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玉河：陈伯钧毛泽东的将帅情

毛泽东说话幽默风趣，陈伯钧生性活泼诙谐。毛泽东称赞陈伯钧为“红军干才”，陈伯钧则昵称毛泽东为“老毛”、“大帅”。毛泽东与陈伯钧在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结下一段深厚的“将帅情”。
　　
　　生死与共初结井冈情
　　
　　陈伯钧，1910年11月26日生于四川达县河市坝村。1926年底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入第一大队第二队，与罗瑞卿、程子华等同学，恽代英为军校总教官。在这里，陈伯钧不仅受到了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且接受了严肃的政治教育，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毛泽东曾到校演讲农民问题，这是陈伯钧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尽管这位刚满16岁的小学员并没有引起毛的注意，但在陈伯钧的心灵中，已经初步有了“毛委员”的印象。
　　1927年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率部进袭武汉。武汉军校学生奉令编入中央独立师，陈伯钧所在的一大队编为第一团，在叶挺指挥下很快击溃了叛军。陈伯钧在平叛作战中吃苦耐劳，作战勇敢，立即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的注意。加以他学习用功，训练刻苦，很快便经熊修武介绍，在咸宁前线被接收为中共党员。1927年8月2日，陈伯钧随教导团东下参加南昌起义。因起义提前，教导团在九江被张发奎缴械，陈伯钧带领8位同志化装经瑞昌到高安，到二十军独立团任团部副官，负责训练新兵。
　　1927年8月中旬，陈伯钧随独立团经宜丰到达铜鼓，准备参加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9月10日，负责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从湖南浏阳脱险来到铜鼓。在肖家祠堂，毛泽东召开了独立团排以上干部会，陈伯钧再次见到了“毛委员”，并聆听了他的讲话。操着一口四川话的陈伯钧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会后，毛亲切地询问了陈伯钧的年龄、籍贯和经历，陈向毛委员汇报了一个多月来对新兵进行军事政治训练的情况。陈伯钧直率的性格和诙谐的谈吐，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独立团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陈伯钧任该团第三营第六连第一排排长，随军挺进浏阳白沙镇，击溃一营敌军和当地挨户团，首战告捷。毛泽东称赞陈伯钧等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但在攻打浏阳东门市战斗中，陈所在第三团遭到国民党军袭击，被迫退到文家市。毛泽东把队伍集合起来鼓励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我们能够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就能够逐渐取得革命的胜利。”陈伯钧在这关键时刻，没有动摇，跟随毛委员继续南下。途中，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师缩编为一个团，陈伯钧虽然患疟疾，仍任三营八连一排排长。
　　10月3日，陈伯钧随毛泽东来到井冈山下的古城，参加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联络井冈山上的袁文才、王佐武装。一心要为革命队伍寻找立足之地的毛泽东，派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上井冈山，到袁文才部任连、排长，做袁部的改造工作。出发前，毛泽东在水口朱家祠，专门与陈伯钧等促膝谈心，告诫他们：“到那里要好好同人家合作，要搞好关系，听袁营长的话，注意了解当地情况，传播革命种子。”
　　袁文才部平时分散活动，陈伯钧等到职后，集中在步云山进行军事训练。不久，一直因脚伤未愈的毛泽东，无法随军行动，也来到茅坪养伤。在这里，毛泽东与陈伯钧进行多次谈话，还到练兵场上检查战士们的军事训练。对此，陈在后来回忆说：“在我们操练空闲的时候，毛委员还开玩笑地对我们说，《封神榜》上有个土行孙，还有个哪吒，他们会入地土遁、腾云驾雾，为什么你们没有那样的本事呀！”陈伯钧自然领会毛委员的意思，苦练“能打能走”的本事。在陈伯钧等人的努力下，袁文才部很快走上正规。
　　1927年12月，毛泽东的脚伤好转，决定下山。毛亲自点将，让陈伯钧护送自己去茶陵找红军主力。陈立即带领一个班，护送毛泽东、毛泽覃等人出发。他们第一天走了60多里，夜宿茶陵坑口圩，估计当天可以到达茶陵城，陈伯钧就令这个班战士先回井冈山，自己留下与毛泽东、毛泽覃同行。但当走到离县城20多里时，前方传来机枪和步枪声，国民党军队围攻茶陵城，红军主力南撤。毛泽东一行在离城五六里的小村子住下。当晚，毛泽东和陈伯钧值班放哨，以应付紧急情况。此时，陈颇为后悔：过早令警卫班回井冈山，以致身边仅有三条枪，使毛泽东等人处于危险中。
　　看着神情紧张的陈伯钧，毛泽东神色泰然地吸着烟，思考着问题。他判断情况有变，决定马上追赶部队。南行30多里后，毛泽东一行仍未脱离危险。在匆忙中，毛问陈伯钧：“假若后面敌人追来怎么办？”陈伯钧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同你的警卫员留在后面打掩护，你们只管往前面走！”说罢，便提着驳壳枪跑到了队伍的最后。陈伯钧在危难时刻的果敢表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天晚上，毛泽东与陈伯钧等人赶到水口，追上了正在休息的红军主力。毛泽东立即召集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向问题。此时，团长陈浩因对革命前途失望，正准备把部队拉走，投靠国民党方鼎英部，因此会议争论得非常激烈。毛泽东力排众议，命令部队折回井冈山，向宁冈砻市开拔。散会后，毛写了一封信，命令陈伯钧赶回砻市，送交中共永新县委。陈伯钧深知任务重大，不敢怠慢，拖着疲劳的双腿连夜走小路，及时将信送到。随后，毛泽东带着大部队返回砻市。在这里，毛泽东与永新县委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果断处理了团长陈浩等企图把部队拖走的事件，使年幼的红军度过了一场严重危机。
　　短短几天生死与共的危急考验，毛泽东对陈伯钧不仅异常信任，而且对他的胆识更加了解，因此，在随后成立工农革命军教导队时，毛泽东任命陈伯钧为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叮嘱他好好读书。红军教导队是后来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是中国革命军事教育的起点，毛泽东将培养红军干部的重任，交给了陈伯钧这样的年轻军官，说明他对陈是何等的信任。正是因为对教导队有着殷切的期望，毛泽东非常关心教导队的成长，不仅经常抽空给教导队上课，而且听取陈伯钧的汇报，耐心地指导陈伯钧等人的工作。年仅17岁的陈伯钧，在毛泽东的鼓励和培育下，在井冈山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日益成熟起来。
　　
　　骁勇善战将，坚持运动战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时，陈伯钧率教导队负责押运胜利品和俘虏。2月攻打宁冈县城，陈伯钧率领教导队负责攻打西门。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到达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井冈山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陈伯钧任三十一团一营一连连长。5月中旬，赣敌发动第三次“围剿”，陈伯钧率部在毛泽东“声东击西”的战术指导下，进至高陇，打死敌团长刘胡子，占领永新城。随后，他又参加了毛泽东指挥的龙源口战役，三占永新，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7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代表错误地把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和第二十九团调往湘南后，毛泽东指挥第三十一团，用四面游击方式，与赣敌11个团周旋于永新县城附近，进行了长达25天的以少胜多的“永新困敌战”。陈伯钧在永新北乡作战时，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左大腿，送回井冈山治伤。8月下旬，湘敌吴尚的一个师乘机进犯井冈山。留在小井养伤的张子清、陈伯钧参加了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主持的干部会议，指挥红军取得了以少胜多的黄洋界保卫战胜利。毛泽东闻讯，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著名诗篇。
　　1929年1月，毛泽东决定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出击，留彭德怀的红五军坚守根据地。陈伯钧和团长张子清、陈毅安均被留下，协助红五军工作。在红四军出征前夕，毛泽东特地到医院看望他们，谈到深夜，恋恋不舍。1930年初，红六军成立，柯武东任第一纵队纵队长，陈伯钧任参谋长，接着便与毛泽东指挥的红四军一起夺取水南。陈伯钧骁勇善战，率部猛打猛冲，全歼了号称“铁军”的敌唐云山旅。在追击敌军于乌江时，他不幸右腿负重伤。
　　1930年7月，中共赣南特委决定成立红二十军，任命正在医院治伤的陈伯钧为该军参谋长。10月2日，腿伤刚好的陈伯钧指挥部队发起了第九次攻打吉安的战役。在螺子山战斗中，陈伯钧再次负伤。
　　打下吉安后，陈伯钧见到阔别近一年的毛泽东，要求回红四军工作。毛泽东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而是让他暂时养伤读书，同时兼任朱德为校长、毛泽东任政委的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学生总队政委，负责培训红军干部。
　　1930年12月，陈伯钧被毛泽东、朱德委任为红三军第七师师长，投入第一次反“围剿”战役。按照毛泽东、朱德采取的“诱敌深入”的方针，陈伯钧率部首先在龙冈打响了围歼张辉瓒师的第一枪，与红四军和红三军一起取得了全歼该师、活捉张辉瓒的重大胜利，受到了毛泽东的嘉奖。战后，陈伯钧参加了毛泽东、朱德主持召开的干部总结会，对毛泽东的运动战思想有了深刻领悟。
　　1931年5月和7月，陈伯钧接连参加了第二、三次反“围剿”战斗，次年4月，参加了攻占漳州的战役，并升任红十五军军长，成为毛泽东军事战略方针的坚决支持者和执行者。1932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宁都召开扩大会议，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并免去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随后，“左”倾中央还在部队中撤换了一些领导干部，陈伯钧因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战略方针，被免去第十五军军长，调到瑞金红军学校学习。
　　1933年1月8日，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浒湾战斗中，红五军团参谋长赵博生牺牲。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起用能征善战的陈伯钧，令他再回前方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嘱咐说：“你是井冈山的老同志、老党员，在军事工作上你要多负责任，打得好打不好都要找你是问！”
　　早就憋着一股劲的陈伯钧上任后，立即协助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朱瑞，坚持运用毛泽东提倡的运动战，先后取得了黄坡战役、草台岗战役的胜利。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陈伯钧也获得“红星勋章”，以实际行动证明毛泽东“运动战”方针的正确性。
　　然而，从1933年2月开始，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中央加大对毛泽东军事政治路线的批判和肃清，他们以反对所谓“罗明路线”为由，撤销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职务。此后，从地方到军队，层层寻找“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陈伯钧也遭到批判。但深思好学并深得毛泽东运动战精髓的陈伯钧，对李德的军事方针并不赞同。1933年8月31日，他写信给红军总部，陈述自己对当时形势及反“围剿”打法的意见。他的这一做法，立即引来了对他更激烈的批判。9月5日，在红一方面军总部会议上，陈伯钧被扣上“小资产阶级观点及政治之错误认识”，遭到了“严格而又深刻的布尔什维克的无情斗争”。
　　但耿直的陈伯钧并没有屈服。他从红军总部被批判回到红五军团后，立即起草第二次申诉书，重申8月31日意见书的内容。
　　陈伯钧的“顽固”态度激怒了“左”倾领导人。10月4日，陈伯钧被免去红五军团参谋长，改任新成立的红十三师师长。尽管如此，一向乐观的陈伯钧并不计较职务的变化，到红十三师后，立即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先后进行了新桥、梅岭、资溪桥等战役。“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提出与十九路军签订停战协议的主张，陈伯钧极为赞同。他也提出了“善于运用目前有利于我们的形势和力量（即使不革命的力量，只要它能削弱整个统治阶级的力量，我们都应该利用它）”的建议，但并没有被“左”倾中央接受。
　　
　　勤读多思　成为智勇干才
　　
　　1934年10月18日，陈伯钧带病率领红十三师开始长征。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对红军的指挥权，陈伯钧也回到五军团担任参谋长。毛泽东率一、三军团北上后，他与朱德等人留在西康，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1936年7月，陈伯钧调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挥师北上。
　　1936年10月15日，当得知红六军团到达甘南、即将与一方面军会师时，正在陕北的毛泽东挥笔给陈伯钧写了一封短信：“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想念你。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领袖对爱将的关切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1937年4月下旬，陈伯钧作为红二方面军代表出席在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大会，终于见到了阔别近两年之久的毛泽东。1937年5月3日，毛主席在苏区党代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陈伯钧看到了自己尊敬的“老毛”，并对“老毛”的报告由衷地敬佩。
　　5月9日，陈伯钧随朱德游清凉山后，来到毛泽东住地。久别重逢，尤其经过长征这样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陈伯钧已经变得沉稳多了。他向毛泽东汇报了滞留红四方面军，及在红六军团的情况。对于陈伯钧与张国焘进行面对面斗争的勇敢事迹，毛泽东也有耳闻。他不仅欣赏这位“红军干才”骁勇善战的文才武略，而且赞赏这位年轻将领在困境中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成熟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鲜明立场。随后，毛泽东、陈伯钧等参加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尚留下来的部分同志在毛泽东住地前合影留念。
　　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改编命令，红六军团编为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陈伯钧为旅长、王震为副旅长。年仅27岁，便成为统领千军万马的少将旅长，尤其不仅肩负军事作战任务，还要处理好与国民党政治上的统战工作，确实显示了毛泽东对陈伯钧的器重和信任。陈伯钧也深知责任重大，暗自告诫自己：“过去我因只负责简单的军事工作，对政治问题深思熟虑不够，缺乏精密考查的功夫，因之工作不够深入，趋于浮躁。个性方面亦欠冷静，今后应加强政治学习。”
　　9月20日晚，陈伯钧再次与毛泽东谈话，就“目前时局、形势，及关于部队工作问题”向毛泽东汇报并请教。23日，陈伯钧的二哥陈笃斋与四川代表王干青来到延安。晚上，毛泽东请王干青及陈笃斋吃饭，陈伯钧奉陪。“席间，毛主席谈古论今，确实相当风趣。”深夜，陈伯钧在毛主席处谈工作问题，就军事政治的训育、统一战线及阶级的警觉性、自学等问题，及自己的家庭、家事、一些高级干部的近况等进行了交谈。最后，毛泽东提醒陈伯钧在部队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对陈伯钧寄予厚望。
　　当陈的二哥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专门送了300元钱作为旅费，并希望他利用他在四川的社会关系，做些统战工作。10月9日，毛致函陈伯钧说：“你那些兄弟（在国民党的）应用好的态度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的转变。”他在信中写道：“看书没有？不论怎样忙，总看一点书，把些原则问题多考虑考虑，这样来提高自己，改正自己或有的某些缺点，这是我盼望于你的。”陈伯钧收到信后，觉得毛“为此小事深为劳神”，非常感动，决心将自己多年来养成的读书习惯坚持下来，不断克服自己浮躁的毛病。
　　
　　年轻气盛　遭训诫管束
　　
　　10月17日上午，驻军洛川的陈伯钧依依不舍地送走了阔别10年之久的二哥陈笃斋，回来与老朋友王维舟讨论部队开拔的事宜。此时，因天气较寒冷，摩托学校的司机拒绝载三五九旅袁会计到延安领公款，并蛮横无理地吵闹。对于这种无组织纪律的行为素来反感的陈伯钧耐着性子进行劝告，但该司机并没有把陈放在眼里，继续无理取闹。血气方刚的陈伯钧忍无可忍，挥手给了这个司机一个嘴巴。这本来是一件比较普通的小事，陈尽管承认自己的行为“真是鲁莽不该”！但觉得“司机这种既无政治立场，又无组织观念的态度，亦实可恨！”因为部队即将开拔，有许多事宜需要处理，故陈伯钧并没有在意。
　　然而，就是这样一件“小事”，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很快传到了延安。由于陈伯钧身为八路军主力旅旅长，竟然动手打人，因此被视为“军阀主义”告到中央军委，连毛泽东也知道了。
　　10月22日，陈伯钧乘车长驱270里，由洛川经甘泉来到延安，到毛泽东处谈话。对于毛泽东与陈伯钧谈话的内容，陈在当天的日记中作了记录：“主要是关于打人的事，自我批评不够；留守开支较多；对同志团结不够；统一战线中太清高，不虚心等。经毛主席指出根源是：由于主观性太强，客观性太差，此其一。其二是由于一切问题尚未完全提到原则性来看，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对片面与全面，局部与整部的关系未确实了解并统一起来。这些问题我都接受，均应努力改造之。毛主席谈话完毕，叫我深刻考虑几天，再来详谈。但最使我感觉惭愧的就是，王震同志从来没有把他的这些意见和我当面谈过，十分遗憾。”因为这样一件看似“小事”的“打人事件”，就挨了毛泽东一顿严厉批评，看来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但实际上，除了当时可能有人要搞倒陈伯钧外，毛泽东自有他的想法。
　　在毛泽东看来，打人尽管是件小事，但“军阀主义”却是当时部队中存在较为严重的现象，抓住陈伯钧这个典型，无疑对克服和肃清部队中的“军阀主义”是有利的。毛泽东素来对自己的部属管束严格、要求甚高，即使出于对部属的爱护，毛泽东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个难得的“训诫”机会。毛泽东于是决定通过此事“教训”陈伯钧。
　　10月25日上午，陈伯钧到中共中央，与总书记张闻天谈话。毛泽东不便谈的一些话，张闻天告知了陈伯钧：指出陈的军阀主义倾向和意识的不健康问题。到此时，陈伯钧才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他在不经意间，犯了“军阀主义”和“意识不健康”两条错误。10月26日下午，毛主席再次约陈伯钧谈话，最后决定他留党校学习四个月，再回前方工作。
　　10月29日下午，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与陈伯钧谈话，指出陈应该在个人修养、思想和工作方法上多努力。
　　在毛泽东的严厉“管束”下，陈伯钧被免去三五九旅旅长（由王震继任），调到中央党校学习。
　　
　　敢于直谏　显忠诚本色
　　
　　按照毛泽东当初的意思，陈伯钧到中央党校4个月，提高了自身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后，再回前线工作。但党校学习结束后，陈并没有回到前线。1938年6月，毛泽东考虑到陈伯钧的特长，将他安排到抗日军政大学，担任训练部部长（校长林彪，教育长许光达），肩负起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重任。
　　陈伯钧曾自我分析说：“我的个性强，遇事锋芒毕露。”他的分析有道理。陈伯钧确实是一位坦率耿直的人，尽管对毛泽东有一种超出常人的崇敬，但在毛泽东面前从来也不感到拘束，总是敢于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向毛泽东陈述。在当时毛泽东与江青恋爱问题上，他的这些个性得到了比较突出的展现。
　　1938年11月22日，当听说毛泽东与江青谈恋爱的消息后，陈伯钧认为毛不适合与江青结婚。当时，尽管很多人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但由于种种考虑却没有敢于公开劝阻。一向耿直坦率的陈伯钧，出于对“老毛”的爱护，“当即提笔起草一封关于主席和江青恋爱问题的信给毛主席”。次日，他“将给毛的信重新改写一遍，准备开会时寄去”。11月29日，陈伯钧与罗瑞卿“谈到大帅（毛泽东）的问题、江青的问题”，使他感慨万千。陈劝阻毛泽东的理由，主要是从政治影响上考虑的，而罗所谈，则从江青的为人、毛泽东的生活上着眼。
　　尽管他大胆地公开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甚至有点“直率与撞闯”，但陷入爱情漩涡中的毛泽东既没有怪罪这位耿直的部下，也没有听从陈伯钧及其他人的劝告，而是力排众议，与江结婚了。对于毛、江结合素来反对的陈伯钧，并不认为自己的观察有错。不久，江青的任性、孤傲、自私的特性便暴露出来，并经常与毛泽东发生口角。1942年5月22日中午，陈伯钧有事找毛泽东谈话，刚走到窑洞外，便听到“大帅与江青口角，声闻户外。”他感叹道：“呜呼！女人之幻想跋扈一至于此！盖身为统帅，将无数之将，统百万之兵，全国大事举棋若定，而独与一妇人女子竟如此之难应付，吾人于此岂可不更加警惕哉！”
　　经过一年的学习，陈伯钧在思想方法上有了明显提高，个人修养也进步很大。毛泽东决定放手使用这位“干才”。1938年12月15日，毛泽东与陈伯钧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毛泽东决定调他任抗大二分校校长，开赴华北前线。同时，他仍不忘帮助这位爱将详细分析个性特点与缺憾，并指明以后努力的方向。
　　从此以后，在毛泽东的督促和领导下，陈伯钧政治上更加成熟，在党和军队中负起了更大的领导责任。他先后担任军事学院副教育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三八五旅副旅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参谋长等职，颇受毛泽东的器重。抗战胜利后，他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委托，率领800名干部从延安经过华北开赴东北，先后任北平军调部中共热河小组代表、合江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第一前方指挥所副司令员、十二兵团第一副司令兼四十五军军长，参与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和广西战役。1949年初，他以湖南军区第一副司令的身份，组织四十六、四十七两军进行了著名的湘西剿匪战，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1955年12月，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陈伯钧在解放后担任南京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及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时，组织全院教员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和保卫祖国战略方针，并将总结报告报送毛泽东。1960年4月14日，他在高等军事学院作关于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讲演，并出版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军事思想》一书，积极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1962年，陈伯钧撰写了《毛主席率领我们上井冈山》一文，回忆了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的经过，将自己与毛泽东患难与共的“将帅情”公之于众。
　　毛泽东同样没有忘记自己的“红军干才”和心腹爱将。在陈伯钧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整整40年后，即1967年5月1日，他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毛泽东关心地问：“伯钧呀，听说你病了？”伯钧回答：“是的。感谢主席的关心。”这或许是陈伯钧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会面。与40年前一样，毛泽东仍不忘勉励陈伯钧要好好读书。
　　1974年2月6日，陈伯钧因病不治。当时主持军委和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与徐向前、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在惊悉陈伯钧病逝后，他的战友莫文骅曾作词一首，悼念陈伯钧将军：“半世纪来随主席，征南北，讨西东。血洒禾黍绿葱葱。”这是对毛泽东与陈伯钧长达40年的“将帅情”的最好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