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史料派与史观派分野之原因刍议

老木匠

　　作者简介：吴学文（1974－），男，安徽池州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05研究生，研究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

　　作者按：本文属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T0403。

　　摘 要：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分野①不单单是政治上、治学旨趣方面的原因，它是多元因素互动的结果，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竞争下的中国社会特定的产物。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史料派与史观派也非绝对对立，也有学术上的联系。

　　关键词：史料 史观 分野

　　王学典先生的论文《近五十年来的中国史学》，读后颇有收获。该文对史料派与史观派②的分野与发展情况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观点很有代表性。至于二者为何分野，他没就此专门充分展开论述，由于还没发现专门讨论此方面的论文，本人力图在此方面有所探索，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

　　史料派与史观派何时分野？这不是本文论述重点，只简要介绍如下。

　　从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观点看来，史料派出现稍早些，近代史学先驱王国维，他所做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大量工作，标志着近代实证史学在中国创立。唯物史观出现稍晚些，1919年新文化运动后期，唯物史观得到了传播。李大钊对此作出了贡献。郭沫若于1930年汇集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28－1929年先后发表的有关中国史论文），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很成功的影响很大的作品。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2]（p5p11p12）田昌五认为："在中国近代史坛上，首先登场的是实证主义学派。这个史学流派由王国维开其端，因胡适而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李大钊开其端。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3]（p13p16）所以分野时间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为何分野呢？这有多方面原因。

　　第一、治学旨趣显然的差异。

　　余英时认为，史观派乃以系统的观点通释中国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主要任务;史料派，乃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工作。[4]（p76-77）戴逸也认为："20世纪前半期的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观、方法论上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他们对历史学的功能，历史研究的重点以及许多具体历史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2]（p43）王学典对此分析很具体、到位，史观派与史料派治学路数上主要有四个方面由来已久的明显差异。1．在史学与时代的关系上，史观派主张尽可能地撤除学术与时代、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樊篱，力倡史学向政治靠拢；而史料派考订派则坚持"为真理而求真理"的为学理念。2．在理论与材料的关系上，史观派强调理论的先决地位，尤其将史观置于治学的初始环节上，考订派则强调"拿证据来"，"一分材料一分货"。3．在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上，史观派一直致力于研究社会的大变动、历史的大环节和时代的大转折，而在考订派那里，他们主张小题大做，选题越小越好、越冷越偏越好。4．在普及与专精、著史与考史的关系问题上，史观派注重通史的写作与著述，走的基本上是一种"史纂"的路子；考订派走的则基本上一种学院派"史考"的路子。[5]

　　第二、政治上的原因。

　　史观派在解放前由于出现比史料派晚，自身不够成熟、影响不够大，更重要的是指导思想与当时政府统治思想相悖，不被重视，甚至受压制，被边缘化。而史料派重视传统文化与当时统治阶级要求合拍，被统治阶级扶植，又加上对西方文化也不排斥，所以实证史学得到主流地位，成为正统。而解放后也因政治原因，二者地位相反，史观派居于中心地位，而史料派边缘化。而政治化最容易扩大二者之间的分歧与裂痕。其实，在封建专制体制与暴政的淫威下，中国古代史学就有依附政治的传统。所以主流史学的视角常为统治阶级着想、服务。拿孔子来说，周游于诸侯中，不得实现政治抱负后，就要在《春秋》中满足自己的一些愿望、发泄自己的不满，使"乱臣贼子惧"。司马迁撰《史记》、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等都有为统治者"鉴往知今"的目的。[6]（p265）

　　在中国过去，学术上的分歧、争端、竞争，往往依靠政治力量去解决。李斯为达到某种目的，向秦始皇建议"焚书坑儒"，依靠让人惊惧的权力，并让很多人付出鲜血的代价，实现了学术霸权。西汉的今文经学③大师董仲舒为使儒学独自把持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以能制衡专制势力和最高权威，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东汉白虎通议④也是靠政治力量（汉章帝的权威）解决了经学家学术上的分歧。例子太多。儒学，包括后来的宋明理学⑤，不但与封建社会上层政治相结合，被汉以降历代专制王朝所推崇和利用，而且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不管史观派还是史料派都有意无意靠近政治，如果能得到政治势力的庇护，这对于学派之间的竞争与发展是有好处的，何况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个传统。应当看到学术政治化最容易造成人为的不必要的学术上的大撕裂或分裂，常不免造成悲剧性的恶果。

　　第三、二者各有历史渊源和分裂的基因。

　　历史和现实是不能割裂的。陈其泰认为："人们每每有一种误解，似乎新学与旧学之间有一个断层，二者相对立，'传统的'即是封建的，'近代文化'是从外国输入的，从外国移植的。导致这一认识的重要原因，是由于近代'新学'在本世纪初产生，是与当时一股来势迅猛的学习西方、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潮相联系的"。但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在理论上也无法解释近代文化从西方输入的新观念为何能在我们民族中生根。" [8]虽然近代中国史学主要受西方影响才建立起来，但史料派与史观派还是各有传统文化的源头的。

　　在中国古代以儒学为统治思想情况下，学术研究以治经学和史学为主。主要路数可从治经学的两派即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汉学和宋学，朴学⑥和经世致用⑦观中，看出一斑。刘大年认为，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勃兴的经学可分成两派，一派是世称戴（震）、段（玉裁）、二王（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号为考据学"正统派"的古文经学派；一派是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代表的今文学派。两派宗旨互异，分道扬镳。[9]（p480）而从汉到清这两派一直存在争斗，即使到清季也是如此⑧，此时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并起，学术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9]（p478）龚自珍、魏源都治今文经学，而且都是直接从刘逢禄受春秋公羊学。他们都是讲求所谓"实学"或"经世致用"之学的。[9]（p481）从史观派关注现实、重视宏观等特点看来，它和经世致用派有许多相似性，说史观派深受经世致用之学影响不为过。林甘泉认为王国维是近代实证史学开创者，之所以做出那样大的贡献，是因为对乾嘉考据学有深厚的根底。[10]（p350）戴逸也认为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顾颉刚、钱穆等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余绪。[2]（p41）田昌五也认为实证主义学派和传统史学中的文以载道是对立的，"他们只能和乾嘉考据相衔接。" [3]（p14）

　　从上述可看出，史料派与古文经学（古代经传注疏传统）和朴学（主要是乾嘉学派）有关联，史观派与中国古代司马迁、司马光、刘知己等通史思想、今文经学以及清朝经世致用观也有联系。

　　既然史料派与史观派来自不同的源流，而中国过去学术本身是分流和有争端的，所以二者的分野成为必然。

　　第四、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的分歧。

　　由于外国列强侵略和专制统治腐败，中华民族在近代遇到深刻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内忧外患不断，国破民穷。传统文化根本不能应对危机，而从社会发展来看，西方近代文化较之中国传统文化要超越整整一个时代，[6]（p268）

　　这使得救国救民的真理也就自然向外。如何对待传统一直是20世纪学术界，包括历史学界的重大课题。由于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已久，人们渴望从封建思想中获得解放，创造新生活。因此，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叛离传统，向西方学习新观念、新方法。反传统观点特别是在五四时期，表露更强烈。戴逸也说，五四是最激烈地反对旧传统时期。[2]（p41-42）但很多观点有偏激倾向，未把握好平衡。既要破除传统，背离传统，又要归依传统，认同传统，继承传统，20世纪中国史学就在二者之间徘徊摆动。

　　从理论分析上说，史料派比史观派更重视传统。从上述治学旨趣上也看出，相对来说，史料派贵古贱今。正如史学大师陈垣所说："过去我们这些人只凭兴趣不顾需要；......只讲往古，忽略现代。" [5]他们的史学视野和价值观，以及凭着扎实的考订功夫对传统文化较全面与深刻了解、热爱，对传统文化容易认同、珍视。史料派名称的来历，以及多年研究领域重点在传统史学典籍范畴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顾颉刚从1922年开始整理、研究《尚书》一直到生命最后阶段，[6]钱穆作品如《中国思想通俗讲话》⑨总提到古代文化典籍如《易经》、《论语》、《庄子》等绝非是偶然与个别现象。

　　史观派⑩治学旨趣上与史料派相反，强调理论的先决地位，还力倡史学向政治靠拢，又很注重"阶级观点"，对传统文化多少带着有色眼镜观看待，总是带着要批判、要否定、要超越的思想，自然反传统意识比史料派强烈些。所以史观派后来搞"以论带史"、"以论代史",搞理论迷信,出现"影射史学"，使"历史成为政治的婢女"成为必然。余英时曾评论道：史观派"自始至终便不是从纯学术的立场来研究历史"，"他们的史学主要是为现实服务的，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为他们所从事的政治运动寻找历史的依据的"。[5]文革中大破所谓"四旧"，严重损毁传统文化遗留物，就是对这种思潮的延续和发展，并走向极端的反映。

　　第五、汲取西方文化理论的著眼点和取舍的不同。

　　余英时认为，就思想的渊源而言，中国史学的史料派和史观派分别植根于史学追求科学化的两个途径。前者的"规律"和"模式"是从科学方面移植过来的；后者注重"原料"与"事实"也同样是奉科学为模范的。并断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史学家各持一端而分成截然对立的两个阵营，即一方面，兰克文献考证的方法论后来演变为"科学的史学"；另一方面，兰普勒赫领导着反兰克派的寻求历史规律的运动。中国这两派的对立，比较接近德国的情况。[4]（p86）

　　戴逸以为胡适揭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学术理路，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为20世纪早期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2]（p37-38）又说"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等除了学习了西方的治学思想与方法，又和中国过去的乾嘉学派、公羊学派有密切关系。" [2]（p43）林甘泉也认为王国维成为实证史学大家除了有扎实的国学功底外，还得益于受过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实证主义哲学的熏陶。[10]（p350）又认为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顾颉刚、钱穆等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余绪，又吸收了西方实证主义、试验主义的观念与方法。[2]（p41）王学典觉得中国的史观派与法国的年鉴学派从治史理念、为学旨趣到作业方式都有惊人一致。[5]余英时判断"事实表明，史观派极大的借用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精神遗产，而史料派对兰克学派的接受也决不少于对清代考证传统的继承。" [4]（p86）吸收西方文化营养的很不相同也使得二者多了些分歧。

　　第六、也可从中国哲学上探寻。

　　深受《易经》等"二元论"影响，中国人思维多是非此即彼，非敌即友意识。政治人物如秦始皇、刘邦等就有强烈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意识。百姓生活中语言也常是好和坏，对和错等等。研究历史史料和史观都是不可缺的，出于实际需要和个人爱好，有的研究应侧重史料，有的应侧重理论，这是自然的。但中国深受传统 "二元论"文化影响，只要有些学者先入为主选择了某种理论，发现它的长处和优点，不免有夸大和偏爱之心理，"党同伐异"。何况中国学界有"门户之见"和注重依附政治的传统，更容易割裂史料和史观之正常关系。不是打破成见，认真比较不同理论或相反理论之优劣，取长补短，综合考察，为我所用；许多人偏好从感性上理解、运用，即使讨论都不免带有情绪化、功利上的东西；甚至从感性出发，都不屑或不愿去实事求是地讨论。心理与思维上缺乏包容性，这必然使某些分歧、隔阂扩大或分裂不可避免。戴逸认为，中国古代的认知方式偏重于直观的感悟，从整体上把握认知对象，有点接近佛教禅宗的"顿悟"，宋明理学也接近这种认知方式。[2]（p37）丁守和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重实践经验，轻理论思维；重应用，轻创新。是故不善抽象、分类和综合分析，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也不是精确概念的辩证法，而主要是处理人生和人际关系的辩证法，与人伦相联。[6]（p264）

　　史学是一种综合贯通之学，把现代中国史学人为分成史料派和史观派是个无奈。正如余英时所说，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从理论上说，这两派其实各自掌握到了现代史学的一个层面：史料学是史学的下层基础，而史观则是上层建构，没有基础，史学无从开始；没有建构，史学终不算完成。二者合则双美，离则两伤。不幸的是，史观派与史料派由于各趋极端，竟不幸而形成尖锐的对立。前者讥诮后者为支离破碎，不认大体。后者鄙视前者为空中楼阁。[4]（p77）

　　其实史料派与史观派也不是绝对地对立，二者也有相同性，也有相互借鉴和吸收的可能。

　　林甘泉认为即便是《春秋》也寓含作者褒贬爱憎和有所隐讳，我们今天所谓的史料，哪怕是信史，大部分都浸透了作者的观点。[10]（p315）戴逸认为20世纪前半期的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虽有根本的不同，但二者之间也有许多重要的相通之点，如进化史观、理性主义、爱国主义、求实精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吸收了实证史学的优点并加以发展。[2]（p43）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其他学派之间有一个相互学习和继承的问题。郭沫若的研究成果是在王国维、罗振玉的研究基础上，经过自身的努力取得的。范文澜是黄侃的弟子，而黄侃又是章太炎的学生。研究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不能隔断学术上的传承和联系，简单的把历史学家们置于相互对立的营垒之中。[2]（p43）

　　就是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开创者、代表人物们都没有太拘泥于成见，治史时也常搞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如郭沫若并不以空谈理论为能事，而是着眼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他对殷墟出土甲骨文和历代发现的青铜器铭文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和诠释，令实证主义史学家也为之折服。"他还注解《管子》，校勘《盐铁论》。[3]（p17）实证史学一代宗师陈寅恪治史不仅精于考证，也重视历史现象的前因后果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且往往能提出独到的见解。[2]（p8）林甘泉说，胡适做北京大学教授时，在课堂上大力宣扬自己的治学方法和历史观念，还鼓励同学按照这种方法和观念去从事历史研究工作。这难道不是重视宣传史观吗？[2]（p7）实证史学大家顾颉刚在1933年《古史辨》第四册序中说："他人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 [2]（p14）

　　对于史料派和史观派任何一方观点过于强调，我们都该警惕，都应分析后有选择地接受。对"史料派"则坚决认定"史学只是史料学"和津津乐道的"论从史出" [5]的观点，以及"史观派"的"以论代史"的观点，田昌五认为二者在表面上是截然对立的，但两极相通，从方法论上说却是一致的。"论从史出"容易就事论事，把历史庸俗化。"以论代史"容易脱离实际，把历史研究概念化。二者的归宿都是历史唯心主义。[3]（p127）他还以为中国近代史学都是从西方引进的，食"外"不化，就成了它们的通病。[3]（p17）不管田昌五先生观点有无缺陷，学者独立地思考还是很有必要。

　　（原载《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 辞海[Z]（缩印本）（198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

　　[2]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 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4] 余英时著，何俊编，李彤译．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 王学典．近五十的中国历史学[J]．历史研究，2004，⑴．

　　[6]丁守和．中国近代思潮论[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7] 辞海[Z].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8] 陈其泰．晚清公羊学的发展轨迹[J]．历史研究，1996，(5)．

　　[9] 姜涛．刘大年与<评近代经学>[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三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0] 林甘泉文集[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11] 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注释：

　　①分野：⑴．本指分封诸侯的境域。后借用为分界、界限的代称。⑵．中国古代星占术中的一种概念。认为地上各州郡邦国和天上一定的区域相对应。在该天区发生的天象预兆着各对应地方的吉杀。《辞海》[Z]（缩印本）（198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第311页。

　　②王学典认为史料派就是史料考订派，史观派就是唯物史观派。其本质区别在《近五十的中国历史学》[J]（《历史研究》（2004年第一期）阐述得很清楚，本人采取此说。戴逸认为，中国20世纪的历史学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实证史学派，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A]引自《<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上》[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7月，第41页。）林甘泉也认为20世纪的上半叶，近代实证史学是中国史学的主流亩。20世纪下半叶，中国史学主流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林甘泉文集》[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346页。）史料派、史观派应该对应的是戴、林所说的实证史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派。

　　③因汉代称当时通行的隶书为今文，称秦代焚书以前用六国所用的篆书为古文。儒家整理的经书用隶书抄录的称今文经；用篆书抄录的称古文经(见经今古文学)。以后，在经今、古文长期传播的过程中，不仅是字体不同，对经书的解释等也有差异。形成研究儒家经传的对立的两大流派。今文经学主张通经致用，结合现实阐发经书中微言大义。今文经学近于哲学，强调"经世致用"；古文经学近于史学，讲究考据。清代复兴今文经学，利用《春秋》公羊学以阐发其政治主张，故又称作公羊学派。参见《辞海》[Z]，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第4738页。

　　④从西汉哀帝时开始的"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对立，在东汉时争斗达到高峰。今文经学派感到有必要通过皇帝制成定论，以保持其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后来汉章帝集中诸卿、博士等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并命班固将讨论结果整理成书，名为《 白虎通德论 》（又称《白虎通议》、《白虎通》）。参见《辞海》[Z]㈣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第4738页。

　　⑤宋明理学可参见宋学、理学，主要指宋代（也包括元明）的理学派别。同"汉学"相对。注重"性命义理"之学。派别甚多。各派之间学术之争不断。理学，亦称"道学"。宋明儒家哲学思想。汉儒（主要是古文学派）治经侧重名物训诂，宋儒则多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故有此称。参见《辞海》[Z]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第2717、3276页。

　　参见《辞海》[Z]㈠㈡㈢，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第325、326、848、2352、2717、3368页。宋学即理学，在经学史上，用"宋学"来与"汉学"相对，清人专门用来指称当时与考据之学不同声气的义理之学，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称清初学术"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在思想史上，用"宋学"来总称理学、心学、事功等在内的宋代各个思想流派。如明代唐枢作《宋学商求》，列述"横渠之学"、"明道之学"、"伊川之学"、"金陵之学"等等。汉学又称考据学、朴学,指汉儒考据训诂之学。曾在乾嘉时期鼎盛一时,成为清代的显学。参见《辞海》[Z]，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第325、326、848、2352、2717、3368页。

　　参见《辞海》[Z]㈢，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第3143页。明清之际主张学问须有益于国事的学术思潮。顾炎武强调应"引古筹今"，作为"经世之用"（《亭林文集·与人书·八》）。

　　⑧比如刘大年认为康有为、梁启超、皮锡瑞、谭嗣同等属于今文学派，张之洞、王先谦、叶德辉等属于古文学派，张之洞不屑于以经学家自诩，但对维新运动与经学的态度，极大影响着两湖以致全国的动向。在运动中先是拉拢康、梁，很快又掉过头来极力反对维新运动。实际上，他是古文学派反对今文学派的挂帅人物。姜涛《刘大年与<评近代经学>》[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第484、485页。

　　⑨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7月北京第二版。其实他的许多著作名称如《论语新解》、《庄老通辨》、《朱子学提纲》、《秦汉史》等等（见上书介绍）都表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热爱。

　　⑩本人指的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史观派。

李大兴

“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分法，考虑到现实语境，是很可理解的。只是以下一段，说得有点想当然吧，“史观派在解放前由于出现比史料派晚，自身不够成熟、影响不够大，更重要的是指导思想与当时政府统治思想相悖，不被重视，甚至受压制，被边缘化。而史料派重视传统文化与当时统治阶级要求合拍，被统治阶级扶植，又加上对西方文化也不排斥，所以实证史学得到主流地位，成为正统。”49年前政治与学术只关系和后来是大不相同的，对此似需多加以“史料派”式考察。

徐史石

这篇文章豪无价值

老木匠

说得是，一般来说某某项目花了国家银子写出来的大多是这样的文章

李大兴

呵呵，楼上二位比我不客气多了。但我想木匠兄转此文也是有心的，对主流史学是需要分析批判的。

徐史石

很同意老木匠的意见,这里先不说项目了，先说说上海各高校刮起的论坛风.自己年少无知去参加了，发现除了人困师乏基本什么效果没有了.把以前写的一个帖子贴到下面:

论坛集子厚厚的一本，题目喊的也很大：中西史学的传承与创新。让人想起围城中一个小饭店却偏偏叫欧亚大饭店的故事。粗粗一翻世界史部分，既没有必要的学术史回顾，有的径直引用别人论著作为史料来用，那里有什么传承，整个是开天辟地的创新！你去问他这么烂的文章为什么收，他说不能怪我，稿子少啊！我看这其实很体现组织者的学术眼光，其实就既不懂传承，也不懂的创新。再说为什么非要把世界史和中国史的文章数量趋近，造成一个人为的两科对峙呢！也就是说从收文章开始，组织者就在把一个学术论坛一点点的毁掉，让其最后演变成一个会餐论坛！古代史的文章也良莠不齐，所谓某某的炮轰，其实不过是拿稻草人做靶子，稍微苛刻的说，简直是在哗众取宠！当然我并不是说，世界史和古代史中没有好文章，比如其中一篇写百科全书生意书评，就算不错了！对于如今之博士，不必让其拿出一篇研究论文，也许好的随感和书评就可体现其水准，依此线索可以开展一下对达恩顿史学的评价，及其如何看待新文化史学等等问题，我以为都是颇具意义的。
紧接着最可笑的事情发生，也许论坛组织者没有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学生，但其基本的学术眼光之差，已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即使为了照顾到各校的平衡，其选择宣读的论文如民国时期的乞丐，水平之差，已逼近本次论坛的世界史文章水平了！50年代初的文章，明明对游民改造的文章远好于筹委会那篇，却偏偏选择后者来宣读和讨论！在这里尤其一提的是，复旦史地所同学的论文都极其扎实，能严格的遵循学术规范，我个人认为这和其内部有一个学术的公共标准有很大关系，反观我校则令人汗颜！最后的优秀论文评奖，也自然不能选出最优秀的论文，我很怀疑论文选秀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很多烂文章据说都是在赶做项目，这让我很怀疑国家的钱是不是在制造垃圾！因为很重要的，历史研究的成果和真正有志研究青年学子的经费数量直接相关，在大量钱被挥霍掉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要向类似项目和论坛的事情进行质疑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必要，这么多的钱可以买多少资料啊！
总之学术论坛，彻底的失败，彻底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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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雅萍

《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王尔敏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25.00元

　《史学方法》，王尔敏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26.00元

李洪岩（本报书评人）

　　中国有两家最著名的近代史研究机构。一家位于北京东城，一家落户台北南港。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揭牌成立于1955年2月1日，由著名史家郭廷以先生手创。50年来，南港史馆人才辈出，精英毕集，甚受海内外同行推重，有“南港学派”之称。

　　王尔敏先生是南港学派的老人，是“开拓师门学问的一个有成绩可验的守门之人”，号称经过“千锤百炼”，自然对本门师友感情极笃，对本派著述熟悉之极。他这本《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虽然力图为“非主流”之说安排上一个史学史的背景与流脉，但实际上，还是以讲南港学派为主，而以郭廷以先生为核心与宗主。全书以自由轻快笔法，揭示各家著述要旨，杂以细碎掌故，虽不求谨严详备，但可补他人忽略的小节。台湾研治近代史的精英阵营，大体可于此书见之。但同声相求，同气相类，长于综核，而短于分析。

　　为什么自称“非主流”呢？王先生的立意有两点。一来，从梁启超开始，史学界逐渐被科学主义等派别占据了“主流”，那些不信服科学主义的人，自然就成了“非主流”。二来，台湾学界充斥着“一帮流氓恶霸”，一向对南港学人既打又压，乃至“采取不承认主义”，迫使他们处于“非主流”。王先生说，他以50余年的学术生涯，“熟见学人行径，备尝权贵冷眼，频受恶棍暗箭，洞悉伪善鬼蜮”，深感有必要表彰同道学人之辛勤缔造，出口恶气。所以，王先生笔下的“非主流”，既有受欺压、遭歧视的意思，又有独行高蹈、不同凡响的宣示。

　　作为局外人，我们自然无从体会王先生那刻骨铭心的感受！我们只看到，弥漫于字里行间的，尽是“宵小”、“虎狼”、“小丑”、“洋奴”、“鼠辈”、“脓包”、“混混”、“草包”一类骂语。特别是对已故经济学家费景汉，已经到了毫不假借的地步（第182页。又见《史学方法》第226页）。相反，对南港以及“范铸在郭廷以教导启牖之下”的三十余人，王先生则毫不吝惜地予以赞美。这些赞美的程度，正可用那句话来形容：害得天下的好词儿都得加班加点！  

　　有了这种冷热鲜明的情感对照，笔者却并未觉得王先生有什么不好，反倒觉得老先生天真率直得可爱。别忘记，王先生出版过17种硬邦邦的学术专著，治学领域横跨多项。有此功力垫底，一旦自觉不公，胆气和火气岂能不相互帮忙似地往外冒！

　　不过，书评家的责任毕竟是在学理上分清是非，而不仅是在情感上表明态度。就这个层面而言，笔者以为，王先生有些话未免过头了。重要的，是缺乏逻辑上的澄明。

　　比如王先生说，他对于中国历代史学传统，完全肯定，充分尊重；所宗仰的，只是20世纪以前的史家风范与志节。“我崇信古来旧史学的观点。我是正正派派继承中国传统史学，自不会标榜新史学。”这可以说是王先生的基本学术立场，也是他所有著作的基本特点。所以，对各种洋理论、洋学说，譬如“拿美国为模式的笨伯理论”——更别提什么“全盘西化”了——王先生是坚决排斥的。可是，他又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并未创获出史学方法（尽管他说这绝不是什么短处，而是特点）。于是，我们便要问了：中国传统史学中果真没有史学方法吗？所谓史学方法，到底是什么？

　　在王先生看来，“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是不同概念。大体说来，史学理论属于哲学，史学方法属于技术。王先生讲史学方法，即立足于教会学生一门实用的技术。他这种旧派的治学理念和路数，无可厚非，可是，谁又能说中国传统史学的“技术”不发达呢？

　　而且，王先生还基于“史学方法”而排斥“史学理论”。他说：“我一直不期望历史家要建立什么理论，亦不信任现有的一切史学理论。”又说：“我是本本分分，实事求是，绝未尝大张旗鼓大肆张扬要标榜科学方法或高明智术。”所以，对诸如历史观、历史哲学之类，王先生是排除在史学之外的。他甚至说：“过度重视历史哲学，乃是由于文化背景使然，中国史学无必要学这一套。”可是，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王先生著作的最大缺憾，就在于拒斥历史哲学，并把自己牢牢固定在经验主义的界限之内。讲“非主流”，讲“史学方法”，却离弃史学理论，正可谓见虎一毛，未许如斑。

　　有趣的是，王先生对异道之美，也深闭固拒。例如著名史学家劳干曾经这样说：将来的历史学，“几乎最大部分”要建造在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基础上。对此，王先生赫然斥责：“这是大胆造谣；将来如何，只有鬼知。”如此一来，“跨学科研究”便被王先生断了后路。难怪，他说自己撰著《史学方法》，“绝不指定历史学的辅助科学”。不过更令我错愕的是，王先生居然认同这样一种看法，即疑古学派具有“沾染帝国主义御用学者毒素”的嫌疑（《史学方法》第74页）。好丹摈素，化为烧城之舌，无论如何不能让人信服！

　　其实，王先生大可不必为所谓“非主流”史学鸣冤叫屈，也不必逢主流必反，更不必为此而说过头话。从晚清国粹派的邓实、刘师培、章太炎，到传统史学派的王国维、罗振玉、余嘉锡，以至南高与学衡的柳诒征、徐则陵、向达、郑鹤声、张荫麟、吴宓，战国策派的林同济、雷海宗、贺麟，新亚学派的钱穆、余英时、何佑森，历史地理学派的张其昀，国民党党史会的罗家伦、李云汉、蒋永敬，香港史学的简又文、罗香林、饶宗颐，以及美洲周策纵、澳洲柳存仁、欧洲陈祚龙，再加上一位江湖史学家李敖，都自有其史学上的地位，并非像王先生所说的那样“声势小”，也并非全都“不崇洋”、“以中国为主体”。反之，所谓主流史学家，从蔡元培、傅斯年、顾颉刚，到沈刚伯、李济、方豪，谁会同意说他们“个个一肚子草包，却是满脑子创新”、“不是学问最高，而是声势最大”、“追随西洋流风，以西化为方向”呢？王先生对“史语所”一系不满，但不必把话说绝！

　　王先生说过，他研习思想史的目的之一，就是“锻炼超然的观察能力，历练缜密辨析问题的习性，培养追逐抽象思路的耐心”。笔者愿将这段话提示出来，与王先生共勉。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7年4月11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