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性福” 嗎﹖ 施國英 最近﹐我看到有關報道說﹐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于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在全國(不含臺港澳)范圍內對全體居民進行了分層隨機抽樣調查﹐並于2001年下半年寫出分析報告。有關專家認為﹐這是中國第一次隨機抽樣﹑規範操作的全面的性調查﹐其分析報告可與美國1994年發表的<芝加哥報告>相媲美﹐其成果在10年內都具有指導意義。 該報告的內容讓我有點激動﹐有點欣慰﹐也有點悲哀。激動的是我發現中國人終于用一種科學的態度來看待性﹐欣慰的是我在八年前提出的一些觀點﹐當時被人罵得狗血淋頭﹐如今有科學報告替我作證﹐悲哀的是中國人的性生活質量的確令人尷尬。 該調查報告顯示﹐中國人的性生命週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國男人平均43.9歲“退居二線” ﹐47.7歲“下崗” ﹐造成他們性生命如此之短的直接原因是身體狀況﹐間接得追溯中國1949年後的性壓抑歷史。該調查報告還第一次出現“女子快樂尋求權” 一詞﹐因為調查發現居然有高達80%的女性不知道性高潮是怎麼回事﹐有53.5%的男女不知道陰蒂在哪裡﹐而性學家認為﹐能否指出這一神秘器官的位置﹐是性知識的一個重要指標。造成這一狀況除了中國千百年來的舊道德造成女性不敢尋求快樂的權利﹐很多男人只圖自己享受的大男子主義表現也必然損害性生活的質量﹐因為性生活的快樂是夫妻互動的結果。主持該調查報告的潘綏銘教授極力提倡“女子快樂尋求權” ﹐他覺得否則的話﹐女性就可能在越來越厚的茧壳里僵死。 現在大家不妨再來看看我在八年前說了什麼。1994年﹐我在悉尼的一家中文雜誌<大世界>發表了一篇題為<和澳洲西人結婚幸福嗎>的隨筆﹐我本來取的題目是很平實的<東西聯姻雜談>﹐但當時的編輯為了吸引讀者﹐自作主張改了題目﹐我對這種事一向不太計較﹐何況那篇文章寫得很隨意﹐不是什麼學術論文。 那篇文章主要談了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我認為如果既能找到一個比較滿意的對象﹐同時又能解決居留的身份﹐這樣的婚姻在任何地方都是健康的﹔二是我覺得很多中國女人不享受性愛的快樂﹐甚至將性愛當成是一種付出的吃虧行為﹐造成這種狀況除了中國女人本身觀念上有問題﹐中國男人也要為此承擔很大的責任﹐因為他們不重視女人的感覺﹐我以為不能讓女人體驗性愛快樂的男人﹐就是作愛糟糕的男人﹔三是我認為中國女人應該拋棄中國男權社會灌輸給她們的封建保守觀念﹐大膽追求性愛快樂﹐因為人類健康的兩性關係應該是一種相互娛悅﹑彼此享受的關係。 由于我把一句同女朋友私下裡調侃的話也寫進文章﹐而那句話的確偏激而又刻薄﹐我說作愛精彩的西方男人到處都是﹐十個中有八個精彩﹐二個馬馬虎虎﹐中國男人是二個馬馬虎虎﹐八個很糟糕。這就是後來掀起軒然大波的﹑引發激烈爭論並演變成國際新聞的所謂“二八論” 的出處。其實﹐我從一開始就承認這句話過于誇張﹐既不嚴謹也不科學，我希望大家不要糾纏在這一句話上面﹐更不要斷章取義﹐而是應該看全文﹐看我真正要表達的意思。然而﹐八年來﹐除了少數有識之士明白我用心良苦外﹐很多中國男人視我為仇敵﹐視我為淫婦蕩婦﹐極盡辱罵和攻擊之能事。好在我早已練就金鋼不壞之身﹐能夠坦然面對所有的反應。 印象中當時有很多人包括傳媒記者追問我的觀點從何而來﹐不少人還指責我沒有科學依據。誠然﹐當年我只是憑著一種直覺﹐甚至把我個人的經驗排除在外﹐象我這樣女權意識高漲且又懂得享受性愛快樂的女人﹐我自己交往過的中國男人是不會差到哪裡去的﹐大概有一半堪稱精彩﹐但我又的確聽到看到週圍有太多的中國女人“性趣” 寡淡﹐我知道這不僅是女人的問題﹐男人肯定也有問題。因為性愛是男女雙方的事。我這個人骨子裡其實有點好管閑事﹐我不會因為自己沒有問題就無視一個普遍的社會問題。我始終認為性愛快樂是人生快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願普天下的男女都能共享這份快樂。也許我當年的某些提法過于尖刻﹐讓很多人接受不了﹐然為什麼我們不能透過現象看本質呢﹖ 認真研究過“二八論”的錢超英副教授倒是在他的博士論文裡講過一句公道話﹐他說﹕不可否認﹐如果從女權主義研究的角度看﹐施國英的二八論﹐作為其中包含的對女性性快樂的公然強調﹐的確在華人中是罕見的﹐施國英從一個女性幸福的角度對“令人滿意的”性關係的奇特訴求﹐將在華文世界的女權主義記錄中留下重要一筆。我還記得曾經有一位反對我的中國男士說過一句話﹐他說也許歷史會證明施國英是對的。我不大相信中國的歷史﹐因為經常被篡改來篡改去﹐但我相信科學﹐如今中國第一份科學的性調查報告終于還了我一個公道﹐八年的忍辱負重也算值得了。 此文原刊于2002年5月9日<新時代報>。后有《大洋时报》转载。
施注：钱超英的博士论文以《“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的书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有关二八论和我的中篇《错爱》的部分详见该书130页至149页.
| 
发表于 2007-5-8 17:25
| 
发表于 2007-5-8 17:58
| 
发表于 2007-5-8 21:4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