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陈毅因公去四川，临行前去见毛泽东。毛泽东突然问他：“你认不认识王光祈？”陈毅回答不认识。毛泽东说：“你到四川后替我打听一下。”陈毅到成都后，在一次宴会上碰到当时成都市副市长李人方才得知，王光祈已于1936年在德国去世。陈毅回京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感叹不已，又说：“下次如再去四川，请了解王光祈有没有家属子女。”陈毅再次去成都时，经李人等人四处寻访，仅在温江王光祈的家乡找到他的一个远房侄子。王光祈何许人也？竟让建国初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如此挂念？
少年中国的梦想
提起王光祈，现在可能除了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音乐史的人之外，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了。但在80多年前，他却是响当当的一个人物，尽管那时他不过二十几岁。
王光祈1892年10月5日出生于四川温江县城西门外的鱼凫镇(今成都市温江区天府乡小河村)，比毛泽东长一岁，他属龙，毛泽东属蛇；他字润，毛泽东字润之。不知道这些共同点是不是后来勾起毛泽东挂念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和毛泽东一样，都是从地方来到京畿，都怀抱一颗救国的赤诚之心；和毛泽东一样，王光祈到京城时也是一个穷学生，若干年后，王光祈的好友魏时珍仍记得他当时落魄的窘境：“一身破衣裳，一个脸盆，一部杜诗，布鞋后跟烂得像鱼尾巴一样拖起了。”
王光祈是1914年出夔门走京城的，怀着“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的勇毅，几乎身无分文的王光祈来到了这个才俊云集、风云激荡的大都市。刚刚走出巴山蜀水的王光祈还来不及去感受这个崭新的世界，他首先要解决的是肚子问题。他找到时任清史馆馆长的赵尔巽。赵尔巽曾受业于王光祈的祖父王再咸，在他任四川总督时就曾接济过王光祈，王光祈的中学学业就是在他的帮助下才得以完成的。这次，又是在他的帮助下，王光祈在清史馆里谋到一个书记员的职位，月薪八元，和毛泽东当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月薪一样。
1915年秋天，王光祈考入北京中国大学专门部学习法律。当时，他寓居北池子一间狭小简陋的小屋，过着半工半读的艰苦生活，课余兼任成都《群报》(后改名为《川报》)的驻京记者。也正是借着这个机缘，王光祈结识了李大钊，当时李大钊正主编《晨钟报》副刊，他们一见如故。李大钊对王光祈非常欣赏：“光祈是一个能想、能行的青年，极有志气。”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激起留日学生的激烈反抗，遂有“留日学生救国团”的成立以及团员归国的壮举，先后有三千多留日学生罢学回国，在这些人中就有王光祈的好友雷宝菁、张尚龄、曾琦。就这样，一伙中学时的同窗好友又见面了，他们常在川中老乡、留日学生陈愚生家里聚会，谈论时局。他们认识到，单凭一腔热血是救不了国的，必须做一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王光祈提出，救国的长远办法，“应早日集结有志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磨炼，成为各项专门人才，始足以救国建国各种实际问题之解决”。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成立少年中国学会的想法诞生了。周太玄回忆少年中国学会的缘起时说：酝酿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动因，就是都感到现状不能容忍，“必须由自己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
这年的6月30日，王光祈联合从日本归来的曾琦、雷眉生、张梦九以及陈愚生、周太玄，在顺治门(即宣武门)外南横街岳云别墅(今盆儿胡同55号)张文达祠召开“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会。由于李大钊在思想界、新闻界的威望，他被邀请参与活动并列为7个发起人之一。王光祈起草了具有规约性质的《吾党今后进行意见书》，获得大家的赞同。因此，大家公推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兼会计，周太玄为文牍，李大钊为临时编译部主任，并委托王光祈组织筹备处，筹备期为一年。
少年中国学会从筹备到成立初期，王光祈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会工作中，不但在具体工作上几乎独撑了全部会务，而且在精神上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和感召，成为“少中”的灵魂。周太玄后来在《王光祈先生与少年中国学会》一文中这样回忆：“从此以后的光祈，便真入一新境界，得着一新生活，他的全部光阴精力都用于会务，会中的大小事件都由他一人悉心擘划”，“简直可以说他的整个人生都寄托在这个学会。我常说光祈没有这个会，便无生趣，这个学会若没有光祈，便没有灵魂”。
1919年7月1日，五四运动两个月后，按照筹备会的计划，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回回营陈宅召开成立大会，王光祈任大会主席并发言。根据王光祈、李大钊等人的提议，学会宗旨确定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由于王光祈在筹备期间做出的巨大的贡献，他被一致推举为学会执行部主任，总理对内对外一切事务。
在学会成立之时，曾琦曾赋诗一首：“风尘相煦沐，幸有平生交。共作百年计，耻为一世豪。”所谓百年大计，首在文化运动。“少中”同人深受新文化运动的浸染，认为只有具备理性能力的国民，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因此，他们从政治改革转向思想改造，从思想文化入手，先打社会基础，通过培育根基来达到创造“少年中国”的理想。王光祈在《少年中国之创造》一文中写道：“我们要改造中国，便应该先从中国少年下手，有了新少年，然后‘少年中国’的运动才能成功。”这一取向和当时的时代思潮若合符节，因而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后，迅速成为五四时期影响最大、分布最广、持续时间也最长的全国性青年社团。蔡元培就曾经说过：“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这可以说代表了时人对“少中”的普遍看法。
少年中国学会尽管人数不算太多，其鼎盛时期有会员107人，但可谓精英荟萃，名士云集。共产党方面，有毛泽东、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赵世炎、张闻天，“中共一大”1/4的代表囊括其中；国民党方面，除了先为共产党，后为国民党的周佛海，还有杨亮工(官至考试院院长)、吴保丰(官至教育部次长)，沈怡(官至南京市长)；以及后来青年党的核心成员左舜生、李璜、陈启天；更有科学、教育、文化界的名流：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张申府、许德珩、李人、方东美、舒新城、杨钟健、康白情；甚至还有40年代的中国“船王”卢作孚。以至于40年代有人说，当今中国已是“少年中国”的天下。
“我们不要再作纸上的空谈”
“少中”成立后，其社会活动主要包括：教育事业、出版事业、新闻事业、改造个人生活。本此宗旨，“少中”先后创办了《少年中国》、《少年世界》两种月刊以及《星期日》周刊(后改为半月刊)，先后出版“少中”丛书30余种。尤其是《少年中国》月刊行销网络通达九省，与《新青年》、《新潮》成三足鼎立之势，一时洛阳纸贵。末代皇帝的英文老师庄士敦曾欲以《少年中国》来重塑禁于深宫中的溥仪。《少年中国》月刊创刊时，原定编辑部主任李大钊和副主任康白情均因事未能履行职务，实际负责编辑工作的是王光祈一个人。
在创办刊物、发行杂志的同时，“少中”还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倡导新村运动和工读互助团。在所有这些活动中，王光祈都用力颇勤，经常参加讲演团的讲演活动。但其中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的要算王光祈在1919年底发起的工读互助运动。
1919年7月，也就是“少中”刚成立之际，左舜生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小组织之提倡》一文，提出了怎样使青年在走出校门后不受旧社会的环境影响而堕落的问题，提倡要建立一种“小组织”，靠有志青年自觉团结在一起的力量，来对抗旧社会的恶势力，以保持自己的人格。
读到这篇文章，王光祈十分兴奋，连夜挑灯写了一封长信给左舜生，详细谈了自己的具体设想。这封信后来以《与左舜生书》为题发表在《少年中国》一卷二期上。他的具体设想是一个“小菜园”：在距城市不太远的乡下，租个小菜园，不大不小，够十余人种即可；再在其中建十余间房子，用中式建筑，分上下两层楼，“楼上作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作我们的卧室饭厅等等。” 园子西南角上建筑一个厨房，东北角上建筑一个厕所，房子后面建上一个球场。园子周围挖条小溪，“溪边遍种柳树，柳树旁就是竹篱”，竹篱里是菜园。大家生活日程的安排：每天种菜两个钟头，读书、翻译各两个钟头，其他时间娱乐。种菜是为了从事“户外劳动，于身体有益”，且有收入；读书是为了“寻精神上的快慰”；翻译是为了“介绍欧化，以革新一般人的思想”；还可以办印刷局，既传播新知，又获得收入。各国出的新书，我们可以立即把它们翻译、印刷出来，“我们就是文化交通上的‘火车头’”! 王光祈设计的这个“菜园新村”集劳动、读书、娱乐为一体，构成比较完整的半工半读体系，他的这个构想集当时流行的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大成。王光祈将这种主义命名为“工读互助主义”，它是“少年中国”理想的具体实践。他急切地呼吁：“我们不要再作纸上的空谈了，赶快实行我们神圣的生活!”
王光祈的设想得到了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支持。李大钊1919年9月也发表了具有鲜明新村主义的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
这一年的12月4日，王光祈在北京《晨报》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正式提出了“工读互助团”的名称，并征求同志：“凡愿为此种生活者请先见示。”文章登出后两三天内，王光祈就收到了数十封来信，一星期后，外省也陆续有人联系。募捐方面的情况也是异常的顺利，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都表示支持，愿意作募捐的发起人，并各自捐款(陈独秀30元，胡适20元，李大钊10元)。一时间，工读互助团声名大振。结果不到半月功夫，捐款已达到将近1300元，大大超过了计划的1000元。
12月24日，在王光祈、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高一涵、罗家伦等17人发起下，北京工读互助团率先成立，有团员30多人，主要成员有何孟雄、施存统、俞秀松、罗汉、李实、缪伯英、刘伯庄等。按照王光祈的规划，30多人分成三个组：第一组13人，设在北大附近；第二组11人，设在北京师范学校附近；第三组“全由女子组织”，设在女子高等师范附近，也有十多人。这些小组以办俭洁食堂、洗衣局、石印局、平民补习学校，乃至织毛巾、袜子，制作四川腌肉、火腿、香肠等为“勤工”的内容，工余则“按照指定的科目、时间往北大上课”。
工读互助团成立后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令《工读》杂志喜不自禁地惊呼“半工半读，乐观乐观!”1920年1月15日，蔡元培在《少年中国》上专门著文《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高度评价了工读互助团：“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举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要是本着这个宗旨推行起来，不但中国青年求学问题有法解决，就是全中国最重大问题，全世界最重大问题，也不难解决，这真是大有希望的。”
继北京之后，各地的工读互助团运动也纷纷展开。上海的工读互助团于1920年3月初成立，列名发起人的共有26人，除陈独秀、王光祈外，还有“少中”会友宗白华、左舜生、康白情、毛泽东。5月，在上海的毛泽东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实验过工读互助的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6月，旅沪的湖南学生又组织了“沪滨工读互助团”。 在这一年里，武昌、南京、天津、广州、扬州也都成立了工读互助团。
但好景不长，毛泽东在尝试了互助工读一个月后，便很快察觉这种团体生活中难以克服的弊端。6月7日，他写信告诉北京的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而此时的北京工读互助团也和他们一样陷入了经济紧张、人心涣散的窘境，尽管同人勉力支持，但不久也不得不解散。仅半年时间，轰轰烈烈的工读互助运动就烟消云散了。
“人的问题”
工读互助运动失败后，王光祈对之进行了反思，他坚持认为，工读互助主义的方向是对的，直到近一年后，他在与恽代英的通信中还在为这一运动和理想辩护，认为失败“完全是‘人的问题’，而非‘法的问题’”。而所谓“人的问题”，就是团员的选择问题，王光祈认为没有仔细选择“既能了解，又能实行”真正的工读精神的团员，是导致大家感情不洽，不能同心克服困难的原因。他的这种观点得到了陈独秀的支持，陈独秀在《工读互助团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一文中也认为，“他们这回失败，完全是因为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三件事，这都是人的问题，不是组织问题”。但实事求是地讲，在这一点上，王光祈和陈独秀都错了。工读互助运动的失败不在人的问题，而在于其空想性，它试图以“小组织”试验为基础，由青年人成功的示范效应带动全社会的变革，是这种思路的乌托邦性质最终导致了它的失败。毛泽东正是认识到这一缺陷，才将目光转向了外在的社会环境和整个政治、社会制度的变革本身。
但是，王光祈反思的方向却值得注意，它透露出反思者思想深处对于儒家的“修齐治平”传统的深深认同：工读互助运动成功的前提在于所有参加者在思想、道德和人格上的完善。其实这一直是王光祈始终不渝坚持的原则，他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的序言中曾明确地说，“我素来深信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改革程序，以为无论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因为，如果连“个人自己的生活尚不知改造，尚有何德何力来改造国家民族生活? ”因此，道德人格的修养自“少中”筹备开始就一直是其努力追求的目标之一，基于此，“少中”一开始就对会员提出了严格的自律要求。
1918年7月下旬，“少中”的7个发起人在中山公园开了第二次筹备会，决定：凡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污浊的政治，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在大会上，根据王光祈提出的“知改革社会之难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奋斗，继之以实践；知养成势力之需而不可以无术也，故持之以坚忍，而终之以俭朴”的思想，以“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作为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实际上，这是对会员提出的道德要求。
后来，“少中”正式成立之时，根据王光祈的意见，少年中国学会制定的入会条件非常严格：(一)纯洁，(二)奋斗，(三)对于本会表示充分同情。入会者要有五个会员为之介绍，并经过一段时间的通信、谈话和考察，证明确实符合那三项条件才行。这在当时的社团中是不多见的。这可能既是“少中”存在7年的时间里会员并不算多的原因之一，也是“少中”能保证其会员都非常精英的前提。事实上，毛泽东、张闻天、赵世炎等都是经过考察而由王光祈亲自介绍入会的。
王光祈要求别人严格，对自己则要求更严。后来成为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方东美晚年回忆道：“少中”会员“皆个性独特，而思想自由，情感富赡。平居生活又律己甚严”。我们可以从王光祈后期的一件轶事中看到他们是如何严于律己的。
王光祈到德国后，变得更为深沉、更为刻苦。一日三餐定例是上工人饭馆去勉求一饱。即使有老朋友异国相逢，请他上好一点的馆子去改善一下生活，他也绝不领情。他要严格遵守他自定的戒律。
王光祈与毛泽东
正是在“少中”的活动中，王光祈和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少年中国学会成为连接二人的纽带。
王光祈认识毛泽东是通过李大钊的介绍。1918年秋，毛泽东和李维汉、罗章龙等20名青年在杨昌济的安排下，从长沙来到了北京。毛泽东经杨昌济的介绍，认识了当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通过李大钊，王光祈结识了毛泽东，北京就成了他们美好交往的起点。在此期间，王光祈和毛泽东接触的时间比较多，他们共同探讨社会问题。对毛泽东的襟怀、学识和品格，王光祈是十分敬重的；毛泽东对王光祈的真诚、坦率、丰富的学识和改造社会的胆识与毅力也是很钦佩的。据毛泽东自己回忆：“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不仅那些教授们“没有时间听一个讲南方方言的图书管理员要说些什么”，就是同龄人中，也对这个湖南来的年轻人有些看不起。但王光祈却看到了毛泽东身上敢于实践的优点，他还经常在不理解毛泽东的会员面前维护他的形象。
1919年12日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代表团再次到京，又和王光祈相聚。1920年1月，经王光祈介绍，毛泽东正式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这是毛泽东平生加入的唯一一个由别人创办的团体。毛泽东一生只参加过两个社团组织，一个是以他为主创建的新民学会，另一个就是少年中国学会！根据毛泽东坚强的性格，在没有完全理解的条件下，他是不会轻易地盲从的。他之所以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首先是对学会宗旨的认同，其次是对这个学会的发起人王光祈、李大钊等人的品格和学识的认可!
毛泽东听说王光祈创办了工读互助团，向王光祈提出想参观学习一下，王光祈欣然应允。1920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他在写给新民学会会友的信中说：“今日到女子工读互助团……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大家通过教书、撰稿、编书等各种劳动获得收入，共同消费，以维持共同的学习和生活”。
1920年4月1日，王光祈和少年中国学会的同伴魏时珍从上海乘法国轮船远赴欧洲，在送别的人群中，就有毛泽东又高又瘦的身影。目送着轮船渐渐远去，27岁的毛泽东心头怅然若失。他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尾声：“登昆仑之巅，
吹黄钟之律”
王光祈决定赴德留学，尽管有工读互助运动失败所带来的阴影，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出于对德国在一战后重建时期“上下兢兢图存”精神的钦佩，他认为“国内青年有志者，宜乘时来德，观其复兴纲要”，以为中国之借鉴。因此，他到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最初攻读的是政治经济学。然而，在这个四处充满音乐的国度，他感受到了音乐动人的力量，并认识到音乐足以唤醒民族的精神，使得日夜梦想的“少年中国”理想落到实处。他敬慕孔子礼乐教化的思想，认为振兴礼乐，可以改善社会人心，提振国民精神，进而改造整个国家。于是，他决心转攻音乐。在《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自序中，王光祈写道：“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
1927年，王光祈入柏林大学攻读音乐学。1934年，他以《中国古代之歌剧》在波恩大学获博士学位。这是中国人在国外拿到的第一个音乐学博士学位。他在音乐史上的造诣得到了德国音乐界的承认，《大英百科全书》和《意大利百科全书》修订新版的时候，《中国音乐》这一专条都是请他编写的。
旅居海外的王光祈没有一天忘记自己的祖国，他在专业之外，还致力于中国现实政治外交问题的研究。“九·一八”后，他主持编译一套国防丛书，在中华书局出版，以期为我国抗战提供参考。这项工作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1935年4月20日，蒋介石致电驻柏林中国大使馆，转询王光祈，“如愿回国，当图借重”。
王光祈更没有忘记“少年中国”的梦想。尽管“少中”已于1925年7月由于内部思想上的分歧解散了，但在“少中”解散后10年的1935年底，王光祈打算回国，并有意恢复少年中国学会。在给少年中国学会的朋友黄仲苏的信中说：“离国虽久，爱护学会的心情倒是更加热烈……明年返国第一件要做之事便是重振会务。”有意思的是，后来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特地设宴招待了在重庆的原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席间，他也一度流露出要重建少年中国学会的念头。在渝期间，毛泽东和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成员周太玄就见过三次面，商讨重建少年中国学会的问题。这和客居德国的王光祈何其相似？
可惜的是，由于过度勤奋和生活的清苦，王光祈积劳成疾，1936年1月12日，因突发脑溢血猝然病逝于德国波恩，年仅4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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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5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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