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侵入中国。他们也许从中国“以夷制夷”的策略上受到启发,对中国要“以华制华”。北洋的军阀头目,便成了他们争取的主要对象。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在这些表面有些粗鲁的中国军人面前,他们都碰了壁。 徐世昌的名字现在许多人已经很陌生了,但他确实当过几年中华民国的总统。七七事变后,汉奸王克敏曾以师生之谊前来拜会,企图拖徐世昌下水。徐闭门不见,并向人表示“我没有这样的门生”。曹汝霖也来充当说客,声称徐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即可撤兵,徐以年老婉辞。曹告辞后,徐对门房说:“以后曹若再来,就说我不在家。” 1938年日军师团长板垣和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约徐世昌定期会面。徐托病未见。日方不死心,又派徐的两个门生来游说。一个姓金的学生劝老师不要失掉千载难逢的机会,徐以年老多病推辞,并怒斥:“你太浑。”金也反唇相讥地说:“老师才浑啦。”徐闻金出言不逊,不禁潸然泪下,伤心地说:“想不到我这个年纪,又碰到这一场。”言罢,拂袖上楼。 段祺瑞因为制造了三一八惨案被鲁迅好一顿声讨,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军方列入了“合作者”的花名册。日本人巴望着曾是中国头面人物的老段出面组织华北的伪政权。为了不让一位有影响的前国家领导人为敌寇所挟,蒋介石写亲笔信,恳请“芝泉老”南下。 当69岁的段祺瑞抵达南京浦口时,不光在京的少将以上的军人集体过江迎接,蒋介石本人也亲自到码头恭候。享受国宾级待遇的老段,当即对记者发表了对时局的书面讲话:“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后来他从南京移居上海,有记者登门采访,他铿锵作答:“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曹锟在历史上名声更不好,为了过把总统瘾,不惜大把花银子贿赂选举者,留下了“贿选总统”的恶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曹锟的老部下纷纷落水,出任汉奸政权要职。日本侵略者还千方百计地拖曹锟出来当俘虏,年迈的曹锟在刘夫人劝导下,立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 日本人碰壁后,派出已当上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的齐燮元前来叩门,曹锟夫妇让家人把他关在门外。接着河北省省长高凌蔚又奉日寇之命来访,曹锟一见,脸色陡变,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吓得高凌蔚浑身哆嗦,被几个侍从架着慌忙溜走。 日本人打主意最早的莫过于东北王张作霖,最有戏剧性的也是这个土匪出身的张作霖。某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当众赏字,他也许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了个巴子的!俺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 大元帅府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其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贼,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一代有血性的中国军人,就这样向国人和历史交上了最后的试卷,为自己书写了最后的光荣。人生有大是大非,卖国不卖国就是大是大非;每个人有做人的底线,不当汉奸就是一个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