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篇文章回答了大部分疑问：广州政府如何影响第三次“围剿”？共军有没有歼灭俘虏国军？918之前第三次“围剿”是否已经基本结束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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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探微
作者：黄道炫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
1931年7月，紧接前两次对中央苏区的失败“围剿”，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亲自指挥，出动麾下精悍部队，表现出比前两次“围剿”远为认真的态度，这也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战场上的第一次真正交手。这次“围剿”历时近3个月，时间超过此前的两次“围剿”及后来的第四次“围剿”。双方对垒的结果，蒋介石深刻体会到中共和毛泽东的非同寻常，对“剿共”战争的艰巨性有了更加充分的切身认识；红军则利用灵活、大胆、机动的战术渡过难关，但自身的重大损失及生存发展方式中的隐忧，在国民党优势兵力压迫下，也逐渐显现。这场“围剿”和反“围剿”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除国共两个主角外，宁粤冲突的因素始终牵动着整个事件的进程，而九一八事变，则直接成为“围剿”的终结者。事实上，离开国内外诸多因素复杂互动的背景，当年发生的许多事情，或许都难以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解释。[1]
一
第一、二次对江西红军的“围剿”连遭挫败后，蒋介石不得不认真面对眼前的对手。准备第三次“围剿”时，明显区别于此前“围剿”军中几无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的状况，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蒋信重的将领出现在“剿共”名单中，显示蒋对“围剿”红军重视程度大大加强。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会发出书告，宣称：“今政府决于匪祸已成之区，大举师徒，尅期剿灭，于匪祸未成之区，积极清乡，防其滋蔓……如此悉全国之力，以扑方张之寇，自可壁垒一新。”[2]
更能显示蒋介石决心的，是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半个多月，6月22日他亲至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此后两个多月时间长期驻在江西，就近指挥战事。在赣期间，蒋介石与部属反复研究“进剿”方略：“此次剿赤，惟有隐蔽兵力，声东击西，预备强大兵力出匪不意，凡抄袭部队须冒用红旗，使匪混乱也。”[3]此时，苏区核心地域位于赣西南的东固地区，这也是前两次“围剿”国民党军的伤心地；而红军主力由于担负筹款、开辟新区任务，正集中在赣闽交界地区，“围剿”进攻方向在此两点中如何抉择，颇费思量。20日，在致何应钦、熊式辉电中，蒋提出的初步计划是：“先洗扫赣南匪巢为第一步计划，对其主力则派相当兵力以监视之……此次作战主旨，第一、不在阵前集中，应预定目标，纵长配备，相连续进，出匪不意，使其不能详悉我之部队与兵力为主。第二、主力部队专任进击，占其全力随地集中，不使分留后方，而另派后继部队以防剿各区，如此占领宁都广昌后对粤或援闽皆不致误时失机也。第三、先将其老巢击破，确实占领，再将其赣南各县城占领，然后再定第二步计划。”[4]反复权衡之后，6月下旬，蒋决定不以苏区核心区域为主攻方向，将主攻击点放在其所判断的红军主力所在方向，即赣东左翼一线，对此，其日记中记有：“研究战略，决定右翼地形复杂，进展困难，故取守势，暂不求进步，所以重兵贯注左翼，另以强大部队第六、第九两师控置于黎川、建宁与南丰之间，以备赤匪由闽边以抄袭我主力之侧背也。深思熟虑，终觉战略未妥，于心不安者，而今则贯通断行必无疏漏矣。”[5]6月底，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官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三军团（第五、八、二十四师）、第四军团（第九师）、第一路进击军（第六师）、第二路进击军（第十一、十四师）共7个师及闽西北各部从南丰进攻；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一军团（第六十、六十一、五十二师）、第二军团（第二十五、二十七师）、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五十四师）共7个师从吉安进攻；第十师及攻城旅为总预备军。第二十八师、第七十七师及第十二师之三十四旅，为吉、泰、万、赣四县守备军。第二十三师、七十九师、骑兵第一师位于南城、宜黄、临川、樟树地区，担“清剿”和维护后方之责。当时报章报道：“赣省现有军队，合计不下二十万人。”[6]蒋介石计划采用“长驱直入”、“分路围剿”的战法，左右两翼形成钳形攻势，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清剿”，捣毁苏区。
从展开对苏区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以来，面对政治不良导致的中共革命“星星之火，若将燎原”[7]的局面，国民党方面也在力图改进统治，与中共展开政治争夺。作为“围剿”的直接组织者，何应钦对政治不良的现实有深切反省：“各地为政的人，往往不着力于改善农工生活，甚至听凭贪污土劣去摧残他们。试想一般啼饥号寒的人，有苦无从告诉，再加上一部分不良军警的骚扰、官吏的剥削、党部的因循，自然而然逼着他们走上土匪的道路。”提出：“要消灭共匪，非党政军全体总动员集中力量团结意志不能挽救危机，军事只可以治标，正本清源以及休养生息的种种任务，是望政府和党部来担当责任。”[8]蒋介石本人对与中共展开政治争夺也有清醒认识，认为：“我们纪律和工作超过土匪，超过共产党，然后才有剿清他们的希望。”[9]因此，国民党方面在准备“围剿”时，十分注意政治工作的加强，1931年初，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开办特别训练班，下分“剿匪宣传队”，施以政治宣传训练，再以团为单位分配到前方部队，指导政治和宣传工作。在给特别训练班的训话中，蒋介石数次提到：“剿匪的实施宣传要占六分力量，军事只能占四分力量”[10]，这应可视为其后来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始版。6月，南京中央发布对各级党部训令，要求加强与中共全方位的政治争夺，特别指示“组织健全的巡回乡村宣传队”，进行“剿匪宣传”。[11]为配合“剿共”军事、增进行政效率，6月，南昌行营设置“党政委员会”，蒋自兼委员长，将江西全省“剿匪”区域共43县划分为9个分区，每区设置党政委员会分会，负责指导各区军事、政治、经济等事务。[12]7月，蒋介石通令各“进剿”部队“关于宣传事项，应由党政委员会指导施行，俾收统一之效”。[13]
与国民党方面积极准备相比，红军方面当时多少显得有些放松。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判断：“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的可能。”[14]6月22日，在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已剑拔弩张之时，红军总前委一方面判断“目前蒋介石准备三次进攻革命，已是事实”，另一方面又认为：“如果广东军去打长沙，而红军又不打抚州，则蒋自然也会先打广东的。因此目前我们不再向抚州逼。如敌退出南丰，也只用少数部队进南丰，而不以大部队逼抚州。我们的队伍只在蒋介石的偏僻地方，而不去广东政府的地方。这样就使蒋不得不对红军转处守势，去对付广东政府”。[15]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敌人如由南丰前进，只能在广昌以北有船运输，所以敌人八月十五号以前只能进到广昌。以后有新谷了，才能再进。七月以前我们可以努力筹款。八月也可以不管他，主要在于、瑞、石、汀四县布置巩固苏区做战场。”[16]显然，红军对国民党军如此之快地发动第三次“围剿”缺乏充分估计，之所以如此，一是认为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方面短期内很难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围剿”；二是注意到宁粤间爆发冲突的可能，判断此一事态势必影响蒋介石对苏区的进攻。
1931年2月，因在约法等问题上的冲突，蒋介石拘禁胡汉民，由此引起两广方面反蒋行动不断发酵，5月初，两广方面连续发出反蒋通电，迫蒋引咎下野。5月28日，粤方以非常会议名义成立国民政府，国民党内政争有向武力冲突演化的趋势。有此前国民党内争予红军发展良机的先例，宁粤冲突的爆发，相当程度上使中共放松了对蒋介石的警惕。但是，令中共始料未及的是，惯于在国内政争中纵横捭阖的蒋介石，却有其自己的出牌方式：即在政治上全力应付两广攻势同时，军事上不是停止而是加紧准备对江西苏区的围攻。蒋介石此举，初看似涉行险，细究起来却有一石数鸟之效：大批部队南调至与广东接壤的江西，既可参与对中共的“围剿”，又可防范两广部队北进，还可保持对广东的威胁，中共方面注意到，蒋介石计划在消灭红军后，“乘胜南进，攻打广东，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我们缴获敌军绝密命令和很多赣南、广东东北部军事地图，证明进剿军确曾有此意图”。[17]陈铭枢也回忆，他从两广出走经日本再到南京后，蒋介石告诉他：“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灭的，到进剿到一定阶段时，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18]就连《大公报》也在时评中质疑南京中央：“实欲藉出师剿共以平粤。”[19]
更重要的是，此时展开“剿共”军事对蒋摆脱政治上的不利形势大有裨益。拘禁胡汉民后，蒋介石因逾越常轨，遭到各方怀疑、指责，政治上十分被动，急需制造事端，转移视线，如粤方发动后他在日记中所写：“此次粤变之来，其祸因当不能避免，但胡（汉民）事（件）发生后，如果即亲往江西剿共，使陈济棠、古应芬无所借口，则其变或可暂缓。”[20]循着这一思路，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对其可谓亡羊补牢之举。的确，当时国民党内能够使各方无法反对的举措即为“剿共”，粤方在反蒋同时，也绝不敢放低“剿共”的声音，宣称：“今日我国民革命军人之最大责任，一曰剿共，二曰讨蒋”[21]，明确表态：“即使为国人所共弃如蒋中正者，若能以剿共自效，国府亦断不加以一兵”。[22]因此，当蒋出现在“剿共”战场时，粤方很难在其与中共作战时贸然北进，这等于蒋在政治上先给自己上了一道保险。另外，高举“剿共”旗帜还可打击一向被视为左派、此时正与两广方面积极接触、共同反蒋的汪精卫派。而对于一直与汪不睦，在反共问题上比较坚决的陈铭枢也不失为一种拉拢。所以，此时发动“围剿”战争，成为蒋介石应付各方攻击的挡箭牌，在蒋居然有不得不然之理。正因如此，国民党方面此时不仅不讳言中共的发展，反而刻意予以渲染，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要求在国内外加强宣传中共声势：“将赤匪声势膨胀之由来，其近日实力之充实，取其组织严密计划之伟大，国际之色彩，各别酌量宣露，以显露此次亲临督剿实为党国安危民族存亡之关键，以激起金融界之猛醒与兴奋。”[23]蒋接电后，特电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陈立夫，令其“照办”。[24]
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共武装而言，国民党内部争斗的走向和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他们对此自然会保持高度关注。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反“围剿”准备的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25]1931年6月底，毛泽东在解释为什么要将主力移向闽西开展群众工作时分析了中共、南京、广东三方的特殊关系：“依大局来看，过去所拟三军团去宜黄、崇仁，四军去寻乌、安远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进程，我们不应如此蠢。”[26]这是说不去触动两广这一方面，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去南丰以北，目前事实上即不许，整个策略上也不宜。因一则无巩固政权可能，二则威胁长江太甚。西南北三面都不可，便只有东方是好区域”。[27]避免威胁长江太甚，当然指的是尽可能不去触动蒋介石，这和前述总前委会议的分析是一致的。毛泽东不想触动两广，甚至希望避免与南京正面相向，这种很容易被指责为机会主义的策略，其实是洞悉局势的高明之举，只要稍微对中共当年的发展历史有所了解，就应该可以理解毛泽东的思路。
只是，在当时的国共对垒中，中共毕竟是弱势和被动的一方，出牌的主动权握在蒋介石手里，而在蒋看来，中共乃是国内政争诸多棋子中比较重要的一枚，他如何出牌、出什么牌，并不会以中共的动向为转移。7月，当蒋介石的“围剿”发动起来后，从广西长途跋涉到江西的红七军对蒋介石此举的目的作了分析：“在政治方面积极进攻，提出‘专力剿匪’的口号，削弱粤桂反蒋行动的影响，阴谋拆散反蒋的结合。”[28]至于“粤桂方面，亦明知内部组织成分的复杂，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及政治上，均极力巩固广州第二国民政府的基础，等待北方冯阎张继起反蒋，再会师长江，争取天下”。[29]红七军不愧是经过国民党内部政争的历练，对宁粤冲突、对蒋介石出牌方式的观察有细致入微之处，可惜第七军7月初才到达江西，无法为中共当时的反“围剿”决策提供帮助。
在各方追求最大利益的算计下，蒋介石在前一次“围剿”失败后1个月迅速开始了第三次“围剿”，这一对蒋而言主要基于政治算计的决策，却意外地误打误撞，出乎中共意料之外，使政治经验毕竟还欠丰富的中共显得有点措手不及，在军事上一度造成国民党方面有利的局面。后来毛泽东客观反省道：“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30]这应该是坦率而负责的总结。
二
1931年7月1日，蒋介石发出“进剿”命令，左翼陈诚、赵观涛、朱绍良兵分三路由南城、南丰、黎川分向宁都、头陂、黄陂攻击前进，第三次“围剿”开始。红军方面通过一方面军总部电台很快截获了这一消息。郭化若回忆：“蒋介石七月一日发出第三次‘围剿’的命令，我们当天在建宁就得到消息。对于这次‘围剿’的战略意图、方针、计划、部署、指导思想等等大概都了解个轮廓。这是我们战略指导上特别是判断情况、定下决心必不可少的前提。”[31]尽管如此，由于中共没有估计到蒋介石会如此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事先准备不够充分，如郭所说“不免有些失之稍迟” [32]，这仍形成第三次反“围剿”初期红军仓促应战的局面。红军主力当时集中在赣东和闽西北，红三军团在黎川、红四军在南丰、红三军在宜黄及南丰以西地区，红十二军在建泰地区，开辟新区、进行筹款，兵员补充和战争动员等主要任务均未有效展开。当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后，整个根据地实际处于开放状态，而国民党军在左翼南城、南丰一带厚集兵力，又使红军难以由所在地直趋赣西南老根据地，不得不绕道闽西南地区。
对红军主力此时滞留闽西北，国民党方面相当清楚，6月20日蒋已注意到红军主力“向赣东闽北转移”。[33]6月下旬，蒋介石在给朱培德、宋子文的电报中再次提到：“赤共主力向赣闽移动。”[34]此后，有关红军主力消息不断传来，7月1日，何应钦电蒋，报告红军“主力窜集德胜关樟村一带”。[35]2日，陈诚报告蒋介石黎川一带红军主力“有窜建宁、宁化之虞”。[36]正因如此，蒋介石在左翼厚集兵力，陈诚的第十八军及第六师等精锐部队放在这一方向，蒋本人也在此路亲自督阵。3日，蒋介石致电左翼朱绍良等：“此次我军左翼兵力数倍于赤匪，对于侧背之掩护兵力尤为雄厚，故我前方各路之进击部队，尽可能专心挺进，决无后顾之忧。且挺进部队以寻求匪军主力为目的，故进度愈急速愈为得机。”[37]4日，在赴左翼部队督阵之前，蒋在日记中写道：“彭德怀自硝石口猛向朱绍良部力冲以来，近且朱毛亦猛冲南丰、南城，图窜闽浙，吾须亲赴南城督战。”[38]
不过，对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有了前两次“围剿”难以捉摸的印象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不敢遽下判断。5日，罗卓英向蒋报告：“朱德、彭德怀两部约二万人于将乐附近，退却时扬言先解决福建国军再回江西。”[39]虽然事后看，报告有相当的准确性，但在信息混乱的状态下，国民党方面并没有据此改变计划，而是在侧翼保持强厚兵力，然后按部就班地自北向南逼近。这样的行动方向多少显得有些机械，缺乏变通，不过，对付红军，以变应变似乎并非国民党军的有利选择。何况，离开预定进攻方向，在左右缺乏协同背景下，国民党军大有堕入红军彀中的可能，毛泽东后来说得很清楚：“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当时敌人进攻的规模没有那样大，而敌有一路从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前进，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们的攻击时，也可以设想红军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区集中，首先打破此敌，不必绕道千里走瑞金到兴国。”[40]
7月10日，红军主力从福建建宁出发，绕道闽西地区千里回师赣西南老根据地。7月中旬，到达瑞金壬田后决定继续往西北集中于都北部山区隐蔽，等待战机。这一段时间，国民党军进展顺利，7月19日，占领宁都，25日，进占龙冈。30日，蒋介石向南京方面报告： “赣南东固龙冈黄陂小布古龙冈皆已为我军占领”。[41]不过，这样的占领之不足为喜，蒋介石清楚，前方将领更心知肚明，陈诚在给未婚妻的信中道出：“至于进展之速及屡克各城，盖非出匪不意，不但不能肃清土匪，且为匪所算也。”[42]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交手双方对彼此的动态有多少了解，就此而言，客观地看，国民党方面在这一时期似并不处于劣势。7月11日蒋介石日记载：“探知赤匪仍欲以全力攻我右翼，击破一点，以摇动全局也。”[43]此所谓右翼，指的是相对南丰、南城、广昌左翼一线的吉安、富田、东固一线，这确实是中共主力准备集结的方向，证明国民党方面的情报不是空穴来风。对于正在于都一带隐蔽待机的红军主力，国民党方面这时也有觉察，7月17日，上官云相报告，彭德怀部已进至沙溪、中村、黄陂，准备引诱国民党军深入。[44]23日，罗卓英进一步报告，红军计划“在龙岗东固一带集结主力” [45]，诱敌深入实施决战。当时蒋的日记记下了其对红军动向的准确了解，7月20日记有：“闻赤匪十日来由老巢向古龙岗窜去者有三万人之众，乃决心即向龙岗东固攻击前进。”[46]28日日记中明确写道：“知第六师已克黄陂、小布矣。第十九路昨日亦克东固，则其所谓老巢者，皆已为我占领，惟其主力尚未击破，仍麇集于平安寨、马鞍石一带，乃必设法击破之。粤桂虽将逼近湘赣，扰乱我战略，以助赤匪，而我仍先击破赤匪为第一任务。粤桂石逆实皆不足平也。”[47]可见，此时蒋介石对红军主力的动向掌握确实相当清楚。
如国民党方面所发现的，7月中下旬，红军主力向西北方向开动。7月22日到达于都北部银坑、桥头地区，7月28日，进至兴国高兴地区，在长途跋涉之后进行短暂的休整。7月31日，朱德、毛泽东判断富田方面国民党军力量薄弱，指挥红军主力由兴国高兴圩地区向富田开进，“以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然后消灭其大部队之企图，决定先夺取富田、新安” [48]，试图在此打开缺口，重演第二次反“围剿”由西向东横扫的一幕。以龙冈为中心的这一带老根据地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是红军击败国民党第一、二次“围剿”的福地，朱德、毛泽东不惜千里回师，选择在此发动战略反攻，主要即基于此，这就是毛泽东所分析的：“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49]
但是，红军此次千里回师，目标太大，很难不被察觉，加之国民党方面拥有空中力量，更增加了红军大部队隐蔽行动的困难。[50]长时间的长途行军，对红军保持战斗力也是一个巨大考验：“这时早稻还没有收割，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大兵团行动，有时粮食不足，部队只好喝点稀饭充饥。尤其困难的是病员增多了，中暑的、发疟疾的、拉痢疾的，这个没好，那个又病倒了，收容队一天天在扩大。”[51]而红军的进军方向，虽然有其不得不然之理，却也在蒋介石意料之中，使其可以从容应对。因此，当红军发出进攻命令后，形势其实不容乐观。右翼赣西南地区，虽然不是初期国民党方面的主攻方向，却是其钳形攻势的落剪之处，早在7月2日，蒋介石即致电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中本午巡视左翼，拟先到抚州，再往南城，处置妥后，当来右翼。请兄如期进行，并望留精强一旅之众控置吉安，以防赤匪施行大迂回来袭打吉城。”[52]当国民党军左翼顺着广昌、宁都、于都“清剿”一圈后，虽然疲惫不堪，但其所谓钳形攻势已经有合拢之势，此前1日，陈诚的第十八军主力由宁都开至龙冈一带，正“待命龙冈” [53]，随时可以向富田进发，十九路军更是在此蓄势已久。红军出动当天，国民党方面又侦得动静，作出一系列严密部署。[54]十九路军和十八军这两支“进剿”军中最精锐部队分扼南北，东边有第三路进击军及正赶往兴国的第六、第九师，西边是赣江天险，红军大有堕入对方包围圈之嫌。正因如此，蒋介石在日记中信心十足：“据飞机报告，今晨有匪之主力二万人由兴国经沙村、洞口向新安、富田方向前进，思来抄袭我十九路军之侧背，幸发觉尚早，布置或尚能及也。乃重下第九次命令，严令六、九两师星夜进攻兴国，俾得夹攻，如能如计，则赣南赤匪或能于此一网打尽也。”[55]
8月初，国民党军纷纷逼向高兴地区，试图在此逼迫红军主力决战。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赤匪主力尚游魂于兴国西北、石陂、沙村之间，扬言由小布来攻白沙，其实乃欺诈我兵力而已。第六师到太平寨，围剿未破，分兵监视，而直攻兴国，颇得法，明知其为牵制兵力而已。惟决战未定，心实忧虑，恐被其漏网也。”[56]蒋此时虽也自称忧虑，但担心的乃是红军是否会漏网，已经很有几分鱼已上钩的激动。反观红军，人困马乏、四面皆敌，处境十分艰危。生死存亡，几在毫发之间。
三
面对危机，朱德、毛泽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当察觉富田一带国民党军已有严密防范时，红军立即改变计划，折回高兴圩地区。毛泽东后来回忆：“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57]苏区中央局在稍后的电报中对此描绘得简单明了：“两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既入兴国，仓卒应战，初向富田，折回兴国，由西向东，深入黄陂，又疾驰五百里。”[58]
敏锐察觉不利形势并毅然改变计划，对当事者而言，需要识力、胆魄和果断。8月5日，红军在对方重重大军中，采取中间突破方法，向国军相对较弱尚未合围的东部突进，在与国军相隔仅20公里的空隙地带衔枚疾走、乘夜穿越，安全进到莲塘地区。红军能作出并成功实施这一决策，是朱德、毛泽东审时度势、大胆用兵的体现，同时和其长期在此活动，对地形地势有充分了解及该地区良好的群众基础直接相关。由此看，红军千里回师赣西南初时或不免胶柱鼓瑟之嫌，此时却又见未雨绸缪之利。战争中所谓的战术高低端在运用者存心之妙和利用之巧，而成败之分对后人认识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放弃原定攻击计划，改而向东突进，是红军摆脱第三次“围剿”以来窘迫局面、化被动为主动的关键一步，意义非同寻常。
红军在虎口中及时撤离、遁去，使国民党军失去决战良机。陈诚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透露：“此次剿匪，土匪总是逃避而不与我战。以前、昨两日情况，应可遇匪主力，拟一举而歼灭之。但据报匪军朱、毛、彭、黄闻我军到达富田，极形恐慌。原定集中全力，今日取富田，明日进占水南、白沙；据我军俘获之匪供称，昨日集合师长以上开会，认为此次作战计划完全失败，决定退却。如确，则一时又无仗可打矣。然我军如不能将匪之主力歼灭，终不能安心。”[59]由于蒋介石出于政治目的而提早出兵，第三次“围剿”之初，国共两方孰主动、孰被动，应该十分清楚，但当红军几乎已陷入包围圈时，国民党方面却未能因时制宜、主动出击，把握这一天赐良机，而是坐等红军上钩，结果被朱德、毛泽东抓住一线之机，兔脱而去，局部的主客关系瞬间易手。国共双方战斗精神的差异及战术运用的高低，于此尽可一览无余。
红军向东突破后，战场形势为之一变。国民党方面虽然对红军动向有所掌握，8月6日蔡廷锴向蒋介石报告红军已于前一夜进军莲塘[60]，但已无法及时作出反应。7日，红军在莲塘主动出击国民党军上官云相四十七师，该师在第二次“围剿”时已遭红军打击，是国民党军链条中较弱部分，红军发起攻击，迅速歼其两个团，接着又乘胜在良村追歼退却中的郝梦龄第五十四师两个团。此役，据国民党方面战报记载：“上官云相部分防六处，相距过远，且以四昼夜前进四百五十里，深入匪区，突破该匪进犯，致陷重围……卒以调援不及，众寡悬殊，不得已退驻沙溪。”[61]和严肃的战报相比，战场上的回忆更加生动，国民党军参谋被俘后还在愤愤不平：“情报，完全是情报失灵才倒的霉！一到这里，老百姓跑得连个影子也没有，弄得队伍像个瞎子。昨天通报还说你们被蒋光鼐、蔡廷锴围在高兴圩，哪晓得今天你们却在这里包围了我们！”[62]
莲塘、良村之战后，红军兼程东进，8月11日，一举突入黄陂，歼毛炳文部两个团。此两役作战结果，据红军方面的统计，俘虏军官708名，士兵3193名，缴枪炮7080件[63]；自己阵亡军官49人，士兵290人，伤1172人，失踪815人。[64]和国民党军出动的庞大兵力相比，这两次战斗对国民党军实力打击尚属有限，但红军居然可以在绝境中反戈一击，却让一心渴望胜利而又向来三心二意的蒋介石心间蒙上浓厚的阴影，使其清楚地认识到“剿共”必须要付出重大代价。8月10日蒋在日记中计划今后作战应“注重据点，不多追剿，俾得节省兵力，免得疲于奔命也”。[65]黄陂战斗后次日，他再次在日记中表示：“剿匪之难，甚于大战，彼利用地形熟识，与民众协从，故避实击虚随其所欲，而我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因此，他调整今后的计划为：“如欲剿灭赤匪，决非一朝一夕之故，必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阔道路，发展交通，使匪无所藏窝，而官兵行动自如，乃可制其死命也。”[66]显然，其进剿信心已严重动摇，不再期望一举“剿灭”红军。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突兀地修改其“进剿”思路，军事上的挫败及“剿共”遇到的困难自是直接诱因：“各部追剿队皆乏盐与药料，淡食已数日，运输不便，匪又节节阻碍，地形不熟，民众附匪，落伍兵与病兵皆在途中，为乡中农匪所杀害，故各部视剿匪皆为畏途矣” [67]；同时，在第一线实地接触中共后，其对红军原来多少存有的轻视心理终于一扫而空，意识到解决红军绝非一朝一夕所可致。更重要的，正如他发动“围剿”与政治需要密不可分一样，其立场改变和政治考虑也息息相关。无论表面唱出多少高调，蒋内心其实很明白，此时对其最高统治地位形成直接威胁的并不是中共，而是国民党内有可能取而代之的地方实力派。就蒋而言，如果能在“剿共”战争中轻松取胜，形成在国内政争中的重大加分因素，自然求之不得，但如付出实力代价又并无多大进展可能，则一定要细加掂量。所以，虽然蒋在接到两广方面诋其“剿共”不力讯息时大声喊冤：“闻粤伪府已下讨伐令谓余联共，谓余剿匪不力，呜呼，天下尚有此忍心之叛徒，以诬陷人过至此者乎！”[68]但两广方面的这种说法其实也未必纯为诛心之论，同样的怀疑处处可见。即连他的亲信部下陈诚对其态度似也并无把握，“围剿”期间曾在家书中说到，对中共“如能继续追剿，不出一月当可根本肃清。惟不知中央能具此决心否？”[69]
历史真是十分有趣，莲塘、黄陂两役后，当蒋介石唉声叹气、忧惶动摇时，中共方面自身评判也不乐观，苏区中央局指出，7月底以来，红军“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刻”。[70]也就是说，虽然莲塘、黄陂两役红军取得歼灭战的胜利，但红军总体上的被动态势仍未彻底改变，当国民党军以绝对优势兵力转向东面的黄陂，密集压向红军时，红军处境仍然十分艰难，红十二军东进乐安的疑兵事实上并未能调动国民党军主力。[71]究其原因，首先当然是由于国民党军兵员上的绝对优势；其次红军活动范围局限于老根据地，活动空间有限，这也使红军和国民党军始终如影随形。
当时，蒋介石并不知道红军的真实处境，或者说，即使内心明白也无暇顾及。宁粤冲突日渐激化，粤方扬言北进，同时北方石友三及阎锡山、冯玉祥动作频频，都令蒋介石颇为头疼。在各方巨大压力下，8月初，蒋一度认真考虑过辞职问题，并对辞职后的政军系统布置提出计划：“顾长苏，蒋长浙，朱长闽，熊长赣，鲁长沪，四军团移浙，二军移苏，一军团移汕，三军团移闽，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一第十四第廿三第五十三第廿六路第四十七第五十四第七十七第廿八各师暂驻江西。”[72]8月上、中旬，蒋对红军基本处于围而不攻状态，其中原因，固有对红军战斗力惧怕的因素，更有怕与红军作战实力受损影响其应对广东进攻的担心，同时国内政局不明，蒋自身进退出处难定，红军的存在对蒋也实在难言祸福。8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阎回晋后北方尚在酝酿中，江西赤匪未平，豫南吉部谋叛，两广逆军思逞，湖南态度不明，此五者应研究而熟虑之。”[73]8月20日蒋日记中记有：“近日最急者为吉鸿昌部处置问题，其次为商震，杨爱源、孙楚之位置。”[74]看来，又到了蒋通盘考虑抉择的时候了。
在对红军围而不攻的同时，蒋介石命令各部对已占领的中共老根据地大肆烧杀。16日，蒋电陈铭枢，表示：“清野焚毁之策，中极赞成。请兄详细计划准备完妥后即令各部队切实施行。限十五日内焚平完毕可也。”[75]同时指示焚烧办法和地区：“毁平匪区办法应切实计划派员负责监督，分区施行。如今日得将中坪之匪击破，则第一纵队担任龙冈城冈以南古龙冈、琵琶陇（含内）、江背洞、龙冈头以北地区；第三纵队担任安福硕田江口以北至大金竹南坑地区，其在龙冈东固西北地区由第二纵队与该守备队任之。”[76]“小布及其以西之南坑圩与其以南之蔡江圩以及肖埠源头南陵各圩应皆平毁。”[77]对赣西南根据地中心东固更为残酷，具体执行的指挥官汇报：“奉层峰电令，以东固匪巢人民匪化已深，无法挽救，着以东固为中心点，纵横二十五里一律平毁净尽，格杀无余。”[78]
置红军主力于不顾，却一心拿普通民众开刀，蒋在日记中对此提出的解释是：“此时一面烧山焚巢，一面分饬构筑据点，一面开路，不计其时日，不问其地区，求歼灭主匪可也。以计度之，老巢皆为我占领焚毁，匪乃不得设施活动，其粮秣亦必不多，如展其时日，则未有不为我军歼灭也。”[79]这粗看很像是守株待兔的近代版，不过如想到另一个成语敲山震虎，或许就可以对蒋介石此时的“烧山焚巢”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在判断无法消灭红军后，赶走红军于蒋而言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他在给熊式辉的焚烧命令中所说：“对匪巢只有焚烧，才能解决，请派飞机设法暂停轰炸，而专用火油在欲烧之区域内……每区约焚三日，使匪恐慌，不能立足。”[80]如此看，8月中旬蒋介石日记所写：“据报匪向东窜，果不出所料，但无兵可派，恐其漏网耳” [81]，此中涵义，似不无可琢磨之处。
蒋介石的用心，当年正与其交手的中共自无可能想到，短暂向东后，8月中旬，中共又从国民党军十里缝隙中折回兴国均村地区。国共两军在互不摸底的情况下，继续在老根据地赣西南的大山中周旋。
四
8月底，形势再变，因蒋介石恋栈不肯下野，粤方动员日急。2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其对局势发展的应对构想：“据各方消息，两广已动员攻湘，约计下月初侵入湘境……决计抽剿赤之兵以当叛逆，预料时局开展，解决之期，不出一月也。电召敬之、真如来省商决方略：（一）叛逆攻湘，我仍专心剿赤；（二）尽撤剿赤之兵对付叛逆，以求先灭叛逆再清赤匪；（三）维持剿匪现状至抽出主力援湘，此三者决定其一也。”[82]9月1日，粤桂联军下入湘动员令，并联合反蒋的唐生智军队，开始进兵湖南。4日，南昌行营决定大规模收缩兵力：“所有剿匪各军，除以一部就地监视匪军外，其余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集结，准备讨逆。”[83]国民党军开始全面的战略收缩。历史的因果有时其实难以截然厘清，表面看，是广东的出动使蒋停止了进一步的“进剿”，但实际上，从前述蒋的种种动作看，有理由相信，这也未尝不是为蒋提供了一个下台阶的机会。所以，9月1日，当蒋得到两广出动消息时，他的反应是：“据报两广逆军果已于上月杪集中攻湘。闻之忧乐交集，以果不出我所料，而灾情如此，赤匪未消，而彼叛逆冒此大不韪，不惟加重灾黎苦痛，且为外部敌国所轻笑，如此乘灾乐祸背叛革命，非使国亡种灭而不止，岂不可痛，然其一出两广，无所凭依，是诚自取灭亡。”[84]“忧乐交集”这四个字，或许并不仅仅如他自己解释的那么简单。
9月，红军抓住国民党军战略收缩的机会，于7日与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的第六十师、蒋鼎文的第九师在高兴圩地区发生激战。关于此役，蔡廷锴报告，与红军“三四万人激战肉搏数十次”终将红军“击溃”。[85]陈铭枢随后则报称：“本月虞辰我十九路军及第九师在兴国之西高兴圩、益田、长迳口、墩田、老营盘一带与匪第三、四、五、七、八、十二等军朱、毛、彭、黄、林、罗、李等全部五万余人遇战，亘两昼夜，剧烈异常。自虞夜至庚未，匪更以主力密集部队反复向我高兴圩之六十师冲锋肉搏二十余次。蔡军长廷锴亲率部队迎战，均将匪击退。”[86]其实，当时红军主力全部兵力仅3万人，投入黄陂战斗的部队总计不足2万人。从蔡廷锴的三四万人加码到陈铭枢的5万余人，是国民党军的一贯作风，此无足怪，不过，国民党方面在高兴圩一役确有所得应属事实，蒋介石在两天后的日记中记载：“得剿赤报告，第九师独立旅与十九路死伤虽大，但赤匪伤亡数目倍于我，赤匪受此打击，不难歼灭。”[87]国民党方面后来编辑的战报称此次战斗“实为剿匪以来最胜利最激烈之血战”。[88]
关于高兴圩一战，国共两方面的资料可以相互印证。红四军林彪、聂荣臻战斗刚结束时报告：“此次战役损失较大，职军及三十五军、三十五师，现收容之伤病已有六百左右，但还有一小部分在阵地未及收容。阵亡的数目不知……全军共计伤团长六名，阵亡两名，其它尚未统计。”[89]据红一方面军战斗结束后统计，此役红军阵亡军官121名，士兵794名，负伤军官268名，士兵1672名，失踪被俘官兵333名，伤亡被俘总数达三千余人。[90]如此损失对于当时实力非常有限的中央红军而言，确实不可不谓重大，后来第五次反“围剿”中广被诟病的广昌战役红军损失是4000人左右。苏区中央局的报告对此战的说法是：“因侦察不考究，力不集中，左翼虽消灭蒋鼎文三团，但我中右两路与蒋蔡两师血战七昼夜，成相持之局，敌我伤亡各二千余人。”[91]毛泽东后来曾明确表示：“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92]而在早期毛泽东著作的版本中，他还有更进一步的说法：“高兴圩、水口圩一类的战役是不足为法的，历来都认为是失本生意，我们的经典是必须有所缴获。”[93]
高兴圩战斗，再一次给了国民党方面扭转战局的契机，但一如“围剿”之初，在机会面前，蒋介石仍然没有表现出把握机会的敏感和果断。十九路军很快退回兴国，各方面的撤退仍然按部就班继续，这固然和粤方对湖南正加紧进攻有关，但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应变能力的严重不足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倒是红军方面没有为一时挫折所吓阻，仍在继续寻求机会打击退却中的国民党军。15日，红军在方石岭一带向蒋鼎文的第九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发起进攻。蒋鼎文部一个炮团和辎重部队被歼，韩德勤部被击溃散。韩德勤报告称：“赤匪侦知职师与九师向东固前进，遂以全力向老营盘方面星夜东移，向我袭击。职师苦战竟日，率以弹尽援绝至遭惨败。”[94]据接战的红军部队战斗结束后统计，此役俘虏军官71人，士兵3187人，自己阵亡官兵仅63人，伤234人。[95]方石岭一战，红军方面以极小的代价获得全胜，堪称第三次反“围剿”以来扬眉吐气的一仗。
当蒋介石选择在“剿共”战场全面后撤时，对粤方的布置却在加紧展开。9月12日，蒋介石通过同桂系李、白关系密切的吴忠信联络汪、桂，嘱其告粤桂方面自己愿意下野：“介石望和之意甚切，惟望不用武力强迫方式，更易进行。”[96]粤方收到蒋介石的示意后，随即将部队后撤。9月17日，陈诚写道：“昨接各方情报，粤逆已撤兵，果是，一时或不致动干戈。惟此不过迟早问题，终非党国之福也……闻总司令明日可抵赣，此后或先行讨逆，或继续剿匪，均待总司令到达后方能决定。”[97]陈诚的疑问，在次日蒋介石的日记中有明确的答案：“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暂停“剿共”军事已成定局；“对粤决令十九路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共为四届委员，余在四全会中引咎辞职，而属陈蒋蔡等应之，如粤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98]这是蒋日记中罕见的自曝阴谋的一段，别具意味，透露出其对粤方承诺的所谓下野纯属缓兵之计，真实意图是准备以十九路军和陈诚十八军南下钳制广东，再演一出假意下野、武力拥戴、逼粤就范的好戏。显然，蒋介石对付党内纷争比对付中共更有办法，而他9月18日重返江西的目标已不在中共而在粤方。
在蒋介石预定的这场戏中，衔命准备南下的陈铭枢是唱红脸拥蒋的绝对主角，不过，蒋介石不会想到，此前不久，陈铭枢正跟邓演达联系，“决定利用蒋要我出兵图粤的机会，另开局面……占领东港和闽南一带，然后推蔡元培领衔，我与择生共同署名，发表对时局宣言，呼吁和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相号召；对宁粤双方则采武装调停办法，建立第三势力，以图控制整个局势。”[99]虽然邓演达被捕后，该谋划即告中断，但陈此时提出十九路军南下潮汕，不排除是其为实现原计划而耸动蒋介石作出的决策。如果事态真的如此发展下去，这场戏又不知该如何收场了。
“九�一八”事变终止了这一切。事变给了蒋介石冠冕堂皇停止第三次“围剿”的理由，也使宁粤间包括陈铭枢不再抱其他想法，只能在一致对外的旗帜下坐到谈判桌前。与此同时，红军“因各次战役，特别高兴一役，损失过大，若继续作战，必然精华过损，决定结束三期战争。各部退却之敌，只以地方武装担任追击，主力则移瑞金整理”。[100]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就此结束。
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是在国民党内部再一次发生严重分裂的背景下进行的，虽然相对中原大战前，这次分裂没有演变为宁粤双方的军事冲突，但武力相向的可能始终存在。冲突刺激了第三次“围剿”的迅速展开，并意外造成国民党军有利的形势，但也严重影响着蒋介石的“进剿”决心，使其在遭遇挫折后立即选择保存实力。这其中的曲折变化，鲜明印证了毛泽东当年所论述的红军之存在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民党内部的冲突：“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101]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的进程与国民党内部的动荡离合密不可分。
由于指挥者对自身优势的善加运用及战争决策中的天才表现，中共方面第三次反“围剿” 涉险过关，结局堪称圆满，但也存在不能不正视的问题。反“围剿”期间，红军损伤“约六千人” [102]，这对于总数仅为三万的红军来说显得大了一些，如果没有宁粤冲突的因素，红军独力打破“围剿”的难度应可想见。从第三次反“围剿”的经过可以看出，其成败常在一线之间，内线的根据地内的作战虽然有地利人和的优势，但在国民党军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压迫下，充分发挥的可能性已经受到相当制约，单纯依靠大胆、灵活的指挥其实也隐含着失手的巨大风险。所以，毛泽东后来说：“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103]这既是针对第三次反“围剿”后国民党内部整合加强，红军作战环境更为艰难而言，同时也应是大战之后的有感而发、经验之谈，论史者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苏区地域有限，资源不足，面对国民党军的压迫，可主动选择余地不大。国民党方面如利用其整体优势，对苏区采取封锁政策有一矢中的之效。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国民党方面从中共被俘人员口供中获悉：“匪区内除瑞金一县有少数货物买卖外，在他各县荒凉万分，若我中央能以此时一面给予政治上之宣传打击一面施坚壁清野封锁外物运入，则不出一年，不打自灭。”[104]这确非危言耸听。准备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已经针对红军这一弱点，指示派出的宣传人员：“调查敌人所需要的东西，如同盐的来源等。现在匪区都给我们包围了，如果过一两个月不许使他们和外面交通，那他就没有盐吃了。”[105]随着战争的进行，蒋这一想法不断强化，围困红军的设想在其日记中时常出现，虽然这其中不无拖延“剿共”的政治用心，但并不妨碍其在蒋思想中留下印迹。国民党、蒋介石所作的如上诸种转变和思考，将为接下来国共间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增添远为复杂的内容。 | 
发表于 2007-10-15 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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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6 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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