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疯狂的年代愚弄的外国人
──在华外国专家的“文革”经历 何 蜀 当“文化大革命”如狂飚骤起般席卷中国大陆时，不仅广大干部群众满怀革命激情与对毛泽东的无限信仰投身其中，甚至连当时正在中国帮助建设的外国专家们也被卷了进去，这些外国专家与中国民众一起参加了这场起初显得像是革命的正剧、后来才逐渐暴露其真面目的悲剧和闹剧的史无前例的演出。然而，对外国专家在“文革”中的“造反”活动和后来的种种可悲境遇，国内的“文革”研究却很少涉及。本文希望通过对相关情形的回顾，填补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一小块空白，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文革”的认识。 外国专家也写出“马列主义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以毛泽东下令向全国公开宣传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所写的那篇攻击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有关领导人的大字报为开端。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高度评价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誉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此“样板”的启示下，一时间大字报在全国铺天盖地般涌现出来。写大字报的人们，当然并非都是像聂元梓那样的个人野心家，也并非都能像聂元梓那样得到来自中共高层的鼓励和支持。不少大字报作者是怀着真诚的革命热情响应毛泽东“反修防修”、“保卫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的号召而“拿起笔作刀枪”的。 当时，有许多外国专家在北京的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外文局、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一些大专院校、科研、出版部门工作。这时，外国专家们也纷纷提笔写起了中国特色的大字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四个外国专家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斯合写的一张[1]，后来被誉为“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写于1966年8月31日，即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那天。在1967年3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曾有一篇题为“在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里成长──访问一位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女专家”的报导，谈到了美国女专家寒春和她的丈夫阳早参加写作这张大字报的经过：“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寒春同志和她的全家人都强烈地要求参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八月底，她和她的爱人，还有另外两位美国朋友一起，写了一张大字报，表达了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无限热爱。……” 但是，此报导只摘引了这张大字报中的几句表态性的话，而没有介绍大字报的具体内容。不仅今天的人们，就连当时的许多“文革”亲历者也只知有其事而并不了解这张大字报究竟写了些什么。若几位外国专家仅仅是表达了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对“文革”的拥护，那显然太一般了，不足以被称为“马列主义大字报”。 现将这张大字报全文转引如下： 给外国专家局的大字报 为什么在世界革命的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的道路？？？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五无”：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兵机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二有”：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赫鲁晓夫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这是剥削阶级思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又是什么呢？1.使要革命的外国人不能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在口头上说条条；2.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3.阻碍在中国的外国小孩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4.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兄弟隔离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则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待遇。 我们决心要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决不允许他们变成修正主义分子。 因此我们要求：1.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2.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3.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4.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群众；5.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6.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7.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8.取消特殊化。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这张大字报很快就被上报到最高层。9月8日，毛泽东作了批示。不过当时有关部门并未向外国专家们传达这个“最高指示”。据在新华社工作的比利时专家邱亨利1967年4月19日在中国矿业学院“东方红”召开的批判《修养》（即刘少奇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大会上发言“揭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拒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在外办和外国专家局顽固地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 但是，毛泽东这个批示仍然不胫而走，并被红卫兵、造反派录入当时编印的各种“文革大事记”。当时在外文出版社和《中国建设》杂志工作的著名专家爱泼斯坦（从小在中国天津长大的波兰籍美国记者，“文革”前已取得中国国籍并加入了中共，但仍被红卫兵们视为“外国朋友”），在1967年的一次“批判大会”上向群众公布了毛泽东的批示内容：“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凡自愿的，一律同样作。” 大字报的作者之一、美国农业机械专家寒春，后来在一次揭发批判外国专家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谈到他们获悉毛泽东批示后的心情时说：“现在，我们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没有框框，他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者。他无限相信人民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只用了几个字就把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分裂世界无产阶级的阴谋诡计砸得稀巴烂！我们摆脱了枷锁！大门向我们敞开了！现在靠我们自己去学游泳了！”[3] 我们现在来看这张大字报，仍然不能不承认，除去其中个别的“文革”词语外，大字报表现出的是外国专家们对中国革命的一片赤诚之心。这正如当时在外文编译局工作的法国专家戴妮丝·李─勒布雷顿在其回忆录《爱是不会凋谢的》一书中谈及她的“文革”经历时所说的那样：“因为我们从无恶意，一直为寻求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为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努力。假如说我们有时在某些方面搞错的话，也是和许多无辜的人一样，因为不了解情况，过于天真。”[4] 此话确实朴素而真切地概括了当时许多狂热投身“文革”的人们的特点。 这张大字报的作者中阳早和寒春夫妇最有名。阳早（原名欧文·恩格斯特或希德·恩格斯特）是美国农学家，1946年28岁时到中国，希望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面貌。他在延安进入中共创办的最早的农场工作，寒春（原名琼·韩丁）是其好友的妹妹，原在美国从事核物理研究，参加过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后在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与杨振宁在同一研究小组。她为了爱情和理想，放弃了在美国的条件优厚而大有前途的工作，于1948年初来到内战炮火中的中国，次年春在贫寒的延安窑洞里与阳早结婚。此后，夫妻俩从延安到“三边”，从陕北黄土高原到内蒙草原，从西安草滩到北京郊区，为中国农业的机械化和发展畜牧业兢兢业业工作（1987年中国政府为表彰他俩在中国连续工作40年，向他们颁发了《国际科技合作奖》）。从他们的经历可知，他们属于那种如今已十分罕见的理想主义者。
在1967年一次批判外国专家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寒春谈到了她和丈夫阳早写这张大字报的背景：从1959年开始，外国专家有了特殊化的待遇；生活上与中国民众拉大了距离，特别是在困难时期，为他们规定了一整套的特殊待遇；而最使他们难于容忍的则是政治待遇的变化，“政治待遇上的第一个变化就是不许我们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旅行变得越来越受限制”，同中国工人甚至干部的关系也疏远了。1966年5月他们被调到北京后，情况更为严重，“剥夺了我们所有的政治生活”，“除了乘汽车外，我们不能到任何地方去”；他们主动要求降低工资、以缩小与中国同事的差别，“费了老大的劲儿，我们的工资才降到仍然非常高的水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让孩子们回家，不许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成天只能关在住宿的饭店房间里，除了坐小汽车外不许上街，不许去公园玩。他们9岁的女儿在这种环境里变得情绪反常，变得对什么外国东西都憎恨，还对他们大骂：“打倒你们这些美国特务！”[5]......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给外国专家局写了一封长信，谈到给外国专家的这种待遇是错误的和有害的。“7月17日晚上有位副局长来看我们。虽然他的态度很热情，可是他对我们提出的为什么外国人硬被推向修正主义道路上去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给予满意的答复。……解释了半天，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词儿‘安全’。”这两位外国专家感到这种“令人窒息的政治压迫”是不能容忍的，在当时的大气候下，他们自然将这些问题联想成了是有人“明目张胆地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来全面攻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尖锐的阶级斗争”。于是，在红卫兵运动爆发后，他们受到鼓舞，便写出了那张大字报。[6] 据寒春说，大字报的另一位作者史克在文革前有一次因病住院需要动手术，外语学院一位认识史克已14年的领导听说了，打电话询问她的病情，史克没法在电话里说清楚，就写了一封信详细解释。谁知当她出院后，那位领导却对她说：“以后不要再给我写信了。”寒春认为，这说明干部“竟然害怕收到外国人的信”。[7] 当时寒春“揭发”的这些情况，除去生活待遇的特殊化既有体制弊端上的原因，也有照顾外国专家生活习惯的考虑，而所谓的“政治压迫”问题，实际上正是他们所景仰的毛泽东日益强调阶级斗争、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而派生出来的社会政治问题，并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而这些左倾的外国专家并不能认识到这点。法国专家戴妮丝在回忆中说：她当时就是因为对毛泽东充满敬佩之意才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她认为“他有勇气抨击自己领导的政党，目的也许是通过‘文化革命’为这个党洗涤灰尘，使党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8] 英籍作家韩素英在回忆“文革”的《再生凤凰》一书中也谈到，“毛的品质，毛的远见，他对中国以及世界历史的影响吸引了我，使我着了迷。我决心去理解他，理解所发生的一切。......‘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我要摆脱这种迷恋是不可能的。”[9] 当她在“文革”初期见到周恩来与康生、陈伯达等人一起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时：“我心里不禁愣了一下。……周恩来与他们在一起。不知为什么，因为周出来接见我们，因为我信任他，我就认为和他在一起的其他人也必然是好人。”[10] 当时许多外国专家都写了“革命的大字报”。[11] 例如，北京白求恩医院英国骨科专家洪若诗开了一个通宵的家庭会议，“他们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决心起来造反，同中国同志一起造修正主义的反。于是，他们打破思想上的顾虑，写了一张全家署名的大字报……”。[12] 在新华社工作的比利时专家邱亨利说，他在1966年9月初写了第一张大字报，要求和中国同志一齐学习、并肩战斗。[13] 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加入中国国籍但享受外国专家待遇的美裔专家沙博里，直到1984年仍维持着当年对“文革”的认识：“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的某些领域中，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观念和方法滋长起来。这种现象有多大代表性，有多么广泛，我不得而知。但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显然认为形势是非常严重的。”[14] 正是基于类似认识，为支持中国革命而来华的外国专家们纷纷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戴妮丝回忆说：“我们有决心为革命的新发展而作出努力，甚至牺牲。”这位在1936年就与中国旅法画家李风白结成夫妻，五十年代初随同丈夫来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法国共产党员，也为了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作出了两点“牺牲”：“我的第一个‘牺牲’是向我所在的法共支部提出退党申请。这个行动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身处异国，我不能与我所在的党共同战斗，但是，多年以来，我一直认为这个党过于听命于苏联，过多地指责中国。……总之，太‘修’了。这可能是个有意义的行动，我申请加入了一个年轻的法共（马列）。不管怎样，我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过去，有些（法共）同志对我很信任，我也以自己的忠诚引以为荣。可今后他们就会把我当成叛徒。‘叛徒’，我反复掂量着这个字眼，感到剌痛。我做出的第二个‘牺牲’相对来说容易些，和其他外国专家一样，我要求降低工资，以求接近中国同志，特别是那些即将去农村的同志。”[15] 在当时外国专家所写的大字报中，还有另一张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和批示。那是在群众性的造反、夺权浪潮已经席卷全中国大陆的1967年初，一些地方的造反派举行群众集会，由群众（大多不是中共党员）来通过决定开除某个“走资派”的中共党籍。造反派中刮起了动辄打、砸、抢的歪风，甚至还有人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的口号。在西安外语学院工作的外国专家大卫·库普于1967年3月10日写了一张大字报，认为西安正受着“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由群众大会开除一个人的党籍是“全民党的做法”；“革命的打砸抢”问题需要注意，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做的，是流氓行径。“要把那些存心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才能实现群众、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西安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的高智曾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他将这张大字报的抄件转给了毛泽东。3月20日，毛泽东阅后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又批送文革小组阅，周恩来对此件的批示是：“建议将这张大字报和主席批语登文化革命简报。”[16] 不过，这张大字报的影响远不如“外国专家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那么大，因为此时继“一月革命”之后遍布全国的群众“造反”行动正进入新的高潮，而“文革”领导者和“造反派”都不愿意对这种规范和限制群众运动的观点作过多宣传。
外国的“红卫兵”和中国的外国人“红卫兵”
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后，年轻幼稚的红卫兵们急欲将造反之火燃向全世界，“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遍全球”、“解放世界上占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当时在北京有学生打出了“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的旗号；每天都有很多红卫兵跑到外交部催促成立国际红卫兵，有的年轻人还激烈地提出，若不尽快成立国际红卫兵，就会给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造成损失，就是犯罪。一些外国留学生还向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提出，要回国去组织红卫兵，但受到陈毅的劝阻。 在中国的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下，日本、墨西哥等国也出现了“红卫兵”，当然马上就被取缔。但也有个别当时未遭取缔的，如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办起了机关报《红卫兵》报，热情歌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7]；丹麦一位共产党员所组织的“红卫兵”直到1967年8月还宣称，要在丹麦贴出更多的大字报。[18] 此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内分裂出了“造反派”，以“××共产党（左派）”、“××共产党（马列）”之类的名义另立山头，宣布与原所属的“修正主义党”决裂。比如，从1966年9月起，日本共产党的一些基层组织受到中国“文革”的影响，在山口、佐贺、爱知、福冈、兵库等县建立了日共县委“革命左派”，对日共中央“造反”。日共中央认为，这是中共插手其内部事务，造成了日共的分裂，于是在1967年8月召回其驻中国代表砂间一良和日共中央《赤旗报》驻北京记者绀野纯一，两党关系彻底断绝。[19] 此后日共即被中共称为“日修”或“宫本修正主义集团”。 不过，中外红卫兵们想把“文革”造反之火燃遍全世界的天真意图并未实现。真正经历过象中国红卫兵那样对“走资派造反”的外国人，只是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在北京的一些外国专家。在毛泽东为阳早等四位外国专家的大字报作出批示四天之后，定居北京的81岁高龄的著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接受了红卫兵赠送给她的袖章，成为一名“名誉红卫兵”──她可能要算是外国专家中第一个“参加了组织”的“造反派”，不过她的参加只是象征性的。1966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发表一组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照片的同时，发表了戴着红卫兵袖章的斯特朗请毛泽东在她的《毛主席语录》上签名的照片。由于斯特朗支持“文革”，她在为美国的21,000个读者订户撰写的《中国通讯》（又译作《中国来信》或《北京来信》）中，曾热情介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歌颂那些得到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和“文革”中的“新生事物”。 在北京的外国专家纷纷仿效其中国同事们的作法，建立起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国际燎原造反队”等造反组织。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会上，“大会宣读了由在京外国友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贺信。红卫兵代表们对国际战士的祝贺报以极其热烈的掌声。”[20] 这大概是官方媒体首次报导外国专家造反派组织的活动。这个外国专家造反团1967年夏天已有70名成员，倾向于支持最激烈的造反派系。[21] 法国专家戴妮丝当时就参加了这个“造反组织”，她在回忆中写道：“外国专家也投身到运动中，参加了‘白求恩──延安战斗队’。这个名字既好听又响亮，红袖章上也写上了这个名字。”[22] 沙博里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写道：他先是参加了《中国文学》的一个战斗队，“后来又参加了一个外国人组成的‘革命’队”。[23]…… 被卷入疯狂旋涡的外国“造反派” 1967年所谓的“一月风暴”夺权斗争开始后，外国专家中的一些造反派也与中国的许多红卫兵、造反派一样，被卷入了疯狂的旋涡里，语言和行动都变得极端左倾。在文革中，“成名成家”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批得臭不可闻。在一次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大会上爱泼斯坦说：“这个‘家’字是不好听的，现在叫我们是‘外国专家’，我们也是不爱听。我们就是外籍的工作人员，工作者，不是什么‘专家’，不是什么别的‘家’。”[24] 当时，红卫兵、“造反派”有一个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学来的常用口号，即要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美国专家李敦白在“批判刘少奇黑《修养》”的大会发言中甚至创造性地提出：不仅要踏上一只脚，而且要踏上两只脚；一只脚，是因为他出卖了中国革命，另一只脚，是因为他毒害了全世界的一切革命干部。[25] “文革”中一些外国专家以往认识上的伦理是非也被颠倒过来了。北京外语学院的外国专家柯鲁克在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时发言说，以前他的岳母（曾作过30年传教士的基督教徒）读了他推荐的《修养》，对刘少奇十分钦佩，当时他认为这是岳母进步了；而在“文革”中才认识到，“刘氏黑《修养》”得到“帝国主义的奴才”的钦佩，正说明了刘少奇的“反动本质”。[26] 而“文革”中流行的那种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阶级斗争”方式，也同样影响到外国专家的行为。法国专家戴妮丝回忆，在当时突击翻译《毛主席语录》外文版时，两位来自拉丁美洲不同国家的专家对某些词汇的译法有分歧，因而推迟了发稿时间，使西班牙文版《毛主席语录》的出版落后于其他文本。此事被在中国的外国“造反派”们“上纲”成了外文出版社“走资派”“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罪。外国专家造反组织“白求恩─延安战斗队”为此召开了批判大会。戴妮丝闻讯后曾找到她所在的“战斗队”头头、一位讲西班牙语的美洲人，说明“这不是他们（外文出版社领导人）的错，原因是翻译过程中有改动；只要译稿一准备好，外文出版社的人马上就把它送到印刷厂，连星期天也是这样！”但是那位外国专家“造反派头头”却听不进去，他回答说：“不管怎样，这本书耽误了。而且，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27] 英籍作家韩素英写道：“居住在北京的西方人中，发生了奇怪的现象。想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外侨成立了一个‘白求恩’组织。他们把突然发现的革命热情用到像路易·艾黎[28]、马海德[29]这样的在中国工作了几十年的可靠的高尚的人身上。他们揭发路易是‘特务’，与国民党暗中有来往。路易受到‘审查’，发现他曾写过赞扬贺龙元帅的文章，还有一张他与贺龙的合影。朋友们再也不去看望他了，只有马海德和另一位医生，汉斯·米勒[30]，他们经受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压力，始终与路易紧紧站在一起。这些外国人召开了‘斗争会’，中国式的‘斗争会’，批判路易。后来，他的一些书也被销毁了。......这些西方人，其中也有美国人，表现出的恶毒──没有别的词来描述──是群体性精神变态的一个可怕的实例。‘你应当看看他们当时的那个样子，’几年后路易温和地笑着对我说，‘他们就像无知的孩子，眼睛都瞪出来了，喷着怒火。他们认为他们是站在革命的最前列。’”路易还对韩素英谈到，外国专家“造反派”们不仅对他提出各式各样的“指责”，而且还不让他去医院看皮肤病，后来还是周恩来得知此事才下令让路易到医院看病。韩素英气愤地写道：“如果这些事是中国人干的，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西方人发了什么疯，竟这样对待一个最伟大、最坚定和对中国最有用的人？”[31] 1967年“一月风暴”掀起后，外国专家“造反派”也参加了“夺权斗争”。其中最为有名的，莫过于当时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参加了广播局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夺权”（据李敦白回忆，他们在广播局夺权的时间是1966年的最后一天，比“一月风暴”还早）。这件事影响极大──因为当时电视尚未普及，广播电台就是最快捷、最有影响的大众传播媒体，“文革”时期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指示、有关“文革”部署的重要文章，都是首先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向全国及全世界广播后才在报上刊登的，这就是当时所说的“红色电波传喜讯”。 李敦白生长于美国南方，原是美国共产党员，出身名门而“离经叛道”，17岁就参加工会和学生运动，支持黑人解放运动。1946年，他在为联合国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工作时认识了周恩来，在周恩来的鼓励下，他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从此就留在“解放区”，投入了中共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尽管他在1949年初曾因被苏联当局诬蔑为所谓“斯特朗国际间谍网”成员而由中共有关部门逮捕，含冤入狱达6年零3个月之久，但出狱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献身于中共领导的事业，并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认为，他保留美国国籍更有利于将来中美的友好交往，他才听从劝告，保留了美国专家的身份。 “文革”中李敦白成了活跃于北京各群众组织之间的风云人物。《人民日报》1967年4月8日用大半版的篇幅发表了李敦白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同月14日的《人民日报》又大段报导了李敦白在会上的发言。在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的那次著名的“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上，“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李敦白代表外国“造反派”作了慷慨激昂的重点发言：“7年前，中国的无产阶级把世界革命的大叛徒赫鲁晓夫揭露出来了，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立了一大功，除了一大害。今天，中国人民，清华井冈山的战友们，揪出了一个王光美，揪出了一个刘少奇，揪出了另外一个世界革命的大叛徒，也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除了一大害，立了一大功。我们感谢你们！”[32] 英籍作家韩素英在《再生凤凰》一书中记叙了一位既信仰马克思主义又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外国经济学家、“一位满怀激情而富有魅力的女人”对她的谈话：“‘我已写信给林彪，’她语气非常坚决地说。她的两个儿子对住在北京的外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及他们所起的作用极为不满，百般挑剔。‘你知道吗？是一个叫做西德尼·里顿伯格（引者注：即李敦白）的美国人几乎完全控制了中国的无线电广播大权！’她愤愤不平地对我说。”[33] 1967年春夏之间，外国专家的“造反”组织在北京十分活跃，仅举几例即可见一斑。“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首都三司”）主办的《首都红卫兵》报曾报导：“外国在京朋友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组织了‘白求恩──延安’战斗队，贴出‘祝贺革命造反派夺权！’和‘为什么革命友谊宾馆和资产阶级的宾馆没有什么两样！’等大幅标语。”[34]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办的《新北大报》也报导过：“5月2日下午，首都革命造反派在北京体育馆召开了‘最最热烈庆祝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聂元梓同志到会并讲了话。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美国朋友李敦白同志，日本朋友、国际燎原战斗队代表，非洲学习毛着小组代表，首都工代会、农代会的代表，北京工农兵文艺公社，上海芭蕾舞学校‘白毛女’小组赴京演出团代表都发了言。”[35] 首都红卫兵主要组织之一、“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李全华在四川成都两派群众组织冲突中中弹身亡，“首都革命派”为此于1967年5月6日召开了追悼大会，据“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的《东方红报》报导，出席大会的除了有来自全国的“造反派”之外，还有“来自八个国家的几十位国际友人”。这期报纸上还刊载了两位外国专家（一位是“白求恩──延安造反团”代表，法国女专家安娜·巴隆，另一位是“国际燎原造反队”代表，日本专家土肥驹次郎）的发言全文和他们发言时的照片。在发言中这些外国“造反派”都慷慨激昂地谴责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行”，表示要同中国的“红色造反者”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夺取“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并争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全世界的胜利。[36] 官方的《人民日报》也对外国专家“造反派”的活动时有报导。比如，1967年5月17日报导“首都四十万革命群众到英国代办处门前示威”时便提到：“今天，一些在京国际友人和外国专家，也和首都的革命群众一起来到英国代办处门前示威游行，他们用不同的语言高呼口号。”……当时，这种逢会必请“外国造反派”出席并邀请他们上台发言或上主席台就座的作法，在北京风麾一时。 同中国的红卫兵、“造反派”们一样，外国专家“造反派”当时的一些作法也一度发展到了疯狂的程度，正如韩素英所评价的是“群体性精神变态”。在“外事口”红卫兵、“造反派”“炮打”外交部长陈毅的高潮中，李敦白曾在一次“批判黑《修养》”的大会上情绪激动地说：“外事口，口对外，就是干革命，干世界革命。因此，外事口的领导一定要，也一定会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手里，决不允许在右派手里，也不允许在中间派的糊涂蛋手里。所以，一切犹豫不决的人最好赶快站过来，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37] 在“造反派”心目中，所谓的“外事口”领导中的“右派”就是指陈毅（文革中广为流传的毛泽东讲话中称陈毅为他的“右派朋友”，此语广为人知）。尽管后来李敦白在回忆中说，陈毅是他的朋友，1967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还关心问候过陈毅的健康 [38]，但他当时确实以其言辞为造反派“炮打”陈毅火上加油，这也是众目睽睽之事。在8月下旬著名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中，也有外国“造反派”参加。一位外国驻华外交官事后说：“真正最恐怖的是在这群殴打袭击的暴徒之中，有一些英国人，其中有一个头目还是出身‘豪门’，她穿着手工缝制的半统靴在一幅女王画像上跳来跳去。[39] 李敦白后来在回忆中坦率地写到：“在这样如醉如痴，好似被催眠的日子里，我们都做了一些奇怪，有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日后我常想，我们怎么会那么得意忘形？”[40] 随着全国各地的“造反”、“夺权”引起的意见分歧演变为派性斗争，外国专家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据李敦白回忆，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属于少数保守派。他们强烈主张外国人应该远离中国的政治纷争，我和乔治是多年好友，却为这个问题成为死敌。他为我成为广播事业局领导的事非常不谅解，‘你没有权利告诉中国人应该怎么做，也没有权利批评他们的领袖，涉入他们的政治。’他说。此后他几乎没再跟我说过话。”[41] “和中国的团体一样，文化大革命也使外国团体之间产生了分歧和关系紧张。……他们仿效中国人的模式也在进行‘造反派’与‘保皇派’之间的权力斗争。......‘激进分子’夺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权。指责发起人是‘保守分子’。”[42] 不过，这些外国“造反派”并未象中国人那样把派性冲突发展为真刀真枪的“武斗”；相反，还有一些在华外国“造反派”批评“武斗”。1967年7月9日，美国专家弗兰德和瑞士专家米雪琳在北京用大字报向“亲爱的中国战友”发出呼吁：“你们是否想到，现在正有那么一些人，他们非常高兴你们不听毛主席的教导，不断挑起武斗，他们正在利用你们的这些缺点拼命地在世界上做反华宣传，你们是否愿意让这些帝国主义、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高兴呢？你们是否想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在努力地学习你们的榜样，学习你们的经验，但有些人却热衷于打架，难道你们愿叫他们失望吗？......同志们，武斗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做为在世界革命的延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你们的外国战友，我们诚恳地呼吁：全中国的革命的战士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立即制止武斗，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43] 法国专家戴妮丝记叙了由“白求恩─延安战斗队”组织的一次反对“武斗”的游行示威：“我们所在的战斗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我自告奋勇地参加了，而且戴上了红臂章。我们竭尽全力地喊着，手里挥动着标语或小旗子，‘要文斗，不要武斗！’好像在背诵一段经文。我们的队伍走得很快，我尽最大努力不让自己掉队。……这些肤色不同、年龄各异、来自众多国度的外国人显然是没有私心，为了中国和毛主席的利益，他们把可能遭到殴打的危险置之度外。起初，人们对着我们微笑，后来就鼓掌表示支持。游行在一片欢呼喝彩声中结束。”[44] 戴妮丝的丈夫李风白的两位亲戚从爆发了大规模“武斗”的四川成都逃到北京来避难，戴妮丝如实记载了她当时的心情：“由于我们坚信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不由自主地认为出来躲避的人是错误的。”[45] “文革”前期外国专家的“造反”行动是得到毛泽东首肯的。当年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后来的回忆中曾提到：“我不赞成主席要兄弟党的人参加我国的‘文化革命’，而且要‘一视同仁’。我主张‘内外有别’。我说，要兄弟党参加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既不好要其他党来解决我们党的问题，也不好用这个大革命来解决其他党的问题，这不合乎兄弟党的关系准则。主席未置可否。”[46] 王力所言之“主席要兄弟党的人参加我国的‘文化革命’，而且要‘一视同仁’”，即前面谈到的毛泽东对外国专家“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批示（当时外国专家中有不少是美共、英共、法共党员）。
外国专家“造反派”的没落、受难与平反
在中国帮助建设的外国专家参加“文化大革命”、向中共党内的“走资派”“造反”、“夺权”，是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里才会发生的“史无前例”之事。这些外国专家在“造反”中有时言论过激、行动过火。韩素英在《再生凤凰》一书中说，澳大利亚作家尼尔·亨特讥称他们为“百分之三百的革命者”。法国专家戴妮丝就回忆了一件颇具讽刺意味的事：“渐渐地，我发现极‘左’行动逐渐泛滥，某些外国专家甚至走得比中国人还远。一天，开会讨论取消当年休假，要放弃北戴河的沙滩和大海，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时，我们当中的一位女专家激烈地喊了起来：‘不！不要休假！再也不要休假了！’实际上，这与她毫无关系，因为她马上就要回国了。”[47] 从总体上来看，外国专家们参与“造反”并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出于对毛泽东与中共的崇敬与信任，出于对理想主义的追求而投身这场运动的。他们大多是象“文革”中反复宣传、奉为经典的毛泽东“老三篇”之一“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有两位比利时专家在大字报里说：“我们不是为了钱来中国的，而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来的。钱只能使占有它的人腐化。”[48] 这样的话并非唱高调，当时那些外国专家们确实多持此想法。 但是，外国专家“造反派”的处境却相当困难。“白求恩─延安造反团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些特殊困难。中国造反队大多是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单位和学校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所反映的人和事是他们所熟知的，而外国友人工作单位分散，大多数人不会讲和阅读中文，妨碍了他们参加中国的政治活动，特别是由于不能进行语言交流，集会上他们要依靠翻译才能沟通。文革的发展进程中，白求恩──延安造反团总是跟在中国造反队的后面。外国友人的子女们用毛主席语录‘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写了一张批评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大字报，警告他们的父母由于对当前的政治形势的复杂性不了解，他们正在被一些政治目的不明确的组织利用。”[49] 这些左派外国专家把“文革”当作一场真正的革命来看待，如此天真的想法必然会与那些另有企图的“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们发生冲突。无论这些外国“造反派”如何“紧跟形势”、如何“革命”，在毛泽东信任重用的中共“文革”领导成员眼中，他们却始终是值得怀疑的“革命对象”。1967年9月17日康生接见“首都红代会”代表时，就诬陷那些外国专家“造反派”是“苏修、日本、美蒋特务”，并斥责红卫兵们“甚至和敌人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江青也指责中国的红卫兵们欢迎外国专家“造反派”参加其活动是“奴隶主义，洋人什么都好，放个屁也是香的，外国月亮也是大的”[50]。康生和江青的上述言论流露出他们对这些一心要使中共更加纯洁的外国专家们的厌恨之情。 1967年9月开始清查和镇压所谓的“五一六分子”后，外国专家中的一些“造反派”人物（连同被造反派当作批判对象的一些外国专家）纷纷被冠以“五一六分子”、“国际间谍”之类的罪名受到批斗，有的被迫离开中国，还有的甚至被抓进监狱。树大招风的李敦白自然成为一个重要目标。当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院内贴出了大字报：“一个美国人如何夺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红色政权”，一些外国专家甚至把批判李敦白的大字报贴到了友谊宾馆，如“爬得高摔得狠”、“李敦白是个投机者”等。李敦白于1968年2月被逮捕入狱。滑稽的是，中国“造反派”关押审讯李敦白这个激进的外国“造反派”时，坚持把他视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同党，硬要狠狠批判过刘少奇的李敦白承认，他领导着一个“国际间谍网”，发展了王光美，并通过她发展了刘少奇。[51] “随着打倒李敦白的呼声不断升高，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声誉日见低落。……在李敦白被捕后，除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组织者和少数追随者外，大多数人同意解散或者停止活动。不久，中国当局逮捕了该组织的主要成员：爱泼斯坦、丘茉莉、沙博里等人。”[52] 外国专家的亲属也大多受到株连。李敦白的儿女被歧视和欺凌，其中国妻子去五七干校“变相劳改”后，孩子们一度无家可归，流落街头；李敦白的岳父遭此打击而含冤病逝。韩素英谈到，一对外国专家西蒙和伊雷娜夫妇的长女莫妮克从其念书的巴黎赶回中国参加“文革”，“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青春、自由和慈爱的盛大节日”，结果却被以“带回淫秽书籍”（法国爱情小说）的罪名投入监狱达三年之久。[53] 曾在1937年继埃德加·斯诺之后冒险进入中共红色区域采访的美国女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埃德加·斯诺的前妻）1972年底重返中国访问时得知，柯鲁克与伊莎贝尔夫妇曾被关进监狱，“听说伊莎贝尔已经出来，但是她的丈夫还关着。......埃尔西·费尔法克斯─乔姆利（引者注：一译丘茉莉）和她的丈夫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也遭到拘留。我在北京听说埃尔西出来了，爱泼斯坦还在囚禁中（但是我回美国后得悉他在12月我在北京期间获释，并给他在布鲁克林的父亲写了信……）。”她写道：“文化革命期间有十几位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遭到‘拘留’，主要原因显然是他们有极左行动。大概他们想表现革命热诚，却又不懂得当时形势的政治内幕。……就公开知道的情况而言，他们被拘留后不能保释，没有人身保护法保护，也没有审判。”[54] 外国专家“造反派”在“文革”初期的“捧场”作用消失后，他们终于变成了“潜在的阶级敌人”。即令是那些在“文革”中行为小心而温和、并无极端行为的人，如法国专家戴妮丝，也受到了“幽禁”般的对待。她回忆说：“同事们都和外国人保持距离，躲着我们，甚至渐渐地发展到不讲话了。他们像抛一块骨头一样把工作扔到我们的桌子上，然后扭头就走。”[55] 1968年，中央发布了149号通知，规定在中国的外国专家不能再订阅《参考消息》，这样他们就完全失去了了解外部世界信息的机会，如同生活在封闭的“笼子”中。[56] 这一切似乎都说明，寒春曾批判过的“文革”前那种对外国专家的“政治迫害”并未因“文革”而改变，甚至更加变本加利了。当时，中国人当中“对外国人的恐惧”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外事部门工作人员在涉外活动中都不敢接触外国人，也不敢讲外语。[57] 在这样的境况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之中。“文革”前曾陪同她在中国各地采访的李敦白（当年曾被苏联当局诬蔑为她的“国际间谍网”成员，在中国坐了6年多冤狱），如今又被中国政府以“国际间谍”罪名逮捕。她的一个侄孙要从美国来探望她，也被中国政府拒绝，她给周恩来写信要求到柬埔寨首都金边去见这个侄孙，却得不到任何答复。这位耄耋高龄、足不出户的老太太难以理解，她曾热情讴歌的“文革”到底是怎么了。很快，她的健康迅速恶化，终于在1970年初住进了医院。大概是为了表示对所遭遇的一切的抗议，她拒绝进食，也不肯接受治疗。直到周恩来亲自到病床边劝告后，她才答应与医生配合。虽然周恩来后来为了挽回国际影响，赶紧下令通知她的侄孙前来中国，但为时已晚，斯特朗次日即去世。 直到中美关系开始松动之后，外国专家的处境才有所改善。1973年3月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和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联合举行了“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茶会，招待在京的外国和中国女专家，根据“文革”后中国的官方说法，周恩来在对到会的各国专家及其家属的讲话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些专家及其家属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待遇的情况逐个举例说明，表示这个责任我们要负，作为政府的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还当场向在座的一些专家赔礼道歉。”[58] 据西方研究者说，当时“周列举了各种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外国人：第一种是受到冷遇和不受欢迎的；第二种是离开中国之前受到非礼对待的；周说‘欢迎他们回来，我们将改正没有照顾好他们的错误’。另一种则是在文革中参加了某个组织，参与了坏份子的破坏活动。李敦白是代表人物之一，卷入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团，还有爱泼斯坦、丘茉莉和沙博里（尽管认为他们是受到欺骗而参加）。”[59] 当时中国的官方媒体并未报导周恩来的道歉讲话，可是据与会外国专家的回忆，周恩来当时的讲话其实是把责任推给了“林彪及其他‘坏份子’”，并没有因为他自己是政府总理而表示也“要负责任”。据英籍作家韩素英对与会者的采访记述：“周恩来主持招待会，发表了......一次‘打破常规’的讲话，官方未予报导；对这种讲话，中国常常这样处理。但是参加招待会的人会写信给他们在海外的朋友，会谈论它。周恩来说，林彪及其他‘坏份子’利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干了许多坏事；其中之一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西方人关进监狱。他代表中国政府向因此而受到折磨的西方人道歉，并保证为他们平反，采取补救措施。周然后走到几张桌子前，同人们握手拥抱；其中有一名美国妇女，她确实吃了不少苦头，然而她仍自愿继续在中国工作。她说：‘我个人的遭遇事小……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事大。’华西蒙说：‘只要能把革命推向前进，周要我去坐牢，我也会心甘情愿。’大卫·柯鲁克说：‘现在我对革命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比以前更想留在中国。’大卫·柯鲁克是英国人，被人捏造罪名，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4年。”[60] 在茶会上坐在周恩来身边并第一个得到周恩来赔礼道歉的，是82岁高龄的英国女专家露丝·史密斯。她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前的1920年就参与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文革”前以71岁的高龄来到中国，先后在外文局和新华社工作。她对中国革命满怀热忱，“文革”开始后也积极参加。当时她说：“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在我七十五岁的时候，在中国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生活在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中国，使我感到恢复了青春，充满了活力、信心和热情。”[61] 然而她的纯真热情却受到了无情的嘲弄，“文革”中她从一个受到赞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变成了受到怀疑的人物，最后因无法正常工作而被迫回到英国。尽管她在中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她回去后仍然不肯说中国的坏话。直到1971年她80大寿时，新华社记者代表周恩来去看望她，向她转达了邀请其再次到中国工作的意向，她才重返中国并在华度过了她的余生。 大卫·柯鲁克原是英国共产党员，曾参加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英国旅作战。1940年在中国成都与生于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之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硕士伊莎贝尔相识并相爱，两年后在伦敦结婚。1947年，柯鲁克由英国共产党介绍，带着妻子来到中国，调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夫妻俩在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深入生活，采访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写成了极有社会学价值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一书，被英国许多社会学教师指定为学生的必读书。1948年，应中共邀请，柯鲁克夫妇留在中国帮助培养外语人才，成为参加创办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最早的外籍教师。然而，当这位因一心想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尽快照耀全球、早日埋葬帝国主义而积极参加“文革”的国际友人被关进中共的冤狱后，他却听到看守如此威胁他说：“毛泽东思想照耀全世界，毛泽东思想欣欣向荣，你不要抱帝国主义主子拯救你的幻想。”[62] 在这次茶会上，周恩来还向此次茶会前不久刚从监狱被释放出来的“白求恩──延安造反团”成员、被打成“国际间谍”的爱泼斯坦与丘茉莉夫妇、以及六旬高龄的英国专家夏庇若等赔礼道歉。 李敦白作为“文革”中最积极的外国专家“造反派头头”，因“案情重大”，从1967年8月底被“中央文革”宣布停止工作并“另有任用”，12月25日开始被软禁在家中，1968年2月21日被捕。但1973年的那一波“平反”中并未包括李敦白，依照周恩来的说法，因为李敦白“参与了坏份子的破坏活动”、“卷入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团”，这种说法与当时红卫兵中的所谓“五一六分子”的罪名相似。一直到“文革”结束整整2年后的1978年10月，李敦白才获无罪释放、平反昭雪。他大概是外国专家“造反派”中最后一个被平反的人。一个热爱并献身于中共领导的事业的外国人，却先后两次在中共的监狱中度过了16年。 “据调查，‘文革’初期，全国有外国专家410人。其中以‘特务嫌疑’、‘搜集情报’、‘间谍活动’等罪名拘留、逮捕、驱逐出境的17人，被审查、批斗的8人，使他们受到不应有的待遇和侵害。”[63] 直到1981年这些受政治迫害的外国专家才全部得到彻底平反。对那些向往中国革命的外国左派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剧和讽刺。尽管如此，他们中许多人的观念和生活已紧紧地与中国的那个年代联系在一起了，个人的人生价值是和过去的选择分不开的；他们可能不愿再改变自己的理想主义，如今也还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热情工作着。有趣的是，多数外国专家在“文革”初期都一致反对过中国政府对他们实行的“内外有别”的政策，要求与中国人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政治上得到同样对待；但“文革”后期给他们带来实际益处的，恰恰还是这个“内外有别”的政策，正是因为恢复了这一政策，受批判和被##的外国专家“造反派”才几乎无一例外地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及优裕的生活。而中国的“造反派”就不会如此幸运了。倘若当年毛泽东批示中说的“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的话被完全落实，这些外国“造反派”的结局或许就不同了。 【注释】
[1]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教学批改组”、“外国留学生工作批改联络站”、“首都红代会北京语言学院红旗兵团”编印，《革命的外国专家、外国留学生大字报、发言稿选编》，1967年6月，第1页。此大字报有另一种译本，四个作者译名为“唐春、司克、杨镐、安·汤福金斯”，见“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红卫报》编辑部编印的《国际友人批〈修养〉》，1967年，第32页。
[2] 《扬州红卫兵》，第39期，1967年5月19日。
[3] 《革命的外国专家、外国留学生大字报、发言稿选编》，第20页。
[4] 《爱是不会凋谢的》，北京，外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08页。
[5] 据海伦·福斯特·斯诺1972年底至1973年初重返中国访问时在北京郊区农村阳早和寒春家中所见：“我注意到两个孩子显得很安静、规矩，文静到了拘束的地。”（《重返中国》，中国发展出版社，1991年，第306页）由此可见，如此性格的女儿在极左教育下的变态会使寒春多么吃惊。
[6] 《革命的外国专家、外国留学生大字报、发言稿选编》，第15至20页。
[7] 出处同上，第16页。
[8] 《爱是不会凋谢的》，第212页。
[9] 《再生凤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7页。
[10] 出处同上，第26至27页。韩素英并未在中国大陆参加“文革”运动，而是在海外大量发表歌颂“文革”的文章和讲话。
[11] “他们和我们并肩战斗──在京外国朋友热情支持我国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1966年10月9日。
[12] “听毛主席的话，学习白求恩”，《人民日报》，1967年4月17日。
[13] 《扬州红卫兵》，第39期，1967年5月19日。
[14] 《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
[15] 《爱是不会凋谢的》，第212页。
[1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39页。
[17] 《人民日报》，1967年4月6日报导。
[18] 《参考消息》，1967年8月9日报导。
[19] 曾勇明，“分析中日两国共产党关系正常化”，《探索与争鸣》（上海），1998年第9期，第36页。
[20] 《人民日报》，1967年3月3日。
[21] 李敦白、雅玛达·伯纳，《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台北，智库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8月，第478页。
[22] 《爱是不会凋谢的》，第216页。
[23] 《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第223页。
[24] 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红卫报》编辑部，“揭发刘少奇黑〈修养〉在国际上的毒害，为在国际上清除黑〈修养〉流毒而斗争”，《国际友人批〈修养〉》，1967年，北京，第34页。
[25] 《革命的外国专家、外国留学生大字报、发言稿选编》，第11页。
[26] 出处同上，第25至26页。
[27] 《爱是不会凋谢的》，第217页。
[28] 路易·艾黎，新西兰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1927年到中国，抗战中与美国记者斯诺等组织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发展工业支援抗战，还与英国记者乔治·何克一起在西北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培养农村建设人才。1953年起长住北京，1957年加入新西兰共产党。
[29]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美国医学专家，瑞士日内瓦大学医学博士，1933年来到中国，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结伴进入中共红色区域（因马海德要求对他的行踪保密，斯诺后来在他的《西行漫记》书中只字未提这位同伴），马海德留在红军中工作，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顾问，1937年加入中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加入中国国籍，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有外国血统的中国公民。长期担任卫生部顾问。
[30] 汉斯·米勒，德籍内科学专家，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1939年来到中国，随即到延安参加医疗工作，被誉为“活着的白求恩”。1950年加入中国国籍，1957年加入中共。
[31] 《再生凤凰》，第69、91页。
[32]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山》报，1967年4月11日。
[33] 《再生凤凰》，第52页。
[34] 《首都红卫兵》报，1967年2月14日（第29号）。
[35] 《新北大》报，1967年5月6日（第71期）。
[36] 《东方红报》，1967年5月3日（第35期）。
[37] 《革命的外国专家、外国留学生大字报、发言稿选编》，第10页。
[38] 李敦白、雅玛达·伯纳，《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第480页。
[39] 《毛泽东与红卫兵风暴》，《春秋》（武汉），1989年第3期，第19页。
[40] 李敦白、雅玛达·伯纳，《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第430页。
[41] 出处同上，第478页。
[42] 安妮·M·布蕾迪，“文化大革命中的国际友人和毛泽东思想造反团”，《党史研究资料》（北京），1999年4期，第21页。
[43] 《扬州红卫兵》，第59期，1967年8月8日。
[44] 《爱是不会凋谢的》，第218至219页。
[45] 出处同上，第228页。
[46] 王力，《文革第一年》，《传记文学》（北京），1995年第5期。但王力当时是否真的反对过毛泽东的这种意见，除王力本人所述外尚未见到其他证据。李敦白的回忆谈到，王力的秘书在广播事业局调解造反派两派冲突时遭到围攻，主张两派联合的李敦白曾协助解围，因此“中央文革”后来下令建立以李敦白为首的“夺权三人领导小组”。
[47] 《爱是不会凋谢的》，第213页。这位本与休假无关的外国专家如此激烈地表示她的激进态度，是否是想通过好的“革命表现”有助于顺利达成本人目的（回国），就不得而知了。在中国人当中这种政治投机行为是十分普遍的。
[48] 出处同注[11]。
[49] 出处同注[42]。
[50] 《中央首长接见红代会部份代表讲话（1967年9月17日）》，文革时期传单，未署明印刷单位。
[51] 出处同注[42]，第22页。
[52] 出处同上，1999年第4期，第23页。这个记叙中有个别失误，沙博里并未被捕，但他的中国妻子、中国戏剧家协会编辑凤子被隔离审查。但这与“白求恩─延安造反团”无关，而是因为30年代她曾与江青同在上海的舞台上演出过，江青怕她散布有损其“旗手”形像的言论。
[53] 《再生凤凰》，第182页。
[54] 海伦·福斯特·斯诺，《重返中国》，中国发展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至313页。
[55] 《爱是不会凋谢的》，第224页。
[56] 周恩来在1970年11月27日对新华社《关于出版外文参考资料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近来外宾、专家和友好人士苦于无外文消息可看。......1968年149号通知属于临时性质，不能长此不加恢复，近于与世隔绝。”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16页。
[57] 周恩来在1970年12月3日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的发言。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17页。
[58] 出处同上，第583页。
[59] 出处同注[42]，第24页。该文作者对这段话的来源未说明出处。其中提到沙博里显然有误。
[60] 《再生凤凰》，第206至207页。
[61] “在京外国女专家热烈赞颂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1967年3月8日。
[62] 出处同注[42]，第23页。
[63] “全国冤假错案的复查与平反”，《党史通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1987年第6期。
| 
发表于 2007-2-15 2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