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美國對華政策的轉折
關 中 关中，现任中国国民党副主席
一、前 言
對美國來說，與中共關係的進展主要依賴兩個因素，一是國際環境的需要，二是國內的共識。前者是變動的，後者是缺乏共識，所以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基本上是不穩定的。
事實上，從近百年來美國對華政策來檢討，美國從未認真的、 理性的看待中國，過去的歷史也證明，美國對中國不是太過浪漫，便是太過醜化(romanticing or demonizing)。
用任何名詞，如「戰略夥伴」、「戰略競爭者」、「建設性合作關係」…，都是把雙方關係過於簡化的說法，甚至會扭曲了雙方關係的本質。
從中共建立政權迄今五十多年，美國的中國政策可用兩個字來形容，一個是「變」，一個是「辯」。「變」是因為雙方關係極不穩定，「辯」是因為美國對中國認識不夠，缺乏共識。過去五十年來，幾乎每十年就會發生一次變化，也必然會有一次大辯論。了解這些變化和辯論將有助於正確認識中美關係的本質和特性，也有助於更進一步地了解美國的外交政策。起碼，我們不要犯美國對中國的錯誤而過於浪漫或過於醜化對方。為了中國的前途，我們也犯不起這種錯誤。
二、美國失去了中國嗎？(1949～1950)
當美國已打破孤立主義的障礙向歐洲提出防衛的承諾之時，在亞洲傳統上倍受美國關切的中國卻淪陷於共產黨之手。1949年美國第二次大戰期間的盟友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被共產黨擊潰，退守台灣，對美國來說，這個事件是個很大的諷刺。整個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前半段，美國對遠東一直關心，尤其對中國更為關心，這種關心始自商業利益，繼之以宗教熱誠\，再繼之以保護中國避免被歐洲瓜分為職志，美國在遠東的「門戶開放」和在歐洲的「不捲入聯盟」幾乎是並存的。
想到美國與中國關係的歷史，一些反對杜魯門政府者──支持國民黨政府的人士、共和黨人士，以及孤立主義者──把中國的潰敗視為和美國重新捲入歐洲為一陰謀\，就不足為奇了。重視亞洲的美國人一直懷疑美國政府重歐輕亞，在第二次大戰中對亞洲較少的支持更加深了他們的疑慮。所以在中國問題上，他們在心態上不願去探討國民政府失敗本身應負的責任，寧願去指責美國的錯誤和罪惡。換言之，他們不認為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是國民政府的錯誤或中共的成功，而是一項共產主義的國際陰謀\。
對這項指責的一個有利的証據就是出賣中國利益的1945年雅爾達密約，為了交換蘇俄對日宣戰，美國同意恢復在1905年日俄戰爭時蘇俄在中國東北失去的特權為代價。在這一秘密被公開後，批評者也更有理由懷疑還有多少不為人知的讓步使得中共順利取得政權。由於當時美國官方發表的文件中，對中共多予以正面的評價，也被反對美國政策的人士視為被共產黨滲透的結果。美國在戰後調處國共爭執的努力，特別是馬歇爾的調處，其前提是國共應組成聯合政府。馬歇爾調處的失敗造成美國對中國的失望是可以理解的。馬歇爾之後又有魏德邁的報告( Wedemeyer Reports)建議美國大力援助國民政府。後來當魏德邁發現他的報告竟未被重視，他也指責國務院要對中國的失敗負責。
為了對抗這些指責，國務院於1949年8月發表了對華政策白皮書，詳細說明第二次大戰後協助國民政府的經過，馬歇爾和魏德邁的使命也詳細交待。美國發表此一白皮書的主要目的在強調美國已對戰後中國的情勢已儘力而為，情勢發展之不如人意，應由國民黨政府自己負責。在國務卿艾其遜(Dean Acheson)致總統的呈文中，他強調中國之失陷是因為國民政府的貪污、無能以及無法配合美國的軍事和政治援助來進行改革，國民政府之失敗是咎由自取。
此一白皮書並不能平息反對者的指責，極右派的參議員麥加錫(Joseph R. McCarthy)對國務院極端情緒化的指責，使得美國政府有如共產主義的同路人，他認為由於艾其遜和馬歇爾執行的是共產黨的路線，所以才導致中國淪陷於共產黨之手。
在中共政權成立之後(1949.10.1)到韓戰爆之前(1950.6.25)，美國的政策是放棄台灣，準備承認中共的。1949.10.26～27日國務卿艾其遜主持的內部會議決定放棄國民政府，並取消軍援。12月23日美國務院對駐外單位發出指示，強調台灣從歷史上，地理上都是中國的一部份，並舉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說明台灣歸還中國的經過，還特別指出台灣被中共佔領也不會構成對美國的傷害。
1950年1月5日，杜魯門公開聲明不干涉中國的內戰。1月12日艾其遜在演講中，把台灣排除在美國西太平洋防線之外。2月24日因有30名參議員聯名致函杜魯門總統要求檢討中國形勢，艾其遜在和他們會談時，以「靜待塵埃落地」(letting the dust settle)，含混其辭。
艾其遜據稱也向聯合國秘書長保証美國不會阻止中共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因為艾氏深信只有美國放棄國民政府，中共才不會完全倒向蘇聯。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估計，台灣很可能在1950年底被中共佔領。
美國與台灣關係之「塵埃落地」是1950年6月25日之韓戰。美國為了阻止戰爭的擴大，宣佈中立化台灣海峽。該年10月中共參戰之後，正式與美為敵，美國重新支持台灣，強調「台灣地位未定」，並稱「中共非中國」，拒絕承認中共，並對中共禁運\。
在1949年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國淪於共產黨即使不能証明是共產黨影響了美國的政策，也被認為是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一項失敗。專欄作家烏特萊(Freda Utley)批評美國政府的錯誤在於不了解共產黨，而不是故意受共產黨的影響，美國政府一直以討好中共來換取其合作，證明是徒勞無功的。
隨著時間消近，情緒慢慢平息，十五年後美籍華人學者鄒讜(Tang Tsou)回顧這段歷史，提出較為持平之論。他同意美國政府對國民政府無能的批評，也了解魏德邁之建議將東北託管在當時政治上的不可行。然而，他認為美國政府不應該擱置這份報告，也未能讓美國人民了解到中國問題之嚴重性。由於美國當時全力關心歐洲，對亞洲事實上並不真正關心，也不重視美國人民的感受。「麥加錫主義」(McCarthyism)所造成的傷害只是美國政府所犯錯誤付出的代價而已。
倒是英國歷史學者布魯根(Sir Denis Brogan)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那就是美國真的失去中國嗎？(Did the U.S. ever have China to lose?)如果中國失去了或被出賣了，那麼由於美國做什麼或不做什麼，是不是中國的情勢就會有不同的發展呢？如果美國在過去過份使用其力量造成世界的混亂，很顯然的戰後的鐘擺使得美國人民難以相信在美國接受自由世界領袖地位之時，美國有能力和責任去控制每一個地方的事件。所以，有關中國是否失去的辯論多數是無關宏旨的，因為中國的命運\一向不在美國的掌控之中。
三、台灣能代表整個中國嗎？(1959～1960)
1950年代，雖然美國對中共進行圍堵政策，並加強與台灣的聯盟關係，但兩次台海危機(1955年和1958年)，也使美國體會到中共存在的事實以及與中共直接衝突的危險。因此，美國一方面以大使級談判與中共保持溝通的管道，另方面，也開始研究改變對中共政策之可能性。
1950年代之美國對華政策在美國國內引起一連串的疑問：中共政權會在美國的壓力下消失嗎？美國應支持台灣反攻大陸嗎？美國和台灣的防禦條約應包括金馬外島嗎？美國值得為了金馬外島與中共打仗嗎？台灣可以代表整個中國嗎？
1959年代美國的一個研究機構提出建議，主張美國應採取「一中一台」政策，解除對中共的禁運\，使中共取代台灣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此即有名的「康隆報告」。
因為1950年代的兩次台海危機都發生在金馬二島，金馬外島問題成為美國1960年總統大選的主要議題。爭取民主黨提名的史蒂文生(Adlai Stevenson)說，該兩個小島不僅對台灣的防禦無關緊要，並且美國為他們冒戰爭之險，會失去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盟邦的支持。該年10月，美國總統大選前的電視辯論，共和黨的尼克森(Richard Nixon)和民主黨的甘耐迪(John F. Kennedy)就美國應否協防金馬外島問題，展開激辯。甘耐迪主張美國應要求台灣放棄金馬，因為美國不值得為幾塊石頭去犧牲美國的子弟。尼克森則為艾森豪政府辯護，指出放棄金馬便等於鼓勵中共攻打台灣。
1960年的選舉，甘耐迪以些微差距贏得勝利，他在當選後說：「美國和中共的關係是不正常的，也是不理性的」。美國新任駐聯合國大使史蒂文生認為，美國將不可能阻止中共進入聯合國。民主黨的元老羅斯福夫人(Eleanor Roosevelt)也稱，台灣不能代表整個中國。副國務卿包爾斯(Chester Bowles)則指出，中共進入聯合國只是時間的問題。在這種氣氛下，1961年9月，中國代表權問題首次列入聯合國大會議程，在該年的大會中，由於美國的壓力，台灣被迫放棄對外蒙古入會的否決權。
很明顯的，在甘耐迪政府時期，一個新的對華政策已在醞釀成型，但甘耐迪了解此一問題的敏感性，採取較為謹慎的作法。在他遇刺前一週的記者會上，曾說：「美國不會堅持與中共為敵，如果中共願意和平共處，美國將可考慮改變美國對中國的政策」。該年底，國務院遠東助理國務卿希斯曼(Roger Hilsman)發表對中共「門戶開放政策」演講，表示美國決心打開大門，直到中共改變態度。
1960年代，美國已接受中共「存在」的事實，並企圖以「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來試圖與中共建立關係。由於嗣後美國大力介入越戰，中共與蘇聯的爭執愈演愈烈，以及中共內部之「文化大革命」，一時阻止了美國和中共關係的改善。直到1970年代美國決心脫離越戰，才有機會與中共推動關係正常化。
四、美國應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嗎？(1969～1970)
美國自甘耐迪總統時代，開始謀\求與中共改善關係，但歷經甘耐迪與詹森(Lyndon B. Johnson)兩位總統任內，美中關係並未有實質的進展。
1968年11月尼克森當選總統，提出以「談判代替對抗」的口號，為美國改變圍堵中共政策建立理論根據。1969年7月尼克森在關島提出「尼克森主義」，其要點為：1.美國認為亞洲和平與安全，今後應由亞洲國家自行負責；2.美國將信守其條約義務，但美國不再以作戰人員捲入亞洲的紛爭；3.對越南戰爭，美國將採取「越戰越南化」政策。美國明確表達了不再積極涉入亞洲事務的立場。
「尼克森主義」的背景為美國急欲脫身越戰，但美國認為如不能與中共「和解」，此一目標將無法達成，所以美國決心進行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努力。
尼克森決心打開美國與中共的僵局，早在其當選總統之前便已有了腹案。1967年10月尼克森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撰文「越南後的亞洲」指出，「從長遠觀點來看，我們不能永遠使中共隔絕於國際社會之外」。1968年8月，尼克森對記者說：「我們不能忘記中國，我們必須尋求機會與她談判」。
尼克森當選總統後，即命其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著手研究與中共改善關係的可能性。1968年7月，美國國家安全會議提出之「美國對華政策」備忘錄，建議美國應即積極與中共改善關係。
尼克森政府隨即展開一連串與中共改善關係的行動，一方面，訓令美國駐波蘭大使史托賽爾(Walter Stoessel)，以減少在台灣軍力為餌，與中共重啟大使級談判。另方面，片面宣布一系列對中共示好的措施，如放寬對中共貿易、旅遊的限制，結束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長達19年的巡邏任務。此外，並透過法國、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等國，向中共轉達改善關係的意圖。
1971年4月，中共對美國的試探有了正面反應，邀請在日本參加比賽的美國乒乓球對訪問大陸。尼克森立即決定派季辛吉密訪大陸。1971年7月，季辛吉經由巴基斯坦密訪北京，以美國「不支持兩個中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獨」向中共交心，並承諾在尼克森第二任的頭兩年內承認中共。季辛吉一開始便向中共保證將協助中共對抗蘇聯的威脅，並主動向中共提供有關蘇聯對中共軍事部署的情報。季辛吉事後稱其訪問為「懷著希望而來，帶著友誼而去」。
1971年10月，季辛吉再訪中共，研究安排尼克森訪問中共與發表公報之內容。在同時間，聯合國大會通過接納中共入會，排除台灣的議案。當時擔任美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的布希(George Bush)，曾抱怨由於季辛吉人在北京，使得美國企圖保住台灣席次的努力，功敗垂成。
1972年2月，尼克森訪問中共並發表「上海公報」，正式開啟雙方「關係正常化」的序幕。尼克森稱其訪問為「改變世界的一週」，事實上，雙方以擱置台灣問題來建立共同對抗蘇聯的戰略合作。美國放棄「台灣地位未定」來換取中共支持對越南停火協議的支持；中共則默許美國繼續在亞洲維持軍力，以阻止蘇聯在亞洲建立霸權。
五、美國出賣了台灣嗎？(1979～1980)
自1972年尼克森訪問中共簽訂「上海公報」，推動「雙方關係正常化」以來，美國民意已接受與中共建交的「必然結果」，但在1979年完成建交之前的「停滯」，主要係因為無法解決對台灣的安排。根據民調，固然有60%的多數支持美國與中共建交，但也有高達70%的多數反對與台灣斷交。尼克森和福特的共和黨政府雖為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推動者，但為了怕得罪共和黨內的右派力量，也不敢輕易與中共建交。
卡特政府雖以人權政策為標榜，但由於蘇聯在第三世界對美國的挑戰以及其外交策士，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sinski）在大戰略上主張「聯中制蘇」，全力主張完成與中共建交。
卡特本擬在其第一年任內(1977)即完成與中共建交，但為了巴拿馬運\河條約有待國會通過，才在第二年(1978)與中共談判建交。
中共對建交的三條件為美國必須與台灣「斷交、撤軍、廢約」，卡特則希望：1.繼續對台出售武器；2.維持對台灣的半官方關係；3.中共保證台灣問題和平解決。
建交談判因美國堅持對台軍售，幾乎破裂，最後以雙方暫時擱置此一問題的諒解下，方能達成建交協議。布里辛斯基稱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過渡時期」。
美國與中共建交談判是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從1978年7 月5日開始），在1978年12月15日宣布達成建交協議之前三小時通知國會，兩小時之前通知台灣當局。為了怕國會反彈還特地選在國會休會期間宣布。
由於擔心美國政府以犧牲台灣利益與中共建交，美國參議院於1978年7 月20日曾通過杜爾(Robert Dole)和史東(Richard Stone)對1978年「國際安全維護法」(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Act)的修正案，主張任何影響防衛條約之變更，須先與國會磋商。由於此一修正案有助於提高參議院的權力，參議院以90票對0票通過。
在卡特宣布美國與中共建交後，一如預期的，引起許多支持台灣的國會議員的反彈，參議員高華德(Barry Goldwater)稱美國的決定為懦夫行為，在忠實的朋友背後捅了一刀。赫姆斯(Jess Helms)說美國出賣了台灣。貝克(Howard Baker)說，這是美國對老朋友的背叛。自由派的賈維茨(Jacob Javils)稱，雖然是意料中事，但認為美國的作法太過突然。曾經擔任駐中共聯絡辦事處主任布希(George Bush)亦說此舉對美國的信譽為一沈重打擊，使得和平前景更為黯淡。
葛倫(John Glenn) 參議員說，卡特在上電視前一小時，才通知幾位國會議員的作法，怎能算是「磋商」？史東(Richard Stone)參議員也說卡特此舉是一記響亮的耳光，不僅打在台灣的臉上，也打在美國國會的臉上。眾議院亞太小組主席伍爾夫(Lester Wolff)對白宮處理此事的方式至為不滿。
國會之不滿不是反對與中共建交，而是對台灣的安排不滿，以及認為對國會不夠尊重。
卡特本想以「台灣授權法」來安排美國與台灣的關係，但1979年1月15日國會開議後，參眾兩院先後舉辦公聽會並紛紛提案，將政府提出的法案，批評的體無完膚，修理的面目全非。
除了保守的議員提案外，如高華德、杜爾、丹佛斯(John Danforth)、狄康西尼(Dennis Deconcini)、拜德(Harry Byrd)，連自由派的甘耐迪(Edward Kennedy)和克蘭斯頓(Alan Cranston)也提案關心台灣的安全。
綜合參眾兩院所提出來的各種修正案，主要內容為：
1.應具體保障台灣安全。
2.繼續對台軍售，協助台灣自衛。
3.維持台灣在國際組織中的地位。
4.確保台灣自美國獲得核子原料。
5.協助台灣維持在美不動產。
6.保持台灣原有之14個領事館。
7.對台灣人權的關心。
8.強調國會(參議院)與行政部門分享條約權。
主持公聽會的參議院外交委員主席邱池(Frank Church)在開始時說，「承認中共而不背叛中華民國，需要高度外交技巧和智慧」。在結束時說「台灣關係法之過程與結果可媲美達文西的蒙娜麗莎」。美國外交史學者克拉伯(Cecil Crabb, Jr.)說，「台灣關係法」之最大成就在於其「高明的模糊」(masterful ambiguities)。
雖然卡特政府對國會通過的「台灣關係法」至為不滿，但由於討論之熱烈，支持政府立場的議員們也極盡折衝妥協之能事，加上兩院以懸殊比數通過（眾院339票對50票，參院82票對4票），不但不敢予以否決，為了維持面子和美國立場，卡特還不得不稱讚該法與美國和中共建交的諒解是一致的。
卡特的話是言不由衷的，因為中共對「台灣關係法」立即提出嚴正抗議，指出阻止中共武力犯台是干涉中國內政，將台灣當局視為「外國政府」是違反美中建交原則，維持台灣在美之不動產係違反國際法等。總之，中共認為「台灣關係法」是一「違章建築」，基於國際條約優於國內法的原則，是無效的。
六、美國應制裁中共嗎？（1989-1990）
1980年代，雖然美國總統雷根（Renald Reagan）非常反共，對台灣也極為友善，但由於美國全力對付蘇聯，美中關係反而非常平順。此段期間，雙方貿易每年平均成長17%，1989年雙方貿易量幾乎為1980年的四倍。1979年底，蘇聯出兵阿富汗，促成美中的軍事合作，美國並開放高科技售與中共，1985年高達50億美元。自1983年美國國防部長溫柏格（Caspar W. Weinberger）訪問中共後，美中軍事交流日趨密切。
1980年代美中關係的一項大事便是1982年限制對台灣軍售的「八一七公報」，此一公報係中共主動提出，因中共與美建交後，對台灣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訴求。在此前提下，中共要求美國逐年減少對台軍售，並希望早日停止。美國雖在公報中作了承諾，但事實上並未減少對台軍售。中共認為中美關係建立在「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和「八一七公報」三個公報的基礎上；美國則認為美國還必須要遵守「台灣關係法」。終1980年代，甚至直到今日，在這一問題上，美中雙方並無「交集」。
1980年代美中大致平穩的關係，在1989年卻發生了鉅大的變化。該年六月四日的「天安門事件」使美中關係不僅大幅倒退、甚至瀕臨破裂的邊緣。由於透過電視報導，美國人民認為中共以軍隊鎮壓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和民眾為一極端殘暴的行為，引起美國對中共採取一連串的「制裁」措施。布希總統本人雖將美中關係定位在戰略合作的基礎上，但由於東歐共產國家的自由化演變，美國民意已不再重視與中共的戰略關係。天安門事件前後，美國人民對中共友善的態度，從1989年2月的72%，鉅降為7月的34%；不友善的比例，則從13%，上升至54%。布希總統不得不宣布對中共的經濟制裁，並且更進一步要求國際金融機構停止對中共的貸款。
天安門事件期間，美國電視的晚間新聞的收視率增加了14%，三大電視網的報導多達600多篇（平時全年不到50篇）。參院多數黨領袖米契爾（George Mitchell）和眾院議長金瑞奇（Newt Gingrich）的嚴厲批評中共，將從尼克森開始所營造的兩黨對中共外交的共識幾告破裂。曾任駐中共大使的羅德（Winston Lord）甚至為文指稱中共的當時政府為過渡政權，他在1990年國會作證時，預言三年內中共便會出現較為溫和的政權。
美國國會對布希總統的制裁仍不滿意，相繼提出了十二個對中共懲罰性的法案，聲言必須要讓北京為其暴行付出代價。若干議員更借題發揮，發表了許多危言聳聽的論點，如參議員米契爾說，中共政權謀\殺了20%的中國人民；參議員莫乃漢（Daniel P. Moynihan）說，中共在西藏屠殺了310萬人，拜登（Joseph Biden）說中共是世界大家庭中的敗類；克蘭斯頓（Allan Cranston）說中共這塊烏雲正推向全世界，包括美國在內；眾議員索拉茲（Stephen J. Solarz）說，美國政府只會向中共卑躬屈膝。
不只於此，國會還以通過法案的方式，表達對中共的抗議以及對美國政府「軟弱」的不滿。如「放寬中國移民法案」及以人權為條件決定是否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布希總統均予以否決，參眾兩院僅以極小差距未能推翻布希的否決（需2/3多數）。
面對排山倒海的反對中共聲浪，布希政府一方面派遣特使密訪中共說明美國政府的處境，尋求中共諒解；另一方面也透過種種管道，說明美國與中共維持良好關係的重要性。布希本人強調為了戰略利益，美國必須重視和中共的關係。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指出，美國不能因為對中共行為的不滿，而忽略了必須促使中共改革的事實。前總統尼克森認為對中共的制裁，非但無效並且還會有反作用，孤立中共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此外，若干民間團體和學術機構也舉辦研討會，邀請極具份量的前政府官員和知名學者參加，強調美國與中共關係的發展對雙方有利，美國不應對中共過分制裁，以及反對國會以法案侵犯政府的行政權。1989年下半年，美國請出親近中共的政壇知名人士前往北京，意圖安撫中共，如尼克森、季辛吉、海格（Alexander Haig）等。
中共也藉機表達對美國的不滿，指責美國介入中國民運\，如庇護方勵之，所以中共本身也是受害人，中國有權利處理自己內部的事務，美國對中共的制裁不公平。鄧小平說，「解鈴還要繫鈴人」，要求美方自行解決雙方的「僵局」。
由於各自的國內因素，雙方都無法，或不敢作出讓步，從1989年下半年到布希任期結束，美中關係只得從重大議題上暫時消失。
七、美國還要圍堵中共嗎？（1998-2000）
1990年代之初，繼天安門事件後，三件大事可說是雪上加霜，使美中關係益形險惡。一是蘇聯解體，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強，中共在權力平衡上的戰略價值消失。二是波斯灣戰爭，拉大了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軍力差距。三是布希為了爭取連任，宣布對台灣出售高達60億美元的150架F-16高性能戰機。
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使布希聲望大增，但在次年的選舉中卻敗給了以經濟政策為號召的柯林頓（Bill Clinton）。柯氏在競選時亦以中國政策為題，攻擊布希政府對中共的「姑息和驕縱」。柯氏在就任之初，本擬以人權與經濟「掛鉤」來壓迫中共，但由於雙方經濟關係日益密切，加上中共在天安門事件後「復原」迅速，柯氏不得不於1994年取消此一「掛鉤」政策，並進一步決定以擴大「交往」（engagement）來改進雙方關係。
1990年代中期（1994-1996），美中關係又遇到新的挑戰。1994年美國期中選舉，共和黨奪回自1954年後對參眾兩院的控制權，在共和黨支持台灣的情況下，美國政府提升了對台灣的關係。1995年在國會的鉅大壓力下（參院97比1，眾院390比0），同意李登輝訪美，此舉招致中共之強烈反彈，不但召回駐美大使，並宣布對台灣飛彈演習。為此，美國明確警告中共，美國有意圖也有能力阻止中共以武力威脅台灣。
經過上述危機後，美國認為美中分歧，必須經由交往，而非對抗來解決。1996年下半年美國務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著手安排江澤民與柯林頓互訪之事，並向中共表達美國對台灣問題的「三不政策」--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獨，不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
在1997-1998江澤民與柯林頓互訪，雙方重新建立「戰略地位關係」之際，在美國卻引發了激烈的政策辯論，反對美國與中共交往的聲勢，為1950年代「麥加錫主義」以來所僅見。
反對美國與中共交往的理由，認為中共既不穩定，也不重要，並視中共為美國之威脅，雙方衝突不可避免，所以美國應採取「制先圍堵」（preemptive containment），及早「壓制」（constrainment）中共。其代表性的作品便是白禮博（Richard Bernstein）和孟儒（Ross H. Munro）所著的即將來到的中美衝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一書。
在柯林頓宣布訪問中共之後，以眾院議長金瑞契（Newt Gingrich）領銜的152名眾議員曾聯名要求取消訪問，眾院並先後通過六項反對中共的議案，並以修正案的方式禁止美國與中共簽訂新的貿易協定。在柯林頓訪問中共之後，國會又連續通過三項支持台灣的決議案。
但同時美國對中共貿易的阻力也漸漸減少，不但延長最惠國待遇的法案較為順利的通過，2000年更通過了給予中共「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法」（PNTR）。對柯林頓訪問大陸的民意，贊成的是64%，反對的只有27%。
至於主張和中共擴大交往與合作的人士也紛紛提出他們的主張和看法，他們指出，美國沒有理由去阻止中共的成長，也沒有圍堵中共的條件，何況也沒有其他國家會支持美國這種作法。他們認為美中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與中共交往符合美國的利益，只有合作才能對雙方有利。他們強調美國應尊重中共的地位，不要一心想照美國的想法去改變她。代表性的作品為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和陸伯彬（Robert S. Ross）所著的長城與空城計（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及傅高義（Ezra F. Vogal）所編的二十一世紀的美國與中共關係（Living With China:U.S.-China Rel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分析這一期間正反意見的文章，可參考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當代歷史（Current History）1997.9月號上“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operation of Confrontation”及哈里斯（Owen Harris）在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1999/2000冬季號上“A Year of Debating China ”二文。藍普頓（David M. Lampton）之大作同床異夢（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 -China Relations,1989-2000），也值得一讀。
柯林頓總統在其任期最後雖決定與中共「全面交往」（comprehensive engagement），並與中共建立「建設性夥伴關係」（constructive partnership），但此種關係並不穩固，至多是表達一種意願而已。尤其這種名詞本身意義就不明確，甚至可以不同解讀。美國國務院的官員謝淑麗（Susan Shirk）說，「這只代表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保持磋商，沒有任何軍事合作意思。」陸士達（Stanley Roth）說，「這是使雙方可以在一個較大的架構下，尋求合作的設計；是一種可以容忍歧見，並針對特定議題進行合作的關係。」中共方面，副總理錢其琛也說，「這只是為了一個共同目標來進行合作。」
200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的小布希（George Bush）僥倖當選，在就任之後，對中共表現的不但冷淡，甚至敵視。尤其他堅決主張要建立「全國飛彈防禦體系」（NMD），並計劃在亞洲建立「地區飛彈防禦體系」（TMD），對中共來說已極具挑釁性。2001年上半年的美中軍機撞擊事件，小布希對台灣的「戰略清晰化」講話，以及決定大量對台灣軍售，使得美中關係又瀕臨「攤牌」的困境。未料「九一一恐怖事件」發生後，為了全力反恐，美國不得不爭取中共的合作和支持，雙方關係一夕改變，由小布希口中的「戰略競爭」變成了「戰略合作」關係。
美國參議員海格（Chuck Hagel）說九一一事件改變了一切，包括美中關係；但另一堅決支持台灣的參議員赫姆斯（Jesse Helms）則認為美中關係沒有改變，也不必改變。事實上，這是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與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美中第一次面對共同威脅的問題；也是在雙方關係停留在人權、經濟和台灣問題上的辯論十多年來，首次重新研擬可能合作的具體議題。但除非共同的威脅能導致更密切的合作關係，目前雙方關係的改善仍是有限的。
主要的原因是彼此對雙方的意圖並不明確，也不確定什麼程度或方式的合作能符合各自的利益；更重要的乃是如何克服各自內部的阻力，來進一步的改善雙邊的關係。在九一一事件之前，一項民調顯示，有46%的人支持小布希對中共的政策，但仍有34%認為對中共過於軟弱。
八、結 論
為什麼美中關係如此善變？為什麼美國人民對中國問題又如此愛辯？這一方面顯示彼此不夠了解，經常易被幻想迷惑或假相矇蔽；另方面也象徵雙方關係缺乏充分而堅實的基礎。在沒有重大利益可以合作的前提下，雙方關係就容易受到次要問題的影響而「上下浮動、左右搖擺」。
美國和中國的了解不夠，主要是文化上和思想上的差異，尤其是意識形態上和制度上的不同。美國是基督教文明中宗教性最強的民族，也是一個建立在個人主義，私人財產和自由經濟等核心價值上的社會，更是一個自認對推動和維護自由、民主和人權責無旁貸的國家。中國則是一個東方文明的古國，也是一個剛剛擺脫了帝國主義欺壓和凌辱的開發中國家。近百年來，中國人追求的便是國家的獨立，自由和平等，對帝國主義的野心和外來的干涉自是非常的敏感。中西在文化上的價值本就不同，近年來的「東亞經驗」和「亞洲價值」之說，即在突顯東方現代化的發展未必與西方同調。日本的經濟發展在1980年代為世界第一，中國的經濟成長在1990年代也是世界第一，即可証明國家發展並非只有一種模式可循。美國固然可以自我期許以其價值觀做為世界的榜樣，但如果強迫其他國家非接受美國的價值不可，便不是好的榜樣了。
小布希今年二月訪問中共，並對中國人民大力推銷美國的價值。他說中國不太了解美國，問題是他和美國人對中國又了解多少？國與國之間一如個人，要增加彼此的了解，應先從尊重對方開始。美國在後冷戰時代，尤其小布希從就任以來，在對外關係上所表現的專斷和霸道，我們看不出有任何尊重其他國家的意味。事實上，美國今日正以其「超強」和「霸權」的地位，對所有其他國家「頤使氣指」。
美國與中共之間缺乏充分和堅實的基礎，主要是中共是共產主義國家，而美國又是世界上最反對社會主義的國家。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事常達40幾年的冷戰，主要的理論依據就是「反共」，否則無法想像為什麼美國人民會支持和忍耐一項曠日持久、代價昂貴的政策如此之久。1991年蘇聯解體及東歐國家放棄共產主義制度之後，中共成為世界上「僅存」的共產主義大國。美國既不能放棄其冷戰時代的既得利益，又要以其強大的軍力維持其霸權地位，只有把中共當做其潛在敵人和競爭對手，才能說服美國人民繼續支持其對外的強硬政策。所以在蘇聯退出與美國競爭後，美國的「文明的衝突」，「中國威脅論」，「下一場戰爭」和「即將來到的中美衝突」各種理論和作品紛紛出籠\的原因。
中共在1980-2000年代的經濟成長和國內穩定，超出美國的估計和預料，尤其自1989年後美國對中共的制裁，不但未能阻止中共的發展，反而使中共建構了更堅實的生存條件與開拓了更有利的國際環境。所以若干美國人士認為美國已無法孤立或圍堵中共，同時也認為如果沒有中共的合作，美國也很難因應國際間的大事，如反核子擴散，反恐怖主義，以及區域性的衝突。
台灣問題是美中關係中一個既敏感又邊際性的問題。其敏感是因為涉及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國家統一，以及美國對台灣的深厚友誼和既得利益；其邊際性在於雙方如有其他重大戰略利益，台灣問題可暫時擱置。如當年雙方為了共同對付蘇聯而形成「心照不宣的盟國」（季辛吉語），在那期間，不但台灣問題是「小事」（毛澤東語），連人權也不值一提了，和中共建交的不正是美國的「人權總統」卡特嗎？
美中關係的真正問題是中國的崛起已不可避免，亦無法阻止，美國如何看待此一問題，將決定今後雙方關係的發展。根據各種的統計和估計，中共將在2010-15年時，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家生產總值（GDP-PPP）將與美國不相上下，中共的影響力在全世界，尤其在亞洲，只會增加不會減少。而美國當前的戰略是不允許歐亞大陸出現另一個強權。在國際社會中，一個新起的強權往往會對原來的強權挑戰，而原來的強權也力圖壓制新的強權的興起，結果不是熱戰就是冷戰。十九世紀末的德國之於英國，二十世紀40年代的德國、日本之於美國，以及50年代之後的蘇聯之於美國不都是這種例子嗎？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之於美國必然要重蹈歷史的覆轍嗎？
冷戰時代的經驗告訴我們，在核子時代，強權的共同利益是防止戰爭；歷史也告訴我們只有權力平衡才能阻止戰爭。美國在後冷戰時代本可以減少對外干涉，促進多元的國際合作關係；但相反的，美國卻一味以「獨斷主義」（unilateralism），全力鞏固美國的霸權（hegemony）。最近，美國更透露其最新的戰略是以「片面保證毀滅」（unilaternally assured destruction）來代替「互相保證毀滅」（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換言之，今後我們生存的國際社會，只有美國可以核子武器攻擊或毀滅其他國家，其他國家均不能對抗或威脅美國。不過，九一一事件証明美國這種想法是不切實際的。我們認為，美國如不能以平等對待其他國家，如不能公正的處理國際爭端，以及如不能從消除種族仇恨著手，美國的安全是無法確保的。 | 
发表于 2007-3-26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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