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那个时代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

傅国涌访谈:“那个时代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
作者:黄长怡
来源:南方都市报
《民国年间那人这事》,傅国涌著,珠海出版社2007年5月版,28.00元。

南方都市报:我手头有你的两本书,《历史深处的误会》和《民国年间的那人这事》,这是你以前在南方都市报专栏文章的集结。为何你对研究晚清、民国史这么有兴趣?

傅国涌:是个人性的因素。我其实对整个中国、世界历史都很感兴趣,但写作基本上落脚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原因是这个阶段离我们这个时代是最近的,我希望能在最贴近我们的这段历史中找到一些线索来。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走到现在?在晚清民国的历史里有蛛丝马迹,都已经埋下伏笔。晚清民国史对当下是直接相关的,甚至今天就是那段历史的延伸。

南方都市报:当下学界、出版界似乎也对晚清民国这段历史充满兴趣,是不是反映了一种研究、关注的热潮?

傅国涌:我觉得谈不上热潮,跟对古代史的研究相比算不上热。这几年出了一些这方面的书,比以前关注更多了。有很多事是偶然的,比如我在南方都市报的这个专栏就叫“民国故事”,是报社的朋友提议我写的。比如《冰点》“钩沉”栏目,也是慢慢积累才出了《民国那些人》这本书。当然这些年来对民国历史,特别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关注是比较多的,也持续了十几年。

南方都市报:类似的书不少,这是否说明当下读者的阅读趣味?

傅国涌:我觉得不能说是读者的阅读趣味决定的,有可能是反过来,这样的出版热潮培养了读者的趣味。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现在很多人都有普遍的怀旧情绪。那个时代从某些方面是值得肯定的。它处于一个文化转型期,旧的东西没有断,新的东西进来了,所以非常兼容。很多知识分子既有中国国学的根底,又能接受西方文化,在两者之间能找到平衡,而且那个时代也能够容忍这些知识分子个性的东西。

南方都市报:那是个时局动荡、民不聊生的时代,为什么让现在的人如此怀念和向往?

傅国涌:那个时代虽有战乱、军阀割据,也有外敌入侵,时局动荡,但知识分子是活得很有尊严、很有体面的。也就是说,从底气上来说那个时代不错。最关键的,那个时代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国家没有把整个社会给吞没了。国家是国家,社会是社会,国家并没有把整个社会给灭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是存在的。比如学校还是教育家们办的,报纸还是报人办的,知识分子做知识分子那一块,政治家做政治家那一块,各管各的。中国人喜欢用那句话,“百家争鸣”,百家争鸣的时代往往出现在这个社会表面上比较乱的时候。正因为它乱,很多掌握权力、掌握枪杆子的人,他们的精力都放到战争、抢夺权力上面去了,还顾不上管其他的文化之类的东西。 当然这还不是本质原因。本质上是因为,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的东西。社会还是多元的。知识分子还可以找到各自的生长空间,你喜欢做什么可以往你那个方向去做。所以有些人搞乡村建设,有些人搞平民教育,有些人办实业,有些人办学校,各自可以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为这个社会做事。正因为当下的环境存在各种问题,知识分子没有办法像那个时代的人那样去做事情,自然就产生了怀旧的情绪。

南方都市报:关注那个时代对当下有什么建设性的帮助?

傅国涌:我觉得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不是立竿见影的。它会影响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心态。

南方都市报:对比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现在的知识分子,你觉得现在的知识分子缺乏什么东西?

傅国涌:最缺乏独立性。所有人,包括知识分子,依附性都挺强的。社会大环境都是这样,对体制的依附性非常强。我说的独立性包括很多方面,包括独立的人格,独立的判断,独立的思想,各个层面的。在民国那个时代,在那种文化转型时代,独立是不言而喻的。首先,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相对纯粹一点、单纯一点。另外,要做到独立需要制度性的保障。那个时候职业流动是非常频繁也非常简单的,在这里干不成了,我拍拍屁股到那边都很简单。当时没有像现在这样严格的档案、职称、待遇制度,体制性的东西那时候还没有固定下来,所以社会流动性很大。有这样的保障才可能有独立性的存在。

南方都市报:应该也和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收入水平有关系。

傅国涌:当然有。尊严是各个方面造成的,收入是一种体面的象征。我们现在的文化其实是很贬值的,不值钱。和那个时代相比,现在的知识分子收入还是偏低。虽然有个别人已经是高了,但总体上收入还是低,因为不被重视。过去中国是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社会,现在是以商为本,其他东西都为末,所以文化教育都不是主导,所以也就不被重视。

南方都市报: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愿意生活在那个时代吗?

傅国涌:从个人生活上说,那个时代显然有它的优越性,尤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生活肯定比现在要从容,更能够做出事情,更容易出成绩,可以安静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现在的社会,干扰的东西特别多,诱惑也特别多,人很容易异化,整个社会非常躁动、不安静,人们都为了外在的东西活着。那个时候的人本真得多。当然,每个人只能在自己的时代里面说话,没有办法超越时代,也没有可能选择时代。

傅国涌,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独立撰稿人。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与知识分子问题等。著有《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合著)、《叶公超传》、《金庸传》、《百年寻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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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时局动荡、民不聊生的时代,为什么让现在的人如此怀念和向往?”

这问题问得就有问题。记者是如何知道那时“民不聊生”,“时局动荡”就一定“民不聊生”吗?历史研究表明,民国初年及三十年代,都有过经济成长时期。
估计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书也会被和谐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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