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佟兵 记者◎李菁 将军之死
虽然倏乎间已过了70年，但那一幕却永远刻在我脑海里：血肉模糊的父亲被抬回来，左臂没了，身上有些地方已长了蛆，母亲一看立即晕厥过去。我站在父亲的遗体边……嫂子和姐姐给父亲擦洗干净，换上便装。我们把父亲抬进原本为祖父准备的棺材，母亲说，你们快再喊一声“爸”吧，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们全家哭成一团。看着钉子落下钉在棺材上，就像个个钉在我心里一样……
自1937年5月后，北平的局势越来越危险，4个重要通道中，通县、丰台和南口均被日军占据，卢沟桥是仅存的咽喉。“七七事变”发生时，29军军长宋哲元正在山东省亲，任副军长的父亲身负起军事指挥之责。在南苑召开的军事会议，他下令驻守宛平城的部队“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
自“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危急，日本人的飞机经常低空飞行，炮声隆隆，而身为29军副军长的父亲自此就一直待在军营里。平时父亲对待祖父母十分孝顺，每逢休假必回家探视双亲，但自此后，他却从未回过家，虽然他所驻守的南苑与北平城内的寓所近在咫尺。父亲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职，孝敬双亲。”我们都知道他前线将有战事，全家人都很紧张，但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是一位军人。
7月26日，宋哲元下令，让南苑军部撤到北平城内的中南海，主持军部工作的父亲应该首先撤离。当时南苑处于日军包围中，随时都有失守的危险。比之北平而言，留在南苑实在是太危险了。但父亲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坚守南苑。他觉得如果自己奉令撤走，必然导致留守人员军心不稳，南苑这个北平的南大门就如同拱手让给敌人一样。而南苑若失守，北平也就门户洞开。他指令副参谋长张克侠带领军部的人员奉令撤回到北平，而自己却留下来，决心与留守南苑的官兵和军事训练团的学员、大学生训练班的学生等一同誓死保卫南苑。
父亲手下有一位自16岁就跟随他的副官叫王守贤，战事吃紧时，他觉得自己随时可能牺牲，有一天他把自己的存折交给父亲，委托父亲在回城探亲时代其交给父母。不料父亲接过存折后，沉思片刻又退给他说：“你随军部撤回城内，还是你自己拿着吧！”他反倒摘下自己的金十字架交给王，让王回了城。母亲彭静智后来接到父亲托人带来的这包东西，打开一看是笃信基督教的父亲最为珍视的那个金十字架，顿时泪流满面。她知道，父亲是抱定殉国的决心了。
1937年7月28日凌晨3时，日军集结5个师团，10万以上兵力，在几十辆坦克掩护下，突然从东、南、西三面向驻南苑的国民党第29军发起空中和地面进攻。那时的南苑城已是一片火海，情势十分惨烈：炮弹落在马厩里，上百匹马被炸死。没有坚固的工事掩蔽，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下，29军用简陋的武器，抵挡日军数次猛攻。
11时，父亲接到命令，要撤到永定门，他带领手下边打边撤。我后来了解到，驻扎在南苑的部队，只有37师及骑兵师的一部分，和1500名学生训练团成员，共5000多人，但真正有战斗力的也不过3000人。
父亲带领的战斗力最弱的训练团学员，却遭遇了早已重兵设伏的日本军队。日军以第20师团为主力，40门重炮、30架战机的火力，集中准确地打在南苑军部东南角。寡不敌众的父亲在南苑某村遭到日军阻击，日本人把机枪架在村民家屋顶上，有幸存者后来回忆，当时遍地是被日军打死的战友，尸横遍野。
一直跟随在父亲身边的贴身警卫高弘锡后来告诉我们，午后13时许，父亲正在指挥部队向外突围时，两架敌机突然飞来，向他们疯狂扫射。父亲右腿不幸中弹。卫兵让他退后一步，以便包扎。但他说：“个人安危事小，抗敌事大!”并忍痛跃然上马，继续指挥部队突围。敌机再次俯冲下来，一颗炸弹正落于他的战马之下，父亲不幸头部中弹，年仅45岁以身殉国。
悲苦岁月
侥幸生还的高弘锡当天来到我们家，起初他只是告诉母亲，说佟将军受了重伤，住院了，然后把父亲随身带的一块怀表交给母亲，那不是一块普通怀表，会打点报时。母亲一看，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如果只是受伤的话，怎么把父亲这些东西都带回来？
卫士高弘锡后来告诉我们，他本打算将父亲扶到附近的青纱帐里包扎一下，然后再去北平，可是只走了十几步，父亲就停止了呼吸。当时他们几个试图抬着父亲的尸体回北平，刚要行动，几架敌机又来轰炸扫射。无奈，他们只好把父亲暂时藏在一村民的山药架下，高弘锡一直守护着父亲遗体，直到日军完全散去。当时村里有个地痞，想取走父亲身上的怀表，被高弘锡一把拽住。稍后高弘锡只身一人钻进青纱帐，跑回北平报信。
噩耗最终没有瞒住，坚强的母亲在悲痛过后，立即决定瞒着年迈多病的祖父母，赶紧托人找遗体。第二天，红十字会派了一辆汽车去村里接回父亲遗体。当时跟随父亲的训练团学员也几乎全部殉国，阵亡学员的尸体被村民就地埋在土路东侧。
7月29日晚22时左右，我跟着母亲和家人，趁着夜色，提着箱子和包裹，扶着父亲的灵柩离开了东四十条40号，从此开始了8年的流离生活。父亲的灵柩安放在哪里，这成了一个大问题。母亲再三考虑，决定先暂放于雍和宫以东的柏林寺。因为笃信佛祖的祖父母常去那里烧香，寺里的老方丈仰慕佟将军为国献身的精神，冒杀头之罪把父亲的灵柩埋入柏林寺东跨院的地下，只砌了一个花池掩人耳目。老方丈保守寄柩秘密直到抗战结束。父亲的灵位写着“先府君胡先生之灵位”。“胡”是我祖母的姓。从那天起，我也把原来的名字佟荣芳改名为胡荣芳。
安排好父亲的灵柩后，我们一家先是躲进了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几天后，悄悄搬到东裱褙胡同自家原来的空房子。我后来和姐姐佟亦非偷偷跑到东四十条，见家门口不时有日本汽车和日本人进进出出，一打听，家已经被日军头目南本公使霸占。
母亲马上决定：把东裱褙胡同的宅子卖掉以备生活所需，全家搬往崇文门内的汇文小学，那时我又改名为“彭荣芳”。为了避免被日本人知道身份，我们一直隐姓埋名，迁居陋巷，我也不停地换学校，就是怕别人知道了身份。那几年，也有一些人知道我们的身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否则我们也无法度过那段艰苦岁月。
我的母亲彭静智是父亲同乡，她是一位十分坚强的女性，当年曾在军中组织随军家属纺纱织布、制作军服，被冯玉祥誉为“模范夫人”。1927年北伐战争中，父亲在前线受困，母亲曾跨上战马，背着未满3岁的我，穿越战场，将军饷送至军前。
父亲殉国后，最让母亲为难的，是如何瞒住年迈的祖父母。“怎么老没有捷三(注：佟麟阁，字捷三)的消息？”祖父母问起时，母亲就解释说：他南下了，正和日本人打仗。实在逼急了，就拿出一封假信，念给他们听，说是丈夫写的平安家信。我的祖父母分别于1952年和1953年去世，临死前，他们都不知父亲早已殉国。
第二年的7月29日，父亲殉国的第一个忌日。那天清晨，母亲买好酒和点心，和我们合计好分头出门的时间、路线，来到了柏林寺。与散居城内的忠实部下在寺内东跨院会合，对着一个水池焚香烧纸，磕头祭拜父亲亡灵。
母亲为了一家人，也想尽办法谋生。在火药局三条一个3米宽、十几米长的小院里，她支起了一架新买的机器，用这个机器，母亲可以把买来的白线织成袜子拿到街上去卖，再买回配给的棒子面。和从乡下逃难的亲人一起搬进这个破旧的小院后，家里再也没有任何积蓄，母亲的收入维持着20多人的口粮。
1944年我考进辅仁大学，有一次被伪警察局抓去，说我参加了某种活动，母亲为了救我，将一只金手镯卖掉。那是结婚20年时，父亲为母亲订的礼物，也是全家最后一件可以变卖的东西。为了避免受到迫害，我只好休学，离开北平。
这样的悲苦岁月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结束。1946年7月28日，国民政府举行隆重的国葬，将父亲灵柩从柏林寺移葬于北平香山兰涧沟的坡地上，并将西城区的一条街更名为佟麟阁路。沿途，数万民众自发摆设供桌、祭品。抗战胜利后，我们才第一次能扶着父亲的灵柩痛哭一场。那时赵登禹将军家情形更惨，一家都被迫回到老家，为我父亲和赵登禹将军举行国葬时，他们家都没人在北平，还是我和妹妹代表其家人参加了这个仪式。
现在想起来，稍感遗憾的是，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位冒死为父亲保留8年灵柩的方丈的名字。
壮志未酬
父亲原名凌阁，字捷三，1892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高阳县一农民家庭，是满族人。父亲7岁时拜舅父胡先生为师，熟读经史，擅长书法。16岁时凭书法功力考入高阳县衙做了缮写员，每月可挣10两银子养家。
父亲不甘于县衙中的刀笔吏生涯，1912年20岁时投入冯玉祥的部队。由于父亲能文能武，很得冯玉祥赏识，升迁很快。在冯玉祥麾下，从最初的哨长、排长、连长，一步一步升到营长、团长、旅长、师长乃至军长。在长达27年的军旅生涯中，父亲的练兵一向以严格著称。他也是冯玉祥西北军中最得力的将领之一。1925年，我出生在甘肃，当时父亲任甘肃陇南镇守使，此后我们全家跟随父亲转战南北。
1933年，冯玉祥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父亲出任第一军军长兼察哈尔省代主席，第二军军长是吉鸿昌。同盟军英勇杀敌，收复了多伦6县，人心振奋，但执政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使得抗日同盟军被迫解散，自觉报国无门的父亲退到香山隐居。
父亲对我们要求严格，但从不打骂我们。父亲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军营里，每周六下午回城探亲，那时北京城也没那么多汽车，一到周六下午，我们几个孩子就竖起耳朵听汽车声，一听到车响，几个孩子一起冲出门，拉他衣袖的，给他提包的，甭提多高兴了。
我记忆中的父亲也不仅是个慈父。那时父亲请人在墙上写家训，诸子名言，贴满了东四十条40号院的老宅。父亲极爱我们6个孩子，虽不能常回家，但不论公务多忙，他都让我们定期寄上作业和习字，他亲自点评，写得好的，划上红勾，写不好的，打上一个叉。就在父亲阵亡前一天，他还特地让副官把我的大楷作业从战场带到了家里。
父亲是那个年代典型的中国军人，律己、爱国。他特别崇敬文天祥、岳飞，在张家口任职时，在馒头山上盖了座岳飞庙。他常说，如果我们国家多几个文天祥、岳飞，就不会被欺负了。
多少年以后，父亲当年的部下仍断断续续找到我或者写书，回忆当年的佟军长激荡人心的言行。“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马革裹尸，惟以死报国。”父亲有一次在给军训班讲课时专门安排了一个特殊内容：看工匠师傅怎样磨大刀。他对学员们说，今天他们流汗磨刀，就是为了拿日本人的血试刀。那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写给当年29军在喜峰口英勇杀敌的赞歌。
1934年，宋哲元将隐居在香山的父亲请出山，负责军事，坐镇南苑。父亲的另一个身份是军事训练团团长，训练团里包括一些东南亚华侨在内，当时有1500名训练团学生。父亲整日带领部队练兵习武，他曾慷慨激昂地说：“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士卒，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两耳。”声情激越，闻者肃然起敬。
7月27日，训练团在外围发现日本骑兵，其中一个被击毙，另一个则逃掉。父亲接此报告，预感到一场恶仗在所难免，他马上带人视察了工事。凭着一个军人的敏锐，父亲其实很早就在军事会议上建议，应集中优势兵力将集结在廊坊附近的5000名日本驻军消灭，以拔出插在29军胸上的这把尖刀。但这个建议并没被采纳，当时很多人还在犹豫与日本人是“和”是“打”。而就在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过程中，日本人完成了突然袭击的准备。日军出动重兵30多架飞机轰炸南苑军营，就是想彻底瓦解29军。
虽然父亲牺牲了很多年，但他牺牲的确切地址，却一直模糊不清，我们只知道应该在丰台大红门一带。寻找父亲殉难地的工作起初也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当年和他一起参加战斗的幸存者很少，事隔多年许多人已经不在人世。直到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市档案馆的帮助下，我们找到当年一位目击者，父亲当年以身殉国的具体地址才得以确认，就在北京丰台大红门的时村。70年过去，当时日本人曾架着机关枪的老屋早已被一排气派的高层住宅所取代，曾经的山药架变成了几间卖建筑砂石的平房，但村里的几位老人还能回忆起当年那场战役的惨烈。
云开雾散
1949年4月1日，原本在重庆率代表团和谈的张治中乘飞机离开，降落在东单操场，留在已经解放了的北平。当时为他开飞机的机长叫贾式良，是父亲的义子。因为他还要将飞机开回南京，临行前他劝我们一家搭机跟他一起去那里，被母亲拒绝。只是我的大姐和四妹，为了寻找已经南撤的夫家，随机离开北平，后来辗转去了台湾。
解放后，我们全家过了一段平静生活。1955年，我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分配至北京第二医院药房工作。但到了60年代，情形开始有变化，因为我的不好的“出身”，每逢国庆、元旦等重大节日，上头对我们这些“国民党家属”不放心，“十一”时我和一部分人被派到南苑劳动，当时我想，父亲为挽救民族危亡牺牲在这儿，而他的儿子又是为什么被送到这里劳动？
“文革”爆发后，我们一家也未能幸免。红卫兵上门抄家，父亲留下来的遗物、照片、文件等都被抄走，最让我们痛心的，是那个母亲视为生命的父亲的遗物金十字架以及高弘锡带回来的那块父亲的金表都被抄走。父亲的坟墓险遭破坏，“佟麟阁路”也被改名为“四新路”；我也成了“反动军阀”出身，在工作单位被监督劳动。
不久，我的母亲、哥哥等一家十几口人被遣返回河北老家，我因为住在岳父母家而侥幸成为唯一留在北京的人。1966年左右，我给周总理写信，诉说心中不平，虽然很快得到了回复，但迟迟没有落实。不久，母亲在河北老家去世。
1976年邓小平复出后，我又重新开始奔走。我的三姐夫叫熊先煜，抗战初期任国民党新8师参谋，后来在贵州起义，他的弟弟熊先觉是史良的秘书。通过他，我找到史良。史良很同情我家的遭遇，她让我写一份材料，说肯定会帮助我送到小平那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给我家落实了政策。这样，大哥一家、姐姐一家，还有我的两个孩子等一大家子全部从河北老家迁回北京，但那时我母亲已经去世，而大嫂就在回北京的路上去世了。
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1979年，国家追认父亲为抗日烈士，颁发了证书，并由北京市政府整修了父亲在香山的墓地，在1米多高的汉白玉的石碑上镌刻着“抗日烈士佟麟阁将军之墓”11个黑色大字。1968年去世的母亲，骨灰也移葬于父亲墓旁。
每年的清明和7月28日，我们全家都会去父亲墓前祭拜。每次去，我都会默默对父亲说一些话。我经常想，父亲以己之死唤醒了一种更强大的民族精神，他的血没有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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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6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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