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日记披露的信息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省遵义县城举行扩大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由此进入中共中央核心决策圈以后，从1938年9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到毛逝世前1975年1月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除1954年2月举行的七届四中全会和十届二中全会外，毛泽东从未缺席。其中，十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因病在长沙缺席，全会由周恩来主持；而七届四中全会缺席的理由，当年发表的全会公报称：“毛泽东同志因在休假期间没有出席全会”。
众所周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是以解决高岗、饶漱石篡夺党内最高权力的事件为主题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事关党内高层出现的这一重大事件，毛泽东以休假的理由没有出席，使一般对中共党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感到难以理解。2001年9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披露的信息，对解开这一历史谜团，似有所帮助，现抄录于后（引文中的字为笔者按原注所加） ：
1月28日（以下是杨尚昆在另外几页纸上所记的1月28日毛泽东同他谈话的内容）
（1）文件政治局基本通过，各中央局一人，军委副主席，来电和信印发全会各同志。
组一委员会审查意见，作若干修改，交政治局，不要冲淡了中心。
凯（丰）、杨（尚昆）、小平。
不一定所有意见都加上，要加了有益。
可成为另外决议。
修改经过，由杨给以说明。
（2）文件应交××（俄文尤金），报告、决议（登党刊）。
自我批评，交？登？
请考虑。准备登、交，在必要时。
对尤金是否说内容？说就要泄密。
会后考虑，书记处或说，或不说，或另一次说，同我们党是息息相关的。看情况急否，即三种可能情况。
“冲”：
1几位主要同志不冲，可保证。
2到会人不冲，事先招呼好，这可以。
3他（指高岗）攻彭真，不要紧，可解决。
4他攻刘，自己拉开，牵涉多人（可能不大，但准备着），则会期拉长，开小会，报告主席，甚至需主回处理。
极力避免此种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谈话的方针：
听他说，避免“对质”。
按决议精神“自我检讨”。
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
应作检讨，一次不好，二次可说；这次不好，以后还可说。
全会方针：
照主指示，只作正面说明，说话人不要太多，开两天。
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高（岗）之目的在于“过关”。先打招呼是可以达到“和平会议”的。
“无改悔之心，有蒙混之意”（陈毅）。
19日，信送来，交刘（少奇），刘约周（恩来）、陈（云）、小（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谈话。
四个方案：
1、去杭——不好处理。
2、主回——也不好处理。
3、由主指定书记处谈话，组织，目前太重，也不好处理。
4、主指定刘、周与谈，小平可参加，陈（云）不参加为好。
具体提议：如主同意第一方法，则请回高，并告刘周：来信已转，不必来，委托什么人谈。
招呼——可以不发生问题。
准备有人冲，可以避免。
攻势——也不要紧，力求避免主回。
全会完后，请邓（小平）、罗（瑞卿）立即动身，需要10天。20号前二读党章（应为宪法——引者注）。立即看材料，法国、美国。
2月底以前政治局定（陈（伯达）、乔（胡乔木）同志）。
3月1号讨论，由刘、周、邓负责，3月份内开会，把人找齐，3月内完，4月1日交（政治顾问身份），刘、邓、邓（子恢）、伯达（伯达可解释）交苏共中央征求意见，5月1日公布。
新民主国家是否交？总路线文件应交。
由恩来召集谈话。
（3）会议3天为好，必要4天，看情况。
方针：坚持、正面批评，“惩、救”。
争取：逐步改变，改变环境，决议后就会改变，造成不利其阴谋活动的环境，增强教育、说服力量；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当作一种可能性来争取。
（4）薄（一波）亦要作批评（财经错误）。
林枫应讲。
彭（真）、薄（一波）、林（枫）重点应放在自我批评上，分配人帮助。对林，由陈（云）、李（富春）；薄，小平帮助。
他力免不冲，自己是不愿扩大的，如向彭真攻，让其攻下去，也可以过去。自己避开，说不清楚。扩大，开小会；请主回，极力避免。
其目的在过关。
小平可以参加。
上述谈话的背景是，1月21日，杨尚昆由北京到杭州，捎来了1月19日高岗写给毛泽东的信，高要求来杭州，当面与毛商讨在四中全会上检讨一事。从毛与杨的谈话内容看，主要涉及以下几层意思：
一是对高岗要来杭州与毛面商一事如何回应，谈话提出了四个应对方案。即：1、让高岗来杭州，不好处理；2、毛泽东回北京，也不好处理；3、由毛泽东指定书记处与高岗谈话；4、具体指定刘少奇、周恩来与高岗谈，邓小平可参加，陈云不参加为好。如毛泽东同意，则请杨尚昆回复高岗，来信已转，不必来，毛泽东已委托什么人与之谈话。并告诉刘少奇、周恩来。
二是与高岗谈话的方针：听高岗自己说，避免“对质”；按决议精神，只作“自我检讨”；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检讨一次不好，可作二次，这次不好，以后还可说。
三是对高岗或与会人员是否会在四中全会上“冲”（发动攻击）作了预测：1、几位主要同志（指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不冲，可保证；2、到会人，事先招呼好，可以不冲；3、高岗攻击彭真，不要紧，可解决；4、高岗攻击刘少奇，他自己把问题扯开，牵涉很多人（这种可能性不大，但准备着），这样会期就得拉长，或开小会，甚至需要毛泽东亲自回京处理。应极力避免此种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四是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只作正面说明，会上说话的人不要太多，会议开3天为好，必要4天，看情况而定。会上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高岗的目的在于“过关”。先给大家打招呼，是可以达到“和平会议”的目的。方针是：坚持正面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争取高岗逐步改变，决议通过后环境就会改变，造成不利其阴谋活动的环境；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当作一种可能性来争取。
彭真、薄一波、林枫重点应放在自我批评上。林枫，由陈云、李富春给予帮助，薄一波，由邓小平帮助。
所有这些都是围绕一个中心——达到“和平会议”，极力避免毛泽东回京处理。
高岗发难与毛、刘分歧
中共党内发生像高岗如此明目张胆地要拱倒中央核心中的第二三把手的事，此前是绝无仅有的。对这样的重大事件，毛泽东作为第一把手为何极力采取回避姿态？显然事出有因。首先是与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在建设新民主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的严重不满，并公开进行批评和组织处置有关。
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夺取全国胜利以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当时估计是二、三十年，然后再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严重步骤。这是从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到1949年制订《共同纲领》期间，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共识。但对于刘少奇1949年在天津与资本家谈话说，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剥削对社会的发展是有功劳的；1950年，当东北局提出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时，刘少奇指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 东北即是有一万党员发展成富农也不可怕，这个问题提得早了；1951年，刘少奇又明确指出，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是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而斗争”；同年，刘少奇批评中共山西省委提出组织合作社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农民的个体私有制的主张，“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1952年底，薄一波主持的政务院财政部制订的新税制，取消了对合作社经济的优待，薄在《人民日报》社论中又写上了“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话，新税制经政务院批准颁布执行后又引起物价风波等，毛泽东都是极不满意的。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高岗在收到刘少奇1950年1月关于东北富农党员的谈话纪录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1951年7月，刘少奇在党内公开批评山西省委的意见，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后，毛泽东随即明确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
对新税制问题，毛泽东当时就作了尖锐批评，而且上纲为“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指责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错误”。进而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撤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5月15日，以政务院名义发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经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决定将政务院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5月19日，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检查1952年8月1日至1953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他看过的，以其结果向他报告。强调指出：“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这无疑是对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严厉指责。
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把“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作为党内的右倾思想进行批判。
这一切，不能不被高岗认为是毛对刘、周的不信认。
另一方面，1951年，高岗得知毛泽东表态支持山西省委关于互助合作的意见以后，随即让秘书编造了一个关于东北农村生产互助运动给毛泽东的报告，于10月14日上送中央。毛泽东看了高岗的报告后，十分赞赏，于17日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批示说：“此件请阅，阅后请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毛还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要求各地仿效执行。1953年，在批判新税制的“错误”，撤消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的同时，调整了政务院领导的分工，周恩来除应负总责外，只具体分管外事口，然后又把政务院八个工业部的财经大权划给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管辖。这种政治上贬褒、降升，对高岗来说，不能不认为含有弦外之音。
财经会议的“火”是毛点燃的
现在没有证据说明高岗拱倒刘、周的活动有毛泽东的授意，但高岗从1953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到秋天南下游说，散布刘少奇已不为毛泽东所重视。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等，也很难说完全是空穴来风。财经会议上这把“火”就是毛泽东点起来的
1953年夏季，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批判薄一波在新税制问题上的“错误”，实际上成了会议的主题。指定薄一波在大会上作检讨，是毛泽东。据《周恩来年谱》记载，7月11日，“向毛泽东汇报全国财经会议进行情况。鉴于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原因，毛泽东指示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7月13日—25日，根据毛泽东11日指示精神，周恩来“主持九次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十三日，薄一小组作关于财政、金融、贸易政策和工作的检查。十四日起，与会代表对薄一波进行批评与帮助。高岗、饶漱石借机鼓动别人猛烈攻击薄一波，使其成为‘桌面斗争’的集中目标，会议气氛从此紧张起来。”高岗在发言中，借批评薄一波的错误，直接引用刘少奇关于资本主义剥削、富农党员、批评山西省委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等一些观点进行批判，搞“批薄射刘”一套。并暗指刘少奇、周恩来都有自己的“圈圈”和“摊摊”。对所有这些，毛泽东除说过“不能把华北的几个同志说成宗派” 外，其他并未表态。只是会议温度举高不下，周恩来难以为会议做结论，毛泽东才让周把在外地的陈云和邓小平请回来转弯。8月12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严厉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再次尖锐批评了所谓的“分散主义”。全国财经会议后，刘少奇于11月约陈云一起到高岗处，向高岗做自我批评，而高竟未有任何表示。若无一定的政治压力，刘少奇没有必要去登门检讨；高岗若不摸底数，岂敢对刘少奇如此无理。这表明，高岗在全国财经会议以后，多方进行活动，显然与毛当时的政治态度是有关的。
可以用来证明的是，事隔十几年以后，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当年高岗攻击刘少奇的这些“炮弹”又被重新搬了出来。1967年3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批判文章中，大肆攻击1949年刘少奇在天津与资本家的谈话，诬篾刘少奇是“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竟然把刘少奇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和天津讲话作为“修正主义”的罪行，写进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与之同时，彭真、薄一波等曾被高岗说成是刘少奇圈圈的人——同时在白区工作过的人也统统被打倒。这显然不是什么偶尔的巧合，而是有其潜在的必然联系的。
出于无奈把高岗端了出来
高岗自持腰板硬，对刘少奇登门检讨不予理睬。但终久还是缺少党内斗争的经验而走了“火”。这就是高岗除向职位比他低的人做了封官许愿外，为了争取陈云、邓小平的支持，竟然公开与陈云说什么：“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高岗这种非组织活动一旦被拿到桌面上来，显然就站不住脚。因此，当陈云、邓小平将高岗这种非组织活动向毛泽东报告以后，毛泽东就不得不考虑利弊得失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把高岗端了出来。这就是1953年12月19日，毛泽东召陈云、邓小平谈话，并指派陈云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向当地大区、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同志通报高岗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24日，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并提议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时，高岗才走了神，觉得事情严重了。为了安全过“关”，只得要求面见毛泽东。
本来，毛泽东提出搞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文件时，并未建议召开中央全会的事。1954年1月7日，毛泽东在对刘少奇送来的决定草案作了修改以后，给刘和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毛泽东明确交待，讨论加强党内团结问题的决议时，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这说明，毛对高岗问题的基本意图是“保”高过关。与之同时，毛又敲打刘少奇一棒，在同一天单独给刘的信中，要他也在全会上作检讨。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
在接到高岗19日的来信后，毛泽东于1月22日致电刘少奇，再次重申：“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对高岗要求来杭州面商一事，毛把球踢给了刘少奇。毛在信中说：“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
既然决定“保”高过关，又极力回避与高见面，看似矛盾，实际又是统一的。因为，高攻刘、周的问题，在政治上毛与高是一致的，毛是否要“倒”刘、周，不便妄加猜测，但进行“敲打”完全是事实。高的行动虽难说有毛直接授意，但是否一点瓜葛也没有？毛在与杨尚昆谈话前曾对高岗一事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对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的谈论曾发生错觉？在中共党内的最高层，由谁与高岗“谈论”过“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能使高岗“发生错觉”，因而引发出一场拱倒刘、周的非常行动呢？想必这就是避免“主回”的谜底。
可见，杨尚昆日记记载的：避免对质，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力求避免主回。其中确有难言之隐。
1954年2月6日至10日，由刘少奇主持的七届四中全会的进程，总体上是按毛泽东事先的指示进行的。稍有不同的是：会议开了五天（毛最初指示二天，后改为三四天）；发言者有44人（毛原意“说话人不要太多”）；对高岗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毛原意不开展批评）。与毛原来指示翻了个的是，在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央书记处决定立即分别召开高岗、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对证有关反对刘、周的活动事实，改变了毛泽东原来不让搞对质，不加深究的指示。如此重大的改变，若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刘少奇和周恩来是绝然不会擅自作主的。那末，是什么缘故促使毛泽东改变初衷了呢？这是需要进一步考证的历史之谜。 原文发表于《二十一世纪》二○○三年八月号 | 
发表于 2007-6-15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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