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

　　莫理循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在他的眼中，袁世凯自然有另一形象。虽然这一形象不免是个人喜好的结果，但莫理循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加之他与袁交往甚密，他眼中的袁世凯在某些方面或许更贴近真实的袁世凯，反映出历史的另一面。
　　莫理循:袁世凯“最适合当总统”
　　1912年8月，在国内动荡不安的局势下，国外的舆论认为中国将在袁世凯的手上陷入无政府状态，在袁世凯与内阁总理唐绍仪的离职上大做文章。莫理循决定离开北京，前往伦敦去作一番演说。8月19日，莫理循抵达伦敦。他借助自己的“公共关系”将观点发表到了英国的报纸上，极力为袁世凯塑造强有力的领袖形象。当有人提出唐绍仪因与袁世凯的矛盾愤而辞职离京的问题，莫理循眼睛一眨也不眨地说，唐绍仪是到天津看望妻儿，与袁世凯并没有任何矛盾。莫理循还赞美中国当时的投资环境，“应当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
　　可当时中国的事实与莫理循的描述、演说相距甚远。那么莫理循为什么还要在英国媒体上为袁世凯大造舆论呢？为什么要把混乱的中国描绘成一片和平的景象呢？因为他认为工于心计的袁世凯是当时处于动荡的中国唯一可以胜任的领袖，是“中国的未来”。莫理循希望，袁世凯能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应具备绝对权威，在世界有影响，以英国式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为其指导方针，能够把中国引领向强大、光明的未来”。莫理循的英国之行，几乎全部是在为民国而“效力”。在他的影响、鼓动下，一些英国人，包括军官、股票经纪人、银行家等，都表示愿意为中国的复兴添砖加瓦。
　　然而这些努力，都无法改变中华民国混乱的局面。1913年宋教仁的谋杀案，社会舆论也已经普遍怀疑这是袁世凯所干的，公开指责袁世凯。对于“宋案”，莫理循保持着少有的“缄默不语”，他真的不知道该怎样才能使袁世凯摆脱困境。在他看来，袁世凯为了巩固其统治，杀宋教仁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他对此还是持有一定的怀疑。在“宋案”发生两个月后，已被供出的主谋、原国务院秘书洪述祖辩解说，他杀宋教仁是“满怀报国之情”，“使世人认清这位革命领袖的真面目”，与他人无关。莫理循似乎认可了洪述祖的辩解，当赵秉钧提出由一个公正的法庭来调查此案，并希望莫理循参与其中时，莫理循以“为了国家的尊严和人民的声誉，在这种时候进行调查是不明智的……”为借口，搁浅了此事件的调查。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总统。莫理循应邀参加了就职典礼，他在日记里说:“总统在此发表了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就职演说。”袁世凯就任总统后，加紧了独裁步伐，11月4日，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团体，随后解散国会，颁布秉承他的意志起草的《中华民国约法》，将权力集中于总统一人。在这种情况下，莫理循虽然对袁世凯的做法有点非议，“有时我认为自己对总统有点儿影响，但我很失望。我看不出中华民国的国民与十五年前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人有何不同”。“没人向我咨询有关财政方面的问题……也没有人向我询问过那些追逐国外特许权者的信誉问题。实际上，我只能在像总统帽子形状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但牢骚归牢骚，莫理循还是对袁世凯充满信心。他在接受澳大利亚记者采访时袒露了自己的看法:人们普遍认为，袁世凯“最适合当总统”。“如果袁世凯辞职了，国家将陷入无政府状态。袁世凯政府的目的在于建立这样一个共和国，它融合了美、法两国制度的精华，瑞士的部分宪法，以及大不列颠诸多制度产生的自由”。
　　莫理循凭借自己的国际声誉多少为袁世凯赢得了些掌声，但袁世凯并没有抓住这些有利的因素，在独裁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然做起了皇帝梦。对于袁世凯的称帝，莫理循是极力反对的，他在日记中说:“为中国政府服务。我担心自己正在一步步堕落。……他这么做违背了他的所有誓言，将他的所有理念都抛到九霄云外。袁世凯自己原先并不想当皇帝，但在其子和被他冷落的原配夫人的影响下，他正为登上皇帝的宝座而调兵遣将。这与日本人和孙逸仙的预言一致。他使自己、他的国家和他的顾问成为笑柄。”就在袁世凯称帝的当天，莫理循评论道:“袁世凯今天接受了帝位。真令人吃惊！装模作样，愚蠢至极。”他极其灰心丧气，离开袁世凯前往南方调查。
　　1915年2月初，莫理循从南方回到北京，再次敦促袁世凯放弃君主立宪。然而踏上错误之路的袁世凯，已经不可能悬崖勒马了。莫理循愤怒至极，他作了自我反省:“袁世凯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去为他工作如此热情是犯了多大错误。”
　　在清廷还没有退位的时候，莫理循把袁世凯看做是中国的未来，他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称赞袁世凯的智慧。民国初年的四年时间里，莫理循极力辅助袁世凯，为他出谋划策，四处奔走，呐喊助威，希望他能领导好这个国家，使新生的共和政权更加完善。然而令人讽刺的是，莫理循的这些努力并没有让从封建泥堆里爬出来的袁世凯变得干净，变得学会民主。莫理循对新生的共和，对民主，对袁世凯，乃至对当时的整个中国都寄予了太高的希望。这就注定莫理循在中国只能以悲剧作为收场。
　　揭露“二十一条”与促成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莫理循对中国的贡献，现在已经很少提及了，但这也并不能随着袁世凯被人指责为“窃国大盗”、“独裁者”、“卖国贼”而否定或抹杀这位外国友人对中国曾经的贡献，尤其在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和促成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上，莫理循做了许多具体和有意义的努力。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威胁袁世凯，不许泄露条款的内容，否则将武力对付中国。面对“二十一条”，公正地说，袁世凯是不想接受的，也做了一些抗争，比如更换外交总长，故意拖延谈判时间，争取国际社会支持，派遣宪法顾问贺长雄回国探询等。其中，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被袁世凯列为重中之重。在这一点上，莫理循似乎跟袁世凯很是“意气相投”。2月9日，在莫理循的努力下，《泰晤士报》刊发了“二十一条”的内容。消息一公布，就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美、俄、英三国电令各该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部要求，希望获知中日秘密谈判的内容。日本经不住国际社会的压力，就将其中的较为普通的十一款通知各国，隐瞒了其中的第五号内容。
　　日本的诡辩蒙骗了国际社会，加上中国是经过非官方的方式公布的消息，美、英等国虽然表示关注，但并没有因此而给予积极响应。但莫理循并没有中止努力，而是采取了新的方式，也就是将“二十一条”的全部文本交与英、美、俄等各主要使馆，试图引起列强的重视。但鉴于英、美等国无暇东顾，加上日本的不断施压，袁世凯最后还是接受了这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莫理循一而再、再而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莫理循在服务中华民国时，还有一件事也不得不提，那就是他极力促成了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给袁世凯递交的一份备忘录中，列举了参战的十二种好处。这十二种好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提升中国的世界政治地位；二是可以借此振兴中国的经济，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与今天一些国家的“好战”不一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参战也许是明智的选择。
　　但还没等参战袁世凯就死了。在袁世凯死后的四十天，莫理循向黎元洪递呈了关于中国加入协约国的备忘录，劝说黎元洪参战。随后莫理循前往日本游说，还向俄、英、美等公使做宣传。1917年2月8日，莫理循向段祺瑞递呈了关于中国参战的备忘录。2月9日，中国政府就德国潜水艇政策问题向德国提出抗议。莫理循支持中国的这一行为。2月24日，莫理循接受《大公报》采访，发表关于中国参战的谈话。3月4日，中国政府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已经明朗，协约国的取胜似乎也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如能参战，也将以战胜国的身份展示于世界。让人气愤的是，连在中国领薪水的外国顾问们也想着自己国家的利益。1917年3月18日，法国人宝道以全体外国顾问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建议中国政府把收回来的德国租界交给协约国管辖——真是荒唐之极。莫理循还算有良知，他拒绝签署这份备忘录，认为这对中国不公平，中国人也不会答应。8月14日，在参战问题上徘徊了两三年后，中国终于对德宣战。莫理循极力促成的“战争”得以实现。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似平常，而且是到了战争快结束时才宣布参战，但这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对于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凌辱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强劲的信号——中国要从被侵略走向反击，要从被奴役走向独立。莫理循无疑在这其中做出了贡献。正如后人评说的那样:“此时的莫理循，既希望中国加入到英国一边以增加协约国的力量，也希望中国由于参战而改变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为自己取得应得的利益。他的双赢原则在中国参战问题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摘自《温故(之八)》，汤伏祥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莫理循在北京某照像馆的骑装像
　　袁世凯赠与莫理循的签名照，照片上的手写英文为:您诚挚的袁世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