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被枪毙的中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

文革中被枪毙的中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
   赵旭

                           一
   1970年3月22日清晨，原甘肃省武山县委书记处副书记杜映华，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原天水地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部叛处死刑，在兰州游街示众后，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师亮和兰州大学历史系学生张春元在兰州焦家湾南面的山沟里枪毙杀害。
      此事已经过去47个年头了，然而对于杜映华的死因以及他生平的情况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二
   杜映华，甘肃省陇西县文峰区土店子村人，1927年生于陇西县巩昌镇南面的偏僻山村王家沟一个农民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陇西地区念私塾、上小学，1948年毕业于陇西师范学校，同年7月在陇西师范学校由当时甘肃地下党领导人万良才介绍加入中共甘肃省陇右地下党组织。入党后的他公开身份是菜子小学、紫来小学教师，秘密工作是在陇右工委领导下从事地下游击活动。解放甘肃岷县时他是陇右游击队中调的先遣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岷县地委宣传部工作。后调往甘肃省漳县，担任中共甘肃省漳县县委组织部干事、三岔区委书记、贵清区委书记，在此期间，参与领导了漳县的剿匪、镇反、减租反霸、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运动。1951年10月至12月，漳县第一期土改在新寺区的6个乡、30个行政村、72个自然村进行，他担任河东乡（后称新寺乡）土改工作队副队长。后来他又担任漳县代理宣传部长，漳县农业合作部副部长、部长、县委秘书，漳县农业口党组书记、县委副书记兼县委常委。1958年4月，漳县、甘谷县、武山县合并为武山县后，担任中共甘肃省武山县县委常委、书记处副书记兼中共甘肃省武山县城关公社党委书记。
      1957年农村开展的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中，很多地方发生了捆绑、打人的违法乱纪行为，可是有人却为此辩护说：“群众在气头上打了人也算不了什么问题”。但是杜映华对此坚决制止，他负责的木林、张坪、武当、新寺等乡却没有出现一例打人、捆人的事件，因此许多人说他“右”了，可是他却不以为然。1958年他兼任武山县城关公社书记后，为了很快熟悉情况、认识干部，他在很短的时间里跑遍了东起东顺，西到山丹，北至马河、榆盘，南至滩歌、清水、龙台等14个管理区，并在北山、南山和沿川分别确定了有代表性的三个大队为重点，由公社领导干部分头驻点，以点带面，指导工作。那个时候到处是“检查团”、“促进团”，动不动就“拔白旗”，整基层干部，逼得下面说假话、吹牛皮，刮起了“浮夸风”。但他此时却直接到农民家里进行体察，反复叮嘱基层干部要说实话、讲真情，还让基层领导要把劳动力组织好，把好抢收关，千万不能让到手的粮食烂在地里。由于他当官不像官，没有一点架子，老百姓都说他是老百姓的贴心人。1959年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他深感由于大跃进、吃食堂、大炼钢铁、虚报浮夸，造成农民生活困苦万分，于是悄悄发放救济粮救灾渡荒，并让大队、生产队按实际亩产上报产量，他的这种做法与其他公社开斗争会逼迫基层领导、强征公购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城关公社农民的家里都偷偷留了点口粮，也让当地老百姓永远地记住了这个优秀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然而，1959年反右倾期间，杜映华和全国380万说实话、干实事的干部一样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且被开除党籍下放到东顺化肥厂劳动改造。在此期间，他由于更加贴近农民群众，了解到农民由于饥饿、啃树皮、吃观音土、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心急如焚，与下放劳动改造右派学生一起谈论过一些真实的想法，并且认为兰州大学一些下放劳动改造右派师生办得《星火》刊物，说得都是实话，于是，他也被牵连进全国第四大案“右派反革命案”中。1961年3月他刚刚被甄别平反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至甘肃省天水地区工会主席，但还未到任既被逮捕。并在1962年11月23日被武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送交甘肃省第三监狱服刑劳动改造。同时，牵扯进这个案子的还有原中共甘肃省武山县委委员，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罗守志，也在其先后被判刑。罗守志1980年平反后，任武山四门中学校长，武山县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等职。

                        三
      杜映华被牵扯进去的“右派反革命案”，实际上是一些兰州大学下放右派师生和北京大学右派学生林昭等人办了《星火》刊物。
      1958年6月底，兰州大学第二类处分（保留公职或学籍，劳动考察）的右派师生40人（其中右派大学生36人，右派研究生2人，还有化学系右派讲师胡晓愚，经济系日本留学归来的右派副教授管照微），由中共甘肃省委统一发配天水地区，后由天水地委“一分为二”，一半分到天水市，另一半分到武山县。在天水市的兰大右派师生分到北道埠公社、马跑泉公社、麦积公社的一些生产队；在武山县的兰大右派学生分到城关公社和洛门公社的一些生产队；都是下放监督劳动改造。
      1958年正逢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全国上下牛皮冲天，这些师生亲眼目睹并亲自参加了这种荒唐的运动，虽然不敢说，但心里都有自己的想法。在1959年春节前后，大饥谨已开始笼罩甘肃大地，公共食堂相继断炊，农民们冒着被民兵抓回来的危险，纷纷背井离乡出外乞讨要饭。而没有跑了的农民则以榆树皮充饥，用观音土为食，有些人家死尸挺在炕上无人掩埋，还有很多人家由于没有吃食全家饿死殆尽。这些右派师生看了这样的惨境，心如刀割，然而他们是被监督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根本无法将实情向上级反映。张春元、顾雁、向承鉴、谭蝉雪等这些热血青年于是与上海养病的北大右派学生林昭联系后，冒着生命危险出了刊物《星火》，表达自己的思想，用事实揭露当时的黑暗，然后在他们中间传阅。其后，他们以彭德怀的冤情、大跃进带来的灾难、南斯拉夫成功经验撰文上书中央有关领导和《红旗》杂志。《星火》刊物只出了一期，第二期不待出来，此案既被告破。在《星火》刊物的第二期里，其中就有兰大化学系右派学生向承鉴的一篇《食母记》，这是他听到甘肃省陇西县一个儿子的母亲去世后，儿子将母亲尸体放在洋芋窖里偷偷吃得只剩下了头骨，后被人揭发，将其逮捕枪毙并发布了公告的消息后写出的。他当时听到这件事情，悲愤万分，激情写了这篇文章，但此文不待发表他就被抓了起来，后被判了有期徒刑18年。
   在这些兰大右派学生被下放到武山县的日子里，作为县委副书记的杜映华，非常尊重这些有知识的学生。他让这些右派学生充分发挥其特长，让他们为农民教识字，并办了公社综合化肥厂。向承鉴虽是兰大化学系一年级学生，也被抽去办化肥厂。杜映华还亲自下队与这些人住在一起。在与这些年轻人的交往中，慢慢地他感到这些学生不仅有知识，而且富有正义感，所以，他开始同情这些人。至今，当年的右派学生向承鉴提起杜映华和他住在一起，为他打洗脚水的情景，仍然感慨万分，对其为人赞不绝口。向承鉴说，这主要是杜书记和我们这些大学生和老师都感觉到当时的政策确实是错误的，他们对当地挨饿受饥的农民都有一种共同的怜悯之情，所以，杜书记与师生们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杜映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学生们对他更加同情和崇敬，并且与他交流过思想，他们对农村形势的看法比较一致。因此杜映华被牵连，也被逮捕。但是，杜映华由于“右派反革命案”被牵连判刑，在甘肃省第三监狱服刑期满留场后，他又被以向服刑的“密谋暴动越狱”反革命犯、兰大右派学生张春元传递信件而被枪毙。

                        四
      杜映华的案子是当时疯狂年代的一个缩影。虽然，事隔十年之久，在1980年5月18日，由甘肃省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宣告其无罪，并彻底平反，但此事反映出在那个年代中国人说句真话的艰难。
   杜映华被抓被杀后，他的亲戚朋友都被株连。他的妻子董淑桂和三个幼小的孩子既被赶到农村自谋生路，由于没有住房，他们就将南山脚下放羊娃避雨的洞穴修理成窑洞住了下来，没有吃的，他们就挖野菜来填补充饥。那个年月，董淑桂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幼小的娃娃，受尽了别人的打骂和歧视。在漫长的十四年的岁月里，她由于吃野菜饿肚子，劳累成疾，得了胃病将胃切除三分之一，并且求亲告友做手术负债累累，但她还是历尽辛酸以女性的坚韧将孩子抚养成人。
      时间匆匆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但血淋淋的历史告诉我们，过去那颗罪恶的子弹，打碎的不仅是一个刚直不阿、实事求是的头脑，它击碎的是善良、诚实、法制和正义。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就是要让年轻的一代知道我们中华民族为建立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美好社会付出了多么昂贵的学费；就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历史，在中国这块封建古老的土地上不断进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让那种一个人、一个集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历史再不要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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