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兄走好——纪念王选兄 说明：本文是应约写的，本来想等纪念文集出版后公布，现在提前在天益发出。 时世艰难之际能埋头苦干，创建奇功，为国争光；
身居高位之时能平等待人，大隐于朝，不以功骄。 选兄仙逝，深感悲痛，我是学数学的，不会写，只能表达我的意思而已。 大三时选兄和我是“上下铺”，后来因 “探索” 右派小集团案我沦为 “右派”，屡经挫折，直到被北大 “开除” 。1979年后，同学们才和我联系上。这时，选兄和同学们的友情和帮助一直使我感动。2004年老六班和计算班同学在方正大厦聚会一堂，没想到这成为最后的一次见面。 北大同窗、当年的 ‘上下铺’ 、好友王选院士于2006年三月十三日去世。
在收到毛德行兄电告王选兄去世的电邮前几个月，德行兄曾经给过我一封信，信里说到王选的病。一次德行在路上碰到堃銶，堃球是带着眼泪说王选的病况的。这时，我就知道 ‘大事不妙’ 。
2005年十二月，我发了一封信给王选的秘书丛中笑女士，问了王选的病情，并说到：2004年底，王选夫妇曾经给我发过一张贺卡，我当时因为心情不好，没有回信，一直觉得心中有愧。这次想 ‘抢先’ 发张贺卡给他们，想请中笑代转。中笑回信说可以，我就马上发出了贺卡。不过，由于王选的病，我已经不指望能收到他的回信的了，更何况我这是在 ‘还债’ 。没想到的是，在阳历新年年初，王选夫妇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写好的贺卡寄来了，和原来不同的是，贺卡上的字看来是由堃銶写的（原来，我只是识别出字是由堃球銶写的，2006年 5月20日，毛德行在回浙江老家探望老母亲时，特地由老家来昆山看我，他看了后，认出签名也是由堃球代签的，他的理由是：王选自已的签名中，‘选’字的 “ 走之” 偏旁是用一个 ‘大转弯’ 一笔完成的，而这张贺卡里则是恭正的 “走之” 样子）。
收到德行兄的消息，我心理上有了一定准备，尽管如此，几天里一直思潮起伏。选兄是一个诚恳的人、是一个念旧的人、是一个有大贡献于国家的人，我们这些老朋友和他的交往，绝对没有小百姓与国家领导人交往的气氛，大家是平等相处的。也正因为这样，我总感到想写下一些什么，来纪念这位老友。于是，在 ‘五柳村’ 发出的关于王选去世的消息后面，我写了一条留言，在那副对联里，不同于所有纪念王选的文章的是，我写下了四个字 “大隐于朝” ，我不能不这样写，因为我知道王选兄心里一直希望朋友们对他的理解。说实话，我这样写时，心里也怕一些老朋友们说我太直率。
没想到的是，朋友们对我的说法表示了赞同。
以上是开篇，下面这些大部分是我早期写下的，现在只是改动了一些内容。 一 在写这一段时，王选已经是 “国家领导人” ——全国政协副主席了，同时也是一个肺癌病人，他的癌症部位生得不好，未能开净，现在还只能说是 “在病中” 。
大学前二年，我和王选关系其实不能说很密切，我是五班，他是六班，前几年听陶懋颀先生说过，进大学时是以成绩编班的，六班是最好班，也就是说，五班入学成绩不是很好。结果呢，六班确实出了一些有成果的学者，而五班却出了不少 ‘名人’ ，后来有中科院院士兼 ‘五·一九’ 名人的张景中、‘五·一九’ 名人陈奉孝、钱如平（谈论）、洪允楣（据当年说法是 “反动小集团‘ 探索’的组织者”，而我也是 ‘探索’ 一案的主犯之一，不过，说我们这些人 ‘反党、反社会主义’ ，真是太抬高了我们了，真实的情况是——我们不过是一些胡里胡涂的 ‘吃屎忠臣’ 而已）。
大三开始分专业，我和王选都分在计算数学专业（共二十人），而且住在一室——28斋 401室，这就是王选后来在给我写的 “立体几何入门” 一书中的为我所写的 ‘前言’ 里说的 “上下铺” 关系了。
话要说回来，这一年多里，我们两人其实并没有很密切的接触，也就是说，只是一般性的 ‘同学’ ，至今留下印象的有两件事：一是每天晚上，同室六人中，有四人是去图书馆学习的，只有王选和我两人经常是留在宿舍里学习，两个书桌对放，两人对面而坐，专心学习，互不交谈。其时，王选有个习惯，过几分钟，鼻子里就要 ‘咳’ ‘咳’ 的响两声，我则抬起头来望一下，接下来是都低下头去继续学习。
第二件事是当时我化了几块钱装了一个简单的 “收音机” ——单块的矿石收音机，王选则趁机 ‘借光’ ，也拉了线过去一起听广播。这件事本来我已经忘了，倒是劫后再次见面时王选想起来的。
进入大四上期，‘同案’ 的洪允楣已经被批判定性，我却不知趣地打了一份 ‘报告’ ，要求和洪 ‘分担责任’，而支部看来想保我，班上同学还选我做了小班的班长。到五七年十一月，随着 ‘反右运动’ 的深入发展，我的问题基本已定性，只是还没有公开，班上调整了住所，我调入 402室，也就结束了那个 “上下铺” 关系。
二零零四年北大同学聚会时，闲谈中有人提到，在 ‘再论’ 学习时（那时还没有划分专业，还是入学时的小班——五班），似乎因为五班问题较多，曾经把张锦文和王选调入五班来过，我却是真的记不起有这件事了，后来有同班同学证明确有此事，我才信了。
附带要说的是，我印象中，王选的父亲是高级会计师，后来听说，在五七年也是“在劫难逃” 成了右派，也许，这正是促使他后来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二 文革结束后，通过复旦的郭健民，北大的同学们得知了我的 ‘下落’ 。这一段时间内，王选为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七九年计算班同学郭健民到京时，计算班在京同学聚了一次，由王选执笔，给我写了一封 ‘慰问信’ ，信的末尾，在座的计算班同学全都签了名，写上了他（她）们的工作单位（也就是说，我可以和他们中任何一位联系了）。我的理解是：他们已经不把我当外人了（当然更不是 ‘敌人’ 了），现在的青年人可能难于理解， 为什么我要特地写上这一笔， 要知道，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和一个 ‘摘帽右派’ 或者说是 ‘改正右派’ 通信，这样做还是会有不小的外界压力的。
第二件事是在为我争取北大毕业文凭一事上，王选是出了力气的，虽然后来没有人（包括王选自已）对我说起这件事，但是，从张世龙先生给我的短信中，可以推断出这一点。
第三件事是在七九年春夏之交，王选突然给我来了封信，说是已经为我联系了江苏师院（计算班同学来信后，我只是简单的回了封信，没有提任何要求或想法），师院已同意我可以去那里工作，信中要我接信后就去师院找姜礼尚（姜那时正在师院 ‘讲学’ ）联系。接信时我正为‘何处去’烦恼，也就去师院找过姜礼尚，姜带我去找了师院数学系的领导，他们说只要我去上一堂课，上得可以就可以 ‘引进’ （那一、二个月正是 ‘引进’ 潮时，过后就不那么容易了）。我的回答是 ‘容我考虑一下再说’ ，过后，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再和师院数学系联系，最后也就定在昆山了。 三 在这些年来，王选的思想也是不断在变化的。
青年时代的王选，是团干部，要求 ‘进步’ ，这在那个时代的青年知识份子中，是一种普遍的倾向，特别是由于王选的家庭出身（非劳动者家庭），对他带来的压力是极大的。必须指出的是，王选没有像有的人那样，以整人为乐，以整人为个人上升的阶梯，他是一个忠厚和平的人。
到了五七年以后，家庭的变故（父亲成了右派）给王选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这很可能是但他一心钻入汉字排版系统的一个重要原因——政治上已无法 ‘上升’，要入党而不得，钻研科学技术的积极性并未因此受到打击，更没有因此消沉，但本人还有一定的自由度，可以搞业务，因此就他以搞业务来实现个人的抱负。也许，正是因为他自已家庭的变故，使他对那时那种狂热的政治有了反思和觉悟。
我以为王选是一个 ‘厚道’ 的人，到了九十年代以后，王选可以说是 ‘功成名就’ 的了，但对朋友、同学的友情、求助，他还是够温情的。上面我已经说了几个例子，这里还可以说几个我亲身经历的事：
九十年代初，我是财迷心窍，为苏州 ‘沧浪电脑’ 联系经销 ‘方正排版系统’ 的事，通过毛德行的帮助，王选表了态，“别人的忙可能不便帮，但于劭的忙不能不帮” 。应该说，方正对沧浪还是够帮忙的，只是沧浪自已不争气，内斗，才把事搞糟了，最后不了了之，这也是我愧对毛德行和王选处。
九三年，我妻子重病住院，开始怀疑是癌症，是苏州 ‘沧浪’ 的张政和正好去北京，和毛德行说了此事，后来毛德行写信告诉我，王选知道后提出，让我妻子去北京治病，他负责落实医院。我考虑不方便而没有去，但这一情谊，确是难忘。
2004年，是北大同窗入学五十周年，同学们又聚了一次，那天，选兄在方正大厦招待老六班和计算班的全体同学。选兄特意拉我坐在他的身边，后来，堃銶过来敬酒时，我一时感情激动，差点流泪，现在想来，瞑瞑中莫非真有感应…………，那是我与选兄的最后一面了。
居高位而能不忘旧友，心存忠厚能不以整人为上进之阶，勤奋努力而能在业务上独树一帜，这就是我对王选的评价。
四 也是那次我夫人重病之时，选兄传信给我，要我带夫人去京治疗，我没有接受。我在回信里提了一个要求，想让选兄为我写的一本小册子写个序言。选兄回信，要我把写了些什么传给他，其后不久，就寄来了他写的 ‘序言’ ，据我所知，王选兄对中学数学教学较少发表意见，这篇文章也没有被转载过。附录于此，以示对他的纪念。 附录：王选：‘立体几何入门’序 中学几何课程，包括平面几何，立体几何，解析几何，是数学的重要分支，它们本身有较大的实际应用价值，又是学习高等数学必需具备的基础。学习几何，对于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空间想象能力，起着重要作用。
立体几何这门课，初学者往往觉得困难，主要是空间图形的实际形象只能在头脑中想象，无法在纸上画出真实图形。五十年代时，某个名牌中学的几何老师每次上课时带一只萝卜，一边讲解一边用刀切萝卜演示，使学生对立体几何的真实形象产生深刻印象。当然这类教具只适合于课堂教学，无法在书本中应用。这本书的作者于劭，吴中强两位老师根椐他们多年的教学经验，提出了两个想法：
1。 在你的身边找空间图形的真实形象，把一本打开的书，一张折转的矩形纸片当成一个两面角；把地球的经纬度问题用一张圆形纸片，用一个经过加工的桔子来模拟，。。。。
在培养空间想象能力的过程中，作图，识图能力的培养是重要的；但是还不够，还需要掌握“搭图”的能力，就是看了一张空间图形后，能迅速找到一件实物，可以把这一图形体现出来的能力。
2。把一个较复杂的空间图形分解为较熟悉的图形即基本图形，在熟悉这些图形的基础上，进而解决复杂的空间图形问题 。
应该说，这两个想法是不少老师正在用以教给学生的，但是把它们系统化，成为一本读物，仍然会对中学生有不少启发。
于劭是我在北京大学数学系时的同窗，是双层床上下铺的同室好友。他也是我们小班的班长，成绩优异，思维敏捷，更可贵的是他那种极端认真和一丝不苟的态度。大约也正因为这种极端认真的态度使他在极左路线下经历坎坷，而又能在逆境中坚持不懈地在中学数学教学战线上辛勤耕耘并取得成绩。我祝愿这本书获得成功，也愿他们能为中学生写出更多的读物。
王 选（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
1993年 7月27日
睹文思人，更为哀痛，我只能说：“选兄走好” 。
请堃銶保重。
2006年11月12日 附录：
王选：回忆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大学生活（片断） …………
四年的大学生活正是“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但也经历了反右派“人斗人”的残酷场面，许多成绩优秀的同学，如张景中、杨路、洪允楣、于劭、陈孝萱、赵立人都成了右派，受了二十年的苦难。这使我想起夏衍的一首打油诗：
“敢想容易敢说难，说错原来非等闲，一顶帽子头上戴，搬他不动重如山”。
幸运的是，当我们四十岁左右时，迎来了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的春天，许多人在后半辈子做出了新的成绩，当年的“右派”有的成了院士、劳动模范和单位的骨干。受尽磨难的我们这一代人聚会时都毫无例外地谈到：数学力学系学生时代为我们后来的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们终生受益。
2003年 7月22日
（文章选自《北京大学数学学院九十年》纪念文集，王选） 劭注：“张景中、杨路、洪允楣、于劭、陈孝萱、赵立人”
张景中、洪允楣、于劭是老五班的。
于劭、陈孝萱、赵立人是大三时编入计算班的。
杨路非老五班，也不是计算班的，但大一开始张景中、杨路两位就因成绩突出而闻名。 | 
发表于 2007-4-3 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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