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陈晋披露，毛泽东当年在读《新唐书·徐有功传》时，曾在大字本二十四史的空白处做了如下批语：“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毛泽东这里列举的九个人，一般人不是很熟悉的可能只有三个人：曾静、戴名世和邓演达。曾静是清代学者，因策划反清而被杀害；戴名世也是清代学者，因《南山集》获罪入狱；他们和岳飞、瞿秋白等人一样，都是矢志而行，尽管其志不同，其矢则一，也都因其矢志不渝而以身殉志。那么，邓演达所矢之志为何？为何毛泽东在读史时想到岳飞、文天祥等古代民族英雄和瞿秋白、方志敏等中共早期领导人时，他能厕身其间呢？
个中缘由除了毛泽东和邓演达关系不一般以外，更主要的恐怕是因为邓演达短暂的一生所展示出来的独特的人格魅力，特别是他生命最后六年中独立不依、矢志不移地追求自身理想的执著情怀。邓演达生命的最后六年是他一生最光彩照人的一页，以至于有人将他视为“大革命黄金时代的象征”。此言虽有些夸张，但绝非虚语。在邓演达蒙难30年后的1961年，毛泽东在与周谷城谈话时还念念不忘：“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两度黄埔
邓演达，字择生，1897年3月1日生于广东惠阳县鹿颈村。从12岁开始，他陆续在广东陆军小学、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军事达10年之久。五四运动爆发前的三个月，邓演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派到西北边防军当见习军官。
仅仅一年后，他就应时任援闽粤军司令部参谋长的邓铿之召，前往福建漳州参加孙中山组织的援闽粤军。1920年11月，孙中山指示对粤军进行整编，邓铿创建了粤军第一师，任命邓演达为师部少校编练参谋兼军官教育班班主任，职位虽不算高，但却为他日后的人脉奠定了基础。粤军第一师是模范师，北伐战争中赫赫有名的“铁军”即以此为基础，叶挺、叶剑英、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张发奎、陈济棠、陈诚这些日后在国共两党中出类拔萃的将领都是出身于第一师。
从此，邓演达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积极参加者。在 1920 年驱逐旧桂系、1922 年北伐、1923 年攻打陈炯明和沈鸿英等的征战中，邓演达都屡立战功，声名远振，一直升到少将参军，孙中山还亲自题赠半身照片一帧、对联一副，上书：“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邓演达一直将孙中山的这副联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孙中山的信任使27岁的邓演达在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之时就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备，至是年5月黄埔军校正式成立时，邓演达任教练部主任兼学生队总队长。邓演达平日戎装马靴，注重军容风纪，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对学生严而不苛，威而不猛，深得学生爱戴。
但是，到了这年的冬天，政治气候也随自然界的变化而日益肃杀起来，军校内矛盾丛集，邓演达遭到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排挤。他看不惯一些人“垂涎做官”的嘴脸，又不愿卷入争权夺利的是非之中，遂于年底辞去军校职务，赴欧洲游历考察。
就在他出国的这一年里，国民党经历了巨大的震荡：孙中山去世、廖仲恺被刺、杨刘叛乱、西山会议派另立山头。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时，羽翼尚未丰满的蒋介石想起了邓演达，他写信要邓演达尽快回国。
1925年底，邓演达回到祖国，不久，29岁的邓演达被选为国民党“二大”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教育长。这是他第二番进黄埔，此时的黄埔在蒋介石心腹王柏龄的把持下，早已背离黄埔草创时期的精神。邓演达没有时间去计较个人之间的恩怨，为了培养革命人才，他毅然接受任命。
可惜的是，屁股还没坐热，3月19日“中山舰事件”就爆发了。蒋介石本来就多疑，邓演达又一向和中共走得很近，蒋介石认定邓与中共“合谋不轨”。在20日的军事戒严中，蒋甚至派兵到军校去逮捕他。而邓演达却是襟怀坦白，当日上午亲自前往广州，面见蒋介石，劝他以大局为重，停止军事行动，甚至表示自己可以做人质，留在蒋处。邓演达的光明磊落尽管打消了蒋介石对他的猜忌，但仍没有避免被贬的命运。蒋介石明升暗降，任命邓演达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潮州分校教育长，将其调离黄埔军校。
第一军军长是蒋介石的心腹、号称“黄埔八大金刚”之一的何应钦，他根本就不让邓演达到任。邓演达干脆留在广州，致力于推动北伐。在他看来，只有北伐才能将当时已陷于分崩离析的各个派别统一起来，而且，这也是孙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
“一身三主任”
应该说，邓演达对促成北伐是起了一定作用的。1926年6月5日，广东国民政府通过出师北伐的提案，并颁布北伐出师令，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这时蒋介石和时任副官处长的张治中商量总政治部主任的人选问题。张提出由周恩来担任，以弥补“中山舰事件”后国共两党之间的裂隙，而蒋介石却执意要用邓演达。
政治部的设置是吸收苏联红军建军的经验，为加强部队政治工作而设。在总司令部设政治部，在各军建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原来叫国民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由陈公博任主任。6月18日，邓演达接收了政治训练部，将其改组为政治部。改组后，他吸收了大量左派人士，包括共产党员，担任各部门的领导工作，恽代英、周逸群、郭沫若、章伯钧都在其列。
为了准备北伐，邓演达又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办了为期一个月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从黄埔军校挑选了300名学生前往受训，作为政治工作的骨干。邓演达亲任教官，并请周恩来、恽代英等人前来授课。
7 月9日，在广州的东校场上，国民革命军举行了北伐誓师，正式挥师北上。23日，总司令部机关出发开赴前线。此时，北伐先遣部队前锋叶挺的独立团已过衡阳。为追上前锋部队参与军事，邓演达、郭沫若和苏联顾问铁罗尼等少数工作人员先行出发，搭乘火车赶赴前线，与打头阵的第四军先头部队一起行动，并担任总司令部的前线指挥官。
第四军长驱直进，所向披靡，先是击溃吴佩孚主力叶开鑫，接着又在平江、汀泗桥、贺胜桥大败吴军，吓得吴佩孚下令紧闭武昌城门，妄图借助易守难攻的武昌城阻挡北伐军势如破竹之势。
在攻打武昌城的战斗中，邓演达和铁罗尼冒着硝烟弹雨，在最前线——宾阳门外的长春观指挥作战。长春观是丘陵顶上的一座道观，四周有红色的围墙，道观地势较高，和城墙的一角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和城墙相隔也只有二三十丈远。9月6日拂晓，邓演达在武昌城下督战时，一颗子弹从邓演达的左肋旁穿过，打中坐骑的头部，人没伤着，马却立时委顿在地。
10月10日，经过一个半月的苦战，北伐军终于攻克武昌，武汉三镇成为当时革命的中心，而邓演达被认为是这个中心的“有力支柱”（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语），是“实际上的中心人物”（毛泽东堂弟文强语）。此时的邓演达除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外，还兼任武汉行营主任，在武汉方面行使总司令职权；同时，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也在汉口成立，邓演达当选政务委员会主任，主持湖北省政务。
身兼数职的邓演达公务极为繁忙，每天工作平均超过18小时，常常且餐且谈，这样的劳动强度即便是邓演达这样的职业军人也吃不消。据郭沫若回忆，那时的邓演达常常手足冰冷，曾从过医的郭沫若认为这是供血不足之故，劝他注意休息。邓演达不过一笑置之，他对这种忙碌甘之如饴，他常说：“我们只做驴子：吃的是干草，走的是黄沙漠漠的长途，做的是炼石补天的功夫，只有工作是安慰罢了！”
农民的儿子
在延安时，毛泽东曾经无限感慨地说：“大革命时代做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
作为农民的儿子，邓演达深知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还在北伐出师前的1926年6月23日总政治部战时政治工作会议上，邓演达就强调，“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北伐的军事行动，如果不把握着农民问题这个中心，纵然在军事上得到胜利也会落空！”当北伐军打到湖南衡阳时，他又专门强调政工人员在北伐征途中，“要调查更多更好的有关农民问题的确实材料，以便将来能够提出更加具体的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政工人员每到一处，要立即协助当地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会……”，发动和组织农民，为北伐军侦察、通讯、向导、救护、送茶、送饭，直到拿起武器参战，并在驱逐北军后建立城乡政权。
1927年初，邓演达在总政治部专门设立了农民问题讨论会，聘请恽代英、李达、毛泽东、郭冠杰、施蛰存等为委员。3月27日，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与毛泽东等共同拟定的严惩阳新土豪屠杀农会干部的议案获得通过，并成立了专门委员会，邓演达和吴玉章、毛泽东被指定为委员。同时，邓演达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
就任农民部部长后，邓演达更加积极地开展农民运动。为满足各地迫切需要农民干部的要求，邓演达在武昌创办了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全国各地的农运人才。他自兼所长，特邀毛泽东担任副所长。4月4日，开学典礼时，邓演达即席发言，教导学生“不是为求官而来，而是为求学而来……我们要穿着破衣服脏衣服，带着虱子去争斗，以求卸去我们的脏破衣服，得到我们的一切。”
在他的领导下，农民运动在湘、鄂、粤、赣、豫、鲁、苏等省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时的邓演达看到，成立“全国的农民协会组织”已是“刻不容缓之举”，于是，他筹组了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以加强对全国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到1927年4月，全国有17个省成立了农民协会，农会会员达到900余万人。据当时的《民国日报》记载，1927年5月中旬，湖北省出现了“每天增加农民协会会员二万五千人”的盛况。正像中共后来所分析的那样:“革命已深入到乡中去，每个小县每个小村中的人民，均感到一种新的印象，充满着新的企图。”大革命武汉时期农民运动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这种空前的发展和邓演达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叫他蒋剃头”
在邓演达去世多年以后，周恩来在谈到邓演达时对他的人品有一个断语：“这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
应该说，在武汉时期之前，邓演达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来说是融洽的。邓对蒋是尊重、支持，蒋对邓则是信任、重用。尽管其间两人有些不同看法，甚至当面交锋(如“中山舰事件”)，但并未影响二人之间良好的关系。
他们之间出现公开的冲突是在1927年这个中国现代史上非常特殊的年份。这年的1月，国民党内发生了所谓的“迁都之争”。本来，迁都之议是蒋介石提出来的，把武汉作为临时首都也是蒋介石选定的，并在1926年11月26日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做出了迁都武汉的决议。12月13日，国民党中执委和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了一个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构。但在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出尔反尔，突然宣布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住南昌。当时在南昌开军事会议的邓演达在会上据理力争，反对这一提议。但蒋介石并不为所动，在南昌成立中央党部临时办公处，与武汉联席会议抗衡。
为了分化和说服武汉联席会议，蒋介石于1月底约请邓演达到庐山会谈。尽管在长谈中邓演达晓以大义，无奈蒋介石早已水泼不进。从庐山下来后，邓演达对郭沫若说：“我和蒋介石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忠厚的邓演达显然还没有预见到蒋介石会另立中央，还乐观地认为最终结果将是蒋介石被清除出革命队伍，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2月23日，邓演达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有的人“骨子里自己的利益同革命的利益反背；一面又想赶快在政治的局面里取得政治的权柄。”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文字是针对蒋介石的。但此时的蒋介石仍希望对邓演达进行拉拢，3月17日，蒋介石还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到武汉，请邓演达到南昌出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信中表示：十年来患难相从，……值兹北伐之际，中道纠纷，形成分裂，言之痛心。苟望吾弟力挽狂澜，共谋团结。这时距“四·一二政变”已不到一个月。对此，邓演达明确表示： “道不同，不相为谋”！
邓演达的态度让蒋介石非常恼火，“四·一二政变”后的第六天，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秘字第一号令，通缉知名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192人，邓演达名列其中。
对于蒋的背叛革命，邓演达是非常痛心的，血的事实让他认识到，蒋介石“完全背叛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半民主义都谈不上”，要实现三民主义，“只有奋勇前进，踏着烈士们的血迹前进，打倒蒋介石”！在欢迎虎口余生的郭沫若、叶剑英等人从上海回汉时，邓演达激动地说：蒋介石最崇拜的是曾国藩。而曾国藩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叫做“曾剃头”；蒋介石代表封建势力屠杀人民，勾结帝国主义，也应该叫“蒋剃头”。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4月23日，邓演达在武汉主持了30多万人的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的罪行，坚决主张东征讨蒋。尽管当时的武汉政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远胜于蒋介石，完全可以趁其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但邓演达东征的建议未被采纳。
最终，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先继续北伐，然后再联合冯玉祥回师讨蒋。殊不知，此举正中蒋介石下怀，也给了他充足的操作空间。尽管随后的北伐亦战果累累，５月底就占领了郑州,但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给革命带来转机。当邓演达满怀希望去找冯玉祥，却不料冯早已被蒋介石收买；再找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时，汪也决心联蒋反共，并不理睬邓的苦口忠言。眼见大势已去，邓演达深感“国民革命到今天算是流产了，孙总理的革命任务又一次失败了”。
回国组党军事反蒋
7月13日，邓演达在极度失望和愤怒中公开发表《辞职宣言》。两天后，邓演达化装成检查电线杆的工人，秘密逃出武汉，前往莫斯科。
二度出国的邓演达一刻也不曾忘记自己的理想。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联名发表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指出：“目前中国之反动势力，虽极其残暴凶恶，而国内劳动群众之觉醒，必冲破反动营垒，得到最后的解放和胜利。”并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势力作斗争，以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此时的国内也和他遥相呼应。1928年春，谭平山、章伯钧等在上海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尽管邓演达不在国内，他仍被选为中央总负责人。
1930年春，邓演达不顾叶挺的再三劝告，决心回国参加反蒋斗争。临行前，宋庆龄在柏林为他送行。回到上海，邓演达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于8月9日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政治主张：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继续完成总理未竟的革命事业。
这一时期的邓演达除了大量撰写文章以做舆论准备外，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军事策划上。他认为，中国革命必须用武力打倒蒋介石，夺取政权。
他首先运用自己在黄埔时期的威望，组织黄埔出身的军人，拉垮蒋的嫡系部队。1930年秋，邓演达凭着自己在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影响，在上海秘密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联系各地黄埔系军人，与蒋介石的黄埔同学会相对抗。其主要任务是分化、瓦解和争取蒋介石所属部队。应该说，这一工作是卓有成效的，黄埔革命同学会组织成员及受影响者最多时约为五千余人，而当时整个黄埔系军人总数不过一万余人。同时，邓演达积极联络陆军小学及保定出身的军人，共同“倒蒋”。黄埔军校时的老部下严重，第十八军军长陈诚，西北军将领邓宝珊，武汉军分校代教育长胡伯翰，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西北军杨虎城、冯玉祥，邓演达所看重的军事人才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对于邓演达及其领导的“第三势力”，蒋介石可以说是恨得咬牙切齿，比恨共产党有过之而无不及。
尾声
1931年8月17日，由于叛徒的告密，邓演达在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愚园坊20号举行的受训干部结业典礼时被捕，被囚禁在白云观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
8月19日晚，侦察队有个班长用广东话悄悄对邓演达说，他愿冒生命危险盗取钥匙，帮助邓演达逃出去。邓演达对他说：“我与大家一同被捕，有我在，一切由我负责，我万一逃脱，蒋必杀大家以泄愤。”
11月29日晚上7时许，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来到富贵山炮台，带走了邓演达。就在这一天夜间，邓演达被押至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秘密处决，时年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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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23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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