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旧苗 当前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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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有一句口头禅，叫“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中正说的是他自己，而这个辞修，指的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他出身于保定军校，后来追随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军队里面，他从一介炮兵连长逐步地成为高级将领。到了晚年，他甚至官拜国民党的副总裁和蒋介石在台湾政权的“行政院长”、“副总统”，可谓是权倾一时。在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的岁月里，他是少有的最能获得蒋介石信任的人之一。陈履安是陈诚的长子，今天他要回顾的，就是他的父亲陈诚在台湾的最后岁月。 杀陈诚以谢天下 1947年，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中一败再败。这一年，蒋介石将陈诚派到东北战场，担任东北行辕主任，意图夺取整个东北。陈履安说，这是他的父亲陈诚无法推卸的一次任命，也是这位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毕生最后一次指挥军事作战。 陈履安：都劝我父亲不要去，讲那个局面不可能挽回了，而且我父亲已经十二指肠溃疡，经常躺到床上。蒋老总统一定要我父亲去。我父亲觉得生死存亡（时刻），鞠躬尽瘁嘛，他就去了。去了没多久，才一两个月，胃病（十二指肠溃疡）就发作了，经常躺到床上，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没几个月，他就回来了。可以这样讲，时常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事情，最后（蒋介石）派他去救一下，他也去。东北就是个例子。 陈诚在东北连吃败仗，国民党军队丢盔弃甲，元气大伤。陈履安说，那时，国民党内的舆论一致声讨陈诚的败绩，甚至有人提出，应该“杀陈诚以谢天下”。在被迫离开东北之时，陈诚已经是贫病交加。 陈履安：离开东北，一切职务都被免除。我父亲当时面临个什么问题？没钱，他确实是没有积蓄的一个人。要去养病，到哪儿去啊？他东北一离开，十二指肠溃疡发作，必须要住医院，就在上海江湾医院。开刀之前，蒋老总统去看他，有一次两个人坐下来谈了3小时，谈了很多事情。我父亲的感觉就是8个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总要听听嘛，就把很多话实话实说。我父亲有时候有些遗憾，就说这个总统啊，听不进去，说很多失败的因素早就种在那里。 这是陈诚与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次对话。从黄埔军校的师生生涯算起，到此时陈诚已经追随蒋介石有20多年的时间。在上海江湾医院，陈诚考虑何去何从，蒋介石为他作出了新的安排。 陈履安：我父亲在江湾动了手术之后，他就考虑到哪儿去，他考虑到（老家）青田，但是卫生医疗设备比较落后，不方便，到上海，住不起。后来总统给了我父亲一点钱，到台湾来养病。就这样，他那时候没有任何职务就到台湾了。 1948年10月，陈诚去往台湾。1个月之后，11岁的陈履安随陈家的老老少少一起也从上海飞抵台湾，与父亲团聚。 陈履安：我们那时候其实并不知道，我在金陵中学读初中，11月接到通知说到台北来看父亲，就从南京飞到台北。 那时候飞机两边是铁的座位，像伞兵部队坐的飞机一样，飞机里面好烫好烫的，也飞不很高，里面温度调节也不好，很热的。我记得飞到台北的时候，一下飞机，头一个印象是什么？好热啊，因为我们都在南京穿的大衣嘛，到了台北，气候不一样。见到父亲，父亲也很高兴。他住在阳明山，那时候叫草山。我们到了这里，就没有再回大陆。 那时陈履安并不知道，父亲陈诚在台湾养病的时光即将结束，而后，他要面对一项新的重大使命。 陈履安：他（1948年）10月到台湾去了以后，跟台湾当地的政要无所不谈。其实我父亲不是个很严肃的人，他年轻时，听张治中他们讲，他是很幽默、风趣的一个人，但他是一个军人，有一个职务，让他有一个严肃的样子，大家很怕他。他那时候没有任何职务，反而跟这个台湾地方上的人谈，了解很多事情。台湾本来是一个相安无事的地方，他来养病的。结果一到台湾，大陆发生变化，而且变化得特别快。 在1948年的年底，就得到消息，要我父亲做台湾省主席。我父亲接这个主席之前先把当时的主席魏道明请来再谈一次，因为要他接主席这个消息是魏道明告诉他的，接到电报了。我父亲马上回电，在跟魏道明谈过之后就回电去了，讲魏道明绝对可以胜任，继续做，应该让他继续做，我来辅助他，帮他的忙，结果（蒋介石）再来电，这是命令，你非接不可，这样才接的。魏道明又拿来电报来给我父亲看，一定要你接，这样我父亲在1949年的1月5日才接了（台湾）省主席。 记者：蒋介石那个时候坚持要您的父亲做台湾省主席，这个决策是不是已经准备让您父亲先把台湾这里准备好？ 陈履安：做个退路。我相信是这样。 最信任的人 就在陈诚接到“台湾省主席”任命的几天之后，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布了“求和”的文告，宣布下野。陈履安说，根据父亲的回忆，蒋介石是早已注意到了隔着几百里海峡的台湾，并且准备把这里作为国民党军队最后的据守地。而陈诚之所以会去台湾，也是源于蒋介石的这种安排。 东北之战，陈诚几乎身败名裂。可是蒋介石依旧在最关键的时刻把开辟最后退路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陈诚。陈履安说，他的父亲陈诚，始终是蒋介石在关键时刻的重要选择。那么为什么蒋介石会对陈诚有着如此高的信任？这还要从陈诚与蒋介石之间的渊源说起。 陈履安：我父亲在保定（军校）毕业之后，到广东，在广东参加了革命军，他那时候年纪很轻，23岁就做了少尉连长，33岁时已经做到上将，是10年之间。 早在东征期间，一场由蒋介石督战的惠州战役使陈诚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 陈履安：那时候黄埔军校成立了一个炮兵连。那个时候有几尊炮，这是很了不起的。100年以来惠州城是没有被打下来过的，结果我父亲就是三发炮弹打破了惠州城墙，革命军就进去了。所以那一战，他的功劳很大，我父亲在早年也很出名的。 作为一名军事将领，陈诚的带兵之道也深得蒋介石的称许。 陈履安：我父亲对部队、对部下照顾得非常好。我父亲有个特点，他不持产，不累积个人财富，他受到尊重，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当时国民党军队有种习惯——一个部队他会带枪投靠的。可能整个一个连，带了枪带了部队投奔我父亲来了，为什么他跑过来？因为那边那个单位不发军饷。 记者：那这么多部队，别人投靠他的话，他发饷怎么发呢？ 陈履安：那个时代，你真正将多人多，你能够打仗，蒋老总统那时候叫委员长，他也有特别费用给你的。我父亲跟蒋老总统的关系也不寻常，蒋老总统也非常倚重他。 据说蒋介石提拔人的时候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是重用黄埔系出身的军人，因为蒋是靠黄埔系起家的；二就是重用同乡；三是重用对蒋介石个人十分忠诚的人。在大陆时期，飞黄腾达的国民党人不是蒋介石的门生，就是他的同乡，至少是对他绝对忠诚的人。唯有陈诚三者兼备。 除了这三个条件，陈诚还和蒋介石有着另外一层特殊的关系。1931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做媒，把蒋介石的干女儿、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谭祥介绍给了陈诚。陈、谭结合，使陈、蒋之间不仅有同乡、黄埔的关系，又多了一层翁婿的关系。 陈履安：我父亲跟母亲的婚姻也是蒋老先生跟蒋夫人他们做媒的，介绍人是他们两个，虽然证书上不这么写，事实上是他们两个人介绍的。这个对我父亲有很大的影响。我外祖父跟蒋老总统非常要好。 陈履安说，每次父亲陈诚与蒋介石意见相左，待蒋介石作了决定，陈诚总是默默执行。此外，陈诚还有一个过人之处，就是他能够代蒋受过。因为这一点，他深得蒋介石的赏识。 抗战胜利之后，陈诚成为一级上将，在黄埔系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陈诚得到蒋介石如此的信任也曾引起同僚的不满。因为几次指挥军事战斗的失利，也有人多次向蒋介石提出“辞修骄横，目中无人，惨遭失败，其责非浅”。 陈履安：我父亲是一直被批评的对象，因为在（当时的国民）政府，那个时代，能被重用已经遭人家嫉恨，他那时候身兼不知道多少职务。所以那时候，我父亲去跟总统报告很多次，就是你让我做一件事吧，我这样到处兼着，很难做事，而且人家也会批评，你怎么一件都做不好。对他来讲，最欣慰的，就是在抗战八年时他做湖北省主席，真正地展现了他照顾老百姓的这一面。第一个是教育。他怎么照顾教育？流亡学生到湖北来，所有学生我收容，住校一律免费，所以那时候毕业的一批学生到了台湾，变成台湾发展的一个主力。第二个是照顾农民。抗战时候物资非常缺乏，那时候我父亲就开始照顾农民，叫耕者有其田，叫二五减租。 大溃退 早在1946年，蒋介石巡视台湾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台湾尚未被共党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那时他尚未料想到有一天他要在台湾度过最后岁月，但是他却看到了台湾的重要性。以至于后来蒋介石在一篇报告中说：“就算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保着台湾，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 蒋介石如此看重台湾，这让时任国民政府“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感到重任在肩。陈履安回忆说，那时首先要解决国民党在台湾的生存问题，遵照蒋介石的建议，将台湾建设成为“三民主义模范省”。 陈履安：他一接省主席，很多事情开始推动，那一年对台湾来讲是很重要的一年，整个基础都打下来，也是我父亲把他在湖北抗战时期做省主席的经验很快地拿到台湾来实践。中央政府又不在，那么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速度特别快。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时，台湾只有600万人口，到了1949年初，短短3年多的时间里，人口已经暴增了100多万，此时，被蒋介石委以重任的陈诚，正面临着抵挡不住的迁徙人潮。1949年初，陈诚首先宣布入台管制。 陈履安：第一件事情，出入境的管制，这当时是不可以的，你都是中华民国，怎么可以说广东就不能到台湾呢？那时候要是不管制，台湾就垮掉了，粮食也不够，什么条件都没有，“难民”如果全来的话是不可能的。这个决定，有专门研究法律的人讲，你这个不能这样做，但是紧急状态就做了，台湾就安定了，否则吃都吃光了。 陈履安说，当年父亲陈诚宣布入台管制也有防止左翼人士趁机入台的用意。但是也正因为这项管制的政策，限制了部分国民党的官员进入台湾。 为了避免经济方面重蹈大陆时期通货膨胀的覆辙，蒋介石又命陈诚加紧改革币制，抑制通货膨胀，陈诚为此亲力亲为。 陈履安：哎哟，这个又是很难，他两个月之内把它做了，就是发新台币，代替大陆的法币。当时发行新台币的时候，宋子文他们就有意见，就说你不能，你应该把福建、广东包含在一起，我父亲说不行，那又套在一堆了，我们都看见通货膨胀的可怕了。他两个月，货币稳定了。 记者：他靠什么稳定？ 陈履安：靠黄金。 根据《李宗仁回忆录》中记载，在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之后，当时国民党“监察院”的秘密报告显示，单是黄金部分，有390万盎司被运送到台湾，共计美金5亿元。 陈履安：当年把黄金运到台湾，确实救了台湾。所以我父亲就告诉所有的银楼，台湾的，你就告诉所有人，如果要换钱，你要拿这个货币去换黄金，银楼可以换，银楼到我中央来换，给大家方便，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大家就有信心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也时常提醒台湾人，我们大家把黄金搬到台湾来，我们饮水思源，对大陆是要感激的，还要有份歉意。你把人家家里钱全搬过来了嘛。 1949年初，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之后，国民党军队向台湾的大规模转移就已经开始。在1949年，进入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来自四面八方，也来自各个系统。陈诚于是立下了部队登台的新规矩。 陈履安：当时各个部队坐了不同的船到台湾，到台湾的时候，一下码头，不管你是哪一个部队，打过胜仗有辉煌战功的部队，一下船，枪支丢在一边，人走另外一边。这个事情也得罪了很多人。 记者：这个事情谁决定这么做？ 陈履安：我父亲决定，当然也得到老总统同意了，但是责任我父亲背。他不这样做的话就乱成一团嘛，大家带了枪进了台湾了。所以这是使台湾安定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陈履安说，他的父亲陈诚很清楚，这种做法是一件犯众怒的事情。但是，这一举措最重要的效果，就是避免大陆时期国民党将领拥兵自重、各领山头的情况出现在台湾。据统计，1949年前后，国民党运送到台湾的军队超过60万，民众高达70万人。 陈履安回忆说，在父亲陈诚的晚年，他回顾起当年初到台湾的往事，总会提起他实行入台管制时的一幕情景。1949年，在台湾基隆港边，很多人的船抵达了港口，但是不能上岸，只能原船回头。这幕情景在陈诚的记忆里永难忘怀。 “陈诚伯” 1949年12月10日下午两点，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永远告别中国大陆，飞往台湾。由此开始了国民党政权偏安于台湾的岁月。这时，陈诚已经在台湾完成了初步的金融改革，稳住了局面，为国民党政权自大陆撤退提供了一个安身之地。 就在国民党政府正式迁往台北之时，陈诚在台湾一项最重要的施政还在进行当中，那就是土地改革。1949年2月，在就任台湾省主席的两个月之后，陈诚发布命令，在台湾公布实施“三七五减租”。 陈履安：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大事情。那时候就先做一个调查，谁有什么地，搞清楚，哪些是有地的，哪些是农民，哪些是佃农，是替人家耕的。那时候派人出去调查，到现在还有这种人，还有的很老了，还写回忆录。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动机，让他们在大热天日夜地去做这个工作，所以很快，一个多月，资料全有了。 陈履安回忆说，陈诚当时颁布的这项政策一个重要的目的是用以安定农村。经过调查，陈诚发现，在台湾当时700多万的人口中380万是农民，而其中的大多数都是佃农。 陈履安：资料掌控之后，就开始分配地，就把“政府”的4个公司——日本留下来4个公司的股票分给地主。当时人家不懂什么是股票，根本不在乎，但是后来很多人拿了股票，就变成大企业家了，这个事情做得很成功，粮食马上增加50％，就那一年，增加50％。 1950年3月，陈诚在蒋介石的安排下，成为“行政院长”，他以“行政院长”的身份继续推行土地改革，并且在1952年底，正式发表“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主要内容，将地主的田地以合理补偿的方式分配到农民的手中。 陈履安：“国民党中央政府”也来了，意见就多了。当时就有些人认为应该用一个兵农政策，既然这么多兵，几十万个阿兵哥到了台湾，为什么不把田分给他？他就可以安居下来，打仗的时候就用他打仗，平常就耕田。为这个事情引起很多争执，老先生（蒋介石）对兵农政策也不反对的，因为他觉得让这些兵有个出路。我父亲讲，那就不叫耕者有其田，他不会耕田嘛，你这样子搞，粮食生产也是问题，很多问题都出来了，你对台湾老百姓怎么交代。 我父亲就非常坚持，一定要让农民有田，兵归兵，农归农，我们来照顾老兵，所以就坚持“耕者有其田”这个政策，就把田分给这些实际耕田的农民。当然对地主来讲是很不高兴的事情了，因为中国人是特别爱护土地的。突然之间要分配给别人，他当然不喜欢。但是“政府”把4大公司的股票给他，还是有条件的交换，所以非常温和，造成了一个全世界后来都在学习的一种土地改革的方式。所以我父亲这个土地改革的书也被翻译成了很多国文字到达世界各国。但是能不能学得到？学不到。我们也是在那个特殊环境之下，台湾刚刚光复不太久，手上有筹码，能够完成了耕者有其田政策。所以我父亲也觉得他了了一个心愿，它来自农村，最后照顾到农村。 从1948年10月到台湾，陈诚慢慢成为蒋介石的副手，他参与了对迁徙人员的安顿，整编了抵达台湾的军队，并且在日本留下的工业基础上不断推动台湾建设。 而台湾民间也因此对陈诚个人抱有好感，即使在陈诚离世之后，也常有农民到陈诚的墓前拜祭，把陈诚称为“陈诚伯”。 初到台湾 但陈诚很快就失去了“台湾省主席”的身份。 陈履安：就是1949年年底，来了个消息。从情治单位的消息，就是美国放消息出来，如果能够让吴国桢做“台湾省主席”，美元就可以得到。吴国桢是亲美派嘛，这个人跟美国人很好。 我父亲跟老“总统”他们商量，我父亲讲，让给他做，如果有美元，我们要，太重要了。蒋“总统”怎么说呢，你这样子好了，你不要辞掉，暂时不做，让他代理。我父亲说，那不行，那美国人就唬不到，你们搞假的嘛。坚决辞掉，就不做了，他又什么职务都没有了。吴国桢就来做，做了以后一发表，马上去求证，美国人否认，没这个事，美元没有。 朝鲜战争开始之后美元就开始来了。每年都有一亿美金，给我们很多机器、设备，蛮多。 陈履安说，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援助让当时的国民党找到了生存的契机。陈诚不久就恢复了“台湾省主席”的职位，并且兼任“行政院长”。陈履安说，就是在那时，陈诚早期在台湾的施政开始得到了台湾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认同。 陈履安：因为我父亲对学术界的人很尊重，他交朋友，俞大维又跟我父亲是非常有交情的。他是弹道学专家，他跟我父亲建议，就是要多派一些人到国外去留学，那时候我父亲就同意，就推荐了吴大猷、杨振宁，他们这一批人出国就是我父亲拨款给他们出国的。 裂痕 早在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下野，他就考虑退路，一方面他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同时又把自己的长子蒋经国任命为国民党台湾党部的书记。那个时候，蒋介石通过中央银行向台湾运送黄金等重要物资都是在蒋经国的安排之下。1949年12月，蒋介石败走台湾，在最艰难的时候，是蒋经国陪在蒋介石的身边。 陈履安说，父亲陈诚早已知道，蒋介石虽然对他委以重任，但是也早有意将继承人的重责交给蒋经国。陈诚曾经回忆说，对于那时的蒋介石而言，他只有两件最重要的心事，除了“反攻大陆”之外，就是传位于子。 陈履安：我想老“总统”早就要把权力交给经国先生。1935年，经国先生从俄国回来到江西就开始培养他。在那个时代，老“总统”身边有个侍从室，权力很大，等于是个小组织，“党政军情”都在里面，这些人都是谨言慎行的人，绝对小心，不对外讲话的，而且不求个人的名利、拉关系，当时就有这种人，像唐纵这种人在里面负责任。慢慢地就感觉出来了，老“总统”要把一些权力交给经国先生，包括情治单位，因为情治是耳目，唐纵他们都很懂事，这些老人慢慢就很懂事地退掉了。权力就在经国先生手上，这大家都知道。我父亲当然知道，但他不讲的。所以一到台湾，我父亲接“行政院长”，那时候就有一个石排训练班，专门培养情治人员，是唐纵在培养，然后交给经国先生。经国先生一来，头三期的资历都不算了，从他开始重新培养。从这你就看得出来，老“总统”要把实际的权力交给他，一步一步来。 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陈诚曾和蒋经国一起负责国民党的改造。1950年3月，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1960年，蒋经国升为“陆军二级上将”、“国防部”的副部长。 陈履安：经国先生始终没有说跟我父亲之间有什么不愉快，我父亲从来也不提，他那时候跟党的关系并不多，一直到台湾他做了（国民党）副总裁，党里事他都不太管的。我父亲的性格是这样，你不交给他管，他就不管，他不过问的。 国民党的七中全会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在党政高阶层的，跟我父亲都有点关系，结果那次中央委员，25个人改成16个人，就把和我父亲有关系的人全拿下去了。 记者：常委？ 陈履安：常委，中央常委。我父亲也不做声的，就过去了。九中全会，我父亲有一件事就蛮生气的了，这时他还是做行政院长，当时他的部长是李国鼎，还有陶声洋，居然都没有做到中常委，他非常不愉快。那个时候就是经国先生在主动安排一切嘛。我父亲他一直内心觉得他跟经国先生好像有敌对的。但事实上，在政治上，你在那个位置上，你不离开，人家就上不来，你就变成一个目标了。哪怕经国先生不把我父亲当目标，他底下的人也迫不急待地要推。 所以很多这种事情出来，我父亲也懂，他就要退，他不做了，辞职。（蒋介石）又不让他辞。这是他心中的一种苦闷。他党部都不去了，他有段时间非常不愉快。我们的老家人，像冉光营，冉副官，他现在还记得。他讲，“副总统”时常跟我笑笑地讲，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去耕田去，找一块田，耕田。我父亲很向往那种农村生活，但是他这一生到后来都没有可能。 连任风波 在台湾，经过蒋介石一手提拔，陈诚成为国民党副总裁，两度出任“行政院长”，三度当选“国民政府副总统”，到了晚年，他甚至兼任副总裁、“副总统”和“行政院长”于一身，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在国民党内，有人戏称陈诚为“小委员长”，甚至把他看作是蒋介石的“继承人”之一。可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陈诚与蒋介石之间也出现了难以弥补的隔阂。 在陈履安看来，父亲陈诚与蒋介石最大的冲突，是出现在蒋介石第二次连任“总统”的时候。 陈履安：第一次在台湾的“总统”大选，没有问题，因为照“宪法”，老“总统”可以连任，但是第二次（连任）就有点问题了。第一次是1954年，第二次是1960年。在1959年，就要提名了，1959年提名之前，依照“宪法”不能连任，怎么办？老蒋“总统”不说，不提，不谈这个事情，你们看着办。这时间越来越迫切了，我父亲就找了些大佬来研商，因为他是“副总统”，找大家研商，想出个办法，修改《临时条款》。就把这个部署都做好了，报上去给老“总统”。老“总统”还是不讲话，就这样子，他当选了，一句话不讲。 陈履安回忆说，在1959年，《临时条款》经过修改之后，赋予“戡乱时期”“总统”无限期连任的机会。1960年，蒋介石再度当选“总统”，他依旧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但是陈诚却已经心灰意冷。 陈履安：在1960年7月，我父亲在日记里面就写了，为了一件事情，我父亲很生气。他还在做“行政院长”时，就得到消息，说军中讲“行政院”要加薪，决定不加了，有钱不加薪，尤其军人不加薪。对我父亲来讲，这打击他在军中声望。我父亲很不高兴，就飞到金门去，一直待在那里，不回台湾了，穿了军服，天天在前线。那时候媒体没现在这么发达，也没有什么报道，只知道他跑到金门去。这很不寻常，“行政院长”走了，辞职，不做了，求他回来，不回来。 后来张群秘书长亲自到金门。到了金门之后，就告诉我父亲，就是老“总统”要你回去，而且交代，一定要回去。（张群）还讲了一句话，难道要我跪下来求你吗？我父亲他受不了这个，马上就跟张群一起飞回台北。 在回到台北的第二天，陈诚面见了蒋介石，在蒋介石开口之前，陈诚先向蒋介石做了一个道歉。 陈履安：然后先向老“总统”道歉，给他增添麻烦。老“总统”就讲了一段话。他说，你以前跟胡适之、梅贻琦、王世杰，还有蒋梦麟，你们一起到中南部去，我就不放心，跟这些人搞在一起，这种人怎么搞在一起？他说，这是为什么他要连任。他把连任的理由当成我父亲跟这种文人在一起。那时候他们称这四个人叫做商山四皓，我父亲在1958年过生日，跟了他们这四位一起去度假，结果就被说成带来这种谋士要来夺权，所以我父亲在日记里面很有感触，就说，老“总统”对我期望还是很殷切，但是对我的疑虑实在是太深。 那时候我父亲就不想做了，说我本来就不要做，你一定要我做，跟这些人来往又有什么罪过呢？当然，尤其胡适之先生，他话也特别多，他就等着我父亲做“总统”，他就准备到台湾去定居，他告诉人家他行李包都打好了。这个当然也使老“总统”不高兴，他不欢喜这些人。我父亲从阳明山下来，就真的不想做了，很灰心，不要做了。王世杰劝我父亲，这个时候不能辞，我父亲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在关键时候会帮他的忙。至于说劝他不辞是对是错，我们姑且不论。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说为国家想，不要搞僵。 陈诚之死 1963年，因为“反攻大陆”的计划，陈诚与蒋介石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陈诚对蒋介石说，一旦反攻的号角响起，他仍然要请命出征，但是他不同意贸然地“反攻”。1963年秋天，陈诚在一篇日记当中写下了他的两个梦。第一个梦，是他梦见自己率领国民党军队“反攻”，登陆后激战北上，却陷入了中共军队的层层包围当中，急迫中他惊醒了；过一会儿他再度入睡，又陷入了另一个梦境，这个梦里边，他带着国民党军队一路攻城略地，有一次他出营巡视，却被民众包围住，民众问他要东西，他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想掏钱，结果口袋里竟然一无所有。 陈履安：我父母一样，从来不谈人家的是是非非。他们的看法就是，上一代的恩恩怨怨不要传到下一代。这个对我们有很正面的影响。他不提的，直到他在1964年病了。我大概在秋天的时候，在美国正开始写博士论文，就回到台湾。有长时间陪在他身边了，每天陪他聊天，但是他口里面没有批评人，没有抱怨，他只有一种遗憾，这个事要是这样做就更好，那个事要那样做更好。 病重之际，陈诚最后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长”的要求，终于得到了批准。 陈履安：他身体一直就是劳累过度，很多医生都跟我们讲，他太累了，在前线作战，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操劳过度，加上那个时代的人都喝酒，烈酒就这么喝的，大碗干杯，肝不好，胃不好，所以在抗战胜利之后，就在上海江湾，把胃开了刀，十二指肠也割了。到台湾，1964年开始，身体就不行了，肝不好了。 1965年3月2日，台湾中央社发布了陈诚病危的公告。 陈履安：我后来问他，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他说国家搞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但是他留了个纸条给我，他要我写，要我写个小纸条，几个字——“陈死火葬，以不占地为原则”。我写下来了，给了我母亲，但是那时候的环境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是找了地安葬。 他从来不讲痛，张光璧医生看到他皱着眉头很严肃的时候，就会帮他打一点止痛针，他也不拒绝，还是军人性格，死都不怕，还怕痛啊？绝不讲一点痛，一点病态他都没有。他一直就维持，决不让别人操心的感觉。最后帮他上氧气，张光璧医师决定拿开氧气，他很安详地就过去了。 1965年3月5日，陈诚因肝癌病逝于台北，享年68岁。陈诚半生戎马，绕了大半个中国，最后葬于台湾。 陈履安：他去世的时候，很多事情我来照顾，就是善后的事情，真的看见这人情冷暖啊，很清楚。刚去世，已经有批重要的要员到我家里来，说是替我父亲谈治丧的问题，我亲身感到已经在分配权力。 我母亲很懂事，知道这些政界的人最关心的是我父亲身边、跟他的资料库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我母亲那时候心脏病发了，躺到床上，要我把所有的有关军事的战斗序列整理好，送回“国防部”。老“总统”的文件、亲笔稿非常多，全部整理出来。我后来和母亲亲自送到“总统府”，交给老“总统”。 我父亲去世之后，我看到一个名单。我父亲有特支费，居然分给33个人。就是他做“副总统”，他有一笔钱可以来用的，规定他可以动用的钱。我们现在做部长也有特支费，做主管都有特支费，做连长也有1万块钱特支费。我父亲的钱全部分给这些人。他这33个人里面有些什么人呢，我一个一个去拜访，其中有一个在大陆溃败前做过省主席的，绝不求人，一生的傲骨。就一个人单身到了台湾，在卖烧饼，任何人给他帮助，都不接受，我父亲给，可以。所以他这些部下对他没话讲，后来他没有这个力量，有些人保不住，他也没办法，心里很痛苦。 陈履安还记得，在父亲陈诚举行葬礼的那一天，前往台北市殡仪馆吊祭的民众络绎不绝。 陈履安：还记得出殡的那一天，自动地许多人跪在路的两边祭拜他。在那一天，好多从中南部来的老农民，跪在地上哭，哭了不走。在衡阳街。1965年，我们现在讲，40年前的事情。俞大维（原台湾“国防部长”）很感慨地讲了一句话，他说辞修啊这个时候走，在衡阳街下车了，辞修在衡阳街下车，我们将来在哪里下车？不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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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写过一本《台湾农地改革》的书，全面总结台湾土地改革的经验，满不错的。
美国通俗历史作家约翰·托兰在他的回忆录里说，1960年1月他访问台湾，见了陈诚，陈诚把他带到浴室里给了他一份自己的自传，说在台湾永远不可能出版，要他保存。
现在的陈诚日记出版了，好像没有这个记录，大概是这位作家的杜撰了吧。
这应该是个采访录吧！
很多标题及解说性的文字有很多严重错误。
比如：
“从黄埔军校的师生生涯算起，到此时陈诚已经追随蒋介石有20多年的时间。在上海江湾医院，陈诚考虑何去何从，蒋介石为他作出了新的安排。”
地球人都知道，陈诚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而是教官。和蒋介石的关系是上下级的同僚。
即使是陈履安自己，对于老爸的事情实际上知道并不多，也有很多常识上的错误。
“陈履安：那时候黄埔军校成立了一个炮兵连。那个时候有几尊炮，这是很了不起的。100年以来惠州城是没有被打下来过的，结果我父亲就是三发炮弹打破了惠州城墙，革命军就进去了。所以那一战，他的功劳很大，我父亲在早年也很出名的。 ”
一般的说法是在棉湖之战中，陈诚开炮击溃敌军，挽救局面。并不是攻击惠州，而且惠州还是爬城攻下的，当时的山炮并没有三弹穿透城墙的威力（105榴弹炮连续轰击才可以打塌中国式城墙），只能杀伤守城士兵。
陈诚大概相当于中共将领中的聂荣臻，打仗非其所长，主政往往头头是道。
怪不得，这个电视台做的东西大多假冒伪劣。
发表于 2007-8-14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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