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不详 193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头带德制钢盔,身着德式军服,使用德式军械的部队,这就是经由德国军事顾问指导、训练出来的新式中国陆军,这些部队在八年抗战中多次参加重大战役;而由德国顾问协助中国建立的军兵工厂,在抗战时的后勤补给上也发挥了关键性贡献。 笔者在此将中德十年间 (1928年 - 1938年) 的军事关系作一简要介绍,以当时德国对中国的军事指导援助为本文中心,而不详述中日战史之评析,期能使读者了解这段未被彰显的历史。 中国亟需现代化的军事体系 自清末“自强运动”至民国建立前的五十年间,满清政府曾创建多所西式兵工厂试图建立军火工业,但其成效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科技水准落后,缺少重工业基础,导致国防工业所需的原料、技术、设备均需依赖外国,不但无法应付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并且只能模仿到外国落伍的武器,完全不能切合国防需求,所以从列强大量进口军火成为必要,但这也是中国军阀横行,大小内战不断的原因之一。 1911年民国建立,国内政局更加混乱,各省内战日趋激烈,对军火的需求量更大,满清时建立的兵工厂产量已不敷需求,所以外国军火进口量大增,其中自欧洲与日本输入者最多。第一次大战时(1914-1918),欧洲各国大战正酣,军火外销中国量钜幅减少,日本乘机大肆输入军火竟占了当时中国总进口量的80%。 德制国军投入淞沪会战 在国民政府的建军规划中,陆军是采用德制装备与训练,另一个重要的军种――空军,却没有走德制的路线,各型飞机多是向美国采购的,但这个在全世界都属最年轻的军种也是成长进步最快的军种,新型战机不断的推出,必须要快速的换装才能不至落伍,所以中国对外采购军火的另一类巨大开支,即是在于作战飞机与零件弹药,不过主要输入国并非德国。 1937年7月7日爆发“芦沟桥事变”,原先日军是想按照以前的技俩,把这次冲突搞成一场“局部事件”,然后再交涉停火压迫中国退让,日本又可轻易地占领一块中国领土,这种“蚕食”策略已成功过很多次。但这次日本盘算错误,中国全国抗日呼声高涨,绝不容忍日本军事力量深入中国关内,这是攸关中国存亡的生死大事,国民政府也决心不惜与日军大战也要保卫国土。但是在华北地区日军占有地利优势,它的重武器与车辆在华北平原行动自如,国民政府的有力军事设施也不在华北,并且日本已在京津地区集结优势兵力,准备等待国军北上驰援,以逸待劳来场决定性会战,一举摧毁中国军主力。蒋介石等将领深明此种态势对国军不利,于是决定在上海地区开辟战场,如此日军的优势在华中水网丘陵地形内将会降低,驻华中地区的中国新式陆军也可迅速调集到上海参战,并且利用上海列为国际都市的便利性,能使中国抗日战争的努力传扬世界,以此能引起各国的关切与支持,避免在华北作战被视“地方性局部冲突”,遭到国际视听的忽略,这就是1937年“8·13淞沪会战”的背景。 “8·13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这是中国近代首次海陆空三军大规模会战,也是全中国军事力量的大动员,它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1)围攻期 (8/13 - 8/22) 蒋介石调动战力最强的德制第87/88/36三个师,率先投入会战打响第一枪,主动出击围攻日军在汇山码头、公大纱厂、日本租借区等地的据点,国军配备德国15公分重炮的“炮十团”与轻战车及战机都参与攻击行动,历经四次总攻,双方反复巷战争夺阵地,敌我伤亡均极重大。德国顾问建议国军改变以往正面硬攻方式,改用“突击群战术”――即集中兵力对敌进行点突破后持续挺进,再由后续部队包围敌人扩大战果,这乃是一次大战之后德国军事思想的精华所在。 但是国军在实战时,还是常使用“步兵上刺刀――冲锋前进”的习惯战法,没能有效活用重点穿突、快速挺进的要求;加上后续的增援部队调度常有不当,未能及时守稳前锋部队得手的阵地,反被日军逆袭夺回遮断后路。另外自动武器配合协调度也不够,20厘机炮 / 37厘战防炮不能实时在火线上支持步兵压制敌火力据点,国军又习于冲锋硬攻导致损失惨重。德国顾问又发觉在实战中,国军的情报侦察工作不够确实,对敌兵力布署、对敌企图之研判也未周延,通讯紊乱与友军协调不足,虽官兵人人英勇奋战,但以上诸多不利因素造成国军在战斗中伤亡大、战果小的结局。 2)反登陆作战 / 守势作战期(8/22 - 10/27) 8月23日,敌军增援部队自吴淞口、宝山一带登陆,国军也北调应战,战局从市区街道移转到野战,除了第87/88/36三个师外,并加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部参战,同时其它接受过德制训练,头带德制钢盔的第1/2/18/74军也赶到战场,国军在罗店、月浦、师子林等地激战。但是日军有海军舰上巨炮与空中战机直接火力支持,国军伤亡渐增攻击失利,于是改采以阵地战为主的守势作战。 自9月6日起,日军再增援兵力,国军退守浏河镇 - 蕴藻滨 - 洋泾一线,在这长约五十公里的连续战线上,国军配置了来自全国各地七十个师的兵力,中日双方共有近一百万的兵力在此进行着惨烈的阵地战,国军在战线上布署数十万的部队,构成兵员密度非常高的防御线,面对日军优势的海空炮火,国军承受很高的伤亡数字,双方反复拉锯争夺阵地,日军称此为“血肉磨坊”,可见战况惨烈之程度。德国顾问群也亲临前线,协助国军策划布署作战,所以有外国人称此役为“德国战争(The German War)”。 3)全面撤退 (11/5 - 11/26) 为突破淞沪战场的僵局,日军于11月5日清晨登陆杭州湾金山卫一带,展开一场大奇袭,计划直取国军后背,配合国军当前的日军,准备前后合围一举来场歼灭战。国军虽然立即调动部队反击,但当时国军的装备、训练、战术观念还无法进行这种“机动性的攻势作战”,在反攻无效后,国军只得迅速下令全线撤退,以避免被日军内外包夹。 在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中国投入约40%的全国总兵力,新建的德制陆军精锐尽出投入战场,消耗损失的程度相当严重,中国方面的伤亡有多种估计数字,大致上是从十八万到三十万人不等,但无论何种算法,中国新生的国防力量的确是遭到相当大的折损。此役的评价日后在国共双方有不同之观点;有趣的是,在不同的政治时期也有不同的褒贬,要见到更宏观、更公允的评论,恐怕要留待未来作更进一步的辩论评析了。现引用一段当时外国新闻通讯来见证此战之一端:“(10/28/1937) 伦敦海外通讯社――……(上海)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的荣誉,此乃前所未闻者”。 与此同时,正当“淞沪会战”在前线进行激战时,国民政府也尽速将全国重要的工业设施迁移到内地,中德合作的兵工厂当然也包含在其中,日后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又重建起来并扩大产能,基本上已能自立供应尔后国军所需的轻兵器弹药,使得中国得以进行持久抗战。 为补充“淞沪会战”后国军武力损失,国民政府于1938年初派专人在香港与德方议定紧急采购武器,内容包括: 步枪三十万支(每支配弹一千发) 手枪三万支(每支配弹一千发) 机枪两万挺(每支配弹一万发) 37厘战防炮五百门(每门配弹一千发) 迫击炮五百门(每门配弹二千发) 同年三月,蒋介石电再令驻德专员再采购武器一批: 迫击炮三百门(每门配弹三千发) 驳壳枪二万支(每支配弹二千发) 高射机关炮三百门(每门配弹五千发) 15公分重炮弹六千发 各式炮弹一万八千发 步、机枪弹三千七百万发 水雷一批 不久后,大部份订购的德制军火,经由德籍货船陆续运到香港,随即交付给国民政府配发到部队;依据战史推断,以上这些采购的德制武器应是重整国军军备,在当年稍后发生的“武汉会战”中发挥了重要的效果。 希特勒对华政策的改变 前述德国对华军售与顾问指导,都获得德国政府的核准与支持,尤其是1933-1938年这五年,中德双方的往来达到高峰,这与当时德国执政的希特勒有极大的关系。 希特勒于1933年一月当选德国总理取得政权,旋即撕毁凡尔赛合约,开始重整军备扩充军力,对于钨矿砂的输入非常迫切,而德国军火出口对德国经济也甚有帮助,这与中国抗日建军的需要刚好契合,所以中德很快就建立军事 / 经济合作的关系,德国的国防部、外交部、工业界也都非常支持;基本上,希特勒当时对中国、日本分别保持等距的外交关系,尚未因日本而影响对中国的往来。 1937年希特勒进军莱茵河沿岸,与英法两国冲突的态势已现,欧洲的局势开始紧张。同年中日开战,德国希望中日争端能和平解决,故令驻华大使陶德曼调解中日冲突,但斡旋并未成功,德国内阁对是否调整对华政策也有争论,不过还是以赞成继续军售的一方占上风,德国武器仍然供应中国,军事顾问也继续在华服务。 1937年十一月德意日三国签立反共协议,结合成三国轴心的政治联盟,希特勒的态度已明显转变,为实现其侵略计划,决定牺牲与中国的关系改采“联日政策”,期使日本牵制苏俄在远东的力量,以利德国将来在欧洲战线打击苏俄。1938年二月,德国内阁改组,原先对华友善的国防部长与外交部长去职,新任外交部长李宾特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为亲日派,外交政策也随之修改不利于中国。 1938年二月,希特勒宣布承认东北的伪“满州国”,并停止中国学生赴德接受相关军事训练,戈林元帅并指示禁止武器销往中国。不过实际上,尽管官方宣布禁售政策,德方还是暗中运交了许多武器、原料、兵工生产机具给中国,有些武器以分解方式出口到中国再行组装,或假称输往第三国再转运至中国交货等方式,继续进行着对华军火销售。后德国政府严令在华军事顾问一律返国,否则视同抗命叛国,法肯豪森等顾问于六月底离华,行前向蒋介石表示绝不泄露所知的中国国防事务,中德间的军事关系至此结束。 1939年九月,希特勒挥军波兰,欧洲大战一触即发。1940年九月,德意日三国缔结为期十年的军事经济同盟,德国承认日本在亚洲建立势力范围的领导地位,三个法西斯国家相互结合在全球进行侵略战争。1941年七月一日,德国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权”,中国宣布与德国断决邦交。1941年底,中美英苏联合对轴心国宣战,中德成为敌对国家直至二战结束。 结语 1936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陈诚将军,对当时新建的德制陆军有下列评语:“抗日战争越晚爆发对中国就越有利,因我方可以有更多的准备时间……如果目前发动,我方一定是处于被动局面,如再迟一年,最低限度我方可有半主动的机会,如迟两年爆发,则我方可以完全掌握主动局面……”。 “如果中日战争晚两年爆发,国军就能取得主动地位”――这种论点或许有些过度乐观,但经由德国顾问的指导与德制武器的换装,再经两年的充实,中国军队的战力将会更强大,这一点绝对是毫无疑问的。 从另一角度而言,如果没有战前德国的军事指导与协助,很可能发生的状况是: 1937年“淞沪会战”没有新式德制陆军的投入,这场战争可能不到三个月中国就战败了,国军军力损失也会更严重;日军的损失会较少,所以乘胜沿长江西进追击的速度会更快,将加速对内地省份的攻势。 没有德国在1937年持续供应中国军火,“淞沪会战”时国军无法保持足够旺盛的火力与日军对抗三个月,此战后如无德国在1938年继续向中国运补武器,以中国自产的军火量(受兵工厂向内地迁移等因素影响),是不足以支应当年战争消耗的。 如无德国在战前协助中国建立军火生产体制、提供贷款、进口机具、建立新型兵工厂与产能,中国将无法自立生产足够的轻兵器与弹药,抗战也就无法坚持八年之久;缺少自产的基本弹药供应,中国的抗战事业很快就无以为继了。如果中国在1941年底前战败,被迫与日本和谈,失去了“苦撑待变”的机会,那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也不会与美、英、苏并肩作战,也不会获得二战最后的胜利,进而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会受到不利影响。 中国当时处境艰难社会贫弱,面临必不可免的反侵略战,只能忍辱负重建设国家、争取时间培养国力,多少战士以血肉之躯抵挡敌人优势炮火,牺牲在战场杀戮之中,而中国之所以能建立八年持久抗战的军事基础,德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回忆这段七十年前的历史,再对照今天的世界,可以发现――“无科技力即无经济力,无经济力即无国力,无国力就无国家安全”; 忆古思今,令人欷嘘也当为吾人之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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