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中国历史奥秘的一部力作

揭示中国历史奥秘的一部力作

南方周末　　2007-09-06 14:44:48

　　
　　□李红岩
　　
　　晚清民初的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曾经说：“万国人之性情，即其祖宗所经历之事之见效。”“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险夷。”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夏曾佑是一位历史决定论者。
　　历史决定论者要揭示现实人类社会的结构，总是深入到历史丛林中去找寻基因和秩序。思想家张东荪说，中西所以不同，就在于古代的种子不同。近代以来的东亚思想史，保种、变种是一个必不可缺的重要主题。凡此种种，都凸现了历史对现实的重要基础作用；都在于提醒人们：要想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儿，就得到历史中去找答案。
　　一百多年来我国历史学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在于围绕着“我们是怎么回事”这个主题，提出了一些答案。与这些答案相比，其他的成就，终得落于第二义。当然，这些答案是不是正确，是不是搔到了痒处，容可商榷。可是我们得承认，就答案本身的深刻性而言，就其对我们心灵的触动、脑筋的启发而言，那是空前的，是任何一位具有“究天人之际”伟大抱负的古代史家都无从望其项背的。诸如社会结构、社会形态一类深刻的语言，我们顶多也不过是从一百年前才开始接触。
　　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就是一部试图告诉中国人“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著作。许多人都说这部书好，很优秀。可是，并不是所有读过它的人都能说出它何以好，何以优秀。我以为，答案很简单：就因为读者在书中感受到了“我们是怎么回事”，所以才觉得它好，它优秀。这个答案，原本蕴蓄于我们心灵深处，王先生把它捅了出来，让我们猛然觉得，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嘛！假如我们觉得并不是那么回事，那就不会觉得它好。
　　于是，我想到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所谓寻求历史奥秘的答案、揭示历史的秩序与结构，无非就是排列出历史基因的组合序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王先生这部著作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深处，并从社会生活的深处引发出人们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深思。
　　所以，这是一部社会史著作。虽然它具有文化的视角和维度，具有丰富的文化史与社会生活史内容；但是，“文化”是社会的文化，是作为社会结构的文化，是游民社会的文化符号。书中讲“文化”，是为了讲社会——讲社会的结构；讲社会生活，同样是为了讲社会结构。说到底，作者是要揭示中国历史的奥秘。他所讲的一切，都是为这个终极目标服务的。只有透彻了解作者的这个写作意图，我们才不会被该书丰富的文化史与社会生活史内容遮蔽住眼睛。
　　所以，对该书的正当定位，应当是揭示中国历史奥秘的一部社会史力作。这里所说的社会史，不是对社会做历史学的描述，而是对历史做社会学的分析。进一步说，所谓社会史，是上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意义上的社会史。这部书的立意与企图，它的价值和意义，都与社会史论战中的著作一般无二。
　　所以，它讲国家，但超越国家；讲政治，但超越政治；讲政权，但超越政权；讲人物，但超越人物。国家、政治、政权、人物，统统是浮在表面的东西。它要完成的任务，是国家、政治、政权、人物，何以如此而不如彼。
　　一部书一旦以此为主题，即成为宏大叙事。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史学，顶级的伟大著作无不以此为主题。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之所以受推崇，就是因为它触及到了这一主题。近些年在史学界引起讨论的几部历史著作，都是以此为主题的。可以这样说，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百年来始终如火如荼地煎熬着中国人心灵的核心问题。今后，这个问题必将继续煎熬着中国人的心灵。
　　王学泰先生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二元的分析架构。也就是说，他看到，中国社会是隐性与显性的二元共生结构。其中隐性社会，是游民的世界，亦即所谓江湖。以往的研究，偏重于显性社会，忽略了隐性社会，因而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必然是不完备的。我们看到，二元架构的建立，确实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使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大大地深化了。
　　比如说，马克思以前的西方思想家，多认为传统中国属于千年不变的超稳定结构。这种看法的片面性，我们暂且不论。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乃是基于对显性社会的单向判定。这个显性社会，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中国”。也有学者称之为所谓“居”的中国。而现在，通过王先生生动的描述，人们真切地认识到，在“居”的中国内部，还有一个“游”的中国。只有看到这个二元结构，人们的认识才会相对完整。
　　而且，从二元架构出发，人们还会发现，传统中国又具有“国家”与“社会”相对区隔的二元性。统领国家的，是朝廷；维系社会的，是“绅士”。他们的关系，表现为国家与显性社会的同构。反之，在隐性社会，充当江湖领袖的，是在野的帝王；给这些在野帝王帮忙或帮闲的，是所谓“游民知识分子”。他们的关系，表现为江湖政治与隐性社会的同构。所以，单就传统知识分子而言，也具有显与隐、居与游、主流与非主流的二元性。
　　传统知识分子队伍具有二元性，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则具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的人格，曾经被史学家傅斯年说成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而史学家雷海宗的看法则更进一步，认为乱世士大夫的行为几乎全是误国祸国，结党营私。雷海宗并说，乱世之绅士具有清谈、做汉奸的特点。所以，他认为，在“乱世”，士大夫不如流氓，流氓推动历史之作用大于士大夫。有趣的是，雷海宗的这个看法又与陶希圣不谋而合，因为在陶氏看来，传统士大夫的一大特点，就是在动乱年代，“虽引进外力或屈服外力而不以为耻”。我们看到，王学泰先生虽然并没有对传统知识分子做如此极端的论断，但他对所谓游民知识分子的揭示，其二元架构的知识分子视角，却可以对上述前辈学者的论断确定更为清晰的坐标。
　　与前辈学者观点完全一致的是，王先生以其对“皇权游戏中的知识分子”以及“游民知识分子”的独特考察，再次确认了知识人在传统社会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谢泳所著《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提到三部书：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罗庸的《鸭池十讲》、费孝通与吴晗等人合著的《皇权与绅权》，其中都讲到传统知识人的巨大历史作用。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甚至说，士大夫阶级是中国治乱之原。所以，过去有学者认为，中国是“士大夫阶级”或者叫“知识分子统治者”管理并维系的国家。但是，他们都没有明确这些知识人到底处于隐性社会抑或显性社会。所以，他们在“破解皇权制度下的博弈格局”时，偏于看知识人的“文治”，忽于看知识人的“作乱”。而王学泰先生的二元架构，让我们既能看到“治”，又能看到“乱”。
　　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王学泰先生的大著让我再次想到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