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十月八日，玻利维亚军队在一次伏击中将格瓦拉的队伍全部消灭，格瓦拉和数人被捕。听说抓住了格瓦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顾问迅即赶到。此人实际上是个古巴人，名叫罗德里格斯，出身于古巴一个富翁家庭，古巴革命后流亡美国并矢志推翻卡斯特罗政权。他加入了中情局，参与了对古巴的一系列颠覆和入侵，猪湾入侵时他还冒险潜入古巴策应。四个月前当他的上司告诉他已证实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问他是否愿意去协助围剿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中央情报局给他的任务不仅是围剿格瓦拉，不让游击战蔓延，而且是从中了解古巴在拉美大陆的整个战略。 罗德里格斯赶到现场后劝玻利维亚军方将格瓦拉交给美国人，送到关塔那摩基地去，但被拒绝。玻利维亚军方不想背上把格瓦拉交给美国人的罪名，他们深知此人在拉美激进分子中的影响。他们的决定是立即处决，对外宣布格瓦拉是在战斗中被打死的，这样便无可指责。 罗德里格斯无奈，只好把缴获的文件迅速拍照，包括格瓦拉最重要的文件《玻利维亚日记》。拍完后他来到囚禁格瓦拉的小屋，和他进行了谈话。 格瓦拉从罗得里格斯的谈吐中怀疑他不是古巴人就是波多黎各人。罗德里各斯告诉他自己出生于古巴，现在加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专门对付古巴的2506纵队。格瓦拉于是知道这不是一个中情局的职业特务，而是一个和他一样具有强烈的政治信念的人。也许正是这个因素使得他对罗德里格斯的态度显然比对那些玻利维亚军人（他们多半粗野无知，只想从俘虏身上搜寻值钱的东西或者纪念品，他们有俘虏的物品可以保护自己的迷信）要缓和得多。据罗德里格斯的回忆录说，他和格瓦拉谈了好几个小时，到后来罗德里格斯承认对这个放弃高官厚禄出生入死献身于自己信念的人，他已经没有了国破家亡的仇恨，而是一种真正的尊敬。 这里又有一个不无深意的小插曲：当罗德里格斯说在古巴人民自己的物质生活都成问题时，它有什么理由去解放其他国家时，格瓦拉说古巴的困难是美国的封锁造成的。罗德里格斯问道：难道你认为象你这样既没有经济经验又没有起码的金融知识的人去管理国家的工业和银行，古巴的经济能搞得好吗？格瓦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却告诉他了那个自己在一次会议上用“一个好的共产主义者”从卡斯特罗那里得到了那个本来应该给“一个好的经济学家”的国家银行行长的职务的故事。格瓦拉在生命最后关头有讲这个故事的心情，确实可以让人对他的个性以及对国家经济事务的态度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十月九日下午一点十分，格瓦拉被玻利维亚军人枪杀。后来当玻利维亚的记者们赶到现场采访时，他们被告知格瓦拉是在战斗中打死的，记者们还看到了他身上的弹洞。但对记者进一步的追问和怀疑，军方一概拒绝回答，并警告了一些公开表示不相信军方说法的记者。当时有一位将军在做了有限的介绍之后，对追问的记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其余的就是历史了。”格瓦拉的遗体被秘密埋葬，直到三十年后才被发掘出来。当它被运回古巴时，卡斯特罗为这具在野地里深埋了三十年的骸骨举行了国葬。 格瓦拉是二十世纪最有传奇色彩的政治家和革命家。他的死在拉美、西方甚至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感情色彩十分强烈的反响。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来自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革命运动的反响远不如西方世界。苏联阵营和拉美绝大多数共产党把他的死看作是暴力革命和个人冒险主义的最后失败；而中国正处于文革的最高潮，对外处于封闭状态，普通人甚至都不知道格瓦拉是何许人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左派中，只有古巴影响下的拉美激进分子和几个非洲国家把他看作偶像。 但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间，格瓦拉不但是对西方物质主义个人至上社会的否定，人类崇高信念和精神超越的象征，也是对苏联官僚制度和异化了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卡洛尔认为西方知识分子之所以崇拜格瓦拉是因为“对他来说只有一件事是真正重要的：创造新人，个人与共同体的完全结合从而反映出人的真正性质……在他看来革命斗争是升华人和解放人的手段，它使得人在通向完美的阶梯上不断攀登，直到完美。”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左翼知识界对格瓦拉的另一个评价和他们对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态度密切相关。有一本题为《切．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革命战争》的书（1974年出版）认为格瓦拉主义“超越了斯大林主义和改革主义，回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是当代革命的希望。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观点：斯大林主义当然是令人厌恶的，但在这些知识分子眼里改革也不是出路：改革出不了英雄，演不出史诗，只会带来物质满足的平庸，看来只有以格瓦拉为代表的革命后的革命，不断革命，永远革命，从一场以社会制度为对象的革命转变为以人为对象的革命， 才能象一出高潮迭起的精彩戏剧那样使他们这些旁观者感到刺激和满足。 这些生活在西方“腐败” 和“异化”的物质社会中吃穿不愁的知识分子终于等到了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英雄。这个英雄使他们忘掉了那个他们觉得乏味不堪的、而又恰恰是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所念念不忘的发展和吃饭问题。他以堂吉珂德的精神与人的物质欲望战斗，以十字军的气概远征，以艺术家的热忱塑造人。而且他又是那么年轻，那么英俊，最后象耶稣被钉上十字架那样献身。这使得他们太激动了。萨特用典型的萨特式的语言说格瓦拉是这个时代“最完整的人”。美国诗人、学者辛克莱．刘易斯说他是当代的加里波的。他还成为很多音乐和美术作品的题材，好莱坞在一九六九年就拍摄了一本正面歌颂这个英雄的故事片，找到了一位相貌酷似切的演员。他的头像甚至被印在汗衫、钮扣、帽子和手帕上。在哈佛、柏克利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这些美国学生运动的重镇，他成了学生的偶像，印有他头像的衣服和纪念品和娱乐、体育界的明星照放在一起地摊上出售。这种现象在伦敦、巴黎、柏林和蒙特利尔都能见到。甚至在当今欧美大学的学生宿舍和办公楼里，有时还可以看到他那张著名的以血红色为背景，头颅微昂、面容严峻的照片。 在格瓦拉留给他的两个儿子的信中，他说到他们长大成人时，那时已经是世纪末。如果那时他还活著的话，他说将在两种情况下和他们在一起：要么共同拿著武器和帝国主义战斗，要么就和他们一块坐著宇宙飞船向著月亮飞去。换句话说，在他眼里，人类只有或者是地狱或者是天堂的两种前途。 一九六0年，有一次格瓦拉的一位叫尼库拉斯．昆塔那的建筑师朋友去看他，当时正是大规模处决政治犯的时候，这位朋友的密友因为传播反共传单而被杀。谈话当然是极不愉快的。格瓦拉说：“革命是丑恶的，但却是不可避免的，革命过程的一部分是不公正的，但却是为了未来的正义。”昆塔那说他从来不相信任何基于不正义的东西。格瓦拉问道：“即使是为了卫生的不正义？”当再次得到昆塔那的否定的回答后，格瓦拉说：“你必须离开古巴。你有三种选择：立刻离开古巴，我不阻止你；或者是三十年徒刑；再就是面对行刑队。”次年，当卡罗尔第一次访问古巴时，他采访格瓦拉，特别问到为什么在革命后的古巴不允许有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的自由，格瓦拉回答道：“我们拒绝这种自由，因为我们认为革命的第一位和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对人民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教育，”在每天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给人民以在正确和错误的意识形态之间徘徊的权利等于犯罪。” 正是这种对“未来的正义”的信念，和自认为有“给”人民以选择信仰和意识形态自由的权力，使得格瓦拉在他的代表作《人与社会主义在古巴》中提出了人是需要改造的半成品、在革命过程中有一种自然的选择使得一部分先锋注定要去分配奖赏和惩罚、知识分子有“原罪”以及革命领导人在不惜牺牲自己的时候必须对群众的命运有“冰冷的决心”等等直言不讳的说法。他的古巴人民不惜被核大战一扫而光的惊世之语因此也决不仅仅是愤怒时刻的夸张。 作为国家最高经济领导人，格瓦拉这样的人对任何国家的金融和工业都会是一场恶梦。他对经济和金融不但没有最起码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也没有起码的兴趣。货币在他看来本来就是应该废除的，而经济生产的动力只应该来自于人的革命觉悟。很多人赞美他下乡义务劳动，一去往往就是一两个月，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下，最高经济领导人这样长时间脱离领导岗位，难道人们还能指望有一个商品充裕的经济吗？他脱离经济领导岗位最长可达三个多月（出国访问并布置自己的出走），在这段时间里他的银行和工业部如何运转？那些西方知识分子大概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这样一个可能性：如果这个被他们赞美的英雄跑到他们的国家去接管经济和金融大权，那将会是怎样一种灾难？他们还会有闲情逸致去欣赏这个“最完整的人”吗？ 在某种意义上，格瓦拉代表了二十世纪的一个典型现象：牺牲自己和强制他人的结合。这个现象至今还有相当的迷惑性。格瓦拉一生和人的物质性、自利性和个体性作斗争，最不惜牺牲自己来为“新人”作榜样。如果他是一个宗教人物，例如一个高僧或者一个传教士，仅仅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和道德感召来来为尘世树立一个超越的榜样，那么他确实为人类精神的历史留下了不灭的一章。但他是一个政治家，当他利用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器来强行灌输他以为是唯一有价值的原则时，便无疑剥夺了其他人，尤其是无法表达出自己意志的普通人对生活的选择权利。其次，牺牲这个事实本身，无论多么壮烈感人，都不是评价为之牺牲的那个事业的标准。如果壮烈牺牲能说明事业的正义的话，那么世界上“正义”的事业数都数不过来了。格瓦拉总是说自己痛恨非正义，但从来没有意识到对普通人命运的控制和操纵就是最大的非正义。塑造“新人”是他认为最伟大的使命，然而他却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他本人也是一个人，在这一点上和别人没有区别，那么他凭什么认为自己有权利去“塑造”其他的人？在伦理上，格瓦拉对人的“塑造”不但缺乏最起码的正当性，而且夸张一点说，是一种独夫的暴戾和控制他人命运的渴望。如果说他的自我牺牲精神极其可敬的话，那么在同样的程度上他对他人的强制便极其可怕。 波普尔的一句话值得我们深长思之：“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为了一个他认为值得的目的牺牲自己，但没有人有权利去强迫或者煽动别人为了一个理想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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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3 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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