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不能以否定改革开放的心态来怀念毛泽东时代

不能以否定改革开放的心态来怀念毛泽东时代

闵良臣

不久前，作家吴若增在《今晚报》上发表文章进行反思：“我们滤掉了什么？”

作者说：

检索自己这几年来发表的作品时，忽然发现竟有许多篇是赞美我所经历的农村生活的。应该说，我的这些文字都是真实的，都是我在农村时的真实的所见所闻。而我的赞美，又确实是我的真情实感。然而，一个猛然间的发现，却使我忽然恐惧了起来——

“但，这就是我所经历的农村生活的真实吗？如果我的读者阅读了这些文字，以为那时的农村生活就是这样的……我岂不是欺骗了他们？”是的，我没有故意美化什么，仔细想来，我的确是滤掉了什么。

是的，我写的是小说，是散文，不是调查报告，因此，读者不能要求我写得那么全面。然而，我的不经意间的滤化，却仍然存在着误导读者的可能。由此，我的思维的搜索扩展开去，我就发现，作为人的一种心理特征，滤化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转引自2004年7月28日《报刊文摘》第3版）

此外，作者在文章中还提到：

比方说对于“文化大革命”，我就经常听到有人说“那时没有贪污没有腐败”，却忘记了浩劫与恐怖。比方说关于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许多文章或文字都不吝笔墨地去加以赞美，说是那时的人们没有私心没有欺诈没有伪劣假冒，却滤掉了“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等等所造成的破坏和眼泪……

我原以为也只是到了现在才有人有了这种认识，不想，再一翻屋中的旧报刊，发现两年前上海大学文学院的王晓明教授与人也曾谈到过这个问题。

2002年8月3日的《文汇报·文艺百家》刊发了王晓明与李雪林的对话寻：《怀旧遮蔽了真实的老上海》。王晓明认为，过去历史上实际存在着的上海是一个多面体，无论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都是多面的。可现在的“上海怀旧热”所提供的图像是非常单一的，只讲老上海的繁华，而与这个繁荣、富裕、纸醉金迷结合在一起的苦难、悲惨和动荡，几乎统统都不见了。王晓明教授进而指出，如何叙述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何想像未来上海的问题。一旦历史记忆狭窄化，就很容易对现实的生活发生错觉。实际上我们今天上海的生活，也和历史上的情形一样，是非常多样的，有很明显的发展，也有许多问题，有城市硬件的不断膨胀，也有软件上的空虚、欠缺。（转引自2002年8月9日《文汇读书周报》）

现在是一个能比较自由发表自己看法的时代——虽然在正式报刊上还做不到这一点，但只要不是“胡说八道”，至少还可以做为网文“贴”出来。正因为我们的社会进步到了这个程度，我们才有机会在人民网的《强国论坛》上看到贴出的一篇《我为什么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网文。据文中交待，网文的作者1980年出生。

因对某一个时代有感情而怀念这个时代，这是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别人无权干涉，更不应该说三道四。但从作者的出生年月来看，他(姑且算是个男作者吧，因为从署名“云卷云舒”上看不出来)显然连一天的“毛泽东时代”也没生活过。若再按作者所说的他自己从6岁记事算起，“毛泽东时代”更是已经过去10年了。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是个什么样子，这位作者都只能是“耳闻”，最多也就是从书、报、电影、电视等媒体上间接知道一点。当然，我们不能说间接知道的就不信。事实上一个人一生所获取的信息，绝大部分都是通过间接的途径。或许也正因此，我们间接获得的信息中有不少是伪信息或叫虚假信息，是不完全也是不可靠的，需要我们加以甄别。比如，这篇网文中所举的几个例子，虽然不能说不可靠，但可以证明他得到的信息是片面的，用作家吴若增先生的话说，就是网文的作者也许是不经意间滤掉了一些东西。

网文作者在文章中举例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很少听说这个世界有妓女，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开始听说在这个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新鲜事物——姘头”；又说，“我后来才知道，我们这个社会在86年——96年恰恰是娼妓现象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地下到公开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恰恰发生在我国改革开放程度越来越深化的时期。而这种现象在毛泽东时代恰恰是没有的。”因此，作者“坦率的讲，我没有出生在毛泽东年代，那个年代到底是什么样我也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在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从历史的纪录片中和书藉中窥见那个时代。我们可以在纪录片中看到人们喜气洋洋地从事着集体劳动。劳动是那么苦，然而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而这种现象在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吗？”此外，作者还举了一些例子，比如，“从我小时候听说某同学为了当班长在放学后给老师送一篮鸡蛋到高中时某同学为了到年级的重点班读书给校领导送去几万元钱，我能够感受到在我渐渐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我们这个社会的腐败程度在愈演愈烈。然而，据我所知：这种现象在毛泽东时代是很少有的。这种现象也是在改革开放逐步深化的时候愈演愈烈的。”“还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每当过节的时候，亲戚们聚在一起吃饭，（那个时候，大家的工资都差不多）大人们在桌上吃饭，我们小孩子们在桌下玩耍，很开心。那段和谐的，其乐融融的时光真的很令我难忘。随着我的长大，亲戚们之间的吃穿渐渐地就有好有坏了，三姨家装修得金壁辉煌，他们可以每餐到饭馆去吃，而我们家依旧贫穷”——而据作者“所知，这种现象在毛泽东时代是很少有的”。

从以上作者举的一些例子来看，有的不是事实。比如，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期间，中国暗里有无娼妓，无从查考，但想中国之大，不会没有这样的事。当然，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从解放到改革开放始，娼妓在我国已经绝迹，而事实上并非如此。1972年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之前上海破获的一桩碎尸案，说明当时的上海实际上是有暗娼的。只是这“秘闻”只在七八年前才得以公布于世。想来除了不少读者不无惊奇外，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时下的有些“坏”，并非“改革开放”带来。另外，有些虽然不能说不是事实（但有些却实在只是表面现象，如“在纪录片中看到人们喜气洋洋的从事着集体劳动。劳动是那么苦，然而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但世事有比较即有鉴别。“毛泽东时代”，鉴于有些历史客观原因，确有值得“肯定”之处，但“毛泽东时代”还有更多需要改革甚至需要否定的东西，否则，就不会有作家吴若增那样的反思，我们也就不会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了。这样说，不是说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就“没有问题”，就不值得反思，也更不是想夸大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很赞成作者所说的“从80年——2004年恰恰是改革开放逐步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静下心来，认真的反思些什么呢？”但是，我们在“反思”的同时，也必须明白，无论今天因改革开放出现了多少新的问题，或是还存在多少需要我们克服的困难和度过的难关，改革开放毕竟从物质和精神上都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了巨大进步，这是有目共睹，显而易见的。而况，依王晓明教授所言：“历史总是和现实直接相关，人总是不知不觉地在历史的比照下理解现实，对历史的记忆越是丰富多样，在判断现实生活的时候就越容易清醒，越有可能发现并克服生活中的缺陷和阴暗面。”（同上）对于这一点，曾因宣传民主革命而多次坐牢的波兰后极权主义的反抗者亚当·米奇尼克的认识也是比较客观的。当他发现波兰一位作家在其所描绘的当代生活图景中，将政治过分狭隘化时，指出：“整个社会和政治现实中激动人心的部分……混杂着失败与希望、理智与天真、恐惧与虚张声势的迷人的全景。”（见[波兰]亚当·米奇尼克著，崔卫平主译《通往公民社会》第33页）由此可见，不论是谁，也不论他是否曾经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如果以否定改革开放的心态来“怀念毛泽东时代”，这种看法肯定有问题。即如这位24岁的青年，他怎么也不会知道和不能理解，在文革时期，如果有人像他这样“散发”否定“当代”的言论，极有可能以“现行反革命”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