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成岭：粟裕评传

李旧苗

 

    前言：
    当代中国出版社有一本83万字的《粟裕传》，被广大军史爱好者奉为经典巨著。本人不揣冒昧，写一篇《粟裕评传》，7万余字，以作为对《粟裕传》的补充和完善，见笑了。
    其实，起先只是鉴于网上旧帖过多却无条理，一个个资料都是孤立的，想整理一下，将旧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有制订“粟派的ISO9001标准”的意图。但在整理过程中，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分析，并增加了新的内容，于是重新定位为“粟裕评传”。
    要讨论粟裕，如何选择切入点呢？就从“粟裕为什么没当上元帅”这个话题开始吧。

目录：
第一部分：概论
第二部分：解放后的中央机关概况
第三部分：总参谋长在军队系统中的地位
第四部分：1954年的情况
第五部分：1955年授衔情况
第六部分：军衔制的意义与授衔标准
第七部分：任陈毅为华野司令员兼政委，是因为他的威望很高吗？
第八部分：“粟裕司令员+陈毅政委”才是华野最佳模式
第九部分：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对粟裕的态度
第十部分：战绩最好的野战军，同时也是差点被撤销番号的野战军
第十一部分：对粟裕的“二让司令”应作何评价？
第十二部分：陈毅在华野（三野）呆了多长时间？
第十三部分：1958年粟裕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错误
第十四部分：解放后，毛泽东对粟裕的态度
第十五部分：作为军事家，粟裕的首发地位和林彪的替补地位
第十六部分：1958年刘伯承、肖克的教条主义
第十七部分：尾声

    第一部分：概论
    首先表明我的观点，粟裕不授元帅军衔，原因在于毛泽东对粟裕历史上一贯的“使用而不信任”的用人策略(指政治上的信任)，而新四军将领在中央领导人中边缘人的地位，又使得这种策略得以早在1955年授衔时，就能外在地表现出来。其他新四军将领如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均不授大将衔，同样是因为这种边缘人的地位。另外，与粟裕拒绝渡江跃进、谢绝担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也有一定关系。
粟裕不授元帅衔，不是因为这些理由：资历、威望、“1954年制订的11人军委委员名单中不包括粟裕”、“让帅论”、“10人名额限制论”。这些，都是事物的表象。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真象从正面反映事物的本质，假象从反面歪曲地来反映事物的本质，透过假象也可以看本质。
    资历不是先天就有的，也不是静止不变的。而这种动态变化的过程，就是一次次对资历进行重新洗牌的过程。没资历可以变成有资历，如华西列夫斯基，二年半时间，少将变元帅；有资历可以变成没资历， 如袁也烈少将。
    要进行一次次洗牌，就要有一种比资历更加重要的东西，操纵着资历的变化、官职的升迁、个人的命运。事实上，资历和军衔一样，都是个人才能、人际关系，上级的战略利益、以及上级对你个人和你所在的那个集团综合评价的共同结果。
    而那些迷信“资历”的网友，忽视了这个洗牌的过程，以宿命论的思维看待资历，认为你今天的果，都是前世的因所造成的。你1940年以前的资历，就已经决定了你1955年的军衔。从1940年起，我党就进入了一个“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大锅饭时代。我们吃着大锅饭，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人的主动能动性是多余的，没有必要去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因为这不会引起任何改变。
    毛泽东对粟裕“使用而不信任”策略的由来，源自粟裕和中央高层在人际关系史上的空缺，使得中央不愿在1947年1月成立华东野战军时，采用“粟裕司令员，陈毅政委”这种东北、晋冀鲁豫野战军通用、科学的管理模式。尽管陈毅早已显示出不适合担任司令员，中央还是采用了“在陈领导下，战役指挥由粟负责”这种不通用、不科学的管理模式(相信会有人驳，下面详细论述)。
    毛泽东与粟裕关于渡江跃进分歧的背后，不单单是二人在军事理论上的差别，还在于华东野战军应保留番号还是撤销番号的分歧。粟裕对自己建议的坚持，以及谢绝担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大大降低了他在国家领袖中的印象分。因为能够拒绝“华野司令员兼政委”这种诱惑的，只有三种人：圣人、傻瓜、野心家。彭德怀对粟裕这种拒绝的评价是，“这正说明你阴险”，虽说莫须有，但这种莫须有的推测本身，是合乎逻辑的。但搜查证据毕竟不是政治家的工作习惯，只要有这个怀疑，就已经足够了。
    此后，中央从1948年5月城南庄会见时粟裕的“拥抱”，而转向后来的疑忌、压制。比如淮海战役前中央装傻，不去明确二大野战军的指挥关系，促使粟裕发扬风格，请陈邓统一指挥。
    又如，1954年6月突击补选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时，选陈毅而非粟裕，从而埋下了“以陈代粟”授元帅衔的伏笔。并与1948年拥抱时的“以粟代陈”形成鲜明的比照。而这种缺乏信任，又与对粟裕的重用构成辩证的统一体。在内定粟裕为大将的情况下，1954年10月提拔粟裕为总参谋长，该职位在十帅十将中排名第二位，但后来所授粟裕的军衔，却排名第十一位。
    下面就来分析一下。
    第二部分：解放后的中央机关概况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副主席5人：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程潜（1951年11月，增补高岗、林彪）
    军委委员22人：贺龙（西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华东军区司令员）、林彪（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兼华中军区司令员）、徐向前（总参谋长）、叶剑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不久任华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高岗（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华东军区副司令员）、邓小平（第二野战军政委）、李先念（湖北军区司令员）、饶漱石（华东军区政委）、邓子恢（第四野战军政委）、习仲勋（西北军区政委）、罗瑞卿（公安部部长）、萨镇冰（起义将领）、张治中（起义将领）、傅作义（起义将领）、蔡廷锴（起义将领）、龙云（起义将领）、刘斐（起义将领）。
    1950年12月，粟裕赴苏联就医。
    1951年9月，粟裕回国。
    1951年11月12日，任命粟裕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总参谋部第二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徐向前身体不好，故由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以代总参谋长的名义，主持总参工作。）
    1952年4月，彭德怀回国。
    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日常工作。
    1952年10月，任命黄克诚为第三副总参谋长。
    1954年6月，叶剑英、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被补选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注意，6月份把他们选进委员会，9月份即撤销该委员会。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还要准备人大会议，根本来不及开展工作。而增选的这7人，加上以前的7人，和9月份选出来的11人军委委员名单相比，极其接近，差别只在于前者多了周刘高三位国家领袖级人物，和国民党将领程潜，后者则多了邓小平一人。其余10人，和后来的十大元帅名单完全吻合。而9月份的军委委员11人名单，又和一年后的11位元帅候选人名单完全相同。显然，6月份的补选，是突击性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几位后来成了元帅的将领，名正言顺地进入军委委员名单；而进入军委委员名单之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元帅候选名单，然后就可名正言顺地授予元帅军衔。一切都在人为操作下进行，正因为是人为操作，所以贺龙早在1953年，就已经知道自己将授元帅衔了。)
    1954年9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取代临时宪法(指1949年制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对国家机构进行了调整。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取代了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一职撤销。
    国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系咨询机构)
    副主席15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另设委员81人。
    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不设副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军委委员11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比照国防委员会，军委只少了4名国民党将领，其他完全相同。)
    国务院：下属30个部和5个委员会，即内务部、外交部、国防部、公安部、司法部、监察部等。
    1954年9月，成立国防部，彭德怀为国防部长，隶属国务院。彭德怀带4员大将，2员上将，1员中将。
副部长7人：黄克诚、谭政、肖劲光、王树声、肖克、李达、廖汉生
    1954年10月31日，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由隶属革命军事委员会，改为隶属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长（同日任命黄克诚为中央军委秘书长）
    下辖：作战部、情报部、技术部、通信部、军务部、装备计划部、人民武装部、军事运输司令部、政治部、干部处、测绘局、行政经济管理部等。
    军委所属八总部如下：
    一、总参谋部：总参谋长粟裕，粟裕带1员大将，9员上将
    副总参谋长10人：张宗逊、李克农、陈赓、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
    二、训练总监部：部长刘伯承（后叶剑英代部长），刘伯承带4员上将。
    副部长4人：张宗逊、萧克、彭绍辉、李达
    三、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叶剑英，叶剑英带3员上将，1员中将
    副部长：周纯全、杨至成、陈再道、阎揆要
    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罗荣桓带4员上将。
    副主任4人：谭政、傅钟、萧华、甘泗淇
    五、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罗荣桓带2员上将，1员中将
    副部长3人：宋任穷、赖传珠、徐立清
    六、总后勤部：部长黄克诚，黄克诚带1员上将，2员中将
    副部长3人：洪学智、张令彬、邱会作
    七、总财务部：部长杨立三(1957年5月，总财务部改属总后勤部)
    副部长：余秋里、唐天际、汤平
    八、总军械部：部长陈锡联(1957年7月，总军械部改属总参谋部)
    比较：
    国防部：彭德怀带4员大将，2员上将，1员中将；
    总参谋部：粟裕带1员大将，9员上将；
    训练总监部：刘伯承带4员上将；(注：1955年正式成立时，是叶剑英带6员上将)
    总政治部：罗荣桓带4员上将；
    监察部：叶剑英带3员上将，1员中将；
    总干部部：罗荣桓带2员上将，1员中将；
    总后勤部：黄克诚带1员上将，2员中将。
    这里存在二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总参谋部的配置极为豪华，仅比国防部稍逊，不愧为总部之首。就这个地位而言，总参谋长粟裕的军衔偏低。另一个是廖汉生中将，原第一野战军第一军政委，何以担任国防部副部长？
    1955年9月27日，授予粟裕大将军衔。
    1956年11月，增补黄克诚、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萧华、刘亚楼、洪学智为军委委员。
    1958年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改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第三部分：总参谋长在军队系统中的地位
    总参谋部成立于1931年11月，隶属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叶剑英是首任部长，1932年6月，部长改称总参谋长，1932年10月刘伯承任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46年，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调任军调处中共代表，周恩来任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辅助毛泽东进行军事指挥，是解放战争中实际意义上的总参谋长。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国内主要决策人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和主持总参工作的聂荣臻，抗美援朝战争后期，总参似以粟裕主持为主。
    1954年成立的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是中央军委下属的8总部之一。国防部成立于1954年，是国务院下属的30个部之一。
    与我军总参谋长对等的，苏联也叫总参谋长，美国叫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民党叫参谋总长。对应中外将领有：朱可夫、沙玻什尼科夫、华西列夫斯基、马歇尔、布雷德利、陈诚、顾祝同等。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的头三任总参谋长。
    第一任是朱可夫：1940年6月，晋大将军衔。1941年1月，被任命为苏联总参谋长。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因主张放弃基辅，全力保卫莫斯科，与斯大林意见不合，被免除总参谋长职务。1942年8月，朱可夫被任命为最高副统帅，1943年1月，晋元帅军衔。
    第二任是沙玻什尼科夫：资格甚老，苏德战争前即为元帅，接任了朱可夫的总参谋长一职。
    第三任是华西列夫斯基：1940年6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41年8月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1942年5月任总参谋长。1943年2月晋元帅军衔。
    在担任总参谋长期间，主持制订一系列重大战役计划，参与领导解决各方面军所需人员、物质和技术器材保障以及为前线准备预备队等重大问题。作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经常作为大本营代表亲临情况最复杂的前线，直接传达任务和指导工作，监督战役计划的实施。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直接指导和协调参战部队抗击敌军进攻,并主持制订反攻计划,为彻底击溃进攻之敌作出了贡献。
    马歇尔：1939年9月至1945年11月，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当时尚无参谋长联席会议之设置，马歇尔的职权即等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领临时上将和永久少将军衔，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主要军事助手，组织和领导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次重大战役。1944年，被授予五星上将军衔。
    布雷德利：1949年8月至1953年8月，美国首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50年被授予五星上将军衔。
    国民党的军事制度借鉴了美国模式，1945年12月起，陈诚任参谋总长。1948年5月后由顾祝同接任。1946年5月白崇禧任国防部长，1948年5月何应钦接任。在国民党军中，总参与国防部的分工是怎样的呢？
《国民党军队中的美军顾问》一书中，给出了详细描述：
    按照美方的建议，国防部为行政院之一部，在部内又分部本部和参谋本部两大部门。部本部设部长办公室及军制人事司（司长刘永尧）等六个司，直接受部长的领导，是部长的幕僚机构。部长以内阁（即行政院）阁员身份职掌有关军政事宜，如军事预算、兵员征召等，对行政院负责。参谋本部的机构则极为庞大，除参谋总长办公室（主任钱卓伦）外，还设有一般参谋机构的6个厅，特业参谋机构的11个局。
    参谋总长在军政方面，对国防部长负责，向部长请示汇报。在军令方面，则是全军的参谋长也是全军统帅参谋长，直接向作为全军最高统帅的总统负责。在总统府内设有军务局（局长俞济时）掌管军务。国防部成立后，由白崇禧任部长，次长三员为秦德纯、郑介民及刘士毅。陈诚任参谋总长，次长亦为三员，初为林蔚、刘斐、郭忏，后方天继郭萧毅肃继刘。其中负主要责任的为林蔚与刘斐，林管军政，刘管作战。
    按照上述国防部长与参谋总长职权划分，部长只是一个按期参加行政院例会，照转参谋总长提出的军事预算案和兵员征召案，表面上是参谋总长的上司，实际上毫无实权，对下下达都用参谋总长名义。所谓部长不过是一个名义好听的闲员而已。大权完全操于参谋总长陈诚之手。
    这也是蒋介石一贯玩弄的排斥异己的手法之一。对桂系主要人物的白崇禧，表面上委以重任，实际上是夺其兵权。而白崇禧本来是一个不甘寂寞的野心家，岂肯雌伏、安于现状？因而和蒋介石亲信陈诚之间的明争暗斗至为剧烈。例如：关于国防部对下行文，用部长的名义还是用参谋总长的名义，是部本部与参谋本部之间长期争执的问题。这项争执，结果是由美军顾问团裁决，仍用参谋总长的名义行文了事。
    根据上面介绍的美苏和国民党的情况，可以看出，总参谋长名义上是国防部长的下级，但实际权力是很大的，比国防部长有过之而无不及。除领袖外，在军中地位仅次于国防部长，可列第二位。
    布雷德利：1949年8月12日，布雷德利任第一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50年9月22日晋升五星上将，1953年8月13日退休。
    粟裕：1954年10月31日，粟裕任第一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1955年9月27日授予大将军衔，1958年8月31日免职。
    由粟裕和布莱德利的比较可以看出，粟裕的军衔明显压低了。
    第四部分：1954年的情况
    1954年，有二件事，对粟裕在党内的地位有些影响：
    一、
    1954年2月，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高饶反党联盟受到批判。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随后高岗自杀，饶漱石停职检查。
    1954年底饶漱石“闹翻案”，声称是陈毅借机整自己，自己检讨是被迫的。结果再次受到批判。1955年4月，饶漱石、原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原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先后逮捕，被诬为“饶潘杨反革命集团”，原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受到撤职处分。文革结束后，除饶漱石外，分别予以平反。
    饶漱石在解放战争中曾赞扬粟裕是“模范布尔什维克”，又主张“以粟代陈”。1954年的高饶事件中，有人将粟裕往“高饶反党联盟”的线上挂，只因毛泽东不愿将肃反扩大化，这才帮粟裕解除了危机。
    粟裕长期在远离中央的战区作战，和中央高层领袖缺少来往，早期战友中，方志敏、寻淮州、刘英均已牺牲。后来得到来自白区、在军中缺少根基的刘少奇、饶漱石的信任。高饶事件的发生，对粟裕在党内的地位，有一定不利影响。(当然，有利必有弊，在党内背景复杂，固然能使自己受惠，但也容易沾上各种说不清的问题。)
    二、
    本来，聂荣臻作为原代总参谋长，由他接任新的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是理所当然的事。结果却是粟裕担任。
    张震：1952年春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对应于国民党军参谋本部第三厅，即作战厅厅长郭汝瑰)，1953年赴朝鲜实习，任24军代军长兼政委(仍兼部长职务)，1954年赴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7年10月，免去作战部部长职务，调任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
    粟裕1951年9月回国，11月上任第二副总参谋长，次年春即任老部下张震为作战部部长，可见，毛泽东对粟裕还是比较重用的。而聂荣臻，就不免感到一种威胁。
    1952年7月，聂荣臻受到毛泽东批评，1953年3月，毛泽东指示聂荣臻到杭州休养。4月，聂荣臻返回北京。7月聂荣臻到秦皇岛休养，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9月聂荣臻再度返回北京。
    1954年3月，聂荣臻再度病发，外出休养，6月返回北京。9月当选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粟裕是委员）、军委委员（粟裕不是）。11月9日，聂荣臻被免去代理总参谋长职务，粟裕正式接任总参谋长。此后，聂荣臻以军委委员身份，分管军工生产。1955年授元帅军衔。1956年6月，担任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主任。1956年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接替陈毅主管科学工作。
    我们不知道，聂在被免去代总参谋长职务之前，这一系列“病情”是怎么回事，但有一点很明确，粟裕在总参谋部占有越来越高的地位，最终取而代之。虽然聂荣臻是11名军委委员之一、15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之一，而粟裕只是81名国防委员之一。但粟裕全面主持总参工作，聂荣臻却只是以军委委员的身份，在军委内部进行分工时，分管军工生产这一块。显然，授衔前，就“实权”而言，聂荣臻在粟裕之下。二人的恩怨也是这么来的。
    据《张震回忆录》：
    （1952年7月）“毛主席在颐年堂召集军委开会，通知我列席。会议由毛主席主持。他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这个会，算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的交班会。我与彭总谈过，总理太忙了；今后军委的日常工作由他主持，但对外暂不公布。朝鲜战场看来大仗打不起来，最后是要和谈停战的，待停战后再正式公布。还没有等大家发言，毛主席突然把话题一转，严肃地说：最近一个时期，我感觉工农青妇的菜，摆满一大桌，吃也吃不了。可是，军队系统的菜太少，我饿得慌。你们为什么对我封锁呢？……我看了看聂总，他的表情很平静，只是一言不发。毛主席见聂总不吭声，就对着他说：你讲话呀！过去政治局开会，我请你列席，你也不讲话。我怕把椅子坐坏了，就不请你了。……接着，毛主席又对聂总说：荣臻，你讲讲。聂总还是不做声。毛主席更生气了，说：如果你不讲，就做组织调整。这时，其他领导同志赶紧出来打圆场，表示不要急忙处理，由荣臻回去后向毛主席写个报告再说吧。会议就没有继续开下去。”
    据《粟裕蒙冤始末》：
    为此聂荣臻不得不写报告向毛泽东作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因此也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没想到毛泽东不仅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同时对聂荣臻又作了批评。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这就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会。
    第五部分：1955年授衔情况
    关于1955年授衔，有以下村料：
    一、
    据粟裕夫人楚青回忆，为授衔，毛泽东专门找粟裕谈过，说是你的军功很多，以前一直是在当华野的家等等，粟裕听出了弦外之音，立刻表态说是服从中央的决定，革命不是为了当官。毛泽东很高兴，连连说，以大局为重。陈毅后来对粟裕说，你的事情我听主席和总理说起过，很为难，你要理解。粟裕说没什么，只说能够看到革命成功已经不容易了，要是淮洲（寻淮洲）活着，不也是大将了吗？
    侗枫为上海战役，采访了原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政委郭化若老将军。
    “郭老将军，有战史称，解放上海之战是人间奇迹，您老是上海战役的直接参加者和指挥者，是否可请您老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你当过兵吗？”郭老反问。
    “从小在部队长大，长大后当地收十二年现役军人。当然，与您老相比，您是父辈。”
    “那好。”郭老将军沉思良久，仿佛回到了烽火年代，又仿佛在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他呷了一口茶，撂动了一下身子，说：“孩子，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必须先说清几个问题。首先，粟裕同志是在华东地区，这个特殊战场成长起来的的一代名将，是我们党自己造就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举世闻名的军事家。如果，粟裕同志当年跟着主力红军长征了，他的聪明才智，同样能够得到发挥，但是，那就不是现在的粟裕，更不是代表整个华东部队的粟裕了。这就是说，我所说的粟裕，不仅仅指他个人，而是指我们整个华东部队。粟裕最能代表我们整个华东部队。第一，是他从未离开过华东战场；第二，华东部队的所有变革与重大胜利都与他密切相关。
    “同时，我要说说陈毅与粟裕。由于工作需要，陈、粟之间有分有合，而且分多合少。就三年解放战争而言，陈、粟始终在一起只有11个半月，大部分时间不在一起，特别是非常关键的一段时期，陈总在中野，即二野工作。当然，陈总在政治工作上辅助邓小平同志，在军事工作上辅助刘司令员，都有突出成就，特别是在解决、促进高层团结方面，功不可没！”
    分析：
    郭化若说“粟裕最能代表我们整个华东部队”，所提的二个理由，一个是“从未离开过华东战场”，一个是“华东部队的所有变革与重大胜利都与他密切相关”。陈毅这二条全不符合。另外，根据毛泽东的话，“以前一直是在当华野的家”，也能看出，粟裕比陈毅更加适合代表华东部队。
    如果单纯从“代表华东部队”的角度考虑授元帅衔，粟裕比陈毅更适合。从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成立，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陈毅实际上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华野(三野)。
    在这种情况下授陈毅元帅军衔，只能说明一点：在考虑“由谁代表华东部队”的元帅人选时，“谁最能代表华东部队”本身，反而没起到决定性作用。选中陈毅，是其他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
    二、
    下面是部分元帅的履历：
    贺龙：1952年11月，任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陈毅：1949年5月28日，任上海市市长。1954年10月，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分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工作。1955年4月，随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1955年5月，国务院再次分工，确定陈毅分管第一、第二办公室、民族事务和科学、卫生工作。1958年2月，任命陈毅为外交部长。
    1955年9月3日，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等，呈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建议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1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无粟裕。
    有人提出，陈毅不参与军队工作，就不用授帅了（张鼎丞、邓子恢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才不授大将的）。如果说，以前是饶漱石对陈毅使绊的话，那么1954年饶漱石停职检查，1955年3月被开除党籍，显然此事与饶无关。
    1955年9月11日，周总理打电话给杨尚昆，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周总理在电话中指出：“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原来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的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见《周恩来年谱》］
    周总理的电话意见，或因持异议的同志被说服，或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被中央最后采纳，才得以于9月16日签发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函件，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0人授予元帅军衔的名单，按法定程序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建议，通过授予朱德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
    另据《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邸延生著，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616至617页：
    回到北京后的一天深夜，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一起在中南海牙颐年堂的小会议室里，商讨解放军高级将领的授衔、授勋事宜，李银桥和成元功、郭仁、石国瑞等人侍卫在侧间房中，听毛泽东谈起了粟裕。
    毛泽东吸着烟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都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
    周恩来说：“可也不能不兼顾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和各野战军的情况，要尽量做到人心舒畅、鼓舞士气，使全军有一个新的气象、新的面貌。”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毛泽东感叹道：“我们军队中有一些人，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
    朱德笑了说：肩上少一颗豆，脸上无光么！同一时当兵，谁也没有少打，回到家中老婆也要说哩！
    刘少奇说：要做思想工作，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这时候决不可以放松。
    毛泽东还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么！
    周恩来也说：粟裕二让司令一让元帅，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
    毛泽东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我们先这样定下来，十大将十元帅。提交中央军委讨论最后通过。”
    刘少奇这时说：“主席，军委会上许多人提议，你应该像斯大林那样，领大元帅衔，人大上也有人提出了相同的建议。”
    毛泽东摆了摆手：“我不要穿那身军装了！总司令总司令，人人都晓得总司令姓朱名德，我还是当我的主席好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有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政府主席三个头衔，我看可以了……”
毛泽东的话把在座的人们都说笑了，侍卫在侧间房中的李银桥等人也笑了……
    注：任命李银桥为卫士长的时间，是1955年5月15日（此前是卫士、副卫士长），上面谈粟裕让帅的时间，根据上下文，是1955年9月中旬，毛泽东赴邯郸视察，回来后在颐年堂小会议室里谈起了粟裕。李银桥当时在侧间房里担任侍卫工作。请注意这句“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都可以领元帅衔”，把资历也涵盖了。而且“资历”并不是排名第一位，而只是排名第二位，这样很显然，粟裕比陈毅更加适合。
    点评：
    显然，元帅人选名单和一年前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名单完全一致！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人为安排的结果。
    早在1952年冬，我党便着手研究军衔制的问题。1952年11月26日,总干部部在向毛泽东主席并军委的报告中,对实行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等问题拟制了初步计划。
    1953年，贺龙率祖国慰问团赴朝， 在对志愿军高级将领的一次讲话中评论过军衔制，并以诙谐的口气透露：“军委已内定兄弟我为一名元帅了。”可这个时候，新的中共中央军委还没成立，更谈不上11人委员名单，贺龙何以如此肯定？显然，一切都是在人为操作中进行。只有人为操作，才有可能提前透露未来之事。你什么时候见过美国总统候选人提前二年宣布自己将在大选中胜出的？果如此，原因只有一个：大选是人为操作的，不能反映广大选民的真实意愿。
    如果只是站在工作需要的角度讨论，很多人没有理由进军委，如体委主任贺龙、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有进军委的工作需要吗？总参谋长粟裕没有进军委的工作需要吗？在逻辑上说不通。
    因此，试图把1954年9月的军委委员名单，作为“粟裕只能当大将”的理由，根本就是反因为果。
    事实是首先内定粟裕当大将，然后不选他进军委。这和上面楚青的回忆也对应，就是事先决定好了，粟裕不能当元帅，然后才是毛泽东做粟裕的思想工作。粟裕在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之后，这才写信辞帅的。最后毛泽东表扬了粟裕的“高风亮节”。当然，这种“表扬”，就很虚假了。
    华野、新四军不可能无人授帅，那样的话，就把事实上早已存在的党内矛盾，过早地公开化了。因此，有人对陈毅的授衔资格问题提出异议，实际上等于主张给粟裕授帅（刘少奇？）。
    但这种异议是徒劳的。如果毛泽东真想给粟裕授帅，那么，1954年6月他就会让粟裕突击“补选”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样一来，粟裕自然就会出现在1954年9月份的军委委员名单里，接下来顺理成章地出现在1955年9月的元帅候选名单里。
    周恩来为陈毅出头，当然是出自毛泽东的授意，但周说的明显是歪理，周说：“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
    可是，此时苏联的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是元帅军衔，如果授予中国总参谋长粟裕为元帅军衔，在对口交流时，岂不更加方便吗？我们实行军衔制，是跟苏联老大哥学的，为什么这一点上就不学了？授总参谋长元帅军衔的理由，总比授国务院副总理元帅军衔的理由要来得充分些。
    周恩来自己也知道授陈毅元帅衔不那么理直气壮，所以他强调“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这种说法，很难算作“理由”。
    至于“10人名额限制论”，作为一些网友认为粟裕不能授帅的理由，根本就是荒谬。我们不知道在提交这11人名单之前，是否内定了“十一分之一”的淘汰率。但无论是否内定淘汰率，元帅数字追求整数，简直就是反科学。你什么时候听过中国必须凑14亿人的“整数”，多生一个就要杀掉，少生一个就要硬生出来的道理？
    “10人名额限制论”，只能是一种事后的借口，决不会是粟裕不能授帅的真正原因。
    胡琏在豫东战役中表现不佳、受到批评，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加上白崇禧落井下石，于是，整编第18军改编为12兵团后，兵团司令是黄维，胡琏只能担任副司令。
    表面上的理由，是黄维资历较胡琏为深，但长期脱离军队的黄维担任兵团司令，还是让人感到突兀。事实是首先有了不让胡琏担任兵团司令的想法，然后才想到将老资格的黄维调来压胡的。而不是首先想到将黄维调来，然后出现了胡琏不能担任兵团司令的局面，这就是官场。是首先有了压制某人的想法，然后才将资格比他更老的人调来。陈毅在解放战争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华野(三野)，后期不在，这一点也和长期脱离军队的黄维相似。
    不能说“陈毅抢了粟裕的元帅军衔”，也谈不上“黄维抢了胡琏的兵团司令之职”，一切都是国家领袖在操纵着，陈毅、黄维并不存在这个“抢”的过程，只不过机缘到来时，没有错过而已。
    总之：
    找再多的借口，打再多的转转，其实说起来非常简单，就是不想让你粟裕当元帅，别的都是走过场，找借口。
    在苏联，二战胜利后的1946年，朱可夫被斯大林指责为“不谦虚，过于傲慢，把战争期间取得所有重大战役胜利的决定作用归功于己。”并被贬为敖德萨军区司令员。当然，你可以说这是鸟尽弓藏。
    不过，与中国在和平年代授衔不同，苏联是在战争期间授衔的，因此朱于1943年1月被授元帅军衔。
    假如苏联在二战期间停止授衔，战后再搞， 在战后政治生活不太正常的环境下，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都不太可能当得上元帅。在此情况下，把军衔看作“低级趣味”，未尝没有道理。
    鞠开回忆：我得悉党外高层民主人士邵力子说粟裕应该评元帅的消息后，作为一个喜讯当面报告他，并把材料指给他看，以为他会高兴的，哪知他脸一沉，脱口而出：“评我大将，就是够高的了，要什么元帅呢？我只嫌高，不嫌低。”然后他又进一步向我严肃指出，“这都是低级趣味，今后不要议论这方面的问题了，没有什么意思。”
    其实，就军衔制本身来说，并不是“低级趣味”，关键在于，一个国家，在实行军衔制过程中，有没有搞成低级趣味。

李旧苗

    第六部分：军衔制的意义与授衔标准
    我国为什么要实行军衔制？军衔制的意义是什么？
    在西方（包括苏联），军衔制主要有二层意义，一是完善和强化军队制度，有利于统一指挥和管理；二是对军人全部贡献总和的综合评价和肯定。
    后一层意义，其实就是对于我军优良传统－立功运动的继承与发展，粟裕符合这一层。
    至于第一层意义，毛泽东曾安慰粟裕说：“你担的是大将衔，而干的却是元帅任务啊”，这里说的是历史上的粟裕。再谈当前，1955年授衔时，粟裕任总参谋长，按这个职位来说，授元帅衔，与苏联老大哥做对口交流，确有工作必要。对内，“军委要把重点放在总参谋部，依靠它去领导全军工作”(彭德怀语)，为了增强权威性，有利于统一指挥和管理，更有必要授予粟裕元帅军衔。因此，粟裕也符合这一层。
    由此可见，单就军衔制在西方国家的意义而言，粟裕是极为合乎条件的。陈毅则不幸地不符合任何一项条件，授衔时既不在军中当差，历史上又缺乏独立的战功。
    当然，你可以说，陈毅有资历，但是，资历本身，毕竟无法纳入“军衔制的意义”的范畴。相反，为了提高部队士气，还需要克服“资历”带来的不良影响。用《钟期光回忆录》中解放战士称赞“立功运动”时说的话，就是：“新四军真是赏罚分明，不象在我们国民党军队里，打了胜仗，好处是当官的，小兵子有吊子功劳。”如果把军衔制搞成资历运动，与国民党军队有什么不同？何以“赏罚分明”？如何激发部队士气？而且，这样的军衔制，是否构成对我军立功运动这样一个优良传统的背叛？
    在学习苏联、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过程中，苏联模式与我们的传统思想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毛泽东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其实，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对于“争军衔”，不应视为道德败坏的行为，如果大家都不争军衔，军衔就失去“荣誉”这一层意义了，其存在的价值就值得质疑。
    关键是在实行军衔制过程中，有没有贯彻公正、合理的原则，有没有真正成为军人功、历、才、德的综合体现。如果把军衔制、勋章奖章制度，搞成纯粹的论资排辈、打压某座山头、人踩人，那么引起争议是自然而然的事。
    我们并没有试图解决这种因为不公正而导致的争议，而是因噎废食，于1965年废除军衔制。免得影响同志之间的团结。与其部队因实行军衔制而搞得思想动荡，倒不如政治挂帅、以德治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1958年1月22日，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彭德怀说：“我军官兵都来自劳动人民，是接受人民的委托，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不应该向国家要求特殊的荣誉和待遇。”
    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打了那么多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要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要一场恶战，拼几年命。几年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不能按钟点计算时间，那还算什么道德高尚？靠物质奖励，重赏重罚过多是不行的。我们今后不要发什么勋章了。”
    1964年11月，军委办公厅发出《征求关于取消军衔制的意见的通知》，其中说：“我军的军衔制度，是照搬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过去没有这个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表面化，助长了个人名利思想和等级观念。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军民之间的团结。”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取消军衔制的决定，同日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公布实行。
    下面，再看看我国于1955年制定的元帅授衔原则。
    1955年2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里面规定：“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根据上面的条例来看，在中国，元帅授予二种人，一种是有资历的，一种是有战功的。
    粟裕符合评帅条件，符合第二条“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
    至于第一条，粟裕符合但勉强。最大不足在于，在十年内战中表现一般。粟裕开辟了浙西南根据地、苏南抗日根据地、苏中抗日根据地、苏浙军区，在我军将领中，算是开辟根据地、创建人民武装力量较多的。但这四块根据地均不能归入晋察冀那样的“骨干级”根据地之列，只堪与贺龙创建的晋绥那种小型根据地并肩。
    不过，粟裕亲手创建20、23、24、29四个军级部队，前三者均属三野头等王牌，在“人民武装力量”地位显赫。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粟裕勉强符合“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
    说不符合是不对的，20、23、24在共和国军队中均可进前十名，粟裕的这种建军能力，全军没几个人比得上，这样的地位，难道还不能算“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
    陈毅符合第一条“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十年内战时期，地位极为崇高，与粟裕差距悬殊。抗日战争时期在“创建和领导”方面，因过早离开华中，打了折扣，但其新四军代军长的身份，仍可与粟裕并肩。
    第二条，陈毅不符合。
    不过，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陈毅虽然符合第一条，同样是很勉强的。大家想想看，解放后的哪个军是陈毅培养出来的？陈毅培养出来的嫡系，就是粟裕的嫡系，是叶王陶，但实际担负培养工作的是粟裕，并不是陈毅。如同国民党74军，是王耀武培养出来的，若说俞济时培养，倒也可以，但勉强。所以我说，陈毅实际上连第一条都勉强。
    但话又说回来，依据条例规定，并未要求二条均得符合，方可授帅。因此，陈毅、粟裕均符合授帅条件，完全可以同列元帅。
    另外，为了维护条例的严肃性，条例不可能为“10人名额限制论”提供法律上的依据。
    因此，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陈粟均授元帅是可行的。
    考虑当前职务：
    粟裕在1954－1958年期间，任总参谋长，这是一个权力很大的职位，本该胜过名义上的上级、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但彭德怀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样，实权也在彭德怀之下。
    除彭外，罗荣桓是总政治部主任，略在粟裕之下，但考虑到中国党指挥枪的特殊国情，罗荣桓的地位很高，何况他还兼任总干部部长。刘伯承为训练总监部长，未到任，由叶剑英代理部长，均在粟裕之下。其他元帅，不过是中央军委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之类虚职。实职则是诸如体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军队系统以外的官职，或者军事院校职务。
    这样，1955年授衔时，就当前的工作需要、当前在军队系统中的地位而言，比粟裕更有资格授元帅衔的，唯彭德怀一人而已。
    不过，参考一下条例规定的授衔标准，我们就会发现，将领在授衔时候的职务，根本不予考虑。当然，这里存在一个双重标准：授衔时的其他职务不必考虑，可是军委委员的职务，却“必须考虑”!
    综上所述，1955年授元帅衔原则，具有二个特点：
    1、不考虑当前工作需要，不考虑当前在军队系统中的地位；
    2、不考虑当前所任其他职务，但军委委员的职务必须考虑。
    那么与历史的联系呢？大将、元帅级将领，所得到的军衔，与他在历史上，在军中的资历、地位、威望、战功，成正比还是反比？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说成正比还是反比。毛泽东说，“既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又要克服山头主义”(当然毛的山头除外)。这个问题贯穿了我军历史的始终，并在军衔授予过程中有所体现。
    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以楚汉战争作比，如下：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楚汉战争开始。
    公元前203年，韩信主动向刘邦索要“假齐王”，“假”者，代理也。跟粟裕的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职务差不多，而且都是以“鸠巢鹊居”的形式，把真齐王赶跑了，根据地也一样：都是山东。
    不同的是，刘邦很“大方”地授予韩信“真齐王”，粟裕则谢绝担任真齐王，只当假齐王。
    公元前202年，西汉建立，立即改封韩信为楚王，韩信在齐地威望很高，但在楚地，除留下“跨下之辱”的“佳话”外，并没什么威望。4个月后，又改封淮阴侯。
    公元前196年，韩信被杀。从西汉建立，到韩信被杀，仅隔六年。
    新中国从成立到授衔，同样隔了六年。结果是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以“不在军队工作”为借口，不授大将。粟裕则只授大将。这些，全是新四军的干部，对新四军这帮边缘人的打压，可谓狠矣。张邓粟谭是华中军区的四大巨头，张邓谭是闽西南根据地领导人，粟裕是浙西南根据地领导人，李先念则是西路军的军政委，没有一个不是党中央的边缘人。
    山头要一座一座地铲，不能四面树敌，先捡容易的下手，张邓粟谭的山头，就比刘伯承等人的山头容易铲平，因此刘伯承可以当元帅，张、邓却不可以当大将。当然，到1958年刘伯承也挨了批，1965年取消军衔制，打倒一切，更是撕去一切伪装，原形毕露。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对山头的“铲除”工作，并不是一些网友想象中的1955年授衔之后，才开始的。早在解放前，就已经有铲除山头的迹象了，要不然抗日战争中，八路军120师何以发展不起来？何以被调到名为保卫中央、实为贫瘠地区的晋绥？为何不用343旅保卫中央？
    一些网友之所以坚决认为“铲除山头”是1955年以后才开始的，主要原因在于，多数网友在十帅中有自己的拥护对象，作为“既得利益阶层”，就要极力维护1955年授衔的“清白”。至于是真清白还是假清白，那就顾不得了。
    奴隶主从来就反对奴隶起义，至于起义是否正义，是否受到压迫才被迫起义，是否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对此，他并不关心，他所关心的，只是这种起义是否触犯自己的利益。
    第七部分：任陈毅为华野司令员兼政委，是因为他的威望很高吗？
    首先表明我的观点：陈毅在华东(山东)建立“威望”，是从1947年1月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开始的，而不是从1946年1月担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开始的。陈毅的威望，是通过47年1月以后粟裕打胜仗得来的，而不是通过他自身的“资历”得来的。要得到更高的地位，中央的信任才是关键，资历并不是关键。
    粟裕的秘书鞠开，发表了《粟裕二让司令一让元帅授衔大将的真相》等一系列“挺粟”力作，受到了广大军史爱好者的欢迎，但也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作为一种妥协，他又写了篇名为《粟裕为何不愿当司令》的文章，完全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立场，将他过去站在品德的角度谈“让司令”，改为不是因为品德，而是粟裕不得不如此。
    文中写道：“粟裕说过，我让司令不是因为谦虚谨慎，是为了作战指挥上的便利”、“陈毅资格老威望高，粟裕会打仗，毛主席取他俩的长处，把他二人配在一起，绝妙。”
    反驳如下：
    如果“让司令”真是“为了作战指挥上的便利”，那么中央在1948年5月硬将陈毅调离，没有“取他俩的长处，把他二人配在一起”，抛开中央是否愚蠢不提，至少，华野从此就应该是屡战屡败，可事实却是屡战屡胜。不知这样的事实，可否抵得过鞠开的“雄辩”？
    同样是5个纵队攻击，孟良崮战役5个纵3天歼敌3.2万，伤亡1.2万，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淮海战役中攻打碾庄，5个纵队11天歼敌9万，伤亡3万人左右，也能坚持到底。可见，粟裕指挥打碾庄时，部队坚持时间之久、忍受伤亡之大、执行粟裕命令之坚决，都远远超过了陈粟在一起时的孟良崮战役。并没出现没了陈毅，粟裕就指挥不动(或在敌我双方意志的较量中，坚持不下去)的情况。
    粟裕的这种客套话，不但在对陈毅让司令时说过，在对张鼎丞让司令时同样说过。1945年10月27日，粟裕致电中央：“鼎丞同志不论在才、德、资各方面，均远较职为高超……对于执行党的政策与掌握，均远非职之所及……为慎重，更有利今后工作起见，特再电呈，请示中央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
    另外，鞠开本人就对陈毅不信服。
    据《粟裕首长二三事》作者：余力、鞠开、崔协详、俞杰、唐洪。
    该文中说：“1948年9月，济南战役胜利结束，这时粟裕首长又一次提出请陈毅同志回来的要求，我们很不理解，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埋怨情绪。首长对此颇有些生气，向支部建议搞一次‘共产党员应该争什么与让什么’的座谈会。”
    这里要问一句：鞠开自己为这篇文章签了名，不知能否代表他的意思？名字是否可以乱签？
    总的来看，鞠开的《粟裕为何不愿当司令》，定位定错了，在中央已经把陈毅调离的情况下，仍然要维护陈毅“陈毅资格老威望高，粟裕会打仗”这一论调，不但与中央调离陈毅的命令构成冲突，而且也无法在华野其后的战场表现中得到验证。因此，鞠开的这篇文章，其实并不难驳。
    但是，如果他换一种表达方式，那么，欺骗性就会大大增强，反驳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即：中央在1948年5月将陈毅调走，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已经不存在“粟裕指挥不动”的问题。但是中央在1947年1月任命陈毅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任命粟裕为华野副司令员，同样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任命粟裕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只任政委，就会发生严重的“粟裕没有威望，指挥不动”的问题。如果任命粟裕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将陈毅调到晋冀鲁豫野战军，担任副司令员，那么，“粟裕指挥不动”的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事实上，一些网友也正是这么认为的。
    反驳如下：
    首先，正面反驳：
    宿北战役发生在1946年12月，在华东野战军成立之前，就让我们看看，是不是如一些网友臆想的那样，“粟裕指挥不动，只好借助陈毅的名义，然后部队才执行命令”呢？
    宿北战役，淮海区第三中心县委和第三支队负责人章维仁回忆：前线指挥所设在阴平以西叶庄的一个独立家屋，一个有围墙的小院子，三间坐北朝南的新草房。走进草房，看到墙上挂满地图，粟裕站在一条板凳上，一手指点地图上的村庄，一手拿着电话筒，正在与前线的指挥员通话。他有时向站在左边的陈毅讲几句话，陈毅点点头，又接着通话。过了大约半小时，与前线指挥员通话完毕，陈毅转过身来，对章维仁说，我们这次布了一个口袋阵，戴之奇的整编69师已经被我军包围。他用手拍拍军服上的口袋，哈哈大笑说：这一仗是瓮中捉鳖，我们完全有把握在一周之内消灭他!
    据《宿北战役阵中日记》记载，从12月14日到19日，在战役进程中，陈粟发出的指令共34次，其中标明“陈令”、“陈示”的8次，标明“粟令”、“粟示”的14次，只标“令”、“示”的12次。另有陈粟致陈唐的指示信1件。
    粟裕的秘书徐玉田，在致《党史研究资料》编辑部的信中，提到如下几点：“鲁南战役时，粟带华野指挥机关在前线指挥，我当然在他身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陈老总这时不在一起，粟既关照战役全局，又着眼于焦点、关键。打枣庄时，他的确身体很好，没有生病。”
    孟良崮战役，据《孟良崮战役阵中日记和战后分析》记载，只有“粟令”，没有“陈令”。王必成在《怀念粟裕同志》一文中说道：“这次战役，从调动兵力创造战机，到战役实施的全过程，无一不是按照粟裕同志提出的方案实施的。”
    根据这些记载来看，早在华东野战军成立之前的宿北战役中，就已经是以“粟令”、“粟示”为主了，并不是一些人臆想中的，粟裕只是提出建议，陈毅采纳粟裕的建议，然后，再以“陈令”、“陈示”的名义下发给部队。上面的资料还显示出，宿北战役时，陈粟是在一起的，显然，如果将“粟令”、“粟示”改用陈毅的名义，客观条件是允许的。
    在客观条件允许的前提条件下，仍然以“粟令”、“粟示”为主，而宿北战役仍然取得了胜利，事实证明，没有必要将“粟令”换成“陈令”，即使使用“粟令”、“粟示”，部队同样会执行的。
    根据宿北战役的这种表现来看，在1947年1月任命粟裕为华东野战军员，陈毅任政委，是可行的。
    至于鲁南战役时，陈毅到底在不在前线，值得进一步研究。不过，陈毅曾说，“打起仗来我及时走开很重要，免得粟裕事事向我请示，贻误战机”，陈毅的话反映出一点，就是：打起仗来，并不是一些网友想象中的“陈毅千万不能离开，一旦离开粟裕就指挥不动”，而是赶紧离开。
    其次，再用归谬法的反驳方式。
    要证明“1947年1月如果任粟裕为华野司令员，陈为政委，粟裕就指挥不动”论调的“正确性”，就要论证二个问题：
    一个是逻辑问题，“因为你权力小的时候在指挥中有卡壳，所以你权力大的时候在指挥中有卡壳。”“因为你当小官的时候我不听你的，所以你当大官的时候我不听你的。”
    另一个是史料问题，要论证出这么一个“史实”：1947年1月前，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都是服从陈毅指挥的(作战部署是另一回事，不可混为一谈)。要论证一下，陈毅除了缺乏高明的战役部署之外，其他方面，和林彪是相同的。即“只有陈毅去了才可以把华东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统一起来”。
    (注：《林彪的这一生》，文中讲道：毛泽东对罗瑞卿说过：“受任于乱军之际，奉命于艰难之间，只有林彪去了才可以把东北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统一起来。”)
    反驳如下：
    参如下材料：
    陈毅之子陈昊苏说：“我父亲曾经说过，在华东野战军的军事斗争中，他主要是依靠粟裕同志进行战争的指挥工作，而他自己可能更多的是起了一个政治委员的作用。”
    《一个老兵心中的陈毅元帅》王昊　 上海文艺出版社
    381页：陈毅的秘书杜易曾经向采访者说过一件事：党的“七大”闭幕后，毛泽东找陈毅谈话，请闲居一年七个月的陈毅重返华东。陈毅起先不肯，说华东无事可做，不如去其他战场。毛泽东执意请陈毅回华东，对他说：“你到华东，什么事也不要做，只需呆在司令部，下下围棋，摆摆龙门阵即可。”
    根据上面的材料来看，虽然网友认为“只有陈毅去了才可以把华东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统一起来”，但陈毅本人却不是这样认为的，陈毅对自己的评价，比网友对他的评价，要低一些，他认为自己可能更多地起了政委的作用，而这正好验证了本人鼓吹的“粟裕司令员，陈毅政委”模式。
    另外，陈毅在返回华东前，担心自己无事可做，这个自我评价，比网友对他的评价，要低得多。
    与陈毅的观点相同，毛泽东同样不认为“只有陈毅去了才可以把华东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统一起来”，他对陈毅的要求，就是“什么事也不要做，只需呆在司令部，下下围棋，摆摆龙门阵即可。”
    下面，就来分析一下，陈毅的担心，是否杞人忧天？毛泽东对陈毅的“工作”如此看轻，是低估了陈毅的本事，还是将陈毅那二下子看得一清二楚？
    解放战争一爆发，陈毅就南下淮北了，这样，我们就先从华中说起。
    《华东战场参谋笔记》王德：
    泗县没有打好，二淮又没守住，华中分局的几位负责同志就把责任推到陈毅身上。他们召开了“七人批陈会议”（注：似指陈师庵会议），批评“不执行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指示”，这真是天大的怨枉！用一句地道的地海话说，那真叫“天晓得”！陈毅怎么不懂得集中兵力？！他又为什么不能集中兵力？！说起来还真复杂得很哩！好在陈毅肚量大，把罪过都揽到自己身上，虚心倾听着大家的批评与责问。
出人意料的，是在进行“七人批陈会议”的同时，饶漱石向中央提出“以粟代陈”，要把陈毅赶出华东。这时候，中央军委与毛主席对陈毅在淮北仗没打好，也有些不满，便提出了要派徐向前同志来协助陈毅指挥打仗。具体地说，就是拟派徐来山东负鲁南前线指挥之责，让陈毅负责淮海前线并统筹鲁南、苏中、胶济各前线，这一措施的真正含义，谁看了都会心里明白。陈总丝毫不从个人的得失、荣辱考虑，第二天就回电表示了欢迎来鲁主持。他还真心实意地等了二十多天，欢迎的电报发了又发，就是没见徐向前来。
不过，这些当时参谋们并不知道。有一天夜里，我在值班，陈毅同志走了进来，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我将来还是搞我的文化工作去好了……我们给中央说话也不灵了，提什么意见都不灵了。”我当时很惊讶，深深感到陈老总有情绪，也深为他处境之难而担忧、着急。
    其实，现在看来，我当时想到的、知道的，与陈毅初到山东处境之真正困难相比，还真是些鸡毛蒜皮。比如说，陈饶关系，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疙瘩。
    这里，不妨公开一个当时极高的机密：据“三野战史编辑室”的同志后来采访陈老总，听陈老总说：“毛主席面告饶：‘陈粟不可分，陈粟合则胜，分则败。’并交代饶亲自向下传达。不言而喻，这主要是针对饶漱石的。饶后来在莱芜战役时，在内部作了传达。这，再一次地挫败了饶漱石的阴谋。
……………………
    宿北战役后，陈老总的情绪特别好，有人说他高兴得甩了头上的帽子，情不自禁地说：“谁说陈毅老了，不能打仗！”
    分析：
    当时的华中分局，书记是邓子恢，副书记谭震林，组织部长曾山，常委是张鼎丞、粟裕、刘晓，不知该书所说的“七人”是哪七位？
    姑且不谈“七人”到底是谁，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华中分局没有一个人的资历比得上陈毅，而且在职务上是陈毅的下级。陈毅是华东局副书记，而华中分局隶属华东局。
    七人敢于批陈，表明，当时我党的民主作风还是很好的，华中分局干部对于陈毅较老的资历，和上级的身份，并没有象一些网友想象中那样看重。
    “七人批陈会议”发生的时间，大约在1946年9月20日二淮失守后、10月30日陈毅赴鲁南之前这段时间内。
    七人批陈和饶漱石有没有联系？
    杨尚昆在《回忆高饶事件》中说：“1946年底前后，北平军调处执行部解散，饶漱石（军调期间，任中共代表团书记，对外用顾问名义，叶剑英对外负责）飞回延安。我去机场接他，招呼他“小饶”。他就象没有听见一样，我追上前喊一声饶政委，他才答应。”
    宿北战役后，1946年12月23日，陈粟等致电中央：盼饶漱石仍回山东原职。
    根据上述史料来看，王德在书中把“七人批陈会议”与饶漱石结合起来讨论，是不对的，七人批陈时，饶漱石并不在华东。另外，王德在书中写道：“听陈老总说：‘毛主席面告饶：陈粟不可分，陈粟合则胜，分则败。并交代饶亲自向下传达’。”
    既然是“面告”，那么，时间上应为1946年12月，饶漱石从北平飞到延安后，毛泽东当面对他说的。然后饶漱石返回华东，传达了中央精神。不过，“听陈老总说”，这种表达方法，在可信度上就打了一点折扣，毕竟陈毅是当事人，利害攸关，王德所转陈毅的话，这里仅供参考。
    既然陈毅在华中名声扫地，那么山东呢？在山东，陈毅是不是如一些网友想象中那样，虽然战役指挥不佳，但以他“崇高的威望”，部队仍然服从指挥呢？
    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指示“山东以胶东对付青、潍，以渤海对付济南，其余鲁中、鲁南、滨海三区主力及新四主力全部南下”。
    依照该命令，山东军区4师、9师、10师、叶飞1纵，也应南下淮北。但最终，这些部队都没去，只有山东军区8师，以及原新四军部队2纵、7师，随陈毅南下淮北。
    这是怎么回事？陈毅的“崇高威望”到哪里去了？
    据《20军史话》：
    山东军区于7月4日命令第1纵队北上胶济线，“配合”鲁中军区部队寻机歼灭济南、潍县对进之敌。叶飞致电陈毅请示，陈毅只得同意1纵去鲁中“配合”作战，予进犯胶济线之敌以打击，“一个星期以后仍按原定部署南下，加入淮北战场”。7月7日，鲁中部队围攻淄博，1纵打援，吸引济南方向之敌来援，在运动中歼灭之。最终，鲁中部队攻击淄博未得手，撤退，敌人不来增援了。7月17日，1纵配合渤海军区部队打益都（青州），渤海7师围益都，1纵打援，计划运动中歼灭东线8军荣誉一师。但18日，攻城部队撤出战斗，敌人又不来增援了。
    二次围城打援都没打成，无仗可打，叶飞致电陈毅和山东军区，要求继续南下，执行中央原定的作战部署。陈毅立即回电要1纵南下，叶飞接电后于8月2日率纵队南下。不料8月3日山东军区来电：1纵停止南下，继续在山东内线作战。而陈毅又来电令催促1纵南下。叶飞决定服从陈毅，南下。8月12日，1纵到达临沂附近，山东军区再来电报，称敌人有进攻临沂意图，要1纵留在鲁南保卫临沂，并说已经通报了陈毅和中央军委，叶飞只好停止南下。从此1纵担负起了保卫临沂的任务。
    书中所说的“山东军区”是谁？陈毅本人就是山东军区司令员。
    当时，陈毅担任华东局副书记、新四军军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而华东局书记、山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山东军区参谋长陈士榘，均在北平军调处工作。山东军区副司令是张云逸，副政委是黎玉(兼山野政委)。
    可见，书中的“山东军区”只能是张云逸、黎玉。
    少了饶漱石，显然，陈毅在山东的官职是最高的，这一点，和1948年5月陈毅离开华野后，粟裕在华野的地位很相似，没人比自己官更大了。
    可是，根据上面的分歧结果来看，陈毅说话就不如张黎说话灵验。于是，陈毅最终能够带着南下淮北的，也就只有2纵、7师、8师。
    对此，你可以再作辩解，说张黎守土有责，因此不愿过多抽调部队南下。那台枣反击战呢？目的是保卫张黎的老窝临沂，这可是迎合了张黎“守土有责”的要求，这下张黎不会不配合陈毅了吧。
    1946年10月30日，陈毅率8师，离开淮北，回到山东。同鲁南的叶飞1纵一起，于11月10日展开台枣反击战，打了一个消耗战。战后，叶飞对他说：“你这个大司令比我这个小司令也大不了多少，我指挥3个旅7个团，你指挥4个旅10个团。有了打阻击的，没有打突击的；有了围点的，没有打援的；手里连预备队也没有，能打什么仗？！陈老总，我建议你，不要受各方牵制，集中三个纵队兵力在手里，就有办法寻求战机，歼敌一个旅或两个旅。否则，兵力不集中，什么仗也打不好！”［《20军史话》］
    由此可见，既使迎合了张黎守土有责的要求，陈毅仍然无法集中部队，陈毅的“崇高威望”呢？到哪儿去了？可见，陈毅此时没有足够的威望，把部队集中起来。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1947年1月，成立华东野战军，鲁中、鲁南、滨海三大军区的骨干部队，组建了3、8纵，加上叶飞1纵，正好三个纵队。也就是说，要让陈毅手里有三个纵队的强大阵容，只需把山东三大军区骨干部队集中起来就已经足够了，并不需要命此时留在华中、归粟裕指挥的山野2纵、7师北撤鲁南。此时，华中才是国民党进攻重点，如74师、11师、7军、25师、83师、69师，均在华中。除非我军打算放弃华中，否则，尽量不要管华中要部队。
    在陈毅内忧外患、指挥不动部队的同时，粟裕的人气指数却是直线上升，被延安总部发言人称赞为：“粟裕将军的历史，就是一部为民族与人民解放艰苦斗争的历史。今天，粟裕将军成了苏皖军民胜利的旗帜。”有意思的是，1958年批判粟裕时，粟裕还有一顶罪名，“在华中地区工作时，群众挂他的画像，没有制止。”［见吴欣峰《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炎黄春秋》2004年第一期］
    1947年1月2日，陈粟发起了鲁南战役，歼敌5.3万，战果辉煌。我军参战部队多达27个团，远较台枣反击战为多。
    不过，只有华野1师（8个团）是华中调来的部队，1纵、8师系台枣反击战的老部队，其他部队均为台枣反击战时，本可参战、但却并未参战的山东部队，番号如下：4师10团、9师、10师、滨海警备旅、鲁南军区特务团。
    当时，山东各军区领导如下：
    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委向明、
    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傅秋涛、副司令员郭化若
    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政委唐亮(陈唐已在山野任职)
    粟裕指挥的鲁南战役，他们都参加了，可为什么陈毅指挥的台枣反击战，他们就不参加呢？
    既然在山东、华中都无法驾驭别人，而军事指挥又有问题，这样看来，离开延安时，陈毅担心到了华东无事可做，还是有一定道理的，陈毅并非杞人忧天。毛泽东也不是门缝看人，而是符合陈毅的实际情况。
    事实上，10月30日陈毅北返山东时，只带了山野8师，山野其他部队（2纵、7师）均留华中，归粟裕指挥。一直留在山东的叶飞1纵又是粟裕的老部队。
    这也意味着，在12月15日宿北战役前，抛开陈粟共同指挥不提，粟裕单独指挥过的部队，在山野、华野所有部队中，占十二分之十一，只有8师那1万人，粟裕从未指挥过。试问，在粟裕拿到12张选票中的11张的情况上，他有没有资格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呢？
    当然，1947年1月成立的华东野战军，并不止原山野与原华野部队，还增加了3(主力师为原山野8师)、8、9、10纵。这些部队中，9、10纵，陈粟一样地陌生；8纵，陈粟一样地刚在鲁南战役中指挥过。只有3纵的前身8师，粟裕在指挥上，确实不如陈毅指挥的时间长。
    由此可见，在华东野战军成立的9个纵、27个师中，陈毅在“指挥”上，唯一比粟裕有优势的是8师，占全部部队的二十七分之一。
    这里提一提宋时轮。
    内战开始后，宋时轮一直担任山野参谋长。
    据《华东战场参谋笔记》：
    (泗县失利后)我如实是向了陈总反映了我们参谋同志事前曾向宋参谋长建议：“鉴于时值雨季，部队行动受阻，各准备不及，应考虑推迟发起战斗。”宋说：“司令员决心已下，不好再变。”陈总说：“呵？你们提了意见，我不知道。”但他马上转向话锋，说：“主要怪我的决心错了，可以不打这个敌人。事前也未开会讨论，征求各纵意见。我们过去打仗，只要时间许可，总是开会征求意见，充分讨论后作出决定，这次太草率了。”
    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泗县不是宋时轮坚持打的，而是陈毅坚持打的，主要责任，自然应由陈毅负责。但1946年10月陈毅挨批，却是宋时轮作为替罪羊，被免除了职务，调任渤海军区7师师长。以后为华野10纵司令员。就这个履历来说，宋时轮虽不见得“恨上”陈毅，但陈毅对华野10纵，很难有太大影响，
    一些网友，有二大坏毛病：
    一、一些网友的第一大坏毛病，就是：丑化解放战争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把解放军贬低成和国民党一样，极端重视资历。
    下面，就让大家看看，解放军有没有一些网友臆想中那样，“极端重视资历”。
    《钟期光回忆录》提到：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数十万指战员英勇奋战、流血牺牲的结果。他们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具有坚强的组纪律观念。为了共同的战役任务和战略目标，不同经历、不同地域、不同素养、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数十万人，聚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东野战军的战旗下，冲锋陷阵，克敌制胜，而个人的一切都不在话下。
    两广纵队政委雷经天，原是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的老上级。广西百色起义时，韦国清还是战士与共青团员，雷经天已任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和苏维埃政府主席。淮海战役中，两广纵队调归苏北兵团指挥，上下级关系易位，但在作战中雷经天同志自觉地服从命令听指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第12纵队政委李干辉，是大革命时期的营、团党代表，也参加了百色起义，任红7军军部宣传部长，资历比韦国清同志老得多。但第12纵队编入苏北兵团后，他们的关系很融洽，既是上下级，原则问题按命令指示办，又是战友关系，互相尊重，彼此合作得很好。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雷经天、韦国清的“上下级关系”易位，并不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磨合，才“彼此合作得很好”的。
    事实上，压根就没有磨合期!1948年2月，韦国清率华野2纵南下苏北的，与华野11、12纵一起，建立苏北兵团，韦任兵团司令。但此时广纵在粟裕直接指挥下，参加了豫东、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是雷经天、韦国清二人，头一次遇上这种尴尬事。在头一次遇上的情况下，二人就已经合作得很好了。
    由此可见，解放战争中的解放军形象，并没有一些网友想象中那样丑陋。
    再以八路军115师为例。林彪以前只是红一军团长，指挥三、四千人，现在指挥1.5万，大部分部队他没有指挥过。这一点，他不如粟裕。
    排除陈粟共同指挥，粟裕单独指挥过的部队，在原华野、山野部队中，就已经占到了十二分之十一。如算上和陈共同指挥，包括华东野战军成立前的宿北、鲁南战役(陈毅可能还不在前线)在内，这样，在1947年1月组建华东野战军时，粟裕指挥过九分之七的部队。而林彪任115师师长时，只指挥过115师所属四分之一的部队。
    由此可见，1947年1月任命粟裕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条件，比1937年8月任命林彪为115师的条件，要好得多。
    对于115师，最符合一些网友迷信的“资历原则”的任命，应该是这样的：
    师长：朱德，副师长(即政委)：毛泽东
    343旅旅长：彭德怀，副旅长：林彪
    344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空缺
    但历史上对115师的任命，完全违反了一些网友所迷信的“资历原则”，如下：
    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
    343旅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
    344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有没有因为“指挥不动”，而成为常败将军呢？
    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1937年11月，广阳大捷，1938年2月负伤，返回延安，后赴苏联养伤。可见，林彪并没有成为常败将军。
    罗舜初在东北民主联军3纵的地位，比陈毅在山东的地位高得多，罗舜初自抗日战争起，就是3纵前身部队的老领导了，而陈毅在抗战中和山东军区不搭边。
    如果按照一些网友迷信的“资历原则”，那韩先楚无论如何不配担任3纵司令员，只能是罗舜初为3纵司令员兼政委，韩先楚为3纵副司令员，实行“在罗舜初领导下，战役指挥由韩先楚负责”模式。
    而林彪任命罗舜初为民主联军3纵政委，韩先楚为3纵司令。但3纵并未因此而成为一支屡战屡败的部队。
    二、一些网友的第二大坏毛病，就是严重的军阀主义思想，对我军三大民主作风怀有刻骨的仇恨。
    觉得上级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你们就是一群没有脑子的战争机器，不能有半点异议。
    比如，孟良崮战役时，许世友对粟裕说：“你们当官的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卡一卡的，我们当兵的是两条腿！”
    在一些网友看来，就觉得，粟裕指挥不动啊!好象部下发句牢骚，就能上纲上线到“指挥不动”这个高度上去。
    反驳：
    一、许世友讲的是“你们当官的”，并没把陈毅排除在外。
    二、作为一名勇将，对上级指示不理解，是很正常的事，也是三大民主所允许的。中原突围时，中原军区1纵1旅2团长钟发生对于一味避战、疲劳行军很有意见，指着旅长皮定钧的鼻子骂：“怕死鬼！敌人来了，老子干他！”是否能证明，钟发生对皮定钧“不服”呢？事实上，钟发生恰恰是皮定钧多年的老部下!而且在钟发生骂了皮定钧后，吃过饭，照样执行皮定钧的继续行军命令。而不是一些网友想象中的，“他骂了皮定钧，决裂了，当然不会服从皮定钧的指挥了。”
    长征路上，会理会议前林彪说：“尽走弓背!尽走弓背!不会走弓弦吗?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林彪说这番话，是否能证明以毛泽东的威望镇不住全军，遵义会议是错误的呢？显然不能，部下发牢骚是很正常的，不能随便理解成“镇不住”。而且发牢骚和不执行命令是二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三、粟裕也未将这种睚眦小事放在心上。
    据本论坛版主jhealth所说：父亲1967年在粟裕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两个月，在国防科工委系统支左。粟裕和周恩来是我父亲现在最敬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过，听父亲说，粟裕没事时爱讲许世友的故事，讲得眉飞色舞。粟裕讲许世友的故事，不仅讲他战争年代的抗命，还讲他文化大革命怎么对付造反派，对付毛泽东和林彪。
    另据本论坛网友青山依旧风雨中所说：解放后，许对粟还是尊敬的，58年粟倒霉后，有一次粟让许帮忙一件事，许立即关照部下，粟总长交代的事一定要办好，而此时粟已经不是总长了。
    下面，就来分析一下，为什么陈毅在没有粟裕的时候，指挥不动部队？
    其实很简单：砧板再好也是用来打铁的，光靠嘴说、打仗不行，还是无济于事。
    如果说，陈毅指挥不动山东部队，是因为抗战中没指挥过山东部队的话，那么，林彪呢？林彪在这一点上，比陈毅有优势。东北民主联军多数高级将领，是他抗战中的老部下，长征时也在一起。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当林彪打败仗时，有没有通过他的“崇高威望”，来实现“即使打败仗，部下仍然服他”这样一种一些网友期盼的理想境界呢？(其实就是愚兵政策)
    《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
    他（林彪）首先乘坐的是一辆吉普车，才行驶40公里就抛锚了。后来换乘政治部的大汽车。一路上，他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干部中发牢骚的人很多，甚至有人当着他的面埋怨“瞎指挥”。林彪闭目养神，对此充耳不闻。
    有一天晚上，前指在一个村庄宿营。林彪到作战处去交待任务，发现屋里正议论纷纷。李作鹏对参谋们说：“现在部队人对林总意见很大，说他到莫斯科吃了几年洋面包，连仗都不会打了。”几位参谋也附和说：“说林总怪话的多啦！说常胜将军变成撤退将军和逃跑将军了。”
    林彪在门外听得清清楚楚，脸涨得通红，几次想踹开房门，质问这些怪话是从哪里来的，造谣的都是哪些人？可他最终还是以咳嗽声打断了参谋们的议论。如果不是要及时向他们下达指示，他宁愿转身离去。他对普通干部战士的议论是不在意的，但是无法容忍高级干部也有人在他背后“犯自由主义”。
    由上面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林彪并没有达到那种“理想境界”。
    据《传檄到中原》：
    (1948年5月)这个一方面的实质是：实际上是将陈毅调离华东，并且免去了他对军队的指挥权——军权。军权，这在中国意味着什么，毛泽东阐发得最透彻。陈毅在1932年1月，调任省军区工作，一直没有多少能打仗的部队好指挥，可他还是正职：军区司令员、支队司令员。直到黄桥一战，打开了华中局面，才赢得军事上的声誉。代军长、军长、华东军区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饶漱石只是华东军区政委，野战军陈毅是军政全权。对这，陈毅不能不有所感觉。
    这里也可以看出，黄桥一战，仗是粟裕打的，但“军事上的声誉”却划归了陈毅，其原因就在于他是正职。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陈毅在华东的威望，是通过陈毅担任正职、粟裕打胜仗而实现的，而不是通过陈毅自己的“资历”实现的。因此，陈毅实际上是把本该属于粟裕的“威望”窃取了。用《钟期光回忆录》上解放战士的话说，就是：“打了胜仗，好处是当官的，小兵子有吊子功劳”。
    这也意味着，假如中央在1947年1月，任命粟裕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根据“好处是当官的”原则，军事上的声誉是粟裕的。因此，这种任命是可行的。

李旧苗

    第八部分：“粟裕司令员+陈毅政委”才是华野最佳模式
    下面分析一下，陈毅担任粟裕政委的可行性。
    早在黄桥战役时，陈毅所担负的实际职能，就相当于粟裕的政委了。陈毅为新四军1支队司令，粟裕为2支队副司令；陈毅为江南指挥部总指挥，粟裕为副总指挥；陈毅为江北指挥部总指挥，粟裕为副总指挥。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粟裕为1师师长，后兼任6师师长。陈毅去延安整风，粟裕任苏浙军区司令员。
    按照陈粟的这种历史渊源来看，如果将陈粟关系调整为司令员与政委的关系，算不上是领导制度上的重大变革。粟裕的升迁幅度，比林彪由红一军团长，升任八路军115师师长，还要小一些。无非是相当于林彪从红一军团长升任343旅旅长。对于这种调整，陈毅会拥护的，陈毅其实并不是一个太过斤斤计较的人，在党内，一直蒙受打击，特别是通过延安整风，早已暮气沉沉，失去了锐气。
    下面，就将“司令员加政委”模式，与历史上的“在陈领导下，战役指挥由粟负责”模式，做一下优劣的比较。
    说到指挥制度，古人云“将权贵一”，又云“孙吴之所以能制胜天下者，用法明也”、“非有赏罚，孙吴不能以为将”。解放军的军事指挥制度与古人略有不同，普遍采用“司令员加政委”模式，接近“将权贵二”，但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将权贵二，因为司令员在军事指挥上的权限，仍然是很大的。
    我军这种模式，单从军事的角度，未必有什么合理性。不过，我党一向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从这个角度讲，任命擅长团结同志、长于思想动员、对党忠心耿耿、但不善打仗的陈毅为政委，非常合乎情理。而林彪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东北局书记，彭德怀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都是典型的将权贵一。
    “在陈领导下，战役指挥由粟负责”，这种我们历史上奉行的模式，绝不是最佳模式。
    因为，采用“司令员加政委”模式，意味着赏罚、军法、战役指挥均掌握在粟裕手里，陈毅负责的是中央命令的贯彻执行，以及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通常处于辅助地位，但有最后决定权，在党内的地位也比粟裕要高。
    而采用“在陈领导下，战役指挥由粟负责”模式，意味着赏罚、军法、中央命令的贯彻执行、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全都掌握在陈毅手里。粟裕处于辅助地位，但是，作为战争核心的战役指挥，却要掌握在粟裕手里。
    如果“战役指挥”是一门孤立、单一的学问，那么这种任命是可以的。遗憾的是，战役指挥恰恰是一门综合性科学，涉及到部队平时的管理、训练、干部任免、情报的掌握，这么多问题，绝不是单凭“打起仗来我及时走开很重要”、“粟裕看地图时，任何人不要打扰”，就可以解决得了的，进行二人军权的再分配，在所难免。
    坚持这种不合理的模式，就使得客观上出现了“外行领导内行”、“陈毅有权无责，粟裕有责无权”的现象，大大增加了粟裕取得战役胜利的难度，又造成了陈毅权力上的浪费，备而不用。郭化若曾说：“解放战争中粟裕同志的指挥环境是各个战略区领导中最差的”，在我的理解，就是指这种陈粟关系的模式不合理，需要进行改革。
    粟裕指挥环境差，除粟裕权力不够大之外，可能与陈唐也有关系，宿北战役后的12月22日，陈唐致电中央，建议山野回援鲁南，华野仍留华中。
    这个建议本身，是很可取的，如果说有缺点，那么有二个：一个是单独山野北上，兵力还少了点，后来的鲁南战役，华野1师也北上了。另一个是，战争是敌我双方将领斗智斗勇的搏斗，具体说来，就是粟裕与张灵甫的较量，陈唐的耐心不足，不够持重。
    当时，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命令占领涟水的整74师及7军171师向北进攻，并限其于12月23日攻占沭阳。关键是张灵甫是否执行这个命令，如果执行，就为我军乘其冒进之机，歼其于运动之中提供了可能。粟裕就是要等张灵甫这么做，等敌人露出破绽。没有足够的耐心是不成的，没有耐心，鱼就不会上钩，这就是为什么在陈唐向毛泽东提出放弃寻歼74师、北上建议后，毛泽东没有表态支持、陈毅粟裕同样没有表态支持的原因。关键是“耐心”二字，后来的莱芜战役，在王耀武命李仙洲集团北上时，如果我们不是坚持隐蔽开进的计划不变，而象某些人建议的那样，迅速出击，那么莱芜战役就只能歼其尾巴，根本无法打成大歼灭战。正因为我们坚持继续隐蔽开进，这才使得王耀武再次上当，命李仙洲南下，陷入我军包围。是役，充分证明了耐心、持重待机的重要性，也证明了战争就是敌我双方将领的较量。
    鲁南战役前这次作战计划的分歧，也是如此，粟裕一直等到12月24日，才放弃寻歼74师计划，和陈毅一起致电毛泽东：“74师迟援，我决放弃歼击，留部队钳制，主力回援鲁南并相机收复淮北。”毛泽东复电同意。
    如果粟裕12月22日没接受陈唐的北上建议，而导致鲁南战机丧失、鲁南战役打不成的话，那么陈唐22日的北上建议电报，还是有一定的“先见之明”的。但事实胜于雄辩，后来粟裕北上指挥的鲁南战役，歼敌5.3万，并没有因为拖到12月24日才北上，而导致鲁南战役打不成。可见粟裕对于鲁南、淮北之敌战机、敌将心理、风险、收益的综合分析，还是比较全面的。
    还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接受了陈粟的北上建议，但复电的语气是“似”、“宜”，而不是“甚好甚慰”。如果是后者，言下之意，粟裕啊，以前你错误，现在总算改过来了。但事实是前者，则表明，毛泽东不愿意陈唐的那份“蔑视领导，私自上书”的电报，在陈粟心中留下阴影。还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这份复电里面，指定的收件人中，并没有陈唐，也就是说，毛泽东不想太过支持陈唐，使他俩太过嚣张。该电如下：
    12月24日，毛泽东复电：“陈粟谭，张邓并告张黎：敬电悉。主力似不宜分散，如放弃74师不打，似宜集中25个团（包括4师、9师、10纵、警旅在内）左右兵力于鲁南地区，歼灭26师，迫退冯治安部，然后相机出淮北较为有利。如何，请按实情办理。军委  敬亥”
    本来，陈唐的建议虽有缺陷，但是可取的，关键是越过陈粟、直接向中央发电，太没组织性、纪律性了!好在中央掌握了火候。不过，陈唐私设电台，只怕是毛泽东授权的，也不知陈唐的电台后来撤掉没有。就这件事来说，粟裕在华东的环境也差了些。
    说陈唐“服陈毅不服粟裕”，是不对的，毕竟粟裕是华野干部，而电台建在山野，山野司令员是陈毅，不是粟裕。就算陈唐不服，也只能是不服陈毅，私设电台，只能是打陈毅的小报告。只不过后来，粟裕来到山野，适逢其会而已，粟裕以第三者的身份，见识到了山野司令部内部相互不信任的景象。
    记不清哪本书，描述过七月分兵前华野内部分歧的情景，看后感觉就是：陈士榘是一派，主张出击；粟裕是一派，觉得出击把握不大，陈毅倾向于陈士榘一派，但粟裕不表态，他难下决断。随后，中央于6月29日来电，建议分兵，于是陈士榘派占了上风，陈毅也拥护，就分兵了。如果当时粟裕是华野司令员，陈士榘又怎么占得了上风？可以说，当分歧到来时，“拍板权”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让没有拍板能力的人掌握了拍板权，就会做出错误决策，进而打败仗。
    当然，中央29日那份电报，不象以前的电报那样，充满了“似”、“宜”之类字眼，而是很明确，这也构成华野执行分兵命令的一个原因。但陈毅作为司令员，没主见，也是不对的。
    遇上七月分兵这种重大分歧，可以说，“在陈领导下，战役指挥由粟负责”模式的不合理性，暴露得淋漓尽致，陈毅是“大老板”，但他没有决策能力，他的决策，在粟裕、陈士榘、中央三者间晃来晃去，最终选择晃向中央，但当中央错误时，他就要跟着错了，无法象粟裕在苏中战役时那样，纠正中央的错误。这样一来，他在内外线均失利的情况下，于1947年8月失宠，从此三天二头离开华野，一会儿去渤海，一会儿去晋冀鲁豫，一会儿去陕北，也就成为必然的事了。
    1948年1月，陈毅在杨家沟写诗“稳渡长江遣粟郎”后，回到濮阳又被粟裕说服，如此没有主见，这样的“司令员”，中央就更加不满。这才下令陈粟均去城南庄，而不是下令持异议的粟裕一个人去，原因是中央有心调动他的工作。
    据《传檄到中原》：“中央有人说：‘陈毅在山东，很多有能力的干部他没有充分用起来，很多事情他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结果这些事情没有做好。’而这人和饶漱石的关系密切。”
    以常理分析，书中此人，应指刘少奇，这句话的意思同饶漱石一样，主张以粟代陈。刘少奇的话确有一定道理。在陈粟模式不合理的情况下，将陈毅赶走，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这就是1948年城南庄调走陈毅的背景。
    陈毅到了中野以后，淮海战役期间，有些挤兑华野。攻打宿县时，华野3纵的攻坚能力，早在洛阳战役中，已经显示出胜过中野最强的4纵。但此时，陈毅宁可把华野3纵的炮火调拨给中野3纵，也不愿使用华野3纵攻城。
    其实，以陈粟良好的个人关系来说，本不需要结成这种“你死我活”的关系，完全可以实现“双赢”。就是：1947年1月，成立华东野战军，任命粟裕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为政委。
    从成立华野那一天起，中央就错了，对陈粟指挥关系定位错误，导致了陈粟指挥关系上的深刻矛盾，再好的个人关系，都难以化解工作中出现的这种指挥关系上的矛盾，进而导致中央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将陈毅赶出华野。而这种行为，又为1958年时机到来时，陈毅对粟裕进行集中批判，埋下了伏笔。
    第九部分：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对粟裕的态度
    上面说了，要得到更高的地位，中央的信任才是关键，资历并不是关键。那么，中央对粟裕的信任度如何呢？
    粟裕南昌起义出身，井冈山的老兵，根红苗正，出身还是不错的。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没参加长征，而且延安整风、七大召开期间，也未象其他军事干部那样，赴延安一行，长期在一个远离中央的战区，指挥作战。1944年11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浙军区，任命粟裕为司令员。11月26日又指示：粟裕南进后，统一指挥江南斗争。 12月27日 率领新四军第一师指挥机关、3个主力团和地方干部近万人渡江南下。如果没有这次南下，而是去了延安，对他以后的仕途，会有很大帮助。
    粟裕和中央领导干部(除刘少奇)素无往来，和主力红军中的那些高级干部相比，在这一点上，存在先天上的劣势。和毛泽东本人更是天各一方，长达17年之久。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粟裕这“远水楼台”，就只能用战功，来弥补先天存在的劣势了。
    1945年6月，在七大会议上，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委员44名，候补委员33名，粟裕只是一名候补委员。而林彪，不但是委员，而且得票数名列第六位。充分显示出林粟在中央地位上，极为悬殊的差距。但这种“差距”显然不是能力上的，而是人脉上的。人脉在中国有多重要？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
    1945年11月，中央任命粟裕为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而且还一度打算任命他为苏皖(华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在华中如此显赫的地位，就更凸现他在中央地位的低下。
    “在野”可得高分，“在朝”只得低分，但官职毕竟是“朝廷”给予的，这样，粟裕的升迁幅度慢些是自然而然的事。
    1948年4月25日，陈毅在华东野战军高干会议上说：“粟裕是多年受委屈的，是提拔得最慢的一个。他受过人家的打击，决不会打击人家。”
    其实毛泽东对粟裕的军事才能，一向极为欣赏，早在1944年车桥战役后，毛泽东就说过：“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但欣赏归欣赏，对于粟裕这样一名十多年未见的远房亲戚(井冈派)，他还是有所保留。
    于是，1947年1月，毛泽东任命“下下围棋，摆摆龙门阵即可”、对中央命令坚决服从(延安整风中被整得没脾气)的陈毅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任命“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的粟裕为副司令员，从而创造出“在陈领导下，战役指挥由粟负责”这样一种在我军既不通用、也不科学的管理模式。这实际上透射出毛泽东把军队视为“命根子”极为珍惜的心理。用韩信评价项羽的话说，就是“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象苏联的华西列夫斯基那样，二年半时间里少将变元帅，放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据《苍松劲草：粟裕研究笔记》：1948年4月30日，粟裕五天时间，昼夜兼程从濮阳专程赶到西柏坡，至毛主席城南庄驻地报到。据当时在场的警卫员李银桥、阎长林说：毛主席一改会见党内同志不迎出门外的习惯，大步走到门外，同粟裕长时间握手。连朱德、周恩来这些老同志都颇感意外。毛主席激动地说：“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17年了啊，有17年没有见面了吧。”
    1931年11月赣南会议撤消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开始在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执行王明“左”倾错误，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领导。而粟裕11月调任红4军参谋长，后调红军学校任学学员连连长，时年24岁，后参加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此与毛主席没有见面机会，直到城南庄会议讨论粟裕斗胆直呈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的建议。
    1948年5月7日，城南庄会议结束。5月9日，中央发出《华北、中原两解放区的辖区和人选》通电：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
    抗日战争中，陈毅也当过新四军代军长，但那毕竟是在叶挺被捕入狱的条件下，而粟裕在陈毅身体状况良好的条件下，“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就让人难以接受了。
    陈毅知道自己被调往中原，大约是5月5日的事，此后，一直拖到5月30日，才前往中原军区。在这期间，粟裕有二十多天的时间向中央进言，如果他真想挽留陈毅，时间不可谓不充分!
    而陈毅也确实有点“赖”着不走的意思，以至于5月21日，毛泽东发来一道催命符，“陈毅不参加此次作战(注：指豫东战役)，应尽可能迅速地偕同邓子恢及大批干部去豫西和刘邓见面，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
    其实，早在5月9日，中央已经将陈毅的调令通电全军，这份电报本就是多余的。只因陈毅滞留濮阳，迟迟不动身，才出来这么一份在后人看来纯属画蛇添足的电报。
    另外，该电说“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
    “经常工作”，通常是指管理军区部队、民兵，和张云逸在华东的工作差不多，这样就把陈毅在中原野战军的具体工作，也给免掉了，使得“中野副司令”成为一个纯粹的虚职。更不用说“协调华野和中野的作战”了，那是后来的事。单就5月21日的这份电报来说，中央对陈毅在中原工作的定位，是比较低的。
    更“狠”的是，5月25日，中央把后勤部长杨立三派到濮阳，和陈粟一起安排将华野4700名干部精简到中原军区。杨立三来之前，中央有没有交待他催陈毅快点动身？不好妄断。中原是个新建军区，需要大批干部倒是真的，刘伯承曾说这些干部可抵十万兵。
    5月29日，陈毅以一种拖沓冗长、读来非常晦涩的手法，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立三来此谈了解决经费后方冬衣诸问题的情形所有问题俟我到中原会刘邓后再商报此去不了解当地状况有否把握待努力，如仗打得好则问题易于解决我在濮阳作了许多报告传达中央指示三条方针尔后即清理去南方的干部现已弄妥明日即西去毫无企图留部队之意并望将来能随军入川”。这时的陈毅，没想到自己将来还有回华东、任上海市长的一天。
    在行军的路上，这4700名干部心情十分抑郁，觉得自己是被华东军区排挤出来了，陈毅就以切身感受，教育他们，要服从党的指挥。尽管自己心中也不好受。换了任何人，此情此景，心情都不会好的。
    粟裕有没有在5月30日陈毅动身之前，再次致电中央，挽留陈毅？或提出自己任司令员、陈毅任政委的建议(这样就可以把陈毅留下了)？未见史料记载。不过，在此之前，陈粟在工作中，屡有分歧，粟裕也曾据理力争。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中央将陈毅调往中原，粟裕可能是有想法的。
    据《传檄到中原》，在谈到“渡江跃进”时，本书写道：在山东时，他俩为了分兵的问题曾昼夜争论。粟裕对分兵很有意见，对远距离外线出击的做法不理解，那是他对当时大局的紧急了解不足的缘故。但即使如此，粟裕的意见也有正确的部分：分兵的时机，分散的方向和程度，不是没有缺点。分兵后的被动状态至今如在目前。如今粟裕的思路与那时大致一样。
    第十部分：战绩最好的野战军，同时也是差点被撤销番号的野战军
    华野在组织上，源自新四军。而新四军又源自南方八省游击队，并非主力红军，可谓“其身不正”。另外，华野虽不象中野那样老底子即是红四方面军(5兵团除外)，但高级指挥员却以原红四方面军将领居多，陈士榘那样的井冈派倒成了稀缺品。如果华野力量较弱，倒也不会引起毛泽东关注。毛泽东原本就没打算把华东部队建成我军最强的军事力量，他一开始就把最大的希望放在东北身上。
    1945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名为《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的重要讲话：
    “最近时局发展很快，自从苏联出兵、日本投降后，三个月来有点手忙脚乱，国共两党加上美国都是如此。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列车上了轨道。过去的游击部队正组成强大的野战军。再就是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派遣去东北的干部已在路上的就超过三万，彭真来电说已收到三千人，不包括山东去的。我们组建的野战军，算上已经走的和部分正在走的有：聂荣臻第一野战军原定七万人，现在不到七万；贺龙三万人，现在也不到三万；刘伯承七万；陈毅七万；李先念三万；粟裕五万。关内这六大军区，加上东北一个军区(林彪二十万)，共七个大军区。六大军区三十二万野战军，东北算二十万，共五十二万，再过几个星期，组建工作大体可以完成。
    派十九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已到九万，正在走的十万。已到李运昌部一万、沙克部二千、曹里怀部二千、黄永胜部四千、刘转连部五千、杨国夫部七千、梁兴初部七千、萧华部二万、万毅部一万五千。黄克诚部三万五千，几天后就出关。李运昌到得早，部队已扩大为十万。现在山海关正在打，已打了一星期。从时间上我们还能争取本月的最后十八天，因为本月底苏军就要撤走了。黄克诚部如到锦州，这一线老兵就在六万以上。在葫芦岛、营口，国民党军今天还未登陆，可能不登了。仗只在山海关打，时间是完全有的。蒋介石准备空运部队，但美国不出飞行员，苏军不走也不能空运。两星期内我们如能在山海关坚持住，葫芦岛、营口国民党军队不登陆，争取到这两条，我们就有办法。沙克以满洲人民自卫军名义不许美国中将巴贝登陆，他们就没有登陆。最近两星期是一个关键。
　　我们控制东北的可能性在增长。国民党军在葫芦岛、营口没有登陆，按苏军是允许他们登陆的。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要求共军撤退，苏军说这是中国的事。以后他们也可能登不了，只有山海关还能坚持争。国民党的兵力尚未集中，平、津要守备，石家庄那里的五个师又手忙脚乱。他们利用空隙进入石家庄五个师、进入济南两个师，但现在都动不得。现在他们计划从北平运一个师到长春，但天津司令部说共军在那一带有十万兵力，不能运走。现在他们顶多可能运三个军。
　　东北的事情，我们只能做不能说。现在有一部分政权我们接收了，枪接收了十二万支，还有些炮，工厂也接收了一些。再有一两个星期，苏军撤走前，必须接收完。接收要有人有兵，现在真正在沈阳附近接收的不多，那方面很紧张，正在进行争夺战。现在差的是长春、哈尔滨，要有个把团，待苏军一走我们就接收。
　　我们正在调动十万兵力，罗荣桓部四万，叶飞部二万二千，谭政带五千，杨得志部二万二千，陈赓部一万二千，共十万零一千人，准备夹击国民党军。现在用海运，每次六千人，三天一次，迄今没有遇到过危险。东北三千多万人口，我们去了这么多干部和兵，也差不多了。”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兵力在全国分布情况如下：
    国民党共有86个整编师（军），其中：徐州绥署有23个整编师，东北保安司令部7个军。郑州绥署有17个整编师，北平行辕有11个整编师。
    1946年10月到1947年8月，各战区我军兵力变化情况：
    1、东北民主联军之野战部队由14.8万上升到24.5万；
    2、晋绥野战军由3.6万上升到6万；
    3、晋冀鲁豫野战军由12万上升到26.8万；
    4、华东野战军由14万上升到27.5万；
    5、晋察野战军初期不详，后为8.5万。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二卷］
    解放战争第一年，全军共歼敌112万，其中，华东43.4万，晋冀鲁豫28.7万，东北17.5万，晋察冀14.4万，陕甘宁晋绥7.4万，中原李先念部0.6万。单计正规军，全军共歼敌78万，其中华东37.4万，晋冀鲁豫15.4万，东北13万，晋察冀6万，陕甘宁晋绥5.9万，中原李先念部0.3万。［《解放战争战略防御 [专著] : 综述大事记重要战役简介表册图片参考资料 》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委会著 ］
    由此可见，华野在第一年就“摸”中了大奖，实力最强、战绩最好。在这种情况下，华野“南方八省游击队”、“红四方面军”的不良背景就要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了。尤其后来，中野通过跃进大别山，受到很大削弱，而西野早在八路军120师时期就已经受到严重削弱了。
    唯独华野，作为原来的新四军部队，实力本不算强，尤其在黄克诚部北上、李先念部基本丧失之后，但现如今，纠集山东未赴东北的余部，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就结成了一股庞大的力量。在南京政府的眼皮子底下，居然还能这么强悍，确实有些出人意料。
    毛泽东对华野的态度，也很值得玩味。
    1946年10月15日，毛泽东致电陈粟：“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于二至三个月内，歼薛岳部七到十个旅，就一定能扭转局势。……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由粟负责……扭转局势主要靠你军与刘邓军。”(注：请注意这句)
    1946年10月29日，毛泽东致刘邓：“于今后三个月内歼敌八九个旅。”
    1947年1月11日，毛泽东致林彪：“关内几个主要战场，我军开始取得主动，并日益发展成为大歼灭战。蒋介石的主要力量（薛岳80个旅，顾祝同30个旅，胡宗南24个旅，共134个旅）大批被歼灭。全国计算六个月零十天，已歼正规军51个旅，至7月可能歼100个旅左右，根本转变敌我形势。在此情况下，迫使蒋以全力对付陇海线各战场，不可能向东北增兵。只要你们能利用一切方法将杜聿明现有力量（5个军15个师及技术兵种、保安部队等）加以削弱，例如平均每月歼敌1个师（相当于关内的旅），一年歼敌12个师以上，就可使自己转入有利地位。如此打二三年（因敌被歼后又可补充），就可以根本转变敌我形势，并建立巩固根据地。”
    分析：
    东北野战军兵力仅比华东野战军稍逊一筹，而装备尤胜之，但歼敌任务，华东是“二至三个月内，歼薛岳部七到十个旅”，东北却是“例如平均每月歼敌1个师”。这是什么比例？难道说东北国民党军兵微将寡，仗反而更加难打了？毛泽东又说“迫使蒋以全力对付陇海线各战场，不可能向东北增兵”。
    这些电报，归结到一点，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华东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打烂，东北野战军强大。
    (顺便说一下：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地位，和华野、晋冀鲁豫在解放战争中的地位相似，实际上就是与美军鹤蚌相争；苏联则和东北野战军的地位相似，即为渔翁得利。1950年10月，彭德怀在抗美援朝问题上，一语道破天机：“我们现在不要怕打烂，要有打烂后后再建的精神，准备长期战争，准备打烂。我们把美帝国主义拖住，使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迅速建设，最后必然是美帝削弱，苏联强大。”［《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王亚志的《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前后的一些情况》］)
    1947年9月3日，毛泽东致电陈粟(指挥华野西兵团)：“你们应从根本上改变依靠后方接济的思想。刘邓已实行无后方作战。陈谢亦决心深入敌区，准备与后方隔断。你们的胶东、渤海都成了前线，决不可希望仍有过去一样的接济，对晋冀鲁豫亦不可要求过高过大。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而战斗意志愈打愈强（彭副司令所部就是如此），俘虏兵即俘即补，重炮不要带去，不要怕后方被敌切断，勇敢地向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进军。你们各纵过去依赖后方补给心理太重，你们自己亦反映了此种心理，望你们迅速转变，适应新形势。军中要禁绝怕牺牲，怕吃苦，要带大部队，要求大休息，每日叫苦连天等等错误思想。”
    1747年7月23日，毛泽东要华野1、4纵跃进到闽浙赣、1948年1月27日要华野1、4、6纵跃进到闽浙赣。粟裕在1948年4月18日提出了粟兵团暂不渡江跃进的建议，军委在城南庄会议上，接受了粟裕的建议，并于5月5日发出通电：“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
    1948年2月2日，毛泽东亲笔写了一个手令，交给当时正在杨家沟的陈毅，如下：
    东南野战军：
    司令员兼政委：陈毅
    副司令员：粟裕
    副政委：邓子恢
    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1、4、6纵）
    司令员兼政委：粟裕
    副司令员：叶飞
    参谋长：张震
    政治部主任：钟期光
    东南野战军第二兵团（3、8、10纵）
    准备1949年2、3月出发，人选临时决定
    东南分局：
    书记：粟裕
    副书记：叶飞、金明
    如果说，这个时候毛泽东坚持渡江跃进的建议，还可以理解成毛泽东把渡江跃进，视为打败国民党军的最佳军事思想的话，那么随后的电报就有些令人费解了。
    1948年5月22日，毛泽东致电刘邓：“夏季作战的重心是各方协助粟兵团歼灭5军，只要5军被歼灭，便取得了集中最大力量歼灭18军的条件，只要该两军被歼灭，中原战局即可顺利发展，望本此方针，部署一切。”
    1948年7月13日，毛泽东致电粟裕：“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敌5军、18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1月27日，毛泽东说：“为打开中原僵局，确定由你率叶、王、陶三个纵队，由宜昌、沙市一带渡江南下”。也就是说，毛泽东要华野1、4、6纵渡江的理由，是“打开中原僵局”。但是，按照毛泽东5月22日的说法，只要消灭了5军、18军，“中原战局即可顺利发展”，那为什么随后仍然要渡江跃进呢？这不是与他1月27日的说法，自相矛盾吗？
    这样看来，“打开中原僵局”并不是要粟裕渡江跃进的理由，而是借口。理由嘛，站不住脚就不再坚持，但借口就不同，站不住脚，无非是再找别的借口，总之是坚持原来的意见。
    此外，粟裕曾说过：“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仗，什么时候好消灭敌入就在什么时候打仗，什么敌人好消灭就消灭什么敌人”。而毛泽东在作战中，明确把5军、18军列出来，作为我军未来的歼击目标，如此僵化的思维，岂不是自缚手脚吗？
    豫东战役前，18军辖3、11师，其中11师3.45万，二师合计5.8万；5军辖5师、70师、骑兵第1旅、第一快速纵队，豫东战役中又增加了个83师，其中5师3.7万。此时的5军、18军，都是整编军，相当于后来的兵团。如果把这二个军消灭了，按毛自己的话说“中原战局即可顺利发展”，那还有什么渡江跃进的必要性？为什么不能乘机扩大战果，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呢？
    这样看来，毛泽东让华野1、4、6、3、8、10六个纵队，即华野西兵团全部、分批渡江跃进，并非单单是为了更好地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而是带有“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之日，即是解放军中铲平异己山头之时”的意图。
    1947年9月22日，中央在电报中，将陈粟西兵团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归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华东野战军东兵团改为华东野战兵团，由许谭领导，受华东局直接领导。”
    在这里，华野西兵团改称晋冀鲁豫野战军，只是一个过渡，“东南野战军”才是最终称呼。而许世友、谭震林的“华东野战兵团”将取代原来的华东野战军的地位，“受华东局直接领导”，这实际上意味着华东野战军的寿终正寝，由原来的野战军，下降为一个兵团，并且解除了陈粟对该兵团的军权。
    5军、18军这二根骨头，被西兵团在渡江前吃掉了，剩下的全是肉，但中野、华东野战兵团的实力，由于少了6个主力纵队，又不足以吃掉这坨肉，势必等待林彪南下。这样，南线大决战，就会发生在平津战役之后，并且是平津战役的翻版：在林彪统一指挥下，东北野战军，中野、华东野战兵团(相当于平津战役中的杨成武、杨得志兵团)，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然后，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在陈粟东南野战军（相当于冯白驹的琼崖纵队）的“有力配合”下，发起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而当全国解放时，就真的是“全国山河一片红”了，是根红苗正的“红”，军队中的异己，最大程度上遭到了削弱、瓦解。
    所有这些，在历史上都没有发生。原因就在于：粟裕坚持粟兵团暂不渡江的建议，牵一发而动全身，避免了华野作为一支统一、强大的野战军级部队的消失，避免了华野这座“山头”被铲平，避免华野“从哪里来，回哪里去”，重新沦为以前的“南方八省游击队”，对华野是有大功的。战争期间，飞鸟尚在，良弓倒是不能藏。但这对他解放后的仕途，必会留下隐患。
    粟裕在随后的豫东战役中，并未以5军、18军为歼击目标，而是先后以开封、区寿年兵团为歼击目标。济南战役本以5军为歼击目标，但5军未敢北上，又未打上。后来的淮海战役，仍然没有贯彻主席的指示，而是首战指向黄百韬兵团，当然，这也是主席自己同意了的。可能主席自己也把5、18军的歼灭任务置之脑后了吧。
    没有置之脑后的是渡江跃进这个核心。
    济南战役后，毛泽东再度提出渡江跃进的计划。1948年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华野，“淮海战役的结果，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以歼击”，为此，淮海战役后，华野应再度分成东、西二兵团，“明年一月休整，二月西兵团转移。三至七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看来，为了避免华野这座山头被铲除，淮海战役，非打成决战不可！要想打成决战，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一、东北至少得“关门”，即占领锦州和营口，当然如能全歼东北国民党军，更好。否则廖耀湘兵团南下华中，淮海决战打不成的，只能在消灭黄百韬后撤退，转入休整。这个目的达到了，辽沈战役11月2日结束，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唯一的遗憾是把葫芦岛部队放到淮海战场上来了，好在数量不多。
    二、我军首战地点必须放在徐州以东，避免陷入徐州、华中二大军事集团的夹击之中。更准确地说，是将华中剿总部队增援至淮海战场的时间，尽量往后拖，使其失去战机。后来这个目的也达到了，11月22日全歼黄百韬兵团时，黄维兵团离碾庄还远着呢。
    三、占领海州、连云港，迫使东北、华北敌军南下增援时，只能绕道上海、浦口，再转运蚌埠，这样就会贻误战机。这个目的也达到了，蒋军为求兵力集中，避免被我个个击破，命44军于11月6日撤离海州，我军乘机进占海州、连云港，从而切断了徐州国民党军的海上增援路线。
    后来，李延年兵团（葫芦岛部队为主）增援淮海战场时，正如粟裕所料，是从上海、浦口，转蚌埠，加入淮海战场的。
    四、明确中野、华野的指挥关系。
    其他条件还有，中野主力东进，增强了淮海战场我军力量，何李起义导致黄百韬被截断退路。这样，打成淮海决战的时机，就完全成熟了。
    看看史学界为贬低粟裕而创造出来的名词“小淮海”，1948年9月24日，粟裕致电中央：
    为更好的改善中原战局，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该战役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须加强一个纵队）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我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尔后全军转入休整。
    这是粟裕提出的第一案，该方案与打成淮海决战的条件相比，有二处吻合：
    一处是首战定在徐州以东，而不是以西；
    另一处是，按照“攻济打援”的战法，攻占两淮后再歼援敌(再下一步，电报没说)。而如果敌人过于势大，也就是说从浦口派出援兵，则我军攻打海口、连云港，客观上就是断掉徐州集团的海上增援路线。然后转入休整，容后图之。
    根据上面所列打成决战的条件，大家会发现：史学界所称的“小淮海”，其作战计划，是极有利于转化为大淮海的。这是粟裕故意为之，还是纯粹的巧合呢？
    在这里，你无法不佩服粟裕的军事天才。事实上，这是粟裕故意为之。用解放后的话说，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曾山传》中提到：1948年10月2日，曾山在接管济南的百忙之中，召开了专门会议，拟定了淮海战役后勤支前工作的初步意见。曾山在会上指出：“惟此次战役，无论在时间上、规模上都将远远超过济南战役，各项支前后勤工作，都须要有精确计算，与各方面的密切协同，特别是对整个战役部署和野战军行动前后必须的供应，须要提前了解和准备。” 会议确定在20日前，必须完成各种准备工作，包括：赶送冬衣、百万人3个月以上的粮草供应；弹药补充；民夫、担架、运输工作；医院调整；伤兵及俘虏收容等。
    根据《曾山传》的记载来看，早在10月2日，华东军区对于淮海战役的规模，就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百万人3个月以上的粮草供应”，这个供应规模，实际上已经是“大淮海”了，虽然与12月28日统计的“130万人”的供应规模相比，少了30万人，但这是正常误差，准备工作仍属“大淮海”的规模。因此，根据粟裕11月7、8日的电报，认为“大淮海”是从11月7、8日开始的，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因为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后勤，后勤应该提前一个月准备大淮海，不可能“11月7、8日前一直是准备小淮海，以后突然剧变为准备大淮海”的。史学界的“大小淮海”之分，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错误的。
    不可否认，辽沈战役的胜利，为华野将淮海战役打成决战，创造了良好的机遇(第一个条件满足了)。但如果华野没有为“大淮海”提前作好准备，这样的机遇也是无法抓住的。所以有句话说“机会只属于有准备的人”。
    再谈第四个条件。
    淮海战役迫在眉睫，但中央装聋作哑，仍然不把中野、华野的指挥关系明确下来。于是，10月31日，粟裕致电中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中央第二天即复电：“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可以前干什么去了？忘了？不知道淮海战役是二军配合？不知道需要明确指挥关系？
    当然不是!早在1947年8月4日，中央火烧屁股，催粟裕到西兵团统一指挥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规定：“粟未到前该五纵均归刘邓直接指挥，粟到后粟受刘邓指挥”。看来，中央对二军协同作战时的指挥关系问题，还是很敏感的嘛!何以淮海战役前成了白痴？中央从9月25日批准举行淮海战役，截止到10月31日粟裕电请陈邓统一指挥，何以始终不谈指挥权问题？
    只能解释为，中央有意让陈邓统一指挥，希望粟裕主动表态，发扬风格。
    二支历史上没有隶属关系的部队，配合作战，又分二种情况，一种是战略配合，在这种情况下，由上级(中央军委)负责协调指挥即可；另一种是战役配合，仅由上级协调，就远远不够了，必须明确二支部队领导的指挥关系。
    47年军委要粟裕去鲁西南时，当时刘邓指挥1、2、3、6、11纵，共五个纵队，华野外线1、3、4、8、10纵，也是五个，双方旗鼓相当。另外，鉴于刘伯承在中国军界的前辈地位，中央要粟裕接受刘伯承的指挥，是符合惯例的。但如果刘伯承不在呢？
    那样的话，势必是邓小平受粟裕指挥，毕竟邓只是一名政委，不是司令员，如果中央任命粟裕受邓小平指挥，那就不符合惯例了。
    而淮海战役前，刘伯承恰恰不在淮海战场，刘以后会不会来？谁也不敢断定，而战争不等人。至于陈毅，离开华野时，中央安排给他的工作是“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野战军副司令员只是虚职，上面已分析过。
    这样看来，纵然不考虑中野、华野力量上的悬殊差距(中野只来了1、3、4、9四个纵，华野十六个纵)，中央任命粟裕为淮海战役总指挥，也是符合惯例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故意不去明确，粟裕自然能想到，“原来中央不想让我担任总指挥啊!”
    如果粟裕迟迟不表态，一则影响战争全局，二则，客观上形成了“与中央耗下去，比耐心”的不良现象，这不是野心家是什么？
    综上所述，粟裕出让淮海战役总指挥，其合理的解释便是：在领会了中央意图的情况下，出让总指挥。
    类似的例子是，淮海战役中，张克侠率第59军2个师、何基沣率第77军1个半师，共2.3万人，在贾汪、台儿庄起义。但在为起义通电签字时，何迟迟不签，张克侠主动表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何基沣后面，何这才签字。
    毛泽东的作战魄力，跟粟裕比是不行的。孟良崮战役一年后毛泽东还说：“没想到华东部队敢打74师,而且能全歼74师!”
    再如，豫东战役前，1948年6月3日，毛泽东致电粟裕：“打5军、75师等部时，不要企图一次打得太多，而要准备一次只打一两个旅，各个歼灭该敌，因为该敌是比较强的。要说服干部，不要急于求赫赫之名，急于解决大问题，而要坚忍沉着，随时保持主动。”
    刘伯承认为：“各纵队多以旅为单位分散行动和作战，因敌情紧张，很难得到休整机会，炮弹都无法供应，影响作战甚大。”
    粟裕认为：“我军自孟良崮战役之后，一直没有找到打大歼灭战的战机。我对此不断地进行思考。我认为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的歼灭战将进一步向更大规模发展，这可能是个客观规律。因为敌人在多交遭受我歼灭后，兵力已大为集中。如果我们不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战机势必难寻……不仅如此，由于敌人机动兵力密集，在歼灭一种敌人之后，更多的敌人又会纷纷拥上，新的战机又将出现，打了一仗之后还要打第二仗第三仗，一个战役可以发展为两三个阶段来打，部队必须准备连续作战……如果着眼于只打小仗，每次只求歼敌一个至两个正规旅，想积小胜为大胜，那么，由于敌人兵力集中不易分割，而增援较快，往往连小歼灭战也打不成。”
    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想法，和粟裕的想法正好相反，毛泽东说“不要企图一次打得太多，而要准备一次只打一两个旅”，而粟裕说“如果着眼于只打小仗，每次只求歼敌一个至两个正规旅，想积小胜为大胜，那么，由于敌人兵力集中不易分割，而增援较快，往往连小歼灭战也打不成。”
    解放战争第二年，敌人的兵力已经大为集中，我军就必须顺应这种客观形势的变化，改变以前的打小仗的思维方式，改为集中兵力打大仗、硬仗、连续作战，以扭转我军在中原战场的被动局面。后来粟裕说“豫东战役是我所经历的最复杂、最剧烈、最艰苦的战役”。国民党国防部在其《中原会战经过及检讨》中，也说，此次豫东会战，“共军表现特异的有三敢：敢集中主力作大规模之会战决战；敢攻我大据点；敢对战场要点作顽强固守，反复争夺。”当我军“三敢”时，国民党军就不敢了。后来，华野发起了济南战役，在豫东战役的声威下，国民党军逡巡而不敢进，真的是被豫东战役吓破了胆子。
    此次淮海战役，11月8日，粟裕写了一份淮海战役的纲领性文件，提到：“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是对的，则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或歼孙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截断浦蚌铁道，错乱敌人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人。为此，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路，以阻延敌人南撤。”
    11月9日，毛泽东复电：“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这区区十几个字，真是字字千钧!这十几个字的意思就是说：粟裕同志，我同意，将淮海战役打成大决战!
    需要指出，刘伯承曾有一份电报，被一些网友(包括一些书籍)说成“关门打狗”，甚至说是“大淮海”，这是不对的。该电如下：
    1948年11月3日，刘伯承致电：“军委、陈、邓： 蒋匪重兵守徐州，其补给线只一津浦路，怕我截断，故令孙元良兵团到宿县(今江日已全到)，邱清泉刘汝明两敌亦有如陈邓所料之趋势。只要不是重大不利之变化，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截断徐宿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亦即从我军会战重点之西南要线斩断敌人中枢方法收效极大。盖如此，则不仅孙兵团可能北援，便于我在运动中给以歼击，即邱兵团亦可能被迫南顾，减轻其东援压力，对整个战役帮助较大。请陈邓切实考虑，机断行事。”
    如果真是“关门打狗”，那么，刘伯承的电报就应该描述为：“为防止华野进攻黄百韬时，徐州邱清泉、李弥兵团不但不援救，反而向淮南撤退，为此，中野应赶紧占领宿县及附近地区，构筑阻击阵地，阻击邱清泉、李弥撤退。”
    当然，这个可能性较小，以淮海战役初期敌我力量对比而言，我军60万，敌军70万，加上增援的黄维，即为80万。国民党军不大可能在黄百韬被围的情况下，就舍弃黄百韬，南撤。
    因此，如果刘伯承的这份电报真是“关门打狗”，应该是讨论黄百韬被我军歼灭以后，我军下一步行动是什么，也就是说，应该和粟裕11月8日的电报大同小异。
    可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
    刘伯承在电报中，强调了宿县的重要性，“其补给线只一津浦路，怕我截断”、“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刘伯承强调宿县重要性的着眼点，是什么呢？“不仅孙兵团可能北援，便于我在运动中给以歼击，即邱兵团亦可能被迫南顾，减轻其东援压力”。
    所谓“关门打狗”是说要阻击敌人总撤退，但刘伯承在电报中，却是着眼于迫使邱清泉南攻，而不是着眼于阻击邱李(可能)南撤。显然不符合“关门打狗”的条件，而符合攻其必救的条件。
    在这里，刘伯承的目的有二个：
    一、消灭孙元良，这既不属于“配合华野”的范畴，也不属于“关门打狗”的范畴，而只是普通意义上的一次歼灭战。
    二、配合华野歼灭黄百韬，但“配合”的形式，却不象豫东战役华野3、10纵在许岗、桃林岗阻击战、辽沈战役东野4纵在塔山阻击战中那样，进行正面、顽强的阵地防御战，不是去徐州以东，而是到宿县去“配合”。显然，这是典型的“攻其必救”，和“关门打狗”，存在本质上的差别。说穿了，就是不想和邱清泉来硬的，而希望和从前在桐柏山吸引黄维、张淦兵团时那样，“牵牛”。
    在获知淮海战役全胜之后，毛泽东的心情，真如打翻了五味瓶，不知说什么好了。面对粟裕天才般的指挥，他只有表示佩服。
    据《共和国领袖元帅将军交往实录》大将卷：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历时66天，歼敌55.5万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毛泽东此时已经在西柏坡精心指挥平津战役了，闻得捷报，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1948年他提出3个纵队暂不过江是正确的，这样就保证了淮海战役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淮海战役后，刘伯承、邓小平到西柏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与他们交谈，又一次提到粟裕，称粟裕有杰出的战略预见才能，预测杜聿明逃窜方向是战史上精彩的一页。
    顺便提一下陈士榘。
    毛泽东于1948年2月2日给陈毅的手令中，提到了3、8、10纵渡江跃进，却又说“人选临时决定”，这一点出人意料。
    自七月分兵以来，这三个纵队，一直由陈士榘、唐亮率领，按说，将来渡江跃进，仍由陈唐率领，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为什么毛泽东突然冒出来一句“人选临时决定”呢？这岂不意味着，毛泽东不打算让陈唐渡江吗？
    先看陈唐的出身：他俩是典型的“井冈派”，不过不是粟裕那种“远房亲威”型，而是近亲，均参加了长征，一直跟主力红军在一起，是八路军115师干部。华野3、8、10纵并不是陈唐的老部队。抗日战争中，陈士榘为滨海军区司令员，唐亮为政委，下属山东军区1、2师。抗战胜利后，1、2师赴东北(就是后来的38军)，陈唐成了光杆司令，当然，滨海警备旅倒是没去东北，编为华野3纵9师，但毕竟不是主力师，很难说华野3纵是陈唐的老部下。
    假如历史真的按照毛泽东设想的那样演变下去，那么，1949年3、8、10纵渡江跃进之后，陈唐势必再次沦为光杆司令。不过不用担心，晋冀鲁豫野战军1纵离开晋察冀、回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杨得志成了光杆司令，但却当上了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同样，陈唐的工作会有安排的，可能会到中野任职，毕竟粟裕走后，中原部队将由刘伯承统一指挥。
    再谈一谈济南战役：济南战役于1948年9月16日发起，9月24日结束。战役开始前，9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许世友，并告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华东局、中原局：“攻城部署应分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此点甚为重要，并应迅即部署；第二阶段则依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这份电报有二处需要注意的地方：一处是“东面不要使用主力，此点甚为重要”，这是中央对粟裕、许世友攻城部署分歧的答复，支持了粟裕的部署。
    9纵的攻城能力，在山东内线作战时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为此，粟裕主张9纵等部队部署在东线，配合西线攻城，大部队在西线发起进攻。通过9纵这种攻城能力很强的部队，来打乱王耀武的部署，使他无法判断出哪是我军主攻方向。许世友则主张9、13纵均攻打东线，以东线为主攻方向。显然，如果真按许世友的建议，将13纵放在东线的话，王耀武很容易就能判断出东线是我军主攻方向，那么战役发起后，济南守军在东、西线“武装大游行”、调来调去的情况也就不再出现了。
    另一处是“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这一句是不是画蛇添足呢？不是的。早在1947年9月22日，中央就已经解除了陈毅、粟裕对山东兵团的军权。而在济南战役前夕，华野大会师，西兵团、山东兵团、苏北兵团全部聚集到山东内线作战，准备攻济打援。在这种情况下，指挥权问题自然需要重新明确一下。

李旧苗

    第十一部分：对粟裕的“二让司令”应作何评价？
    这里，我重点谈谈粟裕的“二让司令”。
    粟裕明为“暂不渡江”，实为拒绝渡江，明顶暗扛，是为“身正无法加威”；拒绝担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是为“功高无以施恩”。自古以来，能够拒绝“华野司令员兼政委”这种诱惑的，只有三种人：圣人、傻瓜、野心家。
    以“公而忘私”的精神，搏取同情心，骗取政治资本。真是阴险啊！你同意将陈毅调往中原，却又保留陈毅的虚职，可政治家不是形式主义者，而是最大的实用主义者，岂会被这种小把戏所迷惑？你粟裕欲盖弥彰，反而让我看清了你伪君子的真正面目。
    《粟裕蒙冤始末》：粟裕越解释,会场上的火药味就越浓。当他说明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兼和主动不就任华中军区司令员一职时,彭德怀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
    一位老兵说：“因为在我们的高级干部的思想意识中，封建意识仍是主流。人们接受奴才，接受霸王，甚至接受鬼神，但就是难以接受独立不阿、不卑不亢的人格。粟裕有自己独到的思想观点，敢于对上级不正确的决定提出有见地的意见。同时又不争权，这种圣人一般的人格，客观上更让其他人相形见拙，反而使人们(彭德怀？聂荣臻？)以为他有更大的野心。粟裕曲高和寡，不入俗流，故而反对他、不接受他的人多。孔夫子当年同样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粟裕也是如此，粟裕的卓越的军事才能与坚韧清雅的人格，在我军中都是首屈一指的，粟裕堪称是一代军圣。”
    相比之下，王翦的为官之道是非常聪明的：
    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觽。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　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我对粟裕二让司令的评价，如下：
    这位不便透露姓名的老兵，在这里，实际上把“争权”当成了贬义词，陈毅也曾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同样把“争权”当成贬义词。“争权”或许可以否定，但军权的重要性却不能否定。单纯把二让司令解释成“尊重领导”是片面的，因为那样理解的话，势必把粟裕的“让”，说成是无条件、无原则的“让”。而且，陈毅后来对粟裕不满，也就显得无理取闹了。
    军事家有一点和政治家相同，那就是：都是实用主义者，都不是形式主义者。粟裕对张鼎丞“一让司令”，确实削弱了自己的权力，但自己在华中野战军中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削弱。而且这种让，有利于团结同志，切实开展工作。事实胜于雄辩，苏中战役中，张、粟一在后方，一在前线，二人配合得很好，事实证明一让司令是正确的。
    其实，粟裕在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的头衔之外，多出来个“华中军区司令员”的头衔，意义不大，因为他不可能有那么多精力二头兼顾，具体工作势必由军区副司令来做。与其这样，还不如请求中央任张为军区司令。对粟裕而言，在已经得到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头衔的条件下，真正有用的是华中分局书记、也即邓子恢的职务。不过中央只在曾山、邓子恢二人中遴选过，从未考虑过粟裕。
    延安整风时，张鼎丞任中央党校二部主任，“毛泽东多次在会议上赞扬中央党校二部的整风，表扬张鼎丞是模范共产党员”［《张鼎丞传》］
    有一个实例能够证明张鼎丞的品质，就是：张鼎丞让司令，还在粟裕让司令之前。二人相互谦让，在华中传为佳话，也为二人的团结协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据《张鼎丞传》：1945年10月上旬，张鼎丞到达淮阴。中央此次派张鼎丞到华中，是为了加强华中军事工作的领导，要他担任苏皖军区司令员。张鼎丞考虑到率部北撤的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在苏浙多年，熟悉情况，作战有经验，因此，他向中央建议让粟裕任司令员，自己担任副司令员，中央同意了他的建议。10月27日，华中局转达了中央命令，任命粟裕、张鼎丞为苏皖军区正副司令。粟裕得知后，于当天电呈中央，请求改任副职。
    至于粟裕对陈毅的“二让司令”，除了形式上保持了对陈毅这位老领导的尊重之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倒不如给个“华东局副书记”的官职来得实惠些。
    因此，粟裕二次让“司令”，都没太大意义，以虚的成分为主。
    真正有意义的，是陈毅调离与不调离，此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陈毅曾说，“打起仗来我及时走开很重要，免得粟裕事事向我请示，贻误战机”，但我要说的是，没打起仗来，陈毅及时走开，同样是很重要的。打起仗来才走开，是对“在陈领导下，战役指挥由粟负责”这种坏办法的内部改良，但改良幅度有限，必须进行改革，必须废除这个办法，1948年5月将陈调离，宣告了这个坏办法的彻底破产。
    要解决粟裕的军权问题，好的办法有二个，一个是将陈毅调离，另一个就是采用“粟裕司令员+陈毅政委”模式。
    如果采用第二个办法，并且保留陈毅的华东局副书记职务，陈毅会很乐意的，毕竟这比去中原军区，负责“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要好得多。粟裕在城南庄，在濮阳，有没有提出这个陈毅很乐意的办法？不详，这里不便妄加揣测。
    毛泽东作为一名政治家，一名实用主义者，他不会象广大军民那样，把这二让司令，简单地理解成“粟裕的高风亮节”。这种“高风亮节”，过于虚假。从这个角度来讲，彭德怀说粟裕“阴险”，其实是有道理的，但只要粟裕没有拥兵自重的想法或能力，那么纵然虚假，也不应升级到“阴险”这个高度上去。而鞠开等粟迷吹捧粟裕的“高风亮节”，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粟裕神化了，神化到了不食人间烟火、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
    总的来说，对“二让司令”的理解，无论彭德怀的百般贬低，还是鞠开的百般吹捧，都是不对的。
    鲁迅说过：“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在这里，完全可以说：“如果从担任副职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副职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排除那些形式的东西，专看实质，大家想想，所谓“传为佳话”的二次让司令，第一次，仍当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第二次，陈毅走，粟裕当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有哪一次是粟裕当了副职呢？
    一次都没有!全是正职!粟裕在1947年1月任华野副司令员，这倒不假，但那并不是粟裕“让”出来的。
如果1948年5月，粟裕“真心实意”地把陈毅留在华野，毛泽东当真会“坚持调走陈毅”吗？未必!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与粟裕“让司令”类似的杜聿明的“让司令”，看看他是怎么“让”的。
    据杜聿明著《淮海战役始末》：
    蒋介石走了之后，顾祝同拉住我说：“你们两个人都在徐州指挥，有些不大方便。叫刘经扶到蚌埠去指挥，好罢？”我说：“指挥这样大兵团作战，情报补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业务。总部一离徐州，我的机构不健全，势必形成瘫痪，影响作战。请总长放心，我同刘老师不会发生摩擦的。”又对顾说：“请总长允许我一个要求：就是解黄百韬之围的战略战术、兵力部署，我不一定照今天会议决定的去做。”顾了解我的意思，连称：“可以，可以，你怎么决定，就怎么办好了。”
    在这里，杜聿明表现出了对刘峙的尊重，但却不是百分之百的尊重，如是百分之百，那他应该省掉这句话“总部一离徐州，我的机构不健全，势必形成瘫痪，影响作战”。
    杜聿明加上这句，实际上带有这样一层意思：要么把刘峙留在徐州，要么，刘峙走也行，但只能他一个人走，总部得给我留下，不赞成折中主义。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粟裕、杜聿明都曾“让司令”，但简单地理解成“高风亮节”，是不对的。他们都对老领导表示出了尊重，但杜聿明不是完全尊重刘峙，粟裕的“让”，是以没并未“让出”军权为前提的，相当于杜聿明暗示的“刘峙(陈毅)走也行，但只能他一个人走，总部得给我留下”，再加一句就是，职务也可带走，反正带不带，都是形式上的事。
    其实，粟裕在淮海战役前，请陈邓统一指挥作战，这一次，才是真正地让出了自己的军权，与“二让司令”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
    如果粟裕，而不是邓小平，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那么淮海战役将打得更漂亮。最起码，没有参加碾庄阶段最后总攻的华野6、13纵，有一定的余力，可以加入双堆集战场。而中野的几个纵队，即如1、2、3、11纵，将被调到南线，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一如在豫东战役中阻击胡琏兵团、吴绍周兵团一样。另外，攻打宿县的，将不是中野3纵，而是华野3纵。
    这样部署的话，就充分体现了“好刚用在刀刃上”的原则，而不象历史上那样，担负攻击任务的部队，却不是攻击能力最强的，从而延长了战役时间，加大了阻击部队的压力。
    对比如下：
    双堆集：中野以7个纵队，外加2个旅，共约15万人(不是12万)，包围了黄维兵团11万人(不是12万)，后来又先后增加华野7、13、3、鲁中南纵队，并于12月4日调走中野2纵，最后以10个步兵纵队、1个华野特纵(似乎仅限炮兵，特纵工兵、骑兵、坦克均未参战)，20万余人，歼灭了黄维兵团。从11月25日包围黄维，到12月15日将其歼灭，历时20天。
    碾庄：华野以5个纵队，共约13.5万人，在碾庄包围了黄百韬兵团主力约9万人，后来又先后调走13、6纵，最后以3个步兵纵队、1个华野特纵，不到10万人，歼灭了黄百韬兵团。从11月11日包围黄百韬，到11月22日将其歼灭，历时11天。
    还需要说明的是，碾庄战役是11月22日结束的，历史上的双堆集战役总攻是12月6日开始的，即使参加了碾庄最后阶段总攻的华野4、8、9纵，在双堆集战役总攻前，也已经恢复了战斗力，并非不具备参战能力。华野的即俘即补、连续作战能力还是很强的。
    第十二部分：陈毅在华野（三野）呆了多长时间？
    南麻战役前，陈毅非常稳定地呆在华野，其后出现了动荡。我就从南麻战役说起。
    1947年7月17日－21日，激战五昼夜，撤围，南麻战役失利。
    1947年7月25日－29日，激战五昼夜，撤围，临朐战役失利。我军损失严重，虽然《第三野战军战史》中说我军二战歼敌1.4万，伤亡2.1万，但解放军在失利战中的损失数字，一向充满争议。
    不过，既便如此，南临战役的损失也应少于三战四平。因为二战一共持续10天，而三战四平仅总攻阶段即17天。6月11日发起四平外围作战，14日发动总攻，30日撤围。
    另外，豫东战役对黄百韬一战，其实不存在总攻阶段，打立足未稳之敌，又仅限外围作战，按说不会形成严重的消耗战。“不能做到每战必克”毕竟不是衡量消耗战的充要条件。豫东战役我军于1948年7月6日撤退，如果继续打的话，那么将是7月6日继续肃清帝丘店外围敌人，7月7日晚上发动总攻。至于伯玉网友说的，邱清泉兵团在尾追过程中，缴获了解放军大量装备，“堆积如山”，有待进一步考证。
    南麻、临朐战役失利，使得陈毅失去了中央的信任。
    1947年8月4日，毛泽东致电陈粟：“我们仍主张粟 裕迅即绕道聊城去郓城，指挥陈唐、叶陶。五个纵队在 郓城地区休整，就现有兵力在鲁西南积极策应刘邓作战，不可丧失时机。粟未到前该五纵均归刘邓直接指挥，粟 到后粟受刘邓指挥。陈率六、九纵俟水退后，迅速转至东边 与二、七纵会合，从反面钳制鲁中、鲁南之敌。但你们的供应重心应转至鲁西南。”
    根据这份电报来看，毛泽东在8月4日之前，曾提出将陈粟分开，但陈粟不同意，于是毛泽东说“仍主张粟裕迅即绕道聊城去郓城”，也即坚持陈粟分开的主张。
    1948年8月5日，粟裕致电毛泽东：“华野今后主要作战方向和指挥重心在外线，请陈毅司令员和我们一同西去，以加强领导”。8月6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陈粟率野直及六纵去鲁西南，谭黎许组成东兵团”。
    1947年8月16日，陈毅前往渤海，料理一下后方的工作。8月21日，陈毅在渤海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政治形势的报告：《人民力量决定一切》。后来，陈毅又重返野战军。但很快陈毅又离开了。
    11月8日，陈毅到晋冀鲁豫中央局联系部队供给事，事后没有返回华野，又奉命到陕北参加中央12月会议。12月25日到28日，中央召开了12月会议。陈毅是1948年1月7日到的杨家沟，未赶上12月会议。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安排，看了会议文件和记录。
    1月27日前后，陈毅在杨家沟作《失题》一首：小住杨沟一月长，评衡左右费思量。弯弓盘马故不发，只缘擒贼要擒王。北国摧枯势若狂，中原逐鹿更当行。五年胜利今日卜，稳渡长江遣粟郎。
    1月27日，毛泽东致电在濮阳的粟裕，要他“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1月31日，粟裕复电同意。此时，粟裕并未明确提出异议。
    2月4日，陈毅离开陕北。4月1日，回到濮阳的华东野战军司令部。4月18日粟裕以个人名义“斗胆直呈”，对渡江跃进提出异议。4月21日，毛泽东让陈粟去城南庄会谈。4月22日，陈粟请求，由粟裕于4月24日作完报告后即北来，陈毅不北上。中央复电坚持陈粟一起来。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陈粟主张陈毅不北上，是因为，对于渡江跃进的异议，是粟裕提出的，陈毅并无异议。而毛泽东坚持二人均北上，是因为涉及到了陈毅的工作调动。
    1948年5月30日，陈毅与邓子恢带领4700名干部离开濮阳去中原履职。
    1948年12月18日，淮海战役总前委召开会议。
    12月19日，陈毅、刘伯承驱车北上，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1月11日，陈毅离开西柏坡南下，与粟裕、邓小平先后见面。2月间又同邓小平、饶漱石、谭震林一起，北上，参加了3月份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议决定，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兼上海市长。
    粟裕因病在济南疗养，未参加该会。
    渡江战役中，陈毅不在第三野战军，而是和邓小平在一起，留在总前委。5月25日，陈毅和饶漱石，由丹阳乘火车至苏州，准备到上海市政府赴任。5月26日，陈饶进入上海。5月27日，上海战役结束。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饶漱石任市委书记，陈毅任市长，曾山、潘汉年、韦悫为副市长。
    另据《张震回忆录》：
    开始，我们对朝鲜战争的考虑并不太多，而是集中力量在准备打台湾。粟裕同志因操劳过度，身体很差。因此，就在那次华东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研究并报请中央军委批准，让他病休两个月，后经毛主席批复，只同意他休息到8月中旬，并根据身体恢复情况，还要准备执行新任务。
    粟裕在去青岛休息前，主持召开了三野会议，研究了朝鲜战争问题，对攻台准备以及全区部队的军事建设也作了部署。
    他病休后，陈毅同志由上海回宁主持前委工作，又要他挂帅，两面牵扯。（注：请注意这句）
    而粟裕病休了没多久，因朝鲜战事紧张，中央军委又通知我们，已任命他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准备率兵出师抗美援朝。但粟裕同志身体实在不行，未能赴任，看来，一时也难以回华东工作。（注：请注意这句）
    鉴此，经我提议，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三野前指，在陈毅司令员直接领导下开展军事工作，地点就在现在的淮海路。
    《张震回忆录》反映出，此前，陈毅并不在三野系统，直到粟裕病后，才重返三野系统。但因他在上海任市长，而三野前委在南京，陈毅不能上海、南京间来回跑，这么一来，就必须在上海成立三野前指。
    综合以上材料，陈毅与华野（三野）的关系，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1947年1月－1947年7月，稳定期
    这段时间内，陈毅较稳定地呆在华野，历时7个月。
    二、1947年8月－1948年5月，动荡期
    这是陈毅的动荡期，与华野的关系，是“忽聚忽分”。
    三、1948年6月－1948年12月，中野系统期
    四、1949年1月－1950年7月，回到华东、但没回到三野系统期
    陈毅在华东，但不在三野野司，部队仍由粟裕负责。
    五、1950年8月后，回到三野系统期
    1950年5月，三野撤销，但三野前委仍旧行使职责，由粟裕负责。
    1950年8月，粟裕因病离开了三野前委，三野前委随即撤销，部队归华东军区管理，同时改由陈毅负责。
    总的来看，解放战争中，陈毅呆在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时间，为1947年1月至10月、1948年4月至5月，中间扣除1947年8月去渤海区的一小段时间，这与郭化若所说“就三年解放战争而言，陈、粟始终在一起只有11个半月，大部分时间不在一起”，相当吻合。
    从1947年1月华野成立，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共33个月时间，陈毅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华野(三野)。
    因此，毛泽东说粟裕一直是当三野的家，这一点并无疑问。
    第十三部分：1958年粟裕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错误
    1958年5月31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说：“战略方针确定了，总参和训总都不讨论，军事学院也不讨论。这并不是看不起我彭德怀，而是对历史经验体会不深。”彭希望这次军委扩大会议能够通过解决这些问题，使军队工作活跃起来，摆脱“落后”的状况。［《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
    上面这段文字，很好地概括了1958年受到彭德怀冲击的三个部门：粟裕领导的总参、肖克领导的训总、刘伯承领导的军事学院。“三座大山”压得彭德怀喘不过气来，所以他要搬掉三座大山，而毛泽东支持了彭德怀的行动。
    1958年彭德怀批判粟裕。但他对总参的重要地位，倒是从来不曾否定过。彭曾谈到军队领导体制问题。认为军委是不对外的，它是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处理军事问题的机关。军委只是委员会，必须依靠总部实体机构实施领导，推动全军工作。国防部既不象苏联的，也不象美国的。它在战时主要是动员人力、物力，支援战争，平时要多了解各工业部门的情况。所以，军委要把重点放在总参谋部，依靠它去领导全军工作。毛主席是统帅，战时要依靠总参和总政、总后、总干部部去指挥全军。彭还说过，军委工作的改进，主要是加强具有头脑作用的总参机关，当然总政、训总也是重要的，但综合处理合成部队的协同，非由总参来办不可。［《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
    根据上述发言来看，彭德怀自己也承认，总参实权在国防部之上，可说是军委下属各总部之首，但粟裕的实际权力远没这么大！粟裕曾说过，“总参谋长连批一辆汽车的权力都没有！”［《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
    虽然总参实权在国防部之上，但彭德怀有一个特殊身份，就是：自1952年7月起，他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彭任国防部长后，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而哪些要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布，哪些不用，又没有明确的规定。于是，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本身下发的命令、文电，就常因署名问题而受到指责。鉴于这种情况，粟裕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３月16日，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但总参一连五易其稿，均未能获得通过。［《粟裕蒙冤始末》］
    刘伯承在《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一文中说：“最具体的正规军队的生活秩序，就是各种条令。由于现代诸兵种装备如是不同，人数如是众多，必须协同动作，就必须要有这些条令。所有这些条令，我认为就是组织性与准确性的具体体现。军队生活秩序能依照条令办事，像一部大机器，车间与车间，这一齿轮与那一齿轮，能有准确的规律，向共同的生产目标协同动作。这就是正规化。”
    在这里，彭德怀对我军军事机构的规章化、制度化，客观上起到了阻碍作用，“五易其稿”，均未通过，实际上就是坚持人治，反对法治。使得国防部、总参权责不明晰，无章可循。
    1957年11月，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彭德怀、叶剑英、粟裕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赴苏，粟裕与苏联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1946年授元帅衔)对口会谈时，交流了两国总参谋部的一些工作情况和做法。在会谈过程中，粟裕提出：总参与国防部的关系，请苏联总参谋长介绍一下苏军的经验和做法。不知是翻译文字语言上的原因，还是对方没正确理解，苏军总长听了回答说：“这个问题提得不正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再没有具体解释。粟裕听了，也没有再说什么。［《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
    在这里，索科洛夫斯基完全站在了维护彭德怀的立场上。我们姑且不去揣磨他为什么这样做。至少，粟裕请他介绍一下苏方经验，这件事本身没什么错误。何以到了1958年，被彭德怀诬告为“告洋状”、“向国防部要权”、“里通外国”呢？退一步讲，如果不“向国防部要权”，又如何体现对党的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呢？那岂不成了一种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作风了吗？
    显然，彭德怀的说辞，根本说不通。
    彭德怀的缺点，在于军事修养欠缺，缺乏自信，以及由此引起的度量不够宽宏。时刻有一种危机意识，进而对别人过于苛责。类似地，对于中国人嗓门大，柏杨曾有一种解释，说中国人“没有安全感”。
五次战役中，志愿军第三兵团60军180师遭到重大损失，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讥讽三兵团干部时说：“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而刘伯承得知后，颇为自责地说：“彭总批评得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在这里，彭德怀的冷嘲热讽、借题发挥，与刘伯承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构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不过三兵团没这么大度，向中央反映此事)
    顺便提一点，转战陕北时，彭德怀为两个黄瓜，对部下大发雷霆，不少网友觉得这是“作秀”。“作秀”这个词，容易让人联想到“个人野心”上去。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彭德怀一贯的“过于苛责”的个性体现，未必有其他想法。本质上还是缺乏自信。
    再如，《萧克回忆录》提到：在一次会议上，我听到彭总讲了一段话。他说：“有些话，我现在不想说，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上过学，不是学术权威。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也不是秋收暴动的。我查党龄，我都不如人家。”并说，“训总撤了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去。”
    又如，《彭德怀传》提到：在讲到“为什么不早点提出反教条主义”的问题时，他还流露出某些“委屈”情绪，他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就是他们所说的，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在这方面我有自卑感。”
    “学问”比不上那帮“教条主义者”，说理，说不过人家，如何大鸣大放？对刘伯承、肖克、粟裕等人的批判工作，如何顺利进行？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抓思想，突出政治。说理我不行，那我不说理，专说“思想”，你就说不过我了。
    比如，扩大会议上，有人对总参谋长粟裕提出意见，主要有：说他“军事上行，能指挥打仗，战功很大，但政治上不行”。有的大字报只写几个字：“总长，总长，只抓业务，不抓思想！”［《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
    1958年9月20日，彭说：“你们部队提出了两个口号，一个是‘千条万条，政治挂帅第一条’，一个是‘千难万难，依靠群众就不难’。这两句话很好。我们军队在1949年提出了一个‘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这里边就没有政治了。1953年全军高干会上，改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革命军队’，比那个要好得多。什么叫天才？天才，我看是政治挂帅，依靠群众。这两条做好了，就比较高明一点。”［《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
    与彭德怀的自卑相比，粟裕正好相反，过于自信，甚至可以认为是骄傲。不过，这要看你怎么评了。同样是工作分歧，说好听了，是粟裕坚持原则，不唯上，只唯实；说不好听了，就是“骄傲”。淮海战役中，陈士榘常与邓小平打牌，陈屡胜邓，且每局必争，从不相让。邓小平说：“陈士榘，太傲了！”陈作为一名极有个性的将领，打牌不让着上级领导，居然也算“骄傲”，可见“骄傲”这个词的适用范围多“广”。说穿了，所谓“骄傲”，其实就是不亢不卑、不怕领导、坚持自己的东西。
    陈赓评论粟裕的话，可谓一针见血。
    据侗枫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粟裕与陈赓都在上海某高干医院治病，笔者当时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学习。趁周日休息，专程去看望这二位前辈。我到医院时，二位大将正在日光室聊天。只听到陈赓说：“中国历来有两大忌：一忌功劳太大，能力太强；二忌不迎合，不吹拍。你老兄这两忌都犯了，怎么会不倒霉呢！”当时在场的除了该院的医护人员外，还有一位穿军装的中年护士，姓邓，是从长海医院借来的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党员的模范护士。尽管因我的到来，二位长者立即改变了话题，但陈大将这句话，我还是刻骨铭心地记住了。
    毛泽东在1958年8月15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关于粟裕的所犯错误的讲话，如下：“粟裕比较骄傲些，胜利多了，冲昏了头脑，韩信也是这样，说我带兵多多益善。你粟裕是不是这样呢？我看是有一点，同志们也是这样看的。淮海解决了三个兵团，老子天下第一，在闽西就有过类似的情况，剑英也说过一些。刘英的问题不也是冲锋在前吗？对于别人的错误是火眼金睛，轮到自己就耳目闭塞？我们的军队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不是军阀割据！搞黄埔那一套是摔跤的！以前是没有经验，现在是经验太多，教条主义严重，什么事都要看看苏联，苏联要是没有的东西，我们也不能有，否则就是错误，这是混蛋逻辑！粟裕的经验主义是有自大的一面，不过也不要紧，可以让他把这些东西都展览一下，花枝招展一些，好看嘛，请大家都来看看，是不是罗敷啊！可是，你总有一些东西要暴露出来，这次就暴露了，以后可能还要暴露出来，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叶剑英也曾说：“我看粟裕最多是个骄傲问题吧！”当然，叶是在“隔靴挠痒”，淡化粟裕的“错误”。
    不过，即使是“淡化”，也能看出，毛泽东、叶剑英二人的口吻惊人地一致，都认为粟裕太过骄傲了。毛的不同之处在于，除批评粟裕“骄傲”外，还列出了其他罪名，即：“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军阀割据”。
    自信也好，骄傲也罢，这种对自身能力的高度认可，也使得粟裕在为人处世上，特别宽宏大度。刘伯承是否同样“过于自信”？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点刘伯承、粟裕是相同的，那便是对待属下，较为和善。如下这个例子可以证明。
    据《粟裕传》：
    粟裕说：“当一个部队仗没打好，部队的指挥员正处在困难之中，他们的情绪一定不好。这时候，上级指挥员就不能对他们多加指责，要体谅他们。特别是在火线上，在激烈交战的时候，甚至一句也不要批评，这种时候的指责、批评，不但不会有良好的效果，而且会使被指责、批评的人情绪更坏，会压得他们去硬拼蛮干，打得更糟更坏。”
    吴强说：“怪不得，那次宋家桥战斗，我们没打好，你来了一句没批评。”
    粟裕：“当时你们王司令、江政委的脸阴沉沉的，他们已经够难受的了，还能再去责备他们？仗没打好，责备批评就打好了？不是说不能责备、批评，有时候也要做声色俱严的责备、批评，那要看什么时机，对什么样的问题，是非责任是不是弄清楚了。譬如第二次涟水战役没有打好，原因很多，有下面的，有上面的，把全部责任推给你们六纵是不对的。”
    吴强说，这是一次难忘的谈话，“使我看到了他一位将军的一颗通情达理的真挚的心。”
    至于粟裕严厉的情况，《周志坚回忆录》提过，淮海战役中，华野13纵歼灭曹八集100军44师后，在接下来的贺台子等几个村落攻坚战中，打得不好，伤亡较大，相关段落如下：我心头很沉重，回到纵队指挥所，参谋报告说，粟裕同志要和我说话。我接过话筒，里面传来粟裕同志的声音：“攻击刚开始，你们部队伤亡就这么大，进展也很慢，下去整顿一下再打。”粟老总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我拿着话筒，一句话也没有说。首长的批评是对的，我从心里接受。贺台子之敌，逃往后黄滩，后为6纵攻歼。17日，纵队奉命移至曹八集东南进德庄地区，进行短时休整。
    讲这个，话就扯远了。
    在毛泽东上面的发言中，粟裕有一项罪名：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这名字，言下之意，苏联经验是好的，但不能机械照搬。这样的说辞，很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并使我军在正规化建设上，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
    毛泽东批评粟裕的“教条主义”，其实就是说：中国的总参谋长不要向苏联的总参谋长学习，苏联总参谋长权力大，你向人家学，这不是机械照搬、教条主义吗？而且也有“向国防部要权”的嫌疑。
    对于粟裕所犯错误，最一针见血的，是杨尚昆的评论，真是英明睿智啊！(唯一的缺憾是没提毛的责任)。
    据侗枫文章记载，1983年2月2日晚8点，杨尚昆在住处见粟裕夫人楚青时，谈到58年会议问题说：“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我了解，当时我是中办主任。他的事说起来简单，就是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两个是彭聂，半个是陈。”［枪与玫瑰网友披自《侗枫文选》］
    罗瑞卿回答部下提问时说：“粟裕也是人，难免有缺点错误，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正常的，但这一回不对了，是有人容不得他，硬往死里整啊！”
    聂粟矛盾、陈粟矛盾，说白了，就是粟裕“取而代之”与陈聂反对取而代之的斗争，是最赤裸裸的权力之争。具体说来，“陈粟矛盾”就是粟裕担任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但保留华野司令员兼政委职务(虚职)的陈毅却并非象叶挺那样，被捕入狱，而是在身体状况良好、本人也不愿离开的情况下，被强行调往中原军区。
    解放后，陈粟矛盾则进一步升级为对青史留名的争夺，比如，史书上长期将二淮保卫战失利归因于华中野战军赴援不力。至于聂和彭，战争年代不曾和粟裕共事过，与粟裕倒不存在“青史留名”的矛盾。彭粟矛盾，就是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矛盾，这倒不存在“取代”关系，而是权力大小 、分工多少的矛盾。
    “聂粟矛盾”就是粟裕取代聂荣臻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至于聂荣臻的身体状况，按《聂荣臻传》的记载，确实在被代之前，屡屡因病休养。不过，聂荣臻就算有病，但要说“病”了一次又一次，可信度就不高了。
    其实，粟裕被免除总参谋长职务，表面上的说法也是“健康情况不好”。
    据《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
    聂荣臻在军委会上说：全军工作一是由军委秘书长归口，即国防部口；二是与军事有关的工作，由总参归口。现在战略方针有了，总参可在军委大政方针之下放手大胆工作，不必事事都向军委请示。但由于总参领导人健康情况不好，加上日常工作繁重，增加领导人员也未能如愿实现，以及其他原因，战略方针的贯彻实行，不能不受到影响。
    后来，聂粟矛盾化解。据《粟裕冤案平反的曲折历程：访粟裕夫人楚青》：1980年春节期间，粟裕看望了聂荣臻副主席，汇报了自己向中央写了申诉报告和叶剑英已批示总政办理的情况，请聂荣臻为这件事说说话。聂荣臻即表态说：“这件事应该解决。那个时候说话上纲都是很高的。但总政写的报告我还没有看到，等送到我这里，我会说话的。”(注：自1977年起，聂荣臻担任军委副主席)
    由此可知，彭陈聂三人中，文革后唯一健在的聂荣臻，同粟裕的矛盾已经化解了。聂总也不至于这么没气度，为了当年权力场上的事情，而结下几十年的“深仇大恨”。
    不过，在聂粟矛盾化解的同时，邓公与粟裕的矛盾却突出了出来，但这不是私人感情上的矛盾，而是名利之争。邓公身为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功高德邵，这一点无可辩驳，但他也有人性的弱点，也有七情六欲。如果邓公不曾执政，这一矛盾不会突出，地位高了，想法也变了。
    华野与中野长期并肩作战，要在史书上争功名，唯胖帅、邓公有此可能，别人想争也没那个条件。所谓“匹夫无罪，怀壁其罪”，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乐得低搞宣传粟裕，进而对华野战绩低调处理（当二大野战军并肩作战时），自己不就“显”出来了么。不过这样搞，受到伤害的，就不止粟裕一人了，还涉及到了华野的历史地位问题。近年来粟裕的扮演者谢伟才领衔主演了《七战七捷》《英雄孟良崮》、《豫东之战》《济南战役》等一系列影片，目的不仅仅在于“挺粟”，更主要的是为华野立传。
    粟裕70年代末写的《粟裕战争回忆录》，自然不能加上“淮海战役”这一章，邓公有一句话说得最厉害，“有的人写回忆录，我从来不写”，言下之意劝粟裕一个字也别写，结果粟裕没听，不过上级却把派来协助粟裕写回忆录的工作人员撤走了，加大了粟裕写回忆录的困难，但粟裕仍不放弃，继续写。此见于《粟裕传》，当然，上面没提邓公这么敏感的事。(注：2005年1月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了新版《粟裕战争回忆录》，加上了《粟裕谈淮海战役》，不过，这是别人对粟裕过往言论的零星收集，并不是粟裕本人系统化的总结)
    直到邓公退休后的1994年江总时期，在粟裕一些老部下的活动下，才对粟裕予以平反，但江总仍未如很多人所期盼的那样，在平反的纲领性文章《追忆粟裕同志》一文的末尾，亲自署名，而是改由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署名，以作为对邓公的一点尊敬，当然这就是后话了。
    正如陈丕显所说：“历史是无情的，她会很快地忘却一些人；更会严肃地批判一些人。同时，历史又是多情的，也会永远地记住一些人。我们的粟裕同志，是人民用金子铸入史册的人，是人民永远记住的人。”
    无独有偶，苏联也有类似的事件。朱可夫写回忆录时，新闻出版社得到上面的暗示：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希望朱可夫元帅在回忆录中能提到他。战争时期，勃列日涅夫作为上校军官，在18集团军任政治部主任。但问题是朱可夫在战时从没见过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上校。怎么办？出版社终于找到一个办法，在书中杜撰了朱可夫元帅在战时视察第18集团军时，想见见政治部主任勃列日涅夫，但是他不在，他到最前沿去了。就这样，勃列日涅夫的名字总算出现在朱可夫战争回忆录的手稿中。
    陈粟矛盾，由于陈小鲁、粟惠宁的夫妻关系（均在世），因此，既使在1994年粟裕平反以后，包括粟裕夫人楚青、粟裕秘书鞠开在内，也不方便讨论此事，只能在行文上有所暗示。比如徐庆全写的《粟裕冤案平反的曲折历程：访粟裕夫人楚青》，里面写道：
    在粟裕第二次检讨之前，毛泽东这样评价粟裕：“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毛泽东的话，实际上是保了粟裕。粟裕第二次检讨后，领会了毛泽东意思的陈毅即走上前，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带头鼓掌表示通过。第二天，陈毅又在大会上说：“昨天他的检讨，我觉得很好……我个人表示欢迎。过去他在三野军事上的贡献是很大的，这是不能抹杀的，战场指挥搞得好的，主要是打胜仗的……他转了就很好，欢迎他这个态度。”
    每一名没有丧失政治嗅觉的人，都会发现，这篇采访文章实际上把陈毅描述成了机会主义者，但又没有明说。象这种经过楚青本人审理、发表的文章，充分体现了楚青对陈毅既不满、又要照顾子孙后代感情的复杂心理。
    能表明陈毅处世风格的也不止这件事，再看如下史实。
    据《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
    (1953年2月下旬)到了济南，毛泽东说：我们到了徐州，又到了济南，你这淮海战役的总指挥，感触一定比我多，倒是该有诗作呢！
    陈毅笑着说：“在主席面前作诗班门弄斧么！提起徐州济南，还是粟裕打得好啊！”
    罗瑞卿也说：“粟司令人称常胜将军，名不虚传！”
    “人才、将才、帅才。”毛泽东感叹道：“中国的解放，都是靠你们这些人打出来的，你们这些前线指挥员，都应当名标青史……”
    陈毅喝着茶说：“那粟裕就是樊哙了？”
    毛泽东喝着茶，摆了一下手：“粟裕，一不是樊哙，二不是韩信，三我毛泽东也不是刘邦，粟裕就是粟裕，是人民解放军的战将，是人民的好儿子么！”陈毅哈哈大笑：“主席讲得对！算我失口。”
    据《粟裕蒙冤始末》：
    会议组织者称粟裕是饶漱石的帮凶，1943年在淮南黄花塘批斗陈毅，赶走陈毅。事实上，当时粟裕根本就不在黄花塘，由于苏南地区在“反清乡”斗争中吃了亏，日伪便能集中全力扑向粟裕所领导的苏中地区。因此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在1942年到1943年间，苏中军民与日伪打仗有一千余次，平均一天要打三仗。粟裕是在取得“反清乡”斗争胜利之后，去看望生病住院的刘炎同志时，才知道黄花塘曾发生一场“整陈毅”事件。但是，扩大会议的组织者仍不放过粟裕，认为粟在前方，屡打胜仗，给饶漱石提供了一个“安全稳定”的“批斗陈毅的环境”，“间接地支持”了饶漱石。
    据《陈毅传》：
    (1953年12月)不过这次玉泉山谈话，一向直爽的陈毅却没有一开始就说真话。因为毛泽东在询问了华东执行总路线的情况，谈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国家领导体制以后，忽然向陈毅问起他所了解的饶漱石的情况来。饶漱石长期与陈毅对立，近年来陈毅更发现他的许多问题；但是此人当时已调来中共中央组织部任部长，他和中央主要负责人之间当前的关系如何陈毅全不知情。延安时毛泽东为维护团结制止他谈饶漱石的情景犹在眼前，因而陈毅觉得不宜直捅出来，便按在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却见毛泽东表情淡漠。陈毅告辞出来，遇到中央机关的一位主要负责人。陈毅因为心有疑问，便对他说起此事。那位负责人说：“主席问你，是为了听你说真实情况！”陈毅深有触动，当即回到毛泽东房里，向他说明自己的思想过程。据陈毅的《流水日记》载，他把自己所接触所怀疑的饶漱石的言行和盘托出。
    《胡琏评传》和刘亚洲的《金门战役检讨》，都提到一件事，就是高饶事件中，陈毅曾这样批判饶漱石：“进攻金门，全军覆没，本是机密，我忍不住要讲出来。当时我与饶漱石对如何解放金门发生了歧见。饶漱石产生了轻敌思想，认为我军一登陆，金门就不战而降。派一、两个师进攻，金门问题就能解决……”
    分析：
    1953年，他夸粟裕是樊哙(韩信犯忌，不能比喻)，“哈粟”还是哈得不错地!但一旦粟裕失去主席的信任，那就什么样的话都出来了。抗战期间在前方打胜仗，竟然是“间接地支持”了饶漱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陈毅对饶漱石也是如此，历史上，饶陈矛盾显然比陈粟矛盾严重得多，也深刻得多，但即便如此，在未得到中央有倾向性的表示之前，陈毅心中没底，没有指摘饶漱石，而在中央机关的一位主要负责人(有的书上说是汪东兴)暗示之后，陈毅心领神会，对饶漱石态度大变。
    陈毅一心要将饶漱石的罪名，升级到“对金门失利负主要责任”这个高度。其实，饶漱石从不负责战役指挥，何况这种师级规模的战斗!就算他和陈毅聊过几句，又算得上什么罪名？显然又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对于陈毅的表现，可以这样总结：得到领袖的信任，才是问题的关键。有了信任，谁都会夸你，包括和你有潜在矛盾的人在内。而一旦失去信任，就什么稀奇古怪的罪名都出来了，潜在矛盾也表面化了。“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粟裕的罪名，除了同彭陈聂的私人矛盾，最严重的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
    侗枫在2002年8月10日《学习粟裕，做一个与时俱进的共产党人：在粟老总家乡会同纪念粟裕同志诞辰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
    有人以“豫东之战”为例，说“只有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才会如此贪功，才会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打这样的大仗！”更有甚者，一位在北京与粟裕共事时间不长的大首长说：“粟裕是中央委员，是总参谋长，他不是小偷，而是大盗，大盗盗国！”同时主张将粟裕定为“混入党内、军内的坏分子”。此言一出，四座皆惊。
    这里说的“一位在北京与粟裕共事时间不长的大首长”，很容易就可想到，是聂荣臻。聂粟之间，确有矛盾，但这种发言，是代表他自己还是毛泽东，就不好断言了。至少根据毛的“军阀割据”这一句来看，毛本人也在怀疑粟裕有野心。再者，如果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彭陈聂批粟也批不起来。
    因此，要讨论粟裕在1958年所受到的批判，光讨论他同彭陈聂的个人矛盾是不行的，必须讨论毛泽东对粟裕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