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美国政府一贯采取了“遏制义并孤立”（containment and isolation）中国的政策。1966年3月8日至30日间，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后简称参议院外委会）在主席J·威廉·富布赖特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9天的会议，就美国政府二战结束以来推行的对华政策进行听证。有14人到会作证，其中有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和鲍大可等人。电台、电视台和报刊这些传媒机构对听证会进行了报道和实况转播。“遏制但不孤立”（containment without isolation）中国的新的政策思考和建议就是在这次听证会上提出来的。本文就听证会的背景、内容、反响及其意义作一评述。
一、召开对华政策听证会的历史背景
自1965年开始，美国参、众两院就美国政府的越南政策举行了多次听证会。这是由于自1964年约翰逊总统上台执政后，越南战争逐步升级，引起国会内部反战派和美国民众的强烈不满所致。1966年3月美参议院外委会进行的对华政策听证会，就是这一系列听证会中的一个。
J·威廉·富布赖特组织听证会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在组织美对越政策听证会的同时专门组织美对华政策听证会呢？美对华政策和对越政策之间的什么关系？与美苏冷战又是什么关系呢？
听证会的目的，用富布赖特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影响约翰逊政府对华政策的制订。同时，教育公众，教育国会议员，也教育我自己”。(1)虽然听证会的最终目的是政治性的，即防止战争的爆发。(2)二战以后，美国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在某些方面超越了《美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的原则（虽然宪法对总统权力范围的解释在一些方面是含混不清的）。然而，“美国国会象二十世纪复杂的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立法机构一样，其权力与所谓政府的‘行政’部门相比已经下降。总统及其政府越来越多地提出政策，并在立法事务中行使领导权。”(3)正如历史学家们批评得那样，战后历届总统权力的扩大，使他们可以冠之以“大政府”的称号。富布赖特组织听证会也反映了这样一种不满情绪，就是总统在外交事务中的权力越来越大，根本不把国会放在眼里。应该重新明确国会对制订外交政策的权限并控制总统的外交权。此外，自1949年以来，美国政府、新闻等机构对中国的宣传及报道等都是片面的，这对美国民众起到了误导的作用。听证会请了不少中国通作证这一点，恰恰体现了富布赖特的用心──教育公众及议员，重新认识美对华政策。
在一系列美国对越国政策听证会中，专门组织中国问题听证会是因为越战；美国对越南政策涉及到的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美国在越南展开的有限的战争，是针对中国的，是要遏制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呈现出两极对抗的局面，也就是美苏对立。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是在美苏冷战这一大的战略框架下制订的，其主导思想源于对苏的遏制政策。在中苏矛盾明朗化之前，美国政府坚持把中国看作是苏联的盟国，同苏联一样具有扩张性。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亚洲同欧洲一样“成为冷战的首要战场”，因而“遏制中国也被加进遏制苏联的政策之中，因为相信：遏制中国事实上就是遏制苏联。”(4)艾森豪威尔执政时，国务卿杜勒斯于1952年在共和党竞选纲领中说，要结束对远东的忽视，并努力孤立、包围中国，使北京政策崩溃。1954年9月和12月，美国又先后与英国、法国、泰国、菲律宾、新西兰、巴基斯坦在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和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从而更好地遏制中国。除对中国在政治和地理方面进行孤立以外，美国政府还在经济上对中国实行禁运：如1950年12月2日，美商务部宣布“对运往中国的一切货物实行许可证管制办法”；(5)美政府又于次年5月18日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6)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大搞“一中一台”，在联合国提出“福摩萨问题”案，要联大讨论所谓“台湾未来地位问题”(7)（1950年9月20日），阻挠中国重返联合国。总之，纵览美国外交史以及美中关系史的中外专著及文章，我们虽然查寻不到美国政府“遏制并孤立”中国政策产生的具体时间以及具体内容，但是归结起来：在政治上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一中一台；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把中国孤立在世界性组织及国际大家庭之外；军事上包围中国；经济上对中国实行禁运，便构成了这一政策的内涵。而这一政策由杜鲁门总统时期制订后，历经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三位总统执政期而日趋“完善”。
而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实质上是针对中国的。在美国领导人眼中，中国是越南北方的积极支持者，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人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关系甚密。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扩张，美国在法国退出越南之后，毅然补充进来。而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常常是基于国家利益制订的。正是基于这种国家利益的考虑，加之于意识形态的因素，约翰逊总统死抱着越南不放。因为美国政府认为，遏制越南的解放运动就是遏制中国，遏制中国实际上就是遏制苏联。总之，对中国的遏制构成了美苏冷战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于害怕重温共和党指责杜鲁门丢掉中国的旧梦，约翰逊是根本不可能从越南撤兵的，只能使战争逐步升级，在越南越陷越深。
越南战争的升级引起了美国民众、学术界及新闻界强烈的不满，反对越战的呼声越来越高。“越南战争引起许多美国人重新审查不仅是在越南问题上的而且是在全世界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提。”(8)因此，美参议院外委员会不仅就越南战争、美对越政策举行听证会，而且把与美国对越南政策紧密相关的美国对中国政策首次（自1949年以来）列入公开听证之列。
二、“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政策提议的出台
参加参议院外委会美国对中国政策听证会的人共14位，他们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鲍大可、哈佛大学东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哈佛大学政治及历史学教授本杰明·施瓦茨、哈佛大学东亚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约翰·M·H·林德贝克、退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将塞缪尔·格里菲思、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摩顿·H·霍尔珀林、密执根大学经济学教授亚历山大·艾克斯坦、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哈罗德·欣顿、哥伦比亚大学政府学副教授唐纳德·扎戈里亚、众议院前议员周以德、华盛顿大学东亚和苏联研究所所长乔治·泰勒、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饶大卫、芝加哥大学政治及历史学教授汉斯·J·摩根索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斯卡拉宾诺。这些人中除周以德、饶大卫和泰勒拥护美国政府当时推行的对华政策、竭力反对政府采取任何对华灵活的政策外，其他11人分别不同程度地批评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并且主张政府放弃“遏制并孤立”中国的政策，代之以“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政策。
在听证会上第一个作证的是鲍大可，也正是他首先提出了“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想法。他在听证会上说，（中国）共产党“政权不是一种即将消失的现象。……它将继续存在下去。可以预测，未来我们将不得不继续面对这一现实。”(9)“在未来的十年中，如何对待中国将是我们面临的最棘手的对外政策之一。”(10)鲍大可认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全部态度都需要进行基本的改变。在过去几乎17年间，我们推行的一项政策可以最好地描绘成旨在遏制并孤立共产党中国的政策。”(11) 他认为，“遏制”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但“孤立”政策是“不明智是”和“不成功的”。(12)鲍大可指出：“现在是我们国家改变其对共产党中国的态度并且采纳一个“遏制但不孤立”政策的时候了──尽管美国已深深地陷入了在越南的战争，……。”(13)对于这一新的政策，鲍大可阐述了它的具体内容：应在各方面努力，鼓励非政府间的接触。我们不应对大陆中国进行所有的贸易禁运，而应只对战略品进行禁运，(14)因为我们目前进行禁运的重要性……仅仅是象征性的，因为没有任何其他主要的贸易国家实行这种禁运，而且北京可以从日本、德国、英国或其他地方购买到我们拒绝卖给他的那些物品……；(15)应鼓励美国商人开辟其他机会进行贸易交往；在联合国应努力接受共产党中国和民族主义中国（注：指国民党）席位的提案；(16) 我们的目的是最终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尽管还需要时间……；(17)
费正清是第二个作证的。他在发言中同意鲍大可提出的美政府应采取对华灵活政策的建议。他认为，“我们应该在美（对华）政策方面有一个新观点──这就是不孤立中国，而使它有所交往……”(18)“中国应该被包括在所有国际会议之中，如裁军会议，还应包括在专业的功能性国际协会之中，包括在不仅仅是乒乓球赛的国际体育活动之中，并且被包括在包括我们在内的同每个人的贸易（除战略物资之外）之中。”(19)他也同意鲍大可关于在联合国接纳大陆中国和台北的提议。但指出，美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时，应“采取一种灵活的态度，并且不应操纵别国，……”(20)
林德贝克在作证时说，“我们当前对大陆中国禁运的政策并没有达到任何主要目的。”(21)“对于对中国施加压力或遏制都没有起什么作用。”(22)他认为长期看来，让中国参予国际事务和介入国际上正常的经济关系的政治是会富有收获的。“(23)
施瓦茨在作证是也同意遏制政策，不同意孤立中国。与此同时他也同意与中国进行贸易（除战略物资外的）往来。(24)
作为经济学专家的艾克斯坦在听证中着重分析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并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他指出，如果共产党政权会“垮台”的理论不切实际的话，那么就应该接受这种事实，即“共产党中国是一个看上去将会存在一定时期的政治实体，一个社会和一种经济势力。”(25)他认为，美国自1950年以来对中国始终推行着一种“没有改变”的政策，而其实行的“贸易控制”是旨在支持孤立和遏制中国这一目标的。(26)“禁运使我们同盟国分开；使我们同他们发生摩擦，尤其是在我们企图迫使他们执行同我们一致的政策时；使我们的商人无法同中国进行有可能的但是有节制的贸易交往，而现在其他国家却在同中国进行着贸易交往。”(27)
扎戈里亚在发言中支持鲍大可和费正清关于美国政府应改变对华政策的提议。他认为，没有中国参予，武器控制和裁军问题及亚洲的稳定就无法实现。(28)他还说，他个人认为，“同共产党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好事。”(29)如果我们想解决在世界和亚洲的许多问题的话，没有我们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对话是不能解决的。我们最终是要进行这种对话，我认为华沙的走廊（注：指中美大使级谈判）不是进行这种重要谈话的地方。”(30)
欣顿在作证时不同意在外交上承认中国的提议，但他认为，美国的政府在过去几年间已经有幅度地变得温和了。这方面一个很好的迹象便是最近助理国务卿邦迪在一次讲话提到放松对护照的控制和对旅游的控制。欣顿认为，“我们的确需要对方（注：指中国）做出些反映。”(31)
摩根索在听证会上作证时说，“很显然，孤立（中国的）政策完全是一个失败。就接纳中国进入正常的外交、政治和贸易关系而言，正是美国受到了孤立，而不是中国。”(32)他认为，美国放弃孤立中国的政策并不是具有决定性的，在美中关系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是“遏制”问题。美在40、50年代在欧洲对苏联进行军事上的遏制是成功的，“我们一直谋试图通过在中国周边的军事要塞来遏制中国……这样做可能会在亚洲取得成功。但我认为，对中国实行这一政策是个根本性的错误。”(33)他认为，中国当前的主要威胁是文化和政治上的，而这种威胁如果不能与美国首要利益相佐的话，便没必要在军事上遏制中国。(34)
斯卡拉宾诺在发言中也不同意美政府遏制并孤立中国的作法。他指出，通过孤立来进行遏制的这一政策，不仅从国际政治的现实来看是不合适的作法，而且从对中国国家本身的影响也是很不令人满意的。他很高兴看到美政府已经在对华政策上有所改观，比如他于1959年提出的一些诸如允许美国学者、科学家、记者和一些公民去中国旅游的作法等，政府在这方面也有动议。(35)
以上的发言仅仅批评了美在过去十几年间推行的对华政策。除此之外，由于这些作证人都是中国问题专家，其中费正清、林德贝克、格里菲思、泰勒、周以德、饶大卫等人都曾一度在中国待过，因此在作证期间，应参院外委会要求，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根据自己的专长就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现状、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在联大席位、中苏矛盾、中国经济、中西方历史上的接触、美对华政策的历史及现实、越战中和美中关系等相关问题作了解释和分析，使在坐的国会议员对上述问题有个与以前相比较深入的了解。
三、对听证会的反响
在历时9天的听证会进行的同时，美新闻界也日常忙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台转播了听证会的实况，(36)全国不少地区的报刊对听证会进行了报道。从新闻界的报道及反晌中，可分以下几类：
1．美国政界的反响
（1）总统及国务卿
约翰逊总统在3月22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记者的提问回答说：“我们对这些听证很关注，而且完全理解象众议员扎布洛基先生和参议员富布赖特先生的这些不同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我们认为，听听这些教授、专家、大使以及其他人的观点是件好事。”(37)这些话虽然是冠冕堂皇的，但致少可以反映出约翰逊还是不得不承认他是注意到听证会的，至于听得进听不进作证人的批评就是另一回事了。
《华盛顿晚邮报》于4月14日刊登了从政界传来的一则消息：约翰逊总统已对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其他政策顾问们说，长远来看，这次听证会可能会有助于促进对中国问题广泛的讨论，因而可以使他将来处理中国问题时更为灵活。文章还说，约翰逊对外委会承担公开讨论对华政策这一任务的作法是高兴的。然而他也担心对华政策上的任何重大改变将会引起参、众议员的冲突。可以看出，约翰逊还没有为改变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作好充分准备，但据当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詹姆斯·小托马斯讲：“由于约翰逊对富布赖特主持的听证会的关注并对听证会加以评论，他的态度变得更开明了。”(38)
在3月20日回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提问时，国务卿腊斯克指出，“遏制”政策是与太平洋的和平相关的。……美国不但关注大西洋，也关心太平洋。“遏制”是指美对其盟国‘坚守诺言’。至于‘孤立’，不是美国要孤立中国……”(39)
可以看出，在总统和国务卿之间，在美华政策上还态度不太一致。
（2）国会
国会中绝大多数参、众议员赞赏这次听证会，尤其是新的政策提议，即鲍大可和费正清提出的“遏制而不孤立”中国的提议。例如，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亨利·鲁斯在听证会进行期间就力促政府改变对中国的政策。鲁斯说，一种认为企图孤立共产党中国的作法是行不通的，这种“感觉”正在华盛顿日益增强。他还提出，“美国应重新考虑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40)
《纽约时报》3月11日刊登了汤姆·威克的题为“北平谜”的文章。他在文中指出“连象来自密苏里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赛明顿那样的强硬派都对鲍大可提出的关于重新估价孤立主义政策的看法表示欢迎。”“听证会很可能使中国这一以前无法涉及的问题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了。”
国会议员中反对听证会的也大有人在。比如：俄亥俄州极端保守的议员约翰逊·阿什布鲁克6月在国会进行了题为“红色中国院外集团”的讲演。他污蔑鲍大可、费正清和摩根索是所谓的“红色中国院外集团”(41)的成员，并称他们把“遏制但不孤立”中国作为该集团最喜爱的口号。他反对改变对华政策，认为“目前改变我们对华政策，不仅会削弱美国在自己盟国眼中的地位，而且会使北平政府更加好战。”(42)
2．美国报刊界的反映
同政界一样，美报界对听证会的反映也不一样。
（1）支持态度：
纽约大学国际发展学教授维拉·米歇尔·迪安在写给《纽约时报》的信中说：“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引用了鲍大可在听证中用的‘遏制但不孤立’一词的作法是令人振奋的。美国人民有理由感谢副总统，最终使被限制讨论的与北平的关系这一专题合法化。此外，更重要的是，美国公众有理由和副总统一道，就参议员富布赖特邀请中国通在外委会作证一举所表现出的政治才智和勇气，表示钦佩。”在文章结尾时，迪安说，她希望副总统汉弗莱能够敦促约翰逊总统和国务卿腊斯克，继续听取被麦卡锡主义迫使离开外交界的那些中国通的建议。”(43)
当听证会进行了一半时(3月21日），《新闻周刊》预测富布赖特主持的听证很可能会发展成为将“全面审查美国对远东的政策。”这一政策是自杜鲁门以来被历届总统“小心翼翼地锁在冷战冰箱（cold war ice box）的最底层的。”这一评论非常形象化，但从另一侧面也可以证明美对华“遏制并孤立”政策十几年来并未改变的状况。
另一个重要杂志《生活》也发表题为“我们对中国的政策有希望予以改变”的社论，指出：虽然副总统引用了听证会上绝大多数作证的中国通赞成成的“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说法，但“这不是口头上的，”已开始见诸行动。”如国务院取消的几个与中国有关的禁令（例如美国人去中国旅行）。(44)
肯尼斯·克劳福德在《新闻周刊》上开辟的专栏中发展题为“对中国要友善”的评论文章。文章说富布赖特主持的听证会“是对约翰逊总统施加压力，从而使美国的对华政策软化。”(45)
（2）反对的意见
《俄勒冈人报》3月8日刊登了一个专题报道，题为“关于红色中国的听证”。文中指出，“电视无疑是最大限度地播放了听证会实况。参议院中批评政府的人企图寻找机会在公众中宣传他们的不满情绪。”听证会将是“有害的”。参议员富布赖特“选择了一个危险的方式”谋求结束越南战争。
3．美民意测验对听证的反映
如同在很多政治事件发生后要进行民意测验一样，听证会后也有人就民众的反映做了调查，6月14日的《华盛顿邮报》发表了路易斯·哈里森撰写的有关民意测验的文章。文章中说，就听证会搞的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关心这场听证会的美国人认为，听证会使他们“对美国在亚洲的任务有了更好的了解。”对这次听证会有看法的人中的55％认为“参议员富布赖特的作法是对美国有利的”；而45％的人则认为他这样做是“有害的”。
总之，从以上列出的美政界、美国报刊以及美国民意测验对听证会的反响来看，富布赖特实现了其搞美对华政策听证会的初衷：让广大公众正确地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张(46)、影响总统对华政策的制订、教育国会议员及美国公众，使他们增加对中国的了解。
四、听证会及“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政策提议的意义
富布赖特组织的美对华政策听证会意义非同一般。首先，这次听证会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自1950年麦卡锡主义在美横行，制造所谓的红色恐怖以来，美国参议院外委会第一次邀请那些遭到清洗，多年没在公众面前露面的中国通们公开到国会作证，阐述自已对美对华政策的看法，批评政府的对华政策，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富布赖特这样做是个果敢的行为，而更重要的是他为中国通们提供了一个公开谈论美政府对华政策、而且是在参议院公开言论的讲坛，并使多年来不可想像能公开谈论的问题，成为可能。
其次，听证会使国会议员和美国公众受到了关于中国历史、现状、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权、中国经济、军事、中苏关系、中越关系等多方面的、知识性的教育。这是自50年代以来美国公众第一次有机会了解中国的真象。因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杜鲁门政府一直被指控为“丢失了中国”。自那时起，由于中美双方交往渠道不畅通，美国的新闻机构对中国的报道都是片面的，从而对民众起到了误导作用。
再次，听证会为美国公众审查美政府对华政策起到了一个良好的、“最重要的开端”(47)的作用。参议院外委会召开这次听证会后，众议院也召开了类似的听证会，使公开批评美政府的对华政策问题不再是什么禁区了。学者们也可以公开讨论美中关系问题，就美中关系公开进行评论并出版专著。如1966年有三本与中国有关的著作问世，它们是罗伯特·布卢姆的《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哈罗德·欣顿的《世界政治中的共产党中国》和阿奇包德·斯蒂尔写的《美国人民与中国》。次年，威廉·富布赖特本人的《权力的傲慢》和费正清的《人民的中国和美国》、约翰·霍恩伯格的《两个世界之间：亚洲与美国关系中的政治、报刊及公众舆论》、入江昭的《跨过太平洋：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内部历史》以及埃德温·赖肖尔的《越南以外：美国和亚洲》等著作也纷纷出版（因篇幅有限在此对上述著作不加评论）。
而“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新的美对华政策框架的提出的意义在于：首先，提出这一新的政策性建议的不这是美政府要员，不是国务卿，而是中国问题专家，是一批学者。
其次，这些专家是从幕后走到幕前，从为政府的智囊机构（如：对外关系委员会）进行中国问题研究，写政策性报告，到在公开场合阐明他们曾在内部报告中讲过的观点。比如鲍大可就曾于60年代初参予对外关系委员会组织的对华政策研究，并担任领导。他在听证会上的证词及新的政策提议，都与他多年从事的对华政策性研究有关。这些学者的公开发言，反映出学术界思想活跃和对政府在制订对华政策的不满现象。
再次，这些赞同采取对华灵活性政策的学者们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为促进美国人民了解中国、促进美国政府改变对华的僵硬政策做出了具体努力。听证会的同一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成立了。鲍大可曾于1968至1969年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在听证会上作证的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亚历山大·埃克斯坦也于1971年任该委员会主席。参加作证的斯卡拉宾诺曾积极参予了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的筹备工作。这两个委员会在帮助美国民众了解中国，在尼克松访华前后及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前后，在两国民间交流方面曾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48)
“遏制但不孤立”中国这一新的政策建议在听证会上由鲍大可、费正清等人提出之后，在社会上有相当程度的反响。副总统汉弗莱在听证会召开的第二天便对采访他的一家电台的记者说美对华政策应是“遏制但不必孤立”。虽然他的讲话不能代表约翰逊政府总的意见，但从侧面反映出，美国政府内部对美对华政策这一新的政策提议还是有不同看法的，至少副总统本人是接受这一新建议的。
“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新政策提议与美政府自1950年起一直推行的“遏制并孤立”中国的政策有什么新鲜之处呢？新的政策提议：1．主张政治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存在的政体，不会马上消失；2．承认经济上的禁运是个失败，主张与中国进行除战略物资外的贸易往来；3．主张必须与中国进行比大使级谈判规格更高的对话；4．主张让中国参予如裁军等重大国际事务；5．主张在联大搞“一中一台”，而不是把中国拒联大之外。（注：自1962年起美政府在联大搞了2/3多数票通过才许中国在联大拥有席位的作法；(49)）6．主张让美国公民去中国旅游；7．主张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虽然约翰逊政府没有听取这些中国通的建议，对副总统的表态也没加评论，并且立即采取行动，改变对华政策，但从其继任尼克松上台后的表现来看，确实是丢掉了“孤立”的作法，而坚持“遏制”不放。而“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政策新建议的提出至今已整整30年了。从这30年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从尼克松时期开始，历界美国总统一直延用这一政策直至现任总统克林顿。由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中国便成为美国首当其冲要遏制的对象。此外，由于中美两国国家性质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的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种“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将长期持续下去。今天，在我们纪念中美建立外交关系20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历史更有意义。 (1)笔者于1987年2月3日在华盛顿采访富布赖特时，富的谈话。
(2)入江昭编：《美国对华政策──时代的证词：国会听证会证词选》（U.S. Policy Toward China—Testimony of the Times：Selections from Congressional Hearings），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68年版，第XIV页。笔者于1986年3月在华盛顿采访鲍大可时，鲍在谈话中也提高富布赖特这一意图。
(3)M.J.C.维尔：《美国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6页。
(4)路易斯. J.哈利：《作为历史的冷战》（The Cold War as History），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67年 版，第286页。
(5)(6)(7)李长久等编：《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177、171页。
(8)丹·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9)(10)(11) (12)(13) 《美国对大陆中国的政策──第89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美国参议院对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1966年3月8，10，16，18，21，28，30日（U.S. Policy with Respect to Mainland China——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United States Senate，Eighty-Ninth Congress，Second Session），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局1966年版，第8、3、4、4、4页。
(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美国对大陆中国的政策──第89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听证会》，1966年3月8，10，16，18，21，28，30日，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局1966年版，第4、15、4、15、172、106、177、232、232、232、330-331、34、337、375-376、385、386页。
(31)(32)(33)(34)(35)《美国对大陆中国的政策──第89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听证会》，第395、553、553-554、555、570页。
(36)根据笔者1987年给该公司打电话的电话记录。
(37)“1966年3月22日总统记者招待会”，引自《美国总统公开文件集：林登·约翰逊，1968-69年》，华盛顿，第346页。
(38)詹姆斯·小汤姆森：“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1961—69年：对官僚政治的研究”，《中国季刊》第50号，1972年4月至6月一期，第239页。
(39)美国国务院，《国务院简报》，第LIV卷，第1398号，政府出版局，1966年第566页。
(40)《华盛顿邮报》，1966年3月24日。
(41)根本不存在什么“红色中国院外集团”，而实际上却存在着一个支持台湾的“院外援华集团”。
(42)美众议院《国会档案》，第89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第112卷，第二部分，第14583页。
(43)《纽约时报》，1966年3月18日。
(44)《生活》，1966年3月21日。
(45)《新闻周刊》，1966年4月4日。
(46)费正清：《费正清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02页。
(47)鲍大可在作证时讲：“希望这次听证成为自1949年共产党接管中国以来，公众审查对华政策的最重要的开端。”
(48)见拙文：“中美建交前后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9期：“中美学术交流的桥梁”，《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11期和“1972—1992年的中美文化交流”，《世界历史》1995年第2期。
(49)见拙文“肯尼迪政府阻挠中国重返联合国始末”，《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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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19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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