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国际学术界对冷战历史的研究从来就与“冷战”纠缠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形成了局限性甚强的冷战史“旧研究”。对“旧研究”的自省与冷战之遽终使J.L.盖迪斯领风气之先的“冷战史新研究”应运而生。盖迪斯的反思浓缩了“冷战史新研究”的若干基本特征，如：全新时空框架的获得；基于多边档案、资料进行研究的可能；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冷战史研究格局的形成；意识形态的重新界定与重新认识等。此外，在“冷战史新研究”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学者贡献良多，已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研究力量。“冷战史新研究”也折射出中外学术交流的基本困局，耐人深思。
关键词：冷战 冷战史新研究 盖迪斯 冷战是20世纪最重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事件之一。冷战史研究，是后冷战时期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的课题。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一些新成立的国际学术机构（如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华约－北约平行历史研究项目、哈佛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乔治·华盛顿大学冷战研究小组、伦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冷战研究项目、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等）的推动下，各国学者以冷战历史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大量涌现。同冷战尚未结束时的情况相比较，这些新成果在充分利用西方国家有关档案资料的同时，也抓住了前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档案解密及中国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资料开放的历史机遇，在研究方法、范畴、视角以及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上均有很大突破，从而产生了被著名美国学者约翰·路易斯·盖迪斯 (John Lewis Gaddis) 称之为“冷战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的学术新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人们对于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乃至整个20世纪世界史研究的一些基本认识。与此同时，受到这一潮流影响并转过来作为一种参与，中国学者 (包括旅美中国学者与华人学者在内) 在国际冷战史许多相关课题上的研究近年来也有很大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成果，从而对“冷战史新研究”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本文的主旨，即在于对这一目前仍在发展之中的学术现象提出批判性的评述，并就这一现象对冷战史研究在中国进一步开展的涵义进行讨论，以就教于同行与读者。
冷战史“旧研究”：阐释与批判
要了解“冷战史新研究”的渊源，有必要从国际学术界关于冷战历史的“旧”研究谈起，并对之作一些简要的阐释与批判。
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学术界 (尤其是美国学术界) 在冷战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正统学派” (The “Orthodox School”) 或“传统学派”（“Traditional School”）。他们所关心的中心问题是：冷战为什么会发生？对其性质又应当如何认识？在寻求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时，美国学者往往将苏联视为“邪恶强权国家”，认为其对外政策及世界战略的基本目标不仅在于摧毁整个“自由世界”的体制与价值，更同沙俄帝国的扩张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在于建立苏联自身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霸权。与这一大背景相关联，“失去中国论” (The“Lost China” Thesis) 在美国对华政策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在“麦卡锡主义”的狂热甚嚣尘上的日子里，一些学者同右翼保守派政客遥相呼应，把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归结为杜鲁门政府未能站在国民党政权一边对中国局势进行干预。这种看法，不仅是“美国中心”心态的典型暴露，也为美国政府推行对华军事对抗、政治遏制和经济封锁的全面敌对政策提供了重要注脚。
进入50年代中后期，随着麦卡锡主义的退潮以及冷战本身越来越成为战后国际关系演变中的“常态”，一些早期“正统派”学者的看法朝着非政治化方向逐步转变，再加上当时以汉斯·摩根索 (Hans Maugenthau) 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地位如日中天，这就促使“正统派”学者在方法论的层面向“现实主义”靠拢。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后出现的“正统派”论著的主要特点是：对于国际政治斗争的分析，一般以纯粹物质意义上的“权力”(power) 界定为出发点，而往往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这一概念中本应包含的思想、意识与观念层面的内容（亦即“软权力”方面的内容）；而冷战中对峙双方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策行为，则被视为仅仅是替既成事实的决策所作的辩解，而并非导致决策产生的基本原因。
进入60年代以后，美国卷入越战并触发对外政策危机和国内政治与社会动荡，西方学术界也因此发生内在分化，“正统派”开始受到新崛起的“修正派”的挑战。早期修正派学者以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批判为出发点，对于当时统治西方学术界的种种关于冷战起源及进程的解释提出了质疑。并将冷战发生的责任归之于美国方面。到60年代后期，冷战史研究进一步受到了当时弥漫于美国社会的知识分子精神骚动的渗透与影响，新锐学者将对于冷战历史的思考同知识界因越战经验而引起的深刻反省结合在一起，进一步指出，美国进入并推行冷战的基本原因，在于将自己的意愿及对于自身利益的解释以强权手段加之于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在冷战中所推行的，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形式的帝国扩张政策，是为美国资本利益集团直接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资源与市场服务的。
然而，“修正派”从一开始便存在着种种明显的缺陷。首先，在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同时，修正派学者的论著（尤其是早期修正派论著）多悉滔滔雄辩，对史料的掌握与使用不够精细。其次，虽然修正派对正统派关于冷战起源与进程的解释提出了挑战，但在方法论的层面，却同样受到了当时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流派的制约。大多数修正派学者往往强调，美国政策行为中的“反共”意识形态色彩，其实只是对根本性政治及经济利益追求的一种掩饰或辩解。换言之，同正统派一样，在大多数修正派学者的眼里，冷战的实质是利益之争，而不是思想观念和制度之争。再次，修正派学者陷入了方法论上的又一误区：就提出与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来看，修正派学者的思路与正统派一样，为“美国中心论”所左右。他们的研究，大都以美国政策为主要对象；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美国方面的有关文献；其历史批判的目的，则在于追求美国对外政策及与之相关的美国政治与社会的变革。他们的信念是，如果美国的政策能够向着好的方面转变，那么，冷战的整个进程也就会向着好的方向发生变化。
与此相关的一个例子，是中美关系研究中“失去机会”论 (The “Lost Chance” Thesis) 的出现及由此而引起的学术论争。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美国逐步从越战中脱身和中美缓和的发生，并同冷战研究中修正派向正统派提出挑战的大背景相关联，曾经在美国学术界中美关系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失去中国”论也受到了尖锐质疑。一些学者提出：如果杜鲁门政府在中国内战中不是一味推行支持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那么，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本应存在着实现合作、至少是避免对抗的种种机会；正是由于杜鲁门政府坚持推行敌视中国革命的政策，才使得美国未能抓住与中共接触与合作的机会，并进而导致了中美之间的全面对抗。从表面上看，“失去机会”论似乎对美国对华政策持尖锐批判的态度。但“修正派”学者们在并没有对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及内在逻辑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便断言，如果美国施行另一套对华政策，便能够改变中国革命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在内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并由此改变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走向，这显然有失公允。由此看来，“失去机会” 论同 “失去中国”论一样，在方法论上仍然受到了“美国中心”意识的主导。
进入70年代以后，冷战史研究的大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首先，冷战初期的有关档案资料在美国等国开始解密，从而为学者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了解冷战期间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决策机制、设想以及进程的机会。与此同时，美苏两大国之间“缓和”体制的逐步建立，又抽去了国际关系中冲突性因素的紧迫性。随着国际政治对抗中“常规化”趋势的出现，冷战中意识形态对峙的因素也进一步淡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后修正派”(Post-Revisionist School)开始崛起。在充分利用美国及西方国家解密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后修正派”学者将自己的学术努力首先放在重建“历史事实”之上，并进而指出，冷战的起因，主要在于美苏双方对于对方外政策目标的误解。而在冷战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双方的误解又由于国际局势的极端两极对立以及各自来自国内的压力而不断加深，并进一步导致了双方的过度反应。同“正统派” 及“修正派”分别将冷战兴起的责任归之于苏美两国的做法不同，大多数“后修正派”学者所强调的是，美苏两大国都对冷战的发生负有责任；冷战的发展，则是双方政策在国际政治发展的实际运作中交互影响的结果。
直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关于冷战史的研究，主要由以上各个学派以及它们之间的论争所主导。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学派在对于冷战起源及进程的阐述和解释上存在着各种分歧，但在方法论这一更为深入的层次上却有着共同点，并因而揭示了冷战史“旧研究”的一系列基本特点。
首先，从研究的范畴与手段来看，他们关于国际冷战历史的研究，几乎完全以美国与西方国家的资料为依据，实际上往往只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美苏两大国关系研究的一部分，至多也只能说是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一种延伸。事实上，我们上面所列举的各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就他们所属学科的定位而言，都是“美国外交史”，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国际关系史。其次，从研究的视角来说，几乎所有著作都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美国中心”倾向。从课题设计，到问题的提出，到资料的搜集及使用，再到论述的展开及结论的获取，研究者的关注重心始终是美国。至于冷战中的其他国际关系行为者――甚至包括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也只不过是因其成为美国政策的对象和目标才获得了学者们的较多关注。学术研究的这种单边性，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学术解释上的片面性。再次，从研究方法论来看，受到了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理念及传统”的深刻影响。由于在对“权力”这一国际关系理论及历史研究中的基本概念作出了纯粹物质性质的定义，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强烈意识形态色彩以及国际对抗中的“制度性因素”受到了学者们的忽视。在各学派的大多数学者们看来，冷战时期决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决策者对于国家“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的考虑，而不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所作出的肤浅的承诺”。最后，从研究的范畴及个案选择来看，几乎完全集中于高层政治和重大危机处理，而对同冷战国际关系史发生、发展显然有着密切关系的许多相关问题，如冷战期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变化，文化因素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对抗的关系，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演变，等等，则几乎都被排除在冷战史研究的视野之外。上述种种因素的结合，造成了冷战史“旧研究”的局限性。
盖迪斯与“冷战史新研究”的崛起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全球范围内的冷战随着苏联及其阵营的解体而走向结束，这使许多知名国际关系理论专家感到困窘。尽管他们一向以“准确地预见国际关系发展的模式与轨迹”为己任，却没有任何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或相关研究曾预料到全球范围内的冷战会以苏联及其集团的解体而结束。于是，人们便很自然地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这种以冷战结束为契机而出现的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及国际关系史传统研究方法的挑战，导致了国际冷战史研究中一场波及整个领域的危机。
对于从事冷战史研究的学者们来说，危机感则由于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包括历史研究在内）在此前后所出现的一系列潜在变化，而变得更为深刻。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被学者们称为“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学术新潮流先后兴起，造成了整个历史研究领域方法论层面的革命性变动。当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将研究的注意力从高层转向下层，从“精英”转向普通民众，从国家政策转向国家-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本身的复杂运动与变化，从物质定义的“权力”转向包括话语与观念在内的种种“软权力”时，以现实主义方法论为基本指南、以高层政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美国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为关注重心的传统国际关系史与外交史研究，便在历史学领域出现了被逐步边缘化的趋势, 从而加深了许多以冷战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们内在的危机感。
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冷战的结束不仅使从事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西方学者们面临着种种新的挑战，又为他们接触和利用来自“冷战另一方”的相关史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会。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起步与发展，包括共产党的有关文件、领导人文集以及重要回忆录在内的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资料文献逐步为学者们所了解并受到重视。进入90年代以后，苏联及其集团的瓦解又为学者们在不同程度上打开了接触利用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档案资料的大门。与此同时，美国及一些西欧国家的档案资料（尤其是与冷战走向结束的进程有关的资料）也进一步开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90年代初开始，“冷战史新研究”这一学术新潮流逐步涌起。严格地来说，所谓“冷战史新研究”并不是一种外延与内涵都可以清楚界定的学术流派，而是一种由来自不同国家、属于不同具体领域的学者们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以及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及讨论而产生的学术现象。其中，学者之间在概念、定义、史料阐述以及史实释义上往往存在不同意见。“冷战史新研究”的出现，正是各种意见看法相互论辨、交锋的结果。
在“冷战史新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新潮流形成兴起的过程中，美国外交史学界占有权威地位的盖迪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盖迪斯曾长期任教于俄亥俄大学，于1997年出任耶鲁大学美国外交史讲座教授。在上世纪70－80年代，他曾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后修正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从来便以重视分析、利用对第一手档案资料而见长。同时，在外交史学者中，他又一向以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精深造诣而著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全球冷战走向结束之际，盖迪斯在国际关系及外交史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对美国外交史及国际冷战史研究的现状及其理论基础提出了尖锐挑战。
盖迪斯首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二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包括行为科学、结构主义和进化理论在内的一些主要学派。他指出，冷战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走向结束，显然是整个20世纪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史发展中最具深刻影响的历史事变。然而，尽管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所有主要学派都曾以研究及预测冷战的发展进程及可能结局作为中心任务，却没有任何一个学派或理论模式曾预见到了冷战会以苏联及其集团的“突然”解体而走向结束。盖迪斯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在于，在战后几代国际关系学者身上，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将自己的研究“科学化”的倾向。其结果，则是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这些本应属于“软科学”的学科，出现了逐步走向“硬化”的趋势——越来越强调历史演变的“规律性”、事件重复的可能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进程的可预测性；与此同时，却忽略了人类作为具有能动意识的行为主体，其活动所必然具有的非规律性、突变性以及不可预测性。盖迪斯为此开出的是一副历史学家的药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必须重新评估现有理论模式的局限性，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叙事、类比、悖论、反话、直觉以及想象”等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所必须掌握并使用的基本方法。也就是说，在盖迪斯看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使得已经过于“硬化”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走向“软化”，以便更客观地反映国际关系史发展中复杂而多层次的现实。
盖迪斯对国际关系理论所提出的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挑战，同他对于美国外交史以及与之相关的冷战史研究的重新思考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他看来，冷战以苏联解体的特定方式而结束，恰恰揭示了以往冷战史研究中的一系列基本缺陷。首先，由于冷战的长期延续，使得学者们很容易将冷战中种种具有过程性性质的事物（如“两极对立”和“三个世界”划分等），看作似乎有可能超越冷战时空而存在的现象，因而产生了一系列使人们对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受到阻碍的“凝固性话语”。其次，由于受到资料来源以及研究者本身认知结构的限制，冷战史研究在美国长期以来其实只是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学者们对于冷战年代美国以外的世界（甚至包括美国的重要对手苏联）的了解，不仅极为有限，也充满着各种偏见。再次，在美国学界关于冷战的研究中，人们的注意力又过多地集中于各学派以往论争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其结果，则是整个美国外交史学科在进行深层次理论探索时出现了“简约主义”（亦即将历史进程简单地归结为某一种或某一组原因）和“庸俗泛化”（亦即不分主次地罗列有可能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种种原因，却并没有指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两种从表面上看似乎根本对立的倾向，而在实质上，这两种倾向都造成了外交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贫乏。
基于这种对于领域现状及其所存在问题的思考，盖迪斯提出，在进一步加强对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档案资料利用的同时，应当重视对于“冷战中另一方”的档案资料的利用，从而促进美国外交史及整个国际关系史研究真正走向国际化，并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外交史以及冷战史有关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再思考。以后的发展表明，盖迪斯所提出的这些建议，成为“冷战史新研究”这一学术新潮流崛起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也使得盖迪斯自己理所当然地成为“冷战史新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
盖迪斯本人对于国际冷战史的重新探讨，是以一系列在他看来“有意义的问题”为中心而展开的——什么是冷战？冷战为什么会发生？冷战为什么会保持为冷战，而没有升级为热战？冷战为什么会以苏联及其集团的解体而结束？从20世纪国际关系史以及更为广义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冷战占有怎样的地位？他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集中地反映在1997年出版的《我们现在知道了：对于冷战历史的再思考》一书中。
“什么是冷战”，这是研究冷战的每个学者都会遇到的基本问题。长期以来，人们 —包括盖迪斯本人在内 — 对此最通常的定义是：冷战是发生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以它们为首的两大集团阵营之间的一场全球性的政治军事对抗；由于热核武器的出现，人类拥有了足以毁灭人类自身的手段，因而使得这种对抗的升级受到限制，不能不局限在“冷战”的范围内，而未能发展为“热战”。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中，盖迪斯并没有否定这种对于冷战的通常定义，但他同时又强调指出，仅仅将冷战所要解决的问题归结为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是不恰当的；从根本上看，冷战所要解决的，是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与制度层面的问题。
根据这样的认识，盖迪斯集中探讨了“冷战为什么会发生”这一问题。 整个冷战时期（尤其是初期），由于冷战起源问题本身所隐含的政治层面的敏感性及学术层面的复杂性，它一直是学者们的关注热点，也成为各学派之间论争、分野的重要标志。毫不奇怪，当来自冷战“另一方”的新资料使得西方学者第一次有可能从双边乃至多边视角对冷战起源加以审视时，这个问题立即得到了他们的充分重视。盖迪斯在9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书中，在广泛利用后冷战时代出现的新资料的基础上，也将冷战起源当作讨论的重心，很大程度上对以他本人为主要代表的“后修正派”的一些基本看法作了重大修正。包括盖迪斯自己在内的许多“后修正派”学者曾认为，从利益追求的角度来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不存在发起冷战的意图。冷战之所以形成，是两国领导人对于对方意图“误读与误判”的结果。盖迪斯过去很少讨论究竟哪一方应对发起冷战承担责任的问题，在他看来，从学术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问题。但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中，盖迪斯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明显地将导致冷战发生的责任放到了苏联与斯大林的身上。他认为，斯大林作为一个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领袖，“从未放弃过关于‘世界革命’的最终理念”；在战后苏联对外政策行为的实际发展中，这种理念又同因战争结果而大大加强的扩展苏联国际权力地位必要性的信念结合起来，形成了苏联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的进攻性特征。由于苏联的政治制度缺乏制衡机制，斯大林很容易地便将自己对于“安全”与“威胁”的种种幻觉转变为政策的动力，从而造成了一种对于国际政治性质的绝对“零和”的理解。其结果，则是促使战后国际关系向着冷战方向发展。盖迪斯因而提出，冷战是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斯大林的存在，也许根本就不会有冷战的发生。通过这样的提法，盖迪斯实际上已将冷战发生过程中的领导人个性等历史偶然性因素放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在盖迪斯看来，美国的政策行为在内在动力、表现形式以及目标追求等方面都同苏联有着本质区别。尽管战后美国随着经济实力与军事能力的大大增强，也表现出了对于扩展自身国际权力的强烈愿望，但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力，却来自于对于“外部威胁”的高度敏感。美国确实在卷入欧洲事务的过程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国”，但这是对于苏联在中东欧建立“帝国”行为的一种反应；更重要的是，苏联的“帝国”是以“强制”为基础的；而美国的“帝国”则是在与西欧国家协商及协调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一种“应邀建立的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 盖迪斯强调，正是这种源于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根本性区别及其对于国家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的影响，决定了苏联及其集团缺乏长期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到头来并决定了冷战以苏联及其集团的解体而告终的结局。
正是基于冷战从本质上看不是利益之争、而是思想观念与制度合法性之争的认识，盖迪斯又进一步指出，决定冷战实际进程的并不是两大超级大国及其集团之间的“均势”问题，而是“权力多样化”的问题。他承认，从后冷战时期出现的“冷战另一方”的新材料来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来便不是铁板一块，这不仅仅是因为构成这一运动的各个行为者有着自己特定的背景和利益，更是因为各个行为者出于自身“合法性”需求而作出的有关意识形态信念的表述，往往会使它们之间——如同中苏分裂那样——产生深层次的分歧与冲突。相形之下，美国及其阵营从一开始便在制度的层面具有多元的性质。因此，冷战的两极对立性质其实早在冷战结束之前便已经不复存在了。鉴于苏联在国际对抗中的力量所在，恰恰在于莫斯科以强权所建立的“帝国”，这种权力多元化的趋势对苏联所造成的冲击必定大大超过对于美国的可能冲击。在盖迪斯看来，这是造成冷战最终以苏联及其集团解体而结束的又一重要原因。就其对冷战史研究的实际影响而言，这种看法又意味着，对冷战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政策行为，而必须将包括中小国家与“附属国家”在内的其他国际关系行为者也纳入视野。
盖迪斯关于冷战历史的论述，尤其是他关于必须重视冷战过程中“软权力”所起作用的看法，以及他对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及冷战史“旧研究”在方法论层面所提出的挑战，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乃至共鸣。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一挑战构成了“冷战史新研究”的逻辑出发点，并造就了“新研究”不同于“旧研究”的特殊语境。然而，在实证与个案研究的层面，盖迪斯关于冷战历史发展的一系列具体观点、尤其是他关于冷战起源于斯大林及苏联咄咄逼人的政策行为的论述，却受到了多方挑战，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争论。著名挪威学者伦德斯泰德(Geir Lundestadt)是盖迪斯的老朋友、并曾同为“后修正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盖迪斯关于美国所建立的是“受邀的帝国”的观点，最初便是伦德斯泰德提出的），但他却明确提出，盖迪斯关于应将冷战的主要责任归之于苏联及斯大林的看法，“走得太远”，缺乏说服力。俄国学者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Vladislav Zubok) 和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 (Constantine Pleshakov) 则认为，从后冷战时期出现的大量俄方新资料来看，二次大战结束时，斯大林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苏联的生存与发展，因而，“他的初衷并不是单方面地、不受限制地推行扩张政策，而是希望避免同西方国家发生冲突；为了建立苏联自身势力范围并解决国际事务中的争端，斯大林甚至将与西方国家进行合作当作当务之急。因此，冷战并不是斯大林所希望看到的局面，更不是他的思想的产物。”“从本质上来看，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目标是有所节制的”，“不能把斯大林及其助手们当作冷战这场冲突中唯一负有罪责的一方。” 相形之下，他们认为美国的积极进取政策是导致斯大林作出反应并进而促使冷战形成的重要原因。另一位长期研究苏联及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的著名学者马斯特尼(Vojtech Mastny)则指出，对斯大林及苏联领导人的政策制订造成最大影响的，是因战后苏联国内外环境中的种种“威胁性因素”而造成的苏联领导人的“不安全感”——这正是推动苏联一步步走向冷战的基本原因。曾与盖迪斯同为 “后修正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莱夫勒(Melvyn Leffler)的意见则显得更为尖锐：“盖迪斯新著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后修正派的观点，而重新回到关于冷战解释的传统学派那里去了。”
尽管有着来自其他学者的这些不同看法甚至尖锐批评，《我们现在知道了》仍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被普遍认为是过去十年间出现的有关冷战历史研究的最重要著作之一。这里的关键在于，盖迪斯的看法其实并不是向着“传统学派“的简单靠拢或回归。若仔细加以分析便可发现，在史料运用和视角选择上，尤其是在方法论的层次上，《我们现在知道了》同盖迪斯本人以往的研究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史料运用来看，作为美国外交史专家，盖迪斯以往的著作完全是以在美国档案馆搜集的第一手资料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当他写到“冷战史”时，实际上往往是在就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发表意见。而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书中，他在构建冷战起源及发展的“大叙事”时，广泛地引证了俄国、东欧国家以及中国学者所引用的各种新资料，清晰地体现出了一种以多边资料为基础对国际冷战史进行探讨的意图。而对盖迪斯的研究及其结论所引起的反应，也并不仅仅来自美国外交史学界，而是来自包括苏联/俄国史、欧洲史、东亚史、甚至非洲史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因此，同盖迪斯本人先前的研究以及以往西方学术界的绝大多数冷战史著作相比较，盖迪斯的冷战史新著在视野上有着一种更为真实的国际性。
就研究视角的选择而言，盖迪斯的关注重点似乎同遭到他严厉抨击的冷战史“旧研究”并没有多大差别——他的“大叙事”所重视的，仍然是冷战期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德国问题、柏林危机、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等等）以及对于重要历史人物（如斯大林、杜鲁门、赫鲁晓夫、毛泽东等）的决策动机与政策行为的探讨。这里的不同之处在于，盖迪斯的研究充分利用了因冷战结束而使研究者所获得的“局外性”（outsideness） 优势：同冷战尚在进行之中的年代相比较，包括盖迪斯在内的学者能够从一种后冷战的历史高点来看待冷战时期的事件与人物，不仅将它/他们放置到冷战全过程中加以考察，甚至从整个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乃至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来理解这些事件与人物的地位与影响。因此，如果说以往的冷战史研究（包括盖迪斯本人的研究），受制于研究者同本身仍处于发展过程中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因而其结论不可避免地会具有“即时性”的话；那末，盖迪斯的新研究在将冷战当作一个已经完成的历史事件来看待的同时，在做出结论时也表现出了为冷战“盖棺论定”的强烈意向。
盖迪斯的最大变化体现于方法论层次。在他以往关于美国外交史和冷战史的研究中，他的基本思路所尊循的一直是摩根索以“权力分析”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理论。而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以及其他的一系列新著中，他把冷战的实质视为不同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把“软权力”之间的较量看作决定冷战发生、发展以及最终走向结束的过程中占有中心地位的关键性因素。盖迪斯还认为，从一个更为根本的层次来看，决定冷战进程及结局的是普通人民的实际生活经历和对于生活的体验——归根结底，生活于民主制度之下的人民比之生活于专制制度之下的人民对于政治（包括国际政治）有着更大的选择权与发言权——因此，冷战这一国际政治对抗的进程与结局，不仅是在“高层政治”的层面,更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内在发展的层面，被最终决定了。对于普通人生活经历与经验的研究并不是传统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点，盖迪斯自己对此也并不擅长。因此，在他本人的研究中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在实证的层次上充分展开。然而，盖迪斯在论及冷战史研究应当遵循的方向时一再强调，理解冷战发展轨迹及结局的要旨之一，便在于重新构建并在此基础上真正把握冷战时期普通人生活经历与经验的变化。在这一点上，盖迪斯的新研究与上世纪50-60年代的典型的“正统派”论著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
“冷战史新研究”的主要学术特征及相关问题
对于盖迪斯新著的上述分析，有助于全面理解“冷战史新研究”。人们在盖迪斯身上所看到的变化, 实际上已以微缩地体现了冷战史研究在后冷战时代发展的一般性动向，反映了“冷战史新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新现象的若干基本特征，并同时揭示了与这些特征有关的一系列新问题。
“冷战史新研究”的第一个重要特征，应在于冷战史研究者因冷战结束以及后冷战时代到来而获得的全新时空框架。正如盖迪斯所指出的，前苏联解体和全球性冷战的结束，使“冷战”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成了真正的“历史事件”，人们也得以第一次从后冷战的历史高点对冷战全过程进行考察。对此，绝不能仅仅视为一种简单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时空换位。在这里，除了盖迪斯所指出的冷战结束使研究者所获得的“局外性”优势外，至少还有两个问题值得强调。第一，在过去十余年间，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系列将冷战当作一个完整事件来对待的历史论著。这些著作，尽管在中心论点的构建、叙事重心的选择、对于历史细节的取舍、甚至在对于冷战本身的理解上有着很大差异，但却都无一例外地将冷战当作一个已经走完自身历史进程的事件来加以考察。值得一提的是，冷战作为晚近发生的历史，曾经是全球数十亿人生活其间并经验的一部分；冷战时期的许多危机及热点事件，不仅仍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也留下了许多当时因事件本身仍在发生、发展之中而难以解答的问题。因此，当冷战终于成为一段完整的历史时，以普通公众为对象的关于冷战的书籍和视听作品在过去十余年间大量涌现。这就使得冷战史研究在本身得到提高的同时，也获得了在公众中获得进一步普及的机会，并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冷战史研究在后冷战时期的发展。
第二，与“旧研究”相比较，后冷战时代出现的大量新研究成果往往很自然地将冷战放置到20世纪世界史及国际关系史发展的框架及语境下加以考察，冷战也越来越被视为20世纪全球化历史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样，就出现了因冷战研究而产生的种种特殊问题与世界史及国际关系史一般性问题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交叉，并在很大程度上使两者都发生了变化。其结果是，后冷战时期产生的冷战史研究著作，不管以何种具体事件为对象，往往在提出及构建问题时将冷战同20世纪世界历史的总体发展联系起来，因而使得有关冷战历史的研究实际上也成为更大范围的世界史、国际关系史以及与之相关的区域性历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随着冷战结束，对于档案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多边发掘与运用的机会也出现了，使得研究者有可能、甚至有必要打破单边档案及资料研究的旧有框架，而越来越多地使用多边档案与资料研究。这是“冷战史新研究”的第二个重要特征。
如前所述，冷战史“旧研究”在资料来源上存在着严重的单边性；数十年间，学者们的主要资料来源在于西方国家定期解密的档案文献。在对中、苏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只能前往与之在地理上相近的地区（如在研究中国大陆时到香港或台湾）搜集有关资料，或常常需要以报刊材料或西方国家点滴披露的有关情报资料作为从事研究的主要依据。结果，在研究方法上，“合理猜测”往往成为学者们做出学术判断、得出研究结论时不可或缺的手段。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这种局面由于中方所公布与发表的一系列新资料而开始被打破。进入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档案开放，又使得学者们获得了利用这些国家的文献资料展开研究的机会（尽管这种机会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也是不同的）。“冷战另一方”发生的上述变化，又反过来带动了西欧国家和美国本身档案及其他与冷战有关资料的进一步开放。 这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极大地加强了冷战史研究的实证基础，也使得学者们能够通过对各种资料的对比分析，对一系列个案乃至冷战全局获得更为准确的认识。可以说，国际冷战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在后冷战时期获得数量及质量两个方面的长足进步，同多边档案与资料运用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冷战史新研究”获得了“旧研究”所不能比拟的研究手段上的优势。
同上述研究资料来源多边化的特征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形成了“冷战史新研究”的第三个重要特征：冷战史研究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美国中心”现象受到了严重冲击，从而使得冷战史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史研究。
前文曾指出，冷战史“旧研究”中各学派的传承演变在方法论层次上受到了“美国中心”论的统制。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资料来源上的限制以及冷战环境本身造成的局限性外，还有着政治文化上的深刻根源：从根本上看，冷战的发生与发展的进程，是同美国建立与巩固自身世界霸权地位的努力同步推进的。因此，“美国中心”论在冷战史“旧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反映出的是美国历史学界与知识界试图获得“垄断”历史阐释权力的强烈意愿，并同美国在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现存国际体系与体制中地位的上升，有着交互影响的内在联系。
惟其如此，对“美国中心”论在“冷战史新研究”兴起过程中受到挑战的现象，由于其中所包含的超越历史研究本身的深广含义，尤其值得探讨。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是，当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成为世界上唯一超强、并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了似乎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时，为什么在冷战史研究以及更为广泛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却会出现“美国中心”论受到挑战甚至被打破的情况？对此，人们当然可以有很多解答。从历史渊源的角度来看，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并没有为美国在冷战后时代建立独一无二的世界霸权地位的努力提供历史资源方面的支持。事实上，如果我们同意，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对抗中最重要的因素并不在于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间）均势的变化与转移，而是在于权力“多样化”；同时，如果我们也承认，冷战期间超级大国控制国际关系走向、支配小国的情况固然比比皆是，但非超级大国（甚至小国）影响、制约乃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国际关系的个案也层出不穷；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便只能是，冷战国际关系的发展本质上具有着结构多维与多层次的特征，其基本趋势与特点，则是国际体系不断走向非两极化、国际体制持续走向非西方化和多元化。全球范围的冷战虽以前苏联的瓦解为标志而告结束，但这并不等于冷战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终。当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中出现了美国“一国独大”的局面时，由冷战时期演变而来，并且表面上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却并没有为美国的世界霸权提供合法性的依据。
同“旧”研究相比较，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同意，冷战史新研究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人们对意识形态的重新界定，以及对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中所起作用的重新认识。与此相关联，则是人们对于普通人生活经历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以及广义的社会、文化因素演变之间关系的关注。
促使这种特点产生的原动力，在于对历史事变的直接观察与体验。正如人们已十分熟悉的，冷战的结束是以苏联及其阵营的解体为标志的。然而，这种解体并不是苏联在经济上全面崩溃或在军事上为西方国家所战败的结果。就其深层根源而言，造成苏联及其阵营解体的原因，是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在经历了冷战时期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对抗后基于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导致的制度和社会机构层面的内在变化。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物质性的“硬权力”力量，而是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等“软权力”的力量。
于是，随着冷战后来自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文献资料的大量出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于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演变中的作用开始予以高度重视。首先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对“意识形态”作更为广义与宽泛的界定：当人们不再简单地将“意识形态”视为“关于官方信念的陈词滥调式的表述”时，在冷战史研究中便出现了对文化因素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广泛关注；出现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以何种方式“造成”了意识形态的特定表达，又在何种意义上受到意识形态因素制约的强烈兴趣；还出现了对普通人生活经历、经验与意识形态因素演变之间交互影响关系的深刻关怀。即便在关于国家政策与战略研究这一似乎非常实证性的层面，也有很多学者将视线集中到意识形态因素与政策行为合法性乃至政权合法性之间关系上来（这在一系列关于冷战如何走向结束的研究中最为突出）。从国际关系及冷战史研究的现实来看，高层政治和重大危机或事件仍是大多数研究者的主要关注对象。但即便是在以高层政治和重大危机或事件为中心的研究中，作为“软权力”的意识形态因素与冷战时期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往往构成了学者们提出与构建问题时的重要视角或出发点。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冷战史新研究”作为一种仍在不断被丰富与发展的学术现象，并没有统一的、或在学术界达成完全共识的内涵与外延，笔者上述关于“冷战史新研究”的表述，也只是一家之言，并不见得所有的学者都会对此表示赞同。但重要的是，不管人们如何看待与界定“冷战史新研究”这一现象，它已经在真切地改变着我们看待冷战乃至20世纪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史的一些基本思路，同时也实实在在地改变着历史研究及相关理论领域的一些基本方法与手段。
“冷战史新研究“与中国学者的参与
在“冷战史新研究”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学者从一开始便起了很大作用——在某些方面，中国学者的作用甚至占据了中心地位。从90年代初开始，一批来自中国、又在西方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学者开始进入国际学术界。他们的研究，在资料、视野及批判的角度等方面，都让人耳目一新。
在这批学者中，最早崭露头角的是来自上海、在斯坦福大学国际战略中心担任研究员的薛理泰。从80年代后期起，他和著名国际战略与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刘易斯 (John Wilson Lewis) 合作，出版了有关中国发展核武器、中苏关系与朝鲜战争以及中国战略海军力量形成与发展的三部专著。就基本思路而言，这些研究采用的仍然是“现实主义”的分析方法，强调构成冷战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因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于可以用物质因素定量的 “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但在资料的使用上，主要由于薛理泰的贡献，这三部著作都对中方自80年代中期后发布的各种文献作了极为细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了清晰的描述。
首先从方法论层次对冷战史研究现状发起冲击的，是盖迪斯教授的第一位中国研究生、现任马里兰大学美国外交史教授及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的张曙光。以往国际关系学关于在国际对抗中“遏制”只能是一方的行为特征、而另一方则必然处于侵蚀性的攻势地位，在1992年出版的《遏制与战略文化：1949－1958年的中美对抗研究》一书中，他一反常论，指出：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美双方均不具有对方所理解的那种进攻性和扩张性意图；双方的政策设计，本质上都有着一种“遏制”对方的非进攻性特征。但是，中美之间的直接冲突与对抗仍然发生了。要把握其中的深层原因，就必须引入“文化”这一概念，讨论造成双方“误读”对方意图的深层文化背景。在《毛泽东的军事浪漫主义：中国与朝鲜战争》中，张曙光又分析了毛泽东以“弱国能够打败强国”为主要特征的战略制定与战争动员，进一步强调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引入“文化”因素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新著《经济冷战：美国对华禁运与中苏同盟》中，张曙光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在广泛利用中、美、俄等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对冷战期间同盟政治的发展、经济手段的使用、以及与此相关的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关系行为者相互间认识的变化等等，作了深入分析，并指出，“经济制裁”在国际政治对抗中的有效使用，是冷战得以保持为“冷战”而没有发展为“热战”的重要原因。
与张曙光同为盖迪斯教授高足的翟强，现任奥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的研究，以对各种相关资料的综合梳理与使用见长。他在《龙、狮、鹰：1949－1958年的中英美关系》一书中，通过在英、美、中进行的多边资料研究，对冷战初、中期这三大国之间的关系互动以及影响这种互动的一系列个案作了精到的论述。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与两次越南战争》中，翟强大量利用了中方有关资料，尤其是在保存在省级档案馆中、同国际关系及越南战争有关的各种文献，对中国于1950－1975年间先后参与“援越抗法”和“援越抗美”的过程作了全景性描述，着重从联盟政治复杂性的角度分析了中越之间在看待双边关系时认识上的种种异同，并进而揭示了中越关系最终走向恶化的一系列深层原因。
“冷战史新研究”强调意识形态因素的特点，在现任密苏里州立西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盛慕真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盛慕真的主要代表作是《对抗西方帝国主义：毛泽东、斯大林和美国》。他通过分析前冷战时期及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以及中共与苏联关系发展，发现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对抗中确实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具体的论述中，他将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自我定位”(ego identity)理论运用于冷战史研究，指出，对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行为者，尤其是对信奉共产主义的国际关系行为者来说，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外在的言辞表述，而同他们对“自己究竟为何人”的自我界定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因为这样，意识形态因素在中苏同盟产生及中美对抗形成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陈兼是另一位在冷战史研究中受到国际学术界关注的旅美学者，现任弗吉尼亚大学中美关系研究讲座教授及历史系教授，并担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在《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对抗形成研究》和《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等专著 及许多论文中，他对冷战期间中国对外政策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亚洲冷战与全球冷战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国际关系发展演变中的作用，都有系统论述。他认为，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并不仅仅表现为一般意义上的“外交为内政的延续”，而是毛泽东“革命后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 同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在取得全国胜利后继续保持向纵深发展的内在动力的努力有着深刻联系。冷战的主要特征虽然是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对抗，但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决非无足轻重。冷战之所以没有从“冷战”发展为全球范围的“热战”，原因之一便在于中国的参与及东亚冷战在50-60年代的发展起到了将美苏两大国分割开来的作用。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冷战的根源在于世界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种种问题难以在资本主义制度当时所能提供的选择范围内得到解决。因此，冷战所涉及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对立双方围绕着国际权力分配而展开的争夺，而是对立双方关于各自的制度（亦即各自对于现代化进程所产生问题提供的答案）孰优孰劣的竞争。 双方各自向对方提出的挑战，以及因对方挑战而产生的受威胁感与不安全感，涉及到的是各自制度是否有着存在的合法性这样根本性质的问题。
在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中受到关注的其他来自中国的学者，还有李小兵、刘晓原、卿斯美、郝雨凡、张小明（美国德克萨斯州国际大学）等人。（本文限于篇幅，不能对他们的学术成果作详细评述，只能留待另文再作专门介绍。）
除个别例外，旅美中国学者对冷战的研究多与中国有关。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同他们掌握与运用中文史料方面的能力分不开的。但更重要的，则是他们在设定研究出发点以及达成研究结论时，有着独到之处。他们生命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冷战岁月中度过的；对于中国在冷战中的经历，他们有着西方学者所没有的亲身感受。当这一切同他们在美国所受到的专业训练结合起来时，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学术背景，使得他们既能把握西方学术界的有关语境及其形成的来龙去脉，又有可能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研究课题。这种学识与学术背景上的“比较性优势”，往往是西方学者所不能比拟的。
过去十余年间，许多国内学者有关冷战史研究的一系列论著，也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并对“冷战史新研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中，受到国际学术界较多注意的有：资中筠关于中美对抗起源的研究；陶文钊关于冷战最后十年中国对外政策的研究；沈志华关于朝鲜战争及冷战期间中苏关系的一系列研究； 杨奎松关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政策以及毛泽东外交思想与外交战略的研究；牛军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起源及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研究；章百家关于周恩来与马歇尔使命以及关于新中国外交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研究；李丹慧关于同越南战争有关的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宫力关于中美走向缓和的历史进程的研究；何迪关于毛泽东对美国的看法、中美关系、台海危机的个案研究，华庆昭关于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研究，等等。
然而，同后冷战时期国内学者以中文所发表的冷战论著在数量上的大幅增加相比较，他们的各种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却不成正比。这里，有语言隔阂上的问题 — 西方的冷战史学者几乎都不懂中文，甚至连很多研究中美关系乃至中国问题的专家阅读中文的能力也不强。因此，国内学者的有关论著若非以英文写成或译为通达的英文出版，便很少有引起国际学术界注意的可能性。事实上，以上提到的几位国内学者之所以能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很大程度上同他们的一些论著被译成英文出版分不开。而他们本人以及其他许多国内学者用中文发表的高水平论著，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则要小的多。
更深入一步，造成国内学者的成果在国际学术界未形成应有影响的原因，还在于对“有意义的问题“理解上的差异。西方学者是在特定的学术与知识氛围下从事研究的，因而，在“有意义的问题”的形成与提出上，受到了自己特殊的“知识关怀”（intellectual concern）的制约。由此决定了他们在面对中国学者的有关学术成果时，往往认为其意义主要在于所使用的资料，而不是所提出的论点，并常常在有意无意间便忽略了其中所讨论的问题及相关的学术见解（对这个问题，下文有更为详尽的探讨）。
尽管存在着以上诸方面的局限，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学者（包括旅美学者与国内学者）的学术成果仍对“冷战史新研究”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由于中国学者的努力，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以及亚洲冷战与全球冷战的关系问题，在后冷战时期受到了国际学术界更多学者（包括盖迪斯在内）的关注。中国学者的成果，也论证并加强了关于冷战国际格局的发展取决于国际关系多样化、而并非取决于超级大国之间均势变化的基本看法，从而在一个深入的层次对“美国中心”论的合法性提出了根本挑战。中国学者的研究，还在方法论的层次拓宽了人们的眼界，使得人们在讨论诸如“意识形态”、“战略文化”、“国家-社会关系与国际政治演变的关系”等基本问题时，必须参考中国学者所发表的有关意见。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如果没有中国学者的投入，“冷战史新研究”便难以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今天的规模。
对冷战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几点看法
那么，“冷战史新研究”这一学术现象的出现，向中国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怎样的挑战？我们从中又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首先必须提出的，是档案资料的开放利用问题。任何真正有价值的历史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对于第一手资料的批判性使用之上。这一点，对于国际冷战史研究来说，也许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由于冷战本身在政治上的敏感性，即便在档案解密开放有着相当完善程序的美国，至今仍有属于冷战时期敏感问题的文献资料，未完全同学者们见面。在俄国及东欧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对冷战时期档案资料的开放，在对国际冷战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同时，仍存在着基本制度、规范及程序不完善以及资金严重不足的缺陷，因而档案的实际开放有着明显的随意性和选择性。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期的有关档案文件——尤其是同高层决策有关的各种文献资料——还没有真正开放。学者们的有关研究，也多以档案部门选编的各种文选为依据，这就不能不使学术研究的原始性和批判性受到极大的限制。 如何实现档案解密与开放的规范化与制度化，并使得学者们有可能在广泛利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发展出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是一个应当受到重视并予以解决的问题。
同样重要的，应是如何建立批判性的学术研究视野。这是推进冷战史研究（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则是整个社会、人文科学研究）必须面对并解决的大问题。在这里，“批判”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归根结底，社会以其有限的资源支持包括冷战史研究在内的社会与人文科学研究，就是为了得到学者们的批判性意见。在国际冷战史研究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可能存在着种种偏见，却并不缺乏建立批判性视野的意识与愿望。从根本上看，“冷战史新研究”之所以能够作为学术新潮流出现并得到发展，也是同学者们将“批判”作为研究出发点的基本学术意识分不开的。只有在独立的批判性视野基础上展开学术论辨，才能推动学术研究的真正发展。
“冷战史新研究”还向我们提出了如何面对领域与学科本身更新所提出的挑战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如何处理跨学科与专门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知识更新的压力。冷战史研究在过去十余年间的发展中，如同历史研究的其他许多领域一样，出现了专门化程度加深和跨学科要求加强的趋势。一方面，学者们在选择课题及从事研究时，十分注意对自身专业知识的利用，并发挥自己在某一特定领域的专业优势。但另一方面，真正优秀及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又必定会在不同的意义与层次上表现出跨学科的特点——例如，在外交史研究中参照社会史和文化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并借鉴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批判理论等许多其他学科的方法。而实现这一切的前提，则是学术研究的高度规范化。正是在这些方面，我们仍有着很多事情要做。从中国历史学界的现状来看，首先要解决的，应是如何在同样对冷战史研究感兴趣的世界现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学者之间——根据学术界目前的分野，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学术圈——建立起各种层次与形式的交流渠道，以便使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不因学科设置方面的因素而出现“人为切割”的局面。
为了把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就必须加强国内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各种交流。交流真正要达到的目标，应当是在“什么是有意义的问题”这一带有根本性质的层面建立有效对话。任何“有意义的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必定是以本文前述“知识关怀”为基础的；或者说，问题是否“有意义”、为什么“有意义”，必定是由问题提出者特定的“知识关怀”所决定的。为了介入国际学术交流并在某一特定领域获得自己的发言权，同时也由于语言等表达方式上的缺陷，中国学者面临着“接过”在国际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西方学者提出的种种“有意义的问题”的巨大压力，同时却无法提出并充分阐发自己内心所认同的“真问题”。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除非非西方世界的学者能够“接过”西方学者的“有意义的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展开同对方的讨论，他们甚至会失去参加讨论的资格。结果，由于讨论是以对方的知识关怀为基础的，非西方学者在取得参与讨论资格的同时，也失去了在表达自身知识关怀这一深层次上的真正发言权。
然而，从根本上来说，非西方学者要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人们尊重并获得真正的发言权，又必须提出自己的“有意义的问题”，并使之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尽管这里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西方学者基于自己的“知识关怀”和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对于非西方学者所陈述的“有意义问题”往往缺乏敏感与兴趣。其结果，则是在国际学术交流中，非西方学者基于自身知识与人文关怀而提出的种种问题，却往往由于处于国际学术界主流地位的西方学者对于这些问题所蕴含的意义缺乏共鸣，而无法引起注意，更无法产生相应的讨论。事实上，在一个世界越来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由这种通过垄断“有意义的问题”而实现的知识霸权，是一个非西方世界学者必须面对、却又常常难以加以抵制，有时甚至难以自觉地予以体察的带有根本性质的挑战。
面对挑战，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应是对西方学者“有意义问题”的来龙去脉有真正的了解，且忌人云亦云。对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非西方世界学者来说，唯一的应对之道只能是在界定“有意义的问题”时，以诚实的、不急功好利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知识关怀”，并同时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别人基于他们的“知识关怀”而产生的“有意义的问题”。归根结底，中国学者基于同自身经历与经验以及对中国命运、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思考而产生的“有意义的问题”，如能克服表达与表述层次的困难，不可能不受到那些真正关心人类与世界命运的西方学者的重视。于是，这又变成了一个对中国学者本身素质的挑战：归根结底，历史研究的质量，是取决于研究历史的人们的质量的。
根据中国历史学界（尤其是世界史学界）的现状，要走出的第一步，是解决一个表面上看来似乎属于“技术层次”，实际上却极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实现学术研究的规范化。 “冷战史新研究”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之一是，任何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都必须以扎扎实实的第一手资料研究为基础；学术规范化是学术生命力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在学术规范化的基本要求在中国历史学界得到广泛贯彻的时候，中国学者才能建立起具有批判性的学术视野，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反映自身“知识关怀”的真问题。那时，我们便能构建起不仅对我们来说“有意义”、也不能为别人所轻易忽视的关于冷战历史的种种“大叙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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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23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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