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驻日公使章宗祥这次回国，有人告诉我，外边有传言说∶“你们与日本接洽，将要倒徐世昌拥段祺瑞，这次章公使回国，就是商谈如何进行的办法。”
我说∶“这真是无稽之谈，不知从何说起。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意思。”
那人又说∶“你不知道吗？吴笈孙秘书长在半壁街有聚会之所，时常密商对付段祺瑞，大约这谣言即从那方面来的。”
我听了他说的有实据，似信非信，不以为意。章宗祥这次回国，想多休息，避免应酬。故我以天津特一区的房子为其居停之所。
二、
章宗祥回来后的第三天，便是五月四日。徐世昌在总统府设午宴为章宗祥洗尘，有总理钱能训、杜闰生和我作陪。宴会中间，承宣官入告，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话报告，天安门外有千余学生，指巴黎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手执白色标语旗游行。请诸位暂留总统府，不要出府回家。
当时巴黎和会上我国代表陆征祥拒绝签字的消息已经传到北京。我听了就向徐世昌总统说∶“这次和会，来电报告很少，不知总统府方面有无电告？学生既然归咎于我，总是我不孚众望，请总统即行罢免。”
徐世昌总统一再挽留，且说“学生不明事情，不必介意”，即顾钱能训总理说∶“打电话令吴总监妥速解散，不许学生游行。”
席散后，钱总理约到他公事室少坐，即拨电话向吴总监传达徐总统命令。杜闰生先回去了。少顷钱总理又电问吴炳湘总监∶“现在怎样了？”
吴说正在劝说不许游行，但学生增加到约有二千人了。
又等了一会儿，钱总理又电问吴总监∶“解散了没有？”
吴答∶“人多嘴杂，颇不易为，恐他们定要游行示威。”
钱说∶“请你多偏劳。”
有顷，吴总监来电话说，他正在劝说解散之时，卫戍司令段芝贵忽然要出兵弹压。“如果段芝贵出兵，即由他去办，我不问了。”
钱总理电请段芝贵说，“这是地方上的事，不到出兵时候不必出队伍，由吴总监去办，请你不必过问。”
又等了一会儿，段芝贵来电话说，照吴总监办法，不能了事，非派队伍出来，吓唬吓唬他们不可。
吴总监也来电话说，“段芝贵如定要派兵，我即将警察撤回，以后事情，由他负责吧，我不管了。”
钱总理一面劝吴总监妥速解散学生，一面劝段司令不要出兵，地方上事，应由警察负责，不必派兵弹压。
段芝贵则说，照吴总监办法，不但不能解散学生游行，恐事情扩大更麻烦。
双方各执一辞，争辩不已。
看着钱总理两面为难，没有办法。我和章宗祥说，“我们走吧。”遂告辞而出。
三、
回家路上，汽车不经过前门，我没有看见学生。到了家门，警察厅派来三四十名警察。队长向我请示，怎样保护法？
我说，“这是你们的事，怎么反来问我？”
队长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有带，怎么好呢？”
我苦笑道，“你们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得咧！”
警察即找木板石块之类去堵大门。我家向无警卫，墙不高，门又不坚，正在此时，丁士源大踏步进来，见我与章宗祥在客厅谈话，便说，“我刚路过东交民巷，学生游行队要进东交民巷，为守兵所阻，即向东而行，人数不少，看来即将到这里来了。”
他见警察在堵门，他说∶“堵门有何用处？”
我说，“他们奉的命令，是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带。”
丁士源听了大笑道∶“好个文明对待！”
正说话间，听得呐喊叫嚣之声，渐渐清晰。丁士源说，“来了你们先躲避，不要吃眼前亏。”
我即到东面去看我父亲，见我父呆坐在廊下，有一丫环一童仆陪侍着。
顷刻之间，呐喊之声，越来越近。有顷，见白旗一簇一簇在墙外出现。父亲嘱咐我躲避，但我家房子的建筑是一排平列的西式房，无处可躲。正在这时，忽有一石朝我父亲飞掷过来。幸亏丫环用身子一挡，打中了她的背脊，肿痛了好几天。若打中我的病父，就不堪设想了。我赶紧扶我父亲进屋。
四、
我于仓猝间，避入一间小屋（箱子间）。章宗祥由仆人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这间夹壁箱子间，一面通我妻子的卧室，一面通我两个女儿的卧室，都有门可通。我在里面，听了“砰”的一声，知道大门已经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一片喊声∶“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
后又听得砰砰蹦蹦玻璃碎声，知道门窗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瓷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摔地而破了。
五、
后来学生又打到我两个女儿的卧室。两女不在，他们便将铁床的杆柱零件拆下来作武器，走出我女儿房，转到我媳妇房中。
我媳妇锁了房门，独在房中。学生即用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
我媳妇答，“他到总统府吃饭，不知回来没有？”
他们即将镜框物件等打得稀烂。我媳妇即说，“你们是文明学生，怎么这样野蛮？”
我在小室，听得逼真，像很镇定。
学生打开抽屉，像在检查信件，一时没有做声。后又倾箱倒箧，将一点首饰等类，用脚踩踏。
我估计学生即将破门到夹壁箱子间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
这真是奇迹。
六、
学生又到我父母卧室，将一切器皿打毁。对我的双亲，承他们没有惊动。
学生打开橱门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即取出了匣子摔了满地。我父亲跟他们说∶“这是人家送我的，我没舍得用，就送你们好了。何必暴殄天物？”
学生们不理，还是践踏得粉碎而去。
后来他们到汽车房，将我的乘用车捣毁，取了几筒汽油，到客厅书房等处浇上汽油，放火燃烧。顷刻之间，火势上升。丁士源即将我的老父母扶到院中角落坐下。
七、
章宗祥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急走，被学生包围攒打。他们见章宗祥穿了晨礼服，认为是我，便把他的西装撕破。有一学生，用铁杆朝他脑袋后打了一下，章宗祥即倒地。
丁士源向警长说，“现在学生已放火伤人，成了现行犯，还能文明对待吗？”
警长亦不理。正好日本友人中江丑吉闻讯赶到，见章宗祥倒在地上。他认识章，便推开学生，将章宗祥连抱带拖，出了后门，藏在对面油盐店。自己把门而立，用日本腔的中国话说，“这是我的朋友，你们要打即打我，我不怕！”
中江虽知自卫之法，亦已被铁杆打伤多处，臂背红肿，经月余才愈。
吴总监随即赶到，一声「拿人」令下。首要学生听说，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只抓了跑不及的学生二十余人，送往警察厅。
八、
我仍在小室里。吴总监向我道歉，将我们全家送到六国饭店。消防队亦赶到，东院一排西式房已烧尽了，只剩了门房及西院中国式房一小部分，随即救灭。
章宗祥亦由总监派车送入同仁医院。我赶到同仁医院，见章宗祥面色苍白，闭目而睡，其状疲惫狼狈。我没有惊动他。医生告我，章宗祥全身共受伤大小五十六处，幸没中要害。后脑震荡，故致晕倒，等静养两三天后再看。
我又回到六国饭店，嘱电京奉局速开一专车到天津，接章宗祥夫人来京。
傅增湘总长来慰问，他说，“我听得消息，即到北大劝说，但已预备出发，阻挡不住了。请你原谅。想不到学生竟如此大胆荒唐。”
总统府秘书长亦来。我因不满于他，对他很不客气。
他问我火烧情形。我说“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去看吧。”
后警察总监吴炳湘来。我问他逮了几个学生？
他说，“他们听了我汽车喇叭声，要紧的学生都已逃光了。等我下令拿人，只剩了二十余个跑不及的学生，我看他们不是重要的。”
我说，“打人放火的都没抓到。这些盲从的学生不必为难他们，请都释放了吧，他答应而去。”
九、
后来我又到医院，因不知章宗祥伤势情况，便也住在医院。章宗祥夫人来时，已经在第二天凌晨了。
我虽住医院，也不敢去看章宗祥，恐他感触，于伤不利。他夫人告我，“若无中江，仲和之命休矣！”
我听了凄然，很感激中江丑吉的见义勇为。真够朋友的！
章宗祥醒来后说，有一小记事本，和皮夹钥匙，都放在我家锅炉房里。后都果然在那里找到了。
等章宗祥伤势渐愈，我才出医院。
徐世昌把我安置于团城。团城前有玉佛殿，后有住房十余间，又有一斜廊通到一亭，下临北海。我即以住房住家眷。我父母已于翌晨送天津住友家。亭名沁春，我即以作书房起坐室，殿前两旁，各有群房十对间，其时部中秘书，恐我有事，每日必来，即于右侧群房为休息所。左侧群房，公府派一连兵护卫，跟我家仆役厨子等同住一起。
十、
我到团城的第二天，段祺瑞就来慰问。此老向来无虚伪的敷衍。他说∶“这次的事，他们本是对着我来的，竟连累了你们。我很不安。”他又问章宗祥伤势如何？并且说“你们不必辞职，看徐世昌如何处置？”说完老段即告辞出去。
我本已预备辞呈，因段祺瑞嘱咐不必请辞，只好暂搁。
后来章宗祥出院。徐世昌安置他住进北海北角的静心斋。当时北海尚未开放，静心斋也有亭榭楼阁，古松翠柏，风景宜人。外交部将其重新装修好，以备招待外宾之用。静心斋和团城有船可通，不必经由外面。徐世昌为我和章宗祥的安顿，倒是斟酌周到，煞费苦心。
十一、
我住进团城数天之后，徐世昌忽于傍晚驾一扁舟，由北海登团城而上。我适在沁春亭。他直入亭中。当时已夕阳西下，清风徐来。他说“这里很凉快”，又下亭同到前院，经过玉佛殿，说“玉佛还是泰国进贡的a”。见古[木舌]树有数十株，他说“这树俗名白皮松，只有北方有，团城特别多”。且走且说，“我留一小舟，在城下北海，可驾游北海。北海鱼种很多，亦可垂钓消遣。”
他又问我“带书本来没有？”
我答“没有。”
他说，“可送些书来，供你解闷，你有所需，打电话给秘书厅好了。”
走到北海边，他即乘小舟而去。
他谈笑如常，对学生事，一字不提，避开现实，真老于世故者也。
他随即送来一部「东三省政书」，是此老在东三省政绩奏折和很多军机处来往书电，木板大本十二册，诚洋洋大观也。
后徐世昌总统又派秘书长吴笈孙送我和章宗祥各五万元。一为盖屋，一为养伤。
我报告段祺瑞。老段说，“还了他，我们不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
我遂将赠款交还吴秘书长，并嘱咐他代我谢谢总统。
后来徐世昌总统又要为我置买一宅。我也谢绝了。
十二、
我住进团城头几天，还见有学生，手执了白旗，三三五五的行走，后来就没有了。
北大蔡元培校长有简单的谈话登在报上，记得有「民亦劳止，讫可小休」之语，也是劝学生停止的意思。
我以为学潮已经结束了。岂知不多几天，有朋友来告，“学潮又起来了。这次似有背景，且像有组织，有名人在街头演说，不是学生。这些名人历数你们种种罪恶。其中有一人，你也认识（姑隐其名），竟抬了棺木在旁，大骂你为亲日派，甚至说你不但想出卖山东，连中国都要给你卖掉，说你签了二十一条还不够，将来必将与日本签中日合并条约呢。他说‘你们学生，怕还不知道’。还说‘曹汝霖有权力，可能杀我，我拼一条命，跟他斗到底’，故将棺木预备在此。”
此人演说地点就在北大附近，顿时学生来听者数百人。学生大声说道，“我们也非跟他拼命不可。”
于是这个人帮助学生，设立学生联合会，派学生到上海联络，且运动商会，要求罢市。
上海学校亦同时响应，但商会不很听他们鼓动。上海有青年会会长朱某亦是好出风头的人，趁此机会帮助学生，向商会董事要求，且叫学生向商董磕头跪求，说得痛哭流涕。
商董们无奈，答应开会商议。报馆亦附和鼓吹，说和会失败，全因我们三人对日外交失败之故。学生联合会又运动商会联名电政府，请求罢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以谢国人。
政府接到此电，以为机会正好，即不等我们上呈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矣。
十三、
以我的揣想，徐世昌本来打算借上海南北和会，抑制段祺瑞势力，故南方代表，最初提出陕西战事和参战的借款问题，都是针对段祺瑞的。如果段祺瑞不理，就以破坏和会的责任，罪段祺瑞，公之于世，诉诸舆论。
段祺瑞明白徐世昌的用意，即命令陕西划界停战，参战案件报送和会。
南方代表，提议裁撤参战军，同时提到国会问题。到此，反牵涉到徐世昌自己的地位问题。正好发生学潮，攻击我们，徐世昌即利用这个机会剪除段祺瑞羽翼，断其日援之路，本非初意，又不敢直接下令罢免，于是绕了大圈子，达成目的。
可惜徐世昌百密一疏。他不先设法让我辞职，就直接下达了「辞职照准」之令，反授段祺瑞口实，斥之为“命令造谣”，成为政府笑话。
十四、
命令下达之日，段祺瑞就来团城气呼呼的说∶“你们没有辞职，而他徐世昌捏造「辞职照准」之令，命令亦造谎言，天下尚有公论是非吗！？徐世昌为人敦厚，以前举动，亦许不是出之他意，但这次命令，他还能推辞责任吗？这次学潮，本已平息。那班破靴党，以为没有达到目的，又利用街头演说，鼓动起来，扩大到各处，唯恐天下不乱。徐世昌明明知道却不加制止。尤其对你们，为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借成日债。徐世昌的这种举动，真所谓过河拆桥，以后还有何人肯跟他出力？他对我作难竟累及你们，良心何在？岂有此理！”
说罢不等我答复，段祺瑞竟悻悻然而去，可见此老心中之忿懑，满腹牢骚。
十五、
后来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告诫学生，并且说我们几个都是公忠体国，为国家效力的，没有对不起国家之事，尔学生勿轻信谣言等语。
这是官样文章，为我们洗刷，但与「免职令」又自相矛盾。
接着钱能训辞总理职，徐世昌任命龚心湛为总理，以示钱能训的引咎。此举有和段祺瑞接近之意。
徐世昌为北洋元老，素称德高望重，犹不免使用权术，可知政局之复杂阴阳。以我这等平凡且向来无机诈之人，如何能适应这种政治环境？我自愧无能，从此退出政界，未尝再问政治，自号觉庵，窃比古人年至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那时我已近五十矣。
十六、
五四这件事对我一生名誉，关系太大。学生运动，可分前后两段。前段纯系学生不明事实，出于爱国心，虽有暴行，尚可原谅。后段则学生被利用，为人工具。那位演说之人，尽其毒舌之所能，任意造谣毁谤。学生幼稚心理，以为名人演说，一定可靠，牢记在心。甚至我子女上学，亦受同学揶揄，可想中毒之深。
俗语说，真金不怕火烧，话虽如此，然在此浇漓社会，子且不能信父，何况他人，我若不于此时表明真相，恐怕连我自己的后人，也会误会。故我写此事，不厌其详，但求真实，信不信由人。我总凭自己的记忆，将此事之真实性，尽量报告出来，也可使我良心稍安而已。
十七、
徐世昌不满段祺瑞是权力之争。然段祺瑞的权力并非从徐世昌处争夺而来。这是尽人皆知的。然居其位而无其权，总不免觖望。而以我之观察，段祺瑞对徐世昌，总算唯命是从，不失尊敬之意。
即以此事而论，段祺瑞亦没有直斥徐世昌，足见段祺瑞之厚道。而徐世昌对我们三人，事前如何布置我不知道，事后之安排，亦可认为他确有内疚之心，故我仍事以师礼。至于街头演说之人，与我虽非至交，亦非泛泛。
其人写作甚佳，唯器量太小。大凡器小之人，必多猜疑。我与章宗祥曾向徐世昌推荐他为秘书。徐世昌说，“我的秘书长，用不着磐磐大才”，即指此也。岂知他反怀疑徐世昌要用他，被我们破坏。
又有一年，他向我借三千元过年。我也答应了，因急景凋年，一时忘了于年前送去。到了新年送去，他竟大怒拒而不受。
我莫名其妙，后有他的同乡告我，“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我乡最忌”，他以为我故意开玩笑，触他霉头。但我哪里知道？真是为好反成怨了。
然因此细故，竟成大仇。他明知政务事实，故意颠倒是非，无中生有，以蛊惑青年，毁我名誉，至于此极，使青年信以为真，何乃太毒。
然人心不古，天道犹存，此君热衷过度。段祺瑞执政时，他又入段系，派为参政，曾托云沛向我疏通。我说“事已过去，请不必介意”。
后来他投入郭松龄部下。郭败，此君竟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自食其果，我亦为之惋惜。
十八、
其当时的友人都问我，“你为何不自辩？”
我以为众怒难犯，众口铄金，辩亦无益。何况我父亲曾有“止谤莫如自修”之家训。若彼此呶呶不休，更增老父之虑，故从无一言辩白。
岂知处此是非不明之时代，不自辩白，即认为默认；不表白真相，即目为不敢发表。久而久之，积非成是。故虽事成陈迹，不能不发其真实相也。
后来北大有关此事的人，已将「五四」事件改称为文艺运动，使人将「五四」运动，淡然忘之，不意国民政府编辑教科书又将此事列入，并加以宣染，遂使全国学子，知有「五四」运动之事，即知有我之名。我之谤满天下，实拜国定教科书之赐也。
我所写的，是凭我亲身经历之事，即捕了无关紧要的学生二十余人，是根据吴总监对我说的。我已请他释放。
后有说北大学生亦有被捕，经名流保释，则非我所知矣。至于其他方面的事情，我不知者，亦无从写起，非故意从略也。
十九、
巴黎和会中国首席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回国后，以夫人有病为名，申请出使瑞士，为夫人养病。徐世昌准其所请，派为出使瑞士公使，遂偕夫人出国。
陆征祥在瑞士购置一别墅，为夫人养病。夫人病故后，陆征祥以夫人遗言，入天主教本笃会隐院修道，苦修十六年成为司铎。
罗马教皇对陆征祥特别优待，本打算等陆氏成为司铎后，来华传教，这样可以和上流社会来往，广传教义。但又怕陆征祥身体孱弱，不胜繁剧，故先派南文院长来华观察。南文到南京后，已与当局接洽同意。
南文临行时，陆征祥嘱咐他对徐世昌和我特别致意，故又到天津访问徐世昌。徐世昌为他设茶会，约我全家与会，并摄影，嘱咐南文氏携归，送与陆征祥作为纪念。
陆氏自进本笃隐院后，与我常通信，告我本笃会情形，并赠我他与培德夫人新婚丽影。院中因他身弱，特设一小教堂，省他多步。他来信告诉我，说把我和许文肃公的照片并列摆在祭台上，每天做弥撒，为我祈祷，并附寄祭台照片，比起在国内时，倍觉亲切。
陆征祥临终时，嘱咐陪他的司铎说，“我死以后告知在中国四位挚友，即颜惠庆、刘符诚、顾少川和我（据「陆征祥传」）”。我揣摩他的用意，好象于「五四」运动对我弥补他的歉疚之意。（陆征祥因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而成为民族英雄的同时，曹汝霖五四成了民族罪人）。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陆征祥这样做，于己于人，都有好处。
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又听说与此事有关的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
在我呢，因此而脱离政界，得以侍奉老亲，还我初服。所惜者，此事变化，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
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发表谈话，劝学生适可而止。学潮似已平息。然而反对者以尚未达到目的，又鼓动街头演说，加以背后有组织，有援助，遂扩大范围，游说至上海等处。导致我们三人下台，钱能训内阁引咎，蔡校长亦辞职南下，反对者已如愿以偿矣。
哪知反对者所利用之工具，反为阴谋野心家渗入利用，遂使此风弥漫全国。以后遇事，动辄以学潮游行为武器，扰扰攘攘，永无停止。直至大陆变色，此风反嘎然而止。推原祸始，未始非「五四」运动肇衅开端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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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9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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