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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7 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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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党锢之谜》自序—女人眼中的东汉儒治与儒生
自序—女人眼中的东汉儒治与儒生
蛰居在一个最现代的世界都市里,撰写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故事,这是一种怎样的反差,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领略个中三昧。
与前面二部历史小说很不相同的是,这部《汉末党锢之迷》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不断的禅坐和倾听肖邦钢琴曲的过程中写成的。其中,还有不少篇章受到普契尼《图兰多》中一些旋律的影响。说是飘逸也罢,诗意也罢,反正就是那样的感觉。
友人问起,在写什么样的历史小说?
回答,史诗。
对于一个没有史诗的民族来说,历史成了沉重的负担。中国当然不是没有历史,只是汉语记载的历史毫无诗意可言。汉语文学和史著具有诗史意味的,迄今为止,唯有《红楼梦》和《柳如是别传》。由于这二部经典使用的不是现代汉语,造成了翻译上不可逾越的障碍。不懂汉语的人们,也就永远读不成了。
从这二部经典中,人们可以发现,历史的诗意通常由女人,而不是由男人体现的。假如没有海伦,《伊里亚特》就成了一场荒唐的混战。而令人悲哀的是,中国的历史话语,恰好就是这样的一片混乱。中国的男人们在这场混乱中混水摸鱼,恬不知耻地成了主角,号称帝王将相。其中有不少是小流氓小混混。比如刘邦,比如朱元璋之流。所谓的草根革命。草是有诗意的,但草到了根部,就毫无诗意可言了。
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秦朝的暴政致使大一统王朝二世而亡。取而代之的刘邦建立了汉家王朝,以致所谓的炎黄子孙,后来有了汉人的称呼。后来的汉人没有细想,刘邦其实是个不学无术的混混。刘邦是靠了利用他人的才能坐了江山。由于打江山靠的不是儒家学说,所以刘邦不以儒学为然。有时,还把谋士出错了主意,也归之于对方是个竖儒的原因。也是因为打下江山靠的不是儒学,所以刘邦死后,文景二帝采用了黄老之术。那样的无为而治,与其说是跟黄帝和老子学来的,不如说是一种萧规曹随式的听之任之。
这种顺其自然,到了汉武帝好像顺不下去了。即便从汉武帝的雄心勃勃上看,也不是个能够听之任之的主儿。于是,有了董仲舒的倡言,废黜百家,独尊儒家。这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人第一次明确提出,权力话语应该和话语权力相结合。对于汉武帝来说,这显然是十分诱人的。但由于汉武帝缺乏以儒治国的经验,再加上读了司马迁儒气十足的《史记》,也并不如何喜欢。独尊儒家就这么耽搁了下来。
东汉的刘秀,虽然笃信谶纬,但毕竟是个读书人。刘秀读了不少经书,一旦坐了江山,就开始了以儒治国。以后一连好几代皇帝,都笃信儒学,奉行以儒治国。
起初的以儒治国,含有许多朴素的成份。虽然《后汉书》和《资治通鉴》都是宋儒所写的,可能有夸张之处,但刘秀之后那二朝皇帝的躬耕史迹,却是可信的。甚至光着脚下地,也是可能的。因为最儒雅的天子,当推尧舜禹汤。这些先圣可能都光着脚,下过地。
但是,以儒治国后来肯定出了什么问题。无论是《后汉书》还是《资治通鉴》,在宋儒们写的史书上对此讳莫如深。因为儒生们要极力回避一个事实,以儒,其实难以冶国。半部《论语》治天下,实在是腐儒们制造的一个谎言。不仅孔子的话不能用来治国,孟子的话不能用来治国,就是当年周公那些诰令,能不能用来治国,都是可疑的。能够让儒家学说进入政治操作的,只有荀子的一些想法。荀子的刑名之说,儒法并重,而所谓的法,即是刑法。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显然比以道德伦理治国要可行得多。
虽然宋儒作史不说出了什么问题,也可能不知出了什么问题,但出问题的迹象却是十分明显。被宋儒史家所赞誉不已的梁太后,在最后一次选择皇帝时,没有选择儒臣们推崇的那个笃信儒学的清河王刘蒜,而是选择了不信儒学的蠡吾侯刘志。就此以后,最高权力和掌握了话语权力的儒臣儒生之间,开始了一场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的摩擦和冲突。李固杜乔,是这场冲突当中的第一批牺牲者。第二次遭到血洗的不是儒生,而是任用了儒生并且本来就有很深的儒学根基的梁氏家族。为了复仇,不信儒家的刘志,动用了宦官。宦官由此得势,手中有了权力,与皇权的另一个方面,代表着话语权力的儒臣清流,生死相搏。最后是清流士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就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那个文化人惨案,汉末党锢事件。
写史的宋儒,把这段历史归结为外戚和宦官的作乱,殊不知,乱的始因恰好在于那个依仗着外戚做了天子,又借用宦官力量反过来灭了梁家的汉恒帝。由于批评皇帝有背于儒家信条,所以他们把罪责推到了女人和太监头上,叫做外戚作乱,然后宦官专权。这样的历史书,人们能相信么?
比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末党锢包含着更多的文化和历史信息。因为这个事件不是简单的拒斥儒家,而是儒家学说和当年由周公奠定的专制体制之间既互相谋合又互相冲突而导致的一个结果。一方面是儒生的修齐治平理想,一方面是以儒学治平天下的难以操作。因为政治不是道德攀比和道德标榜,而是一种制度性的操作和运行机制。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也罢,孟子的以义论政也罢,一旦进入现实的政治运作,人们首先需要遵守的,不是道德规范,而是游戏规则。而中国政治的致命伤恰恰在于,人们总是试图建立道德规范,而不是确立游戏规则。
以儒治国,其实是一个中国式的道德乌托邦。而汉末党锢,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个乌托邦的第一次血祭。顺便说一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只是暴政效应,还没有这样的血祭意味。
与这次血祭遥遥相对的则是,中国晚近历史上的戌戊变法。这里用得上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历史总是重演二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
没错,戌戊变法再悲壮,从文化上说,确实是一次喜剧。当康有为把儒家学说正式上升为乌托邦时,其政治操作上的可笑,与后来的大跃进异曲同工。康有为的所作所为,完全有背于曾国藩李鸿章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上所作的十分务实的操作性极强极有效的艰苦努力。同样的出自儒家,曾国藩既没有像翁同稣那样流于清谈式的空话,也没有像后来的康有为那样沉缅于不切实际的空想,更没有康有为那种把虚无飘渺的空想诉诸最高话语权力以此君临天下的野心。曾国藩开辟了中国政治的务实传统,从而为后人一再推崇,却一再偏离。
作为又一次儒家乌托邦的血祭,康有为耗尽了儒家的文化和政治资源。洪秀全推倒孔子牌位,并没有使孔子真正倒下。但是康有为把儒家正式变成一个乌托邦,却把孔子置于了万劫不复之地。孔子学说以及整个儒家文化的历史合理性,其实是被康有为给断送的。
五四的打倒孔家店,虽然带有洪秀全的色彩,但在历史的集体无意识里,却是康有为乌托邦空想破产的逻辑结果。吃尽乌托邦苦头的中国人,回过头去看看,对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应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是一些靠所谓做学问谋利食利的中国学者从来不曾弄明白过的历史症结。玩弄概念,读死书,死读书,著书立说投机取巧等等,康有为靠了这些学者,变成一个改良的神话。康有为其实对改良并无兴趣,他的兴趣是以他的儒家乌托邦来重建话语权力。比之于默默做事而被容闳誉之为埃菲尔山峰的曾国藩,康有为的好大喜功,实在是相形见绌,不说乡愿,至少也是草根混混的作为。
比起东汉党锢当中的那批儒生,康有为的担当也是令人难以恭维的。出了事情之后的仓惶出逃,不敢承担责任和后果,乃是为当年的党锢人物所最为不齿的。党锢英雄没有乌托邦,所以不像康有为那么怜惜身家性命。乌托邦通常成为草根小民的自我放大和自我夸张。为了乌托邦而献身的热血青年不在少数,但制作乌托邦的,大都不会轻易以命相抵。当年的陈蕃李膺,虽然执着于儒家信念,但他们没有制作过乌托邦,所以有着大无畏的高贵气度。那是一种圣徒的品质。而作为乌托邦的制作者,康有为却不会那么赴汤蹈火。同样道理,当年的孔子和孟子,也不会用脑袋去论证他们的道德乌托邦。
写出党锢的悲剧,当然不啻是为了对照后来的那个喜剧。历史是全息的,就像空间可以转换成时间一样,时间也可以转为当下的空间。历史小说的写作,比历史的编写和杜撰,更可以把历史变成当下。需要指出的只是,在整个悲剧中成了牺牲者的并非只是陈蕃李膺那些党锢英雄。
正是这样的原因,使整个的小说写作,基于了女人的视角。对于忽视女人的历史,女人却看得最为清楚。所以,我把这段历史放到了女人的眼皮底下,叫做女人眼中的东汉儒治与儒生。
这里写出的女人当中,最为令人侧目的,当然是梁太后,荀珂和木香。这三个女子在各自的位置上,分别达到了生命的纯粹。我深深感谢这三个女子,不管她们是出自小说的虚构,还是历史上确有其人,她们的真实性却是不容置疑的。她们像明灯一样,照亮了那段历史,也照亮了那段历史中的男人们,英雄的,不英雄的,平常的,逍遥的,全都照得清清楚楚。包括那个很有争议的孙寿,整个生命如同一瓶烈酒。
这三个女子同时又意味着三种不同的逍遥。逍遥是一种权利,不可剥夺的权利。自由在逍遥中才能获得定位。只有一个遥逍的人,做出了赴汤蹈火的选择,才能被视作是自由的选择。相比于拯救的虚伪和丑陋,逍遥永远是真实的,美丽的。
假如有人把这部小说比作是对逍遥的赞美,对拯救谎言的审判,我认为,可以这么说。
陈蕃李膺们的精彩,在于他们没有扮演拯救者,欺世盗名。灾祸临头,他们无一例外地作了承担。他们的生命在承担的那一刻,显得无比哀婉,无比灿烂。他们平日里并非完人,中国男人常有的毛病,他们也不能免俗。但他们活得十分真实,真实得让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难以面对。
小说有时确实像一面镜子,照出历史,照出当下,照出男人和女人,照出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如何被权力,被相应的话语所扼杀。
这部小说,我写得比前面二部,即《吴越春秋》和《商周春秋》要慢多了。我是一面写作,一面寻找。寻找一种表达的方式,描述的语言。
诗歌是舞蹈,散文是漫步,小说是什么?
小说似乎是体操。艺术体操。看着精彩纷呈的艺术体操表演,我想说的,小说的写作就是这样的。小说写得再有诗意,也有一定的章法在其中。小说再实验,也不可能没有章法。即便是现代派体操,也难免要有动作上的构想和设计。
小说要写得有章法并不难,难的是写得有舞蹈性,有随意性。所以这部小说,我写得比较慢。
贝多芬的作品很接近小说章法,肖邦似乎是个天生不会写小说的人,所有的作品都随心所欲,哪怕是钢琴协奏曲都不管章法。我在写作这部历史小说时所喜欢的,恰好是肖邦的这种顺其自然。
躺在草地上,听着肖邦,看着夕阳映照下显得十分亮丽的枝叶,连同枝叶后面的蓝天白云。然后,闭上眼睛,让小说中的人物和细节纷至沓来。
这部小说就是这样写成的。
谢谢大家。
李劼
2003年8月於纽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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