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我们的1957
现在该提到著名的1957年了，那时我已经有了清晰的记忆。 记得父亲曾把我从食堂拉回家中，关紧门，神情严肃又有些诡秘地对我说，以后，你不要见人就叫伯伯叔叔，最多点个头就是，记住了吗，千万别给我惹祸！ 我这人敏感。既然大字报上都把他们说成狼外婆那样的大坏蛋，我还不得躲远点儿！不用父亲解释，我从此就和那些漫画人物疏远了。对于我，历史不该忘记的1957年就如此简单。 许多情节，是父亲老年时断续为我拼起的记忆碎片，就像我罗里罗嗦写的回忆。它们由漫长的时间做线，艰难地穿成一串项链，不珍贵，只是破碎的小石块儿。但敲一下会发出轻声回响，像一声声叹息或仰天轻吟的挽歌；阳光折射下，可见到星星点点的气泡与一道道暗红色的条纹。可是凝固的眼泪与血痕？它们是极为普通的化石，但却饱含曾经鲜活的生命。 父亲后来对我说，从1956年始，便动员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让大家畅所欲言，给党提意见。 当时，他已调任为宣传部秘书，按当时的行话讲，进步了。这一点小小的进步，给他带来希望，对领导也多少有些感恩戴德起来。他当然想继续往高处走，也就是不断进步；其次，在政治场面上混过，他知道慎言慎行的重要，更明白祸从口出是真理；最重要的一点，那时的他已真心相信社会主义道路，相信共产党。机关只有两位公开的共产党员，均为人事干部，干部们的去向都归他们扒拉，大权在握。既然相信共产党，党员自然是正确的、没问题的。至于各位领导，虽然不是公开的党员，也跟共产党员差不多，说的做的也不会错。以上诸点，决定了他不会轻易给领导提意见。即使动员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他也不会冒这种傻气。 57年风头一转，提意见的几乎都成为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他们不但言者有罪，还是“到处煽风点火，挑动群众，结群结派，共同反党”的行者。事实证明，凡是不在乎党员和领导的，都成为了右派分子，无一漏网。 父亲只因开初没给领导提意见，便如打牌交上了好运，成为反右积极分子。说实话，对于风向突变的这场运动，他是感到有些突然与不理解的，也并不觉得这些人真有什么大罪。党号召积极参加鸣放，不过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怎么就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呢？对内心中的这些想法，他又感觉有些后怕，认为自己的思想不能紧跟形势。他是明白人，时不我待，若不积极表现，不批判这些人，自己也会归于同类。当然，他不同情他们。他认为这些人不识时务，甚至是咎由自取。有幸成为积极分子，他感到十分侥幸。幸亏闭住了嘴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觉得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与激励，于是决心跟着领导的指挥棒走，力争当个名副其实的左派。那时，领导对他的态度起码给了他这种假象，给他提供了不断进步的可能，也证明他似乎能审时度势。 至于整风反右的程序，各单位基本差不离，都在党领导下有组织中进行。先在内部确定某些人为右派分子，然后逐步开会进行批斗。机关的情况有些特殊，这些右派的历史几乎都不清白甚至反动。于是，批斗多数根据整风时的发言，再连带历史问题及出身上纲上线进行批判。也有未鸣放即莫名其妙划为右派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有史以来屡试不爽，无怪乎聪明的中国人总结出这一条成语。 “引蛇出洞”之后，机关很快成立了打蛇小组，父亲有幸忝列组员，组织上安排他和另外几人组成一个批评小组，共同整理某人大委员的材料，并对其进行有组织有目的地揭露与批判。 我家亲戚中的右派好象不多，早在此前的运动中就被陆续清理，或已被吓破了胆，将自己当做假象敌人，变得从此不敢多说一句话，多迈一只脚。印象里只有一个表姨夫及两个表姐夫遭难，其中的表姨夫我见过，表姐夫们的遭遇就不清楚了，只知道都没有活到壮年。 表姨夫名文壁，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二几年即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被捕。据他自己说，就是老虎凳、辣椒水也未使他屈服，始终不承认自己属于红字号人物，因而得以出狱。逃脱了牢笼及地狱的他却再也寻找不到组织，即与他单线联系的党员。这就意味着你再有多红的心，也等于自动脱党。本该属于元老级的革命领导人物，如今什么也不是了。虽是阴差阳错，他还是继续寻找革命。抗战时期，他成为了民主人士，与著名民主人士罗隆基关系甚笃。解放后，罗当了森林工业部部长，他成为办公厅副主任。本应举家迁京，可表姨习惯于上海的生活，且有房产在沪，不愿来首都做官太太，坚持带着两个孩子留在上海教书。春风得意时，表姨夫只在调到北京之初，来我们家造访一回，然后便再也没来过。被划为极右分子后，想起北京尚有一门亲戚，逢到星期天，有时就来我家串门。 表姨夫是右派，与父母这种积极分子可谓壁垒分明。可母亲为人热情，又觉得毕竟是娘家的亲戚，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和他单位不同，没有直接厉害关系。右派不像古时的犯人脸上刺字，只要不多嘴到自找麻烦，谁也不知道来我们家的是何人。所以，每逢表姨夫来，母亲都留他吃饭，还特意给他打酒做荤菜。 酒到半酣，表姨夫满脸通红，甚至连鼻子也涨红了，变得话特别多，牢骚也出来了，大谈自己的革命历史，言说现在对自己如何不公正……期间曾提到表姨要与他离婚，划清界限。他敲着桌子说，离……就离，离了……我光棍一条……清净，也免得拖累她……孩子！ 他前脚走，父亲就摇头说，真是个不识时务的离骚鬼，无怪乎要倒霉了！可对于他的婚姻即将散伙，父亲很能理解。他与母亲议论说，不是感情问题，主要是为孩子的前途着想。 不知为何，这婚却最终没有离成。后来，文壁姨夫被下放到湖北劳动改造，一般极右分子都是这般处理。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 却时常从四姨的信中得知上海表姨及两个表哥的消息。表姨一直当着老师。文革前，大表哥大学毕业，受父亲之累，工作后一时难于找到对象；小表哥积极要求进步，主动揭发父亲，高中毕业后到新疆建设兵团去了。 文革中四姨曾来一信，非常激动，让我们看一个歌颂该建设兵团的电影。说小表哥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典型，与反动父亲划清界限，入了党，提了干，还被拍进了电影，让我们都要向他学习。不久，他竟被选送为工农兵学员，成为我梦寐以求的大学生。 文革后期，大表哥曾来过我家，说父亲得肝癌去世了，是他去送的终。提起他弟弟，他摇头说，不是个东西。对他的结论，四姨颇不以为然，说小表哥有出息。 对这未曾谋面的小表哥，我内心其实是羡慕的，恐怕说有些嫉妒也不为过。可让我学他，又确实没这本事，也没这种运气，也就只能佩服了。爱屋及乌，有好一阵，我甚至莫名其妙地见到上海人差不多都佩服。 小表哥果真有出息。文革结束后，他又考上了研究生，被分到北京某大学教书。因为在北京，有时到我们家来，我总算见了他的面。当着我，他大骂这些年对他家的迫害，并像他父亲似地大发牢骚，简直像个持不同政见者。再后来，他全家移民到外国，最终做外国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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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2-28 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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