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妹：岁月留痕（《苦涩的回忆》续）

第一章、为平等抗争

家属工——三进复烤厂——小孙——和平——闹鬼

家属工

    爸爸复职后没有回原来的机关，被分配到一个叫沙木洞的边远分矿，矿上的工人，只有干部和食堂的工作人员在地面工作，其余的工人大多都在井下，也就是在地下的洞子里劳动。
    万山是个朱砂水银矿，地下开采有 300多年的历史了，整个地下犹如蜘蛛网一样，全是洞子，深的有好几百米，一层一层很多洞口从半山腰伸出来，常有人从半山的山洞里掉下来，摔得粉身碎骨。这样的事大都发生在夜晚。
    有时洞里塌方上面的房子也就整栋的不见了。
    我们姐妹也成了非农户口，心里一阵轻松，虽然我们姐妹的同龄人都有了工作，可是我们相信这一天离我们也不远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不象现在，那时人们的等级分得很清，农民是最下等的，其次就是半边户——就是一人在外工作，老婆和子女都在农村的，三是黑人，就是有一人在外工作，老婆和子女都一起离开农村，在外吃黑粮，那时的粮食是按人口和年龄分配的，市镇居民户口有购粮证。吃不完的可以换成粮票存起来，不够吃的可以出高价买粮票购粮。第四是干居民——有户口而没有工作的。可是我们姐妹当时并不悲观，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当时的无业只是一个过渡。
    1978年年底，我们姐妹要求解决工作，但是矿领导说我们刚回来，招工指标早已用完了，1979年年底妹妹考上了卫校走了，汞矿又开始了自然减员。汞矿是个很古老的矿了，除了外地来招工，每年本矿只有一次自然减员能解决子女就业问题，自然减员除了因工死亡顶替的子女，其他就是按年龄和家庭环境及子女待业多少为标准。指标很是有限。可按我家的条件，姐姐是当时年龄最大的一个，在未婚青年中我也是最大的。再说我家当时在待业人员里也是未就业子女最多的一个家庭，按理说我家在当时解决一个子女工作是天经地义的。可是没想到，同情我们一家的矿一把手刘书记很快就调走了，接他的位的还是原来的矿长，矿长下面还是以前的原班人马。为了报复我们，一个也不给解决工作，我们去找他们，他们当着人的面说了很多的客观原因，一些不是理由的理由，我们就按招工的标准一一和他论理，他说不过了就说“你们姐妹不是告得凶吗？”明着的打击报复，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这不像我爸爸的政策落实，只能是天天去和他去吵架，一直吵到所有的指标都分配完了，矿长和劳资处长对我们说等明年吧。反正也这样了，也只有等了。其实姐姐当时应该按知青政策给予安排解决工作的，当时所有的知青都在陆续收回安置工作。
    虽然回矿了，爸爸的工资养这么大一家人实在困难，姐姐去参加了外包工，打边山，抬石头，我找沙木洞坑口的坑长要事做，坑长指定让我和家属一起做家属工。可不曾想到，在家属们的眼中我还是一个成份高又才从乡下回来的乡巴老。有些家属公开欺负歧视我。
    家属工不是天天有工做的，我参加她们做就要分走一部份钱，有些家属不乐意我挣走她们的钱。客观上，她们大多都是家里有好几个儿女，家庭负担很重的，这才出来做家属工，而且要坑口给活才有得干，不给活就没有了收入，这个月家里经济就非常紧张，那时没有几家有存款，基本上家家都是每月的工资用每月用。因此，她们不欢迎我也有她们的道理。
    当我第一天拿着工具跟着干活的队伍从地面上的洞口进洞，打着手电筒走三百多步梯子，从半坡的洞口出来，再下几百步梯子下到坡底的工地时，家属里的组长把我一人分到一边，不让我和她们一起干。我一下子觉得非常的丢人，又想起了在乡下的日子。一些好心的阿姨们觉得这样对我不公平，当着我的面替我向组长求情，却让我更觉难堪。还有个为我说话的阿姨住我家前面一栋房子，她有四个儿子，有一个儿子常常用大眼睛偷偷的看我，看年龄和我差不多大。可他已经工作多年了。
    当时我们那里都用公厕，公共厕所是用水泥板一格格的格起来的。我做家属工的当天，吃晚饭后，天还没黑，突然组长骂上门来了，我莫明其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爸爸问清楚才明白，组长说我在厕所里看到她时对她吐了唾沫。天啊！我怎么会这样，我根本就没看到她呀，我怎么解释她都不听，一个劲的骂，不光是骂脏话还骂我地主崽子。我知道她是找茬不让我干活，可是她这样说我、骂我，我很委屈也很气愤，我怎么可能做出那些泼妇动作来呢，我出生在一个连脏话都不会骂的家庭，怎么会有如此的举动。但是为爸爸落实政策吵的嘴太多了，我不想和一个泼妇吵架，我感觉很累，便不再解释，因为我们姐妹回矿也有些日子了，邻居们对我们姐妹也有所了解，大家出来帮我说话，说我不会那样做。爸爸也不相信我会这样，事情过去后爸爸反过来安慰我，其实我当时好想哭，可我不想让爸爸为我难过，强忍着眼泪勉强的笑笑。
    我每天这样默默的干活。我很能干，慢慢的大家开始接纳我了，组长也对我友好起来。
    我渴望有个工作，我也老大不小了，和我一样大的大多数结婚生子了，我出门常常能引来一些好奇的目光，还有一些男孩友好的目光，很多人开始打听我是否有对象，可是每当听到我没工作时，马上能感觉到对方的遗憾和轻视，一种新的歧视开始撕咬着我。
    我多么希望早一天有个工作。
    天冷了，没有家属工做了，贵阳复烤厂的好友三妹来信让我去做季节工，可是再进复烤厂也要有点勇气，因为当时复烤厂的老季节工在人们心目中就是些社会浪子。人们把这些人看成老油条，可是我不能让爸妈养着，我希望家里人的生活好一些。
    接信后我马上起程了。

注一：自然减员：指因为退休、工伤或死亡等‘自然原因’减少了的工作人员数。在计划经济年代，为了补足工作人员数，一般采用两个办法：一是由‘减员’家庭中子女填补；二是另外招收工人。
注二：打边山：土话。开山，‘打掉半边山’之意。

三进复烤厂

    上大哥家要经过复烤厂，刚下公共汽车一大股烟叶味道迎面扑来，很多往事涌上心头，犹如就在昨天，一首打油又浮在脑海里，“男不进贵钢，女不事棉纺，憨厚包脓包进水泥厂，流氓阿飞进复烤厂。”不由得脸上一阵阵发热。很怕遇到熟人，也不知道见嫂子时是什么感受。
    进得家来天已黑了，嫂子不是很开心，晚上我还是和胖乎乎12岁的侄女挤在一个70公分宽的小床上，侄儿还是睡上面的铺，晚上睡觉总是让侄女睡里面，生怕她掉下来，到时嫂子责怪我。寄人篱下的感觉又一次缠绕着我。
    天刚亮，三妹把我带到了复烤厂一车间，三进复烤厂还是撕烟叶，厂里已开工好些天了，一共 8个台撕烟叶，每台两个人，和我一起干活的小女孩比我小七八岁，满口流话，用瞧不起的眼光冲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来做季节工，是干居民吗？”我回不出话来，只觉得脸烫得难受，这时几个板车工拉着烟叶过磅来了，小女孩大声叫“给我们台了，”拉板车的人不理她，拉给了别的台。
    撕烟也是有任务的，做得多也会有一点奖金，但是就是一个品种的烟叶有好撕的有不好撕的，特别是次品烟叶，有些已变质，结成了硬块，要费很大劲才能撕开，灰尘又大，看得出来和我一起的小女孩没有人缘，最后给我们的一车烟叶就是没人要的，女孩边骂着粗话边和我把烟叶抬到台上。
    我三进复烤厂，看到大多季节工年龄都很小，感觉很丢脸，只有看到比我年龄大的临时工时心里才有些平衡。结婚了的不算，那时的年轻人总把结婚了的女人叫做伯妈，伯妈就意味着不可能再安排工作，再找男友，不管别人多年轻，背后总这样称呼，话里有着蔑视的成分。
    当时国家有政策，所有的知青都在陆续回城。其中有些知青在农村已结了婚，结了婚的当时安排工作要困难一些，所以就来做了季节工，因此板车工里有好些年龄比我大的男青年，和这些人在一起我才感觉到一点安慰。
    那时的正式工和临时工的地位差别特大，尤其在复烤厂，只要是个正式工就比季节工高一等，所有的正式工在季节工面前都以管理人员自居。
    三妹见别人不要的烟给我们台，心里不舒服，找到了车间管板车的正式工，让他和拉车的打个招呼，照顾着点我。
    三车间只有两个正式工，一个是过磅的女孩小吕，一个是管板车的男孩小孙，有个正式工朋友罩着，别人对我就自然要尊重一点，为了维护自尊，怕社会上的这些青年乱说话，我时时都故作矜持，日子不多，管板车的小伙和过磅的女孩慢慢的和我熟悉了，自然就不像对其他人一样大呼小叫的，当然这里面也有三妹的面子。
    贵州的冬天非常冷，上夜班二点钟时有半小时休息，别人的饭都是拿去蒸热，厂里专门为这些人弄了个热饭的，但是气蒸热的饭不好吃，吃饭时也无处取暖。管板车的小伙总会提前把我的饭热在他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煤火烧得很大，一进室就暖融融的，慢慢的我发现我的碗底常常有鱼肉之类的菜，拉板车这帮小伙和我说话都很尊重，从来不用一些低俗的社会语言，每当我和三妹来吃饭时小伙子们总会把最好的位子让给我俩，我也感觉到小孙对我的特别关照。
    快过年了，正强从水城打来了电报要我上他家过年，儿时的许多往事一下子浮在眼前，心里对他有着兄妹般的牵挂，大年三十我去了水城，那时通讯闭塞，没有电话，信也要很多天才能收到，正强没有收到我的回信，上了万山我家，我出站没人来接，只好在一个这么大的地方访着蔡叔的名字，找到他家时天已快黑了，蔡叔一家很是惊讶，正强邀我去他家过年的事没有和他父母说，但是我的出现还是让二老非常开心。我在蔡叔家住了三天，又回到了贵阳，我刚到贵阳正强又赶到了贵阳，正强来哥家的日子我很为难，这么小的住房，再加上我自己都寄人篱下，我宛转的对正强说出了我的难处，正强只玩了两天就走了，两天里我尽量陪正强逛街和公园，少在家里呆，在聊天中我感觉到他的来意。我送正强上火车时，把我上他家时蔡叔给我的20元钱添了几元买了一双毛皮鞋给他妈妈，那时毛皮鞋刚上市还是翻梆的，正强先是很高兴，在等车时他问我会不会唱流浪者之歌，我说会，他又问我会唱丽达之歌吗？我说也会，正强突然对我说，如果我是拉兹你愿做丽达吗？其实这两天里他的很多话都在暗示着这个问题，只是我一直装傻，现在他提出来了，我只好正面的回答他，我感觉特别的尴尬，我低着头对他说，我只能把他当朋友，在我心里我们有的只是兄妹般的感情，我对他不能产生别的感情。正强很难过，把我给他妈妈买的鞋退给我，我不接，我说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邻居。其实在我心里还有个想法，我不能白白的接别人的钱财，这是我家的家教。
    正强走了，几天后把我和三妹的合影寄给了我，正强是我这一生中正式向我表达了爱的男孩，他表达爱的方式我能接受，可是他不是我理想的男孩。
    我从小因受哥姐和小说里的小资情调影响，对爱情有着美好的向往，在我心里，爱是一片绿洲，爱的内容是五彩缤纷的，在我心里也有个塑像，我的男友一定风流倜傥，英俊潇洒，浪漫脱俗，知识广泛，柔情似水，正直善良。可是我要是没有工作，就不可能找到自己理想的配偶，再优秀的男孩他首先要面对现实，是不是能养活你，要想脱俗首先也得解决吃饭问题，没有工作就没有选择，那时的社会不像现在能打工，能做生意，那时只有国营和集体两种单位，集体工地位只是比临时工高一点，大多都是饭店和建筑队一类的，一些没有文化人去的地方，但也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我连集体工人都不是，理想中的男孩谁会找个没工作的，我没得选择，只有老实等待招工，有户口就有机会解决工作。
    春节后二哥给我寄来了 120元钱，让我买块手表，天大的喜讯啊！那时体面人的手腕上都会有一块表，当时最流行的就是上海牌手表，上海表是 125元一块，我省下 5元钱由哥嫂陪我去贵阳钟表店买了一块宝石花的，一块和手脖子一样大的手表，当时不像现在手表款式繁多，没有现在这样小巧玲珑的，只要是块表带到手腕上就很风光了，走路时不时的把左手的手腕提起来看看，那动作在我们同龄人来说是最潇洒最让人羡慕的了，要是再骑上一辆飞鸽或永久牌的自行车那就是最牛的了。当时社会上刚出现电子表，很多人托熟人上广州去买，每块 300多，要家境最好的才能带上电子表，可没几天表就不走了，当我买上海牌表时有个女孩很后悔的对我说，要知道还不如买块国产表了，一块塑胶壳用了她半年的工资。我带的宝石花表在当时也算名牌了。
    三进复烤厂是我进复烤厂来最开心的一次，特别是和这么多没有工作的同龄人在一起，我也带上手表，不再怕别人问你有户口吗？也穿着流行一时的小喇叭裤，再不担心风把罩衣掀起来露出里面的破棉袄。我学会了骑单车，在周末，我常常和一帮谈得来的年轻人骑车，时不时看看手上的表，上郊外去野餐，一人凑几毛钱，买个 135或 120的胶卷，最有脸面的朋友就会带上一个百多元的相机，稍懂一点的就会帮着对光圈，对胶距，每个胶卷能照36张黑白照片，还有个别条件好的还会带个手提收录机，声音放到最大，很远也能听到邓丽君的歌。一时间没有了自卑心理。
    快到五一节了，复烤厂要停产了，小孙说他妈妈要请我去吃饭，在复烤厂，男多女少，一个正式工男青年找一个没有工作的女孩是再容易不过了，作为一个没工作的女孩能在复烤厂找个男朋友是很幸运的事，因为就是没有正式工作，复烤厂的家属也会有季节工做。小孙很老实，他对我一直很好，我心里也有些明白，我拒绝了他妈妈的邀请。我感觉有些过意不去，他妈妈为我杀了鸡，那时来客人最好的菜也就是杀鸡了，可是我不能去，我怕老人对我抱有希望，虽然在别人看来一个没有工作的女性能在复烤厂找个对象很不错了，可是我在心里有自己的理想，我对小孙没有心动的感觉。
    复烤厂快停产了，离别的日子就要到了，排长突然给我送来了奖品，说是厂里给我评了先进工作者，发了一个很大的洋瓷碗和一条毛巾，其实我明白，这是排长在还我的情，进复烤厂不久排长打听到万山不搭杂粮，排长家人多，又都不愿意吃杂粮，大米又不够吃，贵阳当时购粮要搭一定的面粉和玉米，排长想把购粮证上的粮食换成粮票让我给她在万山买成大米带过来，万山离贵阳 400公里路，为了这份季节工顺利做完，爸爸真的托人带了 200斤大米上贵阳，排长非常感谢，所以就为我在厂里争取了个先进。
    烤完最后一批烟就要停工了，这天烤的是出口烟叶，烟叶黄而大，厂里派了很多人在厂门口站岗，因为烤好烟时很多工人会偷东西，也包括正式工。出口烟是用真正的麻布打包，缝包的线也是麻线，真正的纯天然麻，线均匀得就像妈妈纳鞋的线一样，麻布也白净柔软，那时正流行自做沙发，沙发是用木料钉好架子，然后铺上弹簧再用麻布包上，上面再做上漂亮的布套。那时还很少家具店，家具都是请木工做，麻线还可以做拖把，另外，当时社会上没有好烟卖，贵阳最好的烟就是天麻牌和乌江牌，天麻牌七毛钱一包，乌江牌五毛，一般人抽不起，大部分人抽朝阳桥牌，朝阳桥牌二毛五，后来还要票了。而且就是天麻牌烟的烟叶比这出口烟的烟叶也不知道要差多少倍，那真是没法比，所以烟叶也会有人偷。
    下班时小孙和板车班的几个人神秘的向我招手，让我进板车房，他们告诉我，给我弄了很多的麻布和线，还有烟叶，把我吓坏了，我说要这些干嘛？到时被抓着多丢人，他们让我放心，说他们偷绝对安全，再说有谁不偷呢？我只好告诉三妹，三妹说要啊，在三妹的开导下我才知道麻布和麻线的用途。半夜里朋友们把东西送到了大哥家，我把麻布和线给了三妹，三妹说什么也让我留下二十张麻布，没想到的是后来我结婚打家具这些麻布真派上了用场。小孙还给我带来一包烟叶，他让我带回家给爸爸抽，并由板车工小黄告诉我怎么切烟丝，怎么制作烟丝，在这同时还给我弄了很多卷烟厂的卷烟纸，这事我小心翼翼的告诉大哥，大哥出人意料的只是笑笑，轻描淡写的说，让厂里看到了还是不好。
    分手的时候到了，大家说着道别和祝福的话，眼里也藏着真诚的泪水。小孙在大家散去后拿出了一个影集，一双袜子，一个笔记本给我，我没有收，这些东西花钱太多，那时的消费不像现在，那时工资少，对于生活在我们那样圈子里的年轻人这么多东西不是送一个普通朋友了，遭到我的拒绝小孙很伤心，当场把这些东西撕烂了。
    三妹的妈妈同意三妹上万山玩几天，我用最后一个月工资给家里买了口铝锅，给姐姐买了一条11元钱的，当时最流行最时髦的拉毛围巾，是天蓝色的，好想给自己买一条还是没舍得。回家的路上三妹不停的打听着万山的情况，样子十分兴奋，她是第一次出远门。

小孙

    三妹对万山充满了神秘感，一路上问个不停，我感觉好玩。那时交通不像现在发达，每天只有一趟上大龙的火车，整个铜仁地区和外界的物资交流都得靠汽车运输，人员来往也很不方便，不像现在大车小车中巴什么都有都多，基本上每个地方只有一班客车，大龙离万山只有不到40公里的路，是上万山的必经之地。我和山妹下得车来只能在大龙找地方住上一晚，第二天在万山车站下得车来已11点了，可整个万山还笼罩在云雾里，前面十几米的地方还见不着物体，脚下的公路上到处都是大个大个的石子和泥土。山妹便问我家住的什么房子？我感觉好笑，怎么会问这个问题？我便逗她，说住的是茅草房，她睁着大眼睛认真的告诉我，她还从没有住过茅房，只听说过，一路上她就猜测着住茅房的感觉，很是兴奋，想像着如果遇到失火，遇到小偷强盗流氓等等什么的，我就吓她，她就开始不停的后悔，就不停地说我应该在贵阳找个对象。
    当我们路过特区政府时，三妹看到了一排排的砖瓦和木板房，我便告诉她这是特区政府，这个特区现在是全国对国家最有贡献的一个，它是全世界第二大汞矿所在地，这里的工人工资都很高，她又为这么高的工资还住茅房想不通了，快到沙木洞我家时，三妹看到路旁边一些整齐的牛棚时问，我家也住这样的房子？我点头，并告诉她外面只要括风下雨，茅草上的灰尘就会掉下来，没有蚊帐的就脸上嘴里全是灰，三妹特别爱干净，听了怎么也不走了，说要回去，我说她不够意思，我都能住，她为什么就不能住。无奈，她只好跟着我走，这一路可把我乐坏了。
    那时的万山到哪都得走路，不象现在的士摩托到处可见，12点我俩才走到家，正好爸爸下班了，姐姐也认识三妹，妈妈早听说过三妹，大家见面也不生疏，家里没有沙发，有的都是小木椅，也没有客厅，那时谁家也没有客厅之说，家家都是开门就能见到床，最好的坐位就是床边。在冬天每家就会用木板在火房隔出一间小小的地方，烧上一个小铁炉，铁炉也是自己做的，放上很多的小板凳，不管有否客人，吃饭就都围着铁炉了。一家人热情的让山妹坐床上。山妹看到我家的住房和她家的一样，提着的心总算放下去了，我把一路逗三妹的话讲给姐姐听，姐姐咯咯的笑，过路的大眼睛男孩听到我姐妹的笑声，推开半掩着的门进来了，爸爸很热情的和他打招呼，这是我第一次见爸爸这样热情的对待一个来我家的男孩。
    男孩姓张，大家叫他和平。和平见我就说桂兰回来了，其实我以前常常见他，也知道他叫和平，只是没有这样近距离的看过他，没交过言。他家有四兄弟，还有两个姐姐，他是老三，兄弟里排老二，和平年龄和我差不多大，他妈妈就是做家属工时帮我说话的那个阿姨。和平长得虎头虎脑、浓眉大眼、鼻正口阔、白白净净，只是个子不高，还不到一米七。
    三妹在万山玩了一个星期，我陪她看大山，看悬崖，大太阳时我就和她躺在山顶柔软的草地上，诉说着各自的心事。三妹希望我离开这个巴掌大的地方，这个和城市比起来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她提到了孙，可是她也觉得我和孙不合适，她觉得我该找一个比孙优秀的，可她又说了，如果不能安排工作就找孙算了，可见那时找对象是要受等级拘束的。
    三妹走了，我又参加了待业队。因为知青的回城，地方上都成立了待业队，我也被编在这些人里面。待业队成立后就有了财会出纳，有了劳资分配，也有了活干，我被队长安排到山底下去拆冶炼厂厂房。厂房已经很老了，那时的厂房，尽管是搞冶炼的，都是用木头和木板建造的，只有冶汞的炉子是用耐火砖砌的，冶炼炉建在最深的山谷里，冶炼时用的是煤，汞是有毒金属，一般的冶炼工人都有职业病，早早的掉牙，全身颤抖，寿命短。冶炼炉的烟囱都是沿着山脊用砖头修建一条很长，密闭很严的地下通道一直到没有人烟的地方做出口，出口处的草木都不茂盛。
    我被分去扛拆下来的木板和木方，扛到半山腰叫大坪坑的地方再用卷扬机拉上去。从农村出来的我，看到丢在地下的很多小木块，很是舍不得，多好的燃料啊，那时的万山还有很多人上山砍柴，夏季里大多数家庭都是烧柴做饭。别人下班了，我就在山底把不要了的木柴拴好捆好走壁陡的山路扛回家，我扛到半山腰实在走不动了，请人带信给姐姐，让她来帮我，姐姐把柴打散做两捆，我俩搬着都还费劲，姐姐一个劲的骂我蠢，走到平地离家不远的地方我和姐姐都累坏了，躺在草地上休息，上山种地过路的工人对我们说，这柴烧了可能牙还会出血，意思就是还含有汞，姐姐看着这么多的柴说丢了吧，我不让，在农村那能看到这样好的柴，就是现在市场上也没有这么好的柴卖啊！再说为这我花了多大的劲啊！我对姐说她不敢烧我来烧，姐一个劲的摇头对我说“小农啊小农啊！”把我笑坏了，和姐在一起的日子真是开心。
    房子用两天时间就拆完了，接着就是搬木料，方子搬到大平坑，待业队抽了提成后，每一块方子还有 8毛钱的报酬，这活只能让待业青年干，很多人吃不了这苦，坡太陡，每爬一步嘴都能咬着前面的膝盖，有些年轻人一天只扛两至三块，可我刚从农村出来，又在外面做了这么多年临时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高报酬的工作。我每天要搬 8到10趟，晚上睡到床上全身痛，但心里高兴啊。
    爸爸当时只有61元工资，我和爸、妈、姐姐、小波还有上学的妹妹就爸爸这点钱，刚回矿家里什么也没有，连个装衣服的柜子都没买。这份活虽然苦，可对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
    可没几天我捆完木料回来，家门口站着小孙和复烤厂板车班的小黄，我大吃一惊也吓坏了，我家从来没有来过我的异性朋友，他们这么大老远来，又没有车回去，这一晚一定是在我家过了，那时的邻居不像现在，那时都住平房，谁家来了客人说一声，邻居们都会主动把空床让出来的，可是我怎么过爸爸这一关？
    爸爸比我先回家，妈妈已做好了饭菜，我硬着头皮和孙、黄打个招呼，进得家门，爸爸脸色特别难看，不停的冷笑，我害怕极了。小孙比我离开复烤厂瘦了一大圈，眼圈是黑的，穿了一件后面开了叉的西装，后来我才知道我走后性格内向的小孙非常痛苦，他平日在家很胆小，很怕父母，父母对他的经济也管得严，工资都是他妈妈去领。他这次出来是买掉了手上的手表，然后买了身上的西装，带着小黄，在三妹那里打听到我的地址就找上了万山。
    姐姐把他们安排在邻居谢姨家住，这一晚爸爸一直骂我，骂到深夜四点，爸爸说小孙看上去不是好人，穿的衣服一定是在别处作案被人抓着用剪刀把后面剪烂了，第二天我才看到小孙身上的衣服后面有一块小补丁，后来听小黄告诉我，这是他自己烫衣时熨斗烧过了烫烂的。爸爸这样骂我，我一句也不敢还嘴，是姐姐实在听不下去了，就说爸爸太过分了，骂自己家的不算，还要骂别人，姐说我都二十大几的人了，别的同龄人都当妈了，就是找对象也是应该的，难道生在我们这样家庭的人就不能自由恋爱？出乎意料的是爸爸听了姐姐的‘训斥’就不骂了。
    第二天我想让小孙和小黄回贵阳，我感觉这样对朋友不应该，可是我生在这样的家庭，我父母对我们是这样的严厉，我希望他们理解原谅我，其实他们真要在这里玩的话，我也没有时间陪他们，我要干活，我也不敢在家里陪异性朋友玩啊。没想到我让他们回去，小孙却提出来让我和他处朋友，我告诉他不可能，我说我没工作，他说他可以等，我说我一辈子没工作呢，他说他能养活我，我也可以做季节工，我说我也不做季节工，我也不让他等，他问我一点考虑的余地都没有吗？我说是这样。小孙就说了，他这次来作好了打算，要是我同意他，他回去上班等我，要是我不同意，他就不回去了，他就从我们这悬崖上跳下去，天啊！我吓坏了，要是出了这事我怎么说得清？我请小黄帮我劝告他，小黄说了，小孙是铁了心了，他说没来前他就劝说过，还说小孙都快成神经病了。考虑后，我对他说，让他先回去，我先考虑考虑，我们可以先通信。晚上小孙让小黄来叫我到他睡的房间里去，小黄就在我家坐着。让我一人上男孩睡的地方去，我怕我爸爸骂，那晚外面下着毛雨，我好为难，姐姐看出我想出去，就和我一起走了出来，姐上谢姨家聊天去了，我就上谢姨家对面的小房子里见小孙，他关上门，眼里有泪，他很不会说话，没有一点情调。他说我是他爱上的第一个女孩，他要亲我一下，这样他走了才能放心，我当时心里咚咚跳，我害怕极了，他走了过来，我嗅到他身上发出来的怪味，我推开了他，我又怕他、又怕人看到，他又说死，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怕在这里呆的时间太长，我只想早点脱身，想他心里能平静下来，我怕出事，也怕闲话，最后我说出了我一生第一次说出来的话，“如果你爱我就别逼我，给我点时间，我认真考虑，我会给你回信。”我走到门边他还是抓住我的手在嘴上快速的吻了一下，但这吻我没有心跳，我很快跑了出来，第二天他们走了，我心里一下子轻松下来。小孙走了，信向雪花一样，我不敢马上拒绝他，只有一封封的冷淡，每一封都说自己的难处，在我心里，盼望复烤厂快点开工，盼着他爱上其他女孩，因为当时复烤厂男孩太少，特别是正式工，追他们的女孩很多。
    复烤厂开工了，小孙又说要来，不然就让我去见一面，并寄来了十元钱给我做路费，我一点也不爱他，我心里的塑像是个绅士，但是别人喜欢我，别人没罪，我心里也很同情他，我用这十元钱再添了几元给他织了一条毛裤，并真诚的写了一封长信，让他在有那么多姑娘的地方找一个适合自己的。
    小孙的信没那么勤了，后来我在三妹那里听说一个女孩追他追得紧，还给他买了当时流行的三鹿牌收录机，就再就没回他信了，再后来他也不来信了。

和平

    那时没有现成的家具卖，社会上正风行打家具，特别是新婚的年轻人，都会买木料给自己打一套家具，家具也有各种款式名称，最流行的就是捷克式，全套里有三开柜，写字台，沙发，床，床头柜，桌子，四把木椅。一个手艺好的木匠，这家的活没干完，那家就等着了，有些人家还为这事争吵。我们家什么都没有，妈妈想打个三开柜装衣服，虽然衣服不太多，但是这么大一家人一点家具也没有，再说我们姐妹比在农村还是多了一些衣服，我们姐妹在农村只有两季衣，现在有了四季衣了。
    要打家具就要去市场购买木料，那时五天赶集一次，赶集天办公室的人中午都可以早两个小时下班，这是因为那时没有菜市场，所有的菜都要赶集天全买好，特别是肉类，蔬菜要好解决一些，因为很多人家都会在附近的山上挖一些地种菜。勤劳的人们四季都不要买小菜，但是肉和鸡鸭还是得买，所以很多小单位就给自己定了这样的土政策。赶集地点在特区政府前面的公路上，赶集天汽车过路就很困难。打家具的木料集市就离我家近一些，不用走到特区，它是在二坑和六坑之间的一个山坡上，也就是在二、六坑的小学操场上。
    爸爸妈妈去赶集，爸爸要去为打家具买木料，在我印象里，对于爸爸来说，和妈妈一起出门赶集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爸爸买回了木板，刚进门就遇到了和平下班，他冲爸爸说，“尤伯伯，这事你为什么不叫我帮你做，你看看你不认识木料，中间有些木板很不好，然后饭也没回家吃，又叫上爸爸一起再一次去购买木料，中午爸爸妈妈就留和平在我家吃饭了，和平没有推辞，他在我家吃了三大碗，和平走后爸爸不停的说，这年轻人身体好啊，又忠厚，妈妈也不停的夸奖着。后来我才知道，我上贵阳后冬天下雪下冻的时候路很滑，家里没水时和平常常帮着上山边的水井里去担水，还常常帮着爸爸撇柴。
    离家10来里路的地方有一个水库，里面有很多的小鱼，人们叫这种鱼千年鱼。千年鱼长不大，肉多剌少，很好吃，特别是腌制后放辣椒炒特别香，好下酒，爸爸听说后就要去弄小鱼，这小鱼特别爱吃螃蟹，和平听说后就跑到很远的山涧小水沟里帮爸爸捉螃蟹，那时山上毒蛇很多，蛇又特别喜欢在水边歇息。可和平总是自告奋勇的去干这活。妈妈用了四块做蚊帐的麻布，每一块用两根小竹条绑上四只角，做成筝（一种捞鱼的工具），在湖南农村人们常常用这样的方法捕捉小鱼。
    和平和我家的往来是在我没有在家时就开始的，他家也是湖南人，那年代人们的感情比现在朴实得多，用现在的目光看也可以说是落后吧，人们的家乡观念还很强——当然也要在没有厉害冲突的情况下。因为我两家是邻居和同乡人，所以我家回矿后他父亲也常常上我家或是邀请我爸爸上他家打湖南人爱打的一种纸牌。这时和平就常常帮看牌，一来二往就和爸爸妈妈很熟了，二坑的湖南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是湖南人和其它地方人吵了嘴，特别是公共场所，那么所有的湖南人都会一起来帮‘忙’，这也是当时二坑人们茶余饭后的一种话题。时间长了和平就常常帮我爸爸在冰天雪地时担点水，劈点柴啊什么的。那时的邻居一家帮一家的事都属于很正常的，和平的父亲有时也和爸爸去筝鱼。
    捉螃蟹是一种苦差事，因为万山的毒蛇特别多，蛇在夏天时最喜欢在水沟的荫凉处歇息，山里也常有人被蛇咬，非常危险，爸爸总是过意不去，常常不让和平去干这事，有时就让妈妈用玉米粉做成鱼食料，可是玉米做的鱼饵小鱼不爱吃，用螃蟹做的鱼饵捕到的鱼要多几倍。爸爸是个严肃的人，从不乱说话，很注意自己在晚辈心中的尊严，可是爸爸在捕鱼回来听到众多路人一路的赞叹“呀！真多啊！真行，一次怎么能筝这么多？”还有回到家妈妈也夸奖爸爸时，爸爸就会像个孩子般的高兴，这时爸爸就特别的喜欢和平。虽然嘴里还在说不让和平去帮他抓螃蟹，其实心里又很想和平去。
    爸爸去筝鱼时，总是天还没大亮就动身，中午12点就回家了。有一天我没干活，快中午了，我想爸爸也很累的，不如去接他，帮爸爸拿工具和鱼，我去接爸爸的路上要经过二坑的卷扬房，这卷扬机是专门送下洞子里干活的人们和运工具用的，其实就是个电梯，只是里面不像电梯漂亮，我刚走到卷扬机房就听到和平叫我，和平穿得很干净，我感觉意外，他怎么会在这里，和平说他在开卷扬机，在我的印象里，我们刚回矿时，和平常常穿着很脏的衣服从我家过路，应该是个井下工。
    我告诉和平我要去接我爸爸，和平说他陪我去，他们今天有三个人上班，关系又很好，他只和同事打个招呼就不用请假。再说一台机有俩个人操作就够了，他说我找不到路他带我去。我看他态度诚恳就和他一起去接爸爸了，这是我第一次和和平单独相处聊天。
    和平是74年的下乡知青，77年接他父亲的班到矿上工作的，他下乡在贵州的松桃县，在农村什么农活都会干，能吃苦。和平话不多，总是憨厚的笑笑，笑时脸上有两个酒窝给留下人纯纯的感觉。我觉得一路的走却没有话说，很是尴尬，就找些话说，问他下乡都和谁在一起，我想知道和他一起下乡的有没有我儿时的朋友和熟人，可是他总是避开这个话题，这事在当时却半点也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和平原本在井下工作，在我上贵阳后，二坑发生了一件大事故，井下突然一氧化炭中毒，当时有几十个人在洞里工作，有的在洞子上空打作岩，洞子里因长年挖掘，里面已形成了很大的空间，人们要搭上十几米二十十米的架子才能打到头顶上的石头，也就是矿石，要在石头上打炮眼，要爆破，可这天第一次爆破时通风防尘没弄好，导致井下后来一氧化炭中毒，当时中毒有几十人，有些还在高空没有下来就倒在架子上不能动弹了，坑口就组织了紧急抢救。和平当时不当班，他是作为抢救队进去的，抢救队进去后就把躺在地上的一个个运上地面，那天地面所有在公路上跑的车都强行派到了二坑运送病人。架子上面的工人已经中毒躺下不能动弹了，是死是活还没人知道，和平他们一班年轻人，大多都是党团员，先进工作者，有些也正在争取入党，二话没说就往梯子上爬，可是那时去抢救的人们也没有带氧气，他们把上面的人用绳子捆住腰慢慢的往下放，小洞里光线很暗，地下通道有电灯的地方少，上班的人们都带着三节或五节电池的手电筒，只有到了工作地点里面才有电灯，灯光在洞里发出来的光很微弱。和平爬到了最上面救人，当他放下第三个人时，看到有一个黑影从视线里掉下去并发出了卟的闷声，和平做事老练，这也是我爸爸欣赏他的地方，他看到黑影往下掉然后并没有发出石头碰击声，就知道是人摔下去了，他就一句话也不说，并住呼吸，把手里的人放到下面的地面，自己往下爬，他听到另一个年轻人在不停的大叫，指挥着别人，他对自己说不能过多说话，说话多了中毒就快，可还是没等他下到地面就摔下来了，接着就失去知觉。当人们把他再弄出洞子放到地面时，他父亲大叫着痛哭不已，和平能听到他父亲痛哭，可是他不能说话，眼睛更不能动弹，到医院挂了几小时点滴他才能说话，醒过来才知道这次和他一起上去救人的年轻人已从洞子上空掉下来摔死了，真正比他们先中毒的人反倒没有死，这次事故把和平的父母吓坏了，强烈要求坑口把他调到了地面，但是工资要比井下少得多。和平出这事的时候已常常来我家走动了，爸爸听和平说起事故抢救的经过时，觉得他是个稳重的年轻人。
    去爸爸筝鱼的水库都是山路，我和和平走到一个山下，和平看到一棵开着紫色小花的小树，他告诉我这种树是种好药，能救人性命，他告诉我这树叫“铁扫帚”，然后他就说了他用这种植物救过和他一起砍柴的朋友，他说那朋友背着柴下山时因路太窄，一脚踩空，背上的柴挂住了脑袋，连人带柴翻到了山下，当时朋友的耳朵只有一点皮连在头上，血不停的往外冒，他就用这种树叶，用嘴嚼烂把朋友的耳朵用这药贴上去，然后扯了自己的衣服把朋友的头包扎好，后来把朋友送到医院，医生见了都惊呆了，说要不是这药，要不是他包扎这么到位那人一定没命了，为了证明他说的铁扫帚做药真有这么好的效果，他举起了左手，把他手腕上很深的一块伤疤拿给我看，说也是砍柴砍伤的，也是这种植物救了他，和平说话有些结巴，所以平日话很少，只有说到儿时一些事时才有话说。
    这天我们接我爸一直接到水库，原来这天爸爸用了螃蟹筝鱼，鱼特别的多，爸爸兴趣来了舍不得回家，我们到时爸爸正好筝最后一筝了，我看到爸爸轻轻的把筝上的浮飘用竹杆小心的悄悄的挑起来，生怕小鱼发现动静，到快出水面时我看到那些贪吃的小鱼儿还在不停的争吃着，所有装鱼的鱼具都装满了小鱼，爸爸看到我和和平，先是吃惊，一会就喜形于色，向我们展示他的战利品，爸爸把早上带去的外衣也用上了，把衣袖也做成了装鱼的袋子。在我这一生中，能看到爸爸开心的笑容也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我常常幻想，不管我怎么辛苦，只要能让爸爸开心我都愿意去做，
    在回家的路上爸爸说谢谢和平给他捉的螃蟹，和平只是笑笑，说其实他是喜欢捉螃蟹玩，在回家的路上和平帮爸爸担着鱼和鱼具，俩人一路的说着各自捕鱼的经验，我感觉爸爸年轻了很多，心里有些感激和平。

注：打作岩：在岩石层上打洞，安放炸药。

闹鬼

    我家搬到二坑也就是沙木洞所住的房子是新建不久的，那时的平房都很简陋，一般都是用砖头砌好墙，顶棚盖上瓦，墙上粉上石灰就行了，房子没有套间之说，都是一直通，后面有空地的就留后门。我家的房子后面是很高的石坎，所以只有一扇很小的窗，没有后门，房子每户三间，后面的那间做厨房，中间和前面靠公路的作卧室用，中间的这间房光线不足，很黑暗。
    随着时代的发展，后来盖的房子就在墙与瓦的分隔处加上了一层竹席做顶棚，我家住的就是这种顶棚有竹席的房子，很多讲究的人家就上单位找来很多的报纸，用浆糊把报纸糊在顶棚的席子上。那时的报纸用处很大，倒不是看的人多，而是贴墙壁的用处多，比如每年冬天家家烤火用的小火房，还有很多没有粉刷石灰的砖瓦房，能用些报纸贴在上面也是很卫生和体面的。还有的好处就是，万山阴雨天多，地潮湿，家里家外的蜈蚣虫特别的多，我的俩个女友就被蜈蚣咬过，一条大腿一下子就肿得大大的。记得，刚搬进这房子不久，妹妹有一天在家里洗澡，（那时也没有公共浴室，家家都是自己用木盆在家沐浴。）刚脱掉衣服，一条五六寸长的蜈蚣在热水里乱串，妹妹吓得在屋里大声惊叫。不久我早上起来穿裤子时，脚刚一伸，一条长大的蜈蚣就从裤管里掉了出来，把我吓坏了。为了怕虫，我后来用石灰把墙和顶棚通通的粉刷了一遍。
    因为中间房光线太暗，爸爸就把顶棚上的竹席开了一个洞，然后把屋顶上的瓦取掉几块，放上透明的玻璃瓦，这样，白天太阳的光线就可以照进来了，晚上我们也能从这个洞里看到天上的星星和月亮。
    这一群房子最前头的一户人家，他家有四个儿子，家里只有姓李的男人一个人工作，家境很困难，大儿子心脏病很严重，二儿子不上二十岁，很懂事很听话，老三老四还在读小学。大儿子因为没钱治病，左胸突得很高，嘴唇常年都是紫色的，20出头了还一点点高，什么也不能干，是个随时都可能死去的人。老二这年正好高三，因为家境贫穷，星期日老二就上山砍柴，（那时的万山家家做饭都烧柴火，有钱的买柴烧，没钱的砍柴烧，只有冬天烤火用煤。）有一天老二早上出去砍柴的，到下午四点多钟，和他一起去砍柴的孩子大声的哭叫着跑回来，说李老二掉下悬崖了，所有的邻居家里的青年男孩都随着喊叫的人去山底寻找。回想着当时和现在相比，民风真的要纯朴得多，一家有事百家帮，不像现在，门对门的住了几年连话都不说一句，很多家长对独生子的教育也是各人自扫门前雪。
    天黑了，和平为首的一帮年轻人把李老二的尸体抬了回来，这孩子为砍一棵经烧的好杂木柴，好柴一般都长在石头缝里，老二一脚踩虚从悬崖上掉了下去，尾节骨从胸口挫了出来，样子惨不忍睹，父母哭得死去活来。老二死后，老二的妈妈常常说见到她家老二，说他老二有时还给她盖被子，说得邻里们害怕起来。
    我家隔壁邻居也姓李，我家搬进二坑，李叔就常常上我家和爸爸聊天，李叔乐观，身体健壮，不上班时喝点小酒，常常红光满面。老二出事不久，一天李叔说头痛，上医院看病，医生没看出什么病。后来李叔感觉很不好，医生让他上地区医院去看，这一去就把头开了颅，再也没回来了。李叔死后，有一段时间天气不好，风大下雨，一阵风吹来，李叔的花圈就从门外吹进了我家里，妈妈当时很心烦，觉得预兆不好，所以后来爸爸去世得早，妈妈一直怪是这事起的因。
    几家邻居接连出事，就引起了一些说法，有人说是这批房子还没建成时，就死了人在这里面，说是一个做家属工的女人，因为刮宫没刮干净，在干活时大出血，死在这房子里，所以这房子一直不干净。
    一天，我上邻居家借织毛衣的针，她家门上用剪刀钉得有衣服在门上面。她家当时有很多孩子，大的下乡插队了；小的还在襁褓中，成天的哭夜，做母亲的认为是这房子不干净，所以就找来法师施法，还给屋里点了很多的香、烛。下乡的女儿叫玉琼，比我小几岁，是77年最后一批下乡知青。玉琼告诉我，这房子不干净，晚上会听到竹席上有声音，是有人一把一把的把砂子洒在竹席上的声音。
    那时的房子每家的上空都是相通的，只是墙是隔着的，夜里谁家说话声音大一点，隔壁都能听到。我一向胆大，从来不相信这些鬼神之说，可是从这天晚上我就注意听，还真的证实了这一说法，是有一阵一阵的砂子洒在竹席上沙沙的响声。为了弄明白这一奇怪现象，我还叫来了人，从我家开的席子口，就是上面放明瓦的地方爬上去看，但什么也没有看到。
    又到了月明时候了，和平家隔壁还住了一户和他家同姓的人家，夫妻两人很有修养，对人和气，忠厚老实，我们也叫他张伯，张伯没有文化，可是很爱讲故事，讲的都是一些民间发生过的真人真事，我很爱听张伯讲的故事，不明白的地方过后还会再问，不爱笑的张伯有时也会笑着问我“你还在想这事啊！”然后大家都笑了。这天晚上张伯正在讲故事，只听到旁边的水管咚咚咚的不停的响，很有节奏，像是有人敲，可是月亮很大，水管就摆在面前，谁在敲呢？那时的水管从来都是露在外面的，冬天有时也用稻草缠在水管上防冻，没有见过埋在地里面的，鬼敲水管的事也常有传说。
    因为有月光，看得很远，水管是从山顶上的水池接下来的，有人就能看到。这次没看到人只听到响，又引起了很大的猜疑，闹鬼的事让我感觉害怕，特别是看到邻居家里的燃着的香及插在门上的剪刀，想着夜里房上哗一阵哗一阵像小石子打在席子上的动静，汗毛都竖起来了。还有的邻居说得更可怕，说晚上有东西摸自己的脚。那时的邻居晚上只要有空只要天气好，都会把自己家的小木椅搬到外面，老老少少就这样聊天，晚上公路上基本没有过路车辆。
    张伯是个很正派的老人，他不相信有鬼这一说法，有时他也讲鬼的故事，但是他只当故事讲，他不相信现在水管的响声真的是鬼所为。他说要看个究竟，没搞清的事不能让它这样吓人，大家说不用看，一目了然，完全可以看到山顶，要是有人会看到黑影的，张伯还是要去看，并且带上了几个胆大的年轻人，不用电筒，小心翼翼的随着水管上去。
    闹鬼的迷解开了，原来是只大老鼠站在水管上，两只前爪举起一个比鸡蛋还大的石头，举过头顶，一下一下的敲着水管，老鼠为什么要这样做，人们只能把老鼠也当成一种有童心的动物吧，因为谁也不知道原因。这事过后，邻居们也想证实房顶洒沙石的事情，就在半夜发出响声时，架个梯子爬上去，用很亮的手电筒照射，结果真是老鼠所为，老鼠用两条后腿把盖瓦时留在墙上的灰石洒在席子上。一时间恐怖的闹鬼事件解决了，但是因为住这房子，因为李叔的花圈倒进了我家，阴影一直笼罩着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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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7-4-3 04:39 | 只看该作者

第二章、再抗争

姐妹反目——朱砂水银——自然减员——护矿队

姐妹反目

    我这一生里，姐姐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在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言谈举止无形中都有着姐姐的影子，在农村长大的我在思想和其它很多方面也有着和院子里一起长大的同龄女孩不一样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会一个人听风，看云，想心事，我能忍受所有的痛苦，可是我会为一本书、一部电影、一个剧中人泪流满面，我身上有着和农村人很不协调的小资情调，这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受姐姐的感染。在农村，姐姐结婚后曾离开家一些时候，那些日子里我想姐姐都想疯了，就开始像姐姐一样，学弹三弦、学吹萧、吹口琴、笛子，看小说，当我看‘青春之歌’这本书的时候，姐姐就是里面的林道静，当我看‘野火春风斗古城’时，姐姐就是里面的金环、银环，当我看红楼梦时，姐姐就是里面的晴雯，因为‘红楼梦’里面我最喜欢的人物就是晴雯。
    总之姐姐在我眼里是最完美的。
    爸爸复职后，我家搬到二坑，姐姐常常上一个湖南老乡也是邻居的谢姨家玩，我虽然年纪不小了，但是还是离不开姐姐，她爱去的地方我也爱去。有一天谢姨突然对我说，你姐姐的对象要来了，我大吃一惊，姐姐哪来的对象？如果姐姐有对象，我一定会第一个知道，我以为谢姨在和我开玩笑，可是看她的样子又不像，我当时紧张了，一些我一直埋在心里不敢说出来的可怕的感觉向我袭来。在我的追问下谢姨告诉了我，姐姐的对象就是二毛，一时天旋地转，这消息太可怕了，这对于我们这个刚好起来一点的家，该是多么大的打击，为二哥的事我们一家受了多大的耻辱。
    我虽然受姐姐的很多影响，但是在姐姐的个人问题上我不能接受她的这样的选择，不光是不能接受，简直是反感及了。在我看来，不管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她）都逃不掉环境和社会对他的教育和熏陶，我是在农村一个家族气氛很浓的环境中长大的，也是在爸爸妈妈的传统观念和文化教育中长大的，姐姐要是真的和二毛好了，就意味着对家庭的叛逆，按当时我的心理来说，也意味着伤风败俗，如果姐姐这样，爸妈一定会十分伤心和痛苦，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爸爸妈妈难受，他们吃太多的苦了，我长这么大还刚看到爸爸妈妈吃上饱饭，才看到他们紧锁的眉头刚刚展开一点，可是他们还没有完全享受过真正的幸福，他们还在为我和姐姐的工作担心，我希望不久的一天能看到爸妈不为我们姐妹今后的生活担忧，看到他们真正发自内心的笑容。可是现在，家里稍微平静一点，条件稍微好起来一点，还一天好日子都没过上，只是刚从农村，刚从文革的阴影里走出来，心里的伤还没结疤，姐姐和二毛恋爱的这一打击定会让爸爸妈妈痛不欲生。我对姐姐的爱，胜过一般姐妹的爱，我可以为她去做一切，可以为她去死，但是我不能接受她对这种婚姻的选择，她要是真的和二毛结婚，就意味我失去了这个姐姐，在当时的心里也许我能接受姐姐的死，却不能接受她的这一不光彩行为，我要尽我的努力去阻止这事。
    我从谢家跑了出来，一个人坐在山上的悬崖边，不想让人看到，我要理一理自己的思路，我想了很多很多，我还是不能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我想把迷途的姐拉回来，我不知道怎么向她表白我对她的爱，我希望姐能看到一家人这样爱她而感化，我不希望她这样自私，我希望她能顾及爸妈的感受，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我的意思，在姐姐心里我还是个没有思想不成熟的小女孩，我从来没有和姐讨论过人生及前程，在她面前我只有听的份，她说什么我都是个好听众，我更没有想到去找她谈什么。想了很久只能作出一个决定，让爸爸早些退休，让姐姐接班，让姐感受到家人对她的爱和关心，用爱去感化她。从四清到文革结束姐姐没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也许是太多的打击促使她去接受二毛的爱。
    这天晚上姐姐和往常一样上谢家玩去了，我和爸爸妈妈在家，我对爸爸说让他早些退休，让姐姐接班算了，爸爸愣了一会，看了看妈妈，妈妈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姐接班了你怎么办？我笑着对妈妈说，我等嘛，还有怎么办？我一个人，姐是俩个人，她要是一辈子没工作小波以后怎么办？谁来帮姐养小波，她带着个小孩找对象都难。爸爸听了，叹了很长一口气说：春妹子太不听话了。其实在当时爸爸对姐和二毛的书信来往也有所察觉，只是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都不想把这层纸捅破。
    在当时，社会上很多子女多的家庭，为了争接班，争个工作，打得头破血流的多得很，爸爸不想退休也是想让我和姐姐中一个能等到矿上解决一个工作再退，可爸爸也知道等工作不是一件容易事，爸爸问我，“桂兰，你姐接班了，你以后没工作不怨我吗？”我说我宁愿自己吃苦，也不愿意看到姐吃苦。第二天爸爸就打了退休报告，姐姐就顺理成章的当上了工人。
    姐姐上班后，还是和二毛书信频繁，我成天提心吊胆，生怕姐姐把和二毛的事说出来。姐姐只要是自己说出来了，这事就没得变了，我太不愿意看到这一事实了，感觉太丢人了，可是有一天爸爸看到了二毛给姐的信，姐姐也不否认这一事实，爸爸一下子疯了似的，大骂，边骂姐姐边摔东西。我心痛爸爸，也恨姐姐，当时我的那种矛盾心理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一直怕失去姐姐，可是姐姐还是要走这条路，我当时的心情是现代人无法理解的，我特别的爱姐姐，可是当姐姐非要叛逆父母、叛逆家庭，非要这样伤风败俗、大逆不道，我心情矛盾极了。我不可能对她的行为做出认可，那就意味着失去姐姐，我非常痛心，对姐的爱一下子转为恨，那恨入骨三分，从来对姐姐百依百顺的我也帮着爸爸骂姐姐不要脸，并帮着爸爸把姐姐的衣物丢在了外面，把姐姐赶出了家门，就这样姐姐带着她儿子小波住进单身宿舍。
    姐姐走后我十分的痛苦，每天晚上都悄悄的哭到深夜，有时候睡梦中还哭她，醒来枕巾都是湿的，睡不着觉时，常常听到爸爸妈妈叹气，我总在回忆和姐姐相处的日子，心里恨透了二毛，回想着从小和二毛打架的经过，觉得二毛是个坏人，不是个正人君子，从心灵深处还是希望姐姐有一天能够改过，回到这个家来，其实这也是当时爸爸妈妈的心愿。
    二毛比我大两岁，我和二毛从小就爱打架，恨他时，又想起我十二岁那时，他发动了全大队的贫下中农的子女开我和妹妹的批斗会，在生产队的打谷场，几十个孩子站在那里，二毛就上我家把我和妹妹骗出去，到了打谷场二毛就宣布批斗会开始，然后就有些孩子上来让我和妹妹把头低着，还有的孩子来压我和妹妹的头，妹妹吓坏了，把头低到胸前，我不肯低头，一个劲的把妹妹护着，心里恨死了二毛，后来来了一个孩子的祖母，一顿的棒子打，会就给扰了。从那以后我就常常和二毛打架，我们一起上学的路上差不多三天一架，每次都要打到二毛哭为止。二毛很要强，他就是没打输，只要是我先动手他也会气得哭，我和二毛打了好几年的架，直到二毛被招工为止。
    在工作单位二毛长高了，长得帅气，也一副城里人打扮了，和那时的城里来的下乡知青一样，流行穿小裤脚，裤脚不光小而且特别短，大冬天的下雪天有些还有一小节脚肚子露在外面。农村的年青人也个个仿效，可是乡下的裁缝不会做，城里人穿的小裤脚贴身，而乡下的裁缝做的，上面很大，只有裤脚口小一点，所以不管在哪里，城里人、乡下人一眼就能认出来。可是二毛不再像个乡下人，是个很招女孩眼光的男孩。二毛工作后也常常回来，但是不再欺负我家，他常常为我家打抱不平。他去工作时，我和他还不说话，后来长大了，他回来主动找我说话，我也不再恨他了，只是对他的一些行为心里还是有些成见。直到姐姐生下小波，奶水特别的多，天天挤来丢掉时，二毛一天上我家看到了，怎么也要姐姐用杯子接一杯给他喝，姐姐真的挤了一杯给他喝，天热，在挤奶时姐姐不停的滴汗，二毛对姐姐说“盐就别放太多了啊，”姐姐大笑。二毛常常跑我家玩，只要是回到院子里多数时间都在我家，二毛变得幽默起来了。二毛说过姐姐是个思想家，特别听姐姐的话，以后的日子里姐姐每到受人欺负时，二毛只要在场，都会挺身而出，二毛出身好，又在工厂工作，乡下的造反派拿他没招，他在单位工作好、人缘也好、常常爱打抱不平，所以很多时候他就像姐姐的保护伞。特别是在爸爸忙落实政策那三年，姐姐为爸爸政策落实往返于贵州湖南之间，没有二毛的帮助，姐姐很难逃过造反派的魔掌。
    二毛在厂里也有不少女孩喜欢他，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个个的拒绝了。二毛对我一家的义举让我感动，他帮助过姐姐，也帮助过爸爸，我在心里对自己这样说过，我们一家要是有出头之日，我会把他当自己的亲哥哥。可是他和姐姐这样我就不能接受了，我感觉他们也不该这样。第一，二毛比姐姐小得太多；第二，我们是一个家族，这是最大的忌讳；第三，姐姐的文化和二毛也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啊！爸爸妈妈最不能接受的是我们和二毛一家是同一个家族——其实那时婚姻法也有规定，出了五服是可以结婚的，我们两家以经不止出五服了。但在乡下，在家族那种氛围里生活长大的我，接受不了这一事实的。
    又到春节了，我也领了一百多元工资，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挣这么多的钱，那时最好的肥肉才七角六一斤——那年代人们不是买瘦肉，而是越肥越好。鸡鸭都只四、五角钱一斤，家里可以过个好年了，我心里十分想姐姐，我心里默默的盼望姐姐能回来过年，不再和二毛好了。可是离春节只有几天了，我听说二毛要来万山过年，我心里再一次非常的恨姐姐，我希望爸爸妈妈能愉快的过个年，可是二毛一来，二坑这么小的一个地方，爸爸看到了一定非常生气，大年二十九，我对爸爸妈妈说不如上贵阳大哥家过年，爸爸一下子很高兴的答应了，为了不让爸妈知道二毛来了，大年三十，天下着很大的雪，我担着爸爸妈妈的行李，还有妈妈做的腊肉香肠，几十斤花生米（那时花生米非常紧俏），赶赴贵阳。大哥也非常高兴，见到爸爸妈妈这样开心的过年，我心里也很开心，心想总算让父母过上一个物质丰富的年了，可没想到的是还不到初十，姐姐的信就到了贵阳，宣布了她和二毛的婚事。爸爸妈妈一下子全气病了，妈妈一个劲的哭，爸爸气得说胡话，吃不下饭，好好的一个年过成了这样，我对姐姐的恨更刻骨铭心了。我恨她伤风败俗，没有良心，没有孝心，恨她给家里人丢脸。
    过完年我要干活了，我提前回来，让爸爸妈妈多在贵阳玩些日子，那里有妈妈的家族，有很多堂舅和表哥表姐，他们可以常常来陪爸妈玩，我不想二老回来看到姐姐二毛在一起。我回来几天没有看到姐姐，但是听和姐一起上班的人说姐姐背地里骂我，其实在姐心里我一直最听她的话，我一下子这样对她，她也受不了，可是在我心里，要就姐能回心转意，要就我们成陌路人，在农村长大的我把姐的这桩婚事看得太丢人了，我说不出的痛苦和矛盾。那时没有电视，有的也是个别条件好的家庭有台把12英寸的黑白电视，电影院才是整个万山最热闹的地方，人们的文化生活最丰富的地方。那天我在电影院看到了姐和二毛，我躲路走过，可是和我一起的女孩，也是和姐一起上班的同事，她对我说，刚你姐骂你傻狗，我气不打一处来，本来为姐这样气爸爸妈妈我就恨她，现在她还骂我，我正在气头上时姐姐和二毛从我门口路过了，我想都没多想，跑过去就找他俩打架，我怎么也打不过他俩，就二毛一人我也不是他的对手，可气愤中的我管不了这么多，打输了又提着虎子打到她门上去。我被打伤了，我也把二毛的头打破出血了，晚上，和平和和平的爸爸还有很多很多邻居上我家来了，他们七嘴八舌的，老年人都觉得姐姐这样做是给家人脸上抹黑、给社会抹黑。那时的人们思想还很封闭，在万山别说是家族就是同姓结婚，背地里也有不少人议论说闲话，很多老人反对子女找同姓作配偶。
    在乡下长大的我就这样和姐反目成仇了。我恨姐姐不争气，我们姐妹好不容易离开那个让我们受尽屈辱的故乡，现在我们可以扬眉吐气的回去了，可是姐姐这样处理个人问题，我们怎么扬眉吐气的回去，我们永远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爸爸妈妈在人前也永远抬不起头，封建意思完全统治了在农村长大的我，我一点也不能理解姐姐的感情，我对姐姐的爱全部转成了恨。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姐姐和二毛的婚事，二毛一直对姐姐这么好，他们感情是真挚的，他们的婚姻也是合法的。

朱砂水银

    在待业队搬完冶炼炉的木料后就开始拆炉子，因为冶炼炉下面的地底下会有流失掉的水银，坑口就让这些待业人员把地底下的水银挖了出来，回收给国家。
    水银是朱砂提炼的，工人们先在地底下的石头里打巷道，然后探矿，再化验矿的含量，确定后就开始开采。经过打洞、埋药、爆破，工人们就把炸下来的矿石运送出来，在上世纪50年代是用人工运送的，因为洞子里爆破后灰尘太大，通风防尘不好，工人在爆破后不久就进去运送，久而久之，大部分老工人都有矽肺病。
    在那个年代，人们只能用人工选矿，把运来的矿倒进一个大溜槽里，后来慢慢的陆续用了机械，就有了机选厂，井下也有了电机车，可是工序基本一样。把没有朱砂的矿石拉出去倒掉，一搬都倒在山谷里，然后把纯朱砂挑选出来，绿豆大的叫绿豆砂，玉米大的叫苞谷砂，再大的就叫宝砂，朱砂的形状非常漂亮，呈三角形，有朱红和枣红两种，通体发亮，传说中朱砂辟邪，所以很多当地人在做棺材时会把很多朱砂放里面，我在给我爸爸做棺材时就放了好几斤粉砂，还在四只角上放了四颗大指母大的宝砂。
    把纯朱砂选出来后，其它矿石就送到冶炼炉炼水银。冶炼水银就像烤酒一样，水银在金属里的比重仅次于黄金，水银是液体金属，只要有一点缝隙它就砧进去了，所以冶炼炉只要有一点缝隙它也会跑到地底下去。水银是有毒金属，冶炼工人每年有半年的疗养时间，但是用不了几年这些工人都会开始掉牙，口腔出血更是常见的事了，大部分人都会手发抖。在最困难的年月，虱子成灾的时候，冶炼工人的家里也不会有虱子，有些农村人虱子太多了无法消灭就去冶炼厂要一点水银灰，放在头发里或床上，一会就会听到虱子蛋噼噼啪啪的爆炸声。
    当我们第一次把炉子地面的水泥板拗开时，大家都傻眼了，摆在我们眼前的乱石和水泥板的背面上全是一颗颗亮晶晶的水银，像露珠一样挂在上面，有些经抖动掉下来马上钻到地底下去了，工人（待业青年）们个个争着把石头上的水银用手抹下来放在各自带来的小盆里，然后把它装进水银罐里，不一会，带去的水银罐就装满了，一罐水银有75公斤，可地底下还有太多的水银，工人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派人走进洞里的罐头——也就是电梯，那里有个电话，是供井下和地面联系的唯一的通讯工具，在那里把这一消息告诉坑领导，坑口马上派待业队的负责人下来，并带了两个水银罐下来。待业队的头头说话声音特别大，人们后面叫他大炮，是个文革造反派小头目，文革中因为派性吃过不少苦头，也整过不少人，给人的印象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坑口领导把一些得罪人的事都让他出面，他也很乐意这些差事，感觉很受领导重用。他又是当地人，虽然没有文化，可嘴还是很会说，一些俏皮的待业青年只有他能制住。第一天我们装满了三个罐子，还装满了各自的小水瓶，队长兴高采烈的向坑长报了功，把回收回来的水银放在待业队的办公室，可是没两天办公室的门就被撬开了，小偷把水银偷走了一部分。
    社会经济开始开放，什么东西都能在市面上卖了，朱砂水银也一样的大摇大摆的放到市面上交易了，赶集日有小半条街都摆上了各种不同规格的朱砂，有外地人也有本地人光顾这一市场，能卖钱当然就有人偷了。当时我们大家挖水银没有定额，不管谁弄多弄少都一起分钱，钱是由队长说了算，水银很值钱，可它是国家的，当时在水银矿的人们和领导不像其它没看到过水银这东西的人们，把水银想得很可怕，特别是待业队的队长，从来就没有想过这是有毒的东西，要给这些待业青年多一点钱，让他们吃些保健品，（那时人们还没有保健食品这一慨念）就是多发点钱给他们让他们去买点鸡鸭肉之类补补身子也好。我们所得到的只是一天一元多钱，所以待业青年也一样的偷，有些就在装水银时把自己带去的小瓶子装满，再拿去卖掉，一小瓶子水银就有好几斤，市面上可以卖11到13元一斤。办公室被偷后，队长想了个办法，把弄回来的水银放到我家。他说放到我家，我也没想过这东西有毒啊，还有怕别人上我家偷什么的，就答应了，放我家时也从来不先过称称，可想而知，我爸爸妈妈教出来的我有多傻，我竟然没有发现一个待业青年卖水银，是后来办学习班，有百分之九十的待业青年进学习班承认错误，我才知道大家弄钱的事。但是这次我破例的不觉得他们做错了什么，反而为他们高兴，因为当时要不是这些青年，也不一定有人想起要去把这些水银挖出来，因为这个冶炼炉已经很多年不用了，也没人管，直到厂房顶上的瓦都掉下来了、房柱都偏了，整个房子都快倒了才让这些找不到活干的待业青年去干这活。
    厂房下面乱石上的水银挖完了，人们就把这些石头搬开，用锄头把一些泥砂挖出来，放山边的泉水里淘，泥砂就在上面，水银全在盆底，时间长了，慢慢的不太能弄得到水银了，队长就下令，工资按各人弄的多少提成，这样有些人就不愿干这活了，只有少数几个年龄大一点的，还有就是一个年龄虽然不大，可因为在家受她后母母亲虐待的女孩一起干了，就是这样我分到的钱还是比平常高，就是傻，一点没想过把水银拿去私自卖掉，别人问到家里来都没想过，后来我为这事还开过爸爸的玩笑，说爸爸教出来的人全是傻子。
    干了不到三个月我满口牙开始出血，四个月后吃饭时拿筷子的手指不听使唤的抖个不停，再后来抬碗的手也开始抖动，妈妈说别去干这活了，和我一起的几个待业青年也都出现这种情况也都不去干了，这活就由家属去干，但是水银已经挖得差不多了，不是很容易就弄得到了。
    坑口没再派人去弄水银，后来一些地方上的农民就开始来了，他们体力好，也会弄，他们把我们挖过的地方整个翻了一遍，就开始往深处挖，这一挖就真出水银了。农民们行动大了，惊动了坑口，坑口就开始干涉，不让农民上矿区来了。有一天矿上突然放广播，叫所有的待业青年和所有职工，包括在家休息的职工全都上球场集合，个个都带上武器。其它坑口也来人了，黑压压的一片，个个神情紧张，又像文革那样，我看到这样的场景不免有些害怕，心里也知道与我和我的家人无关，但心里就有那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后来我自己把它称为文革恐惧症。
    人们分三条路向山谷冲去，一路走洞子里下去，一路坐电梯，一路从我家旁边山上的小路下去，我没有武器，在心里想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可能和别人动武，这是国家的事，没有让我拼命的理由，队长还是给了一根木棒给我，走到我家山后面就看到山谷里二坑长年堆积的废矿石堆里布满了黑压压的人，是些来捡朱砂的农民，这里已经堆积上百年的废石了，一直没人重视过，这些废石里也有少量的朱砂，现在朱砂在市面上能卖了，人们就想起了这些废石堆。
    往下面冲去的人们手里拿着喇叭，不停的警告着捡砂的人们，让他们赶快退出，不然就抓人了，待业队的队长声音最大，他领着一帮社会青年，很多男孩都不懂事，特别的爱打架，这帮人虎视眈眈的冲向这些农民，就像斗牛场上的牛，只要队长一声号令马上会扑向这些捡砂的人们，我在一边为这些捡砂的人们担心，可是捡砂的人们并不是很害怕，他们的人也多，两边开始大声的吵闹起来，都摆出打架的架式，捡砂的里面也有身强力壮的。队长这次没有发话让打，他在等上面的意思，坑领导拿起了话筒，语气缓和下来，农民开始往后退，散了。
    可是第二天农民又来了，矿里为此就组织了护矿队。

注：做棺材：土话，意为把死者放进棺材里。

自然减员

    回矿五年了，一直没有外地来招工，要工作只能靠矿里的自然减员。78年矿上说我姐妹找晚了，指标分完了，让我姐妹等明年；79年矿里说我姐妹告状告得凶，让我姐妹接着告，明着打击报复不给工作；80年我已经参加待业队，在护矿队看守二坑原来扔掉的废矿。
    那年有一段时间，爸爸妈妈正好上贵阳去了，我一个人在家。夏天，因为那一年农民闹事，二坑的书记有时晚上也来查看情况，我在护矿队认识了他——我们坑口的书记，也是一把手。
    此人姓燕，当时燕书记对我特别的和气，见面总夸我姐妹争气，为我爸爸复职立了功，说心里对我们姐妹早有好评，以后书记有空就常常上护矿队，一天在走路上地面过洞子时，书记特地等着我一起走，问我，爸爸妈妈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没有，书记又问我有对象没有，我说有追求者了，书记笑了。又问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帮助的，我说那当然有了，如果他真的想帮我一定能办得到的。他问我什么事，我说我都回城几年了还没有工作，一些条件没我充分的都安排工作了，论年龄，论家庭条件，论在农村下乡的时间，论矿里招工的条件，我哪一条都比别人充分，可是我没有关系，坑口没人帮我说话，矿里领导又因为我为爸爸落实政策和他们吵嘴恨我，要是书记能帮我，把我的名字报上去，再帮我说点好话，这事一定能成。
    燕书记当时认真的听我说了这些，想了想便对我说他一定帮忙。他还告诉我让我去找爸爸的一个老朋友，也是落实政策回来，刚当上副矿长的郭伯伯。我感觉燕书记是很有诚心的，就告诉他，我们姐妹落实政策时，常常也上郭伯伯家，在郭伯伯家吃过不少饭，要是今年自然减员郭伯伯能说上话，他也一定会帮我的。
    书记很高兴的对我说，这事今年可能能解决了，让我放下包袱，开开心心的。因为那时我有些自我封闭的倾向，封闭自己有几个原因，一是失去了姐姐，和姐姐打架后，姐姐就一直躲着我，本来她去赶集和上矿机关办事、后来再读电大，我家门前的公路是她的必经之路，可是因为我找她打架后，姐姐再不敢走这条路了，只好翻山越岭。我心里很矛盾，特别是刚打架不久，小波波上学都绕道不过我家，我心都快碎了。我爱小波也像一个母亲爱儿子那样，爸爸妈妈都很爱小波，当爸爸把小波叫到家里为他弄吃的时，我忍不住的哭。我不愿意姐姐知道我心痛小波，家里有好菜，我就站在门口悄悄的看他放学没有，看到了就装着碰巧遇上的，把他叫进家吃饭。
    和姐姐的反目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另外待业人员里我是年龄较大的一个，有些应届毕业生比我要小八九岁，我有自卑感。所以在参加护矿队时我常常带本小说或杂志什么的一人坐在一旁看书，不加入他们打闹，在这些人当中，我没有一个能说知心话的。有一个比我年龄大的女生姓罗，我叫她罗姐，也是下乡知青，回来两年了没有安排工作，没有安排的原因是她在下乡时嫁给了一个农民，在农村生了三个孩子，所有的知识青年都招了工，她因为丈夫是农民没有给她工作，因为上面没有针对这类情况下有文件，她便成了三不管，成了受歧视的知青，她在这帮小年轻当中也感觉孤立和孤独，有时我俩也聊聊天，可是罗姐成天只会说她公婆怎么对她，说她老公当初怎么追她，还有油盐柴米之类的东西，不像我姐那么有思想，所以我与她之间的交流也不是很多。
    走出洞口已是下午吃饭时间，书记问我上哪吃饭，我说自己在家煮，他说他上我家和我一起吃。他还说他带了好菜，因为书记家住在矿机关，机关离二坑就是沙木洞有十来里路，所以平日就很少回去。
    书记就上他宿舍去把他从家里捎带来的菜拿来了，我烧柴火煮饭，用柴火、铁锅做的饭特别好吃，厚厚的锅巴又香又脆，书记一点架子也没有，非要帮着我来添柴，我很不自在，有些受宠若惊，不让他帮说自己能行，可是他非要抢我手里的火钳（那时烧火都用火钳和竹子用的吹火筒——现在的城里孩子们看都没看到过的工具）。抢火钳时，他的手捏到了我的手，我不知道怎么的，心跳脸红，我想让自己平静些，就是做不到。我感觉十分的尴尬，可是书记的样子很自然，我好盼望有个人来我家，打破这尴尬的场面。这时和平进来了，书记见到和平打了个招呼，然后问和平有事吗？和平说没有事，吃过饭没事出来转转。和平也是个老实人，见了当官的也没话说，也觉尴尬就走了，书记在我家边吃饭边问我一个人睡觉怕吗？我说那有什么怕的嘛，并开玩笑说那时流浪街头在矿长家屋檐下睡都不怕，现在在自己家里怕什么？
    书记笑了，又问我一个人寂寞不。我一时答不出来，睁着眼睛看着他，一会才问他，他说的寂寞是什么意思？书记笑笑不答，让我说说我理解的寂寞。现在想想我那时真的很傻，真的和他讲起自己对寂寞的感受，我说我觉得一个人没有人懂，没有人理解，没有人倾诉，就是在人群中也会感觉孤独，在欢声笑语中也会感觉寂寞。书记愣了一下，装着很严肃的样子对我说，你和其他的待业青年不一样，你比他们有思想，以后你把我当知心朋友，有什么困难第一个找我，你有培养前途，什么包袱也不要背，工作会解决的；只要你听党的话，听组织安排，有想不开的地方多找我汇报。我万分感谢的给他沏了一杯茶，不过书记不喝茶，那天晚上我自己把那杯茶喝了，茶太浓，害得我一个晚上没合眼，从那以后我懂得茶喝了睡不着觉。
    我特别喜欢孩子，隔壁的邻居黄姐生了个儿子，样子十分可爱，每天晚上我都上她家逗孩子，这天吃完饭不见我出去，黄姐就大声叫我，书记听到就走了，走时做了个鬼脸丢了个眼神，说实话，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媚眼。
    书记第二天又下来视察工作了，又说上我家一起吃饭，我有些紧张，因为和当官的在一起放不开。我就想起了知青罗姐，把她也拉上了，一开始书记不高兴，说我怎么和一些结了婚有孩子的人玩到一起，说姑娘家应该天真活泼，可是罗姐对书记非常热情，总有话找书记问。罗姐在时我就不觉得受宠若惊了，也不觉得尴尬了，所以只要书记来我家，我就把罗姐拉上，罗姐也特别愿意。后来书记就不来我家了，改上罗姐家了；再后来罗姐的邻居就说罗姐的坏话了。因为罗姐住的房子最差，原因是她虽然回矿了，但是不是职工，没有分房的权利，只能自己找房，她就只能住在山上一栋破烂没人管的房子里。那房子还住着一户退了休的老俩口，俩老的儿女不在汞矿工作，老人住在山上的房子虽破，但是宽敞一些。房子不隔音，儿媳妇曾告诉过黄姐，说公爹不好，儿子儿媳在家也这样疯，和老太太弄得床嘎嘎响，可那时的我20好几了，还一点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燕书记和罗姐的闲话也就这样传开了，只不过我当时没听到，是后来我的工作没解决，爸爸用这话骂了燕书记，并向矿里反应了这情况。
    又到了年底自然减员了，我去找燕书记，请他帮我。燕书记不像原来承诺的那样热情，有些吱吱唔唔的，我又去找郭伯伯郭副矿长，郭伯伯告诉我很困难，按理说这次名额是该给我的了，可是阻力很大，原因是坑口燕书记要保罗姐，因为我们坑在我与罗之间只能解决一个，在当时人们的眼睛里，结婚生子了的知青、特别是嫁给了农民的知青，是知青里社会地位最低的，就是地方上解决工作也是这样，很大一部分这样的知青的工作都是最后所有知青解决完了才解决的。为这事郭副矿长和坑口的燕书记吵了起来，这一吵就在矿里产生了两派，为了平熄争论，矿里来个决定：一个都不解决。
    又到了81年自然减员了，名额一下马上就分完了，罗姐工作解决了，因为燕书记还在坑口当书记。按理说罗姐解决工作也是应该的，这是我自己当时的看法，我一直没有因为没得到工作对罗姐本人有意见，我觉得她也是时代的牺牲品。可是为什么我就一定不能有工作呢，跟我一样条件的不是都解决了吗？我哪点也不比别人差呀，有年龄比我小的、家境比我好的、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都得到工作了；还有，优先知青，可是我比知青吃的苦头多得多，起码知青不受政治歧视吧？不是为我爸爸平反了吗？那为什么我还要受这不平等的待遇？文革的错误是盖棺定论了吗？为什么我要永远当这个错误的牺牲品？我没想通，我意识到这样等下去是没有止境的，我马上跑到贵州省劳动厅反应情况，省劳动厅人事局让我给冶金局劳资处带了个条子，让冶金局处理此事。到冶金局已经很晚了，人们正好下班了，我堵住了劳资处处长，处长姓董，听说他父亲就是冶金局的局长，董处长比我大不了几岁，他听完我反应的情况，有些同情，他说明天讨论一下再回答我。冶金局离哥家太远，我不想上哥哥家，不想让大哥知道我来贵阳了，不想把自己的情绪带给他们，他们为我愁也帮不了我什么忙，冶金局办公室的火炉烧得很旺，我告诉董处长这晚上我就睡这办公椅了，董处长说不会吧，我说是真的，我说没钱住招待所。他又急着回家，他说那我不管你，你要是说真的，你就在这吧。他走时，说要锁门，我说不用，我就在这里过夜，他说不行，我生气的问他，那我上你家？他无奈的摇头走了。
    那晚上我就自己添火，真的在冶金局办公室呆了一晚上，心里越想越气，一个晚上没睡。第二天人们来上班了，有些提前下班没见到我的人，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不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有些见到我和董处长说话的也很吃惊，说妈呀！真行啊！董处长来了，他也大吃一惊冲我说，你真的在这里过夜了，我说是，如果你们不解决我就把被子搬来。董很客气的对我说，我理解你的心情，是不小了，要是有个工作，也该成家了，你在这里坐着等，我们开个会。中午11点左右，董出来告诉我，赶快回去，他们给了两个名额给汞矿，估计矿里会给我的，说他们也打了招呼，还说矿里也来人要名额了，矿里的人已经走了。
    那时每天只有一趟火车上大龙，矿里的人有小车，而我只能赶火车，但是火车已经开了，还好当时贵州汞矿有个转运站设在贵阳冶金局，为爸爸落实政策，这些年间我们姐妹早和转运站的人混熟了，这里的每一个人对我家和其它受迫害的人们都很同情，只要是有便车都会帮我们找。下午两点，转运站的赵叔给我找到了便车，其实驾驶员在为爸爸落实政策这些年中我们也都熟了，司机比爸爸年龄小几岁，姓姚，他听说我为工作的事来贵阳，也很生汞矿的气，他说他开快一点，争取天亮赶到万山，可是天气不好，有些地方已经结冰，车只能慢慢的走，等我们赶到矿办公室已经下午了。办公室主任告诉我名额已经分下去了，只有等明年了，我就找他们论理，我说冶金局董处长告诉我的，有我的一个名额。他们说实在没办法名额已经分了，后来才知道，有一个多子女的老实工人，家里生活实在困难，这次本该解决的，却没能解决，而矿里当官的子女大大小小全解决了，这个人一气之下拿了劈柴的虎头，去了矿长办公室，把矿长们吓坏了，这名额就给了他。可是还有个名额啊，我只有找劳资科长，科长只能说好话，还把副矿长叫来一起做我的思想工作，说了很多困难家庭的情况，我也觉得有些家庭的确也困难，可是既然矿领导知道这么多的困难户的孩子需要解决工作，为什么这些领导家的子女却不到年龄就都工作了呢？再说全矿还有一个我这样大的未婚女青年没工作的吗？闹也闹了，说也说了，名额已经分给别人了，只好再等吧，再说我这人一贯吃软不吃硬，他们已经承诺明年解决就算了。但是我变得不爱说话了，在落实政策那些年，在农村那么苦，我们姐妹在一起都常常开怀大笑，现在妹妹读书走了，姐姐走了，我怎么也笑不起来了。
    82年的自然减员又到了，那些天天天下雪，每当这时候家家有子女待业的都开始活动，我也找了坑口和矿里，提醒他们去年对我的承诺。可是这些天矿领导很不好找，他们知道找的人多，都不在办公室，听说名额就分完了，还是没有我的，我知道矿里还是因为我为爸爸落实政策的事报复我。那天我上舅舅家，舅舅家就住矿办公室旁边，舅舅告诉我，自然减员马上结束了，明天各单位负责搞这工作的都要来矿里开会，舅舅是福利科科长，开会要就餐，所以舅舅知道消息。
    天下着鹅毛大雪，我踩着半尺多深的雪，走到了矿办公室，会议已开了一会了，因为冷，会议室烧着煤火，我推开门，室子里一大股暖气扑面而来。很多人把头转了过来，有些人认识我，因为我们姐妹在万山为爸爸落实政策闹得太凶，知名度很大，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地里介绍我们姐妹的情况，地方小了，有一点事就一下子传开了，认识我们的人一见就知道我是为要工作来的，很快的向旁边人悄悄介绍。这时正在作报告的矿长，也是曾经欺骗过我后来又说我冲击会场的那个矿长，他一直对我们姐妹耿耿于怀。矿长看到我很凶的问我来做什么了？我说为要工作，他说你没看到在开会吗？接着很凶的对我吼叫：“给我滚出去！”我正在气头上，他却给我一个下马威，我不理他，站在他站的地方，对大家说了我的情况，从落实政策说到这些年的自然减员，我说得很快。矿长叫散会，可是没人动，个个都静静的听，矿长多次叫散会，后来矿长说你们不走我走，他自己说着冲出了会场，别的人也开始慢慢的离开，有人从我身边过时悄悄的给我树大姆指，有些人见矿长不在就小声说，本来就不合理，让我们来我们也只是个傀儡，没有一个人当着矿长的面拍马屁训斥我的。
    人们都走了，我没走，矿长返回了会议室，他是来拿茶杯的，我堵在了门口把门反锁了，他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什么也没想干，现在只想听他道歉，他冷笑，我拿出了口袋里的牛角刀，一把非常锋利的当时很流行的牛角刀，我拿着刀削指甲，我告诉他，我没工作我感觉活下去没意思，但是我想为人类办件好事，除掉几个混官，让其他像我一样的人们不再受迫害，矿长吓坏了，他开始向我道歉，并不停的说他和我爸爸一样大年龄，让我为我爸爸着想，我出了事我父亲会怎么难过，我告诉他我死了我父亲身上的负担就轻了，因为我不能看到我年迈的父亲养活我，我还问他，他也是为人父的人，为什么看到我时没有一点同情心，他在骂我时为什么不想到我父亲的感受？除非他不是个人，他也不停的承认自己不对，他说他愿意当着大家的面给我认错，说他不该当着大家的面骂我混，伤我的自尊，后来他说他一定解决好我的工作问题，我说我知道你说话和放屁一样，因为我不止一次的领教过他，他说让我放他出去，我说可以，但是我要把你肚子里的饭放出来，我要看看你这么没良心的吃的是什么饭，他吓坏了，说小尤，你陪我死你合不来，我以前做得不对以后我改，你一定要冷静，给我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事情弄到这一步不是我一人的错，是社会造成的，我把他关了三小时，人们吃了中饭又来上班了，有些人没去吃饭，不停的在外面叫门，帮说好话，我看他说好话的样子可怜，心里有些软了，他说要撒尿，我说就拉这里吧，命都不要了还要这么多脸？他流泪了，我看他可怜把他放了，矿书记把我叫过去，让我吃了一碗在食堂打来的饭。
    第二天星期天，雪更厚了，矿里副矿长和劳资科长，组织部长踏着深雪走路上我家了，10里多路，很难得让他们在这样的天走路，一进我家门问我爸爸，桂兰上哪里了，爸爸说不知道，劳资科长说坏了，老尤啊，你一定把你女儿追回来，别让她干傻事，组织部长还吓我爸爸，我爸爸说我这么大了该让社会管了，这时我回家了，他们三人轮流向我赔礼道歉，还说矿长本来亲自来的，因雪大腿又不好才没来，并答应马上下文把我列入知青名额，（不久真下了个这样的文，但是永久都没有实行。）过了一些日子听和平的弟弟说学校开大会时提到了我，让所有年轻人别向我学，胆子太大了敢杀矿长。
    这样，我又成了反面教材。
    这事过后听说，其实为我的工作，我自己这样找省里和冶金局，上面也打过招呼，让他们为我解决工作，是矿长们要报复我们姐妹，所以我这样闹矿里没有采取过激行为，其实当我关矿长时，矿里给公安局去过电话，公安局回答，她们姐妹回矿这么久了要个工作不为过，我想你们处理好这事她们不会闹的，她们还是懂道理的，这样矿里才没有抓我，还上门赔礼道歉。

护矿队

    那个年代，只有国家有朱砂水银的开采权，地方上还没有一家私人开采汞矿的，不久后，政府就下令一律没收所有市面上和私下进行交易的朱砂水银，抓着了还要罚款，市面上是没有了，可是尝到甜头的人们怎么也刹不住车了，一部分当地的农民开始明抢暗偷。
    我被编织在护矿队里，队长让我当几个人一组的小组长，我这个组女孩子多，也不存在谁管谁，队长让我当小组长我就当，得罪人的事我不做就是了。待业队组织护矿队时，就分了好几个组，三班倒。很多游荡在社会上的年轻人也回来了，参加了护矿队，一是挣工资不用花力气，二来可以一天提着棒子煞威风，这些人本来就是些爱打架的人，有个别人甚至可以说道德品质很坏，还没有一点思想，对什么事什么人也没有一点同情心，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只要队长说一声上，他们都会不刹眼的把人打死。可是目前闹事的太多，其它坑口也出现一样的情况，为了制止这些闹事的人们，坑口同意收这些年轻人在护矿队，并指名让队长带好队。
    我们组被指定看守大坪坑一带，也就是废矿石堆和冶炼炉这片地方。值晚班时，我们一干人都很胆小，因为护矿队成立后，坑口又发生几次农民大规模的捡野砂事件，捡野砂就是捡原来矿上倒掉不要了的废石，护矿队就和捡砂的动起手来了，农民也还手打了护矿队的年轻人，这样农民有时白天不来晚上来，他们来挖冶炼炉下面的泥土，不管它有没水银用背篓把泥土背上就跑，要是有人遇到了去管，我们人少时农民也会打人的。
    虽然说是废石堆，但是矿里不让捡，我们是矿里每人每月给三十多元钱请去干这看守活的，遇到了事我们当然也要管，不过作为一个无名的只要工资吃饭的小卒子，看到了就上去叫他们走了算了，可是晚上我们就是见到了也不敢上去阻拦，因为农民和工人特别是和护矿队之间有过打斗有了仇恨后，我们怕报复，我们值班就不像一帮男孩那样总想打架，看到人少我们就过去撵他们走，有时还说好话让他们走，每到我们值夜班我们就躲进一个为值班人搭的临时棚子里。晚间农民来挖废矿石要打电筒，我们只要看到灯光就在远处大声叫喊让他们走，要是动静大了，就跑到洞子里去打电话。让上面护矿队的下来，情况严重坑口就喊广播，全坑口的人们就全部从两边的山上围过来，把人抓起来，抓到坑口保卫处关起来。
    有一天晚上是我们组的夜班，我们几个女孩听到声音，也看到手电筒，但是人很多，我们不敢出声，我们也怕挨农民打，因为来捡矿被抓的人也常常挨打，他们也会报复我们，不过说老实话，农民还从来没有主动的打过我们。那晚动静大了，我们就去打了电话，让上面下来人撵，坑口就喊了广播，很多人就打着电筒从两边山围过来，没有电筒看不到路啊，尽管工人和护矿队的人不出声，可是电筒有光，走山路时山上的石头也会掉下来，有响声，挖废矿石的人们就发现了，年轻力壮的人都跑了。等山上的人们跑到现场，挖废矿石的人都跑得没人了，只抓住一个女人，这女人看样子也是那种不灵活的，特别老实的那种，工人们看没事就走了，待业队这帮护矿的在路上追到了这女人，他们把她连推带拉的弄到了冶炼炉旁边，队长就拿出了刀子（是一把弹簧刀），用刀尖顶着那妇人的下巴，那女人四十多岁的样子，背上还背着一背篓的废矿石，女人弯着腰抬着头，泪流满面的求饶，样子十分可怜。这时一个平日很坏的男孩，就是在社会上偷鸡摸狗的那类人，把女人的背篓用力拉一下，女人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身上的背篓也掉了，队长一把把女人拉起来，男孩就用铁锤打这女人，女人护着头，让铁锤在背上敲得咚咚的响，男孩轮圆了膀子打，女人不停的叫“别打死我，我是寡妇呀，我是寡婆子，你们把我打死了谁给我养三个娃娃呀？你们行行好，放了我，救救我的崽。”在山谷的黑夜里喊声特别凄惨，这时队长又拿起了刀，用刀比着妇人的嘴，不让她叫喊。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在我看来，她不过是拿了一些矿里丢掉的废品，也不是什么贵重物资，再说这也不是什么大强盗，就是强盗也不能这样对她，要交给国家管啊，她没犯死罪，要这样把人活活打死？再说待业青年不懂事，队长也50岁的人了，又经过了文革，很多事也该看明白了。我忍不住了，就拦在了中间，不让男孩打她了，并让队长把刀拿开，男孩冲我瞪眼，队长大吼地说，你是帮谁来了。我冷静的对队长说，黄叔，她没犯死罪，你们这样弄出了人命，对你也不好，队长说死了人不用你管，我就说，到时候死人旁边有活人。队长就叫上男孩和一帮人，还让这妇人把背篓里的土背上，上坑口去，女人站了好几次站不起来，我帮着扶她站起来。这一晚我很久睡不着，想着女人的样子，不知道她是否平安地回到家，伤是否太重，她怎么爬上坑口的。可是我没想离开待业队，没想离开护矿队，我想再遇到这样的事，我是不是会尽自己的力量让这些可怜人别吃这么多的苦，在心里也想凭自己的嘴来说服这些人别再来偷矿了，这样我就一直在护矿队呆着。
    没过多久，农民晚上又来了，这一次是另一组值夜班，那组里有个大块头男孩，他看到了挖废矿石的人，上去就打，当场把一个人的眼珠子打了出来，把旁边的女生吓坏了。这时，一起来的农民也愤怒了，把这大块头也打伤住院了，后来护矿队还奖励了大块头。那天晚上开会我去得晚，听到黄队长在说我的不是，我不是有意去偷听，我没有这习惯，不管好与坏，我都把偷听当成一种不君子的行为，可是我刚走到门边，就听到黄队长提到我的名字，说我帮偷东西的说话，还提起我曾经在矿里和矿长吵架的事，在我们那山高皇帝远的地方矿长就是天下最大的了，社会青年天不怕地不怕，可是不敢和当官的打交道，很怕官，所以他把我说得很可怕，很坏。我听他大声的说我，我又不好退回去，干脆进去算了，我前脚一踏进门，他马上大声说“桂兰你好，快坐下开会” ，其他青年忍不住就笑了，他自己也笑。我也笑，我装什么也不知道，我心里还默默的高兴，你知道我不怕官就好，我正看不惯他在人前大呼小叫的样子，我不习惯任何人这样对我，在待业队里的人有个自称老子的习惯（这习惯我在贵州见得最多），人们习惯把自已说成老子，不论和谁说话，称呼自己时，都说老子怎么怎么的，我就不喜欢这习惯，我那时虽然封闭自己，那主要是自卑，是没工作引起的，但是我只要和人说话，不管和年龄大的和小的都用‘我’字，别的很多人也自然而然的在我面前不自称老子了，有个别的对我说话时自称老子，我会很不高兴，不理他，时间长了别人也不和我说老子怎么的，都用‘我’字。经队长的这次‘宣传’一些社会青年反而特别的尊重我了，起码我在时没人当我的面打农民。
    因为护矿队的成立，一些农民开始不捡废矿，他们想到了更好的主意——去炸洞子，因为多年的开采，有些洞子里空间特别的大了，矿源也枯竭了，里面也不安全了，这样矿里就把这些废洞的洞口用石头水泥封了，怕有人万一进洞去发生危险。农民为了钱就不顾这些危险了，他们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们偷偷的用炸药炸开洞口，悄悄的进去找朱砂，也在里面搞爆破作业，不光是二坑，这样的事几个坑口都有发生，好些地方就发生了洞里塌方死人的情况，也有不少人真的找到朱砂了，有些运气好的的确发了财，可是运气不好的就死了。
    矿里为了安全就制止农民找矿。
    有一晚，也是我这一生最害怕的一晚，我们五个女孩值夜班，那晚特别的黑，半夜三点，伸手不见五指，天有些冷，一会又听到天上一声啊的叫声，人们说是夜蛙叫，当地传说夜蛙叫就是鬼叫，会死人的，所以每当黑夜，听到这样的声音都让人汗毛直竖。听说有一个工人有天晚上下中班，听到这声音他就学这声音叫，他边叫就边走回家，他一路叫那声音也一路的跟着他叫，他到家后，他家房子的门上贴满了夜哇（有人看到说是一种像蝙蝠一样的动物，有人说像天上的乌鸦，可是比乌鸦小些），第二天这工人就在洞子里出事了，人没死但是永远的瘫痪了，我家回到二坑时这人还活着。所以听到这样的声音时，就有人说了这故事，这种声音让所有的人感到害怕，听到这声音不停的出现，我们几个女生都有些怕，就商量回家睡觉，为了不让人知道我们回家，我们就没有走电梯，我们从洞子里上去。山谷离洞子有一段距离，要走半里多山路，山路窄小，只能一人过，我排第四，山路旁边的草比人还高，人们叫它巴木草，草的旁边呈锯齿形，一不小心皮肤碰上就会划很深的口子，小时候老师给我们说过，说鲁班就是这样发明的锯子。这是个转弯的地方，没有风，那晚本来也没刮风，可只听到两边的草刷的一声，草就倒下去，然后再立起来，再刷的一声草又倒下，然后又立起来，在声音上听就像有人在洒砂粒，把草一遍遍打倒，可是人身上一点也没有。我们这些女孩子都吓坏了，都怕走最后面，只是路小超不了前面，我平日胆大，这次也吓坏了，我一生中没遇到过这么怪的事情。走出洞口大家同时蹲在了地上，谁也不能动了，洞里三百步梯子平日要爬很久，可这一天大家都是快速地上来的，人的潜力真是不可估量的。
    天不亮外面人声鼎沸，我家公路对面山上住着几家农户，离我家不远，大声说话也能听到，有一家里的主要劳力晚上进洞里打砂，在洞里迷了路，从我们经过的小路半山腰的石洞里摔了下来摔死了，在没断气之前怕别人看不到他，还爬到了一块大石板上。
    一天我一人走洞子回家，是白天，因为这是一条有路灯的路，我没带手电，谁知道刚到电梯就停电了，站在电梯旁边什么也看不到，想到发生事故死了的人都由这电梯拉上去，想想这洞子里死过多少人，真是害怕极了，我用手摸到电梯旁的电话，打电话给卷扬机房的和平，让他想办法把我弄上去，他真的就和他们一起上班的三个人在上面拉，我站在电梯里，只感觉电梯一会动一下一会动一下，越是害怕，又拿起电话打，他说是他们在拉，拉不动，我请他从山那边的洞子里下来，打个手电来接我，我太害怕了，和平让我等着他来接，可是走洞子下来再绕到我在的洞里起码要走半小时，我只有静静的等，一百三十米深的洞里哪还有半点光线，可是这时真的就有个萤火虫一样的光在闪动，这地下百多米深的地方哪来的萤火虫？不可能是萤火虫，我马上想到了鬼火，越想越怕，我就大声的问是人吗？是人吗？也没声音，光又不动，我安慰自己，一定是有个人在吓我，等和平来了我一定要过去看看，要去骂这人太坏了，我又说是人吗？你别吓我，也没人理我，感觉很久很久，和平来了，我听到走路的声音又大声的喊是和平吗？和平答应了，那光就不见了，我告诉和平光的事，和平说一定是有人想吓我，我拉着他去看个究竟，可是什么也没看到，直到现在我没有解开这个谜，这次后我开始变得胆小了。
    一天晚上坑口又大声广播了，大家又去，这次不是偷山谷里的废石了，是农民偷矿抢矿。从二坑到四坑要经过一个山，要跑很远的路，四坑有个机选厂，二坑要把洞子里打出来的矿石用电机车运到四坑去机选，一台电机车后面要挂三十到四十个矿石箱，机车拉的车箱太长，机电车头在山间转弯的时候就看不到后面的车箱，这时农民就爬上矿车把矿石扒下来，矿石含朱砂量很高，红红的朱砂就摆在眼前，农民把砂爬下来后就抢着装进自己带来的背篓里背到对面的山上去，机车的铁路在两山之间，矿在这边山，农民住那边山，护矿队的人就通知了坑口，坑口就派人去，两边山都站满了人，工人在这边农民在那边，农民也不跑，因为那是他们的家，又是晚上，对面有些地方看不到，反正只要没人他们就上来背矿，电机车上的驾驶员就是看到了他们，他们也不会怕这一个人，我想机车上的驾驶员可能还怕他们呢，保卫处的人带了枪，一个人为了吓唬抢矿的农民，就对着那山开枪，天黑他又看不到，他没对着天开枪，他枪平着开了，谁知道对面的树下蹲着一农民就被打死了。这一死了人，农民就组织起来了，让矿上交出凶手，第二天闹得政府门前都不通车了，开枪的人最后就被抓了起来，其实是保护起来了（因为怕农民报复再出人命），没多久就放了。这事汞矿就摆不平了，后来由汞矿和特区一起出面把这事处理了，特区也发了布告不让人再上矿里捡砂，不让人再进洞，农民属于特区管，也就没再闹事了。不久护矿队也散了，我们也只好另谋出路。但是农民炸洞的事还有发生，死人的事也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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