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伟民 王 珏
摘 要 近年来解密的一些档案和资料显示，为了“体面”而迅速地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政府曾不止一次地威胁使用（战术）核武器，并制定了相应的作战计划和打击目标。然而，由于国内外各种反战力量的钳制、北越顽强的战斗意志以及美苏关系、中美关系的变动，尼克松政府最终只得放弃其疯狂的核选择。
关键词 尼克松政府 越南战争 核选择
早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尼克松便得出清晰的结论：这场战争（越南战争）是没法打赢的，他向其助手表示,“我不打算像约翰逊那样告终，我要结束这场战争，而且要快”。[1]他还多次表示，现在王牌在美国手里，“我们要悄悄地行动，可是手里要拎着一根大棒”；如果我们要“和平地结束”这场战争，就惟有“无视批评意见和冒战争升级的风险，以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轰炸整个印度支那”。[2]尼克松话语中的“王牌”、“大棒”、“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是否表明准备在越南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信念早已浮现于尼克松的脑海里了呢？
一、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核实用主义
无论是在朝鲜战争还是在越南战争期间，作为强硬的反共斗士，尼克松向来认为美国在选择使用核武器方面不应有太多的犹豫。他相信,正是核武器的威胁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结束，并深信“通过同样的不惜使用充分武力的手段可以赢得越南战争的胜利”。1968年秋，尼克松对其助手哈尔德曼（Haldeman）表示，“他将让越南领导人确信，他就是要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如果这个国家不想结束这场战争，他将愿意使用‘最无情的暴力’来对付它”。[3]
在担任艾逊豪威尔的副总统期间，他和前者一样倡导核优势论，并深信核威胁的有效性。在早年的每一次冷战危机中，尼克松都积极支持升级和使用更大的武力；在1954年作为副总统时，他支持由美军接替在越南战争中失败的法国；在随后的年代中，他鼓吹美国使用原子弹以阻止中国进入越南；1964年他要求对老挝和北越进行报复性打击；在60年代末期，他强烈反对停战谈判，认为这将被北越看作是美国软弱的证据，只会进一步鼓励河内。在1968年的总统选举中，他攻击约翰逊政府在使用武力方面执行的是“渐进主义的政策”。[4]在他当政初期，他经常对他的助手们讲“我可不愿成为第一位输掉战争的总统”。[5]
尼克松本质上是一位强硬的共和党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位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在核问题上，则更是一位谋求政治功利的高手。在1964-68年的两次总统竞选期间，尼克松曾不止一次地利用核问题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1964年8月，他在《读者文摘》上撰写了《在越南所需要的是：赢的意愿》一文，他在文中表示,“我坚决地反对使用任何形式的核武器，这不只是因为它将对世界舆论产生灾难性的影响，而是因为那是完全不必要的”。[6]1965年1月，他支持对北越进行海上和空中轰炸，但又表示地面部队是不必要的，并重申核武器不应被考虑。四年后，尼克松再度竞选总统，并最终利用核问题获得较高的政治得分。1968年10月，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Wallace）宣布他已选择柯蒂斯·李梅（LeMay）将军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李梅是美国战略核力量的前指挥官，他在其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宣称将立刻在越南使用核武器。尼克松马上表示他“完全不同意”，并指控华莱士的独立党“对外交事务不负责任和极其鹰派的立场”。然而，尼克松的上述立场更多的是从功利性目的出发的，因为根据他的自传，一旦他当选总统，核选择马上将成为其首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疯狂的年代：尼克松政府在越南战争中的核选择国际观察 200７年第2期在1985年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尼克松表示在其任期内曾四次考虑使用核武器，其中一次就是为了结束越南战争。然而，基辛格在同年8月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却公开否认了尼克松的说法。他对该报表示，“我可以肯定地说，从来没有任何具体的情况或危机使得政府考虑使用核武器”。他还补充说，“没有任何一次危机达到要求使用核武器的程度”。[7]
作为尼克松时代的两位重要决策人物，其说法却迥然不同，这难免使人对这一时期美国对越核决策的真实情况产生困惑。虽然部分有关这一时期的对外关系文件已经向公众开放，但要对此作出充分的解释尚需时日。然而，就已知的越战中核决策的真实情况而言，有关核选择的问题并不像基辛格本人矢口否认的那般简单。
基辛格对于核选择的旨趣至少相当于尼克松，甚至超过尼克松。其在作为一名学者时，在1957年就写了一本畅销书《核武器与外交政策》，该书鼓吹在有限战争中使用战术核武器。[8]基辛格对基于大规模报复的核战略提出了强烈批评，指出有限战争和有限核战争的战略不仅有助于战争，而且有利于外交。尽管基辛格本人在该书发表后，不断从某些问题的立场上退回来，但他仍继续强烈鼓吹有限核战争的概念。在1976年3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其进行的一次采访中，基辛格公开承认，尽管在应对侵略时，非核手段更可取，但他将不排除在某些有限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9]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尼克松政府上台后的首要大事之一就是修改核战略，以适应更加有限的核选择。1969年1月21日，在尼克松正式宣誓就职后的第二天，白宫就下令对常规和核力量的平衡进行研究，研究代号是NSSM3（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该研究于5月份完成，强调了基辛格所喜欢的有限核选择的问题。在尼克松入主白宫一周后，参联会也提交了一份对苏联核武建设态度悲观的简报，认为苏联在核力量方面正在取得与美国的均衡，甚至可能已经取得优势。对于基辛格来说，美国战略核优势的失去将要求对美国的核战略进行重新评估，核威胁的使用需要更加可信，而不是简单地威胁要倾尽全力一战。[10]NSSM3导致了1969年6月的另一项后续研究，它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检讨有限核打击的目标。基辛格还要求参联会制订一种战略能使核武器真的变成可用的武器。到了1970年春天，政府却被迫将这一战略评估工作置后，因为有限核选择的计划在面对其他一些紧迫问题时显得不太重要了，这包括越南战争和即将举行的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SALT）。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白宫遇到了来自国务院的反对，国务院的官员们担心一旦获得合适的核打击目标，将会使核武器的使用变得更为可能。他们还担心，这将促使军方要求更多的武器系统，而军控专家们则担心有限核选择的讨论将破坏限制战略核武器的谈判。
二、尼克松政府的第一次核选择：“鸭钩行动”
自1969年新年始，美国开始为越南问题制订更具进攻性的方案。1月27日，尼克松、基辛格、惠勒将军和国防部长雷尔德（Laird）共同讨论了“可能会刺激北越更愿意参加巴黎和谈”的军事选择。2月21日，雷尔德向基辛格递交了参联会的初步报告。这一绝密的报告包含了5种相当具有进攻性的方案，其中最后一种方案提到了所谓的“技术性升级”（technical escalation），即使用原子、生物或致命的化学武器。在评估这一选择时，该报告注意到“在越南使用这些武器将引起（美国）公众和国会的强烈反应”，并表示“可以预计的国际社会的反应，尤其是日本和冲绳的反应将阻碍这一方案的实施”。[11]然而，雷尔德、基辛格及其军事助手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都没有对这一计划作出积极评价。基辛格也认为这一计划虽然“设计得很好”，但“当前国内和国际环境的现实使得这些方案因其所包含的风险而不能被接受”。[12]
然而，就在上述参联会报告讨论后不久，基辛格却又采取了不那么“微妙”的行动。1969年春夏之交，基辛格和几位助手秘密制订了一个所谓的“核应急计划”，其代号是“鸭钩行动”（Operation Duck Hook）。该计划要求对河内、海防和北越的其它关键地区进行大规模轰炸；在港口和河道布雷；轰炸红河大坝系统；轰炸西哈努克别墅；可能使用核武器轰炸沿胡志明小道的南北交通线；轰炸与中国相联的北越的主要铁路。这份单独的、更机密的研究涉及使用战术核武器对铁路线（来自苏联和中国的主要物资供应线）进行轰炸意义的评估。[13]
是年8月，尼克松对基辛格的这一应急计划进行了审阅，但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到8月底9月初，基辛格担心尼克松对战争采取果断行动的决心正在消失，决定采取行动催促尼克松同意这一被称作“11月选择”的行动方案。9月9日，基辛格会见了惠勒将军，讨论了“鸭钩行动”的军事计划，并向他传达了总统个人的命令，即这一计划将严格限定于军方渠道，因此甚至排除了与国防部长讨论这一计划的可能。[14]在9月初，基辛格还召集了他选定的特别行动小组讨论了“鸭钩行动”军事层面的因素。在《白宫岁月》一书中，基辛格写道，他对他们表示，“目前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军事计划，它将用来对敌人的军事能力产生最大的冲击，以迫使他们快速结束战争”。这些选择可能包括“在一种单一的、精细控制的情况下使用战术核武器”。9月中旬的一份绝密的“行动概念”（Concept of Operations）文件再次表明美国决心“使用任何可能的力量取得美国在东南亚基本的目标，国际和国内的压力及苏联和中国的反应可能是重要的因素，但它们将不会排斥大胆和有想像力的行动……”。[15]基辛格告诉小组成员，“我不相信对付一个小小的第四流国家越南竟然会找不到突破口。约翰逊政府从来没有抓住这一要点，我们想找到这一突破口。”[16]据说，这一方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军事效用的分析上，很少考虑过伦理或政治的因素。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助手认为，“整个演练的过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非常冷酷和不人道，没有考虑人员伤亡的因素，没有考虑战争升级的因素，只有有效性的问题”。[17]
迄今仍不清楚这一特别小组在建议对北越进行封锁时是否可能考虑过使用核武器。塔德·朱尔克（Tad Szulc）在他的著作中认为没有考虑过，并认为基辛格后来再也没有提到过这件事。[18]而基辛格的助手罗杰·莫里斯（Roger Morris）却说，他确实看到过有关核打击目标的计划，而其他的助手则表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基辛格曾考虑在“鸭钩行动”中使用核武器。[19]
在当年的9—10月期间，尼克松继续威胁要对战争进行大规模升级。为了加强这一威胁，他命令在全球进行秘密的核警戒，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秘密军事行动之一。该警戒行动始于10月13日，持续时间一个月。[20]后来由于考虑到国内抗议团体预定在10月15日和11月13—15日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尼克松取消了“鸭钩行动”。在其本人的回忆录中，尼克松表示“由于世界各国对战争升级的愤怒，他决定取消这一计划”。[21]而据罗杰·莫里斯的说法，这一攻击行动最终被放弃不是因为“更多地顾忌国内因素和国际后果，而主要是因为尼克松不能确信这一行动的有效性”。[22]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另一名助手劳伦斯·里恩(Lawrence Lynn)对升级行动提出了强烈批评，他认为，封锁北越将不起任何作用。[23]据信他的观点对基辛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第二次核选择：寻求最后的“致命一击”
1972年整个春天，尼克松一直在思考对北越发动一场“远远超越”全面轰炸的行动，这就是著名的“疯子战略”。根据最新解密后公布的白宫磁带，4月25日，即在尼克松下令战争升级几周前，基辛格交给他一系列的升级选择，其中包括轰炸北越的发电厂和大坝。当时，他的亲密助手哈尔德曼和白宫新闻发言人罗恩·齐格勒（Ron Ziegler）也在场。尼克松说：“我仍然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将大坝炸毁。那将淹死多少人？”基辛格回答说；“大约20万人。”尼克松说：“不，不，不，我们最好还是使用核武器。你听到了吗，亨利？”基辛格说：“我认为那太过分了。”尼克松回答说：“核武器，那东西让你感到麻烦了？亨利，我只是想让你认真考虑一下，天哪。”[24]
根据哈尔德曼的日记，随着巴黎谈判陷入困境，5月2日，尼克松、基辛格和黑格又重新讨论了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在这次会议上，尼克松否定了核选择，同时也放弃了入侵北越和轰炸红河大坝。他转而赞成对北越的港口进行封锁，并将轰炸的范围扩大到北纬20度线以北。5月4日，尼克松在与基辛格和黑格再次讨论他的决定时，他用拳头敲着办公桌，吼叫着说：“南越可以输掉这场战争，但美国不可以输掉这场战争。不管南越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将把北越打烂。我们将使用国家的最大力量对付这个该死的小国家。”[25]第二天在尼克松与基辛格的交谈中说：“你和我唯一的不同点在于轰炸问题上。你那么在乎平民的伤亡，而我不想考虑，也不在乎。”[26]
尼克松建议使用核武器或采取别的杀死大量平民的极端措施，清楚地反映了他对战争所产生的巨大挫折感。然而，这些措施都未能实施。其实，战争到了这个地步，核武器的使用，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看，在政治上都是不可行的。5月8日，尼克松自己在当天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澄清。他要求对越南目前的形势进行冷静的分析。在讨论了布雷计划后，尼克松解释说：“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必须避免说我们不打算做什么，比如核武器。说到核武器，我并不认为它们是必要的。显然，我们不会使用核武器，但我们应当让核威胁笼罩着他们，我们还应当让陆战队的威胁也笼罩着他们。我们不应该让敌人放心我们不会这么做。”[27]?
四、制约核选择的主要因素
在越南战争的十多年中，尽管历届美国政府都曾相继提升战争中使用暴力的水平，尽管他们推行了非常有争议并惨遭挫折的政策，尽管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人民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核选择问题上为自己划上了警戒线，“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传统得到遵奉，核禁忌原则在越战的血与火中得到检验。
总体来看，在越南战争中大致有以下一些因素对尼克松政府的核选择产生了较大的制约作用：一是对战争升级的顾虑，认为如果美国对这种难以控制的升级风险估计稍有不当，可能招致难以收拾的、灾难性的后果。美苏核恐怖均衡局面的形成对基辛格后来的核论证影响较大；二是努力维持不使用核武器的传统，认为决不应由美国来打开使用核武器这一“潘多拉之盒”，美国如果打破这一先例不仅将破坏恐怖平衡基础上的有效威慑，而且将鼓励其它国家或游击力量的效仿，最终将使美国受到更大的伤害；三是核武器的军事效用与其导致的政治风险不相对称，这在基辛格、尼克松的核决策中隐约得到体现；四是实用主义的政治考虑。由于美国国内政治舆论的压力及尼克松本人对连选总统的现实考虑，加上政策班子中越来越多的人的反对，如莫里斯、哈尔德曼及后来的基辛格，迫使他最终放弃核打击的念头。与此同时，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缓和也为尼克松寻求摆脱越南战争指出了新的可能，并使核选择这一疯狂举动不再显得必要。最后，不可避免的道德争论使得不使用核武器俨然成为某种禁忌。之所以说成为“禁忌”，是指它已在实质上成为一种宗教信仰式的东西，至少是一种受到道德规范严格制约的信念，这种禁忌观对约翰逊总统的影响最大。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在约翰逊时期，美国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反观尼克松、基辛格及早些时候的艾逊豪威尔，他们的军事政策较少受到其个人道德理念的影响，驱动他们的政策选择的动力来自于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其决策依据是风险与利益的平衡，核禁忌对他们来说充其量不过具有某种功能性的制约。
当然，也不能绝对地说核禁忌原则没有对尼克松政府的核决策产生任何制约。如果说在尼克松时期，控制战争升级的现实压力比禁忌原则的道德约束力更多地制约了核选择，但至少后者也发挥了相辅相成的作用。在战场上，一方的武器选择将直接对升级的判断产生建构作用，也就是核武器的选择将直接标志着战争的大规模升级。如果美国领导人只是将战术核武器仅仅当作是“另外一种武器”而已，那么他们也不会在决策中那么严肃地考虑使用这一武器所带来的升级效果了。因此，还是禁忌原则帮助界定了升级的内涵，并指明了其风险所在。基辛格后来曾满怀遗憾和无奈地指出，“从来没有一个超级大国与一个无核国家的军事差距会那么大，而这个超级大国却从来没有这么小的可能去援用这一差距”。[28]黑格作为当时基辛格的军事助手，也是一位强硬派，他曾帮助策划过“鸭钩行动”，他将在越南战争及其它冷战冲突中没有使用核武器归结于道德制约。他在1992年的著作中认为，“在美国方面，反对使用甚至是威胁使用核武器的道德争论，产生了一种宗教信仰式的力量”。他本人反对这一道德观，并担心这种制约将破坏威慑的有效性。他又写道，“我们作为超级大国这一简单的事实经常帮助我们摆脱这一潜在灾难（指使用核武器——作者注）可能引起的困境，尽管在我们这个民族心理的深处决心从不使用这一武器”。[29]
注释：
［1］ H.R. Haldeman and Joseph DiMona, ?The Ends of Power?， New York: Times Books, 1978, p.81.
［2］ C. L. Sulzberger, ?Seven Continents and Forty Years: A Concentration of Memoirs?， New York: Quadrangle/New York Times Book Co., 1977, p.507.
［3］ H.R. Haldeman and Joseph DiMona, ?The Ends of Power?， pp.8283.
［4］ The Ball Memo, The Past Has Another Pattern, p.410.
［5］ Roger Morris, ?Uncertain Greatness: Henry Kissing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p.154.
［6］ Richard Nixon, “Needed in Vietnam: The Will to Win，” ?Reader's Digest?, August 8, pp. 3743.
［7］ “An Interview with Henry Kissinger: ‘We Were Never Close to Nuclear War，”?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1, 1985.
［8］ Henry Kissinger,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reface.
［9］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March 1976.
［10］ Terry Terriff,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U.S. Nuclear Strate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5460.
［11］ SM7169, Haig Special File, Vietnam Files (Jan.?March, 1969), Box 1007, NSC Files, NPMP.
［12］ Memo for Laird from Kissinger, March 3, 1969, Haig Special File, Vietnam Files, (Jan.?March, 1969), Box 1007, NSC Files, NPMP.
［13］ Seymour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Kissinger in the Nixon White House?，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3, p.120.
［14］ William Burr and Jeffrey Kimball, “Nixon's Secret Nuclear Alert: Vietnam War Diplomacy and the Joint Chiefs Staff Readiness Test, October 1969，” ?Cold War History?, Vol.3, No.2 (January 2003).
［15］ The Pentagon Papers, “Vietnam Contingency Planning: Concept of Operations，” September 16, 1969.
［16］ Tad Szulc, ?The Illusion of Peace: Foreign Policy in Nixon Year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8, p.150.
［17］ Ibid., p.153.
［18］ Ibid., p.152.
［19］ Seymour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p.98.
［20］ Haig Special File, “Nixon's Secret Nuclear Alert”.
［21］ Richard Nixo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Grosset, 1978, pp.4035.
［22］ Roger Morris, ?Uncertain Greatness?， pp.165166.
［23］ Seymour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p.128.
［24］ White House Tapes, April 25, 1972.
［25］ White House Tapes, May 4, 1972, EOB Tape 33444, NPMP.
［26］ White House Tapes, May 5, 1972.
［27］ Ibid., May 8.
［28］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28.
［29］ Alexander M. Haig, Jr., ?Inner Circles: How America Changed the World: A Memoir?，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92, p.554.
（作者简介： 汪伟民，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王珏，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博士，上海，2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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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11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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