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美笔记之三 访问团只有我和旭辉是第一次访美，没去过纽约，所以为我们两人安排了额外的行程。在芝加哥分开，他们飞往迈阿密，我们转道纽约，停留两天，再飞往迈阿密与他们会合。在美国半个月，其他时侯一切照计划进行，唯独在纽约的两天，意外接二连三。幸好，有惊无险。 才踏上纽约的土地，就碰到了第一次意外。下了飞机，取了行李，但地陪没有如约出现。语言不通，完全陌生的城市，此时此刻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记起小时候母亲带我去赶集，临行前吩咐我，集市人挤人，万一走散了，要我站在原地不动，如果乱走就会走丢了。那次赶集，我一直紧紧抓住母亲的手，没有走散，但那时候母亲教我的方法却在这异国他乡用上了，我们就站在出口等。十分钟过去了，地陪没有出现，二十分钟过去了，也没有出现，三十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出现。不能再这么等下去，只好打电话给访问团负责安排行程的人，她又打电话找国内旅行社的人，国内的旅行社再打电话找美国的旅行社，美国的旅行社再打电话找那个地陪。如此又过去了半个多小时，谢天谢地，地陪总算来了。 出机场的时候，已是当地时间下午四点了。他没有带我们去旅馆，找一处地方忽忽吃过午饭，直接把我们带到了第五街（纽约的商业区）。他让我们去逛商店，自已要去一个什么地方，说一个小时以后来接我们，要我们在街口等。有了机场的教训，辉旭特意要了他的手机号码，以防万一。我们俩人平时都讨厌逛商店，加上第五街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到半小时，我们就把第五街及附近几条街逛完了。算算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决定重逛一次。为了找点乐趣，试图找一件不是中国产的服装，如果找到就买下来。找来找去，找到一件马来西亚产的衬衣，花去二百美元，回来一穿，长及膝盖，买时忘了中美型号有别。二百美元就成了为打发那半小时做游戏的代价。终于到了约定的时间，来到街口，却不见他人影。旭辉赶紧拨他手机。他要我们再等十五分钟，说过来的路上堵车。又过了十五分钟，还是不见人，再通电话，要我们继续等，这次不说多久，只说快了。此时天已经黑下来，街口寒气袭人，我们就在那儿等那个没有定数的向导。比在机场时安心的是，知道他迟早会来。 当时已没有心思看表，他到时不知道是几点，只是把我们从第五街送到旅馆时已是子夜过了。在办理登记时，再三叮嘱他，我要一个吸烟的房间。美国的宾馆有吸烟和不吸烟房间的区别，在不吸烟房间吸烟要罚款。进了房间，克制了一天的烟瘾大发，加之急于把当天的经历记录下来，我写东西的时候又较平时吸得厉害，以至于内子说我的文章是烟熏出来的，于是就一根接一根地吸起来。不久，房间内的报警器闪烁不停，声音轰鸣。还以为遇到了恐怖袭击，赶紧开门跑出房间。其他房间的人也跑了出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奇怪的是，不一会儿，轰鸣声就停了。我才意识到，我的房间可能是不吸烟房间，开门后，烟雾散了，轰鸣声就停了。回房间一看房卡，果然是不吸烟房间。庆幸，没什么人来找麻烦。但那个让人出洋相的家伙，你说可恨不恨？ 从下飞机到入睡，在纽约的头一天，接连三次意外，只因为碰到了一个言行完全没有定数的向导。这个事例带来的一个启发是，如果一个人说话不算话，行为完全不可预期，那么，与他打交道就存在高昂的信息费用。推而广之，如果一个社会都是这样的人，产生的交易费用足可以陷一个国家于贫穷之中。是的，守约是一个国家致富的原因之一，因为行为的可预期性，不必为判断他人的所作所为费尽心机，浪费资源。作为这个事例的一个反例是，旭辉主管的工业园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工业园的一个部门招商局，从头头到职员，以前都没有从事这一项工作，因为他们刚出校门不久，所以惯用的那些招商招数都不懂，不知道陪酒，不知酒足饭饱之后活动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谈判签约的套路，有什么说什么。但是他们谈成的项目还真不少，让那些多年招商的老油头相形见绌。我调查了一下，原因其实很简单，与那些老油头打交道，长沙的土话叫撮把子，要弄清底细，不能听他讲，得另外费一番周折。以前为什么有效？是看中那表面的甜头，比如殷勤款待，红包相送。经历多了，才发现隐性的信息费用的存在。初出茅庐的这些人，不懂面子功夫，但同时与他打交道的信息费用也低。两相比较，你愿意和谁打交道呢？举正反两个例子，我没褒贬的意思。客观地说，地陪的例子在美国是特例，这个招商局在中国也是特例。 由此联想到政府的政策。已经逝世的邓小平老先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政策要保持多少年不变。这样强调的用意是什么？政策多变，人们在做选择的时候，要花很大的代价去获取信息来判断政策的可能变化。如果不这样做，一个错误的选择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政策稳定的意义是节约人们决策的信息费用。与个体打交道不同，政策影响许多人的决策，所以变幻无常的政策远比言行没有定数的人可怕。古今中外，那些主张由政府对市场参数调来调去的人，至少忽视了一项成本，这就是多变的政策增加所有人做决策的信息费用。 | 
发表于 2007-2-12 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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