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苏联作为朝鲜战争的非交战方，在为期两年多的停战谈判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文章通过对近年来解密的俄罗斯国家档案和其他相关资料的分析认为，苏联虽然没有公开参加朝鲜战争，但在帮助开启谈判大门、参与制定谈判方案、间接影响谈判进程和最终促成谈判结束四个方面都发挥了作用，对于半岛地区和平状态的恢复产生了较大影响。
关键词：苏联、美国、朝鲜、朝鲜战争、停战谈判、 1953年7月，经过两年之久的艰苦谈判，朝鲜战争交战双方终于就最后的停战达成了协定，朝鲜半岛恢复了战前的和平状态。朝鲜停战谈判的成功首先是交战双方军事和政治较量的结果，其次是当时国际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影响朝鲜停战谈判的诸多因素中，苏联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偏弱，笔者拟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学术同行。
一、帮助开启停战谈判的大门
尽管北朝鲜的行动事先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但苏联从未打算直接介入这场冲突。1950年10月，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边境安全面临重大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中朝军队联合作战，很快扭转了北朝鲜的被动局面。为了实现把“联合国军”全部赶出朝鲜的目标，中朝方面拒绝了1951年1月13日联大通过的停火议案。但在随后进行的两次重大战役中，却没能实现预期的作战目标。5月，双方的战线在三八线附近稳定下来，战争进入了僵持阶段。
经过反复拉锯式的运动战较量，交战双方都认识到用现有的手段将对方赶出朝鲜半岛是不可能的，战局的僵持必将导致战争的长期化。由于朝鲜战争的长期化不符合交战双方的战略利益和实际利益，这就为通过谈判实现停战提供了可能。由于中美之间没有外交关系，考虑到朝鲜战争的特殊性，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通过联合国谋求停火不会成功”，应该“通过苏联来直接进行”。[1] 5月1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通过了用谈判结束战争的决议。5月18日，艾奇逊召见了已经离职执教的乔治·凯南，凯南决定选择当时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作为沟通的渠道。5月31日，凯南以私人身份前往马立克的寓所进行了会晤，表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它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ii][2] 这次会晤虽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但却在美苏之间建起了一条沟通的渠道，为苏联促成停战和谈大门的开启提供了条件。
莫斯科对美国的试探给予了积极的响应。6月5日，根据莫斯科的指示，马立克和凯南进行了第二次会晤。会谈中，马立克告诉凯南，“苏联政府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由于苏联没有介入朝鲜的冲突，因此将不参加关于停火问题的任何讨论，任何解决问题的途径都必须通过中国人和北朝鲜人”。[iii][3] 这次会晤使美国确认了苏联也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立场，艾奇逊表示，“毫无疑问，这一信息是可靠的”。[iv][4]
在美苏就朝鲜问题通过联合国渠道进行接触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对朝鲜的形势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回顾和总结。鉴于把敌人赶出朝鲜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把敌人赶下海的目标很难实现，中央确定了“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6月3日，中朝领导人在北京进行了会晤。双方都认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中朝方面的一贯主张，如果能以“讨论逐步撤退外国军队、包括朝鲜的前途等问题”为条件进行谈判，中朝方面不宜拒绝。
6月10日，毛泽东派高岗和金日成一起飞抵莫斯科，就停战谈判的问题与斯大林交换意见。在如何开始停战谈判的问题上，毛泽东要求他们向斯大林说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现时都处于守势，主动提出进行停战谈判不利，应“等待敌方提出”，并且“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毛泽东甚至建议把台湾问题也作为谈判的条件，以便于和美国讨价还价。[v][5] 尽管此前苏联认为，它作为非交战国不能出面提出和谈问题，但斯大林最终还是满足了毛泽东的请求。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发表了广播演说，提出以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把军队撤离三八线作为解决朝鲜武装冲突第一步的建议。[vi][6] 6月27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通过苏联外交副部长葛罗米柯证实了马立克的演说确实代表了苏联政府的观点，葛罗米科还建议军事停战协议应由军事代表之间谈判签署，谈判只限于解决军事问题，不涉及政治和领土问题。
由于苏联从中牵线搭桥，停战谈判的大门顺利开启。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通过广播正式向中朝方面提出了停火谈判的建议。次日，中朝方面以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金日成的名义致函李奇微，表示愿意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并决定于7月10日在三八线附近由中朝控制的重要城市开城举行谈判，朝鲜战争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
二、中朝谈判方案的制定
马立克的演说使中朝方面赢得了进行停战谈判的主动权。之后，中朝领导人立即就谈判的议程和技巧与苏联领导人展开了积极的磋商。从这一阶段中苏领导人的电报往来看，无论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还是出于策略的考虑，毛泽东很注意征求斯大林的意见，言语间既表现了他的细致，也流露出他的谨慎。与此同时，斯大林也很尊重毛泽东的看法，并且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1951年6月30日，即李奇微正式提出停火谈判建议的当天，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曾建议他“亲自领导”谈判，斯大林在回电中表示，这样的建议“是不需要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判”，苏联只能“在某些问题上提一些建议，也不能和金日成保持直接联系，毛泽东必须和金日成保持联系”。[vii][7] 斯大林所以这样说，不仅是为了维护苏联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局外人”的立场，同时也是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尊重。毛泽东提出这样的请求，也许有策略方面的考虑。众所周知，斯大林对中共一直不太信任，尽管中国出兵朝鲜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但他这样做对于增强斯大林对中共的信任肯定是有益的。
7月1日，金日成向斯大林电告了朝鲜方面就谈判代表团的组成以及停火的时间、建立非军事区、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战俘交换等问题的建议，斯大林当日电告金日成，必须就上述问题与中国政府达成一致，并共同制定出相关的方案。7月3日，毛泽东打电报向斯大林通报了在交战双方军事代表会面时中朝方面首先计划提出的五点建议：“（1）交战双方同时下令停火，随后海、陆、空三军在停火边界上停止一切敌对行动；（2）交战双方的海、陆、空三军力量以三八线为界各后撤10英里，建立一个缓冲区，缓冲区内的民政恢复战前原状。（3）交战双方必须从海、陆、空三个方面停止从朝鲜之外向朝鲜运送武器、军队、援兵，包括停止从朝鲜之外向朝鲜前线运送武器、军队、援兵。我们认为敌人将从他们的角度提出有关这一问题的建议，对此我们计划采取主动，但是不是去掉我们建议中的后半部分会更好些呢？（4）成立一个由中立国家组成的监督委员会来监督以上三点的实施，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中立国家的代表人数必须相等，并且中立国家必须是双方共同推选的没有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我们认为敌人也会提出类似的建议，对此我们将表示主动。无论如何，实施这一建议会有很大的困难。如何妥当地开展这一点，我们想知道您的意见，而拒绝这样的建议很明显是一个失策。（5）交战双方全部遣返战俘，在停止军事行动后四个月的时间里分批完成。敌人可能建议进行一对一的交换，而我们必须坚持全部遣返的原则。上述五点一定要让双方军事代表接受，请您和我们交换意见。”另外，毛泽东还向斯大林建议，“所有外国军队在一定限期内分批撤离朝鲜，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敌人有可能认为这属于政治问题，不应该在这次会谈中解决，那么我们应不应该在会谈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呢？关于朝鲜难民在一定期限内重返家园的问题，金日成同志坚持应该由我们提出。显然，这一问题会在朝鲜南北方代表之间引起很大的争论，并有可能影响其他重要问题的解决。那么，我们可能提出这一问题吗？如果这一问题引起争论并得不到解决，我们就把它移交给一个政治性的国际会议来解决。请您就上述所有问题提出您的意见。”当天，斯大林在回电中表示，“前两点提议我们完全赞成，第三点的后半部分可以删掉，但如果对方提出来可以接受。第四点不应该提出，如果美国提出由联合国组成一个委员会的话，应该反对。第五点应提出并坚持你们的主张。关于撤军和难民问题，你们应提出并坚持你们的看法。”[viii][8]
从这段时间中苏朝领导人的往来电报可以看出，中朝方面在制定谈判方案方面固然握有主动权，但也尽可能地采纳了苏联对谈判方案的建议，这对于停战谈判的来说确是一种促进。
三、停战谈判的进程
谈判开始以后，美国自恃其强大的技术和装备优势，试图通过增加军事压力的手段，实现在朝鲜的“光荣停战”。中国领导人洞察到美国的图谋，制定了两手准备、谈打结合的方针。7月10日到26日，双方首先就谈判的议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朝方面坚持交战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以三八线为界各后撤10公里建立非军事区，所有外国军队限期撤出朝鲜。[ix][9] 美国则以撤军是政治问题为由，拒绝将外国军队的撤军问题列入谈判议程。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中朝方面同意将撤军问题留待停战实现后另一会议解决，美国同意在谈判议程中列入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以便在这一议程中讨论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实施后一定时期内召开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7月26日，双方就谈判议程达成了一致。
7月27日，双方代表转入关于确定军事分界线的谈判。中朝方面坚持三八线为界是本次停战谈判的基础，美国则坚持应以其海空军的位置划分军事分界线。8月中旬，美方单独中断谈判，并发动了军事进攻。8月27日，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了关于谈判中断的情况，并建议代表团“利用谈判中断的这段时间，与对方展开冷战，以便揭露敌人无耻的挑衅行为”。“如果形势发展到使敌人希望恢复谈判的时候，那时我们就可以主动提出使谈判发生转折的办法并迫使敌人接受”。另外，毛泽东还告诉斯大林，“为了中立区的安全，金日成同志建议可以把要求中立国代表以监督和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谈判会议，作为恢复谈判的条件之一。况且，这些代表将来还可以作为监督执行停火的机构。” 毛泽东询问斯大林，“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您认为有这样做的必要吗？或者您是否有更好的办法？请您给予指示。” 第二天，斯大林在回电中认可了毛泽东的看法，但反对金日成邀请中立国代表参加谈判的建议，他认为“美国会把这看成是中朝更急于达成停战协定的暗示。” [x][10]
损失惨重的军事行动和微不足道的作战效果，最终迫使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9月17日，李奇微致信金日成和彭德怀，对9月10日美机侵入中立区上空的事件表示遗憾并承担责任。9月19日，金日成、彭德怀复信李奇微，建议恢复在开城的谈判。9月23日，李奇微在来信中提出了更换谈判地址的要求。10月3日，金日成和彭德怀复信李奇微，指出改变谈判地址毫无理由，应立即在开城恢复谈判。10月4日，李奇微又提出最起码应该在“大致位于双方战线之间的中途地点进行会晤”。在谈判双方互不相让的情况下，10月5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奉命约见了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希望苏联帮助朝鲜谈判圆满结束”。苏联政府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中国和朝鲜政府。10月7日，金日成和彭德怀复信李奇微，提议将停战谈判的地址移至双方军控线中间的板门店，第二天李奇微表示同意。[xi][11]
10月25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恢复。11月27日，交战双方就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的划分达成了协议，双方同意以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各后撤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之后，双方围绕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战俘安排和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等问题展开了又一轮的谈判。1952年2月，双方就向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并召开高一级会议讨论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达成协议。5月，关于停战安排和监督问题的谈判也宣告结束。出乎意料的是，1951年12月就开始讨论的战俘问题却成了最后达成停战协定的唯一障碍。
按照1949年《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战后交战双方交换战俘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美国利用战俘问题大做文章，坚决主张按“一对一”和“自愿遣返”的原则进行交换，而中方则坚持“全部遣返”。由于中美都拒绝作出让步，导致了停战谈判的僵持。1952年7月初，当美国提出愿意遣返仅包括6,400名中国战俘在内的83,000名战俘时，中朝之间产生了分歧。朝鲜方面认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中国则认为，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xii][12] 8月20日，斯大林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也表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当然，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牺牲。”[xiii][13] 为了使中朝两国在战俘问题上协调一致，9月4日，斯大林在与彭德怀、金日成的会谈中，明确支持中国的立场，认为“没有必要接受美国的方案”，如果美国主动让步，中朝方面可以考虑作一些调整，但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xiv][14] 为此，朝鲜领导人最终接受了中方的意见。
9月16日，毛泽东就如何应对墨西哥可能即将在新召开的联大上提出朝鲜停战议案的问题，向斯大林说明了中国的意见。斯大林在次日的回电中表示，“墨西哥是美国的代理人，如果在联合国提出他们的建议，苏联代表团将予以反对，并坚持朝鲜交战双方立即停火、按照国际惯例全部遣返战俘和所有外国军队从朝鲜撤军”的立场。斯大林在战俘问题上支持中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拖下去的信心，制约了停战谈判的进程。9月28日，“联合国军”代表就战俘问题提出三种十分选择：（1）将战俘全部运送到非军事区，经过核对后，除允许表示愿回到居留一方者可重回居留方外，其他战俘一律予以遣返；（2）将反对遣返的战俘运到非军事区，由中立国组织就其愿望进行甄别；（3）将上述同类战俘运到非军事区后加以释放，由其自行选择何去何从。[xv][15] 10月8日，中朝方面表示上述三种选择均无法接受，对方便宣布无限期休会，停战谈判彻底陷入了僵局。
四、停战谈判的结束
谈判中断以后，美国第8集团军向中朝军队发动了强大的军事攻势，志愿军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凭借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取得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的胜利。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的斗志，坚定了中国领导人与美国进行长期战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信心。1952年12月，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谈到敌人有可能在志愿军后方的东西海岸发动登陆作战，朝鲜的军事行动会更加频繁，中国将竭尽全力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的想法，并且部分满足了中国的军事援助要求。[xvi][16]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上台以后，中国领导人洞察到美国以压促和的政治意图，继续坚持不怕战、不怕拖的方针，拒绝向美国让步。为了不给对方造成示弱的口实，在谈判处于僵局的情况下，2月1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在研究是否应主动提出恢复停战谈判的问题时，仍然认为，如果采取主动，会使对方认为我们性急，进而会给对方造成一些幻想，“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xvii][17]
美国在向中朝方面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也在寻求打破僵局的渠道。1953年2月22日，受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关于朝鲜战争交战方应立即释放伤病战俘建议的影响，“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中朝方面，要求先行交换伤病战俘。鉴于美国在战俘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和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有利形势，中国领导人没有对美国的建议立即作出反应。3月2日，维辛斯基在联大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也没有回应美国的建议，而是坚持了原先的立场。然而，3月5日斯大林的去世，却对停战谈判的结束产生了重要影响。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以缓和国际关系为出发点，调整了对朝鲜战争的政策。3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批准的致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中说，“在目前情况下，不能仅仅机械地执行过去一直推行的路线，而应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或者说，利用敌方的主动精神，按照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所有其他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国和朝鲜脱离战争的出路。” 信中要求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2月22日交换伤病战俘的呼吁给予肯定回答，中国的权威代表（最好是周恩来）在北京发表一个声明，表明对交换伤病战俘的积极态度，并指出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结束朝鲜战争、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来到。与此同时，朝鲜政府在平壤也发表一个声明，以说明中国代表声明的正确性，并表示充分支持。随后，苏联外交部将宣布支持北京和平壤的表态，联合国的苏联代表也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支持和推进上述政策和方针的实施。[xviii][18]
北朝鲜对苏联的政策调整表现了极大的热情。金日成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战争继续拖延下去对朝鲜和中国以及社会主义阵营都不利，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遣返战俘的数字没有意义。苏联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必须尽快实现”。[xix][19] 中国领导人对此却感到多少有些意外，3月21日，苏联新领导人与前来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周恩来通报了苏联的新方针，周恩来意识到事关重大，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次日，毛泽东回电周恩来，表示接受苏联的提议。3月23日，毛泽东电示前方的中国谈判代表说，对于对方违反协议的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已有些被动，最近一个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不要轻易向对方送抗议。”[xx][20] 3月26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同苏联领导人会谈的情况，中共中央确定了中方应采取的方针和行动。3月28日，金日成和彭德怀联名致函克拉克，表示愿意交换伤病战俘，并建议恢复停战谈判。3月30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建议“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战俘转交中立国”。3月31日，金日成发表了支持周恩来建议的声明。4月1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发表声明，对周恩来的声明予以支持。4月11日，《遣返伤病被俘人员协定》签订。4月26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复会。6月8日，双方就战俘问题最终达成一致。7月27日，双方谈判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当晚22时全线正式停火，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苏联新领导人对朝鲜战争政策的调整，“是一个大转弯”，[xxi][21] 对于结束停战谈判的影响不可忽视。在苏联调整政策的情况下，一旦苏联削减或停止援助，中国要想使战争一直拖延下去是不太可能的。针对当时国际上严峻的冷战对峙形势，考虑到国内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中国领导人灵活反应，现实抉择，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军事和政治手段双管齐下，在尽可能争取有利条件的情况下，达成了朝鲜停战的协定。
朝鲜战争作为一场地区性战争，实质上是冷战初期两大阵营之间的一次军事较量。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作为中朝两国的盟友，虽然没有公开介入朝鲜战争，但要完全置身事外却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朝鲜停战谈判是朝鲜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应该予以关注。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影响朝鲜停战谈判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苏联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朝鲜停战的实现，首先是交战双方在朝鲜战场上军事较量的结果，没有双方军队在战场上的厮杀，没有僵持战局的出现，停战谈判的进程是很难启动的，要想取得进展也是不可能的。其次，朝鲜停战的实现，还受到国际上美苏冷战格局的影响。冷战是一种对峙着的和平，避免美苏直接冲突是维系冷战格局的关键，由于美苏当时的实力都不足以打破现有的格局而确立自己的优势，朝鲜战争的长期化不符合美苏长远战略利益，因此这就为通过谈判实现停战提供了可能。再次，交战双方自身的因素，如美国国内声势浩大的反战浪潮和麦卡锡主义造成的政治恐怖，英法等其他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对朝鲜战争长期化的担忧，战争给中朝两国造成的巨大损失以及中国国内繁重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任务等，都对朝鲜停战谈判的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基础上，作为非交战国的苏联对停战谈判的影响才得以体现。或许苏联在关于停战谈判的个别问题上，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但并不足以影响全局，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作者简介]宋晓芹（1965--），女，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现代国际关系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 [1] 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失败——美国人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6页。
[ii][2]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8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iii][3]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 Office 1977, PP507-508.
[iv][4] 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失败——美国人的反思》，第517页。
[v][5] 转引自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35页。
[vi][6] 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
[vii][7] The Cold War in Asia (Draft versio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 1995/1996, Washington D. C. P64, 65.
[viii][8] The Cold War in Asia (Draft versio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 1995/1996, PP 66-67.
[ix][9]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13页。
[x][10] The Cold War in Asia (Draft versio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 1995/1996, PP68-69.
[xi][11]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171页。
[xii][12] 转引自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36页。
[xiii][13]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411页。
[xiv][14]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第412-414页。
[xv][15] 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失败——美国人的反思》，第559-560页。
[xvi][16] 转引自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37页。
[xvii][17]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增订版，第394页。
[xviii][18] 转引自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38页。
[xix][19] 转引自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39页。
[xx][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149页。
[xxi][21] 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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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19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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