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革”中的错误,我毫不隐讳,我愿意接受批判并且作出深刻检讨,但是,对于别的一些说法,我认为是应该予以澄清的。
北大的老教授季羡林最近出了一本《牛棚杂忆》,讲北大“文革”期间的事。在我主持校文革期间,由于当时的形势使然,和我自己的思想左倾错误,政治水平不高,以及对许多事情的盲目和无力,没有能够控制北大的运动局面,使包括季羡林先生在内的一批北大师生受到各种错误对待,受到大大小小的冲击和迫害,我愿意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推诿,不回避,愿意在这里向大家作出我的真切的道歉。尽管说,我并没有亲自指示对包括季羡林先生在内的任何一个北大师生进行批斗和迫害,但是,那一段时间里,北大发生的许多事情,我都应该作出深刻反省和检讨。 但是,季先生的回忆,其中的一些段落,我看了以后,很不以为然。不仅是说,季羡林讲的很多涉及到我的事情是与事实不符的,还在于他回忆往事时对待青年学生的那种态度。 先说《牛棚杂忆》中与我有关的内容。 季羡林先生回忆往事,他的立场、认识水平还是那个时候的,在书中,他甚至还要使用“破鞋”这样的文革盛行的污言秽语来伤害我。当时周恩来总理就批评过这种对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的做法。可是,季羡林先生现在还对当时反对我的学生侮辱我的人格的往事津津乐道。这太有失风度。 说到我的事情,季羡林也有很多是弄错了的。他说我是新北大公社的头头,其实,我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更不是公社的头头。新北大公社有总部有委员,我没有参加这一派。我就是在校文革当主任。还有,他说北大成立了革委会,这话讲了两次。当时北大根本没有成立革委会,北大是校文革,校文革就是领导运动,与全面负责学校事务的革委会不同。当时的情况是,地派占优势的学校,都成立了革委会,别的许多高校的革委会,也都成立了。北大该怎么办?我请示了周总理。1967年5月1日,参加“五一”庆祝活动,在天安门上我请示周总理,要不要成立革委会。周总理说,学校还是叫校文革吧。我领会周总理的意见,校文革是领导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至于办学校,将来还要有校长和校党委会。 季羡林说他之所以挨整,是因为得罪了我,这话不知从哪里说起。全校那么多人,拥护我也好,反对我也好,我哪里能都注意到啊。 季羡林把新北大公社的群众做的事,都归到我的头上,口口声声是聂记校文革,这太不严肃,也不符合事实。虽然说,我是校文革的主任,但是,当时的那种局面,比较混乱,不要说是对立的一派,就是新北大公社,几千人,我都能管得了?他们做的事情就都应该归结到我头上?我犯的错误,我不推卸责任,但是,总不能把北大校文革时期的一切,都要我来承担吧。反过来,季先生曾经担任过“井冈山兵团”东语系的“勤务员”,难道能就此推论,他在任期间,东语系那些反对我的学生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季先生承担全部责任吗? 季羡林说他因为反对我而进了牛棚。群众整他,我并不知道。他怎么反对我,我至今都不知道。他反对我什么?是反对我写第一张大字报,还是反对我反江青反谢富治?他说北大的群众组织两派之间没有原则区别,他与我的原则区别在哪里?他也参与了北大的两派斗争,还是“井冈山”在东语系的负责人,他为什么一句自我反省的话都不愿意说呢?难道20年之后,还会仅仅把“文革”理解成我这样的“坏人当道”,他那样的“好人受罪”,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全然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还有,季羡林先生对曾经整过他斗过他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学生,一点儿都不宽容,他就没有充分考虑到,“文革”是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的。在这种环境中,青年人有自己的责任,但是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们。要历史地看问题。他写的东西,是让受批判的人感到真痛快,好好地骂一顿。但是,教训何在呢?只要指责那些受蒙蔽的盲目造反的学生,就能够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避免新的悲剧吗?读季先生的书,让别人感到,他受了那么多苦,是那些红卫兵自己出了问题,是他们的人性有问题,连牲畜都不如。这样做,能让年轻人和后来者接受什么教训?举个例子,有一个批斗过季羡林先生的年轻人到国外去留学,他就说人家去作“洋奴”(他忘记了自己在二战期间留学德国的往事了)。还有一个曾经错误地对待过季羡林的年轻人后来自杀,季羡林就嘲笑他“去见资产阶级的上帝去了”,连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这是鞭尸啊!还有一个从印尼归来的教师,因为整过季羡林,他就说人家曾经“反苏反共”,他有什么证据! 季羡林先生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挨斗挨整,这些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但教训是什么?账应该怎么记?要让我说,根本的教训,就是一个国家,要有法制,要尊重人权。年轻的红卫兵是受了挑拨,受了煽动,是受蒙蔽。你把矛头对着整过你的群众,直到现在,就是这样的思想高度啊?他没有怎么谴责江青、林彪,只是对整他的群众,对“老佛爷”发怒,他还说他不报复。季羡林说什么“佛兵”、“佛将”,他说他有一千种办法报复那些整过他的人,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你就是有一千种办法,也要服从法律呀。什么时候了,还说报复不报复的话,有失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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