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增民
摘 要：东汉时期的皇帝，大多都有较好的儒学修养，他们推动了政府对儒学的提倡，也促进了社会上层阶级的儒学化。这一时期，儒学的传播过程，也正是东汉的政治社会过程，儒学价值从社会上层到社会底层的传播，形成东汉社会的浓厚的儒学氛围，儒学价值逐渐成为社会中的普遍的社会价值观。
关键词：东汉；儒学；儒学传播
儒学在西汉有着曲折的发展过程。汉初行黄老之学，儒学只能容身于民间，私相传授。但是由于儒学学者的努力，儒学建立了在学术上取得极大的进展，建立了完整的学术谱系，同时儒者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终使儒学在西汉中期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并借政府之力，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由于儒学与政治的特殊的紧密关系，儒学的传播，与汉代皇帝的提倡密不可分，并初步影响了那个时代普遍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这在东汉时期，更显得突出。
一 东汉诸帝和皇族的儒学修养及对儒学价值的提倡
东汉自光武始，皇帝及皇族大多受过较多的儒学教育。这个情形大约从西汉就已开始，贾谊就曾提出以学高身正之人为太子师傅，认为“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1]。汉武帝就是很好的例子，他的老师中，就有儒学大师赵绾和王臧。而元帝更是“柔仁好儒”[2]。光武帝微时在“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3]，即位以后，即着手恢复汉武帝时的五经博士，《易》立四博士，《尚书》立三博士，《诗》立三博士，《礼》、《春秋》各立二博士；又在洛阳兴建辟雍、东观、兰台、石室等文化设施，营造文化氛围，在些基础上建立太学；同时祭祀孔子，并封其后为“褒成侯”；在他在位期间，多次幸临太学、辟雍；还“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4]。明帝“十岁能通《春秋》”，且“师事博士桓荣，学通《尚书》”，也曾“新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5]。这在桓荣的传中也可以得到验证，其中说，汉明帝“学道九载”，“通明经义，观览古今，储君副主莫能专精博学若此者”[6]。章帝“少宽容，好儒术”[7]。以后诸帝祠祀孔子、兴太学、临幸明堂、辟雍在《后汉书》诸帝纪中，屡见记载。
东汉诸帝不仅身体力行地学经，还经常亲自讲经并撰写经学著作。光武“受命中兴，群雄崩扰，旌旗乱野，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蓺，息马论道”[8]。“光武好学，不能施之于政，乃躬自讲经，肃宗以后，时或袓效，尊重儒术”[9]。明帝中元元年行辟雍明堂礼时，“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10]。明帝撰《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谓郁曰：“我为孔子，卿为子夏，起予者商也”。[11]
不仅皇帝本身身受良好的儒学教育，当时的皇族学习儒学的积极性也颇高。《后汉书》卷四十二上《班彪列传》载班彪之语：“今皇太子诸王，虽结发学问，修习礼乐”。而父辈对之也督导甚严，光武诏令钟兴“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诸侯从（钟）兴受章句”[12]。明帝时，“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经”[13]。明帝还为外戚樊、郭、阴、马家（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14]。安帝时邓太后绥“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15]。因此，皇族中很多人亦有很好的儒学修养。光武时，沛王刘辅“好经书，善说《京氏易》、《孝经》、《论语传》及图谶，作《五经说》”，琅玡王刘京“性恭孝，好经学”，东平王刘苍“少好经书，雅有智恩”[16]。不仅皇族中的男性被要求学习儒学，女性也不例外。明德马皇后“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顺帝梁烈皇后“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大义略举。常以列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戒”。而在这些社会上层的女性成员中，竟也有主动修习儒学者。邓太后绥“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下意犹出意也。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17]。
皇帝与皇族及上层社会阶级的儒学教育，提高了他们的儒学修养，促进了政府对儒学的提倡，并影响了当时的文化政策。当时之世，在儒学经典的整理及提倡名节表彰忠孝等儒学价值诸方面，东汉诸帝进行了很大的努力。
汉代，儒学师门多出，文无定本。光武时，诏令钟兴“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18]。章帝建初四年，“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1]；章帝还曾诏令贾逵“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诂”[2]。安帝元初四年，安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家法，令伦监典其事”[3]。灵帝熹平四年，“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4]。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勒石以定《五经》语句，对儒学学术的发展意义重大。
修习儒学，就是为了推行并实践儒学的价值。所以后汉一代，不断派出使者，巡行天下，观览民风，推行教化，以移风易俗。“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5]顺帝时，雷义“为守灌谒者，使持节督郡国行风俗，太守、令长坐者凡七十人”[6]。
汉代，派遣使者观览风俗是定制。与此同时，政府还把一些将儒学价值体现得较好的敦厚长者，褒扬天下，充作楷模。周党以高志受褒奖；而卓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所以“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此外，另有毛义“躬履逊让，比征辞病，淳絜之风，东州称仁”；刘平“执性恬淡，所居之处，邑里化之，修身行义”；江革“‘巨孝’之称，行于天下”；薛包“好学笃行，丧母，以至孝闻”；洛阳令王涣“秉清修之节，蹈羔羊之义，尽心奉公，务在惠民”[7]；这些人均受到政府的精神与物质上的奖励。同时东汉时，屡有对举荐之人，一律“以安车玄曛，备礼征之”的事例；对不愿应征之人，竟有“使画工图其形状”[8]的做法，以宣示朝野。汉“以孝治天下”，诸帝皆以“孝”为谥号，对“孝”的价值极为推崇，据刘厚琴估计，有汉一代，“全国性的褒奖孝悌达几十次，至于地方性的则更多”[9]。正是因为东汉政府对儒学价值的推行和尊崇，所以，在儒学的氛围下，东汉风俗可谓大化。司马光《稽古录》卷三十云：光武帝“偃武修文，崇德报功，勤政治，兴礼乐，宣教化，表行义，励风俗。继以明章，守而不失，于是东汉之风，忠信廉耻及于三代矣”。虽语涉夸张，但儒风所及，人心醇厚，当是部分事实。
东汉后期，人物品鉴之风极盛，而评价的标准，就是儒学的标准。在此风之下，正如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卷五中所总结“东汉尚名节”，他举郭亮、杨匡、孙斌等十余例，言此风自战国始有，至东汉，“其风益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这种名节体现的是忠、孝、信、义，也是以儒学的价值为归依的。
二 东汉诸帝对上层社会儒学化的推进及儒学价值的推布
由于皇帝与皇族对儒学的学习和向慕，也带动了东汉社会整个上层阶级的儒学的学习。皇帝除了对皇族的儒学教育关心外，还属意官僚及其子孙的学习。明帝以后，专门“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10]这一系列的措施，也加强了上层社会的儒学的修习和修养。
所以，对于许多上层人物而言，其修习儒学，是与皇帝相配合的行为。西汉如此，东汉更是如此。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卷四“东汉功臣多近儒”条说：“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光武好儒，“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想孚合。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民也”。固然光武对群臣的儒学修习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不能忽视，光武诸臣大多在中兴前即有儒学修养。因此说，东汉上层阶级在皇族与政府推动的同进，也有学习儒典的自觉。这多是由于西汉儒学初步传播后，上层阶级对儒学的内化使然。遍检史籍，则例证可以俯手而得，略条陈如左；
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
寇恂“经明行修，名重朝廷”；
贾复“少好学，习《尚书》”；
冯异“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
耿弇“少好学，习父业”，“学《诗》、《礼》，有明锐权谋”；
博士范升评价祭遵：“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又建为孔子立后，奏置五经大夫。 虽在军旅，不忘俎豆，可谓好礼悦乐，守死善道者也”；
王霸“常慷慨不乐吏职，其父奇之。遣西学长安”；
耿纯“学于长安，因除为纳言士”；
朱祐“为人质直，尚儒学”；
景丹“少学长安。王莽时举四科，丹以言语为固德侯相，有干事称”；
刘隆“及壮，学于长安”；[1]
形成这样的局面，正是东汉时上层社会学习儒学的热潮造成的。（章帝）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2]汉和帝时，“自左右近臣皆诵《诗》、《书》，德教在宽，仁恕并洽，是以黎元宁康，方国协和。”[3]因此，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汉治近古……其时公卿士大夫未有不通一艺者也。”即使在下级官吏中，儒学化的情形也很普遍。据《蜀学师宋恩等题名碑》，多由儒生专任的文学掾吏在东汉员数已近20人；东汉各郡皆置议曹，而从《巴蜀太守张纳碑阴》看，人数多至5人[4]。
正是如此，当时社会上才对儒学修养较高者有一系列的赞誉，从称谓中可见一斑，如“解经不穷戴侍中”，“五经纵横周宣光”，“说经铿锵杨子行”，“五经无双许叔重”，“五经纷纶井大春”，等等[5]。
由于政治、教育的等诸方面的原因，东汉上层社会阶层广泛接受了儒学，从而在这个阶层上进一步形成了共同的政治利益、政治动机、政治兴趣及政治价值观，在东汉的儒学传播与教育下，这一阶层完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念的内化过程，完善了自身的政治人格，确立了政治自我。因为他们控制着当时社会的政治资源，在他们的行政过程，有意识地将他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价值推而广之，从而加快了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在那个朝代，他们被称为“循吏”，《后汉书》卷七十《循吏列传序》云：“自章、和以后，其有善绩者，往往不绝。如鲁恭、吴佑、刘宽及颍川四长，并以仁信笃诚，使人不欺；王堂、陈宠委任贤良，而职事自理：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边凤、延笃先后为京兆尹，时人以辈前世赵、张。又王涣、任峻之为洛阳令，明发奸伏，吏端禁止，然导德齐礼，有所未充，亦一时之良能也。”强调了“循吏”的教化地方的功能和贡献。从《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中可以看出，循吏所为，完全是一种实现和推广自己政治价值的自觉。笔者不惮繁琐，于《后汉书》中钩稽史料以为证，罗列如下。
寇恂为颍川太守，“素好学，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
李忠为丹阳太守，“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
刘宽为南阳太守，“每行县止息亭传，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人感德兴行，日有所化”；
鲁恭拜中牟令，“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
曹褒“迁圉令，以礼理人，以德化俗”；
张霸永元中为会稽太守，“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
宋均为辰阳长，“为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永平元年，迁东海相……东海吏民思均恩化，为之作歌”；
仇览“以德化人，为蒲亭长，期年称大化”；
山阳太守秦彭“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飨射，辄修升降揖让之仪。乃为人设四诫，以定六亲长幼之礼。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吏有过咎，罢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怀爱，莫有欺犯”[1] 。
儒家自孔孟时期始，就很注重儒学的社会化功能。至东汉，随着儒学在政治和社会中的影响日益加强，儒学在政治社会化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可以说，东汉的政治社会化，其实就是儒学化。政治社会化的目的就是把政治文化信息传播开来，使该政治文化得到普遍的认同。官吏的敦砺风化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还是这种政治信息和政治文化的教育提倡和发展，因此，凡进入循吏之行列者，莫不以兴学校为己任。因为，教育体系、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教育要素对儒学的政治社会化最直接，也最有效。通过教育，把培养社会成员成为具有与政府相同政治价值观念的“政治人”，如此政府行政体系就更容易且更充分地实现其功能，同时也正好在社会员中完成政治文化的传承，使主流政治文化在更大范围所接受。余英时在《汉代循吏与文化播》一文中，同样认为儒士及循吏的文化自觉带动了他们对儒学的推广，但他把此归功于民间儒学的大传统，是“政统”向“道统”让了步[2]。其实，在那个政治制度和威权体制下，儒学必有待于政治的支持才能真正有所作为，所以说，与其说“政统”让步于“道统”，不如说是“政统”支撑了“道统”而光大之。
赵翼在《陔余丛考》卷十六“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条说：“然经义之专门于一名家，惟太学为盛，故士夫有不游于太学者。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这在《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论曰”也得到验证：“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可见当时教育之盛。
这些勤勉于业的儒学教授者，有的是大名鼎鼎的学者，有的是显赫一时的高官，有的是平凡普通的教师，无论他们身份如何，他们都秉承儒学的精神，把儒学的知识和价值普及于世，这种文化的自觉，也正是在东汉政治社会化充分展开以后才得以产生，同时，也把儒学的政治社会化推向深入。余英时论述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时，说“《后汉书》中的循吏颇多县令长一级的人物是一个值得注目的现象；它似乎显示儒教大传统确立逐渐渗透到民间日常生活之中。”[3]正是如此，儒学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其文化的内聚力，也越来越强。
由于儒学的广泛传播，在东汉时期，形成一个儒学气氛浓郁的社会环境，这个社会环境，综合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因素，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儒学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更加明显，东汉初显儒学社会的雏形。在政治的层面，汉以“孝”治天下，“以经义断事”[1]，形成了经学特色的政治制度，同时形成以儒学价值为标准的选官制度和以儒学思想为教学内容的教育体系，此外，经学对汉代学术、政治、经济、文学、风俗等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深刻的影响[2]。
在政府与儒者的共同努力下，东汉儒学得以在更大区域上传播[3]，儒家的价值观逐渐普及，并成为这一时期社会主流的、普遍的价值观念。《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论曰：“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顾炎武《日知录》卷七也云：“三代以下，风俗之淳美，莫尚于东京者”。因此，儒学的价值观普遍地建立起来，从而可以说，整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确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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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贾谊：《新书·保傅》（钟夏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2] 班固：《汉书·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3] 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4] 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5] 范晔：《后汉书·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6] 范晔：《后汉书·桓荣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7] 范晔：《后汉书·章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8] 范晔：《后汉书·樊準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9] 刘秩：《选举论》，载董诰等编《全唐文》卷372，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5页。
[10] 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1] 范晔：《后汉书·桓荣列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2] 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3] 范晔：《后汉书·明帝纪》注引袁宏《后汉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4] 范晔：《后汉书·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5] 范晔：《后汉书·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6] 范晔：《后汉书·光武十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7] 分别见于范晔：《后汉书·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纪》，《顺烈梁皇后纪》，《和熹邓皇后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8] 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 范晔：《后汉书·章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2] 范晔：《后汉书·贾逵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3] 范晔：《后汉书·宦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4] 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5] 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李合》，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6] 范晔：《后汉书·独行列传·雷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7] 分别见于范晔《后汉书》之《逸民列传·周党列传》、《卓茂列传》、《郑均列传》、《刘平列传》、《江革列传》，《循吏列传·王涣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8] 分别见于范晔《后汉书》之《徐嗫列传》、《姜肱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9] 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84页。
[10] 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 分别见于范晔《后汉书》之《邓禹列传》、《寇恂列传》、《贾复列传》、《冯异列传》、《耿弇列传》、《祭遵列传》、《王霸列传》、《耿纯列传》、《朱祐传》、《景丹列传》、《刘隆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2] 范晔：《后汉书·贾逵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3] 刘珍等：《东观汉纪·穆宗孝和皇帝纪》，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 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41页。
[5] 分别见于范晔《后汉书》之《儒林列传上》、《周举列传》、《儒林列传下》、《逸民列传·井丹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1] 分别见于范晔《后汉书》之《寇恂列传》、《李忠列传》、《刘宽列传》、《鲁恭列传》、《曹褒列传》、《张霸列传》、《宋均列传》、《仇览列传》、《循吏列传·秦彭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2]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216页。
[3]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页。
[1] 《二十二史札记》卷二“汉时以经义断事”条有详例。
[2] 张涛《经学与汉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齐鲁书社，2002）等著作中，多有提及，此不赘述。
[3] 儒学文化区域在东汉时期的扩展，详见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本文刊载于《秦汉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 
发表于 2007-10-10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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