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明清易代：一个平民的实话实说

明清易代：一个平民的实话实说

王家范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 2007-3-30 7:40:04 http://guancha.gmw.cn

大清仍循着大明的前辙旧轨前行，在改善制度深层次的缺陷、提高老百姓的生活境遇上
，即使是一代英主也有力不从心的难堪

摆在我案头的，是一本由上海县人姚廷遴写的日记体《历年记》。姚氏生于崇祯元年(
1628年)，到41岁那年，有感于“世事之更易，人情之冷暖，涉历之风波”，动了把自
己一生经历写下来留给子孙的念头。他从出生之年追溯起，一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8
年)搁笔，按年叙事，有事则记，愈后愈详，前后连贯70年，正当由明清易代到“康乾
盛世”发端，一个史家给予特别关注的时期。姚氏早年痛失亲祖、生父，依托做过两任
浙江布政使的叔祖庇荫，一度不知穷愁。但读书顽劣，没有拿过功名，而后家道中落，
涉足吏胥，务过农，教过书，备尝兵火灾荒之苦，逐渐体验到生计的窘迫。原稿本整理
者称，由于姚氏识见有限，文辞叙述殊觉冗杂，故此书向不为通人所称许，少有流传【
姚廷遴：《历年记》(稿本)，原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整理，1962年以“上海文献丛编
”名义印行，数量较少。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入《清代日记汇抄》，为今之通行本，
1982年4月第1版】。但是，以另一种眼光来看，作者早年虽有官宦家族背景，而后逐渐
沦落为一介平民，屡屡叹穷叫苦，历年实录所及，既有政治风波、社会动乱等时事实态
报道，也有油盐柴米贵贱、邻里家庭纠纷类琐碎的家常诉说，能够直接倾听到一个识字
的普通人对当时官民状况的感受，平常得像家人聊天，实话实说，是不可多得的原生态
史料。

明末上海“人吃人”惨象

姚氏亲历见闻常常透出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情景。例如，郭沫若曾在《甲申三百年祭》
中引用了一些材料，披露了明末西北因灾荒发生“人吃人”的惨象，叙述颇骇人听闻。
可谁都不会想到，在号称“富庶之区”的江南，上海县境内，也有同类悲剧在同时异地
重演，南北对应，似为明之覆亡预发信号。姚氏记述他14岁那年(崇祯十四年)，三月至
九月无雨，江南大旱，草木皆枯死。其地向来无蝗，该年飞则蔽天，止则盈野，所到之
处无物不光。第二年便发生大饥荒，姚氏亲见其东乡佃农一家，将榆树皮做饼食，掘草
根茅根大把食之，四周乡民所在皆然。饥饿者沿路乞讨，走不多步即仆地而死。民死道
路，填沟壑者无算。他夜深归家，从(上海县衙门前)馆驿桥经过，死尸横卧于道，或脚
踢着，或身上走过，知已肢体僵硬。更有甚者，桥头巷口，遗孩满路，时常有被人抱走
者。后来在火神庙发现，有人将小儿煮烂用瓦?冻结盛之，肉内有指头残存。荷花池附
近，有人在灶上烧煮小儿肉。西关外一老妪，常抱小儿回去，亦杀而净洗焉。南门外夫
妇两人亦常抱去，邻人疑之，闻其家有香味，怪而问之，则遭詈骂，强而视之，烹小儿
在锅也。姚廷遴哀痛地写道：“其惨又如此。”“人吃人”的三男两妇，都经当地民众
扭送至县府，在县场上被章知县当众活活杖死。姚氏继而记道：“又有村中杀人放火者
，章知县亦将其立在木桶内，活活烧死，抢劫者立时枷死，幸而不致大乱。”

与姚氏同地、同时的叶梦珠，所著笔记体的《阅世编》名气很响，为明清江南研究习用
之书，这样惨酷的情景却隐匿得无影无踪，旁证了“无名文人”(整理者用语)有时确实
会比有名文人更多一点说真话的勇气。【叶梦珠在《阅世编》卷一《灾祥》也谈到了崇
祯十四年大旱后的上海灾情，有婴儿遗弃、妇女流离、饥民转死沟壑等语，但说“山左
”易子而食，尤甚吾乡，故山陕商人?足不至。似乎在上海并未发生过人吃人现象。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康熙年间素称盛世，实则萧条

虽然明清江南之富庶多被国内外学者津津乐道，民众穷愁潦倒的另一面也同样真切地存
在着，无法完全抹去。只是此类细节存世稀少，学者不易强烈感受到而已！以小农艰辛
耕作为基础的中国农业，创造出不计其数的财富，但是它本身不得不靠天吃饭，经不起
风吹浪打，农家难有隔年之粮，极度的脆弱与不稳定，发达地区亦所不免。假若能够如
实看待，上述惨剧的发生就决非完全不可理解。

姚氏久居之浦东，是松江棉布重要的产花地，号称“布被天下”，也种植水稻和杂粮。
向不知柴米之贵的姚氏，迫于生计，在21岁那年与佃农“分种”(对半分成)东乡之田，
当年收获到稻谷每亩3石，棉花80斤，又有其他插种豆类、芝麻的收益，以为种田是一
项好事业，从此住下。第二年大小熟全荒，始觉狼狈。盘算姚氏70年经历，大荒者约8
年，中荒十有余年，而稻好花坏、花好稻坏者20余年，真正顺风顺水的年份不多(明确
记载大有之年仅三次)。其中继崇祯十四年大旱蝗之后，顺治九年、顺治十八年、康熙
二十六年、康熙二十八年、康熙三十二年均是大旱大荒之年。康熙元年起，连续三年瘟
疫盛行，十室九病，宅上无健人。总计姚氏亲族与子女，前后死于瘟疫者有十余人之多
。台风、潮浸、水涝是该地农业收成的大敌。康熙十五年，春夏多雨，及至八月大雨，
水溢半月而退，种花大荒，晚花仅二三十斤一亩。康熙二十六年大旱，至七月又遇大风
潮，田中早稻及棉花俱大坏，花铃花盘摇落成堆，棉花收成好者仅四五十斤，晚者不满
数斤，到处叫苦。限于篇幅，笔者不能尽数罗列70年间自然灾害详情(这是研究灾害史
的一份极好的原始材料)，读者可以找来细读。

康熙之世因为仍处于“小冰河”灾害周期之中，加以战事、海禁等其他因素，有些经济
史家已经看出这是明清六百年经济周期中的萧条阶段【“康熙萧条”一语，原出日本学
者岸本美绪。吴承明先生在《18与19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一文中力赞此说，认为他在
《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一文中概括的“17世纪市场危机”过于笼统，岸本美绪称之
为“康熙萧条”较为恰当。先生上述两文均收入氏著《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
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姚氏生而不幸，遭逢其时，有特殊的一面。但在江南，九年
之中有三年之荒，却是妇孺皆知的常识。因此，每看到国外有的研究者不计各种干扰收
成的变量因素，选取稻、花收成好的数字作为初始数据，像模像样地以现代数理推算该
地区棉花、水稻的生产规模，乃至GDP与人均收入，用以证明江南之富足，总觉得他们
对中国农民稼穑之苦太少体贴的了解，有些异想天开。

大清仍循着大明的前辙旧轨前行

姚氏完全从平民生活感受出发，政治上的利害观察比较实际，较少意识形态偏见，也是
一大特点。他对康熙皇帝很有敬意，听到皇帝诏谕称江苏等处钱粮特重，黎庶困苦，蠲
免若干年钱粮，以及专为问民疾苦南下巡游，不许官吏随从扰民，颇为感动。他把从衙
门朋友那里听来的，二十八年康熙南巡苏州的故事，铺陈得有滋有味，比官方记载多了
一些富有人情味的细节，并称尧舜之君，亦不过如是。康熙朝有清官，在历史上是出名
的。他讲述到的有于成龙、汤斌两位总督、巡抚，写他们事迹的感人处，百姓哀悼或挽
留的场面，均笔带感情，不吝篇幅。他对康熙帝整肃吏治也有议论。如康熙二十八年南
巡时获知一件冤案，即差中央司法、检察大员到苏州亲审，案情终得告白。姚氏记曰：
“此一事连累抚院、按察使、本府赵太守及前问官鲁知县、霍县公、兵道、按察司等，
俱大费周折，看来做官也不是容易”，流露出对贪官污吏遭惩处的高兴情状。这些情节
都能证实康熙帝亲政后的整饬吏治，确实用心用力，民间盼望政治清明之心，也真实而
急切。

但从姚氏36岁后康熙年间的经历来看，我们也体验到了现实的另一种严峻：大清仍循着
大明的前辙旧轨前行，在改善制度深层次的缺陷，提高老百姓的生活境遇上，即使是一
代英主也有力不从心的难堪，怪不得姚氏对明清易代这方面的感觉不甚鲜明。有一事值
得在此说明。康熙三十三年，范文程之子范承勋出任两江总督。此人，无论是康熙帝或
是现代史家，都极赞他为“好官”，然而姚氏的印象却迥异，可补史料之阙。范总督南
下视察上海，场面豪华奢侈不必说，犒赏、礼仪却件件照收不误，县中费银5000两。海
关官特备豪华游船从苏州赶到上海，摆酒于船内，演戏饮酒而去，礼金亦费500两。姚
氏忍不住愤慨写道：“作用如此，做到两省总督，下僚送礼，一概全收，贪婪极矣。自
称文正公之后，岂料文正公之子孙，有如是不肖哉！”

姚氏在康熙年间一度做过胥吏，离职后在府县衙门有许多朋友，消息灵通，见识了23个
知县或代理知县，除有些任期极短或政绩平庸者不计外，真正有好感的只有康熙二十－
二十五年任上的史彩。离任时，绅民一路送别，百姓无不嗟叹涕泣，史公亦哭。姚氏点
评：“我亦未尝看见如是之去官者，满县人如失父母，做人得上进，必该如此。”与之
相比，却有八至九个知县，都是以贪婪卑劣的形象出现在他的记述中，对他们追比钱粮
的凶狠与刻剥百姓的苛酷，鞭挞不假宽贷。例如康熙十一年到任知县陈之佐酷虐异常，
打人不论年龄大小，概必四十。康熙十四年，陈之佐因有贪污漕粮之嫌，被疏题革职。
陈妻贪上海华丽，教训其男人：“这里不做官，你想到哪里去？”于是陈知县遂将平日
刻剥来的银子，尽数馈送抚院及布政衙门，还伪称上头已经同意其留任，死赖着不肯走
。姚氏点评曰：“可笑，可笑！”最可恶者，在姚氏笔下应数康熙三十二年到任的陈善
，为官最为不善，而且正因为有前面说到的范承勋撑腰，坏事做绝。康熙三十三年，陈
知县将历年陈欠钱粮尽数催交，非常之酷，值农忙之际，差人如狼似虎，每区数批，耗
费民间什物银钱无数。康熙三十五年四月起无雨，市河俱干，次月又遇大风潮，淹死万
人，飘没房屋无数。陈知县不仅匿灾不报，且催粮火急，一日追比400人。七月，终于
暴发被灾饥民数万人哄闹县堂的群体性事件。然而此人既有省里的背景，自然动他不得
。于是有人将陈知县劣迹贴到苏州、松江，上云：“封封拆欠，斛斛淋尖，官官相护，
说也枉然。”【“拆欠”，指将历年所欠钱粮催交上来后，不照常规原封收存，私拆后
入其囊中。“淋尖”，原为收粮吏胥刻剥的惯用伎俩，上交稻谷必须高出斛平面，然后
用板一拖，拖出的稻谷，积少成多，数量不菲。】康熙三十六年，再次发生群体性事件
，众人将时辰亭、仪门、头门、县场、照壁俱拆毁，最后闹到火烧陈知县在上海新建的
私家花园，至第二日下午，火犹未熄。花园建筑及其内部陈设的豪华十分惊人。事后陈
知县破费三千两白银求省长周全，总督差人调查，也被其大费金银而无故折回。至于陈
知县暗中给了范总督多少金银，已经成了一个永久的秘密。姚氏对陈知县的鉴定简洁明
快：真白日之强盗，万姓之仇敌也。陈知县没有倒台，全书回忆也戛然而止，似乎有意
效法获麟绝笔，真不知姚氏心中是何等的滋味？！

天高皇帝远，靠一人之英明，终究难撼千年的帝国旧基。康熙时期基层有种种黑暗，英
主耳目失灵，鞭长莫及，也合旧体制一般情势之常。今天的史家，包括喜欢编皇帝戏的
作家，遇到这类事情，应该多一份心思，尽量搜索得全面些，不致将历史上的“好皇帝
”描写得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甘冒侮弄历史真实的道德风险。

历史是已经过去的生活。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长的历史，基层民众的生活
却往往被排斥在文人写作的视野之外。然而史家若不能全面照顾社会各界、各层次人的
生存状态，疏忽了体制操作以及社会实在的复杂性，不能直接触摸与理解民众的生活感
受，历史再现往往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有不少虚假的成分。可喜的是，十多年来社会史
的发展形势良好，史学的观察视野更加开阔，重点从帝王将相、上层精英转移到平民百
姓、芸芸众生，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用力搜索能够直面民众日常生活的史料，包括日记、
书信以及各种口述史料，以便体贴地理解社会真实状态。《历年记》的展示，只是一个
例证。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转变会使古老的历史学获得新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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