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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5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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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陈诚在台湾的岁月
陈诚在台湾的岁月
陈履安
(本文字数:3159) 《纵横》 2007年第7期
蒋介石有一句口头禅,叫“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中正说的是他自己,而这个辞修,指的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他出身于保定军校,后来追随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军队里面,他从一介炮兵连长逐步地成为高级将领。到了晚年,他甚至官拜国民党的副总裁和蒋介石在台湾政权的“行政院长”、“副总统”,可谓是权倾一时。在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的岁月里,他是少有的最能获得蒋介石信任的人之一。陈履安是陈诚的长子,今天他要回顾的,就是他的父亲陈诚在台湾的最后岁月。
杀陈诚以谢天下
1947年,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中一败再败。这一年,蒋介石将陈诚派到东北战场,担任东北行辕主任,意图夺取整个东北。陈履安说,这是他的父亲陈诚无法推卸的一次任命,也是这位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毕生最后一次指挥军事作战。
陈履安:都劝我父亲不要去,讲那个局面不可能挽回了,而且我父亲已经十二指肠溃疡,经常躺到床上。蒋老总统一定要我父亲去。我父亲觉得生死存亡(时刻),鞠躬尽瘁嘛,他就去了。去了没多久,才一两个月,胃病(十二指肠溃疡)就发作了,经常躺到床上,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没几个月,他就回来了。可以这样讲,时常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事情,最后(蒋介石)派他去救一下,他也去。东北就是个例子。
陈诚在东北连吃败仗,国民党军队丢盔弃甲,元气大伤。陈履安说,那时,国民党内的舆论一致声讨陈诚的败绩,甚至有人提出,应该“杀陈诚以谢天下”。在被迫离开东北之时,陈诚已经是贫病交加。
陈履安:离开东北,一切职务都被免除。我父亲当时面临个什么问题?没钱,他确实是没有积蓄的一个人。要去养病,到哪儿去啊?他东北一离开,十二指肠溃疡发作,必须要住医院,就在上海江湾医院。开刀之前,蒋老总统去看他,有一次两个人坐下来谈了3小时,谈了很多事情。我父亲的感觉就是8个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总要听听嘛,就把很多话实话实说。我父亲有时候有些遗憾,就说这个总统啊,听不进去,说很多失败的因素早就种在那里。
这是陈诚与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次对话。从黄埔军校的师生生涯算起,到此时陈诚已经追随蒋介石有20多年的时间。在上海江湾医院,陈诚考虑何去何从,蒋介石为他作出了新的安排。
陈履安:我父亲在江湾动了手术之后,他就考虑到哪儿去,他考虑到(老家)青田,但是卫生医疗设备比较落后,不方便,到上海,住不起。后来总统给了我父亲一点钱,到台湾来养病。就这样,他那时候没有任何职务就到台湾了。
1948年10月,陈诚去往台湾。1个月之后,11岁的陈履安随陈家的老老少少一起也从上海飞抵台湾,与父亲团聚。
陈履安:我们那时候其实并不知道,我在金陵中学读初中,11月接到通知说到台北来看父亲,就从南京飞到台北。
那时候飞机两边是铁的座位,像伞兵部队坐的飞机一样,飞机里面好烫好烫的,也飞不很高,里面温度调节也不好,很热的。我记得飞到台北的时候,一下飞机,头一个印象是什么?好热啊,因为我们都在南京穿的大衣嘛,到了台北,气候不一样。见到父亲,父亲也很高兴。他住在阳明山,那时候叫草山。我们到了这里,就没有再回大陆。
那时陈履安并不知道,父亲陈诚在台湾养病的时光即将结束,而后,他要面对一项新的重大使命。
陈履安:他(1948年)10月到台湾去了以后,跟台湾当地的政要无所不谈。其实我父亲不是个很严肃的人,他年轻时,听张治中他们讲,他是很幽默、风趣的一个人,但他是一个军人,有一个职务,让他有一个严肃的样子,大家很怕他。他那时候没有任何职务,反而跟这个台湾地方上的人谈,了解很多事情。台湾本来是一个相安无事的地方,他来养病的。结果一到台湾,大陆发生变化,而且变化得特别快。
在1948年的年底,就得到消息,要我父亲做台湾省主席。我父亲接这个主席之前先把当时的主席魏道明请来再谈一次,因为要他接主席这个消息是魏道明告诉他的,接到电报了。我父亲马上回电,在跟魏道明谈过之后就回电去了,讲魏道明绝对可以胜任,继续做,应该让他继续做,我来辅助他,帮他的忙,结果(蒋介石)再来电,这是命令,你非接不可,这样才接的。魏道明又拿来电报来给我父亲看,一定要你接,这样我父亲在1949年的1月5日才接了(台湾)省主席。
记者:蒋介石那个时候坚持要您的父亲做台湾省主席,这个决策是不是已经准备让您父亲先把台湾这里准备好?
陈履安:做个退路。我相信是这样。
最信任的人
就在陈诚接到“台湾省主席”任命的几天之后,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布了“求和”的文告,宣布下野。陈履安说,根据父亲的回忆,蒋介石是早已注意到了隔着几百里海峡的台湾,并且准备把这里作为国民党军队最后的据守地。而陈诚之所以会去台湾,也是源于蒋介石的这种安排。
东北之战,陈诚几乎身败名裂。可是蒋介石依旧在最关键的时刻把开辟最后退路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陈诚。陈履安说,他的父亲陈诚,始终是蒋介石在关键时刻的重要选择。那么为什么蒋介石会对陈诚有着如此高的信任?这还要从陈诚与蒋介石之间的渊源说起。
陈履安:我父亲在保定(军校)毕业之后,到广东,在广东参加了革命军,他那时候年纪很轻,23岁就做了少尉连长,33岁时已经做到上将,是10年之间。
早在东征期间,一场由蒋介石督战的惠州战役使陈诚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
陈履安:那时候黄埔军校成立了一个炮兵连。那个时候有几尊炮,这是很了不起的。100年以来惠州城是没有被打下来过的,结果我父亲就是三发炮弹打破了惠州城墙,革命军就进去了。所以那一战,他的功劳很大,我父亲在早年也很出名的。
作为一名军事将领,陈诚的带兵之道也深得蒋介石的称许。
陈履安:我父亲对部队、对部下照顾得非常好。我父亲有个特点,他不持产,不累积个人财富,他受到尊重,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当时国民党军队有种习惯——一个部队他会带枪投靠的。可能整个一个连,带了枪带了部队投奔我父亲来了,为什么他跑过来?因为那边那个单位不发军饷。
记者:那这么多部队,别人投靠他的话,他发饷怎么发呢?
陈履安:那个时代,你真正将多人多,你能够打仗,蒋老总统那时候叫委员长,他也有特别费用给你的。我父亲跟蒋老总统的关系也不寻常,蒋老总统也非常倚重他。
据说蒋介石提拔人的时候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是重用黄埔系出身的军人,因为蒋是靠黄埔系起家的;二就是重用同乡;三是重用对蒋介石个人十分忠诚的人。在大陆时期,飞黄腾达的国民党人不是蒋介石的门生,就是他的同乡,至少是对他绝对忠诚的人。唯有陈诚三者兼备。
除了这三个条件,陈诚还和蒋介石有着另外一层特殊的关系。1931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做媒,把蒋介石的干女儿、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谭祥介绍给了陈诚。陈、谭结合,使陈、蒋之间不仅有同乡、黄埔的关系,又多了一层翁婿的关系。
陈履安:我父亲跟母亲的婚姻也是蒋老先生跟蒋夫人他们做媒的,介绍人是他们两个,虽然证书上不这么写,事实上是他们两个人介绍的。这个对我父亲有很大的影响。我外祖父跟蒋老总统非常要好。
陈履安说,每次父亲陈诚与蒋介石意见相左,待蒋介石作了决定,陈诚总是默默执行。此外,陈诚还有一个过人之处,就是他能够代蒋受过。因为这一点,他深得蒋介石的赏识。
抗战胜利之后,陈诚成为一级上将,在黄埔系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陈诚得到蒋介石如此的信任也曾引起同僚的不满。因为几次指挥军事战斗的失利,也有人多次向蒋介石提出“辞修骄横,目中无人,惨遭失败,其责非浅”。
陈履安:我父亲是一直被批评的对象,因为在(当时的国民)政府,那个时代,能被重用已经遭人家嫉恨,他那时候身兼不知道多少职务。所以那时候,我父亲去跟总统报告很多次,就是你让我做一件事吧,我这样到处兼着,很难做事,而且人家也会批评,你怎么一件都做不好。对他来讲,最欣慰的,就是在抗战八年时他做湖北省主席,真正地展现了他照顾老百姓的这一面。第一个是教育。他怎么照顾教育?流亡学生到湖北来,所有学生我收容,住校一律免费,所以那时候毕业的一批学生到了台湾,变成台湾发展的一个主力。第二个是照顾农民。抗战时候物资非常缺乏,那时候我父亲就开始照顾农民,叫耕者有其田,叫二五减租。
大溃退
早在1946年,蒋介石巡视台湾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台湾尚未被共党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那时他尚未料想到有一天他要在台湾度过最后岁月,但是他却看到了台湾的重要性。以至于后来蒋介石在一篇报告中说:“就算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保着台湾,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
蒋介石如此看重台湾,这让时任国民政府“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感到重任在肩。陈履安回忆说,那时首先要解决国民党在台湾的生存问题,遵照蒋介石的建议,将台湾建设成为“三民主义模范省”。
陈履安:他一接省主席,很多事情开始推动,那一年对台湾来讲是很重要的一年,整个基础都打下来,也是我父亲把他在湖北抗战时期做省主席的经验很快地拿到台湾来实践。中央政府又不在,那么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速度特别快。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时,台湾只有600万人口,到了1949年初,短短3年多的时间里,人口已经暴增了100多万,此时,被蒋介石委以重任的陈诚,正面临着抵挡不住的迁徙人潮。1949年初,陈诚首先宣布入台管制。
陈履安:第一件事情,出入境的管制,这当时是不可以的,你都是中华民国,怎么可以说广东就不能到台湾呢?那时候要是不管制,台湾就垮掉了,粮食也不够,什么条件都没有,“难民”如果全来的话是不可能的。这个决定,有专门研究法律的人讲,你这个不能这样做,但是紧急状态就做了,台湾就安定了,否则吃都吃光了。
陈履安说,当年父亲陈诚宣布入台管制也有防止左翼人士趁机入台的用意。但是也正因为这项管制的政策,限制了部分国民党的官员进入台湾。
为了避免经济方面重蹈大陆时期通货膨胀的覆辙,蒋介石又命陈诚加紧改革币制,抑制通货膨胀,陈诚为此亲力亲为。
陈履安:哎哟,这个又是很难,他两个月之内把它做了,就是发新台币,代替大陆的法币。当时发行新台币的时候,宋子文他们就有意见,就说你不能,你应该把福建、广东包含在一起,我父亲说不行,那又套在一堆了,我们都看见通货膨胀的可怕了。他两个月,货币稳定了。
记者:他靠什么稳定?
陈履安:靠黄金。
根据《李宗仁回忆录》中记载,在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之后,当时国民党“监察院”的秘密报告显示,单是黄金部分,有390万盎司被运送到台湾,共计美金5亿元。
陈履安:当年把黄金运到台湾,确实救了台湾。所以我父亲就告诉所有的银楼,台湾的,你就告诉所有人,如果要换钱,你要拿这个货币去换黄金,银楼可以换,银楼到我中央来换,给大家方便,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大家就有信心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也时常提醒台湾人,我们大家把黄金搬到台湾来,我们饮水思源,对大陆是要感激的,还要有份歉意。你把人家家里钱全搬过来了嘛。
1949年初,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之后,国民党军队向台湾的大规模转移就已经开始。在1949年,进入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来自四面八方,也来自各个系统。陈诚于是立下了部队登台的新规矩。
陈履安:当时各个部队坐了不同的船到台湾,到台湾的时候,一下码头,不管你是哪一个部队,打过胜仗有辉煌战功的部队,一下船,枪支丢在一边,人走另外一边。这个事情也得罪了很多人。
记者:这个事情谁决定这么做?
陈履安:我父亲决定,当然也得到老总统同意了,但是责任我父亲背。他不这样做的话就乱成一团嘛,大家带了枪进了台湾了。所以这是使台湾安定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陈履安说,他的父亲陈诚很清楚,这种做法是一件犯众怒的事情。但是,这一举措最重要的效果,就是避免大陆时期国民党将领拥兵自重、各领山头的情况出现在台湾。据统计,1949年前后,国民党运送到台湾的军队超过60万,民众高达70万人。
陈履安回忆说,在父亲陈诚的晚年,他回顾起当年初到台湾的往事,总会提起他实行入台管制时的一幕情景。1949年,在台湾基隆港边,很多人的船抵达了港口,但是不能上岸,只能原船回头。这幕情景在陈诚的记忆里永难忘怀。
“陈诚伯”
1949年12月10日下午两点,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永远告别中国大陆,飞往台湾。由此开始了国民党政权偏安于台湾的岁月。这时,陈诚已经在台湾完成了初步的金融改革,稳住了局面,为国民党政权自大陆撤退提供了一个安身之地。
就在国民党政府正式迁往台北之时,陈诚在台湾一项最重要的施政还在进行当中,那就是土地改革。1949年2月,在就任台湾省主席的两个月之后,陈诚发布命令,在台湾公布实施“三七五减租”。
陈履安: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大事情。那时候就先做一个调查,谁有什么地,搞清楚,哪些是有地的,哪些是农民,哪些是佃农,是替人家耕的。那时候派人出去调查,到现在还有这种人,还有的很老了,还写回忆录。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动机,让他们在大热天日夜地去做这个工作,所以很快,一个多月,资料全有了。
陈履安回忆说,陈诚当时颁布的这项政策一个重要的目的是用以安定农村。经过调查,陈诚发现,在台湾当时700多万的人口中380万是农民,而其中的大多数都是佃农。
陈履安:资料掌控之后,就开始分配地,就把“政府”的4个公司——日本留下来4个公司的股票分给地主。当时人家不懂什么是股票,根本不在乎,但是后来很多人拿了股票,就变成大企业家了,这个事情做得很成功,粮食马上增加50%,就那一年,增加50%。
1950年3月,陈诚在蒋介石的安排下,成为“行政院长”,他以“行政院长”的身份继续推行土地改革,并且在1952年底,正式发表“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主要内容,将地主的田地以合理补偿的方式分配到农民的手中。
陈履安:“国民党中央政府”也来了,意见就多了。当时就有些人认为应该用一个兵农政策,既然这么多兵,几十万个阿兵哥到了台湾,为什么不把田分给他?他就可以安居下来,打仗的时候就用他打仗,平常就耕田。为这个事情引起很多争执,老先生(蒋介石)对兵农政策也不反对的,因为他觉得让这些兵有个出路。我父亲讲,那就不叫耕者有其田,他不会耕田嘛,你这样子搞,粮食生产也是问题,很多问题都出来了,你对台湾老百姓怎么交代。
我父亲就非常坚持,一定要让农民有田,兵归兵,农归农,我们来照顾老兵,所以就坚持“耕者有其田”这个政策,就把田分给这些实际耕田的农民。当然对地主来讲是很不高兴的事情了,因为中国人是特别爱护土地的。突然之间要分配给别人,他当然不喜欢。但是“政府”把4大公司的股票给他,还是有条件的交换,所以非常温和,造成了一个全世界后来都在学习的一种土地改革的方式。所以我父亲这个土地改革的书也被翻译成了很多国文字到达世界各国。但是能不能学得到?学不到。我们也是在那个特殊环境之下,台湾刚刚光复不太久,手上有筹码,能够完成了耕者有其田政策。所以我父亲也觉得他了了一个心愿,它来自农村,最后照顾到农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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