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西化”
闵良臣
一
那还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在他的名篇《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曾批判“全盘西化”：“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7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7月版）在这篇著作后对“全盘西化”是这样注释的：“所谓‘全盘西化’，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学者的主张。他们主张中国一切东西都要完全模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这个注释显然是对胡适们而言。可在同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又说了这样的话：“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同上，第655页）应该说胡适既不主张尊孔读经，又是“新文化”的代表。因此，毛泽东的这几句话实际上等于又赞扬了胡适先生。只是对当时的毛泽东而言，他可能已经不把胡适看作新文化的代表了。他所说的“新文化”是“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不过虽然文中指责胡适们“他们主张中国一切东西都要完全模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但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和中共此时对这个“帝国主义”还是颇有好感的，并且这种好感一直保持到美国政府明显地支持蒋介石之前。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共争民主争自由，故希望能得到民主的美国支持。1944年6月，在当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前后，中共加强对美宣传，强调国民党独裁制与美国民主制的对立。6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欢迎华莱士先生》，并称赞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四大自由，表示四大自由在中共区域已“见诸实施”，抨击国民党“箝制舆论，统治思想”，要求“立即废止独裁、实行民主”，希望华莱士“帮助中国人民促进这些迫切需要的改革”。尔后，《解放日报》于美国国庆日发表社论，称美国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称国民党拒绝实行民主制度，还说“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以上均参见邓野著《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转引自2004年3月5日《文汇读书周报》第15版）。当然，如果再往前一点说，更可以看到中国青年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友好表达。胡适在1935年发表的《纪念“五四”》这篇文章中还记叙了我们有“几千学生五月四日在美国使馆门口高喊着‘大美国万岁！威尔逊大总统万岁！……’”（《胡适文集·2》第2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就是证明。
二
那位在全世界都大名鼎鼎的英国的罗素先生，大半个世纪前不仅曾到过中国，讲学一年，观察得很细，并且回去之后再写的不少文章中无数次提到中国，还以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现实为参照，写了《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快乐理想》，甚至写了《中国的文化问题》等。即使几十年过后，读着他的著作，你也会觉得，我们今天有些即便是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也未必有罗素这位真正的大知识分子讲得透彻，令人信服。
比如，他在《中国的文化问题》中就说：“我相信，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从我们西方文明中吸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抑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坏因素对他们的影响，那么中国人完全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并能结出一种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优点珠联璧合的灿烂成果。假如这种情况能够实现，那么中国文明的发展就能避免走向两种极端的危害。”（《罗素文集》第一卷第1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这是讲中国既不能丢掉自己的好东西，又要向西方学习，取长补短；而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一定会优于西方社会。遗憾的是，大半个世纪过去，事实上中国社会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向西方学习和“全盘西化”上争论不休。如果罗素能活到今天，面对中国，真不知他会产生什么样的感想，又会说出些什么值得我们参考的意见来。这里姑且不去细究。
话说笔者所尊敬的严秀先生，早在鲁迅诞辰110周年时，在广东一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鲁迅与中国的现代化》中说：在中国近代史上，在马克思主义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之前，全心全意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思想家，前后有两个最伟大的人物：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鲁迅。此外，还“有一个胡适，也是毕生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奋斗的，但他恐怕基本上是一个‘全盘西化’派，他对封建主义有严重妥协的一面，而且根本问题是不信任人民群众，因此他的学问虽然比孙中山好，但他的思想则比孙中山浅薄得多，庸俗得多，落后得多，所以，在为中国现代化奋斗的历史地位上，我以为他不是一个太重要的人，虽然我们也决不应当否认胡适的重大历史功绩。”（1991年第1期《随笔》杂志第15页）
严秀先生对孙中山和鲁迅的评价都比较到位。鲁迅不说，对于孙中山先生，连胡适都佩服得很。早在1925年胡适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一文的要结尾处就称赞道：“孙中山先生……他无疑的是民治主义的信徒，又是大同主义的信徒。他一生奋斗的历史都可以证明他是一个爱自由、爱独立的理想主义者。……我们更看他在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时那样容纳异己思想的宽大精神，——我们不能不承认，至少孙中山先生理想中的国民革命是和五四运动走同一方面的。”（《胡适文集·2》第208～209页）如此说来，近年来一些“今人”对孙中山先生一些不合历史事实的指责都是站不住脚，也是不负责任的。另外，依我读胡适著作之后的看法，虽大体赞成严秀先生在上面这段话中对胡适的评价，但也有不同的意见。这就是，严秀先生没有注意到，胡适之所以在表面上让人看来他是要“全盘西化”，当时也还说过一句“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胡适文集·7》第355页。下面凡再引此卷，只注页码），原因是他认为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很大。对此，胡适说：“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355页），而这个意思，我们从他在回答当时《日本评论》杂志社的室伏高信的信中看到：“我和我的朋友的立场是这样的：凡文化都有他的隋性，都会自己保守自己的。”也就是说，即使你想全盘西化也“全盘”不了。他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的愚见是这样的：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得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挥光大的。”（528～529页）其实，鲁迅先生在《关于知识阶级》一文中也说过这样几句：“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像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见《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8卷第192页）胡适还在那《答室伏高信》中说：“我个人决不愁东方遗产与东方文明的失坠。我所焦虑的是我们东方民族刚开始同世界人类的最新文化接触，就害怕他的诱惑，就赶快退缩回到抱残守阙或自夸自大的老路上去。更可虑的是我们东方民族也许在那‘拥护东方的遗产’的大旗下做出一种自相残害的丑戏来，贻笑于全世界。”（549页）
而在胡适这话又过去大半个世纪后，我们不是依然有不少学者教授们在那吵着要“兴国学”、要尊孔、要读经吗？可见，胡适在这方面是有远见的。
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适所说的“全盘西化”，并不是我们现在有些人所理解的全盘照搬西方。关于这一点，他在1935年7月9日《答陈序经先生》的信中说得明明白白：“我当日提议用‘充分世界化’来替代‘全盘西化’，正是因为‘充分’，‘尽量’等字稍有伸缩力，而‘全盘’一字（原文如此，下同——引者注）太呆板了，反容易引起无谓的纷争。”（546页）并在此大半个月之前的6月22日写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发表于1935年6月30日天津《大公报》）这篇文章中谈了他所说的“全盘西化”的由来：“那一年（一九二九年）《中国基督教年鉴》（Christian year－book）请我做一篇文章，我的题目是《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542页）又说“其实陈序经先生的原意并不是这样，至少我可以说我自己的原意并不是这样。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我一时忘了潘光旦先生在几年前指出我用字的疏忽，所以我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543页）紧接着还说：“所以我现在很诚恳的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543页）当然，从今天来看，对“西化”即使像胡适所说的只是“尽量”或叫“充分”，我们也不大能接受。但我们不要忘了，胡适在这篇文章的要结尾处还有话说，这就是，任谁想“全盘西化”也很难，即“不可能”：“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544一545页）
由此看来，我们没必要担心胡适的那些“尽量”或“充分”，倒是要认直考虑本文中提到的罗素先生所说的那些话，以及他在他那同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以往中国传统文明的发展几乎完全独立于欧洲，因而中国文明较之西方文明有着自己明显不同的优点和缺点。试图对中西文明的优劣下一个定论是徒劳无益的；没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会胆敢贸然宣称，在总体上，我们今天的西方比较十七世纪传教士在这个天朝帝国发现的中国文化孰优孰劣”。此外，有了上面这些证据，对胡适提倡的“全盘西化”就该有个客观评价，不应一味且又不解其意地对他的这种思想进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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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2-26 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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