本人江口克彥之筆說，李光耀之後沒有給新加坡留下什麼? 李登輝之後卻給台灣留下「民主政治」。如此貶低他人而誇耀自己，是被魔鬼灌迷湯而醉於權力美酒的病態，而不知反省自己當權時，為何不能像新加坡政府那樣治安良好，清廉而又有效率?

權力的驕傲墜入權力的腐蝕

2000年總統大選，國民黨敗選後，大批民眾連日來不斷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李登輝官邸外面示威，強烈要求國民黨主席李登輝下台。「他出賣台灣」，「他出賣國民黨」，「他是惡魔、狗賊\」，「下台、下台」。 這些惡言惡語，都是針對素有「民主先生」美譽的李總統而發。他當權時，風光不可一世，敗選後，他的獨裁、黑金政治、他領導的政府無能、無效率，引發民眾強烈的怨懟。昨日是權力的驕傲，今日是權力的腐蝕。一樣的權力，定有魔鬼在作怪呢!


台史公曰 :，有人對權力謙虛，有人對權力驕傲，此乃魔鬼使然。受魔鬼誘惑者，愛吹噓而又自負，自比摩西無所不知，自以為台灣人民乃他領導救贖之子民，悲哉！

（1） 井口剛編著『黑幕研究』，東京：新國民社，1977年，頁169。日本右翼世川是「經濟動物」的典型， 他對台灣實業家李章和的珪素（silicon）製造公司「允降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侵佔，改為「世川振興化工股份公司」，交給他的兒子世川陽平經營（同上書，頁166-168）。世川陽平在台灣政權交替後，屢次找機會要進入總統府，拜見陳總統。

（2） 此筆款據說現存於台北市的一家日商銀行。

（3）宮本武藏籠\居日本岩戶山， 擇天祭觀世音， 將數十年兵法鍛鍊心得， 執筆寫成『五輪書』。內容分為，地、水、火、風、空五卷，但與佛教之地、水、火、風、空五大，並非同一義。參照宮本武藏著，渡邊一郎校注『五輪書』，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

李旧苗

終章
第二十二章 蔣經國VS.李登輝

要討論蔣經國與李登輝之前，應先對台灣第一代總統蔣介石，給予一個另外一種不同的評價。蔣介石是獨裁者，殺人如麻是眾所周知之事。例如蔣介石政權於1953年將王曉波（現為台大哲學系教授）的母親章麗曼，以叛亂罪處死刑於台北市馬場町，當時章麗曼女士只有29歲， 讓幼小的曉波心靈受到嚴重的創傷，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長大，受盡羞辱和迫害，直到今天含冤48載，始得舉行追思儀式，沈冤昭雪。但是，從台灣財富的累積和經濟發展的觀點來看，蔣介石對台灣有莫大的貢獻，這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蔣介石的對台功績

台灣之所以有今日，其實，將全中國大陸的統治機器，以及全大陸的財富，搬到台灣來的正是蔣介石。當蔣介石從大陸撤退的時候，他的統治人馬以及大陸所有的外匯、貨幣、金銀財寶、價值古董、還包括生產用的紡織機器或麵粉機器等， 通通搬運\到台灣來，不留給共產黨用。如果有搬不走的，他就下令通通銷毀，這叫做「清野」，也就是不留給共產黨一點用處，讓在大陸的共產黨和人民一窮二白，只好搞「人民公社」吃大鍋飯一陣子。

想想，在日本統治刻意「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時代，台灣有像樣的紡織業和麵粉業嗎？戰後台灣紡織業麵粉業的興起，不是從上海搬來的機器，起動台灣的民生工業嗎？看看，那一件件價值連城的故宮博物院寶物，不是從北京輾轉運\過來的嗎？將全中國大陸拿得走的財富，將全中國大陸可以驅使的科技人才，都移過來經營這區區的島嶼，戰後的台灣當然比大陸富有而經濟發展了。

蔣介石殺人如麻，的確是白色恐怖的劊子手，但平心而論，帶領其子民到應許之地「寶島台灣」的是他，現代的摩西應該是蔣介石，怎麼會是李登輝呢？

對於李登輝，台灣與日本的評論有天淵雲泥之別。日本的知識界以至媒體， 都千篇一律的歌頌李登輝為一偉大的政治家，因為他是歷史上唯一對日本那麼貼心的總統，在思想上那麼容易被日本人左右的人。就是他下台之後，還是有那麼多的日本國會議員、戰略專家，絡繹不絕的拜訪他，聽他說詞，盼望他可以繼續指導阿扁總統，影響台灣的政界與走向。不像台灣的知識圈與報章雜誌，從多方面各種角度，對李有褒有貶，有比較平衡的報導和評論。

日本與美國分別掌控台灣教育五十年

自從1895年以來的這一個多世紀，台灣分別由日本與美國掌控教育，在有形與無形之間，台灣教育不能自主是一種民族的悲哀。在前面五十年的日本統治時代， 日本帝國政府一再重複的教育台灣民眾， 中國大陸如何落後、髒亂，中國官員如何貪污腐敗無能，以凸顯日本帝國的卓越、神聖，日本官兵的優秀能幹。 從1945年台灣光復到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退台灣，台灣民眾也的確見識到國民政府的落後、髒亂、腐敗無能。之後的五十年，台灣以反共復興基地「中華民國」存在，一直都是靠美國的保護，因此美國的反共價值觀，中國共產黨的赤色統治，中國大陸是貧窮落後「不自由」「不民主」的地方，也經由媒體傳播，深深地教育民心，支配台灣社會，影響台灣人的反共心理。

戰前日本控制台灣的教育，是直接用統治殖民地的強制力，戰後美國掌控台灣的教育，是間接用金錢和媒體宣傳。例如目前在大學的學術獎助，若用英文在美國所指定刊物發表，就算傑出，就有大獎。行政院的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也配合美國標準，分等級給大學教授獎助。中央研究院是學術界的龍頭老大，將台灣的最傑出的研究成果，奉送給美國老大哥。因此，台灣變成美國的學術殖民地，而不自知好歹。以對中國大陸的研究來說，美國的「反共價值觀」， 台灣的「防共安全觀」，必定滲透在研究之內，又經由媒體傳播宣染，自然影響台灣社會對中國的看法。

蔣經國與李登輝二人，繼承蔣介石的「反共」衣缽，但是政治領導者的思想行為，常受其出身的環境影響而有所不同。

蔣經國的初始階段

蔣經國的初始階段，是在苦難的中國大陸出身，後來到蘇聯莫斯科留學，在蘇聯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體制下工作、結婚，滯留西伯利亞12年。至抗日戰爭發生前的1937年4月回國，開始在其父蔣介石呵護下從政。1939年末，日軍轟炸蔣介石家鄉，蔣經國的母親毛福梅被日機炸死，小蔣在她遇害的地方立了「以血洗血」石碑，今天還屹立在浙江省溪口鎮。

起初蔣介石對蔣經國的共產黨經歷不能完全信任，父子的庇蔭有限，蔣經國從政並不很順利。1949年隨老爸來台之後，蔣經國獲得信任，開始掌握政工、特務以及反共救國團青年的權力，1972年出任行政院長當權。1975年老蔣去世，依憲法先由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總統，他以行政院長操盤，至1978年正式就任總統， 即以堅忍的政治手腕，渡過外交挫敗和內政動亂的難關。晚年則加快「政治開放」的腳步，並樹立權位不傳子的典範，1988年1月去世，在台灣掌權16年之久。

李登輝的初始條件

李登輝的初始條件，是在日本帝國統治下的台灣，祖父獲得販賣鴉片的「特許」（執照 license）（1），父親擔任日警，從幼小到大學都受日本式教育。李登輝家世比一般特殊，早年即更改日本姓名稱為「岩里政男」，也得機會到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留學。當時日本是軍國主義教育盛行的時代，青年的心靈恐怕難免多多少少受到影響。台灣光復後，李轉入台大農業經濟系就讀，牽涉共產黨事件，涉案被捕者多遭槍決而李躲過一劫。至70年代李登輝被情治單位偵訊後，為了本身的安全，才加入國民黨。從一位農業復興委員會的農經專家，很快地被拔擢為行政院政務委員，步步高陞，幸運\地被選為蔣經國的接班人，1988年繼任總統至2000年，在台灣當權也有十二年之久。

也許是出身背景使然，蔣經國與李登輝的領導風格，有相當大的差異。蔣經國的領導與一般政治領袖一樣，也是利用大眾媒體傳播，但是讓國民清楚地知道總統和政府的立場和方向。

蔣經國讓人民知道政府的立場和方向

1972年6月1日，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倚重財政部長李國鼎、經濟部長孫運\璿為首的財經專家， 注重台灣的經濟開發成長， 並起用本省人出任要職， 例如副院長徐慶鐘、內政部長張豐緒、黨外人士交通部長高玉樹。 同時推動十大建設計畫， 其中六項是交通建設。 謝東閔成為第一位台灣省籍的台灣省政府主席。

蔣經國主持第一次院會時，就強調重視協調、廉潔和形象，並發表公務員十誡，各級官員不得到酒家、食堂、黑色咖啡廳，也不得有鋪張浪費的婚喪喜宴或其他不當娛樂。蔣經國同時深入基層， 為提高行政效率， 提出「平凡、平淡、平實」六字的施政方針。人民認為蔣經國是一位「平凡踏實」的政治家。

蔣經國時代的梅花餐人民遵行

1973年3月6日，在面臨石油危機時，蔣經國提出八點革新事項，宣布平抑物價九項措施，採物價一次漲滿以後不再漲價的物價穩定方針，人民對政府的對策不存疑惑，物價真的一次漲以後不再漲。1974年2月26日，蔣提出經費、人事、獎勵、意見四大公開，推動十大建設，人民也是相信政府的政策。 1978年1月24日，蔣經國向新聞界提倡「勤勞儉樸，譴責奢侈浪費，明白義利之辨」， 官員宴客只能梅花餐(五菜一湯)，人民沒有人懷疑這是傳統美德而遵行。1979年1月對美斷交時，蔣經國提出「確立國民獨立自主的思想」以及「同甘共苦」的理念。

1975年蔣介石去世，蔣經國宣布大赦減刑，有3600名受刑人受惠，其中約200人是政治犯。接著蔣經國把核准新刊物登記和發行的權力，由警備總部移交到錢復擔任局長的行政院新聞局，這是對反對勢力所展現的善意，也是台灣的言論自由，從情治單位轉移到行政單位的一個劃時代決定。

從1971年至1978年之間，台美間的進出口貿易總額，由3億美元激增至74億美元，台灣開始享有大幅順差。蔣經國時代十大建設的數十億美元資金，就是來自對美貿易的盈餘。

從1979年開始，蔣經國領導的政府開始增加國民福利措施，修訂公司法，成立特別法庭處理勞資糾紛，勞工得享有公司營利盈餘的若干百分比為紅利， 公司發行新股必須提撥百分之十至十五由員工認購，設置勞工購屋貸款專案，大幅增建國民住宅，提高對貧戶的福利賑濟。政府對國民福利的注重，不敢忘三民主義的民生哲學，是蔣經國的一貫作風。

國家賠償法，蔣經國起頭

1980年6月20日通過「國家賠償法」，隨後頒佈實施，人民權益或自由遭受政府損害，可以訴請國家賠償損失。國家賠償法實施到2000年屆滿20年，共有2168件國家賠償案成立，民眾獲得賠償金額高達9億4664萬元。例如1984年的豐原高中禮堂倒塌案，平均每名師生獲賠1百多萬元，總計賠償3千多萬元。2000年的八掌溪救災延誤事件，受害家屬獲賠2263萬元。國家賠償人民遭政府的不當受害，也是蔣經國起頭的。

當時台北的企業界人士認為，中國大陸擁有豐富的資源，龐大的市場，適合與台灣經濟互補互利，中國政府又宣布台灣產品可以免稅，大陸市場頗有可能開發成台灣機械工具、消費者產品的天然市場。1980年在蔣經國指示下，政府即大幅度放寬規定，准許一般人民可以自由申請護照出國。在頭十個月就有數萬人申請護照，許多人前往香港，再轉入大陸探望。這一年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成立，而台灣綠色和平組織也跟國際組織串連起來，台灣的環保團體也是在蔣經國時代開始啟動。

1980年4月18日高雄「美麗島事件」判決，蔣經國決定恢復選舉，促制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為提高選舉的公正性，蔣經國要求國民黨以競爭者角色來參與選舉。選舉要公正化，不要做票包贏，國民黨必須放棄高高在上的支配者心態，而與社會人士同等競爭。美麗島事件之後，「選舉的公正性」才是台灣民主化的里程碑。

「接班人的選擇」慎重否？

1983年底之前，蔣經國確定將以本省籍人為接班人。當時的副總統謝東閔年歲已高，蔣經國對台灣省主席李登輝有好的印象，認為可以解決許多前任省主席林洋港沒有解決的問題。例如有些防洪工程計畫，李登輝到地方上與民眾協商、說服、而被接受。此外，最關鍵的一點是，蔣經國讀到李登輝在省議會駁斥台獨的報告說，「中國從來沒有摒棄台灣，台灣也絕不能忘掉中國」（1），這是蔣經國選擇李登輝為接班人的主要原因之一。

為了培養李登輝，蔣經國親自到李登輝寓所造訪幾次，觀察李登輝的生活起居，也如一般奉公守法的公務員，簡單樸實。如果是住在鴻禧山莊的「阿舍」，恐怕不會選他了。這是蔣經國的社會主義思想使然吧。

李登輝當台灣的總統，登上台灣最高權力者的地位，並不是「打天下」爭奪來的，而是蔣經國所「恩賜的」。當上總統，再加上黨主席，總統的連任也就順水推舟了。1996年的總統直選，只不過是儀式，當時誰還會懷疑李登輝的當選呢？ 然而2000年的總統直選可就不同了，人人都懷疑李登輝所指定的候選人連戰會當選。

特務頭子才能整頓情治單位

蔣經國可以說是從特務頭子出身，長期以來一直注重情治機關以及秘密行動的訓練，而秘密行動常利用黑道的幫派份子。然而1984年10月發生劉宜良（筆名江南）遇刺案，蔣經國深恐劉案影響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支持，即下令一概不得與黑道往來。

劉宜良案的爆發，徹底地改變蔣經國對情治機關基本功能的看法。他下令國防部情報局和參謀\本部特種軍事情報室，合併成為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並指派陸戰隊出身的盧光義出任此新單位的局長，此後只負責蒐集軍事情報，不搞秘密行動。蔣經國要求國家安全局，集中力量從事情報蒐集、分析以及反情報工作，不要搞秘密行動，特別是禁止在美國從事任何秘密工作。

為了要把情報機關控制好不搞秘密行動，從1985年8月，蔣經國指示「軍事情報局」切斷泰國、緬甸邊境「黃金三角地區」的游擊隊，以及跟台灣幫派份子的關係。同年12月，他再下令國家安全局和軍事情報局，不要在「美國境內從事任何情報蒐集工作」。3個月之後，他又對國家安全局頒佈新的誡律，要求新任局長宋心濂，不要召集黨、政、軍等官員的聯席會議。1986年9月，他指示郝柏村轉告宋心濂，國安局不要在美國吸收特務。另外，他下令以後在台灣要逮捕重要的反對派人士及查封刊物，一定要檢具事實，由他親自批可。

蔣經國是特務頭子，過去一直搞「特務政治」「情報政治」，然而他本身向「開明化」轉變，對情治單位大刀闊斧整頓，放鬆言論的自由，不隨便亂捕異議人士，才是對台灣「政治自由化」的最大功勞者。就因為他是特務頭子，才能讓台灣嚴緊的政治鬆綁，如果換其他的人就沒有這個辦法。就如蘇聯共產黨書記長戈巴契夫（M. S. Gorbachev）那樣，讓蘇聯的「特務政治」「情報政治」解體。

蔣經國才敢徹查「十信」弊案

1985年2月，發生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2億美元的非法放款案，其中部分借款人是政府官員。蔣經國召見財政部長陸潤康、經濟部長徐立德來訓斥，兩位閣員立即辭職。他指示行政院財政、法務兩部徹查「十信」弊案，同時要求蔣彥士辭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職務，人民從內心佩服總統有整頓金融弊案的決心與魄力。現在的政治家誰還有這種魄力呢？

12月25日，蔣經國發表談話，蔣家家人不能也不會參加總統選舉，憲法絕不變更，更不會實施軍政統治。人民認為蔣總統一言九鼎，君無戲言。在蔣經國的樸實親民作風之下，1985年也是婦女運\動組織與原住民人權運\動在島內蓬勃發展之年，追求人權在台灣已經蔚為風潮。

蔣經國有尊重「法治」的決心

1986年國民黨中常會在蔣經國指示下，成立24人的政治改革委員會，分為兩組，每組各12名委員，一組負責如何結束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長期不改選的「重振國會功能案」，一組「研究民間團體問題」，允許反對黨合法化，以及解除戒嚴的重大改革。蔣經國認為，過渡到法治的民主社會，一定要依照憲政規定，依法統治（rule of law）。無疑的，蔣經國起碼有尊重「法治」的決心。

蔣經國努力改造台灣政治體制的民主化計畫，將使得台灣遠比新加坡更為民主。事實上，台灣捨去了「特務政治」之後，就言論與出版的自由而言，台灣比新加坡開放多了。9月28日教師節，有135名反對派人士在圓山大飯店成立民主進步黨，雖然警備總部已經準備一份抓人名單，但蔣經國並不批准，因為蔣經國打算在近期內讓反對運\動合法化。

蔣經國不使用權力的「無為」

他說「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反對運\動者組黨，蔣經國沒有採取取締行動，這是台灣產生「政黨政治」的先決條件，如果當時蔣經國下令抓人，也可以依法有據，民進黨的組黨也就受挫而延後了。不使用權力的「無為」，才是「政治自由化」的功臣。

10月7日蔣經國接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夫人(Katheline Graham)時，正式宣稱政府預備”解除戒嚴”。國民黨中常會即遵照蔣經國的意思，通過制訂新的「國家安全法」以取代「戒嚴法」，修訂「人民團體組織法」和「選舉罷免法」，以允許人民組織新政黨。

在「政治自由化」的原則下，蔣經國加快培養接班人上台表演，安排李登輝代表他向政戰學校畢業生演講，以及出席種種國家大典，像一個政治領導人的樣子。蔣經國又派李登輝以特使身份出訪中美洲友邦哥斯大黎加、巴拿馬和瓜地馬拉，讓外國認識這位台灣的新領導。蔣經國告訴美國在台協會駐台代表李潔明（James Lilley），要與李登輝多接觸、多瞭解。蔣經國很清楚，美國對台灣領導人的支持，是政權穩定的最重要因素。

漫畫把蔣經國醜化，罵總統是豬仔不犯罪

在言論的自由開放之後，有些漫畫把蔣經國醜化，如對美國人卑躬屈膝，還有更大膽地把蔣經國劃成豬頭豬腦，有些候選人公然指稱蔣總統是「豬仔」。當時戒嚴還沒有取消，警總再度敦促蔣總統批准他們去逮捕若干民進黨人士，蔣經國依然不肯同意，他反而釋放13名政治犯。罵總統是豬仔而不犯罪，蔣經國開此首例，台灣以後當總統的也就不敢亂抓人了。台灣的言論自由，從此比日本還要自由得多，台灣可以隨便批評政治最高領導，但是日本就沒有人敢批評最高的天皇，如果有人或雜誌社對天皇不尊敬，一定遭右翼刺殺或搗毀出版社。不敢批評最高領導天皇，是一種「政治禁忌」（political taboo），日本太多政治禁忌，很難稱為民主，台灣從此可就破除一切政治禁忌了。

蔣經國努力要在1987年內完成政治改革。5月30日蔣經國下令高雄事件軍法大審在牢中的被告黃信介等，除了施明德之外，全部釋放。1987年有1800件的示威遊行，警察當局稟承上意，對示威運\動採取寬容態度。

1987年7月1日，公布「國家安全法」，7月7日立法院通過在台灣地區取消動員戡亂法令，7月15日解除戒嚴令，從此所有不涉及現役軍人的刑事案件，移到普通法院審判。同一天，外匯管制也大幅放寬。政府宣布明年元旦起，受理新政黨的註冊、登記。1988年1月1日，政府開始受理新政黨的註冊、登記，從此組織政黨自由化了，到2001年8月台灣登記有案的政黨共有95個之多。

對於中央民意機構的改造，蔣經國鼓勵在大陸時期選出的全體中央民意代表「自願」退職，並計畫提供給退職者優厚的退職金，李登輝繼任之後，就照此計畫執行，而李還深信這是他的「民主化」功勞。

國際情勢變動的助力

當然，國際情勢的變動也幫助了台灣的自由化方向。菲律賓的馬可仕獨裁政權於1986年被推翻，由艾奎諾夫人繼任總統，1987年2月2日菲律賓舉行新憲法公民複決，獲76％大多數贊成通過，但是菲律賓的民主化不能挽回經濟沒落之路。在南韓方面，有學生示威、工人罷工，加上韓國欲主辦1988年世界奧運\會，導致全斗煥軍事獨裁政權同意，和平轉移政權給盧泰愚民主政府，金泳三也組成了統一民主黨的新在野黨。1987年11月2日蘇聯共產黨書記長戈巴契夫，嚴厲批判史達林的肅清作風與個人崇拜，12月8日美國總統雷根和戈巴契夫高峰會談之後，冷戰開始快速退潮，蘇聯聲明要從阿富汗撤軍。

受世界自由化浪潮的影響，蔣經國也開放人民可以合法前往大陸旅行。這是蔣經國為兩岸統一，所佈下的最重要一顆棋子。他認為兩岸若不統一，台灣恐怕越來越難獨自存在。

蔣經國鼓勵投資高科技產業，開始生產豐收

1987年是蔣經國在台灣，為政治改革和自由化奠定基礎，為台灣人民合法前往大陸而鋪路的最後一年，同時也是他在經濟上的播種，開始生產豐收之年。蔣經國鼓勵投資高科技產業的政策，這一年得到亮麗的成績，台灣變成全世界第十大製造業產品出口國家，外匯存底接近400億美元，每人持有外匯數值高居世界第一。這一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為12.7 ％，在海外投資金額將近20億美元，大部分投資在中國大陸。失業率是百分之二點五，台灣工廠還得進口「外籍勞工」協助作業。台灣平均每人國民所得（GNP）升高到5,298美元，照西方一般的政治常識，所得超過五千美元是關鍵，此乃「民主化」的里程碑。

過了年的1988年元旦，政府正式給予報紙的自由化。以前，報紙限制為29家，紙張限定3大張，禁令從此解除。但不久蔣經國去世。

蔣經國是一位平凡的政治家

蔣經國繼承父業，雖然平凡，但最後留給台灣人民繁榮、自由與和平。如果照美國式的民主政治，勢必要一切以「選舉」為依歸，蔣經國知道選舉促進「台灣化」的台獨思想，對統一的原則有潛在的威脅性。他深信此後海峽兩岸放寬、加深交流，然後帶動大陸中國社會自由化，乃是敦促台灣民主化與中國統一原則可以相容的途徑。他預料中國在21世紀將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也將成為一個軍事超級大國。如果中國能像台灣一樣的民主，就不會發動戰爭。

蔣經國的16年當家作主，把台灣在國際上的受挫轉化為優勢，一方面消除本省籍人士心目中的獨立意識，一方面又說服外省人交出權力。像菲律賓馬可仕政權的滅亡，韓國全斗煥總統的貪污懸疑，違背民心的政治領袖不得善終。在國內政治的方向，努力防止本省籍年輕一代的挫折感，並讓民眾有一個適當的渲洩精力的地方。蔣經國的「自由化」措施，壓倒了保守人士的不安感，他是蔣家的正統後代，又有國民黨的支持，對「政治自由化」的反動勢力有對應的手段。這是「政治自由化」，但是人們習慣說是「民主化」。

李登輝不能讓人民清楚政府的立場和方向

與蔣經國平凡而明確的領導風格對照起來， 李登輝主政的12年，雖然不斷的報導李的不平凡，他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但是人民常常摸不清總統的真正心意， 讓眾多媒體對政府的政策與立場各自進行詮釋，國民不能清楚地知道總統和政府的立場和方向，而徒然地增加施政的紊亂與社會的成本。

1989年3月， 李總統訪問新加坡，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以「台灣來的總統」禮遇之， 這是李登輝與李光耀的蜜月期， 人民根本猜不到後來李登輝與李光耀會反目而反唇相譏。 4月李總統委派財政部長郭婉容率團赴北京參加亞洲銀行會議， 郭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五星旗時起立致敬， 引起國民黨舊勢力懷疑包圍李登輝周圍的主流派是否有「台獨」傾向， 而民進黨人士則懷疑李登輝有中國「統一」色彩。

李總統於1990年10月，在總統府內設立「國家統一委員會」， 人們開始懷疑李總統是真心想國家統一， 還是假仙設一個擺擺樣子的機構。 91年2月通過「國家統一綱領」， 這樣並沒有完全淡化他被懷疑有「台獨」色彩。 李踏襲兩蔣時代的傳統， 重視技術官僚的能力， 但是李將很多政治問題，也當做技術問題解決。 技術性解決就是只求表面上的解決， 不是真正的解決問題。 彷彿是『厚黑學』的所謂鋸箭法， 即中箭者請醫生治傷， 外科醫生只把看得見的箭桿鋸掉， 說在內的箭頭另請內科醫生取出，於是外科醫生與內科醫生各行其是。

對於李登輝的「民主化」功績，雖然人云亦云歌頌，但還是甚多人認為這是「台灣化」，而一般訛稱為「本土化」功績，特別是對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台灣化，內涵的確是「金主化」，哪裡有「民主化」呢？

「台灣自由化」的最大貢獻者是誰？

制定「國家賠償法」，人民權益受損，可以訴請國家賠償的是蔣經國。整頓情治單位，放鬆言論自由，不再隨便亂捕異議人士的是蔣經國。 開啟最高統治者有雅量，即使用漫畫把蔣總統醜化，把他劃成豬頭豬腦，指稱總統是「豬仔」時，情治機關要取締逮捕而不肯同意的是蔣經國。對「台灣自由化」的最大貢獻者，亦即解除台灣的黨禁、戒嚴令、報禁「三禁」的是蔣經國， 不是李登輝。李登輝只是蔣經國指定的接班人，繼續推動「台灣自由化」的領導人。

李登輝當初自稱是「蔣經國學校」的好學生，奉行蔣經國的遺訓。然而不多久，在90年代以後，李登輝被國內外的「台灣化」份子包圍起來，於是「去中國化」和「台灣化」等同於「民主化」，「台灣化」訛稱為「本土化」，逐漸成為台灣政治社會的主流。

李登輝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也是中國國民黨的主席， 照理說，應該尊重「中華民國」或「中國國民黨」的傳統體制。 但是他學民進黨說，國民黨政權是「外來政權」。 他的思維可以在國民黨與民進黨間搖擺， 在必要時可以避開「中華民國」或「中國國民黨」體制， 利用體制外的運\作如國是會議、國家發展會議， 引進民進黨的本省勢力， 回頭來打體制內的外省勢力，促使中國國民黨逐漸轉變為台灣國民黨， 中華民國逐漸轉變為「中華民國在台灣」。

李登輝利用自己是黨主席， 掌握國民黨的絕大決策權的機會， 令其心腹劉泰英來掌管黨的經濟資源， 讓多數黨員臣服，不然就得出走。李登輝借用總統直選而獲得全民多數支持的優勢，推行修憲擴張總統的權力，以至於他在位時，台灣沒有一個人， 也沒有一個機關， 能夠向他的獨裁挑戰。

「主權在朕」是事實

所謂「主權在民」根本是一個騙局，其實是「主權在朕」。司法院的大法官以至司法院長、監察院的監察委員以至監察院長、考試院的考試委員以至考試院長等等， 都是經由李總統提名任命的。 行政院長更不用說了， 從強悍的郝柏村到馴從的蕭萬長， 他都可以利用總統的任命權操縱，收編為其幕僚長。 如果不滿意自己任命的閣揆，即有辦法更換，譬如傳令在野的民進黨去反對他打倒他。至於立法院，雖為民意代表的國會，則用黨主席地位來指揮，甚至招來黑道背景的立法委員面授機宜，讓強悍的黑色立法委員去維持國會的秩序。朕可以用「總統」，也可以用「黨主席」的地位主權，「主權在朕」是眾人皆知的事實。

兩蔣時代的「獨裁」，換了「民主先生」李登輝，也一樣是「政治強人」的獨裁， 如果依照傳統習俗， 他也就是「帝王」。 各個大臣必須向他「內奏」， 依他的「御內意」行事。 但李的帝王與傳統的帝王有兩點不同， 一是他有經過人民「直接選舉」的儀式， 另一是他沒有兒子而不世襲。

蔣經國的兒子不肖， 他的權位也沒世襲， 但是他欠缺「普選的儀式」。 依美國「選舉才是民主」的價值觀，不能稱蔣經國為「民主」先生，何況他曾經是討厭的特務頭子，但總不該無視他對台灣「自由化」的功勞，不可將一切功績攔在李登輝身上。

「民主」也是「錢主」

選舉其實只是一種「儀式」並不是什麼「民主」， 像台灣以買票或操縱媒體當選， 可以說是「錢主」， 很難稱為「民主」。 選舉時，普通老百姓的一票， 跟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的一票， 在形式上都是一票，但在實際過程上大為不同。 因為張榮發的一票，背後隱藏著龐大的政治資金援助和政治利益掛勾。因此，「民主」也是「錢主」。

李登輝搞金權政治， 最後連李遠哲都忍不住跳出來批評， 而支持聲稱要「掃黑金」的陳水扁來當總統。 金權政治的結果， 必定是富了財團， 而貧者無立錐之地。 在蔣經國時代， 貧富差距顯然較小， 這跟他在俄國的社會主義生活體驗， 以及他當政治領導人之後的作風， 有相當關係。蔣經國時代尚且保持中國「士農工商」的傳統， 以及「政商分離」的態度， 當時商人依附黨政關係， 只顧賺錢不敢過問政治。

然而李登輝以美國資本主義為榜樣， 以為政治家應以資本家的馬首是瞻，於是政治家們開始向資本家低頭拉攏，政治家卑賤地向「錢主」叩頭討好。

誰讓「士、農、工、商」的傳統倒轉？

李在繼任總統之初， 權位尚未穩定， 而有台籍資本家願意提供政治資金運\作， 金錢能使鬼推磨， 才得以逐漸掌握黨、政、軍、情的四大權力， 終於成為「政治強人」。 從此，李即打破「政商分離」的傳統， 拉攏商人鉅子進入國民黨中常會， 參與重要的政策決定， 並時時與商人聚餐， 或跟商人打高爾夫球， 聽取商人的需求注重商人的利益， 一再強調其施政方針以「經濟發展」為首要。 於是「士、農、工、商」的傳統倒轉過來， 台灣變成「商、工、農、士」的社會； 紅頂商人高高居上， 碩士博士的學者專家，變成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侍從。

另外， 李為了贏得選舉的「民主」， 每逢選舉必親自出馬為國民黨地方的黑道勢力站台， 成為台灣「黑金政治」的首魁， 但在嘴巴上總是說要打破黑金政治，人民不會相信李的掃黑是真的。 正像台灣的大官， 向人民訓話「要愛國」， 自己卻把子女送到國外那樣。

全民政府是「全民負債政府」

蔣經國當政時國庫沒有赤字， 尚有財政盈餘三百六十億元， 是亞洲各國當中，國庫充實的模範， 讓當時美國有雙重赤字羨慕垂涎不已。 然而李登輝執政十二年之後， 卻留下國庫帳面二兆四千億元的負債， 現在由陳水扁政權繼承， 若將埋伏性債務加上，據估計總負債將達十兆元之多， 每一個國民平均負債將高達五十萬元。 不論國民黨或民進黨， 每逢選舉都拼命亂開「政策賄選」支票， 政權交替後接班的陳水扁， 說要組成全民政府， 其實也就是全民負債政府的燙手山竽了。

蔣經國的獨裁政治是省吃節用， 李登輝的民主政治是散財揮霍， 亂花百姓辛勤積蓄的稅金， 再加上子孫還不完的負債。 陳水扁政權繼之如何善後， 選舉時所開的福利政策支票如何兌現呢？ 將國家財政當作騙取選票的工具，現在恐怕都要一一跳票了。

蔣‧李「文化認知」有差異

在文化的認知方面， 蔣經國雖然留學俄國， 但不忘中國五千年唐、虞、夏、商、周、秦、漢以來的文化傳統； 然而李登輝則以為自己對日本文化知之甚詳，對中國的傳統文化一知半解而輕視， 只崇拜美國的現代化理論， 並追隨民進黨強調台灣文化。強調台灣文化並不是壞事，但何必背棄中國文化呢？

李登輝在1993年指示文建會採用「社區營造」觀念， 並與民進黨的台灣民族主義結合， 提出台灣生命共同體的理念。 1995年又命行政院通過「亞太營運\中心計劃」， 而提出「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的口號， 夢想台灣一旦如青蛙般的脹大肚皮， 即可以成為中國文化的新中原。 1996年李在總統直選勝利後，提出心靈改革的主張。 李認為中國最大的毛病，在於封建制度下的停滯， 台灣在社會自由開放的基礎上， 用新的思維可以建立文化新中原的目標。 但是身為中華民國總統，經營ROC成為Republic of Casino，不是更應該「心靈改革」嗎？

時代錯誤到推崇殖民統治文化

蔣經國雖然是獨裁者， 尚且對現代殖民主義者的文化有所警惕， 尊重中國文化傳統的發揚， 也不敢輕蔑台灣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 然而李登輝著迷於美國資本主義文化的現代性， 無視日本殖民主義文化的侵略性， 而對中國文化懷抱反感與嫌惡。 那麼其「心靈改革」的歸趨， 不是人人充當現代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者的鷹犬，人人爭權奪利、弱肉強食嗎? 在台灣人民的印象中， 沒有聽過李總統為弱勢團體或民生法案發言， 倒是常常看他站在資本家大老闆身前， 為財經界的資方勢力說話。 不然就是跟日本的小右翼在一起，齊聲罵中國的不是。他身為現代的政治領導人，還在稱讚舊時日本帝國的殖民統治，時代錯誤(anachronism)到極點，真讓台灣的子民蒙羞！

台灣如果有什麼豐富文化的話， 也是繼承中國五千年的文化而來。 台灣的留學生在美國頂呱呱叫好， 是因為小時候背誦唐詩， 在大學讀過『史記』、『戰國策』等中國古典， 一直記憶在腦子裡運\用，並不是台灣人的悲情、台灣的哭調子， 讓台灣在國際上抬頭挺胸。

中國文明的奇妙在於漢字

我們使用的漢字，還不是從中國大陸傳過來的。我們的中學生、小學生看到「中耳炎」這個辭，大概可以猜出這是耳朵發炎的病，然而美國的大學教授不認識otitis media或tympanitis為中耳炎的，恐怕不在少數。漢字象形文字的好處，經過中國人祖先數千年不間斷地傳下來。

如果以文字為標準來看人類文明的先進，全世界最古老的文明，第一是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第二是埃及文明，第三是印度文明，第四就是中國文明。然而以文明的連續性來說，中國文明變成是最古老的，因為其他的文明都有斷層，唯有中國的漢字文明，自古代以來未曾有過斷層，保持其完全的連續性。中國文明的奇妙在於漢字，中國有多數種族，多種語言，但是外族進入中原統治，就得學習漢字，各族的溝通也是靠漢字。在台灣也是靠漢字表現台灣的文化，不然就要回歸原住民族的無文字文化啦。

李安的「臥虎藏龍」影片得世界級奧斯卡金像獎，也是靠中國山水、文化、音樂、技巧墊底。就是在台灣島內， 能向國際友人誇耀的文化遺產是什麼呢? 還不是從中國大陸搬運\過來而在故宮博物院展示的文物。 為什麼有超過百萬的台灣民眾，在歷史博物館前排長長的列，競相觀看秦朝時代的兵馬俑？ 李登輝蔑視中國文化， 要在台灣建立「文化新中原」， 談何容易!

失去國家元首的自尊和自主性

蔣介石和蔣經國依賴美國保護， 但對美國尚懷猜疑的心裡， 一直提防萬一被美國出賣， 起碼存有一點「自主性」。 然而李登輝的親美親日政策， 寄望他國的「美日安保條約」發揮保衛台灣的作用， 而對美日的意圖完全不存懷疑， 一味強調加強美日的關係， 甚至向日本右翼獻媚， 肯定日本的殖民統治，完全失去國家元首的自尊和自主性。受日本抬舉的政治家，無論是秘魯的藤森，或菲律賓的馬可仕，下場都很淒涼。

李登輝的功績

細數李登輝的功績，他的「台灣化」政策， 的確讓長久以來被歧視的本省人得到尊重，並撫慰了曾受日本殖民、白色恐怖、政治壓迫的本省族群的心。 特別是他當上總統，讓許多台籍人士抬頭挺胸，充滿台灣人也能當總統的自信。李登輝常強調「台灣人要有自信」，如果他對內有掃除黑金政治的自信，對外有與中國的領導人談和的自信，則說不定能像韓國的金大中總統那樣，得到諾貝爾和平獎。

可惜他仿照日本自民黨的「金權政治」，而變本加厲為「黑金政治」，又受日本右翼影響，不與中國協調而「反中國」堅持「台灣化」路線，這種缺乏歷史意識的自信，使他的12年的領導方向，帶給台灣政治、經濟、社會非常「不和平」的後遺症。 民進黨的阿扁政權， 如果重蹈李登輝路線，受日本、美國右翼影響， 後果必定可悲。

李登輝的政治生涯，最先是幸運\，其次是勝利，最後是驕傲。日本的「平家物語」描述平家一門榮華至沒落、滅亡的故事，有一至理名言「驕者不能持久」。驕傲的政治家，恐怕很難「有終之美」。

CIA的『全球趨勢2015年』

美國的中央情報局（CIA），一向對中國的趨向給予保守而不樂觀的展望，但在其「Global Trend 2015」的報告，分析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毛額（GDP），不以匯率換算，而以購買力評價來比較，在2000年日本的GDP剛達3兆美元，中國則為6兆美元弱。從2000到2015年的15年間，中國可能維持每年7％左右的成長率，到2015年中國與日本的GDP差距將更形擴大。

美國商務部發表，美國2000年的對日貿易赤字為813億美元，對中國貿易赤字為838億美元，中國對美貿易的盈餘已經超過日本。美中貿易擴大到往回達1063億美元，美中加深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係，在貿易上已經成為伙伴關係。

目前。台灣對日本出口166億美元，從日本進口385億美元，而有219億美元的貿易赤字。相對的，台灣對香港出口313億美元，從香港進口22億美元，而有292億美的貿易盈餘，來打消對日貿易赤字。在統計數字上的香港，實際上就是對中國大陸的貿易，台灣與大陸三通以後，統計數字就可以顯現出來。

經濟顯然一體化了

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投資為250億美元，跟日本對大陸的投資差不多。但台灣的GDP只有日本的20分之1，這表示台灣與大陸的經貿往來，為日本的20倍之多。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在政治上雖然「統獨爭論」不休，但在經濟上顯然已經是一體化了(3)。

2001年年底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不久台灣也加入時，李登輝的「戒急用忍」策，即使陳水扁政府繼承了，還是撐不下去了，非改弦易轍不可。這就是經濟發展諮詢會議的結論：「戒急用忍」鬆綁，開放對中國大陸的「三通」。 台灣經濟逐漸失速，大陸經濟猛飛發展，形勢總是比人強。

以前以為中國永遠落後趕不上台灣的，大陸怎麼可能跟台灣一樣富有呢？因此也就定了隱藏不統一的「國家統一綱領」，想不到在世紀轉換的這一兩年，形勢可就完全改觀了。台灣現在，像李登輝那樣在感情上「反中國」的，已經是少數。很弔詭的，民進黨執政之後，台灣企業競相往大陸投資，社會上的男女老少也興起往上海、北京熱潮，這是世界時代潮流的趨向，精明的台灣人怎麼不會為自己的前途打算呢？


台史公曰：蔣經國平凡踏實之政治家也，然帶給台灣平凡百姓安定實在之生活。 登輝之難， 在於自賢，不在於知賢，而罔顧時代潮流甚也。 庸者，夜郎自大，自以為博古知今，然完全遺失歷史意識，固執己之「台灣化」路線， 為台灣發展之柱石。不觀乎天文地理，不察時變，終難逃天道之網斷，而被滾滾之潮流所淹沒也。

（1） 李登輝‧中島嶺雄著『知略』，東京：光文社，2000年，頁178。
（2） 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蔣經國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2000年，頁421。
（3） 矢吹晉「米國‧中國‧台灣‧日本關係學」，『中國情報』東京： 2001年8月10日。YABUKI’s China Watch Room, index:2001 http://www2.big.or.jp/~yabuki/

李旧苗

许介鳞

    一、孕育与长成——多语言的培养
    1935年9月1日出生于台湾新竹，后迁于桃园县中坜。特殊的成长环境，除了母语闽南语外，尚学会台湾岛内另一独特风格的语言——客家话。1945年10岁时，台湾光复并脱离日本的统治。自是年起，开始学习国民党统治下的国语——北京话，而孩童时期潜移默化的日语教育，亦奠定往后日本留学的语言基础。
    二、负笈东瀛——辉煌的成绩单
    台湾光复不久父亲去世，家境陷入穷困，不得已进入完全公费并供给食宿的新竹师范学校。毕业后当小学教员，尽义务服务三年，然后考取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因仰慕日本的宪政制度，乃决心毕业服兵役后负笈东瀛留学。1963年，28岁正值青年黄金时期的许介鳞，已确立未来的学术生涯，以优异成绩考取日本政府奖学金公费留学日本，进入东京大学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攻读公法中的宪法。因在学成绩全「优」（日本学校成绩分为优、良、可、不可，不可即不及格），一直延续日本政府奖学金至1969年09月取得博士学位为止。当许介鳞获得东京大学战后第一位公法学修习宪法的博士时，战后的日本人学生中，尚未有攻读宪法而取得学位的人，可见「台湾孩仔」真厉害。尔后的第五年，始有日本学生高见胜利取得该校的第二位宪法学博士。
    在博士课程的修业中，精湛的见解与过人的批判力，深获指导教授宪法学权威小林直树的赞赏。1968年03月，许博士在日本的『中央公论』发表「明治维新与政治思想」，获得日本……协会连盟奖状；其次，以批判日本政治学泰斗丸山真男的理论为肇始的博士论文「日本与中国立宪初期立宪思想之比较研究」，从1970年到1971年分五期发表在国家学会杂志上，获得日本政治学界甚大的器重。至今，许博士在东京大学全优的这份亮丽成绩单，台湾尚无人能出其右。
    三、归国任教台湾第一学府——研究与教育齐头并进
    1970年二月，载誉归国的许博士，随即在钱思亮校长的礼聘下成为台大政治系的客座副教授，贡献所学于母校。热忱的教学态度，不仅赢得台大学生的爱戴，坚持不参加任何政党的决心，也让许博士真正保有学术的中立地位。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在此时期撰述的著名专论，例如『日本政治论』、『近代日本论』、『日本现代史』、『谁最了解日本』等，也逐渐地让自己朝向日本学巨匠迈进。除了专业的所学，也心系乡土的感恩之情，而牵引许博士完成至今仍为台湾史学界的重要论着-『台湾史记』（一至四卷）。
    四、主持台湾大学日本综合研究中心——专长的发挥
    二次战后的日本，因全力发展经济之故，向世人展现了其强大的经济力，而这股力量更在1980年代后展露无疑。也因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均有高水平的表现，对世界局势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欧美各国兴起一阵的日本研究风潮。我国亦在这波潮流中，希冀结合学术与产业界力量，培植日本研究人才，增进对日整体认识，进而吸收日本的优点，以利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于1991年在台湾大学成立了「日本综合研究中心」筹备委员会，并于1992年正式设立。此时的许博士，在众望所归之下，扛起中心主任的重责大任。展现了专业素养的许博士，在任内接连召开多次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例如1991的「中日文化差异研讨会」、1991年的「中日经贸问题研讨会」、1993年的「中日思维差异研讨会」，以及多次的学者访问座谈等。这些学术活动不仅增进了台湾与日本的交流，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向日人展现了台湾的学术研究实力和成果。
    五、荣聘国策顾问——高超的胸怀
    1996年，顶着台湾唯一在日本东京大学攻读宪法学和政治学获得博士的荣耀，许教授于前总统李登辉先生任内，在无执政党党派色彩的背景下，荣邀为国家的政策顾问，担任对日本的政治与外交智囊。难能可贵的是，并不因身兼该职，而有丝毫贪图功名或恣意骄纵之举；反倒感慨虽有其职，却难有直接荐言的机会，而于1999年辞去此职。
    六、主张「亚洲文艺复兴」、提倡「汉字文化圈」——毕生的理念
    因中国与亚洲在产业资本主义上起步较晚，向来被西方烙印着「停滞」与「专制」的标记，而中国社会与全体亚洲亦被马克斯主义者论述为所谓「亚洲生产模式」的停滞性所构成。故在许博士长久的治学观念里，乃极力提倡「亚洲文艺复兴」（The Asian Renaissance）和亚洲价值观的复活，希望能不必依欧美为中心的思维模式「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体制论来思考，而依自然界中人类与之共生的地球文明论，重新构思能否从欧美的「自然征服观」，转变为亚洲的「自然顺应观」，亦即从欧美讲求物质文明、偏重大量物质消费，转变为相互尊重生命而文明共存的「亚洲学艺」（The Asian Arts）。
此外，相较于西洋产业革命为首的「现代化」所导致的全球性环保问题，许博士亦倡导「汉字文化圈」的思维模式。许博士认为亚洲的汉字文化圈文明是由中国、日本、韩国等地区所构成，在十七世纪以前尚比西洋文明优越。西洋仅因产业革命而诞生的新科学文明（即物质文明），始迅速地超越亚洲。与西洋「征服自然」的思想相较，亚洲的思维是「顺应自然」，尽量谋求其间的调和，进而与自然界的「天道」融合，亦即「天人合一」、「主客合一」的宇宙观及人生观。许博士深信，如此的思维模式将是二十一世纪的趋向。
    七、担任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弄活一池春水
    重实践于理想的许博士，于1996年获选为台大法学院院长后，便大力地实践「亚洲文艺复兴」。许博士认为亚洲的文艺复兴在台湾，台湾的文艺复兴便从台大法学院开始。为了能抚慰国内长久以来重理工、轻文法，教育沦为技能训练，知识分子盲目追求金钱、权位的空虚心灵，除了知识的传授，许博士更致力于培养「真、善、美」的公民。在相信环境美化可以潜移默化人的心灵之下，许博士从美化校园开始做起。
    于是，法学院的外墙墙柱上镶嵌着由许博士从莺歌自费购得的陶瓷版画。弄春池池水里放置了高科技的生化砖，以分解鱼类排泄物，垂垂老矣的柳树也在日本园艺师傅操刀，举行重生的祈祷式下，再度神彩飞扬。信道的中庭成了沙龙，国际会议厅、办公室、教员休息室、教室回廊、甚至洗手间都挂满着画作。206根墙柱上，各103幅的画作与103幅的诗词，深藏着许博士的用心，因为206幅的陶版，正如人体骨骼数目一般，象征着如人体一般的灵活与朝气。如此的谨慎、用心与无私，在讲求物质与消费的台湾，也更显现出许博士难能可贵的气度。
    八、荣聘为东京大学客座教授——关怀台湾前景的先驱 
    从宪法与政治的研究过程中，乃深刻地体认到治学须以史为鉴的道理。除热心于中日宪法思想、制度的比较研究外，许博士亦钻研于日本历史以及近现代中日关系史，并完成不少钜作。1999年08月至11月，东京大学以高薪聘许博士担任「近现代关系史」客座教授，特别讲授「亚洲的文艺复兴」。 怀着身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以及对历史客观评论的一脉精神，『战后台湾史记』于焉而生。秉持着对乡土热爱的延续及其一贯的经世态度，许博士不因荣升为台大科会科学院院长，而影响对学术的热衷与执着，乃于2000年，也是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变动最大的一年，完成『战后台湾史记』的续集——『台湾史记第四卷』。凡接触过『台湾史记』的读者，无不对书中各章节末尾如司马迁一般客观史评之「台史公曰」留下深刻的印象。『台湾史记』系列中，已因涉及诸多蒋家王朝的尖锐质疑，故受到许多「拥蒋派」的猛烈批评；而『台湾史记第四卷』的问世，更是许博士不畏权势，对现实政治环境的强烈批判与建言，对台湾影响至深的黑金、精省、军购等问题的深入解析。许博士的锐利笔锋不仅为我们划开错综复杂的政治纠葛，更为台湾的未来指出一条光明大道。
    九、力办日本综合研究所——理念的延续
    2000年，从台湾大学社科院院长与政治系教授职位续聘为台大名誉教授的许博士，亦不以此为限，于是年戮力创办日本综合研究所，组织一所搜集日本情报、提供智能服务、促进台日关系及经济、文化交流，裨益学术研究发展的民间公益学术文化机构。在许博士的主持下，秉持着汉字文化圈的理念和亚洲文艺复兴的精神，在有限的人力与物力下，仍于2000年12月与2001年11月各别举办了「第一届台日国际研讨会--激变世纪中的东亚」与「第二届台日国际研讨会——东亚共同体之可能性」。在「经济共生关系」、「天人合一思维」、「亚洲是一体」的讨论共识下，两次的研讨会已将亚洲共同体形成的一些力量愈加紧密地集结起来，而这也让亚洲文艺复兴的脚步愈加向前大步迈进。
    十、至今续贡献所学于佛光大学——东亚文艺复兴、繁荣、和平 理念的推动
    2001年02月，在佛光大学极力延揽之下，许博士不仅再次执起教鞭，教育台湾的莘莘学子，亦以日本学巨擘之誉，担任佛光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筹备处主任，为推动东亚文艺复兴与繁荣和平而贡献。秉持着「九倒十起」的人生哲学，怀着热爱学术、乡土与世界的理念，在新的舞台里，许博士不仅继续传播一生的理想，更将持续贡献一份对台湾诚挚与关怀的心力。只要执起了教鞭，如何培养具有真、善、美人格学子之事，便会持续不断地推动下去，只要一笔在手，对台湾政治与社会的建言，便会继续下去。未来，亚洲文艺复兴与汉字文化圈的理念还要继续推动；未来，许博士还要持续撰写『台湾史记』续集；而未来的台湾二十一世纪也将更加美好。
    十一、丰沛的发表著作 ─ 受人景仰的学术贡献　许博士历年来所发表的著作
 （一）相关论文（REFEREED PAPER）　
1. 许介鳞，1968.03.「明治维新政治思想」，『中央公论』（东京） ，966号
，页290-297。
2. 许介鳞，1971.03.「日本中国初期立宪思想比较研究」 ，『国家
学会杂志』（东京），83卷5˙6号，页1-81；83卷7˙8号， 页1-47；83卷9˙
10号，页44-120；83卷11˙12号，页51-103；84卷 1˙2号，页1-42。
3. 许介鳞，1974.10.「评论美国学者的日本研究」，『东亚季刊』（台 北：政大
），6卷2期，页67-88。
4. 许介鳞，1982.09.「现代世界各国选举制度的趋势」，『宪政思潮』 （台北）
，59期，页198-220。
5. 许介鳞，1983.11.「外征统治-1874年台湾出兵例」，现代宪法研究
会编『现代国家宪法理论』（东京：有斐阁）， 页 389-416。
6. 许介鳞，1985.09.「战争放弃国际政治-中国人视座」， 芦 部信喜先
生还历纪念论文集刊行会编『宪法诉讼人权理论』（东 京：有斐阁），
页693-725。
7. 许介鳞，1986.05.「日本关系」，『知台湾』（东 京：弘
文堂），页300-326。
8. Hsu Chieh-lin,1987.03 "Shidehara Diplomacy: The All- Direction Diplomacy in Japan," 『
社会科学论丛』（台北：台大 法学院），第35辑，页153-181。
9. Hsu Chieh-lin,1989.03 "The Theory of Japan to Expel Foreigners," 『社会科学论丛』（
台北：台大法学院），第37辑， 页275-302。
10.许介鳞，1989.12.「台湾日本援助」，土生长穗编 『
行方˙日本行方』（东京：大月书店），页25-51。
11.Hsu Chieh-lin,1990.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Japan", Yu San　Wang edited, Foreign
Polic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New York, Praeger),pp.45-62。
12.许介鳞，1990.03.「政治的十字路立台湾」，明治大学国际交流 
『招请外国人研究者讲演录』No7.（东京），页1-21。
13.许介鳞，1991.09.「国家主权?组超」，通口阳一‧野中俊彦编『
宪法学的展望』（东京：有斐阁），页783-801。
14.许介鳞，1991.11.「日本国会党鞭制度」，雷飞龙编『英美日三国国 会党鞭制
度』（台北：理论与政策杂志社），页97-144。
15.许介鳞，1992.09.「日华断交二十年──台湾发展」 ，『问题
研究』（东京）第21卷12号，页23-32。
16.许介鳞，1992.10.「平和宪法期待──台湾 见
日本国宪法」『窗特集──日本国宪法的深层』（东京）第13号 ，页89-95。
17.许介鳞，1993.09.「台湾民主化试论」通口阳一、高桥和之 编『现代
立宪主义展开』（东京：有斐阁），页687-711。
18.许介鳞，1994.05.「日本细川政权始末之剖析」，『理论与政策』第 八卷第三
期，页89-97。
19.许介鳞，1994.07.「战后日本政治、经济、技术之发展」，『中日技 术合作季
刊』（台北）第3期，页2-7。
20.许介鳞，1995.06.「日据时期统治政策」，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近代史
‧政治篇』（台北），页223-290。
21.许介鳞，1996.02.「日本政策」，『问题研究』（东京），第25卷
5号，页28-37。
22.许介鳞，1997.07.「日本新选举制度对民主政治之影响」，『研考双 月刊』第
二十一卷第一期，页42-48。
23.许介鳞，1997.05.「西洋的民主主义终焉新政治制度构想 」武者
小路公秀编『迈向东亚共生之路』（大阪：大阪经济法科大学 出版部），页
184-193。
24.许介鳞，1997.07.「台湾何去何从──共生主权论」，台湾大学日本 综合研究
中心『文明史上之台湾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 日本综合研究中
心，页609-639。
25.许介鳞，1999.06.「国际法与原住民族」，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原住民族权
利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页102-104。

（二）研讨会发表论文（CONFERENCE PAPER）
1. 许介鳞，1975.09.「政治太平洋地域及 影响
」，学会『˙太平洋地域研究 者会议报告
』（东京），页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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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许介鳞，1984.08.「在中国的日本化学细菌战部队」，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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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许介鳞，1984.11.「战后日本国宪法的制订过程」，中国政治协会『 七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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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许介鳞，1985.07.「抗战时期日本对华诱和活动」，天主教辅仁大学 『近现代
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页1-15。
6. 许介鳞，1985.08.「从卢沟桥事变论近卫内阁的战争责任」，中央研 究院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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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许介鳞，1989.06.「东政治的社会的变动」，Asia Open Forum，第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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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许介鳞，1991.10.「国际政经变迁与亚太经济合作」，国家政策研究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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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许介鳞，1992.03.「九○年代世界政治的潮流」，时事问题研究所， 『当代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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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近代中国历史人物学术研讨会』论文，页1-27。
15.许介鳞，1994.08.「日本设下圈套的战争」，国家建设文教基金会， 『中日甲
午战争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页75-79。
16.许介鳞，1995.01.「战后中日关系之转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第三
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页1-12。
17.许介鳞，1995.08.「西洋式民主主义的终焉与新政治制度的构想」， 北京大学
『和平‧合作‧发展，迎接二十一世纪学术研讨会』论文 (北京)，页1-7。
18.许介鳞，1996.09. 「从台湾看冲绳与日本之安全保障」，冲绳经济 同友会（
那霸市），页1-10。
19.许介鳞，1997.05. 「地方分权时代的来临」，八重山经济人会议（ 冲绳县．
石垣市），页1-8。
20.许介鳞，1997.08.「中日关系的问题点」，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中国与东亚-
-21世纪的课题』论文（台北），页1-11。
21.许介鳞，1999.06.「国际法与原住民族」，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原住民族权
利国际研讨会』论文（台北），页102-104。
22.许介鳞，1999.09.「亚洲的文艺复兴」，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客座演讲（
东京），页1-12。
23.许介鳞，2000.11.『台湾改造计画』（连震东先生纪念讲座），法政讲座，共
10页。
24.许介鳞，2000.12.「亚洲『三权鼎立』的民主政治」，日本综合研究 所与东洋
经济新报社共同主办『第一届台日国际研讨会--激变世纪中 的东亚国际研讨
会』论文，共12页。
25.许介鳞，2001.11.「思想史见东共同体」，日本综合研 究所与
东洋经济新报社共同主办『第二届台日国际研讨会--东亚共同 体之可能性』
论文，共10页。
（三）专书（OTHER PUBLICATION）
1. 许介鳞（编着），1974.02.『水门事件的研究』（台北：大林出版 社），共
337页。
2. 许介鳞，1975.01.『尼克森政权始末』（台北：大林出版社），共 136页。
3. 许介鳞，1977.03.『日本政治论』（台北：连经出版事业公司）， 共302页。
4. 许介鳞（翻译），1979.04.『比较政治制度』（台北：国民大会秘 书处），共
214页。
5. 许介鳞，1979.07.『中国人视座-近代日本论』（东京： 出
版社），共262页。
6. 许介鳞，1981.02.『英国史纲』（台北：三民书局），共298页。
7. 许介鳞，1985.12.『证言˙雾社事件』（东京：草风馆），共230页 。
8. 许介鳞，1987.05.『近代日本论』（台北：故乡出版社），共234页 。
9. 许介鳞，1989.04.『政党政治的伦理与秩序』（台北：国家政策研 究资料中心
），共105页。
10.许介鳞，1989.02.『谁最了解日本』（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共182页。
11.许介鳞（共着），1991.12.『亚太资料集』（台北：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共
444页。
12.许介鳞（共着），1991.06.『台湾的亚太战略』（台北：国家政策 研究中心）
，1-96页。
13.许介鳞，1991.08.『日本现代史』（台北：三民书局），共371页。
14.许介鳞，1991.08.『战后日本的政治过程』（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共
203页。
15.许介鳞（主编），1992.03.『中日文化差异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
大学日本综合研究中心），共594页。
16.许介鳞（协同主持），1994.09.『亚太经济合作与台湾角色之研究 』（台北：
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共388页。
17.许介鳞（共着），1994.09.『亚太经济合作与美国的亚太战略』（ 台北：业强
出版社），共24页。
18.许介鳞（主编），1994.02.『中日思维差异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
大学日本综合研究中心），共686页。
19.许介鳞（主编），1995.04.『文化震源地亚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
湾大学日本综合研究中心），共422页。
20.许介鳞，1995.04.『由日本文献研判中国大陆经济发展趋势』（台北：行政院
经济建设委员会），共129页。
21.许介鳞（主持），1995.08.『中日县市综合发展计画策略之比较研究』（台北
：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共159页。
22.许介鳞，1996.09.『战后台湾史记』（台北：文英堂出版社），共618页。
23.许介鳞（主持），1997.06.『后冷战时代日本政党生态之研究』（台北：行政
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共119页。
24.许介鳞（主持），1998.06.『日本行政监察制度之研究-给我国的借镜』（台北
：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共270页。
25.许介鳞编着，2000.10.『阿威赫拔哈的雾社事件证言』（台北：台原出版社）
，共223页。
26.许介鳞（共同主持），2000.06『审计人员在刑事诉讼上保障制度之研究』（
台北：审计部）。
27.许介鳞，2001.11.『台湾史记』（续）卷四（台北：文英堂出版社），共
402页。
 

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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