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内群众何以分裂
“除隐患”战斗队主要是隐秘地搞王关戚等人的情况，是在小范围里与他们斗争，在大范围中，我们与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王、关、戚及其同伙谢富治等的斗争，则是在校内校外同时地展开的。他们呢，也在处心积虑地对付我们。其中很重要的一着，就是在北大校内制造分裂，挑动武斗，扶植反对校文革、反对我的势力。
中央文革在北京市搞分裂，造成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对立。首先是从高教部夺权开始，王、关、戚支持师大谭厚兰，地质学院王大宾，支持“地派”，反对北大。北大法律系的学生牛辉林在地质学院王大宾帮助下成立了一个小组织，专门搞分裂，自称他们是真正的造反派，而新北大公社是老保组织。这样，在中央文革和“地派”的支持下，牛辉林等的势力越搞越大，后来从地质学院回到北大。1967年6月5日，牛辉林与陈伯达在北大单独谈话以后，立即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
这时候，逐渐有一些人，一些老师、教授参加了他们的组织。为什么参加呢？因为这正顺应了他们的心理。在任何地方，都会有不同意见，在北大就更是如此，北大历来就是非常活跃，见解纷纭的地方。现在呢，是那些对我不满，对校文革不满的师生员工，见到有人出头反对我，先后投到“井冈山”的旗帜下了。
那些先后参加“井冈山”的，有许多是在运动初期受到冲击和批斗的学生、老师和干部。因为是我带头写了那一张大字报，导致北大在“文革”初期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引发了随后的一系列的批判浪潮。这些人有老教授，有教师、干部子弟、个人历史复杂的人，等等。这是主要的分歧。其次，则是社教运动的后遗症，那些因为陆平倒台而受到牵连的人们，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将他们挨整的缘由归罪于我，到后来，他们也获得了“革命”、“造反”的权利，自然而然地，他们都把怨气归到我这里，认为是我的大字报引出来这一连串的结果，使他们吃了苦头。其实，我写大字报的时候，哪里就能想到那么多？那时候随便揪斗，随便地戴高帽子、挂大纸牌子，坐“喷气式”，这些侮辱人格的方式，我是坚决不同意的，发生这些情况，我难以负责。我们开过斗争陆平的大会，事先就是针对当时群众批斗中出现的上述情况，规定了“五不”，不允许罚站，不允许被批判者不得声辩，不允许挂牌子，不允许坐“喷气式”，不允许戴高帽子。这是我和校文革搞的，就是想树一个样板，让大家都这么做。可是，中央文革不满意，江青批北大太“温”了，挑动群众乱批乱斗。这样一来，局面大乱，乱批乱斗的事情，我哪里能管得了？
还有一些人，本来是和校文革站在一起的，后来也“上山”，参加了“井冈山”。
周培源为什么参加“井冈山”？他本来也是参加了校文革的工作的，1967年3月，担任北大副校长的周培源和教务长崔雄昆等人一起“亮相”，表示与旧的校党委和陆平彻底决裂，愿意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参加“文化大革命”。其后，他们都参加了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可是，周培源后来又“反戈一击”，参加了“井冈山”。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的推断是，在校文革工作中，他觉得我重用他不够，没有多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我太霸道了，不民主，至于具体的原因，我说不出来。我那时候，思想也不对头。我觉得，凡是跟着牛辉林跑的人，我认为他们就是要跟着王关戚跑，就是要和我作对，和校文革作对。当时我认为，中央文革王、关、戚等人是野心家，是文化大革命的隐患，我反对他们，而你们受他们的挑拨，站在我的对立面反对我，就是削弱了反王、关、戚的力量。反正你们站错了队，谁愿意走你就走，我不去做你的工作。其实，我应该把他们找来，让他们给我提意见，多听取他们的意见，交换一下看法，把矛盾解决了就好了。可是，那时候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对于学校里的人员参加那一派，我是谁愿意过去谁过去，我对他们根本不加理睬。你们就是都过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我也不理睬你们。我心里明白，地派是受王关戚支持的，你对我有意见可以提可以改，但是，你站在王关戚一边，反对校文革，反对我，这就是错误的，我决不能拉你们过来。那时候我们是“老保”，是保守派啊！他们给我起外号“老佛爷”，他们在大饭厅门口吊一只鞋子，诬蔑我是“大破鞋”，这样一群人，你周培源就跟着他们走？我是跟中央走的，我错也是错在跟中央的路线了，你周培源跟的是一群乌合之众，是那些搞人身攻击、搞左道旁门的人，你和他们在一起，你自己成了什么人了？你们愿意站队站到哪里就站到哪里，让历史来证明吧。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还有孔繁，原来跟我关系都挺好的，他是哲学系的老师，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本来也是因为给陆平提意见受到陆平排挤的，他还跟我说过，像有些这样搞宗派搞官僚主义的人，苏修要是打进来，一准会跟着苏修跑。他最初也是校文革的负责人，他为什么也分裂出去反对我，我觉得，他是认为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接受别人的意见。还有，运动中，他被学生批斗过，他也许把这笔账记在我头上。其实，学生批斗他，我是制止过的，不过不是公开出面，不是在批斗大会上。我在下面做过工作，但是工作做晚了，没有制止住对他的批斗。还有，学生批斗他，还把批斗会的照片贴在哲学楼前面的布告栏里。这我都是反对的，都是做过工作后撕下来了。但是，我没有跟孔繁直接谈一谈，没有直接让他知道我的态度，因此产生了不必要的误会。我要是直接地和他谈一谈，为学生批斗他向他表示道歉，解释一番就好了。
张恩慈也成了我的反对派。他跟王关戚跟得太紧了。其实，张恩慈的离开学校，杨克明的离开学校，我都给他们帮了很大的忙，给他们开了绿灯。当时学校是不允许他们走的，我这个总支书记明确同意他们走，他们才能调动，我要是阻拦，他们也走不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太复杂了，人们因为各种原因重新组合，而且是分分合合，动荡不已，很多情况都是客观环境造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毛主席说过，在任何地方都有两派，他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主席自己主持了中央工作那么久，又有那么高的威望，他都不能不承认他无法把党中央都统一起来，仍然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何况，我从一个系的党总支书记，到担任校文革的主任，资历、经验和声望都差得很远，进一步而言，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能有多大的权力，我一个校文革的主任，能有多大的权力，在北大，我从来就没有感到能够把全校师生都指挥得动，从来没有过什么“一统天下”。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讲了那么多话，党中央发布了那么多指示，都是三令五申，还未必能够全面贯彻下去，我这个校文革主任，又有多大能耐？
陈伯达助产“井冈山”
当然，校内反对派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中央文革王关戚、陈伯达和江青等人的唆使和支持。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67年6月5日，陈伯达对北大发难，对我发难，发表了倾向性鲜明的“6.5”讲话。这天陈伯达到北大来，他到得很早，在大饭厅先见了牛辉林，他们谈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我和校文革的同志得知陈伯达到了学校，就急忙赶往大饭厅，在饭厅附近遇见陈伯达。陈伯达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你们学校越乱越好，你们校文革摇摇欲坠才好呢。他还向群众讲话说，北大是“一潭死水”，“聂元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指责，是足以置人于死地的！
于是，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一些群众在巨大的压力下支持不下去，宣布退出“新北大公社”，而反对校文革的对立派则兴高采烈，以为他们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陈伯达讲话的第二天，几个反对校文革、反对我的群众组织就联合起来，在牛辉林领导下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他们的组织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了许多，拥护校文革的新北大公社，则在这种冲击之下产生了分化。
“整风要先整谢副总理的风”
如果说，陈伯达的“6.5讲话”，是北大“井冈山”的催产剂，那么，谢富治1968年3月的所作所为，就点燃了北大大规模武斗的导火索。
中央文革也好，谢富治也好，他们都是野心勃勃地想在混乱中夺取最大的权力的。我聂元梓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可是他们又拔不掉。我又不犯错误，不搞别的事情，他们抓不住。越是这样，他们越是着急。李讷从北戴河休养回来，她告诉我，谢富治说，“要拔掉北大这颗钉子。”这句话是李讷亲自对我讲的。是67年夏天李讷对我讲的。
1967年秋天，虽然说王关戚倒台了，可是，我的处境并没有改变，谢富治由幕后走到前台来，成为对付北大的重要角色。分歧越来越清楚，冲突越来越尖锐，我就反击了。
1968年3月下旬，市革委会开会，谢富治在会上讲话说，各级革命委员会都要革命化，为此要先进行整风，各级革委会都要整风，要真正实现“革命化”，市革委会要专门开几天会进行整风(这是当时经党中央提倡的一项活动)。我就在会上讲了，我同意谢富治同志的意见，市革委会需要进行整风。但是，要整风，“首先要整谢副总理的风”；上梁不正下梁歪，要一级一级地从上往下整，先从谢副总理开始。我就把我对谢富治的主要意见讲了几条。听到这话，谢富治气得手都直哆嗦。他没有想到，我会把火烧到他的头上。
我对谢富治，也有一个认识过程。谢富治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并不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从资历从职务上来说，都很不错了。但是，他还是紧紧地投靠在江青脚下，投靠在中央文革脚下，别人不用说，在王关戚倒台以前，连对于戚本禹这样的“小字辈”他都是毕恭毕敬。在市革委会讲话，言必称“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一定要紧跟江青同志”，还要一一历数中央文革的成员，不厌其烦地重复道，“康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伯达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王力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关锋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戚本禹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等等。他还宣布，谁要反对哪一个都不行，都叫他碰得头破血流；中央文革哪一个也不能反，反江青是反革命，反陈伯达是反革命，反王力是反革命，反关锋是反革命，反戚本禹也是反革命...真是令人感到不堪入耳。当时我们正在同王关戚进行斗争，“除隐患”战斗队的活动，动静很大，听了谢富治这样的讲话，我气得手都直发抖！
还有，周景芳在市革委会里搞名堂，我私下里对谢富治讲过好几次周景芳在市革委会中，设立了一个情报小组，各单位都有耳目，背着市革委会秘密调查各单位的运动情况，和群众组织头头的动态，上报中央文革。这么秘密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呢？这个小组织里，有一个参加市革委会工作的工人，他不愿意跟着周景芳搞特务活动，就把实情告诉了我。我觉得在是革委会里这样搞是不合法的，就对谢富治讲周景芳搞特务活动。谢富治呢，还为周景芳开脱，说周景芳在北京市革委会做了不少工作，你不要反他，等等。我明明是揭发周景芳，让谢富治这么一说，我是反周景芳了。可是，谢富治这话说过没有多久，就发生了西单商场大武斗。一追查原因，是周景芳指挥西单商场武斗，周景芳暴露出来，所以垮台了，这也不是谢富治把他拿掉的。相反地，事情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谢富治也没有把周景芳活动的罪行公布给市革委会的委员们，他自己更是一句检讨的话也没有。这些都促使我对谢富治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认定他就是中央文革江青那一伙的。
对于王、关、戚，谢富治的态度同样是全力维护和吹捧他们，以致把北京市革委会变成了王、关、戚及其后台中央文革的一个搞阴谋活动的据点。经我多次向谢富治讲王、关、戚等利用北京市革委会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况以后，谢富治仍然一再地为他们做解释和开脱。
后来，谢富治不仅将北京市革委会作为他们活动的据点，还想在要求市属各级革命委员会要经过整风实现革命化和制定各级革委会革命化条例的幌子下，变各级革命委员会也如北京市革委会一样，成为他们活动的据点。因此我在市革委会会议上讲，制定革命化的条例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实现思想革命化。所以，要整风就要首先整谢副总理的风。这样就打乱了他们以革命化的口号下，进行阴谋活动的计划。这样就引发了会议上的冲突，导致市革委会会议矛头一转，出现集中火力批判我的上述情形。
关于反谢富治的一份旁证
笔者偶然地见到了一件关于北大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孙蓬一的材料(手写稿)，谈到了校文革和聂、孙反对谢富治的问题。录在这里，以备参照。
这是孙蓬一于工军宣队进校以后写的《我的初步检查》。该文从三个方面作了自我批判。一、在对待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态度上的错误。二、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方面的严重错误。三、对待群众问题上的错误。
第二部分“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方面的严重错误”中，谈到反对谢富治的问题对谢副总理的严重错误。原文如下：
(二)对待谢副总理的严重错误：
...我竟在去年4月13日公开炮打谢副总理。这是一起不可宽恕的严重政治错误。
这一错误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它严重地损害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并为北京市以后出现过的几次炮打谢副总理的逆流开了个恶劣的先例。客观上给阶级敌人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以可乘之隙。
在很长时间里，我对自己的这一严重错误，态度是很不端正的。去年4月13日炮打谢副总理的大会上，聂元梓同志曾两次写条子阻止我。但是，我根本听不进去，牢骚一发而不可收拾。事件发生后，聂元梓、校文革和公社总部的一些同志采取紧急措施，忙了一夜去消除影响，而我却若无其事地回去睡觉去了。甚至在聂元梓同志向中央作了检讨后，我还一度拒不检讨。以后勉强作了检讨，但并未认真触及灵魂，从中吸取教训，致使检讨以后，错误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对谢副总理的怀疑随着听到的流言蜚语的增加而加深。到了今年3月份，在市革委会和卫戍区举办的高校学习班期间，在与校内外的一些同志接触中，又错误地议论过谢副总理，影响是很恶劣的。当时我校虽然没有公开点名攻击谢副总理，但在我的错误的影响下，校内写的一些大字报，印的一些传单，矛头也是指向谢副总理的。社会上出现了公开反谢副总理的大字报后，我一方面认为他们不应该贴，觉得没有中央的明确态度作根据，容易犯错误；同时，从内心里讲，觉得他们贴上也好，看看中央怎么表态。同时，说心里话，我当时是希望谢副总理能够被打倒。后来，从3月19日以后几次市革委会的会议情况，我虽已看出反谢副总理中央是反对的，但当有的同志提出我们应公开表态支持谢副总理，回击一下反谢副总理的大字报，但我仍然不同意，因为一则对谢副总理的错误怀疑并未消除；另外，在我思想上还迷醉于一些流言蜚语，幻想这可能是中央的安排，暂时还不到打倒的时候；加之我觉得如何发表声明，我们自己也不可能作公开检讨，过去曾和有的贴大字报的单位一起议论过谢副总理，我们自己不检讨，还去批评人家，这说不过去。如果人家也起来揭发我们，我们岂不成了两面派？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连中央的精神也置之度外了！其实，正确的做法，应该一方面检查我们自己的错误，一方面帮助有的单位的同志公开检查，对一小撮敌人则给予狠狠回击，用行动纠正错误，紧跟中央，维护无产阶级司令部。而我却由于私心杂念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竟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说老实话，如果不是中央开了3月24日会议(1968年3月24日夜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召开驻京部队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向与会者宣布揪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反党集团”，毛泽东出面接见了与会者，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先后讲话，在讲话中有“揭露”杨成武、傅崇碧在北京市反对谢富治、想夺市革委会的权等“罪行”的内容笔者)，以后只要一有气候，再次炮打谢副总理，再次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也是随时都有可能的。
去年4月13日，我第一次炮打谢副总理，事件的本身尽管不是预谋的，但是也并不是像我当时所检查的那样，只是由于“误会”，只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事实上在这之前，由于一些道听途说的流言蜚语对自己的影响，已对谢副总理产生了怀疑。这一点，当时许多同志在批评中都早已指出，可是我讳疾忌医，拒绝了这些正确的批评，并且还对一些提出尖锐批评意见的同志，心怀不满，不去深刻检查自己，反而认为人家是受了朱成昭势力的挑唆，因而就采取了压制手段。结果，一方面使自己的病根未除，养痈遗患，又使自己和群众越来越对立，使很多抱着批评我的错误的好心同志大失所望，实际上把一批革命的同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另外，当时所以那样顽强地表现自己，还因为错误地觉得谢副总理偏袒地院(即“地派”的领军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笔者)，压了北大，心里想：北大不是好欺负的，非叫你知道知道北大的厉害不可。就是在这样极端狂妄、不可一世的错误思想促使下，才迫不及待地犯下炮打谢副总理的罪行。
过去对井冈山兵团中的革命同志，因我炮打谢副总理而喊出打倒我的口号，是以敌对情绪对待的。今天想来，这是罪有应得。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现在流行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我既然犯了怀疑、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谢副总理的严重错误，群众为什么对自己就批判不得，打倒不得？应该说，同志们这样做，恰恰表现了同志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忠诚和热爱，是一种革命行动。自己接受不了，只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大有问题。假如当时就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早就可以从这种打倒的口号中接受帮助，吸取教训，使这方面的错误及早得到纠正！
在谢副总理的问题上，我之所以长期坚持错误，除了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一直在支配自己以外，还有一个更加肮脏的念头在不断地起作用，那就是如果谢副总理倒了，自己和公社这一派被别人长期以来抓住的一个最大的辫子也就不存在了，自己和公社这一派就可以彻底“翻身”，更加证明自己是“一贯正确”了...
不祥的警报
在北京市革委会的会议上，我讲要整谢富治的风，打乱了他们的安排，会议开不下去，当时会议就中止了。第二天停止开全体委员会议，谢富治他们开小会作准备作安排，然后就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我，就在市革委会会议上全都批我。批我“保守”，“右”，“压制革命派”等等，谭厚兰、王大宾、徐凯(工厂的工人)都跟着发言批判我，表扬谢富治自市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功绩”。
这次批我的会，后来还在学校传达过。批我也抓不住什么把柄，就是说我在学校怎么压制另一派。我怎么压制呀？另一派要怎样写大字报就怎样写，要批谁打倒谁，我都没有卡他们。你要写我的大字报，也让你糊，你要骂我，也让你骂；说我是“破鞋”，弄一只鞋子吊在大饭厅里。有本事拿出事实来，只要能拿出一件事来证明就行。但是，他们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我有生活问题，因为他们就是凭空捏造啊！没有办法，你骂我就骂吧。我也管不了。政治是非是政治是非，侮辱人是小人干的事！就这样也弄不倒我，我没有大的问题啊。中央有什么大的号召，我也全都响应过啊，我都是参加了的，不是对抗，只不过有的问题我的做法与他们不一样(当时我怎么能公开反对呢？)反正也抓不住我什么问题。
市革委会连续开了几天会，一方面是宣扬谢富治的功德，一方面批判我。开会我也不检讨，你批我就批吧，是我的错误，我改正，不是我的错误，我坚决不承认。反正也没有让我发言，我就听着，看你们能说出什么话。我自己心里有底，你还能批我到什么程度！
就在北京市革委会开会批判我的同时，我挨批这件事情没有经过市革委会会议通过，背着我这个市革委会副主任，他们擅自决定，就向群众传达了，一直传达到街道居委会，连那些街道上的老头老太太都知道市革委会在批判聂元梓。
这次批判我的会，是市革委会内部的会议，但是传达到全市基层群众中，传达到街道上。我认为这事情不简单，这是要动员全市群众来反我呵！但是，在市革委会参加会议的我，又没有在会议上接到关于向学校师生传达有关情况的任何指示。我呢，开始是传达给校文革委员，没有在全校群众中传达。认为这是市革委会内部的会议，并没有要求把会议精神传达到群众中去。到三、四天以后，知道谢富治已经在全市都传达了，这样，我和校文革委员们决定也向北大全校群众(包括“井冈山”的群众)传达会议对我的批判。
然后就发生了另一件事情。经济系有个学生叫刘新民，刘新民的父亲是北京市卫戍区的副司令员刘福。一天夜晚，刘福在市里开会，开会途中休息时，刘福从会上溜出来，对他女儿讲，今天夜晚开会，是谢副总理召集的，谢富治刚刚从林副统帅那里回来，要搞你们北大啦！从今天开始，不允许你回学校，决不许你回学校了。刘福是怕第二天学校出事情，怕他的女儿赶上出事，发生什么危险。这正是3月下旬的头几天。刘新民睡得迷迷糊糊，对她爸爸说，好，我不再回学校去了。等刘福夜里开完会，睡觉的时候，刘新民一早起来，赶回学校，刘新民急忙对经济系的老师王茂湘讲了这件事情，说上边要搞北大了，王茂湘把消息告诉了我。
在这以前，把我的事情传达到街道，我就感觉不对头，要出问题。这是动员群众反对我呀。他们反对我，又没有抓住什么实质性的东西，那就要找出什么罪状来。这次刘新民传达的信息，要搞你们北大，也是要找罪状。我认为形势不妙，要发生什么大事件了，我更加坚定不移地，要把市革委会会议对我的批判传达给全校的群众，使得群众在遇到无法预料的情况时，头脑是清醒的。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实在是出人意料。我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诉诸群众。我实在是着急，批我的后边总有大事发生。我和校文革的同志讲了我的想法，他们都同意开一个全校大会。
本来在北大已经是向全校传达过市革委会开会批我的事，但是，那一次只是讲聂元梓受批判，没有讲前因后果。我回到北大以后，就把所有的人都召集来，不管你是哪一派，是北大的都来，愿意听的都来，开全校大会，把市革委会开会的情况内容，原原本本地讲一遍，谁怎么发言，说的什么，谁怎么发言，批我什么，都告诉大家，一个发言一个发言地传达，将每个发言人批判我的内容都传达给全校的群众。实际上我就是动员，起动员作用，让全校群众的头脑都清醒起来。我是北大的人，我干了些什么，北大的人都清楚，把问题的盖子揭开了，让大家知道那些人在干什么，要不，外边的人都反进来了，北大人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呢？我是连锅端，不是光讲好事，批我的事，说我的坏话，我一样地说！把底交给了大家。
批聂批到什么程度，就打到什么程度
我知道要出事，可是没有想到，接着就发生了“3.25”大武斗事件。7个学校的学生同时到北大来进行武斗。
3月25日下午一点钟，我还在市革委会开会挨批判，北京市一批高校的学生就到北大打武斗来了。一共有七个学校的对立面组织，有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邮电学院等，从北大各个校门往里涌。南校门，西校门，东校门，西南校门，都是来武斗的学生，都拿着棍棒，成千上万的人，来势汹汹。我还在会上接受批判，学校里就打电话给我，说不好了，不知道有多少外校的学生到北大来搞武斗，要我赶紧回学校。可是，这时我在市革委会的会议上正在受批判，怎么能走得开？我就回电话说，别着急，不准还手。等我回去后再说。接到第一次电话，我还没有回去，我还在开会，过了一会儿，北大的电话又打过来，说是外校的学生要抢占学校的广播台，广播台的门都挤坏了，形势非常危急，你赶快回来吧。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对峙的情况下，广播站就是我们的指挥中心，只能通过大喇叭来指挥北大学生，控制局面，一旦失掉了广播台，不能及时地发出我们的声音，北大学生只能是各自行动，谁也掌握不住现场，大规模的混战就不可避免。我还是说，千万别还手，谁还手谁负责，我马上赶回来。可是，我还是得等到批判我的会议结束，才能离开。
会议开完了，我从市革委会出来，红代会陈良赶来，同我乘车赶回北大。从白颐路赶到中关村，就见南校门一带，都是外校来打武斗的学生，有从南边的白颐路方向过来的，有从北边的成府路方向过来的，都汇集在中关村向南校门拐弯的路口，拥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有徒手的，也有手中拿着棍棒和长矛的，显然地是作了充分准备的。我坐的汽车根本没法通行，我们就顺着中关村向北，想从东校门进北大。在蓝旗营附近汽车还能走，到了东校门拐弯处那里，我看到人多得很，人山人海，来打武斗的学生像潮水般地涌进北大东校门。这还仅仅是我看到的情况，在我赶回来之前，已经有多少人进到学校里边，造成了多大的混乱啊。人太多了，汽车走不了，陈良在这里下车回红代会了，我就下了车，让车调头。这时候我听到来北大打武斗的学生说，今天市里批聂元梓批到什么程度，就打到什么程度。我已经下了车，看到数不清的人群，前浪推后浪地往北大校园里涌，一想情况不对，外边来的学生成千上万，北大的学生也有上万人，局面如此混乱，靠我自己是无法解决今天的武斗问题的。要是真打起来，外校的学生很多，至少有几万人，北大的学生本身就上了万，你到北大来搞武斗，还能不还击？要是打起来，这得死伤多少人？不论是哪一个学校的学生，不论是哪一派的学生，这些都是无辜的青年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顾不上别的，我必须马上去找武斗的后台谢富治去。解铃还得系铃人，今天只有找到谢富治，才能制止这场大武斗。我就让车掉头，因为人多拥挤，汽车掉头用了很长时间，我自己在车下，听到外边来的学生那样讲，我就知道今天即将发生的大武斗，不是一般的人搞的。王茂湘转告我的刘新民所说的话表明，这就是林彪、谢富治的黑手。为了千百个学生的生命，我必须立即去找谢富治，公开撕破面纱，拉这个挑动武斗的后台来制止这场大武斗。
谢富治：“你真厉害！”
我乘车子当即赶回市革委会，看到吴德、丁国钰在办公室，我就问他们，谢副总理哪里去了？他们说谢富治回去吃饭了。吃完饭他还回不回来？他们说他马上就回来。我就坐下来等着谢富治。我一边等，一边就赶到愤怒的心都要跳出来，憋不住了，我质问吴德、丁国钰，北大今天来了不知道有多少个学校的学生，每个校门口都是拥挤的人群，进都进不去。我说，“去年春天的北大武斗，是周景芳支持地质学院王大宾搞的。现在，王、关、戚抓起来了，周景芳也被关起来，这一次的武斗，是谁指使的？”我的意思就是对吴德和丁国钰讲，这武斗就是你们搞的。除了你们没有别的人。在我的咄咄逼人的质问下，吴德有气无力地拉着长腔说，“不知道。”丁国钰没有吭声。
等了一会儿，谢富治还没有回来。我就说，“谢副总理不回来，那你们两个人和我一起去制止武斗吧。”他们也不作声，不表态。三个人都憋在那里。这时候，我的心里非常气愤，非常紧张。成千上万的学生涌向北大的场面又展现在我眼前。一分一秒，对我来说都是极为重要，千钧一发！
我后来才明白，当时这局面就是谢富治他们搞的，是林彪指使谢富治搞的，他们想对付我，又找不到地方下手，今天策划武斗，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北大来闹事，就是要给我栽赃。今天要是两边的学生打起来，损失肯定小不了，几万人的大武斗，这在北京就是创记录的最大规模武斗，那得死伤多少人？双方的学生都是要流血的，不管死伤多少人，都会栽赃到我头上，我就是后台，我哪怕不在现场，我是在家里，是在天边，也没有办法说清楚，这武斗也是我指挥的，我聂元梓制造武斗的帽子就戴定了，我就被他们彻底地打倒了。我是没有什么证明我无罪的证据了。那他们就把我抓到监狱里，就除掉他们的眼中钉了。
但是，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是顾不上思考的，我最着急的，还不是我个人的得失，我只想到，这场武斗，几万人打起来，那还了得？那该死伤多少人啊！不论哪个学校的学生，也不能看着他们死呵。我必须挺身而出，立即揪住挑动武斗的后台谢富治，把他一定揪到现场，与我一起制止武斗。要制止武斗，就得抓住黑手，就得盯住谢富治、吴德和丁国钰。
(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这种判断并非虚妄的臆测。北大武斗的帽子没有扣在我头上，因为我把谢富治“将”住了，“逼”住了。可是，后来要想逮捕我，抓不住我的把柄，无法给我捏造罪名的时候，却指责我是北大和汉中武斗的后台。北大校园里的武斗，我费尽心机去制止，我还能遥控指挥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汉中的武斗？可是，正如我上面所说，只要是北大打起来，不管我在什么地方，我都逃脱不了策动武斗的罪名。北大的两次大规模武斗，我都是亲自到现场，想方设法地制止了，汉中那么远，我哪里控制得住，鞭长莫及啊。)
我心里正在翻腾，谢富治回来了。我毫不客气地指着谢富治的鼻子说，“谢副总理，你对我有意见，你认为我有错误，可以批判，可以把我抓到卫戍区，你为什么让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北大去打武斗？你必须跟我一块去制止武斗，否则你要对武斗负责！”我就是这么指着谢富治的鼻子说的。(我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受审问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那时候吴德还活着，他也没有出面否认过这件事。)谢富治说：“你怎么这样说？”我说，“那你说，今天的武斗谁搞的？这么多学生，同一个时间到北大，都提着棍棒刀枪，现在都快打起来了。你必须和我一起去制止武斗去。”谢富治说他不去。他不去也不行。我说，我现在在这里是叫你们去制止武斗，就是北大打起来，也不能把制造武斗的帽子安在我头上。“我是要求市革委会去制止武斗啊！你不在场的时候，我叫他们两个人跟我去制止武斗，他们不去，你来了，我叫你跟我去，你又不去，那学生打起来，你们都得负责任！”谢富治急了，悻悻地说：“好吧，我跟你去，我不怕死！我和你去制止武斗！”
这样，我就逼着他们一起上北大了。我上了谢富治的车，要和他一个车走，我得盯住他，别让他半路上再溜了，别让他再出什么名堂。我坐的北大的车放空回学校。走在路上，我坐在司机的旁边，谢富治坐在后边，我不和他坐一块儿！我和他没有话说！丁国钰和吴德也不声不响地坐着车子跟着来了。
一路上，我都不理谢富治。我坐在司机旁边，就是要离他远一点儿。在车上，我们两人都没有吭声。走了一阵子，谢富治找话题了。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你当市革委会副主任，还是我给毛主席提议的呢。”我一点儿都不领他的情，很冷淡地说，“不知道。谢谢。我当不了。”停顿了片刻，我说：“我今天是请你来帮助我制止武斗的。没有别的意思。”在这种时候，谢富治还想笼络人心，这办不到！
车子走到白石桥，离北大不远了，谢富治无可奈何地说，“你真厉害！你倒不了台。”我说，“我不怕倒台，我今天是请你帮助我来制止武斗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找他没有别的意图，我不是为了升官发财的，就是给我比你谢富治更大的官，我也看不上，我也当不了。我就是请你到北大制止武斗，我不是要投靠你，你也别拉拢我。你别说这些话。过了半天，他又重复地说了一句，“你真厉害！”
为什么不追查“3.25”？
当时，谢富治、吴德、丁国钰到了北大，我和他们三个人就到学校的广播台讲话。广播台拥挤得水泄不通。听说谢富治来了，学生们就闪开一条道，让我们过去。就那样，人都多得很难通行。广播台的门已经被外校学生砸开了。谢富治在大喇叭里讲，外校的学生都离开北大，要求北大的学生在校文革、聂元梓的领导下闹革命。他一讲话，外校的学生呼拉一下子都走了。
北大出了这么大的事情，7个学校的学生，大约两三万人，准时准点地到北大校园里搞武斗，上面竟然没有人吭一声，就把这件事搁下了。这就是谢富治他们搞的，他们利用北京市革委会，在革委会里指使学生搞武斗，然后又把这件事情给压下来了，中央文革也是装聋作哑，佯作不知道，江青陈伯达多恨我呀。否则，在北京，在中央文革的眼皮子底下发生这样大规模武斗，这不可能不引起中央的注意，不能不引起中央文革的注意。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次，北师大学生自发地开了一个会，批判谭厚兰，蒯大富等人参加了。为了这件事，江青、中央文革就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各个高校的群众组织头头的会议，指示不准搞谭厚兰。谁要批判谭厚兰就要处分谁。江青说我是搞谭厚兰的主使，说“聂元梓是躲在一个角落里指挥”。(北大有个学生叫陈颖，他参加了那天的会议。那个会召集到会的人数比较多。听了江青的讲话，陈颖马上就对江青失望了，他觉得江青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在这么大型的会议上居然靠造谣，靠胡说八道来维持自己，维护自己的嫡系，实在是太卑鄙了。因为批判谭厚兰那一天，我和陈颖都在北大，正好是空军的一些人员到北大来座谈，就在校党委的那个院子里，我们都在参加座谈会，我怎么能躲在角落里指挥批判谭厚兰啊？这是蒯大富他们搞的，批判谭厚兰。)
谭厚兰是批都批不得，7个学校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北大来搞武斗，这比批判谭厚兰一个人，事情要大多少？武斗要打起来，该死伤多少人？可是谁问了？谁理了？谁管了？要抓出策划挑动武斗的黑手并不难，只要把到北大搞武斗的7个学校的学生头头和牛辉林找来，询问一下情况，为什么不同学校的学生会同一个时间到北大，是谁的指使，问题不就清楚了？可是就是没有人管！查清这次武斗的根源，是很简单的，结果是没有人管，没有进行追查，不了了之。
林彪的讲话一箭双雕
1968年3月，真是风波险恶，一浪接一浪。先是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批判我，并且把情况传达到全市基层群众，然后是“3.25”大武斗，到3月29日，我在北大校园里制止武斗时负伤。其间，还有林彪在“3.24”、“3.27”两次大会上点我的名，暗示我与“杨余傅反党集团”有牵连，江青跟着林彪推波助澜，对我雪上加霜。
1968年的3月24日深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干部紧急会议，林彪、江青他们在会上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是“反革命集团”并对3人进行组织处理。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揪出变色龙，横扫小爬虫”。在这个会上，林彪就点了我的名，给我栽赃。只是因为当时听到这个讲话的都是军人，没有扩散到社会上，我没有及时地得知此事，反对我的人也没有及时得知此事，因此，才没有在社会上迅速激起反响。
3月25日，七个学校的学生到北大搞武斗。
3月27日，在首都体育场，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批判“杨余傅反革命集团”，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我特别地注意林彪讲些什么，因为刚刚发生了“3.25”北大武斗事件。林彪的讲话是一箭双雕，他说杨成武是两面派，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林彪暗示我和杨成武是有黑关系的，林彪说杨成武不愿意要这个代总参谋长的“代”字，想当总参谋长，有野心。林彪说，杨成武讲了一件事，是当着聂元梓的面讲的，后来呢，杨又出尔反尔，否定这件事。当着聂元梓面，他就不承认。林彪没有具体说这是一件什么事。在大会上，马上就有学生趴在我的耳朵上说，“你这次又立了大功。林副主席讲的是什么事啊？”我当即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林彪是当面造谣，可是这句话我不敢说出口。我和林彪、杨成武从来没有三个人在场讲什么事情的场合。再说，他根本没有讲他当时对杨成武讲的是什么事，这就更加无从谈起。
林彪的“3.27讲话”，加上他指使谢富治派学生到北大搞武斗的事情，我就对林彪有了很坏的印象。他这个人当面说瞎话，当面造谣言！当着10万人的面，当着我和杨成武的面，他就说假话，把我作为一个证人，把我置于非常尴尬的地步。同时，他又似乎在暗示什么，暗示把我说成与杨成武是一伙的。他是副统帅，全党全国除了毛主席就数他了，他竟然是这样一个人！
还有江青，在这个会上也点我的名，说叫我反右我反左，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反左“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她与林彪互相唱和，对我下毒手。江青谢富治怀疑我有后台，否则我怎么会同他们那样地顶着对着干。因此，他们就怀疑到杨余傅头上，就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结果，“3.27”大会以后，北京城到处都刷上了“打倒杨余傅反革命集团！”和“聂元梓是杨余傅的小爬虫！”的大标语。还针对我反对谢富治的态度贴出“拥护谢富治！”“谢富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所以，“3.27”10万人大会，不仅是向群众公开宣布杨余傅的“罪行”，而且是进一步地为北京大学受7校围攻打武斗提供理由，进一步地扩大北大武斗的动员令。“3.25”武斗如果说是“师出无名”，“3.27”则由“林副统帅”和中央文革正式地宣布，聂元梓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方向，是杨余傅的小爬虫，当然应当除之而后快！
校内武斗谁之罪？
3月25日，谢富治到北大讲了几句话以后，当时的大规模武斗是解决了，7个学校的学生大多数都离开了北大。还有一些来武斗的人员就留在北大，住进了“井冈山”的地盘。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受到追查，更谈不上认真处理。如果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央文革有意保护学生，制止武斗的话，他们应该当时就召开北京市大专院校群众组织头头会议，批判这种到北大搞武斗的行动，并且把7校的头头抓起来，追查后台，严肃处理。可是，正因为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央文革就是要对付北大，是这次武斗的幕后支持者，他们当然不会贼喊捉贼了。
“3.25”大武斗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武斗之风并没有刹住。林彪和江青的“3.27”讲话又给到北大打武斗的人们打了气鼓了劲。7校到北大搞武斗的一部分学生留下来，住在北大“井冈山”，帮助“井冈山”在校内搞武斗。当时“井冈山”就在校园里抢占楼房，把新北大公社学生的东西往楼外面乱扔，建立武斗据点，摆开在校内进行武斗的架势。北大的形势就发展成由校外来人搞武斗，演变为在校内两派学生自己打了。一些外校的学生，也冒充是北大“井冈山”的人，以本校学生的身份参与武斗。外校人员就住在“井冈山”那一派的宿舍里。那一段时间，在饭厅里吃饭的人突然增多了，怎么会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人？
在这样的局势下面，应该怎么对付？这个问题，我当时没有想明白，现在仍然很困惑。至今我都无法判断是否有更好的做法。由于中央文革和谢富治等人插手，校外校内两派斗争了这么长的时间，双方都发展起规模很大的组织，现在，“井冈山”在外校学生的支持下，准备武斗，蠢蠢欲动，我们是应该有组织有领导地防备和反击他们，以武力对武力，把武斗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争取损失最小，伤亡最小，还是拱手相让，无所作为，听任“井冈山”在学校内放手地武斗，听任新北大公社的学生自发地与他们对抗和还手？那不就打成一片，失控的学生，在盲目的冲动之下，会流多少血，死多少人？从道理上讲，任何武斗都是不应该的，都是应当避免的，但是，在无法避免的武斗面前，你怎么办？两害相衡取其轻的原则还适用不适用？你的上级，有能力制止武斗的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都不吭一声，都放任武斗，你怎么办？要不要做好应付武斗局面的准备？
比较起来，北京大学的武斗，在各高校中，是最有节制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新北大公社”占了主流，另一派只是在校外活动。而且，校文革的成员都比较稳重，不像蒯大富那样幼稚、冲动。我自己呢，一直是反对武斗的，我相信，靠武斗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经过的政治斗争，毕竟比那些年轻的学生们要多得多，思考问题也要深刻一些。因此，无论在校外校内，我们都没有主动地挑起武斗，没有主动地去打别人，都是人家打过来，逼迫我们还手即使这样，不管是1967年的“4.11”，还是1968年的“3.25”，外校学生到北大闹事挑衅，我都是亲自出面，以致把谢富治“将军”逼到现场，制止了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的发生。
但是，“3.25”大武斗之后，形势恶化了。校内的小规模的冲突不断发生，由校外来人武斗转变成校内武斗，“井冈山”在校内强占宿舍楼，建立武斗据点，把“新北大公社”学生的东西从楼里扔下来。“新北大公社”的学生当然不能忍受，因此就经常发生磨擦，引起冲突和流血事件。形势非常严峻。
面对这种局面，当时，我们采取的是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是组织学生不要自发还击，把因牛辉林指挥强占宿舍楼、乱扔学生的行李衣物引起的小打小斗压制下去，不要由小打扩展成大打，尽量避免发生大规模武斗，一方面又叫王茂湘做“井冈山”方面的工作，对对方的群众进行说服劝告，不要站错了队，不要被挑动打武斗，动员“井冈山”的群众“下山”，退出“井冈山”，瓦解“井冈山”，釜底抽薪。王茂湘的“挖山”工作很有成绩，被称为“王铁嘴”，因为他讲话占理，别人都说不过他。他的做群众工作的才能是很出色的。(可是，后来对王茂湘的处理却是非常荒谬非常错误的，因为他在“文革”中的言行，就压制他，又开除他的党籍，不给他评定教授职称等等。这是我久久不能释怀的。)
同时，我们也不能不作对付校内武斗的准备。新北大公社采取的是有组织地对付“井冈山”武斗的办法。总得有人具体负责呀，不得不让什么人出面处理校内武斗的情况，所以他们找了高云鹏担任了“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总指挥，处理武斗事件。为什么找高云鹏？因为高云鹏做事稳重，有思想水平。在高云鹏的领导下，他不会主动地去打武斗，不会乱来。不到迫不得已，他不会同意动手流血。假如不是高云鹏这个人当时负责“文攻武卫”，那北大的两派武斗会打到什么程度，是无法预料的，只会比现实更严重。高云鹏不仅不会主动地搞武斗，而且很有主见，从来不听任何人的盲目冲动的意见。我亲眼见到，好多学生围着高云鹏，非常冲动地要求打武斗，高云鹏都不受他们的情绪影响，不许他们动手。
因此，在北大的武斗中，是没有打死人的。地质地理系学生刘玮，不是在武斗中打死的，而是在打武斗的紧张形势下，被混乱的群众打死的，打他的人什么人都有，不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人。因此这件事不应该算在新北大公社打武斗的账上。
而且，我自己还在制止武斗中受了伤，流了血。1968年3月29日凌晨，校内的两派打起来。我请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学校来，帮助我制止武斗。我和他一起去现场制止武斗，到井冈山总部去。我们两个人走到井冈山总部占的那座楼，在楼门口，迎面过来三四个人，就向我们动手。李钟奇头上挨了一拳，打出一个包，我被一个叫樊能廷的学生用匕首扎伤，他用匕首扎在我的头顶上，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上都是血。连我都被别人用匕首刺伤，我还有什么能耐制止武斗？我受伤以后，包扎了一下，我就又去“请”谢富治。对于用匕首刺伤我的人，我从未进行过追究，追究他干什么？他以为我是个大坏蛋，而来扎我，是受了蒙骗。他的后台就是谢富治。这次，谢富治是在公安部，我到公安部去，在东门传达室给他打电话，要他一起到北大去制止武斗，他根本不出来。
北大的校内搞武斗，我也管不了。我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对两派学生是一视同仁。在我心里，对学生之间，坦率地说，我是有倾向性的，因为“井冈山”那一边的学生，都是跟着王关戚，跟着中央文革搞起来的，跟着他们跑。“天派”这一边呢，一直就是受到江青呀，中央文革呀，谢富治呀，受他们的压迫。江青就说，北大运动搞得太“温”了，聂元梓你搞得太“温”了。开大会批斗陆平的时候，陈伯达说北大是“一潭死水”。因此，我的倾向性，不是因为说这一派的学生拥护我，那一派的学生不拥护我而产生的，我是从本质上看问题，这一派是反对王关戚、反对江青谢富治的。那一派是跟着江青，跟着王关戚，王关戚倒台了，我们还是大讲反对王关戚，反对没有王关戚的王关戚势力，继续打王关戚，实际上就是指中央文革，我们不能公开讲对抗中央文革啊。
为高云鹏声辩
后来，高云鹏被指责是北大和汉中武斗的策划、指挥者，被判处10年徒刑。这是非常不公平，完全没有道理的。
如前所述，北大武斗的起因，是由于别的高校学生到北大来挑起事端，制造武斗。新北大公社从来没有到社会上、到别的学校去挑起武斗事件。人家打到你门上了，你怎么办？置身于局外，可以说，任何武斗都是不应该的，都是犯罪。可是，处在当时那样的大形势下，全国各地，哪里不在进行武斗？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任何一派，能够在对立的一派的武力攻击之际，自动地放弃抵抗和自卫。能够像高云鹏那样，把武斗局势控制在尽可能的范围里，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再说，武斗从来就是双方的事情。北大武斗，是有背景有后台的，在学校里，采取主动进攻的是“井冈山”牛辉林。7个学校的学生到北大来打武斗，是有牛辉林和“井冈山”做内应的。后来，7校的武斗人员有一部分留在北大没有走，他们也是和“井冈山”“共同战斗”的。论武斗的责任，他们要大得多，为什么牛辉林就没有判刑，只有高云鹏代人受过呢？
北大武斗的后台，就是中央文革，就是北京市革委会谢富治，还有林彪。我说这话的根据，不仅是刘新民提供的信息足以证明，更重要的是，“3.25”这么重大的武斗事件，就发生在北京市，发生在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的眼皮子底下，是我把谢富治逼到现场，制止了大规模流血，奇怪的是，居然事后就没有人过问，不了了之。几万人参加的事情，要追查是很容易的，只要把7个学校的学生头头找到一起，一一查问，为什么会在同一时间统一行动，就可以找出这次武斗的指挥者。可是，这样简单的事情，却不去做。中央文革不理睬，北京市革委会也不理睬，就听任别的学校和北大校内继续对新北大公社动手打武斗。没有人保护你，你还能不进行自我保护？
至于汉中武斗，高云鹏也不是武斗的策划者，他曾经去参加汉中一派群众组织召集的会议，不过，当他赶到会场时迟到了，当时策划炸毁“汉运司”大楼的会议已经结束，根本不存在他参与其事的可能。他怎么能够成为这次炸楼血案的主要“罪犯”？
因此，对于高云鹏的处理，是非常错误的。当抓捕高云鹏的时候，他的妻子正在怀孕，我还到他家里去给高云鹏的妻子送过钱，在生活上帮助她一点儿。高云鹏被关进陕西的监狱以后，我还冒用他家人的名义给他写过信，表示关心，不料，这封信被监狱管教人员识破了，为此，我还受到查处。但是，今天我仍然要为高云鹏申辩，他不过是北大武斗的替罪羊，就像我做了文化大革命的替罪羊一样。
现在我们回头看历史，北大武斗局面是如何形成的？我逼着谢富治到北大讲话，“3.25”大武斗制止了，可是，中央文革、市革委会对于武斗后台居然毫不追查，有意纵容，因此，武斗从校外转到了校内。北大“井冈山”已经开始强占大楼，动手把新北大公社学生的行李从楼上扔出去，小规模的冲突，相互动手动脚的事情时有发生。在这样的形势下，新北大公社是不管不问，听之任之，由学生自发打群架，还是有组织地缩小武斗，把武斗控制在一定规模？当然，完全避免武斗，是最理想的了，可是，这在当时是根本做不到的。大家可以想一想，若是你在这种处境下，你会怎么办？
“你可干了一件傻事”
我叫谢富治制止武斗以后，别的人找我，说“你可干了一件傻事。你为什么要找谢富治来制止武斗？你不要管，不要出这个头嘛。只要武斗打起来，事情闹大了，你们北大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一下可好，你是给谢富治送了一顶制止武斗的桂冠，给谢富治脸上贴金了！现在北大的武斗也没有解决，由校外来打变成在校内打。这么一来，你们就不好办了。”我的一肚子的话，没有敢跟他说，北大武斗的事情，事关重大，关于谢富治，关于林彪，这都是压在心里不敢讲的事啊。
我去制止武斗，学生们嘲笑我说，我主张左脸蛋挨了打，再把右脸蛋也凑上去。原话不是这么说的，意思跟这个差不多。我说的是，即使挨了打，也不要还手，赶快离开吧。我自己呢，人家上门来挑衅，来打武斗，我不但不组织反击，还要去向人家道歉，平息事端。其实，那时候，我只能这样做，只能把来武斗的学生劝走了，哄走了完事。要不，武斗打起来，不管有理没理，反正都会栽赃在我身上，都是我的责任，都是我的罪行。江青、谢富治一直都想要搞垮我，就是找不到理由，没有机会下手。
我和谢富治斗争的情况，我谁也没有讲过，我一直闷在自己的心里头。这个事情涉及到林彪，所以我一直没有暴露过。要是仅仅涉及到谢富治，我当时就讲出来了。那时候林彪是副统帅，我当时不能讲。我要讲了能行吗？我就是当个冤死鬼，也不能讲。我对毛主席也没有讲过。周总理也不知道北大武斗的真相。谢富治又是受林彪指示的，林彪能个人指示吗？他知道学校里的情况吗？准是江青陈伯达他们捣咕出来的，他们和林彪一样，希望拔掉北大这颗钉子，因为在文革初期，北大一张大字报被利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据点，现在，北大早已不跟着他们了，成了反中央文革的据点。他们要把我除掉，然后派别的人来北大，这样就能领着学生跟他们走，照他们的指示办了。后来林彪垮台了，迟群谢静宜整我的时候，我也不能讲，那时候谢富治还没有倒，江青还在台上，他是紧跟江青的啊。
这前前后后不证明正是你谢富治搞的阴谋，挑动武斗嘛！怎么后来往监狱抓我的时候，在北大开全校大会，宣布说是我搞武斗，宣布说我是武斗的后台？我搞武斗，还能是把外校的上万学生召到北大来打我们自己？我为什么不叫北大学生到别的学校去砸他们的广播台？不到他们的学校搞武斗？
我被抓到监狱以后，第一个审问的事情就是武斗。不但是说北大武斗是我搞的，我还是陕西武斗的后台！审了半截，我讲完制止武斗的全部情况，和林彪指使谢富治挑动北大武斗的经过，审问我的人都惊呆了。原来他们都以为，这下可抓住我这个大武斗的后台了，哪里知道事情正好相反，大武斗的后台是林彪和谢富治！他们原先准备的材料什么的都用不上了，预审员张口结舌地无法继续审问，就宣布暂时停止审问。以后也没有再追问下去。那个预审员(姓陈)后来对我说，“你在制止武斗的事情上，还是立了一功的。你给中央写一个报告吧。”我写了一份报告给党中央，交给陈预审员转交。
(我讲这些，不是为了表功，是尊重历史。我不是要为自己争名利，是要讲出历史的真实。这些事情，我不讲，没有别人会讲。安子文的问题，换了别人，可能就是装作没有看见，安子文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对我自己又没有什么切身的损失。他愿意跟什么女人睡觉都行。我要想当官，我只要找安子文就行。现在跟谢富治斗，也是因为我对形势的认识，我要想当官想提拔，我为什么不能顺着他，顺着江青陈伯达？我现在讲这些，是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为了很多跟着我受到牵连的人。当然也是为了我自己，要让人们知道，我聂元梓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跟着林彪江青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坏人？不实事求是，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拥军是对的，反谢是错的”
当时，有一次，我曾经跟赵建文、肖灼基等商量过，以我个人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一封信，向他揭露王关戚呀，谢富治呀的情况，让他明白谢富治是什么人，不要再上他的当了。肖灼基说，这样的信不能写。我就说，现在不能写的话，那咱们先整理一下材料，要不，时间长了，事情就忘记了，或者人走散了，这些情况也就汇总不起来了。肖灼基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书，落个什么下场。再说，现在是谢富治正红的时候，你告谢富治的状，能有什么结果？这样，我也就把这件事情放下了。过了一些时候，我就失去自由了。
1967年的9月，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展，已经暴露出来中央文革这帮人的庐山真面目了。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王力、关锋被抛了出来。这时，北大的所作所为，也已经明显地证明，我们反王关戚的矛头所向是正确的。中央文革怕把王力、关锋抛出来以后，被事实所说服的群众会拥护北大。此时，北大已经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所起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或据点)变成了反对王关戚(也就是中央文革)的据点。他们怕公开抛出王力、关锋二人后，北大反对他们的力量会增大，怕北大“翘尾巴”，所以，在当时召开的一次大专院校群众组织头头的座谈会“文革”头两年，中央文革经常召开这样的会议上，中央文革就狠压北大，特别突出地批我。江青在会上公开讲，聂元梓反对谢富治，是想当市革委会主任。江青着重讲了她和我的关系。江青说，“我和聂元梓过去不认识，我们之间没有来往。过去不认识，文革期间也没有来往。她的情况，我不清楚。”这就把我抛出来了。当时中央文革每一次开会，都是有录音的。我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后来判我刑的时候，指控我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我和江青确实如此，过去不认识，文革期间没有来往。我列席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江青请我吃饭的时候，她对我表示热情，她让我有事直接找她，让我也通过李讷找她，我一次也没有找过她。
67年春天的时候，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拉过我几次。他们找我谈话，要求我和他们一致行动。他们说，你是市革委会的，是大学红代会的，又是北大校文革的，身负重任，身兼数职。你有功绩，有影响，我们愿意和你合作，希望我们能一起搞。这话对我说过几次，可是我“听不懂”，没有反应。最后一次，他们的话刚刚说完，我没有吭气，站起来就走。陈伯达追出来，直向我道歉。从这以后，他们就到处讲，聂元梓骄傲了，谁的话都不听。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了(这时确实也不是完全听了，我已经有些跟不上，也不想跟了，详情见下文)。连中央的话都不听了。其实就是不听他们的话。
不但是江青指责我反谢富治，毛主席也认为我反谢富治。1968年7月27日，毛主席召见北京市高校的红卫兵“5大领袖”(详情见后)，在讲话中，毛主席曾经当面对我说，“你拥军是对的，反谢是错的”。今天看来，我们拥军和反谢，都是正确的。
这时候，社会上，反军，冲军队的思潮很厉害，凡是我能管得了的，我都制止了。新北大公社的个别人带着学生冲过一次军队，我没有办法把北大全都捂住，但是我的基本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坚决拥护解放军。所以毛主席说我拥军是正确的，反谢富治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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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22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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