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拉里是艾略特的外甥女伊莎贝儿的未婚夫。他是一个孤儿,在父执纳尔逊医生的监护下成长,与伊莎贝儿青梅竹马。大约十六七岁,拉里便成了一名空军,参加了一次战役,退役后回到美国,20岁与伊莎贝儿订婚。拉里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人的生命,并非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而是在自由地做出某个重大决定,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之际开始的。那是一个人的第二次诞生,也是人的精神生命的生日。如果说,传记习惯于从人的肉体生命的生日开始,那么,小说则倾向于从人的精神生命的生日开始。《月亮和六便士》如此,《刀锋》亦然。 拉里复员后,一反以往“热爱生活”的常态,既不上大学,也不找工作,靠了一笔不算太高的年金(三千块),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自称为“晃膀子”。也就是说,拉里已经不太习惯,乃至根本不愿意像以往那样过着“正常人”的生活。纳尔逊医生说:“这次战争使拉里变了。他回来时已经不是他走时那样的人。也不是说他年纪大了一点。他不知道碰上什么事情,连性格都变了。”伊莎贝儿说:“他给我一个印象,就像是个梦游者在个陌生地方突然醒过来,摸不清身在何处似的。”拉里为什么会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他“连性格都变了”,并使他“突然醒过来”?是死亡。拉里在战场上亲眼目睹了死亡。死亡使拉里睁开了眼睛,苏醒过来,发现自己以往习以为常的生活毫不实在,如同梦幻泡影,一时不知所措,只好整日价“晃膀子”。 原来,拉里在部队里结识了一位来自爱尔兰的好友帕特西。1918年初,他们打算一起出去休假,并制定好了详细的旅游计划。就在临行前一天,拉里和帕特西受命飞到敌方上空侦察,遭遇了几架德国飞机,前后夹攻,拉里陷入困境,他的飞机“被打得遍体鳞伤”。这时,帕特西的飞机“像一道闪电似的”冲了过来,拼命开火,驱走德机,救出拉里,而他自己却不幸被炮火夺去了年仅22岁的性命。 我的一个朋友说:“死亡是生命中的一次真正重大的机会。”只是这个重大的机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把握。许多人都曾亲眼目睹他人的死亡,或是前辈的死亡,或是亲友的死亡,或是路人的死亡,我们可能参加过许多次葬礼,可是我们的心灵往往并不为之所动,生活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一切按部就班,秩序井然,毫无影响,仿佛那不过是我们经过草地时偶然被蚊虫叮了一口。只有那些敏感的、有悟性、有慧根的人,那些极富同情心的人,那些拥有万物一体之情怀的人,那些具有形而上学倾向的人,才能在他人的死亡中看出自己的死亡,看出人类必有一死的终极命运,看出生命整个儿失去了根基,俨然赖以为生的绿洲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沙漠或沼泽。拉里便是这种人。拉里感叹:“死者死去时的样子看上去多么死啊!”拉里说:“我感到忿恨不平,使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是死的丑恶。”拉里不能不追问,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人生究竟是为什么?世界上为何有痛苦、忧患和恶的存在?用拉里的话说:“我从来没有对上帝开动过什么脑筋。现在却想起他来了。” 寻找上帝,是由于上帝在生活失去了踪迹;对意义的探求,始于对无意义的察觉。而死亡,这个吞噬一切的恶魔,它是导致人生毫无意义的根本原因。 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终归要走向死亡,他不能不兴起他的全部作为和全部生活都毫无意义的念头。拉里和帕特西的休假计划,在死亡面前是何等的不堪一击。一生致力于开拓疆土的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他们在死后所占据的地盘,不过数尺而已;“一世之雄,而今安在哉?”便是一个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著作等身,门徒无数,当死亡来临,他可能比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农夫还要无能为力。正是由于死亡问题的逼迫而至,人类才发明了艺术、哲学与宗教。死亡是一切艺术、哲学和宗教的源初出发点,而一切艺术、哲学和宗教的归宿点则是对于不死的渴望。然而,艺术只能以感性的方式、在想象的领域召唤生命,鼓舞生命。哲学的理性思考意识到死亡的最终不可战胜性,对于死亡只能徒叹奈何,充其量以苏格拉底的方式做到“提前进入死亡”、“预先学习死亡”,习惯死亡,接受死亡。宗教则不然。所有伟大的宗教都试图一劳永逸地征服死亡,彻底解决死亡问题。所以基督教的耶稣声称“我就是生命”,信仰上帝即可获得灵魂的永生。佛教的根本问题也是死亡问题,据说当初释迦牟尼就是由为人生中的“生、老、病、死”四件大事所触动而出家的,而“生老病死”,无非就是死亡问题的更为具体的显现罢了。佛陀的教导以发现和分析死亡问题始,以解决死亡问题终。 死亡是一次精神觉醒的机会,经历死的人才能领悟生,一如生病使人意识到健康。拉里把握住这个机缘,开始思考生命和生活的意义,他的道路大体介于哲学与宗教之间。拉里再也不能够像以往那样毫无觉知地面对生活了。在以“晃膀子”为名的日子里,拉里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独自思考。当伊莎贝儿以成婚为由建议他到朋友格雷的父亲公司上班时,拉里终于做出了生命中最为重大的决定,决定去寻找自己要走的路,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这意味着,他从此踏上了一条漂泊无定的朝圣之路,他将成为一位刀锋之上的行者。 (四) 《刀锋》的扉页题词写道:“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毛姆的“刀锋”之喻,可能来自印度《羯陀奥义书》第三章:“醒来,快起来,接近伟大的导师,才察觉道途的艰辛,其中的岔路,宛如剃刀边缘。”(胡茵梦译)拉里已醒来并要上路。这条个人的得救之道或解脱之道,艰辛险恶,丝毫不亚于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重大战役。我发现,毛姆在《刀锋》中,至少比较详细地描写了拉里所经历的精神领域的“三大战役”。这“三大战役”,拉里的对手都是伊莎贝儿,斗争一次比一次来得惊险,其结果一是离家出走,二是解除婚约,三是放弃家庭。 第一次“战役”,就是拉里拒绝了伊莎贝儿提出的就业要求。《月亮和六便士》中的思特里克兰德突如其来无声无息地离家出走,引起家人和读者的无限猜测,《刀锋》中的拉里离家出走,即告别未婚妻远赴巴黎,就其在亲朋间的引起的反应言,却是惊天动地的。 伊莎贝儿源于一种“美国的十足实际的人生观”,“本能地感到钱的重要性”,她认为拉里应当马上就业、打拼、赚钱,而且“他的一生显然应当放在这上面”。而拉里回答说:“碰巧我对钱不感觉兴趣”,“觉得我这一生还可以多做点事,不能够光买股票。”于是伊莎贝儿向他搬弄道听途说的大道理,强调“一个人总得工作”,这是一个“做人”的问题,并且如今欧洲完蛋了,美国正在开始一个伟大的时代,方兴未艾,前途无量,预计到1930年,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为这样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贡献力量。拉里对伊莎贝儿所说一切都无动于衷。最后拉里告诉她自己亲眼目睹的死亡,以及死亡引起的对人生意义的感触、困惑和思索,他说:“除非我对一些事情有了一定的看法,我将永远得不到平静。” 用毛姆的说法,拉里“可能在追求一种虚无缥缈的理想——就像天文学家在寻找一颗只有数学计算说明其存在的星体一样。”并且他已经被自己脑中“半明半眛的观念”完全控制住了,变成了这一观念的提线木偶。他不能不出发,不能不行走,不能不寻求,好似一位恋人不能不思念,一个人不得不呼吸一样。拉里的追求显然太不实际,毫无用处,可是毛姆说得好:“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学会生活得最好更实用的吗?”天生的实用主义者、物质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伊莎贝儿,根本不能理解发生在拉里精神世界的事件,根本无法想象拉里所追求的真正的生活,她只觉得拉里所想的都是不着边际的事情,她宁可将之理解为这是由于拉里在战场上受了惊吓,得了一种医学上的所谓“慢性惊恐症”。既然拉里的精神状态未曾恢复平衡,不愿就业,而伊莎贝儿当然“不想嫁给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可是拉里对她实有无穷的吸引力,使她一时又舍不得解除他们之间的订婚关系,为了逃避对自己不利的社会舆论,伊莎贝儿建议拉里“出门去走一趟”。而拉里恰好也决定前往巴黎澄清自己的思想。一对未婚夫妇,就这样分开了。 未婚妻都不能理解拉里,更何况其他人?伊莎贝儿的舅舅艾略特说:“拉里永远不会有什么出息,钱,地位,都说不上。”确实,从世俗的、功利的和实用的角度看,拉里算是最没出息的一个人。记得在《我们仨》中,杨绛也说过钱锺书是一个“没出息”的人。钱锺书的《管锥篇》和《谈艺录》能管什么用?放到现在,怕是连教授职称都评不上。 不过后来拉里在漫游途中认识了一位古怪的矿工考斯第,能够理解拉里的追求。考斯第也曾有过与拉里类似的困惑,他也曾在这条路上探寻过并且似乎有所收获,他熟悉神秘主义的著作,常常在醉后和拉里谈论“至高无上的主宰”、“造物和主宰合为一体的极乐境界”,把拉里听得心醉神迷。但是他一旦清醒过来,立即把那些东西视为“无聊的事儿”,固执地拒绝回答拉里的提问。拉里逐渐意识到,“他的欺诈行为,他的仇恨,他的残酷,都是他的意志对一种根深蒂固的神圣本能的反抗,对自己渴求上帝的欲望的反抗,那个使他害怕同时又使他困惑的上帝。”为了现实生活,考斯第活生生地压抑了自己对上帝的本能渴求,就像妓女为了生活放弃了爱情和贞操。偶尔,酒精会使得被考斯第驱逐到潜意识领域中的上帝问题浮现出来,好似妓女寂寞时也会感叹“易得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但在考斯第看来,生活不需要灵魂,上帝还不如德文有用。追求上帝只能带来不安,让人活得沉重不堪,而练习德文至少可以帮他顺利地找着临时工作,赚到工钱,养活自己。这个本该成为拉里之同道的人,为了生活,故意驱逐了上帝,自我阉割了精神。 伊莎贝儿在第二次“战役”中规劝拉里的主要理由,也是“生活”、“养家糊口”。 那时,拉里在巴黎已经呆了两年,伊莎贝儿应艾略特舅舅的邀请,随同母亲来到巴黎,两人在异国他乡再次相遇。拉里这两年呆在巴黎的主要事情就是博览群书,一天要看书八到十个小时,读完了法国文学的所有重要作品,熟练掌握了拉丁文,正在学习希腊文。拉里兴高采烈告诉伊莎贝儿读《奥德修斯》原文的感觉,初次阅读斯宾诺莎哲学的兴奋,其效果无异对牛弹琴,夏虫语冰。伊莎贝儿并不反对拉里求知,但她说:“如果你不预备派知识的用场,知识又有什么好处。”在她心目中,知识的惟一正当的用处就是应当拿来换取金钱、社会地位和物质享受。拉里已经澄清并能够表述多年来困扰自己的问题:“我想弄清楚上帝究竟有,还是没有。我想弄清楚为什么世界上会有恶。我想要知道我的灵魂是不是不灭,还是我死后一切都完了。”这些问题令伊莎贝儿“倒抽一口冷气”、“觉得怪不舒服”。她问拉里几时回芝加哥。可是,浪子回头,谈何容易?此时的拉里已经品尝了精神世界的佳酿,如何愿意退转到世俗世界中去?他说:“这对我来说等于自杀。这等于出卖我的灵魂。” 拉里也要生活。他想过的是纯粹的精神生活。根据他从初步体验,这种生活充实、丰富、没有止境、极端幸福,是世上惟一值得一过的生活。他希望伊莎贝儿能够与他分享的这种生活。他建议伊莎贝儿立即与他成婚,度完蜜月后两人同游向往已久希腊。拉里求的是精神享受,伊莎贝儿要的是物质享受;拉里渴望生命的成就,伊莎贝儿羡慕世俗的成功;拉里实在,伊莎贝儿虚荣。拉里的求婚好似一声声温柔的呼唤,其动人如同一曲优美的旋律,却给一双不懂音乐的耳朵原封不动地反弹了回来。在伊莎贝儿看来,现在这样与拉里结婚,靠拉里那可怜的三千元年金度日,意味着一辈子过“牛马不如的生活,什么指望都没有。这等于说,我要苦挨苦挣一辈子。”于是伊莎贝儿退回了他们的订婚戒指。 许多年过去了。伊莎贝儿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谓大起大落。她嫁给了百万富翁之子格雷,并很快生儿育女。格雷子承父业,事业蒸蒸日上,伊莎贝儿得遂宿愿,纸醉金迷。然而随后不久,爆发了1929年西方经济大危机,格雷的公司不得不宣布破产。格雷受此重大打击,一蹶不振,身染恶疾,无法上班。如今伊莎贝儿所过的生活,与当时拉里根据三千元年金所设想的生活毫无两样。 这时,伊莎贝儿和拉里有一次相遇。这时拉里已经从印度学成归来,奇迹般地治好了困扰格雷的头疼病。有一次,他们在外出游玩中无意遭遇了他们少年时代在芝加哥的共同朋友索菲。索菲婚后不幸丧夫,从此了无生趣,自暴自弃,从当年的那个腼腆纯洁爱好诗歌的少女沦为一个镇日吸毒酗酒的娼妓。拉里动了恻隐之心,甘愿自我牺牲,娶索菲为妻,帮她戒毒戒酒,好似耶稣自愿为人类被钉上十字架。然而,出于一种“我得不到,别人也休想得到”的古怪占有欲,伊莎贝儿决定不顾一切地阻拦拉里和索菲的婚事。 那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其激烈程度相当于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其结局同样地意味深长,影响深远。伊莎贝儿在这次战役中代表孙权军团,拉里和索菲代表曹操军团,赤壁则发生在伊莎贝儿家的客厅。那天,伊莎贝儿设下毒计,布下阵势,邀拉里的未婚妻索菲前来,却又临时抽身而去,只留下一瓶美酒在几案上,不时散发香味朝索菲袭去。可怜那索菲自从订婚跟了拉里,又是淡妆,又是吃素,又是戒毒,又是禁酒,嘴里早已淡出鸟来,怎当它眼前阵阵酒香!没几口就喝干了那瓶美酒。结果,索菲在婚礼前三天失踪了。 伊莎贝儿这次成了拉里理想生活中的最大的劲敌。然而,或许也正是伊莎贝儿无意中弄巧成拙,事实上竟帮了拉里一把。德国传记作家路德维希在《人之子》中写道,耶稣“觉得自己是上帝拣选出来的人,所以他不赞成结婚,结婚是夫妇互相欢悦,以此取代了对上帝的侍奉。”拉里不是耶稣,然而他似乎也具有耶稣的特点,他似乎天生不宜结婚,不能成立世俗的家庭,因为他已把全部生命投入到寻求上帝的事业当中去了。婚姻和家庭,看来只能成为拉里独自前行的障碍。然而拉里并不是一个不近女色的禁欲主义者,就像耶稣并不拒绝女人对他的崇拜、敬爱和侍奉一样。一个名为苏珊的女画家,拉里曾经在她贫病交加的关键时刻伸出援助之手,并与她同居了数月。苏珊告诉毛姆:“我自己有一度几乎爱上了他。这无异于爱上了水里的一个影子,或者一线阳光,或者天上的一块云。我总算是幸免了。便在现在,我一想起当时的险境,还觉得不寒而栗。” 精神生活的法则是减法,是放弃。舍弃得越是彻底,越是干净,行走在刀锋之上便越是轻盈,越是自如。现在,拉里逐一拒绝了来自世俗生活的全部诱惑,舍弃了金钱、地位、名誉、爱情、婚姻、家庭,包括自我的傲慢等一切可以舍弃的东西。他已通过了一系列严峻的考验,他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质的转变,成为一名合格的刀锋上的行者,不,此时的拉里,也许已经是刀锋上的一名舞者。 [此帖子已经被作者于[lastedittime]1185601983[/lastedittime]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