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沈先生在西南联大

老木匠

沈先生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

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我都选了，——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西南联大的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中文系的语言学概论、文字学概论、文学史（分段）……是必修课，其余大都是任凭学生自选。诗经、楚辞、庄子、昭明文选、唐诗、宋诗、词选、散曲、杂剧与传奇……选什么，选哪位教授的课都成。但要凑够一定的学分（这叫“学分制”）。一学期我只选两门课，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这种地步。

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这话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他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也极少。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沈先生的学生现在能算是作家的，也还有那么几个。问题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教，用什么方法教。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创作靠“讲”不成。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桔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教授先讲一套，放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

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倒不记得了。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作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

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前已说过，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来不说阿里斯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举一隅而三隅反”。

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我这人从来不记笔记）！我们有一个同学把闻一多先生讲唐诗课的笔记记得极详细，现已整理出版，书名就叫《闻一多论唐诗》，很有学术价值，就是不知道他把闻先生讲唐诗时的“神气”记下来了没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也可以成为一本《沈从文论创作》。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

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
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
见解精到，文笔讲究。——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
下来，否则是会比《废邮存底》还有看头的。可惜！

   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
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记得我写过
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
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
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
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

   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我希望现在的大
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

   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
多年以来，沈先生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
说是不计其数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
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把
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
小算盘。

   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
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
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
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
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
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

   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全家移
住到呈贡桃园，每星期上课，进城住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屋子。他
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
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
自己看，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
墨签了“上官碧”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
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
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
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
《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
为“杂知识”。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
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
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
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

   沈先生对打扑克简直是痛恨。他认为这样地消耗时间，是不可原谅的。他曾随几位作家
到井冈山住了几天。这几位作家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沈先生说起来就很气愤：“在这种地
方，打扑克！”沈先生小小年纪就学会掷骰子，各种赌术他也都明白，但他后来不玩这些。
沈先生的娱乐，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他写章草，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
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直幅，纸长四尺，阔只三寸。他写字不择纸笔，常用糊窗的
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从前要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近年有病，不
能握管，沈先生的字变得很珍贵了。

   沈先生后来不写小说，搞文物研究了，国外、国内，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熟悉沈先生
的历史的人，觉得并不奇怪。沈先生年轻时就对文物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对陶瓷的研究甚
深，后来又对丝绸、刺绣、木雕、漆器……都有广博的知识。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
工艺制品。他从这些工艺品看到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性。他为这些优美的造型、不可思议的色
彩、神奇精巧的技艺发出的惊叹，是对人的惊叹。他热爱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对一件工艺
品的孩子气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动。我曾戏称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他八十岁
生日，我曾写过一首诗送给他，中有一联：“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是记
实。他有一阵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马漆盒。这种黑红两色刮花的圆形缅漆盒，昆明多的是，
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进城就到处逛地摊，选买这种漆盒。他屋里装甜食点心、装文具邮
票……的，都是这种盒子。有一次买得一个直径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抚摩，说：“这可
以作一期《红黑》杂志的封面！”他买到的缅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数都送人了。有一回，
他不知从哪里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桃花布，摆得一屋子，这间宿舍成了一个展览室。来看的人
很多，沈先生于是很快乐。这些挑花图案天真稚气而秀雅生动，确实很美。

   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
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
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
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
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
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
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
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
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沈
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
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
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
很有感情的。

   文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作金鸡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住着
联大的同学：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当中有个小客厅。这小
客厅常有熟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
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从重庆过昆明时，沈先生曾拉他来谈过“小说和戏剧”。金岳霖
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很
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奇侠传》。“小说和哲学”这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
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也不是哲学。他
谈到兴浓处，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从后脖领伸进
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为得意。我们问金先生为什么搞逻辑，金先生说：“我觉得它很好
玩”！

沈先生在生活上极不讲究。他进城没有正经吃过饭，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号对面一家小
米线铺吃一碗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闲逛，到玉溪街，
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用盖碗盖
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

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

老木匠

   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
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
见解精到，文笔讲究。

——评了一大堆的“精品课程”、“名师”，现在有哪个教师做得到这些!

周泽雄

大概讲起来，汪曾祺不管对恩师沈从文抱有何种感激之情，汪的小说才能绝不是沈先生教出来的。写到这个份上，无人能教。汪曾祺先生也提到，沈从文的学生里，并没有出现什么作家，至于汪曾祺本人，哪怕金岳霖先生来教他，最终他还是会选择文学，而不是逻辑。

但是，说写作绝对不能教，我也不信。大师是教不出来的，培养小作家总还可行。正面的规矩不宜多讲，负面的禁区倒不妨传授，比如这句话：“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就足以让汪曾祺终生受用。想到，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就是聪明脑壳太多了，还尽在打架。

沈从文与汪曾祺之间的文学交流，已经进入某种参禅之境了，同样一句话，旁人听了毫无所动，汪曾祺听到后却豁然改观。哪怕他自称已经把沈先生的话都忘了，也是如此。盐融化到水里，不着痕迹，所以，遗忘，有时是一种化境。

老木匠

一个教师，有一句话能够让学生记住一辈子，那就到了境界啦[em02]

并蒂莲

写作课的开设肯定是有必要的，训练基本功，但它也很容易把学生教成写作匠，更差劲地还可能扼杀创作天才

乌龙茶

    写作技巧（例如周先生说的规矩）能教，但天才（灵感、悟性）教不了。

周泽雄

由于鲁迅当年的一通牢骚，说写作无法教，已经成为一种安全系数很高的通脱之论了，好像谁强调写作可以教，谁就成了迂腐的象征。其实，如茶兄所言，只是大作家培养不了而已，只要注意掌握方式方法，一般的写作，还是有可教、可传之处的。极端地说，大科学家同样是教不了的，谁能够培养出爱因斯坦？牛顿也不像是谁培养出来的。看中国不少作家的文字，说句冒昧的话，感觉就是小时候手心里少挨了几下。写作技法中，也有高端、低端之分，高端教不了，低端却不仅可教，还应该教。因为教不了高端（如创造力）而放弃低端，也属不得要领。

当然，能教的人，也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