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超武：美国历史学家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海峡危机

李旧苗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就中美关系而言则更是多事之秋。在这一时期，中国和美国不仅经历了朝鲜战场上的兵戎相见，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初步解决，台湾问题开始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并由此引发了两次所谓的“台湾海峡危机”（以下简称台海危机）。[1] 两次台海危机是战后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极为深远，这一课题的研究一直引起中美学术界的浓厚兴趣。美国学术界对台海危机的研究起步较早，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大致经历了“传统学派”、“修正学派”和“后修正学派”三个主要时期。由于台海危机的研究不仅涉及战后美国对亚洲地区的冷战政策、美国危机决策的过程，而且更与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特别是核武器对美国军事战略和外交决策的影响等重要问题密不可分，所以美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并随着研究角度的不同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以及政府档案文件的不断解密，美国学者的研究层次也不断加深，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论点，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就；但需要指出的是，有些观点也是值得商榷或必须批驳的。中国学术界对台海危机的研究大致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经历了从中共党史研究和单纯的战史研究向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转变过程。同时，由于中国学者在研究时已经有美国解密的档案文件可资利用，因而研究起点相对较高，对中美两国的决策及其影响都做了较为客观的论述，但在研究视野、研究深度以及研究的系统性等方面依然存在差强人意的地方。另外，由于缺乏中国方面系统的档案文献，有关中国决策的一些重大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的廓清。
    美国外交史学的“传统学派”和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研究
    关注和研究最新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是美国外交史学界的一个传统，而对台海危机的研究则是这一传统的充分体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整个七十年代是研究的第一时期，也是“传统学派”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激发研究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直接动因是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的爆发，美国学术界试图由此研究来探究台海危机的起源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但五十年代末的研究基本上属于对危机的“叙述”，还谈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进入六十年代后，一些学者开始从冷战时期美国的东亚政策、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实质以及中国炮击的原因等问题着手，对第一次台海危机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传统派史学家在研究中首先强调了杜勒斯在决策中的主导地位。迪恩·赫勒（Deane Heller）和戴维·赫勒（David Heller）在《约翰·杜勒斯——和平的战士》中，称杜勒斯是美国“最伟大的国务卿”，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支配着决策；他们认为杜勒斯坚持美国必须保卫沿海岛屿，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杜勒斯主张要坚决反击，以证明美国不是“纸老虎”，敦促艾森豪威尔要求国会授权保卫台澎和“相关地区”，说服国会加快批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反对英国要求美国压蒋撤出沿海岛屿的建议。弗雷德·格林（Fred Greene）同意上述结论，认为美国在危机中是坚持保卫沿海岛屿的。[2] 而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从美国冷战政策的背景出发，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是将国际共产主义视为铁板一块，将新中国视为“莫斯科的附庸”，因而美国决策者希望利用危机对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而在决策过程中，是杜勒斯而不是艾森豪威尔左右着政府。[3] 哈罗德·欣顿（Harold C. Hinton）在《世界政治中的共产党中国》中，详细论证了中国炮击金门的原因：第一，国民党占据沿海岛屿并对中国海岸线进行封锁，“当中国开始发展同非共产主义集团的贸易，并将其工业投资的重点从内地转向沿海的时候，这种封锁比以往更为有害”；第二，当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及军队现代化尚处初期阶段之时，国民党在台湾海峡的活动使中国有理由担心美国正对其进行战略包围，它希望采取行动防止国民党进一步稳固它在台湾及沿海岛屿上的势力；第三，随着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台湾海峡成为中国可以对美国施加压力的唯一地区。因此欣顿的结论是，中国炮击金门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是必要。这一论点为后来的大多数修正派学者所接受。[4]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美国学术界研究第一次台海危机的一个重要阶段。随着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台湾问题将对未来中美关系产生何种影响，这引起美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学者们力图从历史中寻求答案，因此台湾问题就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而第一次台海危机则无疑是研究的典型个案。另外，由于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美国前驻台“大使”卡尔·兰金（Karl L. Rankin）回忆录的出版以及杜勒斯有关文件的解密，美国学者对危机的起源、危机过程中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对沿海岛屿的政策以及危机的影响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中国的资料（主要是报刊方面的），出现了几部较有影响的研究论著。福斯特·雷亚·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在《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中开始注重艾森豪威尔的作用，认为“总统推行的是中间路线”；然而，艾森豪威尔“并没有表明，一旦中共进攻沿海岛屿他将如何行动”，但他在危机后期所采取的政策就是不使美国承担协防沿海岛屿的义务。同时，福斯特·杜勒斯还注意到公众舆论和国内政治对美国决策的影响，他指出，国会和公众在当时都一致认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政策能有效地保卫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当时美国国内压倒一切的反共情绪不允许有任何后退，因为美国如不打算从东亚完全撤出，就必须支持国民党。[5]
    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L. George）、理查德·斯莫克（Richard Smoke）合著的《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威慑》和卡利奇(J.H.Kalichi)的《中美危机的模式》，是这一阶段出现的研究台湾海峡危机的两部重要著作。这两部著作由于视野开阔，运用了新的理论方法和在当时堪称最全面的研究资料，因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论点。它们一经面世，便好评如潮，《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威慑》还获得了美国史学界的大奖——班克罗夫特奖。乔治和斯莫克在研究中运用了威慑理论，并使用所谓的“结构集中比较法”对危机发生的宏观背景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以致戈登·克雷格（Gordon Craig）在1982年美国历史协会的主席“告别演说”中称：“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不用这种方法去研究所有的外交方式和问题。”[6] 乔治和斯莫克在书中指出，当时美国决策者对中国的基本观念是：中国是国际社会中“无法无天的侵略者”，中共在大陆的统治是暂时的，因此，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主张以“两个中国”解决国共冲突尚不成气候；相反，政府主要成员要求改进国民党的攻防能力，使之对中国大陆构成威胁，以便时机成熟时允许并帮助国民党“光复大陆”。这样，中国的“基本政策是消极地等待，还是采取非挑衅性的行动防止局势中这些潜在危险不至于出现，这种选择就要求以细心的、可控制的刺激措施不时地采取行动，以此产生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压力，从而可能以更为有利的方式来消除局势中的不明确的因素，或起码削弱国民党和美国强硬派共同图谋反对中国的能力”，这就是中国炮击沿海岛屿的主要动机。关于危机期间美国的政策，他们认为美国从一开始就明确承担了对台澎的防卫义务，随着危机的发展和加深，美国虽含糊其词，但还是将承诺扩展到了金门和马祖。尽管协防沿海岛屿存在着明显的困难，美国仍如在1948年柏林封锁时期那样做出了承诺，而威慑因素是美国决策的主要动因，尽管艾森豪威尔非常不情愿这样做。除决策层内部的辩论外，艾森豪威尔还面临着来自国会、国内舆论以及包括国民党在内的盟国等方面的压力；“显而易见，政治上的考虑及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压力的反应，影响了这些决定”。从上述分析中乔治和斯莫克得出结论认为，从威慑方面讲，第一次台海危机是既包含成功也包含失败的个案；其成功的一面在于“北京并未对金门和马祖发动一场全面进攻去考验或削弱美国的承诺”。另一方面，美国的威慑“并没有阻止北京依据自己的意愿采取规模较小的行动，以施加可以控制的压力来考验（如果可能并削弱）美国的承诺”。[7]
    卡利奇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决策理论运用于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研究中。关于中国炮击的动机，卡利奇对其他学者的论点不以为然。他指出，日内瓦会议后，中国希望增加自己在亚洲大陆的影响，并计划在沿海侧翼进行试探，因此中国对台湾海峡的政策必须从战略和外交方面加以解释，因为“中国人感到有能力占领国民党控制下的沿海岛屿而不致引起美国的干涉”。另外，中国担心帝国主义势力正重新纠合起来，试图以武力占领中国领土。这样，炮击金门就可以起到以下三方面的作用：一、表示反对美国组建东南亚条约组织，这是“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它既影响了中国进行试探的时间，又影响了中国的决心”；二、试探美台关系的密切程度；三、试探沿海岛屿在美国政策中的地位。卡利奇高度评价了杜勒斯在决策和危机处理中的作用，认为他“对一些可以产生相对成功之结局的因素具有敏锐的判断力，保持了美国在沿海岛屿政策上的灵活性”。卡利奇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中国的危机决策，断言“中国没有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没有迅速动员起来，在美国对国民党的承诺具体化之前对沿海岛屿造成既定事实。”[8]
    除注重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研究还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注意史料的搜集和整理。1973年出版的《中国与台湾问题——文献和分析》和多卷本的《世界强权的动力——美国外交政策文献史》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前者系普雷格出版公司的“国际政治和政府政治专题研究丛书”的一种，收录了研究台湾问题（包括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论文四篇，有关史料100多件，出版后反映颇佳，并于1979年修订再版。而后者的第四卷专门收录了与远东问题有关的主要史料，其中不少涉及五十年代的台湾海峡危机。这两部史料集成为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前期研究台海危机必备的参考书。[9]
    第二，随着冷战史研究中“修正学派”力量的不断壮大，在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研究中开始出现了重评艾森豪威尔的决策地位和作用的论著，“修正学派”的主要论点初露端倪。[10] 曾在约翰逊政府内担任要职的汤森·胡普斯（Townsend Hoopes）在《魔鬼与约翰·杜勒斯》中就中国的动机和美国的目标等问题对传统学派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胡普斯认为，中国的目标首先是政治方面的，表明中国并非消极接受美国通过同国民党缔结共同防御条约企图强加事实上的“两个中国”的局面；另外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对台湾发动两栖进攻的军事能力，炮击并不是进攻台湾的序幕，甚至连封锁或进攻金门的打算都令人怀疑。至于美国的政策和艾森豪威尔的作用，胡普斯基本上否定了传统学派的论点，他赞扬美国以“警惕和决心在绥靖和全球战争之间那条狭窄而危险的地带中涉险过关”，艾森豪威尔全力以富有技巧的路线指导政府的决策；“他看待问题的角度更为开阔，保持着出色的协调能力，设法保持对政府的控制，包括控制政府内部那些同总统的和平目标相左的强有力的因素，尽管这种控制有时是不稳定的”。[11]
    第三个特点是，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呈现了多学科交叉的趋势，参与研究的学者已不仅仅囿于历史学家，其他学科特别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等领域的学者加入研究行列，他们利用其专业特长，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角度，并在某些方面突破了传统史学研究的局限性，从而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入研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政治心理学》杂志（Political Psychology）、《政治学季刊》杂志（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以及《国际关系研究季刊》杂志（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等刊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修正派史学家研究的阶段性和重点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学术界出现了不少研究台海危机的有份量的著作，修正派史学家开始占据统治地位。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一方面由于学者们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不仅重新检讨了危机期间的重要问题，而且还尝试用新方法透视以前研究中鲜有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美国有关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各种档案不断解密，特别是1985年和1986年出版了有关这次危机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因此，以1985年为界，“修正学派”的研究非常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为“修正学派”的研究确定基调，而第二阶段则是从各方面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其论点。
    1981年罗伯特·迪万（Robert A. Divine）出版的《艾森豪威尔与冷战》，是为台海危机研究的“修正学派”奠定研究方向的代表作，值得详细评介。迪万在研究中并没有利用艾森豪威尔图书馆当时新近解密的档案，而主要利用第二手的论著，并声称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呼吁学者进行档案研究，因为这些档案是“慎重地理解艾森豪威尔在历史上的地位” 所必不可少的。迪万重新界定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决策中的关系，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是利用杜勒斯，但也自信自己对国际事务的了解，他需要一些具有外交知识与技巧的人”；这样，艾森豪威尔努力使冷战处于控制之中，缓和紧张局势，避免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在这种分析结构下，迪万对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的美国决策进行了重新评价，他强调说：“艾森豪威尔不仅在整个危机过程中决定了美国的政策，而且使危机得以圆满结束。他采取了杜勒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思想并使之更加准确无误，他没有依赖明确表示使用核报复来恫吓美国的对手……艾森豪威尔更倾向于使共产党人捉摸不透。他为美国政策注入了精心设计的模棱两可的因素。他拒绝公开宣布他是否承担使美国卷入抵御进攻金门、马祖的义务，因此使中国共产党人心慌意乱。当危机变得更为严重时，他使用了慎重的核威胁，既警告了中国人，又没有侮辱他们或刺激他们发动进攻。艾森豪威尔政策的妙处就在于，至今没有人能确切知道他是否会对进攻沿海岛屿做出军事上的反应，以及他是否会使用原子弹……他在福摩萨危机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持行动自由，并对一系列复杂事态的发展保持着控制。”[12]
    由迪万的研究开始，许多学者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对第一次台海危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究，将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首先，修正派史学家充分肯定艾森豪威尔在外交决策中的主导地位。安娜·纳尔逊（Anna Kasten Nelson）通过对艾森豪威尔同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之间关系的研究，考察总统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她指出，艾森豪威尔共参加过339次的正式会议，他鼓励进行公开辩论，通常是在会议临近结束时表达自己的看法并做出决定；为了协调国家安全政策同外交之间的关系，艾森豪威尔定期同负责外交决策的官员进行磋商。因此，纳尔逊的结论是，不论在哪里做出决定，“处于决策中心的都是艾森豪威尔总统”。[13] 弗雷德·格林斯坦（Fred Greenstein）的研究独辟蹊径，认为以往的研究者并未能理解艾森豪威尔在领导艺术方面的“隐蔽”风格。格林斯坦强调说，在公开场合，艾森豪威尔成功地树立了热情、友好以及在措辞上含糊其词的形象；在私下，艾森豪威尔是个足智多谋的政治家，他控制着决策过程。格林斯坦认为：“对明确表明自己作为国家领袖及国家团结之象征的个人立场和作用，艾森豪威尔是非常敏感的；他那反复斟酌的句法是个公开的计策，用来淡化抨击和避免分裂。当他想表明自己的意图时，他就授权别人如杜勒斯充当艾森豪威尔冷战政策的避雷针。”格林斯坦进而指出，是艾森豪威尔做出了一系列关键的决策，而不是他的下属。[14]
    在上述分析结构下，修正派史学家重新梳理了总统和国务卿在决策中的关系。贝内特·拉什科弗（Bennett Rushkoff）在一篇较有影响的论文中指出，对危机期间高层决策的进一步研究揭示，“是总统仔细考虑了复杂的政治和军事问题，是总统的想法基本上决定了美国同中共对抗的方式”。拉什科弗分析说，艾森豪威尔似乎很好地理解了与决策相关的军事和政治因素，危机开始后不久，他就自我判断金门地区的军事形势，而非消极地接受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协防这个岛屿的建议。同时，艾森豪威尔在有关沿海岛屿的主要政策辩论中都做出了极大贡献，他对军事形势实质的判断，都与当时考虑中的选择方案相吻合。通过研究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危机期间的电话会谈备忘录，拉什科弗认为“杜勒斯起码是在一段时间内按艾森豪威尔设定的路线行事，而艾森豪威尔则负责制定了对沿海岛屿的政策”。[15] 斯蒂芬·安布罗斯（Stephen Ambrose）在其两卷本的艾森豪威尔传记中进一步发挥了上述主题，甚至称艾森豪威尔对危机的处理“堪称杰作，是他漫长政治生涯中的伟大胜利之一”。安布罗斯认为，艾森豪威尔处理危机的突出之处是，“在危机的每个阶段都有选择的自由，灵活性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担任最高统帅时的特点之一；作为总统，他坚持保持这种灵活性。他本人根本不知道进攻金马时他将做出何种反应，因为他坚持要等到确切知道了进攻的真正性质之后才能决定如何应付。他真正知道的是，当决策时机到来时自己将有最大的选择余地。”这样，虽然在整个危机期间艾森豪威尔被相互矛盾的意见所包围，但他唯一采纳的是自己的意见。[16]
    当时在“修正学派”中颇负盛名的约翰·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遏制战略》中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着手，评价了台海危机时期的美国政策以及艾森豪威尔的作用。加迪斯在研究中强调了两个问题：信誉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和威慑战略在危机中的作用。盖迪斯指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之所以关注沿海岛屿，“并非因为它们对保卫台湾是至关重要的，或是由于同意国民党决定增加在沿海岛屿上的兵力，而在于接受了蒋介石对沿海岛屿重要性的评价，即倘若这些岛屿落入中国手中，台湾的士气将严重受挫，并导致更为重要地区的丧失”，由此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的信誉。盖迪斯进一步指出，由于沿海岛屿靠近大陆，单纯的海空军力量无法保卫它们，“杜勒斯主张使用核武器，而艾森豪威尔则同意杜勒斯的估计，并有意将打算使用核武器的考虑公诸于众……显而易见，如果中国进攻金门和马祖，艾森豪威尔政府准备使用核武器”。因此盖迪斯的结论是，艾森豪威尔“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威慑方面较为重要的目标，但这一目标是在有限战争的态势下，通过偶然乐意使用原子弹，通过不必要地混淆他试图威慑的东西，通过没有坚持他自己对谈判的承诺以及通过一连串十足的好运”；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是“连贯的，在几乎每一个决策阶段他都施加了自己的影响”。因此就总体而言，艾森豪威尔“使自己的战略符合国家利益，而不是危害国家利益”。[17]
    盖迪斯提出了备受学者关注、同时也是“修正学派”分歧较大的几个重大问题。戴维·迈耶斯（David Mayers）在《打破磐石》一书中，认为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对沿海岛屿政策的实质是，以模棱两可的立场保持最大限度的灵活性。迈耶斯指出，美国决策者一开始就意识到，金门和马祖与台湾和美国的安全毫不相关；但出于政治和外交上的考虑，美国决定支持蒋介石守住这些岛屿，因为“放弃国民党占据的土地，即使是那些没有意义的岛屿，在1954年秋也将会被公众视为莫斯科和北平的又一次胜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政策：“如果必要的话，可以放弃这些岛屿，并宣称这些岛屿对台湾的防务并不重要，以此避免美国信誉的丧失；另一方面美国也发出了警告，如果中共轻举妄动，美国将采取军事行动。”[18] 安布罗斯认为，艾森豪威尔在是否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上含糊其词，“从而使得中国停止了进攻”；同时艾森豪威尔“要在他圈定的范围内留有选择，如果他不得不进行原子战争，他要对所使用的武器进行选择”。因此，安布罗斯不同意盖迪斯的结论，他强调指出，艾森豪威尔“从未非使用原子弹不可，没有把整个世界投入战争之火，并在不丧失领土和威望的情况下维护了和平”。[19] 伦纳德·戈登（Leonard H. D. Gordon）从分析危机期间美台关系的演变出发，认为美国在五十年代形成了“不在台湾海峡地区使用武力”的政策，从而也无从谈起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戈登指出：“在整个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美国的政策是同情国民党重返大陆的事业和最终目标，因此美国继续给国民党军援，其限度则在于使国民党有足够的军事力量用于自卫，而非使之反攻大陆。”由此戈登明确认为，艾森豪威尔“通过把军事威慑的防御战略同政治上对约束力发挥其影响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从而灵活地同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打交道，这种平衡的形成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取得的值得称道的成就”。[20]
    1985年出版的托马斯·斯托尔帕（Thomas E. Stolper）的《中国、台湾与沿海岛屿》是“修正学派”研究中的一部承上启下的著作。这部著作广博史料，不仅利用了白宫备忘录系列档案、立法会议记录系列档案、杜勒斯口述史资料、兰金文件和顾维钧回忆录，而且还参阅了中国方面的有关资料如《人民日报》及英文版的有关中国外交和台湾问题的文献，同时还引用大量第二手的论著，是研究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力作。斯托尔帕首先重新界定了“危机”的概念，他指出，对中国人而言，国际危机是“长期经济发展的结果，军事冲突的局面并不总是危机”；同时，“危机”一词还意味着局势失去了控制。根据这种判断，斯托尔帕并不认为在台湾海峡的对抗是“危机”，他在书中使用了“事件”这个词。关于中国炮击的动机，斯托尔帕强调：“1954-1955年的台湾事件并不是针对大陈或金门，而是北京所进行的一场长期的斗争，旨在防止美国象沙俄和苏联分离外蒙古那样，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因此中国的动机就是“坚决保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并不意味着要夺取几个小小的沿海岛屿，而是要防止任何改变台湾地位的企图，因为此种改变可能会使台湾永远为北京的能力所不及，除非以一场世界大战的代价”。关于美国远东政策的长期目标，斯托尔帕通过分析认为，“是将台湾拉入太平洋防务体系，以便为台湾从中国独立出去寻求国际上的支持”；这样，“建立独立的福摩萨要求放弃沿海岛屿，而支持国民党则要求守住这些岛屿”。但艾森豪威尔看到了这种矛盾，同时也意识到放弃沿海岛屿将严重损害美国在亚洲的信誉。对此，斯托尔帕指出，由于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以及国内外的制约因素，使美国既不能放弃金门和马祖，也不能承诺保卫这些岛屿，因此美国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给中国一个不明确的局面，艾森豪威尔希望北京明白，不要使他处于一个他不得不做出明确决定的境地。”斯托尔帕还认为中国从这次事件中得到了“不少好处”：如清除了浙江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加强了福建前线以及使美国明确表示不支持国民党侵犯大陆等。[21]
    从1985年开始，有关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美国外交档案文献相继编辑出版，这不仅激起美国学术界对五十年代中美关系研究的热潮，更对修正派学者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现象的一个最为突出的证明就是，从1985-1990年有关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博士论文数量可观，其中不少是出自留美中国学者之手，颇具影响。在八十年代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修正学派”依据新的史料，对台湾海峡危机的起源、美国对苏政策同其对华政策的关系、苏联在危机中的作用、核武器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危机的重要后果等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和多层次的深入研究，出现了一批影响不小的成果，进入了八十年代“修正学派”研究的第二阶段。
    关于台海危机的起源，修正派史学家进一步发挥了“传统学派”的论点，研究了美国东亚冷战政策的作用。迈耶斯论证了中国安全环境所受到的威胁，特别是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和东北亚安全体系的建立；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政策也是造成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突然爆发的主要原因”。迈耶斯进一步指出，从中国的角度看，“如果可以把美国支持的国民党从距离自己非常近的沿海据点赶走，这将极大地改善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炮击金门也显示了中国的决心，表明她并不屈从美国不断增加的对台湾的支持”。[22] 诺曼·格雷伯纳（Norman A. Graebner）在一篇论文中研究了艾森豪威尔对国际共产主义，特别是对亚洲共产主义的态度，并认为这种态度反映到中美关系上就表现为对中国的“不承认政策以及强调这一政策的放肆语言，这在美国形成了压倒一切的反华一致性”。格雷伯纳虽然相信艾森豪威尔对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过度反应刺激了中国，迫使中国采取行动，但他强调艾森豪威尔在危机期间“保持了克制，并没有去防卫沿海岛屿，而是推测中国并不会进攻这些岛屿，从而使总统立场坚定，同时也维护了美国爱好和平的声誉”。[23]
    从美国对中苏同盟之政策的角度审视危机期间美国的政策，是“修正学派”研究的一个新突破，并由此提出了所谓的“楔子战略”（wedge strategy）的命题。有关楔子战略其实也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早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纽约时报》就发表了题为《莫斯科和北平：西方能打进一个楔子吗？》的文章，最早公开论及了这个问题。迈耶斯在《打破磐石》一书中系统论证了美国分裂中苏同盟的政策，他指出，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希望通过在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它提出苏联不能满足的要求，以此削弱共产主义同盟。“对同盟施加冷酷无情的压力最终就是要使之解体，这个万全的方法合理有效，同时这一政策的设计也未触犯美国的保守观点。”根据这种分析，迈耶斯认为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如果没有外来的援助，中国就不能消除来自金门和马祖的威胁；只有依靠苏联的帮助，中国才能迫使帝国主义退缩到台湾。”因此美国的远东政策，特别是台海危机期间的政策，就是要对中苏同盟关系施加压力。[24] 盖迪斯发挥和深化了迈耶斯的主题及论述，他指出：“考虑到阻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贸易或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内政治压力，考虑到国会支持蒋介石的程度，艾森豪威尔实际上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只能放弃绥靖而选择压力政策作为加剧莫斯科和北京紧张关系的最佳办法。”这一思想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头两年对政府的行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第一次台海危机就是对这种压力——楔子战略的考验。盖迪斯强调，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危机中公开支持蒋介石守住沿海岛屿的决心，甚至到了看来威胁要使用原子弹的地步；这种政策“一方面是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反应……但艾森豪威尔并没有把他们在金门和马祖的强硬路线简单地看作一条安抚国内选民的路线，它的意图还在于使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25]
    由楔子战略的这一论题延伸，修正派史学家还考察了苏联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的作用及对美国政策的影响。迈耶斯指出，苏联在危机的关键时刻“袖手旁观”，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苏联领导人首先考虑的是西德加入北约的问题，它担心中美在太平洋地区的冲突使自己不能专注于关键的欧洲事务，并使自己卷入同美国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战争的危险之中。苏联的支持仅限于定期对华盛顿口诛笔伐一番。更有意义的是，苏联在危机期间并没有利用美国在亚洲的麻烦，在欧洲采取挑衅性的行动；因为对苏联而言，有限的美苏谅解比同中国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要更为重要。”迈耶斯强调说，杜勒斯在危机中还意识到，“苏联将对中国不断施加压力来避免战争”。[26]
    八十年代后期修正学派研究的另外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论述了核武器在美国决策中的作用和影响，虽然在研究深度和结论上尚存在着一些有待厘清的问题，但毕竟为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八十年代末出现了几部有份量的论著，整理和分析了核武器对美国危机决策的影响。布兰兹（H.W.Brands,Jr.,）从核武器的角度研究了信誉与台海危机期间的危机处理，他认为在沿海岛屿问题之所以出现决策困境，其关键在于美国对信誉的考虑，布兰兹从两个方面做了论证。首先是政治和外交上的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他指出，没有一个共和党政府可以轻率地无视支持国民党的议员集团的意愿，这是政治上不容忽视的因素；“艾森豪威尔肯定在寻找在面临侵略时避免明显退却的途径，他相信，超级大国必须保持其信誉”。其次是1954年美国的基本战略态势，布兰兹认为在危机爆发前十个月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国家安全战略作了根本的改变，提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布兰兹指出，美国决策者意识到不能同时保持常规力量和核力量两方面的威慑，因此主张“在与共产党发生冲突时使用核武器……从一开始，大规模报复战略就涉及到信誉问题”。布兰兹通过研究认为第一次台海危机是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早期试验”，因为“美国在1954年秋所面临的是对其核威慑信誉的侵蚀，由于政府已开始削减常规力量，当时已越来越依赖核威慑”。布兰兹颇为正确地指出：“美国决策者希望提高其基本防务的信誉程度，是危机中产生许多紧张局面的原因。”但他接着断言，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故意去寻找藉口来展示其使用核武器的决心，显而易见的是，一旦政府官员发现自己面临着一场挑战，他们就希望证明核威胁似乎是合理的，使他们不愿去寻找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样在布兰兹看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成功地避免了战争，同时捍卫了美国的立场；但他们的成功既归功于处理危机的技巧，也归功于幸运。他们发现自己在一个同美国的安全毫无关系的问题上，被迫走到一场大规模冲突的边缘，尽管他们不断试图缩小美国的承诺，以便排除那些不值得防御的地方；然而，由于受国内政治需要的制约，受国际信誉考虑的制约，同时也受其战略政策限度的制约，使他们最终没有那样做。”[27]
    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在《危险与生存》中对危机中核武器的作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位曾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内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核问题专家虽然同意美国决策者对信誉的考虑极大地影响了危机的处理，但有关核武器的作用邦迪认为至少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美国进行过核威胁，这些威胁在有限的时期里不能说不成功，其目的在于威慑而非强迫；第二，艾森豪威尔“争取永远不被迫决定是否使用它们，他愿意让使用它们的可能性带有某些威慑的份量”；第三，危机真正的争夺是小规模的常规冲突，艾森豪威尔“也许要比中国领导人略多地想提高赌注，但他的意愿并不表明他想扩大战争。”因此邦迪声称，第一次台海危机至少表明，“美国有一位总统没有混淆准备威胁与渴望使用的概念。在他努力避免接受失败还是发动核袭击之间进行痛苦的抉择时，他比数他的原子弹更加仔细地视察登陆艇的行动。”约翰·纽豪斯（John Newhouse）在其颇为畅销的《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中同意邦迪的分析，认为艾森豪威尔并不准备使用核武器，“在每次涉及使用核武器的危机中都要利用盟国和国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艾森豪威尔对官僚机构的惯用手法了如指掌，在这一点上他不比任何人差”。[28]
    关于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后果与教训，布兰兹指出了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所具有的广泛影响。他说，对美国而言，一个值得注意的教训就是，“由于其他原因在其他领域中所做出的决策，在爆发危机的情况下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艾森豪威尔之所以采取新面貌，主要是一个削减防务开支的举措。当他明确地意识到过多地依赖原子武器将限制其未来选择时，他肯定没有想到，在决定几个靠近中国的无关紧要的小岛是否会进行核战争时，他会失去控制”。[29] 有关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另外一个重要后果，大多数修正派史学家都接受了约翰·路易斯（John Wilson Lewis）和薛理泰在《中国制造原子弹》中所提出的核心论点：即美国在危机后期对中国所发出的核威胁，是促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发展自己核力量的重要动因。[30]
    关于美国政策中“两个中国”的考虑，修正派史学家也给予一定的关注。南希·塔克（Nacy Bernkopf Tucker）指出，在危机期间，“美国谋求孤立和惩罚中共，同时又试图保护国民党人和防止因进攻金门和马祖而发生军事对抗。如果说艾森豪威尔为实现这些目标与国民党订立共同防御条约但又排除国民党重新征服大陆的可能性，那么它的政策就变成了事实上在台湾岛上制造第二个独立的中国。”[31] 这一问题在九十年代的研究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探讨。

[1] 关于1954-1955年和1958年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对抗，中美学术界对如何定义上有争议和分歧。美国大多数学者认为应属于危机范畴，因为美国决策者是以危机状况来处理这些事件。中国学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研究中，包括官方出版的中国外交史著作中，也开始使用“危机”来描述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对抗。为了更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本书使用国内外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义。
[2] Deane Heller and David Heller, John Foster Dulles: Soldier for Peac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0), chapter 9; Fred Greene, U.S. Policy and the Security of Asia(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8), pp. 92-104.
[3] Hans J. Morgenthau: “John Foster Dulles, 1953-1959”, in Norman Graebner, ed., An Uncertain Tradition: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McGraw-Hill, 1961), chapter 18.
[4] Harold Hinton, 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6), pp. 258-261.
[5] Foster Rhea Dulle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1949-1969(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72), pp. 150-165.
[6] 戈登·克雷格：《历史学家与国际关系研究》，载王建华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6页。
[7] Alexander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266-292.
[8] J.H.Kalichi, The Pattern of Sino-American Crises: Political-Military Interaction in the 1950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22-155.
[9] Hungdah Chiu,ed.,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Taiwan: Documents and Analysis (New York: Praeger, 1973); Russell Buhite, ed.,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1945-1973(New York: Chelea House, 1973).
[10] Stephen Rabe, “Eisenhower Revisionism: A Decade of Scholarship”,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7, no. 1 (Winter 1993), pp. 98-100.
[11] Townsend Hoopes,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3).
[12] Robert Divine, Eisenhower and the Cold War(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0-66.
[13] Anna Kasten Nelson, “‘The Top of the Policy Hill’: Eisenhowe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iplomatic History, vol. 7, no. 3(Fall 1983), pp. 307-326.
[14] Fred Greenstein, The Hidden-Hand Presidency: Eisenhower as Leader(New York: Basic Book, 1982), pp. 57-72, 87-91.
[15] Bennet Rushkoff, “Eisenhower, Dulles and Quemoy-Matsu Crisis, 1954-1955”,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6, no. 3 (Fall 1981), pp. 465-480.
[16] Stephen Ambrose, Eisenhower: The Presiden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4),pp. 244-246.
[17]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69-197.
[18] David Mayers, Cracking the Monolith: U.S. Policy against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55(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42-149.
[19] Stephen Ambrose, Eisenhower: The President, pp. 244-245.
[20] Leonard H.D.Gordon, “United States Opposition to Use of Force in the Taiwan Strait, 1954-1962”,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2, no. 3(December 1985), pp. 637-660.
[21] Thomas Stolper, China, Taiwan, and the Offshore Islands: Together with an Implication for Out Mongolia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 (Armonk, N.Y.: M.E.Shape, 1985).
[22] David Mayers, Cracking the Monolith: U.S. Policy against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55, pp. 142-143.
[23] Norman Graebner, “Eisenhower and Communism: The Public Record of the 1950s”, in Richard Melanson and David Mayers, eds., Reevaluating Eisenhow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Fifties(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7), pp. 67-87.
[24] David Mayers, Cracking the Monolith: U.S. Policy against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55, pp. 142-148.
[25] 约翰·盖迪斯：《美国的政策与看法：1949-1955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载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47-286页。
[26] David Mayers, Cracking the Monolith: U.S. Policy against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55, pp. 148-149.
[27] H.W.Brands,Jr., “Testing Massive Retaliation: Credibility and Crisis Management in Taiwan Stra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2, no. 4(Spring 1988), pp. 124-151.
[28] McGeorge Bundy, Danger and Survival: 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First Fifty Years(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8); John Newhouse, War and Peace in the Nuclear Age(New York: Knopf, 1989).
[29] H.W.Brands,Jr., “Testing Massive Retaliation: Credibility and Crisis Management in Taiwan Strait”, p. 151.
[30] John Wilson Lewis, Xue Litai, China Builds the Bomb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31] Nancy Bernkopf Tucker,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Taiwan Roots of the ‘Two China’ Policy”, in Richard Immerman, ed.,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 A Reappraisa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35-262.

李旧苗

    九十年代美国学术界研究的特点和趋向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美国学术界在总结八十年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更为全面地论证和分析第一次台海危机，从而使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第一，史料运用更为充分，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出现意见一致。
    九十年代以来的研究已经基本上克服了八十年代史料不足的缺憾，毫无例外地在研究中利用了有关危机期间美国决策的档案文献，从而也使得研究视野更为开阔。以往研究者过多注重考察政府的危机决策，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会和舆论的作用。罗伯特·艾西奈利（Robert Accinelli）着重讨论了艾森豪威尔在危机期间同国会的关系，突出了国会对危机决策的影响。他通过分析研究表明，台海危机是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能力的考验，“看他们在与国会保持协商、两党一致的关系、控制共和党右翼人士以及尊重他们认为的国会对行政权力进行合法约束的同时，能否坚持他们自己在国家安全利益上的观点”；而“国会的观点在整个危机期间都影响着政府决策，并且在几个紧要关头促使双方取得一种温和而克制的平衡。”[1] 道格拉斯·福伊尔（Douglas Foyle）从分析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舆论信念”着手，认为舆论作为“起调和作用的变数”，对第一次台海危机时期美国的决策起了重要的作用。福伊尔指出，艾森豪威尔“根据自己对处于危机之中的国家利益的洞察力，形成了对沿海岛屿的最初看法；这些对美国的威信、国民党士气以及盟国反应的关注，贯穿于整个危机过程中。当他承认沿海岛屿心理上的重要性并以美国的威信承诺保卫那些不可能守住的沿海岛屿时，他对如何反应多少感到有些棘手”，因为艾森豪威尔发现，“大多数舆论将反对美国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去保卫沿海岛屿”。福伊尔还阐明了杜勒斯“舆论信念”的实用性，认为他在危机中所采取的政策立场是“在短时期内避免公众舆论的分裂，并可能在长期获得国内舆论的支持”。[2]
    九十年代的几部重要著作还重点讨论了英国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罗斯玛丽·富特（Rosemary Foot）分析了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英国和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根本分歧及其原因，她指出，美国和英国“都没有过多地详细研究那些导致它们对中国不同态度的根本原因，而这些相互冲突的观念制约着对危机和非危机情况的反应”。富特在研究英美在联合国停火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措辞以及美国对金马的承诺等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后认为，英国试图去约束美国的行动，因为邱吉尔和艾登主要担忧的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将使英国考虑在沿海岛屿问题上冒严重的公开分裂的风险”。富特的结论是：第一次台海危机表明英国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是有限的，英国在同盟关系中的地位也是次要的；但应该承认，“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英国政府在政策制定的重要阶段都施加了自己的影响。……通过拒绝支持联合国对美国政策的认可，他们就能防止美国将自己保卫沿岛屿的承诺公开化……这是一个重要的成就”。[3] 翟强在《龙、狮与鹰----1949-1958年的中英美关系》中谨慎地总结了英国在危机中的作用，认为英国的压力在危机中起到了缓和美国行为的作用，因为“英国的反对，加上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使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防卫金马的承诺由公开转为私下”。但翟强强调说：“在批评美国过分迁就其小盟国的同时，英国并没有注意到美国官员在决策时所面临的政治困难。”[4]
    九十年代的研究还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如中国炮击的动因、艾森豪威尔对协防沿海岛屿的承诺、艾森豪威尔决策中模棱两可的特征等达成了初步的意见一致，这对其他问题的深入研究产生了良好的作用。
    第二，深化有关重要问题的研究。
    注重考察美国政策中“两个中国”的考虑，是九十年代美国学术界深化研究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史学家围绕着政策的设想、危机期间的作用以及英国的影响等问题做了细致的分析，得出了一些新颖、但同时也是值得商榷的论点和结论。翟强着重讨论了海峡两岸对美国政策的反应，他指出，神谕方案和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事实上都是要达到“两个中国”的目的，所以“北京和台北反对神谕方案，是因为它们都把这一行动视为西方企图将两个中国的存在固定化。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不想在台湾海峡地区放弃使用武力，对他们来说，沿海岛屿是中国统一的象征，是他们对对方领土提出要求的象征。”[5] 而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则认为，两个中国的设想表明了五十年代中期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明显的克制态度”，但其悲剧性在于，“美国施加压力要国民党撤出沿海岛屿，提出关于停火和双方在台湾海峡放弃使用武力的建议，提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同时建立接触，所有这些都不被北京视为缓和紧张关系和展开对话的努力（此乃美国这些举动用意所在），而是被视为使台湾同大陆的分离永久化和正式化的企图。”因此哈丁的结论是：“每当华盛顿推行的政策出于战略或道义上的理由暗示它希望保持大陆与台湾的分离时，中美之间的争论就加剧了，因为这与中国所坚持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背道而驰。每当北京运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来促进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时，这一矛盾也激化了，因为这与美国寻求台湾和平前途的意向相抵触。”[6]
    八十年代修正派史学家所关注的信誉对美国决策影响的问题，在九十年代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罗伯特·麦克马洪（Robert McMahon）指出，在战后整个时期，“表示美国力量与承诺的信誉，成为美国所有对外政策目标中最至关重要的目标，它还成为美国形象和名誉的代名词。在一个本来就充满危险、动荡不安的世界上，和平与秩序在很大程度依赖于华盛顿有能力使敌手和盟友都同样相信其坚定、决心和可靠。”麦克马洪进而指出，危机迫使艾森豪威尔做出困难的选择：即“在美国为了北京和台北的利益显示其决心的需求，与为了北大西洋伙伴的利益显示其约束力和判断力的需求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麦克马洪总结说：“美国对保卫金马的明确承诺，首先源于艾森豪威尔相信前者的考虑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华盛顿情愿冒原子报复之风险以及在为一个现实集团的两个实质上微不足道的小岛与重要盟国产生分歧，这些都突出了这种对美国决策者具有可变性的心理因素的重要性与复杂性。”[7]
    第三，中美学者加强合作研究，中国留美史学工作者崭露头角。
    加强同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是美国学术界在研究美中关系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中国学者也积极同美国同行合作。1986年在北京由北京大学和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联合举办的“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学讨论会”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它为中美学者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基础。张少书（Gordon H. Chang）与何迪合著的《1954-1955年美国和中国在金马的对抗中没有战争》一文是这种合作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在这篇文章中，张少书负责收集和整理美国方面的资料，何迪负责中国方面的史料，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往忽视中国决策研究的缺憾。文章对危机期间美国的政策提出了批评，认为美国基本上误解了中国“解放台湾”运动的政治实质，“是美国对危机的升级将世界的注意力带到了海峡地区，并加剧了那里的紧张局势”。有关中国方面的决策，张少书和何迪虽然认为“中国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他们进一步揭示了危机给中国带来的“许多不利后果”，如促使共同防御条约的缔结和福摩萨决议案的通过，损害了中国在其周边国家的声誉，使危机升级到如此全面的军事行动。另外，由中美学者总结危机产生的教训，可能是这篇文章的最大贡献。张少书和何迪指出这些教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危机表示了相互隔绝的危险，由于缺乏正常的交流途径，“对敌手意识形态上的假设在决策的关键时刻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并可歪曲或混淆对局势的客观判断”。其二，危机还表示了双方决策的复杂性，并强调毛泽东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些复杂的因素来自“国内的情绪、急躁的战地指挥官、失误的情报以及同其他高级官员的分歧”；但总的来说，“毛泽东在整个危机中的行为是深思熟虑的”。其三，危机还有助于学者正确地评价事件的偶发性及国际危机的不可预测性。他们强调，“通过以双方各自的文化、民族经历及偏见为假设基础的滤色镜而进行的情报评估，将导致不可避免的错误，并使紧张局势得以升级。”他们总结说，在台海地区之所以没有爆发战争，“更多地是由于真正的侥幸，而非有效的威慑，既非美国的核威慑，亦非中国‘人民战争’的威慑”。[8]
    另外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近年来中国留美史学研究者陆续出版了一些著作，颇受美国史学界的好评，并引起中国同行的关注。除上述翟强的著作外，张曙光在1992年出版的《威慑与战略文化----1949-1958年的中美对抗》影响较大；他虽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但其主要的论点和结论将会引起相当的争论。关于中国炮击金门的原因，张曙光指出，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对中国有着不可改变的敌意，并以帝国主义侵略来看待美国的远东政策。他强调说，中国领导人由此相信，1954年春美国在台海地区不断增加的军事活动意味着美国可能对中国大陆采取进攻；为了防止这种危险，中国再次采取了“好战的行动”。张曙光进而指出：“这种想象中的威胁是不现实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实际上首先追求的是迫使中国停止在朝鲜的战斗，然后遏制中国卷入印度支那的事端，北京方面显然是误解了美国行动的意图。”张曙光还认为美国决策者“毫无疑问地明白中国的有限目标”，并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策略，但这种策略产生了反作用，美国开始明确决定协防沿海岛屿；因为艾森豪威尔相信，“为了支持这种承诺，核威胁是结束危机的有效办法，同时还不会扩大敌对状态”。在这种分析结构下，张曙光指出中美对抗的模式就是相互威慑，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试图威慑美国使之不承诺防卫台湾，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则威慑中共防止他们在将来夺取金马和台湾……双方都没有达到各自的目的。”就中国而言，“北京的行动实际上仅仅是帮助国民党同华盛顿缔结了共同防御条约，重新确认美国承诺协防台湾和沿海岛屿；而华盛顿含糊其词的策略对中国并未起到威慑作用，而是鼓励中国攻占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因此从战略威慑的角度看，第一次台海危机并非一个成功的例子。对核武器对中国决策的影响，张曙光认为，“如果北京领导人不考虑核威胁的话，中国军队将力图夺取金马和其他沿海岛屿；显然，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认真考虑了美国的核威胁。”[9]
    除上述主要专著外，中国留美史学研究者还发表了不少相关论文，对台海危机的起源、中国的意图、英国的作用以及“楔子战略”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从而扩大了中国留美史学研究者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 《留美史学家》(Chinese Historians)和《美国东亚关系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等成为发表留美学者研究成果的重要杂志，学术影响日益扩大。
    第四，检讨修正派史学家的论点，“后修正学派”初露端倪并有所发展。
    应该讲，九十年代初期“后修正学派”的出现，是美国学术界研究第一次台海危机日趋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后修正学派”最为突出的特点是重新探讨和评价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对危机的影响、艾森豪威尔在危机决策中的作用、艾森豪威尔同杜勒斯的关系、“两个中国”的政策考虑以及英国对危机进程的影响等问题，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研究更为丰满。
    后修正派史学家不同意“修正学派”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对危机所具影响的结论。沃尔多·海因里希斯（Waldo Heinrichs）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处理与东亚的关系中“之所以沉醉于防卫和军事化”，并不是由于大规模报复战略所涉及的信誉问题，其关键因素在于美国“对欧洲重要性的专注以及对亚洲的漠不关心的倾向，产生了幻想，而对东亚的幻觉则产生了持续不断的、自我施加的创痛”，这正是美国在五十年代反复卷入东亚纠纷的直接原因。[10] 弗雷德里克·马克斯三世（Frederich Marks,III.,）在研究英美在联合国停火案上的矛盾和分歧后强调，美国在坚持停火案的同时，“1954年和1955年更为重要的问题是需要保证英法在西欧联合问题上的合作”；马克三世进而指出，杜勒斯为了换取英国在欧洲问题上的合作，“已经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不论这种压力是真实的还是表面上的），要求他减少在金马的驻军……然而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一旦杜勒斯取得了他的主要目标，一旦成立了西欧联盟和缔结了奥地利国家条约，人们就很少再听到杜勒斯谈到其上述计划了”。显然，在杜勒斯的心目中，美国的亚洲政策必须从属于对欧洲的政策。[11]
    张少书在《朋友与敌人》中指出“修正学派”的论点是不成熟的。他强调，艾森豪威尔的领导能力并非如修正派史学家所声称的那样富有技巧和果断从容，“如何区分中国所发动的进攻是旨在夺取沿海岛屿，还是进攻台湾的前奏，这在艾森豪威尔的头脑里似乎是真实的，但这种区别根本不现实。如果中国真的发动夺取沿海岛屿的进攻，艾森豪威尔显然会依据承诺卷入冲突，他不可能袖手旁观坐视这些岛屿的丢失。艾森豪威尔对蒋介石所给予的顽固不化的支持，逐步减少了美国政策及行动的灵活性。”张少书批评了艾森豪威尔含糊其词的策略，因为它“不仅使其部下不知所措，而且使国民党当局愤怒不已”。[12] 小切斯特·帕克（Chester Pach,Jr.,）和埃尔莫·理查森（Elmo Richardson）在修订版的《艾森豪威尔的总统任期》中同意张少书的分析，他们认为含糊其词“在旁观者的眼里可能是美妙的，但如果它被那种对美国的安全毫无价值的领土而将世界带到核战争边缘的政策所迷惑，那就令人难以容忍了”。[13]
    艾西奈利在1996年出版的《危机与承诺----1950-1955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一书，是后修正派史学家研究第一次台海危机的重要作品。艾西奈利在吸收九十年代初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论证和剖析了有关危机的重大问题，从而将“后修正学派”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14] 艾西奈利在分析危机起源时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强调说，危机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对国民党控制的沿海岛屿承担了非正式的准义务，这本身是对台湾承担义务的结果。这种准义务起源于杜鲁门任内，到艾森豪威尔时期则更为具体化。”因此艾西奈利认为，使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不愿让中国对沿海岛屿随意行事的关键因素是国家安全利益……这种国家安全利益是从军事战略和政治心理这两方面加以界定的，并将富于侵略性的共产党中国的形象同苏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艾西奈利实际上是融合了传统派和修正派史学家的论点，并提出了“国家安全利益”的概念，避免了以往研究中强调单一因素的缺陷。关于美国的危机决策，艾西奈利认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期以谨慎为特点，第二阶段则向过分的冒险和僵化倾斜，在危机的最后阶段，美国的决策则经历了“在克制与冒险、灵活性与坚定性之间的反复无常的摇摆，这种摇摆性因一连串变化不定的转变而加重”。因此，艾西奈利批评了修正派史学家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决策能力的评价，他指出，通过进一步的考究，人们会发现“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这场紧张事件中所展示的领导艺术，应是挑剔多于赞誉”；虽然他们用许多方法来表现其克制性和适度，但更重要的是，“反应过度、僵硬性以及过分的冒险也经常破坏这两位主要决策者的领导能力，他们的言辞和行为常常使台湾海峡的局势更为可怕和危险。同样，有缺陷的洞察力也扭曲了他们的观点与决策。另外，美国高层官员认为沿海岛屿的丢失将导致美国信誉在其亚洲朋友和盟国中的毁灭性的下降，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纯属神经质。”虽然艾西奈利认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最终成功地使自己从沿海岛屿棘手的困难中脱身”，但他也强调指出“这仅仅是因为周恩来在万隆及时发出了直接会谈的要求”。艾西奈利进而揭示说，这种要求并非如修正派史学家所称的是由于核武器的作用，而可能在于“美国在万隆会议之前对一些亚非国家所做的政治工作”。[15]
    在“两个中国”的政策分析上，艾西奈利也提出了后修正派史学家的代表性观点。他首先赞同修正派史学家的见解，认为美国决策者仔细考虑过“两个中国”的可能性，并影响了美国对台湾的政策，而且“从1950年6月的干涉到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是这一时期美国的目标……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是，这一思想是杜勒斯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所设计的外交战略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为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制造事实上的两个中国的局面以稳定台湾海峡的局势”；不过艾西奈利得出结论说：“这一思想在政府内部从未成为一个官方认可的政策目标，因为它不仅使军方及外交机构中的一些人不满，而且国会内外那些亲国民党的集团和那些希望对共产党中国采取毫不妥协立场的美国人也不接受……只是渐渐受到伦敦方面的青睐。”
    因此，艾西奈利从英国对“两个中国”的政策立场这个角度，来看待英国在危机中的作用和影响。艾西奈利虽然认为“在试图加强华盛顿推行两个中国之政策这个方面，英国比任何国家都要积极”，也同意英国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是有限的，但他断定英国“十分清楚美国在有关两个中国问题的决策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制约，也不愿在中国问题上冒太大的风险，只好对美国的政策做出让步”；因此艾西奈利总结说，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尽管在国民党是否留驻金马的问题上存有分歧，但华盛顿同伦敦一样考虑了两个中国的想法，英国也想稳定台湾局势，使中国和台湾不要相互进攻”，所以英国并没有质疑美国对国民党的防卫承诺。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这种结论同修正派史学家的论点是有较大差别的。
    从以上论述看，“后修正学派”虽然发展势头强劲，但其力量尚显得单薄，在一些重大问题的重新评价上，也未得到美国学术界应有的相应。可以预见，在没有进行综合研究、没有发掘新的史料以及没有使用新的研究方法的情况下，“后修正学派”的发展前景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美国学术界对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研究
    美国学术界对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主要时期，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美国学者在危机的起源、美国的政策目标、危机期间的中苏关系以及英国的作用和影响等主要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传统学派”与“修正学派”的论点泾渭分明。
    同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研究一样，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整个七十年代大体是美国学界研究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第一个时期。邹谠（Tang Tsou）在1959年发表了《毛泽东在台湾海峡地区的有限战争》，分析了危机的起源和中国的战略目标。邹谠指出，中国在1958年发起炮击是因为中国认为当时的局势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同时中国决策者还认为，美国不会再次卷入危机，而是压蒋撤出沿海岛屿。邹谠强调说，最大的决策因素是中国希望占领沿海岛屿并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三分之一，“这可以极大地削弱台湾政权，并可能限制美国对中国事务的干涉”。邹谠进而指出，中国“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达不到上述目的，但由此造成的局势可提供较小的、极具吸引力的好处，即华盛顿可能压蒋撤出其部队并放弃沿海岛屿，或假如美国同意通过谈判解决危机，中共则可能期望取得重要的外交成果，这些成果包括获得美国的支持加入联合国、美国同意减少对国民党的支持、抑或以牺牲蒋的代价来换取沿海岛屿的中立化”。为此邹谠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风险很低的炮击战略，因为这种战略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来加以控制，并极为有利于中国取得上述目标。[16]
    邹谠为“传统学派”研究第二次台海危机定下了基调，强调中国炮击金门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夺取沿海岛屿。进入六十年代后，中苏关系的紧张直至破裂直接激发了美国学者深入研究第二次台海危机，试图从中找出中苏分裂的根源。因而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论著，剖析了第二次台海危机的方方面面，在研究资料方面则尽量利用中国和苏联的报刊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内容。
    时任兰德公司研究人员的艾丽斯·塞尔(Alice Hsieh)在《共产党中国在核时代的战略》中同意邹谠的分析，强调炮击金门是中国“根据1957年以后安全局势的变化来试探美国在台湾地区的反应”，中国认为可以夺取沿海岛屿而不致冒太大的风险；塞尔进而指出，中国希望通过炮击表明，苏联新的战略地位可以防止美国在冲突中使用战术核武器，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意图并没有像苏联想象的那样坚定，中国的目标是得到苏联支持的。塞尔还认为，中国的军事行动是有限度的，它不会在招致美国核攻击的情况下夺取沿海岛屿。[17] 哈罗德·欣顿则断言，除安全方面的因素外，中国还希望通过炮击加强自己在裁军以及中东等重要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18]
    在六十年代的研究中，传统派史学家一致认为是中国挑起了台海事端，目的是为了夺取沿海岛屿。进入七十年代后，传统派史学家对中国的意图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着重突出了国内因素对中国决策的重要影响。福斯特·杜勒斯指出，中国之所以在外交上采取“好战政策”，是由于其国内形势的缓慢发展而形成的，关键因素是“大跃进运动”。杜勒斯分析说：“在这场狂热的运动中，共产党人迈出的步伐远远超出了中国经济资源或人力资源的承受能力，他们不久便被迫承认大跃进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显然在困难之时鼓励全国团结起来的需要，是中国发动危机的主要原因。”卡利奇也坚持认为，“大跃进在1958年不仅是涉及到中国在危机进程中的行为，而且还是关系到中国整个外交政策的主要的国内发展结果”。他进而宣称，从意识形态上讲，国内政策同外交政策密不可分，此时“周恩来的万隆外交已经让位于陈毅的东风论的好战路线，这条路线是同大跃进那种启示录式的态度相一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就是这种路线的直接产物。[19] 当然，也有传统派史学家不同意将中国炮击的动因复杂化，艾伦·惠廷(Allen Whiting)和安东尼·库比克(Anthony Kubek)一致认为，中国炮击金门既不是考验美国的决心或消除国民党的威胁，也不是为了国内政治原因推行外交政策，“中国的目的仅仅在于要国民党放弃金门”。[20]
    考察危机期间苏联的作用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是传统派史学家研究第二次台海危机的一个重点。塞尔认为，苏联在危机中不愿为“中国政治和军事上的野心而卷入一场核战争”，同时苏联对中国的承诺也并非是自动生效的，而是要依据对形势的具体判断而定。[21] 约翰·托马斯(John Thomas)在《联盟的限度》一文中着重谈论了苏联在危机中的行为，他强调说：“由于苏联的过分谨慎，使中国没有能够实现其既定目标，即夺取沿海岛屿并使之成为解放台湾的前奏，从而使中国蒙受耻辱。”托马斯认为苏联的行为是由其积极的考虑和消极的考虑所促成的。就其积极的考虑而言，一是美国的防御性姿态是“苏联默许中国在台湾海峡再次试探美国意图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二是苏联认为中国的军事行动应仅限于沿海岛屿本身而不应扩大到台湾。托马斯着重分析了苏联战略中消极因素的考虑，他指出这些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中苏同盟条约，其二是苏联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控制危机的进程，并缺乏运载方面的能力，不能有效地威慑美国较高层次上的军事反应，其三是苏联认为沿海岛屿的价值微乎其微，不值得同美国进行一场战争。托马斯强调指出，这些考虑使苏联在危机中面临两难境地，而苏联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这样“苏联人清楚地表明自己的利益高于一切，其表现成为中苏分裂的一个主要原因”。[22] 托马斯的论点成为传统派史学家解释这一问题的基本共识。
    关于危机期间的美国的政策，传统派史学家的论述稍有出入。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在危机初期的反应是否意味着“准备采取强硬行动保卫金门仍然悬而未决，总统和国务卿的声明使共产党人猜疑，但也迷惑了美国的舆论和紧张不安的盟国”；虽然美国后来对协防金马趋于明朗化，但是事态的发展迫使美国重新考虑对沿海岛屿无条件的支持，这些事态包括苏联表示支持中国、英国不支持协防金马以及蒋介石反对美国的政策。但无论如何，美国通过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卷入了沿海岛屿，“假如共产党军队真正进攻沿海岛屿，美国的海空军力量将会直接保卫它们”。[23]
    另外一种观点从美国的威慑政策着手，认为美国虽决定协防金马，但诸多因素制约着美国向中国发出明确的信号，而是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策略。这些因素包括：在进攻之前对防卫沿海岛屿给予明确的公开承诺，有可能被国内外批评者视为过早地行使总统的判断力；将会使美台关系复杂化，“美国领导人不愿采取对沿海岛屿强硬而明确的威慑姿态，因为这样将鼓励国民党在台湾海峡地区对付中共的行动中将责任推给美国，所以华盛顿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少美国直接的军事卷入，希望国民党尽其所能为金门驻军重新提供补给，而不是依赖美国的承诺”；国内及盟国舆论对明确承担义务的制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美国只希望协防金马，而不是全部的沿海岛屿。这种论点进而批评艾森豪威尔的政策，认为他和杜勒斯屈从于动用可怕的军事力量的诱惑，因为他们坚信这种力量是可以使用的，并由此产生威胁以支撑他们运用已经受到质疑的威慑战略。所以，美国决策者通过“极力运用夸大的威慑战略，来取得起码是威慑上的部分成功，从而招致了不易察觉的代价，侵蚀了明智稳妥的治国安邦之策”。[24]
    关于第二次台海危机的后果，传统派史学家基本上同意以下结论：危机对中苏关系是个打击，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危机使美国坚持认为与国民党的军事同盟应是防御性的。从中国的角度看，由于减少了国民党可能跨越海峡发动进攻的威胁，这是值得庆贺的变化。另外，乔治和斯莫克从美国威慑战略的成败来总结这次危机的后果；他们指出，同第一次台海危机一样，1958年的危机在威慑方面也是成功与失败兼而有之。从美国威慑战略失败的方面看，它并未阻止中共对沿海岛屿进行猛烈的炮击；就其成功方面而言，美国“在危机前所做的威慑承诺，阻止中国采取选择全面进攻金门的行动，并在某种意义上迫使她选择冒险性较小的炮击封锁行动”。[25]
    梅尔文·格托夫(Melvin Gurtov)和黄秉沫(译音，Byong-Moo Hwang)在1980年出版的《处于威胁之下的中国》，可以讲是美国学术界在研究第二次台海危机的过程中“修正学派”出现的重要标志，并由此进入了第二次台海危机研究的第二个时期。在危机起源的问题上，修正派史学家最为突出的论点是，强调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是中国再次炮击金门的主要动因。格托夫和黄秉沫明确指出，没有美国在台湾、亚洲其它地区和中东所采取的行动，就不会有第二次台海危机。他们强调，国内问题似乎使中国外交决策复杂化，而不是有利于决策，“毛并不想在台湾海峡地区挑起危机，他所需要的是国际形势的缓和。毛首先考虑的是减少对中国安全的威胁，试图通过对沿海岛屿采取有限的、冒险性低的先发制人的行动，以使美国注意其台湾的盟友，使美国回到谈判桌上来，以此削弱美台关系。” 格托夫和黄秉沫还认为，中国的炮击行动是“承认美国在台湾海峡地位的优势，表明毛希望缓和紧张局势”。他们批评美国的政策“加深了中国方面关于在台湾海峡随时可能爆发美国侵略的印象……如同发生在朝鲜战争之前那样，美国完全忽视了中国舆论所表达的对安全的考虑。于是开始了相互误解的循环，最终则以对抗而终止。”[26] 斯托尔帕则分析了第一次台海危机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态势，认为美国的战略是“形成一种国际舆论，迫使中国接受台湾地区的现状，不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这样在华沙会谈中，美国使中国很少有回旋的余地；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取得美国的让步，相反，“中国看到的是美国不断增加其在台湾地区的卷入，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采取的政策就是将台湾建成一个在国际政治中得到公认的、被接受的、积极的参与者，从而使之成为脱离中国的主权国家”。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并没有可以同美国解决分歧的外交途径，也未能作为一个获得充分承认的行为者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同美国的联系被打断了，同台湾建立联系的努力毫无进展，同华盛顿和台北进行和平共处并未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而且还助长了国际社会接受两个中国，中国的谈判政策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因此，北京决定改变路线，以显示自己不能被轻视。它要排除美国和世界舆论的错误念头：即在台湾地区的‘两个中国’的政策同和平共处是一致的。它要使美国以更为和解的姿态回到谈判桌上来。”[27]
    因此，修正派史学家强调了美国对中国的压力政策以及由此给中国带来的“两个中国”的担忧，是危机爆发的主要根源。根据这一分析，修正派史学家重新审查了苏联在危机中的作用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修正学派”强调，苏联并非传统派史学家所断定的那样事先知晓中国的炮击行动，这是重新考察苏联作用及影响的一个基本前提。修正派史学家认为苏联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的作用没有第一次危机那样重要，主要是因为“毛泽东意识到没有必要让苏联以核武器支持中国”。同时，通过危机表明中国领导人可以独立地处理危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危机表明中国“可能不再顺从赫鲁晓夫同美国进行和平共处的希望，并打算采取更为坚实的行动保卫自己的利益”，这使得苏联对中国的行为大为不满并极其恼火。修正派史学家同样认为1958年台海危机是中苏关系的一个分水岭，但他们强调的是中国处理危机的独立性对中苏关系的演变所产生的更大影响，而不是苏联在危机中的表现。
    修正派史学家推翻了中国炮击的目的在于夺取沿海岛屿的论断，指出中国尽管决定向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进行挑战，但并不准备同美国发生直接的对抗，是通过威胁而不是夺取沿海岛屿向美国和台湾施加压力，迫使美国重新评价国民党将大量军队部署在沿海岛屿上的军事价值。更为重要的是，炮击金门足以使中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具体化，到1958年，沿海岛屿已经成为台湾统一问题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此，翟强同其它学者有所分歧，他认为中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有一个转变过程，“在危机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期望重演大陈的经历，即国民党在美国的压力下撤出沿海岛屿；但当华盛顿通过向北京发出警告并为蒋开往金门的补给船护航来显示其决心时，毛意识到自己判断失误。由于看到美国决定在沿海岛屿受到攻击时保卫这些岛屿，中国领导人也察觉到美国并不打算通过台湾进攻中国，而是希望制造两个中国。当美国政府在炮击停止之后开始压蒋从沿海岛屿撤出，毛敏锐地感到台湾有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危险，因此他调整了政策，允许这些岛屿暂时控制在蒋的手中。”[28] 因此修正派史学家强调毛泽东始终控制着危机的决策，“对美国坚定而谨慎，对国民党则是胡萝卜加大棒。对毛泽东而言，沿海岛屿问题不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一场政治和外交游戏。”
    关于危机期间的美国决策，修正派史学家认为美国是采取了含糊其辞的策略，但他们强调指出，在保卫沿海岛屿的问题上，决策者内部意见是一致的，其考虑的出发点则是美国的信誉。在美国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修正学派”指出，同第一次台海危机不同的是，在这次危机中，华盛顿发出的威胁是“间接和微妙的”，其意图就是“使共产党人去猜测，同时也是对苏联核报复能力和国际舆论特别是亚洲舆论反应的考虑的结果”。对于第二次台海危机的后果，阿普·索曼（Appu Soman）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他认为，由于美国明确表示不支持国民党以武力重返大陆，以及停止对大陆进行游击战的攻击，这些都表明美国东亚政策的根本变化。[29]
    修正派史学家还着重讨论了英国在这次危机中的政策，这是对第二次台海危机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其中主要论述了英美在危机中的关系以及英国的政策对中英关系的影响。他们认为，尽管英国对中国的意图与美国有不同的看法，并对美国的政策有所保留，但“英国大体上没有诘难美国的立场，同第一次危机相比，英国的所作所为显示出同艾森豪威尔政府更为一致。尽管在1954-1955年伦敦还反对美国承诺协防沿海岛屿，但在1958年并没有做出此种努力，其原因在于英国强调英美关系的相互依存。英国所担心的是，美国有可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所以他们尽力劝说华盛顿以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由此看来，英国显然没有理解中国收复台湾的决心，“英国同美国的合作激怒了北京，使英中关系下降到1950年以来的最低点”。[30]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在“传统学派”和“修正学派”争论激烈的诸如中国炮击的原因、危机期间美国的具体决策如使用核武器等问题上，虽然在九十年代也有新的论点提出，但这是否意味着在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研究中出现了“后修正学派”，目前尚不能做出明确的判断。尽管南希·塔克、张曙光等一些学者在分析中国的决策过程时试图将中国的国内因素同国际局势结合起来以避免以往研究中的缺陷，尽管也中肯地分析了危机结束的原因，但由于缺乏新的史料进行深入研究，这些著作尚未在总体研究上取得突破。[31]
    在此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陈兼的研究。在《毛泽东的中国和冷战》一书中，陈兼较为系统地搜集并充分利用了中国方面的相关文献，对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极为精细的研究，是对认识中国外交和亚洲的冷战的“一个重大贡献”。[32] 关于1958年中国炮击金门的动因，陈兼强调必须置于当时正在出现的“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中进行考察。在陈兼看来，中国当时的内外政策反映出毛泽东对中国所面临的威胁的独特认识，与此同时毛泽东的“不安全感看来是极度地增强了”。这种“更为广泛和更加复杂”的不安全感体现了毛泽东的“革命后的忧虑”。因此，如何不断发动全党和全国人民就成为“革命的中国在处理所面临的威胁时必须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为此毛泽东认为，正在台湾海峡出现的紧张局势为他提供了使其发动群众合法化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同时，陈兼在研究中特别分析了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之动因中的“受害者心理”(victim mentality)。所谓“受害者心理”，按照陈兼的解释，就是中国人一直相信，外国帝国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侵略使中国和中国人蒙受耻辱。陈兼指出，在1958年危机中，通过强调台澎金马是中国的领土，它们是由于帝国主义在近代侵略衰弱的中国时才“丢失”的，毛泽东不断证明其炮击金门决策的正确性。“这样，毛泽东有效地利用中国人的受害者心理，使得炮击金门的决策在中国人看来几乎是无可争辩的”。
    陈兼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毛泽东利用危机向美苏主宰的国际秩序进行挑战。对美国而言，毛泽东希望他的行动可以“促使美国承认中国是对美国的地区和全球霸权进行挑战的平等国家，从而使中国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要成员”。对苏联来说，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是“向苏联领导人的道德勇气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观进行挑战”，从而使得“革命的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心地位得以确立和承认。[33] 毫无疑问，陈兼的论点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产生相当重要的学术影响。
    综观美国学术界四十年来对台海危机的研究，可谓成果突出。在对五十年代台海危机的研究中，美国学术界在经历了三个主要学派的努力探究后，修正派学者的论点似乎仍占主导地位，虽然出现了“后修正学派”，但一时可能难以定于一尊。另外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美国学术界的研究尚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从研究结构上看，美国学者从宏观整体上分析的较少，而偏重危机中的微观琐细问题的研究，至今尚未有以五十年代台海危机为典型个案研究的专著面世。第二，从史料运用上看，美国学者虽在台海危机的研究中使用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但对资料的运用并不完全，更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学者基本上没有利用中国方面可资利用的史料。因此系统运用美国档案和中国文献对中美的危机决策进行再考察，不仅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构和实质，而且也可以了解中国制定外交政策时的种种利益考虑。第三，从具体研究论点和结论看，美国学术界的研究尚存在着不足乃至缺陷，如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决策过程中作用的评价、美国对沿海岛屿政策与“两个中国”的关系、核武器在危机中的作用以及危机对中美关系和远东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等等，都有待于通过系统研究得到答案。第四，从研究的理论方法上看，虽然美国学者试图用新的理论方法以及多层次的角度进行研究，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有些理论方法在某些程度上反而影响了正确的研究视角的选择。中国学术界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中美关系（特别是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的研究上始终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甚至重复和附合固有的论点，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台海危机的学术研究中。究其原因，不仅在于缺乏恰当的理论方法，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失去了利用中国方面的档案进行研究的优势。另外，中国学者对已公布的中国方面的档案文献并未加以系统的整理，因此，在事关中国的重大的决策问题上，多是粗线条的逻辑推论代替了缜密的决策过程分析。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者似应着重美国的冷战战略和危机决策过程的分析，并从冷战时期东亚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着手，力图在整体研究和危机决策中的主要问题的个案研究上有所突破。
    有鉴于此，利用美国外交档案，从总体上系统分析和研究五十年代台海危机期间美国的政策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系统探讨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特别是核武器在危机中的作用，是摆在中国史学研究者面前的一项富有意义的课题。同时，整理和利用中国方面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料，对危机时期中国的决策过程做出全面、系统及合理的论述和分析，避免研究中的片面性，不仅可以丰富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深化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国际史的研究方法以及梳理英国、俄罗斯等方面可资利用的文献，考察和分析英国和苏联在美国和中国危机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中美两国对国际体系的认知与反应，大致可以认识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在冷战背景下的本质特征，认识东亚冷战的特点。因此，通过这一课题的研究，有利于总结战后中美关系的模式和对抗的限度，有利于把握美国战后对台湾政策的实质及其连续性，有利于了解中国制定对台湾政策的战略考虑以及对台政策变化的动因和影响，从而为中国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提供可资参考的借鉴，并由此体现了历史研究所具有的价值

[1] Robert Accinelli, “Eisenhower,Congress,and the 1954-1955 Offshore Islands Crisis”,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0, no. 1(Spring 1990), pp. 329-348.
[2] Douglas Foyle,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Elite Beliefs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1(March 1997), pp. 141-169.
[3] Rosemary Foot, “The Search for a Modus Vivendi: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nd China Policy in the Eisenhower Era”, in Warren Cohen and Akira Iriye, eds., The Great Power in East Asia,1953-1960(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43-163.
[4] Zhai Qiang, The Dragon,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8(Kent, Ohio: Kent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76-177.
[5] Zhai Qiang,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8, p. 177.
[6]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1992).
[7] Robert McMahon, “Credibility and World Power: Exploring 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in Postwar American Diplomacy”,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5, no. 3(Fall 1991), pp. 455-471.
[8] Gordon Chang and He Di, “The Absence of War in the U.S.-China Confrontation over Quemoy and Matsu in 1954-1955: Contingency, Luck, Deterrence?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8, no. 4(December 1993), pp. 1500-1524.
[9] Zhang Shu Gu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1949-1958(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89-215.
[10] Waldo Heinrichs, “Eisenhower and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in Warren Cohen and Akira Iriye, eds., The Great Power in East Asia, 1953-1960, pp. 99-102.
[11] Frederich Marks,III., Power and Peace: The Diplomacy of John Foster Dulles(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93), pp. 84-85.
[12] Gordon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98, 121.
[13] Chester Pach,Jr., and Elmo Richardson, The Presidency of Dwight D. Eisenhower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91), p. 104.
[14] Robert Accinelli, Crisis and Commitment: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aiwan, 1950-1955(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15] Nancy B. Tucher,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s(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4), pp. 40-41.
[16] Tang Tsou, “Mao’s Limited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 Orbis (Autumn, 1959), pp.332-350.
[17] Alice Hsieh, Communist China’s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Er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62), pp. 119-130.
[18] Harold Hinton, 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p. 266.
[19] See Foster Rhea Dulle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1949-1972, pp. 174-175; J.H. Kalicki, The Pattern of Sino-American Crises: Political-Military Interaction in the 1950s, pp. 154-155.
[20] Allen Whiting, “New Light on Mao and Quemoy: Mao’s Miscalculations”, China Quarterly, vol.62, no. 2(June, 1975), pp. 263-270; Anthony Kubek, The Red China Papers: What Americans Deserve to Know about U.S.-Chinese Relations(New Rochelle, N.Y.: Arlington House, Publishers, 1975), pp. 159-161.
[21] Alice Hsieh, Communist China’s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Era, pp. 129-130.
[22] John Thomas, “The Limits of Alliance: The Quemoy Crisis of 1958, in Raymond Garthoff, ed., 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New York: Frederick A.Praeger, 1966), pp. 114-118.
[23] Foster Rhea Dulle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1949-1972, pp. 178-182.
[24] Alexander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362-384.
[25] Alexander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384-388.
[26] Melvin Gurtov, Byong-Moo Hwang, China Under Threat: 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chapter 3.
[27] Thomas Stolper, China, Taiwan, and the Offshore Islands: Together with an Implication for Out Mongolia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 pp. 115-117.
[28] Qiang Zhai,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8, pp. 204-205.
[29] Appu K. Soman, Double-Edged Sword: Nuclear Diplomacy in Unequal Conflic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50-1958(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0), chapter 5.
[30] See Qiang Zhai,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8, pp. 196-197, 206-207.
[31] See Shu Guang Zh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 1949-1958; Nancy Bernkopf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s.
[32] 冷战史研究的知名学者、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对陈兼这部著作的评价。参见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一书的封底。
[33]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pp.172-175, 202-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