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重庆市青委到川东青委
1、重庆市青委的建立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四川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已遭破坏。抗战前后，重庆等地正处于党组织的重建过程中。1938年5月党的重庆市委成立，随即建立中共重庆市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市青委，亦称青委）。市委组织部长杨述同志兼任青委书记，委员有杨修范、许晓轩、周曰庠（周万岭）、我和张国钧。七月间市委决定许立群同志参加青委。
青委第一次会议在我家里召开。
我家住在重庆市劝工局街34号兴隆里，离七星岗不远。杨述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党的重庆市委关于成立青委的决定，宣布了青委委员的分工：杨修范、许晓轩负责联系“重庆职业青年互助会”，我负责联系“自强读书会”， 张国钧负责联系“重庆市书业界同人联谊会”。不久，杨述指示我同怒吼剧社唯一的党员张瑞芳单线联系。在这前后，许立群、张国钧也曾先后和张瑞芳、梁少侯联系过。青委除联系领导一些青年群众团体外，还领导重庆市学联，由杨述直接领导。需要的时候，青委也让我去沙坪坝教育学院和重庆大学了解支部活动的情况，传达一些指示。
市青委成立，重庆的青年工作有了统一领导，青年运动更加蓬勃发展。党在这些青年群众团体中发展党员，并逐步建立党的组织，加强领导。地下党对群众团体的领导采取党团（即今之党组）制，即是由该团体负主要责任的党员组成党的组织—党团来领导群众团体的工作。领导方法上，党团对所在团体的工作和活动不能直接干预，不能发号施令，而是通过党团成员在群众中的模范作用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群众团体中党团以外的党员按党章规定就近编入街道支部过组织生活，街道支部归党的区委领导。
党团一般由三人组成，一人任书记，其他二人分工管组织和宣传。
市青委领导下的党团有：“职业青年互助会”（会址在黉学街）党团，先由杨修范任党团书记，成员有许晓轩和周曰庠。后由许立群继任党团书记。“青年自强读书会”党团由李德椿、周健和我三人组成，我任党团书记。“重庆市书业界同人联谊会”党团由张国钧任书记，成员有何福（生活书店）、赵志诚（刘大明）和范用（后二人当时在读书出版社）。市青委联系的文化团体有“战时书报供应社”及“通俗读物编刊社”等，也都建立了党团。
市青委大约每星期开一次会，杨述主持会，通常是我作记录。青委会址设在我家，因为除了可以利用我父亲的职业作掩护之外，其他条件也比较好。我家住一栋两层的小楼，楼上我的卧室就做了地下党的青委机关，自强党团成立后又兼作党团的机关。
2、川东特委秘密印刷室 年轻的“职业革命家”
不久，我这个房间又成为地下党的秘密油印室，油印工作由我做。杨述向我交待任务时解释说，按照党的秘密工作原则，公开工作（群众团体的活动属这一类）和秘密工作（地下油印等）要分开，不能由同一个人担任。但是由于没有找到条件合适的人，而我的环境和条件比较好，所以秘密印刷工作也只好让我兼做了。当年没有打字机，油印完全是手工劳动。首先要在腊纸下面垫上钢板，再用铁笔将文件内容刻在腊纸上，然后才印。
我欣然接受这个新任务。于是，白天外出搞群众救亡运动，晚上刻腊板印文件。杨述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说：“冯兰瑞是个出色的职业革命家”我当然很受鼓舞。哪里懂得“职业革命家” 很是光荣，也是无奈。“职业革命家” 也是人，也要吃饭，生活谁来供应？
遥想当年，满怀豪情投身革命，为的是干一番事业。以革命为职业，我从参加“自强”起就是这样做的。那时头脑简单，怎么会去考虑此类问题？以后周健家庭经济拮据，必须就业，只好让她走了。这才有所体会。
我家虽不富裕但还不缺我的用度，一切无需自个操心。但是，为革命工作秘密印文件要用钱，这可不能再问家里要，要多了会引起怀疑。我只有省下零花钱，用以购买腊纸油墨和纸张，赶不上回家吃饭就啃个烧饼。至于需要用的铁笔钢板油印机，则是张国钧从生活书店拿来。这当然是领导的安排。
说起油印，还有段小故事。我从未刻过腊版，不知厉害。接过杨述同志送来印的文件，当晚就一笔一划动手刻起来。幸好最初刻印的是一张入党申请表，不一会刻完，兴冲冲调好油墨就印。不料效果很差，有的字很模糊，有的干脆印不出来。怎么回事？反复试验好几次才明白，是下笔太轻了，于是一再重试，好不容易才印好需用的几十份表格。这样一来就制造了一大堆废纸，亦即制造了一大麻烦：废纸上有些字隐约可见，不可保存。烧掉吧，屋子是木地板，烧不得；扔掉吧，扔进垃圾桶又怕被发现。这可为难了。左思右想，还是得烧。于是，乘半夜家人都睡了，到搂下摸到一只铁簸箕，关起门窗一张张小心谨慎地将它烧掉，弄得满屋油烟，熏得人头疼，总算完成了一桩重要任务。早上，先用牙刷将浸入指甲的油墨刷净才出门去群众团体工作。如此练了月余，我终于成了个熟练的油印工。
3、发展党员 扩大党的队伍
1938年《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由杨述交给我，印了一百份。发展党员是当时一项重要任务，全国各地的党组织都要执行的。我们青委也学习了这份文件并向各党团布置了任务。
“青年自强读书会”在市青委成立以前已开始发展党员，我介绍了李德椿、周健、李根源（现名李维嘉）入党。传达了这份文件之后又陆续发展了几名党员，如杨昌全、张敏、张东璧、袁美玉、胡晓风、缪无逸等，详见《回忆“自强”》一文。
“重庆市书业界同人联谊会”，除发起人李济安（李文，重庆生活书店分店经理）、来岚声（上海杂志公司重庆分公司经理）不常来会外，积极参加活动的有吴彬（范广桢，重庆生活书店），刘稚农（陶冶，重庆新知书店）等同志，以后也都加入了党。联谊会发展党的工作，是由生活书店重庆分店党支部负责的。
“重庆市职业青年互助会”也吸收了一些原救国会的积极分子入党，如熊子固、胡明、王光弟。朱斯白、闵蔗佳、桂华之等等。
1938年，在青委领导下，党的队伍不断扩大。
3、川东特委青委会
一九三八年八九月间，重庆市青委改为川东特委青委（一说川东特委在11月间成立）。在青委会的一次会上，杨述传达上级组织的决定，说根据南方局决定，成立川东特委，重庆市委合并到川东特委，原来的重庆市青委也改为川东特委青委。杨述任川东特委青委书记，许立群为组织部长，许晓轩为宣传部长，委员有杨修范、周曰庠、张国钧和我。各青委委员仍领导原先各自负责的群众团体。我仍兼任川东特委的秘密印刷工作。后因工作太忙，有一段时间，杨述介绍吴永英（何实嗣）来帮助印刷。
川东特委青委成立之前或之后不久，组织决定调周曰庠去丰都工作。杨修范也大约在1938年冬离开重庆。这样，从1938年青委成立到39年5月初，始终在青委坚持工作的是杨述、许立群、许晓轩、张国钧和我。
二、 重庆市青年团体联合会及其与三青团的斗争
1、联合起来，坚持抗战
1938年下半年，重庆市青年运动的形势很好，党领导的群众团体在宣传抗日救亡方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群众读书、教唱救亡歌曲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重庆青年非常活跃，救亡运动达到高潮。另一方面，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也在加紧活动，同我们争夺青年群众。在这种情况下，青委决定我们党领导下的青年群众团体联合起来，成立重庆市青年团体联合会（简称市青联），同三青团抗衡。为了加强对市青联的领导，需要建立重庆市青联党团。青委指定许立群、张国钧和我等几个同志为党团成员。
重庆市青年团体联合会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吸收了一些中间的（无党派的）青年群众团体和个别右派青年群众团体参加，如“戈兴剧社”也是市青联的团体会员（“戈兴剧社”的负责人是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书记长的内弟）。
重庆市青年团体联合会一面去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申请登记，一面展开活动，开过两次大会，请知名人士讲演。有一次请的是郭沫若（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绕一战线，共产党的红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共同抗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的陈诚，我党周恩来任副主任。政治部下设的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讲抗战形势，那时他刚从武汉撒到重庆，了解抗战形势，掌握许多资料，我听了认为讲得很好。我们还进行过几次联合宣传活动、联欢会、到郊区黄桷垭和真武庙进行宣传、联欢等等。通过这些群众文化活动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动员群众参加救亡工作。
2、同三青团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在重庆市青年团体联合会同三民主义青年团持续的斗争中，最重要的是一次发起十五万人签名，要求三青团民主化，修改团章、团结抗日的活动。青委研究这次活动时认为，这样的要求当然不可能为当局接受，但声势浩大，就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为了组织这次签名活动，市青联邀请一些团体组成了筹备会，成员包括重庆的各个青年团体的代表，除了共产党的外围青年组织“职业青年互助会”、“通俗读物编刊社”、 “青年自强读书会” 、“青年民众歌咏会”、“怒吼剧社” 等和一些中立团体外，还有一些国民党的外围团体，如“戈兴剧社”、“清白剧社”等。筹备会开成立会时还请了记者，全国学联主席郑代巩在会上讲了话。此后还多次开会讨论这次签名活动的具体作法和进展情况。
15万人签名。如此大动作，当然惊动了国民党当局，当然派出特务收集情报，当然也引起我们的警惕而加以提防。可是防不胜防，还是有个别特务混了进来。“清白剧社” 的欧阳平就是特务。他还以该剧社代表身份参加我们召开的会议。这些复杂情况，若非六十年后他自己写回忆录，登在重庆党史资料上，我们如何能知晓？
筹备工作第一项任务就是要起草宣言；然后召开大会，在会上公开揭露三青团的反动实质，要求三青团必须修改章程；再向国民党当局呈递有15万人签名的意见书。另外，为唤醒民众，还将组织早上在大街小巷高呼抗日救国口号的“晨呼队”，成立为抗日将士募集寒衣的组织，等等。
有一次，筹备会要开会讨论起草宣言、召开大会等问题。会前得到有特务要捣乱的情报。于是，我们临时把会场从青年会改到了女青年会，身份不明的人不得入场。欧阳平以“清白剧社”的代表身份参加会议，他把开会的情况报告了国民党当局。
3、要求修改三青团团章的大会
接下来是开大会讨论修改三青团团章问题。我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主持大会。主席团成员包括了各团体的代表。市青联党团分析了当前形势，充分估计到可能发生的情况，料定国民党特务必定要来捣乱，决定由郑代巩、陈全楚（全国学联副主席）等较有经验的人到会场来帮助控制局面，市青委领导下的团体“青职”、“民歌”、“自强”、“歌研” 等的会员都来参加这次大会。在大会上，当发言者提出要求三青团修改团章时，三青团的人站出来辩论，双方言词都很激烈，会场的气氛非常紧张。这时一队宪兵涌进会场，冲上主席台，宣布取缔这次大会，接着就开始驱赶人群和抓人。在混乱中，为避免造成损失，我即时决定宣布散会，带领群众高呼口号，撤出会场。
虽然这次会议被迫终止，但仍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980年代，原“自强”的张九如回忆过去时写道，那次会后他同杨修范等与会者议论说：“冯兰瑞在这次斗争中，很勇敢，很镇定，……。”（见张九如《回忆一九三八年冬到一九三九年春自强读书会的难忘岁月》。）我在市青联的这些活动也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欧阳平回忆说：“冯兰瑞在这次签名活动中倍受特务注意，他们专门派人收集冯兰瑞的情报，活动行踪，举动言谈，甚至穿什么衣服都被特务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见《重庆党史资料》1996年第1期）难怪不久以后，我上了国民党抓人的黑名单。
1939年春，重庆政治形势已开始恶化，市青联登记没有批准。川东特委认为这种联合会的做法不合适，暴露了自己的力量。
三、创办《青年生活》月刊
1938年5月，青委决定创办机关刊物《青年生活》月刊，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方针政策，统一战线，阐明党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任务，提高青年政治觉悟，增加青年的知识和青年生活的内容。出了几期（记得封面是高举火炬的自由神）后，约在1939年3月改为半月刊，同年7月被迫停刊，前后共出了约十期。
《青年生活》月刊第一、二期中有杨述同志的文章《当前青年工作的方向》，我的《纪念五四青年节》，张国钧（谷军）同志的《五四青年联欢会》，前后连载了许立群同志的《石柱巡礼》等等。
《青年生活》主编是杨述同志，以后由许立群同志协助编辑工作。他们也是主要撰稿人。许晓轩、我和张国钧也参编委会和撰稿。此外，撰稿人还有须旅（许大元，通俗读物编刊社）、魏东明等同志。许晓轩同志担任刊物发行人，因为他有公开的社会职业（复兴铁工厂会计、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便于向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登记备案，争取刊物公开合法。
《青年生活》在民生路牛皮凼口一家算命馆楼上租了一间房子作为社址，编辑室和通讯发行的地址就设在那里。第一次青委召集讨论创刊的会议在我家开，以后就转移到牛皮凼口社址开会。有的同志偶尔也在这里碰头和商议工作，暂住和接关系，许立群同志就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
《青年生活》的出版发行工作主要由许晓轩同志负责，每期都是他将编好的刊物送到《新蜀报》或《商务日报》印刷厂排印，经常得到杜延庆同志（公开职业是的《新蜀报》印刷厂的工作人员）支持和帮助。张国钧同志则协助许晓轩同志去印刷厂校对和做发行工作。每期大约印一两千册，除内部赠送外，其余交生活书店重庆分店发售。
四、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 青年运动走向低潮
我们都知道，抗战爆发前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建立了近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没有多久，国民党就走向反动，在抗战期间，两党不断发生摩擦，以后更是连续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1939年春就开始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国民党当局用高压政策对付重庆青年运动
1939年3、4月间，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压制青年群众运动，“职业青年互助会”被停止活动。尽管该会继续不断地提出的恢复活动的要求，政府当局仍不予批准。
“书业界同人联谊会”始终未获批准成立，并于四月三十日晚间遭国民党宪警搜查（会址在曹家巷，设在重庆市妇女界抗敌后援会楼上），这是陈奇雪（陈红藻）同志“五一”告诉张国钧的。
差不多同时，《青年生活》社办公地方（牛皮凼口算命馆楼上）也被国民党宪警查抄，从此，我们不敢再去那里开会、接头。
2、川东特委组织部长兼青委书记被捕
1938年5月1日，重庆市群众团体按青委原定计划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场在夫子池。书记杨述在会场门口遭遇反动军警搜查扭打。同去的许立群见状不妙，立即混入人群中走了。
5月2日下午二时，青委原定在我家开会，汇报和总结纪念“五一” 群众大会。许立群、许晓轩及张国钧同志都按时到来，唯独杨述没有来。等了十分钟，许立群紧张地站起来，说了一句“杨述可能是出事了，我马上到办事处去，我们明天下午两点再碰头。”就匆匆走了。
会开不成，杨述怎么了？我们忐忑不安。我们都记得青委会上谈白区工作纪律肘说过，秘密工作者特别要守时，不能迟到一分钟。如果约会或开会有人过了十分钟不到，那就肯定就出事了。
5月3日下午二时的青委同志碰头会上，许立群同志向大家通报杨述不幸被捕的消息。我们很是震动和担心。惊问怎么回事。许立群同志说了他前天看见特务扭打杨述的一幕，说昨天过了钟点杨述没来，就想可能出事了，他赶到办事处去汇报时，办事处已经知道杨述被捕。“五一” 晚上全国学联的同志已经向办事处报告了确切的消息。
原来“五一”那天杨述和许立群一同来到夫子池会场大门口，怒吼剧社队伍正在入场。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定，像杨述同志这样重要的党的领导人，没有公开身份掩护，是不能出现在这种群众场合的。也许因为那天的活动重大，他想去看看那激动人心的场面，要跟着怒吼剧社的队伍进去。
夫子池会场平时很少开这样的大会，这天人们都去看热闹。会场门口又挤又乱，什么人都有。杨述同志穿着一袭旧长袍，戴着厚厚的眼镜，腋下挟着一个纸包，很是扎眼。他平素不修边幅，不注意外表，蒋南翔同志曾提醒过他。一次，蒋在青训班给我们讲课时说，地下工作者衣着要整齐，女同志要穿得漂亮一些，否则易引起特务注意。他指指杨述说：“像老陈（当时杨述化名陈光）这样，特务看见准是一把就抓住了。”果然，杨述一出现在会场附近就被特务盯上。他正要走进队伍之际，突然一阵拥挤，将他腋下的纸包挤掉在地上。他连忙将它拾起，并且从中抽出一张纸条放进嘴里。这些动作被特务看见，确认此人是共产党，冲上去就抓。杨述同志反抗，与特务扭打起来，眼镜也被打掉了。这时许立群见势不妙马上蹓走。国民党特务一面将杨述同志抓住，一面喊“抓汉奸” 。这是特务抓人惯用的手法：看到有人可疑就故意乱挤，趁乱出手。叫喊抓汉奸，是因为当时国共合作，不便公然抓共产党，必须制造假象，避免群众起哄。
杨述同志被押送途中经过五月书店时，故意高呼“共产党万岁”， 就是给我们的同志通风报信。果然，住书店楼上的全国学联同志听见大吃一惊，到窗口一看，原来是杨述被押着过路，马上向办事处报告。
杨述被捕，特委决定许立群同志代理青委书记。
3、重庆惨遭日机大轰炸
第二天和第三天，即“五·三”、“五·四” 两天，重庆惨遭日寇狂轰滥炸，和平居民伤亡和财产损失都极严重。向称“小上海”的陪都重庆，官方对防空缺少准备。居民从未经历如此劫难，更是毫无防空经验。听到警报声，惊惶失措，扶老檇幼奔向防空洞。有的人跑不及就爬到行道树上藏身。然而，敌人对重庆作地毯式轰炸屠杀，何处有安全？劝工局街附近的安乐洞（一个自然的山洞临时用来防空、只有一个出口）门口中弹，洞内居民全部闷死；市中心被敌机低空扫射，躲在树上跑在街上的居民死伤无数，鲜血顺着倾斜的衔道（重庆是有名的山城，街道均从高到低倾斜）往下流，惨不忍睹。此后空袭不断，不时警报长鸣，形势紧张，人心惶惶。居民若不迁居远郊，也是早出晚归，逐日到郊区躲避。我家也临时迁居长江南岸孙家花园姑母家，青委机关没有了固定的地方。
“五·四”以后，青委在南岸临时找地方开过三次会。群众团体的会员也是四处分散，大都不能到会活动，加上政治形势变化，迫使“职业青年互助会”、“自强读书会”及“书业界同人联谊会”等团体都停止了活动。
五、周曰庠叛变投敌 许晓轩同志被捕
在此期间，党的川东青委继续遭受严重破坏。书记杨述同志被捕几月后，青委宣传部长许晓轩同志也被捕了。这次是被叛徒出卖。一九三八年重庆市青委委员周曰庠（周万岺）被派往丰都开辟工作，不料以后被捕叛变。1939年仲夏，他竟带领特务在重庆抓共产党。他先是把特务带到我家—他知道青委机关设在那里。此事好险。若非躲空袭我全家迁居南岸，若是万一还正碰上青委开会，那就一网打尽了。幸亏我家已经搬走，他们扑了个空。不幸的是，许晓轩同志落入了共产党叛徒和国民党特务的毒手。
杨述同志被捕后，在重庆的中共元老董必武同志出面交涉，将他救出，送回延安。许晓轩同志就没有这么幸运。时值国民党反共高潮升温，营救没有成功。许晓轩同志坐了十年监狱，受尽苦刑和残酷折磨，先关在渣滓洞，后移白宫馆（两处都是国民党关押高级政治犯的监牢），最后在解放前牺牲。许晓轩同志被捕后，不屈不挠，坚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坚持斗争，担任了中共狱中特别支部书记。他的高尚品德值得我们学习、永远纪念。小说《红岩》浓墨重彩刻画的齐晓轩，原型就是他。
1949年上海解放。杨修范同志到上海团市工委找到我，备细告知我许晓轩家庭的具体情况和困难，要我设法帮助。原来晓轩被捕时只有二十多岁，结婚不到一年。他被捕后，妻子生下遗腹子，生活很困难。晓轩的兄长劝她改嫁，她不愿意。现在孩子十来岁了，不需要像幼儿那样照料。晓轩夫人家务不多，难免孤单寂寥，想找个工作。再者，生活全靠兄长接济，而兄长本人也不宽裕，只能勉强糊口，尤其感到苦恼。
我和许晓轩同志是青年时代共患难的朋友，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时我很难过。了解到他妻子的困难，更加同情、伤感。我当然应该尽力。我含泪写了一封信给华东局组织部，报告了许晓轩烈士的情况，请求组织部给他的遗属安排一个工作。组织部很快就派人给她家送去一袋（100斤）大米，安排她到华东军管会图书馆上班，同时向我通报了处理情况。
那时，我们党工作的效率还很高，也很负责任。
六、尾声
许晓轩被捕后不久，1939年8月张国钧离开青委，调到万县工作。9月，我因上了国民党抓人的黑名单，经特委批准转移到北碚草街子育才学校去教书，在该校参加南方局文委领导的一个支部。39年底许立群从重庆撤退到延安，川东青委书记的工作由荣高棠接任。
六七十年前，中华民族面临危机，适逢国难当头年代；同时也是激动人心的年代。青委领导下的十来个群众团体，一大批追求真理的爱国青年，满怀激情，叱咤风云于山城重庆，播下救亡图存争解放争自由的火种，经受了大风大浪的锻炼和考验。这段经历是难忘而且可贵的。 注：本文是在1987年与张国钧和许立群合作的题为《关于1938—39年重庆市青委和川东青委的一些情况》一文的基础上改写的。原文1987年发表于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出版的重庆党史研究资料丛书《川东地下党的斗争》。改写收入本书时，补充了一些重要的内容和细节，文字上有较多修订。 2004年7月2日 北京 倚竹斋 参考文献：
《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7期。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川东地下党的斗争》1985年内部发行。
温田丰：《六十年来人和事》 1995年5月 重庆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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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4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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