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化協會及其中華民族情操 劉新圓 1920年代,世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社會運\動,如日本的大正民主運\動、中國的五四運\動、蘇俄的社會主義革命、朝鮮的三一獨立運\動等,這些潮流,刺激了台灣的知識份子,喚醒了他們為爭取自身權益而奮鬥的意識。[1]從1921年春的台灣議會請願運\動開始,至1931年秋蔣渭水逝世為止,十年之間,發生了一連串的社會運\動,民間亦組織各種團體,如「台灣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台灣民眾黨」、「工友總聯盟」等等。[2]在日本殖民統治,種種不平的待遇與受壓迫的處境之下,這一連串的運\動,又帶有強烈的民族意識。所以它們又被稱為非武裝抗日。其中蔣渭水等人所組織的「台灣文化協會」(以下簡稱文協),是較深入社會,且較具大眾影響力的活動之一。[3] 這一段歷史該如何定位?這一連串社會運\動的目的是什麼?參與這些活動的人員,他們是以什麼樣的態度來看待中華文化?我們又應該如何看待他們?本文將先簡述台灣文化協會的歷史,然後審視文協參與者對待漢文化的態度,以及他們對傳承中華文化的貢獻,以重新思考「漢文化」在非武裝抗日活動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壹、台灣文化協會始末 一、背景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背景,可以從外部與內部兩方面來看。就外部而言,上述1920年代,世界掀起的一波波政治社會運\動,對台灣的知識份子,尤其是接受資訊較容易的留日學生,刺激與啟發尤其大。[4]就內部而言,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民是處於被壓迫、榨取與歧視的狀態。這又可從政治與經濟兩個層面來看: (一)政治面 日本接收台灣之後,於1896年頒布通稱「六三法」的第63號法律,其第一條規定:「台灣總督於管轄區域內,得公佈有法律效力之命令。」總督在台灣集大權於一身。雖然總督府於1920年頒布了「地方自治制度」,各地方政府設置諮問機關的協議會,但是協議會員都是由上級指定,且多為日本人;另設立的「台灣總督府評議會」,25名會員中,雖然有9名台灣人,但該會並非立法機關,只能提供意見供總督參考。所以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基本上是總督專制的局面。[5] (二)經濟面 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榨取台灣的經濟資源。他們對台灣的金融控制上,幾乎是完全壟斷的。所有金融機關都在日本人的掌握中,台灣人無法參與近代企業,僅有的一些寄存銀行的資金也是提供日人工商業者利用。[6] 由於政治與經濟的受壓迫,有自覺的知識份子,開始為爭取台灣人的平等與權利而奮鬥。在日本,首先發端的,是向日本帝國提出要求,在台灣設置民選的特別議會,即「議會請願運\動」。該項運\動自1921年1月30日第一次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至1934年1月30日最後一次郵寄貴族院為止,共歷時十四年,經十五次的請願。雖然終歸失敗,卻也喚醒了台灣同胞的政治意識與民族意識。[7]在台灣,則以1921年10月17日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最具代表性。 二、成立之動機與經過 在台灣,知識份子逐漸覺醒,開始醞釀組織運\動團體。為了避免日本官憲的干涉,便將此團體定位為「以啟發台人之文化向上為目的」,此即「台灣文化協會」名稱之由來。[8]一群台灣醫學校的學生,吳海水、甘文芳、張梗、林麗明、丁瑞魚等人,邀請當時在大稻埕開業的醫師蔣渭水來領導。[9]蔣氏於1921年拜訪林獻堂,商討成立文化協會事宜,並以自己的醫院為籌備處。[10]同年10月17日,於大稻埕靜修女學校舉開創立總會,會員總數1032名,共推林獻堂為總理。 蔣氏在成立大會上致辭,說明了成立文協的動機:「台灣人負有做媒介日華親善的使命,日華親善是亞細亞民族聯盟的前提,亞細亞聯盟是世界和平的前提,世界和平是人類最大的幸福,並且是全人類最大願望。所以我台灣人有做日華親善的媒介,以策進亞細亞民族聯盟的實現,招來世界和平的全人類之最大幸福的使命就是了。簡單說來,台灣人是握著世和平第一關門的鍵啦。這豈不是很有意義且有很重大的使命嗎?我們一旦猛醒負著這樣重大的使命,那麼就要去實行這使命才是。本會就是要造就行這使命的人才而設的。然而台灣人現實有病了,這病不癒,是沒有人才可造的,所以本會目前不得不先著手醫治這個病根。我診\斷的結果是台灣人所患的病,是智識的營養不良症,除非服下智識的營養品,是萬萬不能治癒的。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治療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講究並施行治療的機關。」[11] 從這段致辭,至少可以看出兩點。第一,文協成立的動機,是很有格局與氣魄的。無論當時台灣人是否真的「握著世界和平第一關門的鍵」,在一個被殖民、形同封閉的小島上,能展現如此恢宏的世界觀,是非常不簡單的。第二,蔣渭水說,台灣人患了「智識的營養不良症」,固然因其身為醫生,習於以醫學的術語做比方。但從這個比方也可以看出,蔣氏深深地了解,要爭取台灣人的權利與尊嚴,僅靠少數知識份子是不夠的,而必須喚醒民眾,集合全民的力量。所以文協的成立,就是要透過各種可能的管道,啟發民智,共謀\自由平等,而蔣渭水於1927年1月2日《台灣民報》所呼籲的口號:「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12]正是強調眾志成城的重要性。 三、活動內容 既然文協成立的目的,是要喚起民眾,所以他們所舉辦的,都是具有宣傳與教育性質的活動,包括發行會報、設置讀報社、舉開講習會、開辦夏季學校、舉辦文化演講會、表演文化演劇、放映電影、普及羅馬字等。[13] (一)發行會報 文協創立後,於1921年11月28日開始發行「會報」,但因內容屢屢觸犯當局,且一再受到挑剔與行政處分,在迭經更名之後,1923年決議委託《台灣民報》刊載。[14] (二)讀報社 由於唯一由台灣人發行的報紙《台灣民報》備受總督府的壓迫,文協乃於新竹州下苑里、台中州下草屯、彰化、北斗、員林、社頭、台南州下嘉義、高雄市、高雄州下屏東、岡山、新竹州下大湖、台北、台南、苗栗、竹南等地,設置讀報社,社內置有台灣民報及島內、日本與中國的各種新聞雜誌,供民眾入內閱覽。遇有揭載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消息,或認為重要的記事,則加朱書圈點,以喚起讀者的注意。[15] (三)講習會 講習會的內容相當多樣,包括文化義塾、台灣通史講習會、通俗法律講習會、通俗衛生講習會、通俗學術講座、台北學術講習會、台南西洋歷史及經濟學講習會等。講習會的舉辦,都必須向當局申請,常常會遭到駁回,而且也經常有便衣刑警混在聽眾之中監視。儘管如此,負責開講的講師,如連雅堂、蔡式榖等,依然勇於在講述中諷刺總督府對台灣民眾的壓迫。[16] (四)文化演講會 文化演講會是文協各項活動中,影響層面最廣泛與深遠的。上述刊物之發行與講習會,對象主要是知識份子,而演講會則是深入各地,直接與一般大眾面對面接觸。日據時期,警察在鄉下尤如土皇帝般,對村民頤指氣使,予取予求,民眾畏之如虎。文協派去演說的辯士,卻敢與警察分庭抗禮。這對於飽受壓迫的民眾而言,無疑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所以只要一有演講會,民眾均燃放鞭炮、高呼口號,展開盛大的歡迎,儼然成為示威性的群眾運\動。[17] 自1923年舉辦演講會,其場次逐年增加,至1925及1926年達最高潮,均各超過三百場。每場聽眾少則數百人,多則高達數千人。[18] 四、分裂與結束 文協在擴大民眾的政治參與之後,卻也逐漸發生意識型態之爭,分裂為保守的民族主義派與激進的共產主義派。後者對於議會請願運\動嚴加批判,並主張應該聯絡農工大眾,以徹底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日本當局見此情形,亦擬定策略,對文協進行分化。1927年,激進派藉由臨時大會修改新章程,掌握了文協的實權,而蔡培火、陳逢源、蔣渭水等人,則退出新文協,另組民眾黨。新文協仍然經常舉辦各項演講及演劇活動,但其行動較舊文協更為激進。1928年台共成立後,逐漸滲入新文協,掌握了新文協的活動。1931年,新文協變成了台共的外圍組織。同年因日警取締台共,新文協許多重要幹部被拘禁,至此,新文協乃歸於消滅。[19] 貳、中華民族的情操 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最直接的原因,是日本的高壓殖民統治。文協活動的目的,就是要為台灣人爭取自由與平等,把人民從受壓迫的苦難中解放出來。即使在日本當局嚴密的監視與百般刁難之下,他們還是能克服萬難,勇往直前,不懼威脅利誘。這種大無畏精神,是可欽可佩的。所以,它既是一種政治社會運\動,也是抗日的民族運\動。在運\動的過程中,台灣人對祖國懷有強烈的孺慕之情,而且是與日俱增的。尤其對於保存自己的根—中華文化,更是念茲在茲,長存使命感。 一、「日華親善」的意涵 蔣渭水在文協創立大會致辭時說的「台灣人負有做媒介日華親善的使命」,其實是大有文章的。曾參與文協活動的葉榮鐘指出,「日華親善」是台人對祖國懷抱滿腔孺慕之情所可能表現的極限,因為「日據時期台人對祖國講好話固然不可以,表現關切也是犯忌諱的。」而且日本侵略中國的行為與意圖路人皆知,故「日華親善」的口號,暗地裡是包含著非難日本帝國主義的。[20] 1926年10月,國民政府北伐旗開得勝時,《台灣民報》於社論以〈中國北伐軍的意義〉為題,要求日本政府在「日華親善」原則下,採取不干涉主義;1927年1月16日,社論以〈中國國民政府承認問題〉為題,希望日本政府率先承認國民政府,同號報紙更有一篇文章〈中國革命軍的將來與台灣的影響〉指出,北伐軍的成功,對於「同是漢族子孫」的台灣青年,「心理上勢不得不有受很大的刺激」,1927年5月日本憚於北伐形勢,出兵山東,《民報》亦有評論指出,「對華出兵」是「武人外交的輕舉妄動」。[21] 二、要救台灣,先救祖國 日人《沿革誌》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成員這麼評述:「綜觀幹部之思想大別可分為兩派,其一即立腳於對中國之將來寄予多大之希望,以為中國之國情不久必可恢復正常而雄飛世界,自然必可光復台灣,是以此際必須保持民族之特性,涵養實力以待時機。由此民族意識嚮往中國,開口便是強調中國四千年之文化以激發民族自信心,常有反日之過激言行。…代表人物為蔣渭水、蔡惠如、王敏川。」[22]可見當時台灣知識份子,深切了解到,雖然台灣已割讓給日本,但是台灣的命運\仍與中國息息相關。辛亥革命時,蔣渭水曾發起「國民捐」支持中國革命;袁世凱竊國,蔣氏更與醫校學生計畫暗殺袁世凱,派翁俊明與對細菌素有興趣的杜聰明潛赴北京水道廠放傷寒病菌。[23]蔣氏本人,亦曾祕密加入中華革命黨。[24] 蔣渭水強烈的漢民族情操,明顯地表現在他所撰寫的「文協」第一號會報〈臨床講義〉中。他以診\斷書的形式,註明「台灣」這名「患者」的資料:「原籍」為「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年齡」為「移籍現址已有二十七歲」,「現住所」為「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遺傳」為「明顯地具有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血統。」[25]有關「原籍」之說,嚴重觸犯了當局的忌諱,使得文協會報受到禁止發賣的處分。[26] 1923年,蔣渭水因「治警事件」被補入獄,在答辯中,他說:「以中華民族做日本國民的台灣人…台灣人不論怎樣豹變自在,做了日本國民,便隨即變成日本民族,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27]可見在日本人的統治下,台灣人並不以受歧視為恥,相反地,始終以身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而感到驕傲。 三、維持漢文 日本統治台灣之後,實施日文教育。短短卅年之後,能用中文自由寫作的讀書人已經不多,而能跟上中國白話運\動的步伐,撰寫白話文的人更是鳳毛麟角。[28]有識之士,眼看漢文化有被消滅的危險,不免憂心忡忡。因而《台灣民報》的發行,一方面做為台灣人民的喉舌,同時也提供台灣人使用漢文的機會。 1923年,台灣留日學生蔡惠如在《台灣民報》上寫著:「漢學本來是世界最深奧的文字不容易明白,而且學生時代即沒有受過漢文的教育,哪裡會懂漢文的理義。漢文因這樣難懂又沒獎勵的機會,所以我們的台灣兄弟自二十年來已經廢棄不慣了。噫!我想到這個地方,淚珠兒直滾下來了!為什麼緣故呢?因為台灣的兄弟不懂漢文,我所以滾下珠淚兒來咧。這個緣故,是很容易明白的,我們台灣的人種,豈不是四千年來黃帝的子孫嗎?堂堂皇皇的漢民族為什麼不懂自家的文字呢?」[29] 1928年11月4日,《台灣民報》社評以〈漢文復興運\動—實生活的必要使然的〉為題,呼籲公學校復興漢文教育:「…在台灣公學校教育中最為缺陷者,就是無視漢文教育,當局者由政策上出發,初取漸減漢文教育的方針,後則至乎殆乎廢止。漢文既然是台灣人傳統的固有的文字…台灣的文教當局卻只急於政策的實現,一味要廢止漢文教育以期撲滅台灣固有的文化,但殊不知漢文之於台灣社已經是根深蒂固,不僅是不能容易撲滅,甚至在學校教育廢止漢文教授的結果,而致生出公學校教育不合實生活之用的缺陷,引而惹起台灣人對公學校教育的不滿與失望…現在各地都有感著復興漢文的必要,不但對於公學校教育,興起漢文科復教的運\動,就是設私塾書房,或聘家庭教師的亦實不少,可見現在台灣人對於漢文教育感著必要與其熱心的程度了。又且漢文流傳的範圍甚廣,中國四百餘洲姑且勿論,如日本本國、朝鮮、安南、暹羅等東洋諸國、南洋各地均有通用,其勢之大實可與英文並肩而論的…對於這點當局者宜洞察大勢許可,並對於漢文書籍的輸入要寬大取締才是。」[30]這篇社論是從實用的觀點,以溫和的口氣要求日本殖民政府恢復漢文教育。雖然可想而知,當局是不可能理會的。但是,從字裡行間,可以深切感受到,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日常語言與書寫語言差異的不便,以及文化失根的痛苦。即使冒著被取締的危險,也要維護漢文。 《台灣民報》對祖國的孺慕,除了表現在漢文的撰寫之外,也大量報導並評述祖國的消息。除了上述有關「日華親善」的評論以外,尚如:創刊號轉載胡適的戲曲〈終身大事〉、黃朝琴的〈廿一條日華協約歷史〉、羅素的〈中華之將來〉,第三期有王鍾麟的〈實業同志會成立的批評〉,第四期有秀湖生的〈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和將來〉、神田正雄的〈中日關係的現在及將來〉,第五期社論為〈對中國威脅利誘的政策〉、南投子嬰的〈強迫黎總統退位〉,第七期轉載陳獨秀的〈敬告青年〉等。[31] 參、結論 黃煌雄在1992年出版了《蔣渭水評傳》以及《台灣抗日史話》,這兩本書係改寫自其於1976年自版的《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以及1977年的《台胞抗日史話》。在「再版序」當中,黃煌雄表示,由於這十幾年之中,台灣政治情勢的演變,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研究蓬勃發展,與該書初版時的背景相去甚遠。因此,他特別「釐清」了幾個重要觀念,包括「台灣人意識及台灣民族主義興起」、「對漢民族的認同」以及「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主體性」。他認為,台灣人意識的興起,源自日本殖民統治的壓迫,而以漢民族自居,係基於文化血緣的關係。他尤其強調在民族運\動中所突顯的「台灣的主體性」:「…在運\動過程上,儘管表現出強烈對漢民族的認同,尤其表現出感人的對孫中山先生的尊崇與追念,但絕不能因此而將『漢民族情操』、『對漢民族的認同』,視同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追求的最終目標;尤其絕不能因此而抹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主體地位,甚至將台灣近代民族運\動解釋成為只是『對漢民族認同下』中國近代民族運\動的一個支流。」值得注意的是,1976年《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的扉頁上,附了一首光復後蔣渭水逝世二十年(1951年)紀念詩,為署名「鐵骨生」者所題:「旗飄主義象三星,抗日當年舉世驚。民眾仗君編政黨,農工依汝促聯盟。登壇講演孫文說,入獄自安公冶刑。遺志已酬歸祖國,合應頂禮告英靈。」[32]然而,在黃煌雄重新改寫後的《蔣渭水評傳》當中,該詩卻已不見蹤影。 如果根據這首紀念詩,則所謂「遺志已酬歸祖國」,應該指的是蔣渭水畢生為台灣奮鬥的目標—台灣回歸祖國—已經達成了。這其中透露了強烈「心向祖國」的情懷,甚至將日據時期台灣民族運\動的目標視為回歸祖國。但黃煌雄於1992年重新改寫該書之後,卻於再版序當中,強調這些運\動的「主體地位」,並且否認「對漢民族的認同」為其終極目標。同樣的材料,在同一位作者身上,僅僅相隔十幾年,就已經因為意識型態的轉變,而呈現出不同的解讀,且隱隱然要將台灣文化協會等活動往台獨的方向傾斜。這首紀念詩的消失,很難說不是刻意的。 台灣的非武裝抗日,雖然只有短短十年,但是在日人高壓統治之下,一群有志之士,能不畏威迫利誘,盡可能地為台灣人爭取平等與尊嚴,並且致力於維護中華文化的傳統,其精神與勇氣是難能可貴的。尤其是發起台灣文化協會的蔣渭水、林獻堂等人,大多數都是出身地主或中產階級。他們生活無虞,大可安靜地過日子,甚至去趨附日本當局,做「御用紳士」,以享受更多的特權,但他們卻無私無我地奉獻,充份展現了民族的正氣。 今天很多人喊「愛台灣」,質疑別人對台灣的忠誠\度。回頭看看文協的鬥士們所留下的文章與資料,我們看不到任何「愛台灣」的口號。但是他們行動所展現出對台灣這塊土地的熱愛,卻是我們望塵莫及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祖國的孺慕之情,恐怕也遠超乎我們所能想像,而且一點也不妨礙他們對愛台灣的行動。今天那群老愛給人扣紅帽子的人,是否也敢說台灣的先賢先烈們「賣台」呢? 戴國煇在葉榮鐘的鉅著《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的序言中,沉痛地指出:「近年來,台灣的社會心理及社會意識隨著政局及世局的激變交映出頗不尋常的『媚日』暨『哈日』之風。甚至一併吹起〈狂妄的日本殖民地肯定論〉在台之自我迷失屬性的歪風。」[33]文協的先賢們的流血流汗,就是為了反抗日本的高壓統治。若蔣渭水等人地下有知,看到台灣吹起的「狂妄的日本殖民地肯定論」,恐怕會「淚珠兒直滾下來了」吧?更不要說看到台聯立委去參拜靖國神社了! 參考資料: 王曉波(1998),《台灣抗日五十年》。台北:正中書局。 吳密察,吳瑞雲編譯(1992),《台灣民報社論》。台北:稻鄉出版社。 張炎憲(1996),《台灣史論文精選》。台北:玉山社。 黃煌雄(1992),《台灣抗日史話》。台北:前衛出版社。 黃煌雄(1992),《蔣渭水評傳》。台北:前衛出版社。 葉榮鐘(2000),《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台北:晨星出版公司。 [1] 張炎憲,〈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與分裂〉,《台灣史論文精選(下)》,131。1996,台北:玉山社。 [2] 黃煌雄,《台灣抗日史話》,封底。1992,台北:前衛出版社。 [3] 黃煌雄,《蔣渭水評傳》,38。1992,台北:前衛出版社。 [4] 同註1。 [5] 同註1,133-134。 [6]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377-378。2000,台北:晨星出版公司。 [7] 同註2,22-23。 [8] 同註6,331。葉榮鐘指出,文協的活動,其實是政治性的,「文化」僅為「表面文章」(332)。 [9] 同註6,331。 [10] 同註1,135。 [11] 轉引自葉(2000),330。葉氏指出,蔣氏後來將這段致辭轉載於1925年8月26日之《台灣民報》。 [12] 同註2,71。 [13] 同註1,138。同註7,340-362。 [14] 同註6,340。 [15] 同註6,340-341。 [16] 同註6,341-342。 [17] 同註6,347-348。 [18] 同註6,349-351。 [19] 同註1,149-152。 [20] 同註6,328。 [21] 同註3,200。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台灣民報社論》,394。1992,台北:稻鄉出版社。 [22]轉引自王曉波(1998),73-74。 [23] 參見註2,202。註7,327。 [24] 王曉波(1998),75。 [25] 同註2,203。 [26] 同註6,340。 [27] 同註2,205。 [28] 同註6,619。 [29] 轉引註3,198-199。 [30]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台灣民報社論》,587-588。1992,台北:稻鄉出版社。 [31] 同註6,619-210。 [32] 轉引自王曉波,〈民族正氣蔣渭水〉,《台灣抗日五十年》,註釋1,80。1998,台北:正中書局。 [33] 同註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