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断想

自觉的梦游人

记得有一次我对中国的形成提出了如下的看法：

“中国的原始地域性概念应该是如周代铜器《何尊》所记，是特指当时的成周，也就是洛阳一带。或者可以说，中国的原来的地域概念大致也就等同于中州。对于周人来讲，他们自认为自己是西土之人。或者是西国之人。今天，人们的口语中仍然会像古人一样，以国称地域，听来似乎是故作文雅，实际只是现代人保留着古语而已，比如北国风光，南国春秋云云。

这个中国的地域概念后来成为国家的概念，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因为“中国”这个区域在古代史上是各个民族，文明，文化的相互征服，冲突和战争的一个擂台式地域，换句话说，征服了中国这一地域概念上的区域，就如打擂台得胜一般，对于建立一个国家疆域概念的的中国有着格外重要的象征性意义，而后者历史上的“中国人”反而不习惯称之为中国，而是王朝。

但是，历史上，这个擂台式区域同时又是在不断的扩大，由周成王说的“宅兹中国”，到人们习惯于说的涿鹿中原，就是这种擂台不断扩大的证明。更重要的是这个擂台地区不仅是文明冲突的舞台，更是文明交汇融合的所在。它对于四方四国都能历史地形成文明文化的渊源联系，因而也就能够被四方四国的文化所认同。但是它的中心凝聚力，它引导四方四国来到这里往往不是因为它有太强大的城防设施难以攻破，也不是因为他一直能够高居强中强的威势地位，而是恰恰相反：因为这里太容易被征服。对于想建立一个王朝的文明或文化或民族来讲，冲上擂台，也就是涿鹿中原，是他们建立王朝的必需经过的一关，只有在擂台上得胜才能称英雄。

在另一个层次上，随着被认为是地域意义上的“中国”的扩大，它所涵盖的文化和氏族乃至民族也在增加，这些文化，氏族和民族可能在以后会面临一次又一次的新的文化冲突，因而也就可能有一个又一个被征服的过程。“同患难”的被征服的经历一次又一次地淡化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民族界限，氏族隔离，文化差别，反过来讲，对于这块“中国”的地域性认同，反而成了维系这里的人们的互相认同的纽带，从而，在这块土地上，很容易产生超越文化，民族的地缘认同。而这一点对于中国能够从一个地区的域名发展成为国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至今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个问题可以重新讨论。

我以为迄今的中国文明考古，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偏向，就是对于一个文化遗存的发祥的研究不够。通观中国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我们已经可以建立起文化遗存的前后系列。大而言之，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前后出现在中国大地的两个文化系统，但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这两个文化系统是彼起此伏的更代性大于继承性，人们没有注意到龙山文化对于仰韶文化来讲，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文化，在文化来源上，仰韶文化并不是龙山文化的源头，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仰韶文化在一定的前提下当作中原文化的话，那么，龙山文化就是一个相对于它的外来文化。龙山文化一经出现，仰韶文化就中断了。类似于此的新石器时代普遍存在的文化断层现象，中国考古研究还缺乏一个整体的研究。

当我们研究商周史，我们都可以发现商文化的中断完全是周文化的兴起，而周文化的发祥我们大致也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看法。有文字的时代，文化的断层之间可以找到文化的继承性，但是，断层就是断层，它意味着文化的灭绝。在没有文字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就是这样不断出现着文化的灭绝，出现着文化的断层。这样的判断对于中国往往是跳跃性的文化发展轨迹的认识，我以为有很重要的意义。甚至，后来的中国人的辫子和旗袍都可以在这样的“跳跃”中改变整个中国人的形象。
构成中国文明的诸因素中的两个大项，文字和城堡。我以为很大的程度上存在中国文明形成的自己的特点。甲骨文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成熟的文字体系，甲骨文的发祥地在哪里？它的前体是什么？包括若干水乡文字特征的甲骨文字什么只是在殷墟安阳为中心的北方出现？对于这样的问题只有在断层和跳跃的判断下，才能有一个比较可能的答案。
城堡。中国的城堡不是建立在险要地势，所以更精确的说法，应该是城。说到城，很自然就会联想到国。古代的国，实际就是城的同名。它的出现大致有一个从东向西的轨迹，龙山文化可以定为城（国）出现的时期。但是中国古代的城是在建立一个国的文明动力的推动下出现的。在农业背景下，这种城的出现，第一是因为它要统治“野”；第二，没有可以据为天险保护的地貌；第三，它需要很强力的文明征服暴力，也就是说，占地广大的城必须占有大量的人力才能建成；第四，它的主要功能是为了防御，这一点，其实和长城的功能是一致的，一旦防御的功能不复存在了，城也就湮灭了。这也就造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古城遗址实际就是古城文化的断层。

童恩正的《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揭示了延长城线而存在的非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而这个传播带还延伸到西南。但是，文化的传播带的形成，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彼此文化地域的相同性；而另一个方面，则与文化的相互抵制有关。在我看来，中原文化也是有一个相应的文化传播带的。问题在于，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实际是一个文化断层和文化跳跃的前提下才能出现的，合理的解释是，当这个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文化体在向四边发展时，遇到了中原文化的强力抵制。于是就沿着这个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发展，其结果就必须先中断新的传播地域的文化。但是现在的中国考古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古文化，古文明发展的中断性。

在我看来，这种中断性很可能是中国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这种中断不是文化的自生自灭，而是文化的互相攻灭造成的。而文化发展的结果就是要在文化的征服的前提下，有一个可以比较容易征服的文化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擂台式的中原。中国各个时期的文明发展，更迭，取代的动力，就是因为无天险可据的中原太易于征服。

 

 

 

周泽雄

“在另一个层次上，随着被认为是地域意义上的“中国”的扩大，它所涵盖的文化和氏族乃至民族也在增加，这些文化，氏族和民族可能在以后会面临一次又一次的新的文化冲突，因而也就可能有一个又一个被征服的过程。“同患难”的被征服的经历一次又一次地淡化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民族界限，氏族隔离，文化差别，反过来讲，对于这块“中国”的地域性认同，反而成了维系这里的人们的互相认同的纽带，从而，在这块土地上，很容易产生超越文化，民族的地缘认同。而这一点对于中国能够从一个地区的域名发展成为国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富有启发性的见解！

刘刚兄正忙着写他的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大著，和他聊天时，听到了若干高论。梦子提到了长城线，刘刚兄也提到了一条司马迁线，其中曲折，超出我可怜的知识储备了。待到刘刚兄大著杀青，或许可与梦子聊聊，如此，我等也有望听到一场精彩讨论了。

且期待一下。

老木匠

梦游老兄自己出货，才是好货！

除了竭力配合政治需要外，中国历史的研究一直还有两个思想方法上的框框：一个叫做“独立发展”，一个叫做“线性发展”。

上次的转贴里明显有这样的味道。

流星雨

水纹性扩张，或曰摊大饼，呵呵，“化外”的“东夷南蛮”地区则多依山傍水，演化更随自然，“水纹干涉”相对少些，但总的趋势仍是水纹线越荡越大。呵呵。[em02]

李大兴

早就感到梦游兄绝不仅是乌搞高手[em07][em07][em07]

“有文字的时代，文化的断层之间可以找到文化的继承性，但是，断层就是断层，它意味着文化的灭绝。在没有文字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就是这样不断出现着文化的灭绝，出现着文化的断层。这样的判断对于中国往往是跳跃性的文化发展轨迹的认识，我以为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曾经写过：我们离春秋战国比西方离希腊罗马要远得多。战争、征服、毁灭、断裂，才是历史的真实图景，所谓“线性发展”、所谓历史进步观，实乃西学进入后拿来自慰的。

老木匠

事实上即使是西欧的历史也绝对不是一部线性发展、不断进步的历史，而是不断反复、彼此纠缠的历史。

线性发展的观念主要来自于斯大林的五阶段说吧！

自觉的梦游人

當年與許道勛老師一起搞建國以來的歷史問題爭論回顧，我堅持把當時剛剛熱起來的文明起源討論列一個專題，許老師好説話，就由我加了進去。我不知道十幾年過去了，國内的進展如何。但是談到這問題，我還是那時的看法。當然，關於中國的一段，是上次在葛劍雄的文章后的跟貼。很高興得到各位的共鳴。

關於中原為天下之中的看法，其實得益于老葉（文憲）當年在新史學發表的那篇談墓的朝向的文章。老葉從古代的墓朝向分出西朝東，東朝西，北朝南，南朝北，提到了秦始皇陵東向與亡靈歸根觀念有關。中方（天下之中）恰恰是分界這些墓的朝向的一個中心點。何以形成的？只能解釋是因爲這個中心點很容易奪得也很容易被奪去。所謂的中原向心力，不是因爲這裡的文明高水平，而是因爲這裡易于奪取。......

老木匠

中原地区，即黄河以南、大别山北、伏牛山及中条山东、今大运河西这块平原，历来是四战之地，无论哪个方向都可以进兵过来，虽有山却多山口，虽有河却易涉渡或冬有冰封，易攻难守。

恰恰这地方还是很好的农业区，有粮食可以就地供应，有人口可供驱使，以此为基地，也可以四处出击，西北-东南流向的扇形水系可供调运粮草，向东、北一马平川，向西、南可沿山脉走向进军。

中原逐鹿之说，确实准确。

[em54]

[此帖子已经被作者于[lastedittime]1187363822[/lastedittime]编辑过]

老木匠

以下是引用李大兴在2007-08-17 20:23:45的发言：

早就感到梦游兄绝不仅是乌搞高手[em07][em07][em07]

乌搞只是玩意，研究曾为本行

[em53]

流星雨

梦兄另外开帖，研讨“为什么必须要有正统”的问题，其实，就在此帖，我还有一个想法没敢出来，怕你们笑我乱搅，呵呵，我前面说的水纹扩张和摊大饼，其实已经隐含了一个中心动力问题鸟，试想投一块石头进水里，要想水纹扩张得越大，那么投石入水的力量是否就该越大涅？这个正统就是个“中心动力学”问题，越正统，向外扩张就越有力，所向也就越披靡。

类似于今天的城市拆迁建设，这也是一个摊大饼和水纹扩张的过程，力度越大……呵呵……想想这种扩张之中损失的都是些什么？是的，我实际上是在批判这种扩张方式，这种扩张方式损失的是文化的多样性，而且正统的力量越强盛，文化多样性的损失就越惨重，我想西方的势力扩张中，这种文化多样性的损失应该没有中国明显、严重，它的扩张方式似乎不该是水纹样的，似乎应该有一种多中心的倾向哈？（尊重或者说并不致力于压服被征服地的原有文化，原因不明，但这种倾向似乎应该是隐含了的。）8过，这事还得问问木匠兄地说，哈哈，瞎猜是不成的！

[em01]

流星雨

中国文明的整个发展史就是一部正统掩映下的文化拆迁史？嗬嗬，太可怕太野蛮鸟，特没文化哈？中国文明的扩张方式没文化！！！活活。[em65]

老木匠

世界历史上很多古代文明都有这样互为替代的现象。拆迁了本地原有的文化（往往是种族灭绝）后自己扩大发达。古希腊前的米诺斯文明、迈锡尼文明都消失了，古罗马前的艾特鲁斯坦文明也绝迹了，玛雅文明前有奥尔梅克文化，后有取代它中心地带的阿兹特克文明，印加文明的前一文明也是消失了的。

文明的发展史往往就是野蛮的征服与灭绝史。

复旦的金力课题组做的中国南方人群的遗传基因特征调查，发现中国云贵地区的汉族人口遗传基因中，父系的Y染色体具有中国北方人种的特征，而母系的线粒体则保留南方人种特性。个中意思，大家都懂吧！

流星雨

呵呵，谢谢木匠兄的解惑。[em01]

流星雨

另外请教木匠兄一个问题：现代西方文明有没有一种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趋向？是作秀多于实际，还是实际多于作秀？此问未预设任何“已知”答案，真心求教。

老木匠

以下是引用流星雨在2007-08-18 19:59:04的发言：
另外请教木匠兄一个问题：现代西方文明有没有一种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趋向？是作秀多于实际，还是实际多于作秀？此问未预设任何“已知”答案，真心求教。

“请教”太言重了，大家网聊吧!

这个问题太大了，没有办法来认证的。感觉上是有人提倡，但实际上主流文化还是“全球化”=“西方化”吧！

流星雨

一不小心，超出历史范畴了，木兄可以不理。嘿嘿。[em02]

自觉的梦游人

以下是引用老木匠在2007-08-18 07:42:07的发言：

世界历史上很多古代文明都有这样互为替代的现象。拆迁了本地原有的文化（往往是种族灭绝）后自己扩大发达。古希腊前的米诺斯文明、迈锡尼文明都消失了，古罗马前的艾特鲁斯坦文明也绝迹了，玛雅文明前有奥尔梅克文化，后有取代它中心地带的阿兹特克文明，印加文明的前一文明也是消失了的。

文明的发展史往往就是野蛮的征服与灭绝史。

复旦的金力课题组做的中国南方人群的遗传基因特征调查，发现中国云贵地区的汉族人口遗传基因中，父系的Y染色体具有中国北方人种的特征，而母系的线粒体则保留南方人种特性。个中意思，大家都懂吧！

大理国的被征服开始了当地语言的改变，大概这个调查的有效上限应该也是在同一个时期吧？建议他们去翻点宋以前的遗骨出来测测的说。[em52][em52][em52]

老木匠

以下是引用自觉的梦游人在2007-08-18 21:18:12的发言：

大理国的被征服开始了当地语言的改变，大概这个调查的有效上限应该也是在同一个时期吧？建议他们去翻点宋以前的遗骨出来测测的说。[em52][em52][em52]

哈，他们已经做了，其成果是绘制了一张初步的中国汉民族迁移线索图，指出了不同时期的迁移方向，忽略不说的是，当地的人口是如何被溶化的。

[em55]

自觉的梦游人

很有意思的调查，哪里能找到？

邱晓云

看得正起劲,怎么没有下文了呢?绝对是文化断层！

老木匠

后来不就被正搞了

老木匠

论坛新开张，接梦游的贴再说几句。

有一次上课时突然想到，商周两代孜孜不倦的向东南扩张，不断与东夷、淮夷作战。直到西周初期，所分封的诸侯国呈现出东北-西南的走向，是一条对东南的防线或进攻线。到了东周时期，这些“夷”就被消灭得差不多了。

下一个目标是江南的“越”（不单是那个接受了华夏文化的越国），到了西汉，这里还有“百越”，可是到了三国的东吴，就只有“山越”了。到了隋唐，连“山越”也没有了。这个恰好和台湾历史相比：那里的原住民先是被称为“番”，后来叫做“山番”，再以后叫做“高山族”，现在他们不乐意了：凭什么我们只能住在山里？只好统一叫做“原住民”。

自觉的梦游人

这个问题的讨论实际涵盖面太大。二战以前，比较吃香的是文明和文化发展一源中心论。其比较有代表性的扭曲表现就是文明发展欧洲中心论。二战以后，一方面是亚非拉人民要觉醒，另一方面就是远在北美的美国不甘被欧洲中心论边缘化。于是以更加时髦的现代文化人类学理论来解释文明起源，这样，就有了当今世界的文明起源多元论。从总体上讲，广义的文明发展史多元的，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可以辩驳的。
但是，在各个具体的文明体的发展道路上，或者将发展模式方面，比如中国文明，一定要建立起一个文明的不中断性，前后连续性以及恩格斯的文明反征服模式，那么，对于真正实际存在的历史发展就很难圆说。
中国的历史，表象上是王朝征服史，实际上很难排除他同时又是文明征服史的考量。这里面造成文明中断的因素当中，首先是宗教的缺乏。中国不可能发生犹太人亡国不亡教的现象，这样在文明或文化的超越血缘的相互认同方面，缺乏了一个基本的认同依据。所以，实际的文明体的消亡很容易因为宗教信仰的模糊而被模糊淡化。其次是文字，虽然文字的认同可以看到文化和文明的前后联系，但是，与文字相互分立的语言却在很大的程度上表现出语言对于文字的“征服”，这个带引号的“征服”就是原来的被统治的方言，因为该方言的操持族突然成为统治族了，就反过来使得文字的标准读音变化了。历史上的洛阳音，长安音，杭州的官话，大理语言的北方音化，以及南京的国语，以满洲话代替官话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字与语言之间的不同时期的文化断层现象，大而言之，文字的古今音，恰恰是文明征服的历史见证，而不仅仅是文明延续的表现。中国历来都在文字统治方言的模式下，一再出现方言改变文字读音。而一个地域的方言的读音如果被文字认同，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王朝的征服，对于那个文字的所谓的古音来讲，就是一种中断。语言文字的这种中断性发展，也构成了中国文明的一个基本特点。而在此前，所有的研究以为搞出了一个古音就算上上大吉了，其实，对于文化深层的研究，光是找到古音是不够的，更要关心的事操持这些古音的族群或文明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消失了，是自惭不如地自我更新了？还是就是被灭绝了？或者因为文明的征服而萎靡消亡了。（待续）

[ 本帖最后由 自觉的梦游人 于 2007-9-29 03:23 编辑 ]

自觉的梦游人

提到文字和宗教，就是因为我以为，作为文明的主体，人的追根寻源，很大的程度上，依靠着这些非物质的存在，我们才能够对人的族性进行认同。宗教的缺乏，使得今天我们对哪一个族裔相信什么教的分类，很难在今天的汉族内部作出，从而我们就很难解说这些实际说着不同方言的族裔，是如何走到一起的。文字的模糊统一（针对方言而言），宗教的模糊不清，很大程度上使得这个文明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王朝的统一和统治。而频繁的王朝征服使得本来应该在民族认同和文明延续的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正统秩序，一再在野蛮的，乃至血腥的征服当中，不断地发生断裂，传统一再出现断层，以至于这个文明的民族主体的自我名称也是一直被改写。
当丝绸之路把这个文明的光彩传到西方，秦的发音影响到了中国的称谓，chin的发音演变成了支那，到了今天，支那被部分中国人看作是一个蔑称。但是，历史上，chin的存在，却是一个强大的中国的符号。问题还在于，当西方开始以支那称中国的时候，在长安传出的王朝诏令已经把中国人称为汉人了。然后是唐人。到了元朝，唐人的后裔（宋人）变成了南人，最低下的族人，而所谓的汉人，就是原来的把宋人打得满地跑的契丹和金人。到了清朝，汉族的辫子跟着王朝征服也长出来了。这一个民族的痛苦的经历，说明了文明的发展一直是在断层之间延续。在今天，实际上，如果按照语言来划分，那么，中国人很大的部分是可以换称为“方言人”，如果按照宗教来换称，那么，可以有“回民”，基督教徒，佛教徒，道教徒，以及绝大部分的无神论者，等等，宗教显然是很难对这个民族起到任何一点类似犹太人的民族和文明认同的作用，更漫说在文明起源的追踪中的地位。文字的纽带，在很大的程度上，以它的方形展现着对“方言”的“统一”，却在文明源头上，回避不了文明在断层之间延续的事实。

自觉的梦游人

这个文明的生成途径，或者文明的发展模式。有的时候，横向比较很能够说明问题。印度文明的前后发展，经历了无数次文明的灾难，但是，印度教，佛教的存在，对于这个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显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犹太文明的幸存，很大程度上也是宗教在起作用。这两个实例都是患难图生存的文明发展的例子。中国文明的发展也应该是归于此类。只不过王朝征服对于旧文明的彻底破坏，使得文明的延续往往采取重建的模式，断层的痕迹格外明显。莫斯科大公国发展到沙皇俄罗斯的例子，同样是征服，却在俄罗斯文明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一个不中断的过程，这与中国文明在不断的征服中，不断出现断层的例子正好形成对比。

自觉的梦游人

李泽厚先生曾经以青铜的厚重，醇青来感受美的历程，当时我不敬地在边上窃笑。因为青铜是历史的久远的见证，而在商朝青铜的顶峰时代，“黄金”是青铜的代名。也就是说，那时的青铜是金黄色的，所以，又可以叫“吉金”。商周的青铜文化，现在一般都着重于一体研究，比如纹饰，铸造。当然，人们也注意到了，作为青铜礼器的组合和偏重，商周之间的文化不同。但是今天考古上按照礼器组合来印证考古年代的前后，我认为，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中国青铜文明的前后一体连续发展。重酒器组合的商代文明，历经二里头到殷墟的发展，最终中断在周人的重食器的礼器组合，以至于今天考古断代研究，礼器组合是一个很简单明了的界标。
但是，以爵觚觯为核心组合的商代青铜文化经过牧野之战，以及周公东征等周初的疆域开发和征服，就很快的被以鼎簋为核心组合的周代青铜文明所代替。今天，即使以铸造技术或者造型纹饰来比较商周两代的青铜文明，我觉得不能回避的一个事实，就是商朝的青铜器达到了中国青铜文明的顶峰，而周朝的铜器则标志着青铜文明的衰落，或者说，倒退。
从地域上讲，在今天的北方中国，在长江流域，我们都发现了商周两代的青铜器文化遗存，都在那里默默地展示着两代青铜文明的更代。所有的周代铜器组合都在揭示着一个文化或者文明的征服过程，那就是以《酒诰》为最具代表性的周人禁酒文化对于这些地区的征服。其所展示的是周代文明对于商代文明的追杀，是一个落后文明或文化对于商代文明或文化的摧残和毁灭。而这样的追杀和摧毁造成的周代鼎簋组合的胜利，一方面可以说是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不能回避它同时还可能是文化的或文明的断层。要知道，酒器组合的消失，意味着文化底蕴的被改变，文化风俗的被改变，其中可能带有的文明征服的血腥气，绝对不会弱于后来清代的辫子令。恰恰是金光灿灿的青铜文明的倒退，让我感觉到了一个青铜文明的断层，其对于解释中国文明发展的模式，是颇具值得回味的意义的。

[ 本帖最后由 自觉的梦游人 于 2007-10-2 21:54 编辑 ]

自觉的梦游人

[转自《国学论坛》。作者：zhugelan1]

有种观点，认为元朝清朝是中国的两次亡国。有著名学者也这么说。据《收藏界》杂志2005年11期，著名学者，被有些人捧为“国学大师”的文怀沙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他认为宋朝以后中国有两次亡国，一次亡于成吉思汗的子孙，一次亡于奴尔哈赤的子孙。

学术研究要讲逻辑。按逻辑规则，讨论问题首先要明确概念。中国的概念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概念，就是现行宪法上规定的概念。按这个概念，你当然不能认为少数民族王朝取代汉族王朝是所谓中国亡国。还有一个概念是古代儒家华夷观中的中国概念。这个中国概念并非现代主权国家意义上的概念。它只是一个地区概念。这个地区与别的地区的差别就在于它文明的优越性。由于这种文明上的优越性，所以古人把中国看成人类文明的中心，可作为人类世界的象征，即天下的代表。就如同一个国家的首都可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一个统治者，只要有能力统治中国，成为中国之主，那他就同时具有天下共主的资格，可公开合法理直气壮地使用“皇帝”“天子”的称号，处在万王之王的地位上号令四方。就好比北洋军阀时期，某派军阀打进当时的首都北京，控制北京政府，那他就可以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自居号令地方。原理完全一样。

在中国古代，中原汉族地区长时间在文化经济上领先于周边地区，所以古人把中原汉族地区称为中国或华夏，而把周边地区称做夷或番。这种华夷的区分，只是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区分，类似现代所谓先进落后，并非现代主权国家意义上的区分，这一点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否则很容易被敌对势力钻空子，为他们分裂中国的图谋提供口实。

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者无论他在老家情况如何，只要他入主中原，就都使用皇帝的称号，以天下共主自居，就说明他已经承认了古代儒家认为的中国具有天下中心的优越地位，而他入主中原的目的，是为了与汉族王朝争夺天下共主的地位。其性质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打天下”性质，与现代意义上一个主权国家侵略另一个主权国家完全是两码事，倒与《三国演义》中三国争雄，东周列国的列国争霸本质上完全一样。说元清时期中国两次亡国，只表明某些人对历史的无知！

或者有半瓶醋儒生问我：出身于四夷的统治者也有资格统治中国吗？我认为，虽然四夷的文明水平低于华夏，但不等于那里就不能出一个德才超群的领袖能入主中原为天下共主。例如一般而言，农村的整体文化水平低于城市，但不等于农村就不能出一个才智超群的人能进城做城里人的领导。以清朝为例。如果有儒生因为清朝统治者的民族出身认为他是夷，没有资格统治中国。那我站在正统儒家立场上，可以这样为清朝辩护。我说：明朝后期君臣失德，已堕落为夷狄，因而丧失统治中国的资格为上天所抛弃，清朝的祖先虽出于东夷，但能自新其德进于华夏，因此受天命入主中原取代明朝为天下共主。这样讲，大道理上完全说得通。

有人把清朝取代明朝比做现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这极其错误，也极其恶劣！清朝取代明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清朝统治者承认古代儒家认为的中国具有天下中心的优越地位，他入主中原的目的是为了取代明朝天下共主的地位。而近代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已“脱亚入欧”西化了。他已不承认中国具有天下中心的优越地位，他侵略中国的性质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把一个地大物博的落后国家作为自己的殖民地，以倾销商品，掠夺资源，与明清改朝换代的性质完全不同。把清朝取代明朝比做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有个成语叫“问鼎中原”。讲的是东周时楚庄王进军中原要图谋周朝的天下。当时周朝的一个大夫王孙满劝退了楚军。事见《左传，宣公三年》，《古文观止》上也有。当时人眼里，中国或华夏的范围仅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楚国吴国越国等都被视为夷狄。就性质类比，周朝就相当于明朝，楚国就相当于未入关前的清朝。现在请某些人看相关原文，看王孙满劝退楚军的讲话中是否包含这样的意思：认为楚国问鼎中原是对周朝和中国的领土主权的侵犯，是一种侵略殖民行为？读书重在义理，评论历史要了解古人的观念，不要拿现代人的观念去生搬硬套！

文怀沙是著名学者，目前在学术界地位很高，被有些人称做“国学大师”。但我对他的学识不看好。他在《隋唐文明》首发式的讲话里批评清朝统治者打压汉民族的民族英雄，论据是四库提要对岳飞生平事迹未做详细介绍，仅有一句“具《宋史》本传”。但仔细看四库总目提要，对岳飞这样知名度高的人或事不多做介绍实际上是四库提要编纂的一个体例。四库总目提要是古典目录学的集大成著作，也是专业文史工作者的常用工具书。文怀沙作为研究传统文化的老资格学者，居然连四库总目提要的体例都不清楚，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当然，普通群众就算了。

自觉的梦游人

宋朝：国外汉学家眼中最伟大的中国王朝

         德国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和总的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麦克尼尔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南宋社会生活史》一书中说：“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盐企业。……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研究及历史学教授汉学家伊佩霞在《剑桥插图中国史》一书中说：“11、12、13世纪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 曾担任亚洲研究协 会主席的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称宋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在《亚洲史》中这样评价宋朝，“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


       美国学者L.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认为宋朝为“黄金时代”，在《全球通史》中说：“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美国学者费正清和赖肖尔在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说：“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

日本学者摅薮内清在《中国.科学.文明》中说：“北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儒学方面兴起了后来被称作宋学或朱子学的新儒学；文化方面，在古文复兴的同时，口语文学也兴盛起来；印刷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发行的书籍不仅仅是儒教经典，还有历史书、诗文集等。在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科学书籍的出版发行。可以说，自古以来没有像北宋皇帝那样重视医学的。……总之，在这个文化发达的历史潮流中，有许多惊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认为，北宋时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相比。”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中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復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感慨：“正是有了宋版书，当时的绝大部分著作以及到宋代尚流传的更早著作得以保留至今。这些印刷与宋代的文本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材料，证明极度的学习热情恰是12和13世纪中国人的特点。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期所占据的重要性绝不下于文艺复兴时期之于西方的历史。”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中认为：“中国从汉到唐，人均产值均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宋代是一个发展的高峰，人均产值增长了1/3。从十四世纪到十一世纪，极有可能又降了下来。假定欧洲和中国西元一世纪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到了宋朝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欧洲已大大落后于中国的水平了……一般认为宋朝是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而在宋以后的五百年里，主要特征是横向发展。”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的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发表《克服国富的障碍——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的主题演讲时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英国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认为宋代文化和科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可称之为成熟时期，深奥的散文代替了抒情诗，哲学的探讨和科学的描述代替了宗 教信仰。在技术史上，宋代把唐代所设想的许多东西都变成了现实。”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说：“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颠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西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美国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在2000年1月1日《新闻周刊》刊登文章，这样评价宋朝：“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 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

美国学者尤金.安德森在《中国食物》中说：“宋朝时期，中国的农业和食物最后成形。食物生产更为合理化和科学化。到宋朝末年，不再由汉人统治的华北已在农业上成熟。此后直至20世纪中期，就很少再发生变化了。华南在此后历朝中扩大了农耕，并增加了新的农作物，但那里的模式还是在宋朝确立的，而且并未伴有多少技术上的基本变化。”

英国著名学者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说：“10世纪、11世纪、12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美国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说：“本书的假设是：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北宋被20世纪末的美国人誉为人类第二个千年的“领头羊”。


       日本文史家内藤湖南认为 “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法国学者埃狄纳称宋朝为“现代的拂晓时辰”。法国学者、著名汉学家、国际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埃狄纳.巴拉兹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外国一些贯通中外的汉学家认识高远，他们对宋朝的评价“商业革命”、“文艺复兴”几个词就说出了宋朝的文明高度与伟大，而反观中国的一些历史学者，长篇大论找不着重点，往往认识不到宋朝的伟大本质。甚至把宋元放在一起相提并论简称“宋元”。

附：
毛泽东如此说过：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国比之上述历史多了一些东西，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点。假如我们的敌人少估计了这一点，他们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面触一个很大的霉头。

孙中山如此说过：“中国几千年以来，受到政治上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

李大苗

跑题了，开题是“起源”，成题已经是流变了。

自觉的梦游人

是有一点。但是，我认为这个题目的讨论涉及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中国文明起源的方式和途径，所以也不妨从后来的历史去反过来看，其实，中国的王朝征服，与文明起源时期的文化断层现象有很多相似乃至相同的地方。

[ 本帖最后由 自觉的梦游人 于 2007-10-12 09:2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