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法学教授，凡曾进过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讲法制者，大都津津乐道于此。一朝下“海”者，政治资源学术资源以及经济资源无不与之靠拢，学术水平陡然为之一升，可谓三千宠爱集一身。除了学者个人以此为荣之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与该教授有关的大学或者学术机构，亦将此作为对外宣传的成绩之一，冠盖满京华，身价陡增。至于讲了些什么，讲后的效果如何，在所不问也！ 正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笔者读史过程中，无意在曹汝霖先生的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看到了曹汝霖回忆在颐和园接受慈禧和光绪召见并为慈禧讲立宪的细节，故不惮其烦拿来与读者分享。当然丑话说在前头，丝毫没有将今天的法学教授与曹汝霖比较之意，更没有将今天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慈禧光绪比较之意。读者明鉴为盼。 曹汝霖在颐和园为慈禧、光绪讲立宪发生在1907年。当时，朝廷下谕要求各省督抚保举人才以强国兴邦。曾为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讲述过东三省问题的曹汝霖，被徐世昌以“学识兼优，才堪大用”七次保举，终获最高当局召见。当时全国被保举的差不多有三十人，慈禧和光绪每天在颐和园接见两人。和曹汝霖同一天应召的是后来升任两广总督并镇压黄花岗起义的张鸣歧，当是两人“互道久仰之意，相谈甚契，相勉为国努力，不要使他们笑我们少不更事也。” 在曹汝霖应召进颐和园前一天，曹汝霖的老上司袁世凯自海淀电话召见。见面之后，深谙朝廷礼仪的袁世凯告诉曹汝霖，“你明日初次召见，故特招你来将应注意的仪注告你，这种过节，不可不知，以免失仪。”袁世凯将怎样进殿、怎样跪对等等应注意的事，一一告知。此外，袁还建议曹汝霖准备一对琉璃厂有售的护膝盖，以免久跪麻痹而起立不便。在我看来，如果没有袁世凯如此这般教诲，初出茅庐的曹汝霖觐见慈禧和光绪，恐怕不会如此成功。 曹汝霖笔下的觐见是这样的，“进殿后，殿内漆黑，稍闭眼，才见偌大殿座，只有两支大蜡烛在御案上，御案下斜列拜垫一排，是为军机垫，遂在军机垫下面跪下，脱帽花翎向上，不叩头，静听问话，这都是项城告我的。” 我们且看看曹汝霖向慈禧、光绪讲述立宪的具体情形： 太后正坐，皇帝坐左侧，先由皇帝问，你在外务部当差几年？对：臣由商部调外务部当差，才不到一年。太后即将绿头签（绿头签上写明年岁籍贯出身现官，召见时先递）展阅，阅后即问，你是留学日本的，学的那一门？对：学的是法律政治科。问：日本立宪是那一年立的。对：日本于明治十四年颁布立宪，到明治二十三年，才开国会。问：日本的宪法是什么宗旨？对：他们先派伊藤博文带了随员到欧洲各国考察宪法，因德国宪法，君权比较重，故日本宪法的宗旨，是取法德国的。问：日本国会的议员，怎样选举的？对：他们国会分上下两议院，上议院又名贵族院，议员是按照定额，由日皇于贵族中有功于国的，及硕学通儒，大实业家中钦派的。下议院是按照各省定额，由各省人民投票选举，以得票最多的当选。问：听说他们国会里有党派时常有吵闹的事？对：是的，因为政党政见不同，故议起事来意见不能一致。问：他们党派那一党为大？对：那时有政友会，是由伊藤博文领导的，又有进步党，由大隈重信领导的。政友会议员人数较多，在开会时，因政见不同，时有争辩，但临到大事，朝议定后，两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论了。臣在日本时，适逢对俄开战问题，争得很厉害，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两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太后听了，将手轻轻的在御案上一拍，叹了一口气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对：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太后听了很诧异的神气，高声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对：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是立法的中心。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政府总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可是总理大臣，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事，国会即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举总理。若是国会与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请解散，另行选举。所以这个办法，各国都通行，政府与国会，互相为用，只要总理得人，能得国会拥护，国会是人民代表，政府与国会和衷共济，上下即能团结一致。臣故以为立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顺利进行了。太后听了，若有所思，半顷不语。我正想再有垂询，预备上陈，皇帝见太后不问，即说下去吧。遂带上官帽从容退出殿门。（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49～51页） 曹汝霖晚年的这段回忆是晚清立宪史上很有价值的一则史料。对于光绪，曹汝霖记述说“皇帝自始至终只说了两句话，但窃窥他端坐静听，没有倦容”，而对于慈禧，曹汝霖则记述说，“仰窥太后，目光炯炯，声音不高不低，对于奏对，不厌求详，一再下询，想见她对于立宪，似感兴趣，更可见她思想并不顽固，可惜平时没有人以各国新政灌输上陈。”曹汝霖甚至还就此遐想，戊戌变法中假若康有为等人先拟定全套变法计划并加以说明以便告诉慈禧，各国强盛都由立宪开端，祛除慈禧认为立宪只救中国、不救大清的错误成见，再加上翁师傅的渊博、康有为的学养，没准儿那时候立宪大业就完成了呢！ 其实，按照唐德刚历史三峡论之观点，晚清中国在从帝制向民治转型的过程中，山高路远坑深，坡陡礁险水急，立宪这张驾照能否带领晚清走出历史的三峡，完全是个偶然事件，甚至可以说失败的可能性更大一点，稍微一不小心即会翻船，或者在暗礁上撞得粉身碎骨。曹汝霖与今日之法学教授一样，都是当局者迷，加上奴性作怪，怎么可能看明白历史的走向呢？ 2007年6月9日凌晨于昌平军都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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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29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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